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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山东 | 李慰农：报国一生为工农
报国一生
为工农
李慰农
李慰农，原名李尔珍，化名锄斧、厄尔曼、王伦，1895年9月23日出生在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庙岗乡油坊郑村一个农民家庭。1904年入私塾读书，1915年考入安徽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改名慰农，立志以实际行动告慰苦难的农民大众，为振兴中国的农业、拯救农民出苦海奋斗终生。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初到山东工作。1925年7月29日深夜，李慰农被奉系军阀张宗昌在青岛杀害，年仅三十岁。李慰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也是我国较早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
临危受命
1924年，国内革命形势发展迅猛，急需党的干部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年底，仅在莫斯科学习深造一年的李慰农，奉命启程回国。抵达上海后，党中央立即派他以胶济铁路总工会宣传指导员的身份，到山东工作。
1925年2月8日，青岛四方机厂1000余名工人在邓恩铭的领导下，巧妙地利用胶济铁路局的内讧，成功举行了持续9天的大罢工。在罢工中，四方机厂工会公开宣布成立。全厂1500余名工人全部参加了工会。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速发年终奖金等条件全部实现，四方机厂工人罢工取得完全胜利。在四方机厂工会的基础上，胶济铁路总工会宣告成立，有力地推动了青岛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胶济铁路总工会的影响下，1925年3月，内外棉纱厂、隆兴纱厂、钟渊纱厂、富士纱厂、啤酒厂、祥泰木厂、铃木丝厂及水道局、电话局等工厂企业工人，纷纷成立工会。青岛工人运动的高潮到来了。
青岛党组织在总结四方机厂工人罢工经验的同时，因势利导，及时抽调力量开展纱厂的工作，秘密组织工人积极分子建立了工会。在青岛党支部的领导下，4月19日，大康纱厂5000余名工人举行了青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罢工，提出了承认工会为合法组织、改善待遇、保护童工和女工等21项复工条件。
大罢工开始后，中共山东地执委的领导成员尹宽、王尽美、王翔千、刘俊才、王用章等几乎全部聚集青岛，指导罢工。李慰农留守济南，主持日常工作。
中共中央对青岛的工人运动极为关注。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第29号通告，指出青岛工人罢工的成败，关系到北方劳动运动和上海的工人运动，影响巨大，要求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和革命团体，起来声援青岛的工人罢工。中共中央还从上海派工会代表携巨款到青岛慰问罢工工人；全国铁路总工会一面发出声援通电，一面派人携款来青岛。津浦铁路、京汉铁路总工会也汇来巨款，支持罢工工人。
5月4日，正当罢工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青岛党组织负责人、罢工主要领导人邓恩铭不幸被捕，几天后被青岛当局驱逐出青岛。在这严峻时刻，地委决定由李慰农以中共青岛地委书记的身份立即来青岛，接替邓恩铭领导青岛党的工作和罢工斗争。李慰农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接下了再掀青岛工人大罢工高潮的接力棒。
不辱使命
李慰农化名王伦，来到青岛，直接住到了工人集中的四方区。日本厂主开始态度强硬，坚决不与工人妥协，但罢工时间愈长，日本资本家的损失就愈大，而且雨季很快到来，机器面临着锈蚀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厂主通过商会表示愿与工人商谈复工条件。李慰农与有关人员研究后，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派人与厂方进行谈判。5月9日，经过激烈的谈判，日本厂主被迫在改善工人待遇、不打骂工人、增加伙食费、增加休息时间等9项条件上签字。罢工取得重大胜利。工人们举行了隆重的悬挂工会牌子的仪式，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工人团结万岁”“工会万岁”等口号。大康、内外棉、隆兴纱厂工会的牌子在锣鼓鞭炮声中高高挂了起来。
日本纱厂工人第一次大罢工胜利结束后，李慰农将主要精力投入对党、团、工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上。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和组织，5月中旬，他在工人集中的四方地区建立了中共四方支部，由他担任支部书记。并先后在四方机厂、水道局和四方三大纱厂等吸收纪子瑞、李德根、李敬铨等10余人入党，增强了党组织的力量。同时，李慰农以设在四方的党的秘密活动点三育小学为中心，利用夜校的形式，组织党、团员和工会积极分子进行学习。
