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进城，你准备好了么？

疫情期间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野生动物进入城市的现象。那么当疫情结束，人类恢复以往的活动，动物还会退回到它们之前的领地么？在保护生物学学者、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看来，对于某些动物，疫情带来的是一个永久性的改变。它们一旦学会了在城市中躲避车辆、耐受噪音、翻找生活垃圾，就不会轻易再走了。

王放认为，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选择在城市“安家”。城市生态恢复的同时，周围的郊区反而会因为要支持城市的运转，增加了各项建设，生态恢复的速度甚至会慢于主城区。这两个原因叠加在一起，让城市对周边的野生动物来讲，更加具有吸引力。

“人与野生动物相处在同一个城市，并不必然就会存在矛盾。彼此保持距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来营造‘动物友好’的城市景观，让野生动物能够在城市的环境中安全地生活下来。”

口述｜王放

整理｜丘濂

喜欢大自然，是孩子的天性，恰好我小时候的家庭氛围非常宽松。北京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城市。我家住在地坛公园附近，幼儿园的时候我会去那里寻找猫头鹰；小学二年级，父亲从俄罗斯结束访问学者后回国，给我带了两件礼物——一个显微镜和一个望远镜，于是我一下子能看清两个尺度的世界。我把植物之类所有能切成片的东西塞到显微镜下，望远镜更是会挂在身上，随时方便看鸟。

中学时，我学会了骑自行车，活动范围就更大了。我和另外一些孩子会结伴到昌平、延庆那些北京的远郊区县进行“探险”，在山里见过野猪的粪便。回想起来，那些都像是宫崎骏动画片里的场面；大学我在北京大学读书，课业负担重，反而不能走太远。于是我就在校园里看鸟、松鼠、刺猬、黄鼠狼等等，观察自然成为调节压力的一种放松。自然观察最大的诀窍就是你守住一个地方，然后认真地去看、去听就行了，一定能收获到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东西。

保护生物学学者、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

当我在北京走的地方多了，我就发现了一个水泥丛林之外的城市，它同样具有自然的面貌——北京超过一半的面积是山区，周边有海拔两千多米的山峰，还有永定河、潮白河、拒马河这样宽阔绵长的水系。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北京也是个具有生物多样性的地方。所以北京不仅是一座拥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城市，还是许多野生动物的家园。

我目前在复旦大学教授保护生物学，并且组织起一个野外生态和保护生物学的研究团队。加入我团队的学生们都对未来的科研场景有着十分美好而浪漫的想象：在青藏高原上开着吉普车追寻雪豹的踪迹，或者在四川秦岭的山区里和大熊猫朝夕相处。如果我要是提醒他们关注城市生态，那他们多半会十分疑惑——我来学这个专业，不就是为了追求像诗一样的荒野么？

那么为什么要关注城市生态？城市里总有非常多的变化发生。一个规划或者一个设计，就能让有的动物消失，而有的动物如鱼得水。在荒野里可能需要一二百年才会经历的行为习性改变，在城市的环境中可能十年就能够迅速完成。对于一个生物学者，身处这样一个高速变化的“实验室”，能够捕捉和总结规律，具有挑战，也十分迷人。

在鸟类迁徙时节，天鹅这样少见的野生鸟类也会

暂时出现在城市之中©王放

我常说，多样性是世界的本质。从实践层面上，理想的生物多样性管理并不是把人和野生动物区隔开，把动物像是供养在一个玻璃瓶子里面一样。生物多样性需要和人类共存，城市就是一个要解决共存问题最迫切的区域。荒野里动物有空间可以撤退，城市里人口和建筑物密集，动物无处可逃。这里的生物多样性管理难度要更大，也让我们觉得应该承担起这个迫切的责任。

我对城市生态的关注从一种兴趣式的“副业”转变为正儿八经的行动大概是在2006年，我还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因为我经常在校园里观察动物，我看到校园里正在有些不那么正确的事情发生，比如把自由生长的灌木丛铲掉，变为草坪。起初我们没有意识到变化来得那么快。但是当草坪上开始成规模地喷洒杀虫剂和除草剂之后，不到一两年年的时间之中，螳螂、达乌尔黄鼠、萤火虫……不少生物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了。

于是我和另外几位同学给学校写信，为校园里的绿化规划提出建议——校园有这么好的城市生态系统，如果能用合适的方法去维持，它是有生命力的，可以自然而然地按照自身的规律去维持。后来，这封信的建议真的被学校采纳了。

