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5日晚七点半，由北外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和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亚洲文化”系列讲座2017年第三讲在逸夫楼203教室成功举行。复旦大学历史系司佳教授做了题为“《三字经》与近代中西语言文化接触”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李真副教授主持。

司佳教授从同学们所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三字经》入手，首先在宏观上使同学们认识到此《三字经》并非我们所熟知的“人之初，性本善”，而是新教传教士在文化适应策略下对中国传统蒙学形式进行学习、结合西方基督教教义而进行的新的创作。

司佳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传统蒙学《三字经》的外译情况，18至19世纪，《三字经》的西文翻译有十三种之多，如英国传教士马兰（S.C. Malan）的英译本《三字经》（1856）、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所译法语版《三字经》（1864）、英国汉学家翟理思（H. A. Giles）所译《三字经》（1900）等。司佳教授指出，西方通过翻译中国传统蒙学《三字经》，既可以学习中国语言，又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

司佳教授接下来由此引出历史上还曾出现过的其他三字经，如麦都思（W. H. Medhurst）基督教《三字经》（1823）、《训女三字经》（1832）、太平天国三字经（1855）、清末新学/时务三字经。它们均采用了中国传统《三字经》三字一读的形式，且与传统文本字数相当，即篇幅在1200字左右，在内容上则加以改变创新。如洋务运动中清末新学/时务三字经，即意在传播新学知识，故在内容上抛弃了传统的内容，将中国定位为“世界的中国”，而这些正是当时新型知识分子所关心的内容。

接下来，司佳教授重点介绍了于1823年在巴达维亚出版的麦都思的基督教《三字经》。麦都思作为新教传教士，本着适应性的传教策略，基于对中国概况的了解，很快便开始重视蒙学《三字经》。华人教会学校、南洋华人移民后代识字教育的需要，以及此前新教传教士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等对问答文体的翻译与教学运用的失败，都使得麦都思开始运用《三字经》的形式，以调和识字需要与宗教传播之间的矛盾。

司佳教授重点从“互文性”与形式内容两个方面对麦都思的基督教《三字经》进行了分析。首先，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指马礼逊、米怜、麦都思所译各版本之间，无论其文体如何不同，或问答体或小说体或三字经体，其在内容上都互相接近，即都为基督教教义，且都体现了其在创作中对受众的关注，更是新教传教士适应性传教策略的体现。其次，在形式与内容上，司佳教授重点强调了版本校勘的研究价值。从1823年至20世纪20年代，麦都思基督教《三字经》先后在巴达维亚、新加坡、香港、宁波等各地再版与重版，包括方言本在内共有32种。各版本之间在细节上，尤其是用词方面又有着细微的变化，如对“上帝”的翻译上先后便有“主”、“神主”、“上帝”等多种。麦都思基督教《三字经》正因其因袭了中国传统蒙学《三字经》的社会功用，尤其是针对南洋华人劳工与船民受众，使识字教育与宗教传播有调和的余地，成为英华书院1820年以后使用的基础识字课本，为在南洋地区争取信众与应对文化竞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除麦都思的基督教《三字经》之外，司佳教授还对《训女三字经》与医学传教进行了简要介绍。她通过麦都思夫人的妹妹、号“马典娘娘”的Sophie Martin所作的《训女三字经》与1864京都英国施医院（Peking Hospital）《三字经》两个例子以及丰富的图书图片资料使大家对新教传教士对女性的教育情况与医学传教的范例有了深入的理解。

最后，司佳教授对整个讲座进行总结，即晚清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所运用的文化适应策略，以及在创作《三字经》时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使我们对于当时的传教状况有了进一步了解。正如李真老师在讲座结语中所说，通过对文本的细致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其中蕴涵的社会历史宗教背景；而三字一读的这种易于诵读和记忆的文本在当时虽是一种极佳的传播形式，但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基督教思想的精准表达与书写，这其实也给予我们新的启示，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文化传播过程中，需要不断结合内容对形式加以创新，才能更好地推动文化在异域的交融与接受。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16级硕士研究生陈硕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