5月中旬，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到青岛视察工作。李慰农向刘少奇汇报了青岛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发展情况。刘少奇指示，要最大限度地把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工会是工人的台柱子，只有把各业工会组织起来，工人运动才能形成巨大力量；动，大家一起动，停，大家一起停，要有领导有组织地向反动势力作斗争；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随时准备应对敌人的反扑。
正如刘少奇的判断，日本厂主虽被迫在协议上签字，却无意执行，不仅不履行已承诺的复工条件，还强行开除50余名工会代表，并要求胶澳当局将这些代表驱逐出青岛。日本厂主还唆使胶澳警察厅出面摘除工会牌子，并以关厂威胁工人，导致第二次同盟罢工。
第二次同盟罢工爆发后，正值夏季，工人不上班，机器锈蚀，日本资本家损失惨重。因此，日本资本家强烈要求胶澳当局镇压罢工。日本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不断向中国政府施压。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多次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武力镇压罢工的要求。日本政府紧急调派停泊在旅顺的两艘军舰“樱”号、“桦”号火速赶往胶州湾，并“鸣炮数十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示威。同时命令停泊在佐世保的“管内”“点呼”两艘军舰满载陆战队员，整装待命。
在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威胁下，5月28日，亲日派军阀、山东督办张宗昌下令屠杀罢工工人。29日凌晨，在内外棉纱厂门口，士兵根据张宗昌“打死人不要紧”的命令，开枪屠杀罢工工人，造成当场死亡8人、重伤17人、轻伤无数的青岛惨案。75名罢工骨干被逮捕，3000余名罢工工人被押解回原籍，四方地区一时腥风血雨。
青岛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李慰农立即组织胶济铁路总工会沪青惨案后援会，发动工人积极分子在济南、青岛、张店、坊子、高密等地，在列车上、城镇街道上、农村集市上，到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罪行，并发动捐款，救济罢工的阶级弟兄。这一行动，壮大了革命力量，加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团结。
壮烈牺牲
正当青岛和全国各地的爱国反帝斗争继续深入发展的时刻，日本驻青领事与日本资本家加紧了密谋策划，伙同青岛市商会盛宴招待反动军阀张宗昌，并授给30万元重贿，要他扑灭工人斗争的烈火，杀害李慰农。四方机厂工人、共产党员傅书堂发现警方行动异常，当即告知李慰农。李慰农得知消息后，认为此次张宗昌来青岛，很可能要对青岛工人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他立即指示党组织和各厂工会做好应对事变的准备。张宗昌在接受了中日反动派30万元的贿赂后，决定再次大开杀戒，捉拿李慰农和胡信之以及其他罢工骨干。从1925年7月26日起，反动军警奉命赴四方镇压罢工。四方、沧口地区实行戒严，交通中断，整个区域被搜查，反动军警任意闯入工人家中，翻箱倒柜，工人多受殴打侮辱。
事态危急。7月26日夜晚，当李慰农去小鲍岛布置应变措施返回四方住所时，发现警察、暗探已把四方河西沿一带严密封锁，并在逐户进行搜查。这时，要躲避还来得及，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存放在家中的秘密文件和全市党员名册。于是，他急忙赶回家中，用桌子将门顶住，把所有文件点火烧掉。当反动军警涌进他家时，地上只剩下了一堆灰烬，敌人将他逮捕了。
当天深夜，李慰农被敌人押往胶澳商埠警察厅看守所审讯。敌军法处长袁致和说：“你可知道，毁了日本人的买卖，张督办（张宗昌）可是不答应的！”又问：“你一个外地人跑到青岛来干什么？”李慰农斩钉截铁地回答：“青岛是中国的青岛，是山东的咽喉。我要和青岛人民一道，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走狗。”袁致和威胁李慰农说：“看你长了几个脑袋！”李慰农毫不畏惧地说：“我只有头一颗，然而革命党是杀不绝的。”袁致和要李慰农供出在青岛的“同党”。李慰农说：“青岛的工人全是我的同党。”敌人无计可施，把李慰农拖到地下刑讯室，用浸透水的皮鞭轮番毒打。但是，这位身体消瘦、意志却无比坚强的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呼喊，没有流泪，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而是乐观地用法语哼唱起《国际歌》和《马赛曲》。1925年7月29日凌晨，敌人将李慰农押往团岛，秘密枪杀。
当噩耗传到上海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执委扩大会，陈独秀提议暂停会议，为烈士致哀。会议还作出决定，搜集李慰农烈士事迹，号召全党学习。中共北方区委也秘密召开追悼会，追悼李慰农烈士。全国铁路总工会出版《革命战士集》，为李慰农烈士立传，号召革命同志学习。周恩来1928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经深情缅怀李慰农说：“在青岛大罢工中牺牲的王伦，就是李慰农。他是中央派去青岛领导工人运动的，是名党性很强的好同志。”
“浩浩长江天际流，风吹乐奏送行舟。问谁敢击中流楫？舍却吾侪孰与俦！”少年时期的这首诗作，成为李慰农英勇豪迈的革命精神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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