北大-颐和园-香山构成了一片连绵的自然野地©王放

今年年初有一部BBC主持人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担任解说的纪录片很有意思，叫做《地球改变之年》，它记录了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的一年世界各地发生的变化。你可以看到随着人们居家办公，零售业店铺紧锁，空空荡荡的城市开始被野生动物占领：南非的圣卢西亚，一头河马正在前往加油站；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公园里，胡狼在草坪上游荡；智利的圣地亚哥，美洲狮在街道漫步。这些画面传递出一个信息——疫情期间是“人退兽进”的状态。那么当疫情结束，人类恢复以往的活动，动物还是会退回到它们之前的领地。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中，企鹅蹒跚地穿过开普敦的街道©Apple TV+

在上海，貉数量的持续增多似乎就讲述了一个相反的故事。貉，就是成语“一丘之貉”的主角。它是一种古老的犬科动物，体形介乎于狐狸和狗之间，长得却有点像浣熊。疫情最早爆发的那半年，正赶上它们的繁殖。这一批小貉在人类活动很少的世界中出生，接着便在城市里找到了若干适宜的栖息地，快速完成了种群的扩散。当疫情缓解，人类活动逐渐恢复，我们蓦然发现貉的分布，从原来只在上海二三十个小区才能看到，变成了松江、闵行、青浦等150多个小区都报告有貉的踪迹。现在上海貉的数量很可能已经超过了3000只。因此，在貉的案例上，疫情带来的是一个永久性的改变。这些貉一旦学会了躲避车辆、耐受噪音、翻找生活垃圾，就不会轻易再走了。

为什么貉可以如此迅速地在城市扩散？这种犬科动物的食性很广，它既能吃素，也能吃肉，而且小到蚯蚓、甲虫，大到鸟兽。它还能消化一定程度的淀粉。学界过去都认为貉是一种胆小怕人的动物，但事实是貉充满了冒险精神和学习能力。就像在某些投喂猫粮比较严重的小区，貉可以共同分享猫粮，和人类之间也形成了一种依赖关系。

我们会诱捕一些貉，来给它们佩戴GPS的定位颈圈进行追踪。在几次诱捕过程中，貉并没与表现出我们想象的极度恐惧甚至应激。当被诱捕到笼子里面的时候，它们甚至有闲心研究笼子里面的小机关和杂草，而且常常满怀好奇地看着我们，身体很放松，呼吸也很平缓。整体来说它们显得随遇而安。我们甚至怀疑，这些貉的免疫系统和遗传机制，已经伴随着对城市的适应，发生了某些改变。

在小区成群出没的貉©王放

那么面对貉给日常生活带来的这种永久性的改变，人类应该怎么做？我们深入各个小区，了解貉的数量的同时，调查居民对貉的态度。在貉还很少的小区，居民看到我们展示貉的照片，都觉得新鲜和好奇，“身边还有这样可爱的动物！”可是当貉的数量不断增加，居民的态度就变得差异而复杂：住在一层的居民可能晚上会被貉的叫声吵醒，但高层就没所谓了；养狗人士可能在遛狗时会发现貉会和自家的狗来对峙，而投喂流浪猫的爱猫人士则会因为貉和猫因抢食发生冲突而不满；一般的成年人并不害怕和貉相遇，但家里有老人或者小孩，就要操心他们被貉跟随的时候，貉的小脑瓜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们会尝试告诉市民关于貉的习性状况——比如它们土生土长于上海这个城市，多少年前，它们就已经在这里了，其实是我们闯入了他们的栖息地。如果我们不去过分地靠近，我们跟它们是相安无事的。

但更长远的工作，必须通过扎实的数据和合理的科学分析来实现。通过数据和分析，我们希望摸清楚貉的数量是如何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由此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黑夜外出活动的貉©王放

从数量来讲，每公顷貉的数量在一只左右或者更低，这是一个人和貉都互不侵扰的自然状态，也和自然界之中的环境承载力更为接近。假如上升到每公顷有3只到5只貉的时候，这个小区的貉种群会显得“过量”，居民会不断与貉相遇，引发潜在的担忧；而在5只以上，甚至10只，这个小区的居民就会不堪其扰。在松江的一个小区，貉的数量在高峰时居然达到了60到80只，按照面积计算超过了每公顷8只。背后的原因，是热心市民主动向貉投喂猫粮。这导致小貉无法扩散、附近社区的貉向一个区域集中，引发了大量貉之间的争斗行为，也激起了野生动物和市民的矛盾。

我们和市林业部门、小区管理者一起，反复劝阻市民可以停止对貉的投喂。可是有的居民还是希望能继续喂猫，这怎么能有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热心市民做了一个摆放猫粮的架子，这样猫能够跳上去吃到猫粮，但是貉的跳跃能力很差，所以它们吃不到。这样它们找不到东西吃，就会跑到别处觅食，数量就会下来了。

生活垃圾的管理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在貉泛滥的小区里，垃圾的分类和投放都需要规范。另外有的一层居民喜欢种菜，要知道那些瓜啊豆啊都是貉源源不断的食物来源。那么为了避免貉的过度繁殖，是不是可以改种纯粹的观赏植物？或者将这片空地改为一个运动空间？倘若能够改善这些细节，就会增加几分人和貉之间的距离，大家相安无事地共处在一个世界里边。

在小区垃圾站附近徘徊的貉©王放

这些事情说起来简单，但是背后是全市范围的貉分布调查、基于空间自相关的数学模型评估、几百份社区调查、以及大量和市民的直接沟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和上海林业主管部门一起，在摸索我们国家第一个城市人与大中型野生动物长期共存的管理方案。

近两年不断发生人们在城市遭遇外来野生动物的状况。这其中，有的是偶发的单一事件，有些则背后具有着共性。比如，全国瞩目的、发生在云南的亚洲象进城，和西双版纳的森林破碎化和自然保护区无法很好地覆盖低海拔地区有关。这个突发事件，是这两个因素长期作用下的一个结果。

貉这样的犬科动物因为对城市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而在城市里成为具有生存优势的物种。世界范围内，同样进城安家的犬科动物还有欧洲的赤狐和美国的郊狼。我们预测，赤狐和野猪进城未来也会在国内的城市发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因为赤狐是一种可以生活在各种栖息地的动物，在周围有更多的山区和草地的城市，也许会逐渐看到赤狐接近我们的城区。野猪则是另一种适应性极强的动物。像是南京、杭州、深圳这些城市周围附近有山林，近几年都发生过野猪突然出现在城市之中的情形。

野猪从香港的亚热带雨林进入城市中心©CNN

当然，这些都还是体形较大的动物，小动物进城的现象一直都在持续不断地发生。上海的赤腹松鼠数量也在增多，但是因为它们体积小，造成的危害可控，长相又很可爱，所以人们并不太会介意它们的存在。上海几乎每个区都有黄鼠狼，北京的黄鼠狼和刺猬的数量也不少，杭州苏州和无锡有鼬獾和果子狸，只不过它们都是夜行性动物，不太会引人注意。

除了疫情之中人为活动减少，促进了野生动物繁衍扩散外，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选择在城市“安家”，也说明了生态环境整体正在发生的变化：总体来说，城市生态环境确实在变好。城市在不断增加绿地面积，建设森林公园，降低住宅容积率。北京像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建设，让城市生态走廊的面貌焕然一新；上海则有环城绿化带，有上海2035年的要达到的森林和湿地指标。

但城市生态恢复好转的同时，城市周围的郊区反而会因为要支持城市的运转，增加了水库、工厂和农田的建设，生态恢复的速度甚至会慢于主城区。那么，这两个原因叠加在一起，让城市对周边的野生动物来讲，更加具有吸引力。还有些动物可能一直是在城市之中没有远离，当城市在经历了一个大兴土木的扩张过程后进入了较为平稳的发展期，这些已经逐步适应城市空间的动物，数量就慢慢恢复起来了。

中国特有的珍稀鸟种震旦鸦雀出现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马盼超

我们发现，当城市里野生动物越来越多时，其实大家对都有哪些物种，以及它们的数量和分布是很不了解的——我们面临城市多样性数据的极度匮乏。于是在上海，我们复旦大学的科研团队和公益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一起，发动志愿者成立了一个公民科学家项目，一共有两个并行的调查：一个是围绕貉这个单一物种的，另外就是全市范围内的调查。我们挑选了12个城市公园，安装了100台红外触发相机，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城市野生动物的监测网络。

这个调查恰好就是在疫情开始前的两星期全面启动的，所以它也记录到一些有趣的变化。好比另外一个小型鹿科动物——獐，它曾经广泛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结果因为城市发展，在上海一度绝迹。上海从2006年开始有计划地向城市公园引入獐。那么我们看到，獐在人少的时候会是大摇大摆地到处活动，而当人类活动增多，它们又退回了原来羞涩躲藏的状态。

在貉在某些小区由于人工投喂出现数量爆发、甚至发生伤人事件后，我们形成了一个牵涉到居民、研究者和政府相关部门等几方利益相关者的冲突解决机制——先由专家去现场判断冲突程度和影响范围，以及是否达到了当地承载的阈值。没有达到这个阈值就是局部改善和控制，超过这个阈值可以考虑进行迁地保护。而后专家会和社区居民一起讨论，并通过现场会、联席会议的方式和市林业局的负责人一起，决定不同的区域应该如何管理。我们努力把评估、分析、讨论和决策变成相对透明的过程，既邀请公众参与、也欢迎公众监督。这样的一事一议和开放透明并不容易，但也为以后如果继续出现其人与野生动物的矛盾应当如何解决，提供了一种参考。

王放团队组织公民科学家调查城市动物©武亦乾

人与野生动物相处在同一个城市，并不必然就会存在矛盾。彼此保持距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营造“动物友好”的城市景观，让野生动物能够在城市的环境中安全地生活下来。

城市的人工池塘或者河道旁，用水泥硬化成直上直下的堤岸是个很普遍的事情。这样造成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鸟类站在旁边，却无法喝到水。你会发现，城市里一个积攒了雨水的水坑，可能会瞬间成为鸟类取水和洗澡的“宝地”。那么当气候出现变化的时候，当它们身上出现寄生虫的时候，当它们需要在群体之间社交、求偶、繁殖和育雏的时候，都需要找到水源。对这种硬化了的池塘岸边，最直接的改造方法就是加一个小小的斜坡，也许还能够在池塘里做一些简单的小突起，或者干脆在池塘中保留一些自然的树枝和杂草，这样就会看到麻雀、喜鹊、乌鸦、红嘴蓝鹊等野生动物更多地出现在我们身边。

平缓而安静的小水塘，是城市动物获取水源的重要地点

©王放

目前我们正在做的一个项目是杨浦滨江地区一条长约5.5公里的绿化带的生态恢复。这片区域过去是工厂的集中区，有肥皂厂、自来水厂、纺织厂等等，污染比较厉害。现在这片区域要完全打开，做成一个市民可以散步休憩的场所。我们则希望做一些微小的设计，让它能成为一道漂亮的景观，也提高生物多样性。

仅仅是草坪的话，生物多样性是很低的。那么假如在草地上能放上一段倒木，或者用层叠的树枝垒起一个“本杰士堆”（得名于从事动物园园林管理的本杰士兄弟的一项发明），就相当于放置了一块吸引多样生物到来的磁铁：真菌会慢慢生长起来，昆虫会钻进去，鸟类会来这个地方觅食，刺猬和黄鼠狼也都会光临这里找寻食物。

我们还能建造起“蝴蝶花园”——这个花园不能只有单一花卉，也不能是国外引进的植物，而是需要本土植物、春夏秋冬四季开花时间不同的植物来构成。这个花园会建在人们都能经过的地方，这样人们就能欣赏到蝴蝶的翩翩飞舞。在稍微远离人群的地方，我们还需要安排一个所谓的“寄主花园”，就是种有马兜铃之类的植物，给蝴蝶的幼虫、那些毛毛虫来进行供给。这样它们化蛹后，飞很短的距离就能找到那些鲜花。

北京广阳谷城市森林公园里的本杰士堆©丘濂

大家可能会担心，我们安排这些不同的植物，恢复了生物多样性，那么当人们进入到这样的环境，会不会就有很多虫子之类，给人带来干扰？其实在城市里，苍蝇蚊虫肆虐，老鼠横行的地方，才是生物多样性最差的地方。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精巧的、复杂的整体：树木能够提供荫凉、调节气温；健康的水体里会有蝌蚪和食蚊鱼，它们能吃掉蚊子的幼虫；天空中不管飞的是家燕、金腰燕还是蝙蝠，都能帮助我们控制有害昆虫的数量。

研究证明，生态系统越完整，反而我们面临的野生动物传播疾病的风险就会越少。城市生态系统很难达到一个真正像荒野里边那样稳定的状态，一直需要不断监测和小修小补。但小修小补的目标，是尽可能实现生态安全——野生动物能够和人们相安无事地共存，而完整的生态系统保障的是每个人的生活。

逐步实施生态恢复的杨浦滨江公共空间©TJ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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