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作者追远堂博客，有删节

季羡林先生以98高龄仙逝，社会各界自发的纪念活动不少，北大还搞了个灵堂，这也都似乎很顺理成章，问题是大师这顶帽子又开始漫天飞舞了。

早在两年前，季先生就撰文请辞三项桂冠：国学大师、泰斗、国宝。于季老本人而言，此举并非谦虚，而是诚实，他的学术成就不在国学，有目共睹。请辞桂冠表明了他的清醒和严肃，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敬意。

记得那时候，季先生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说过一句带点黑色幽默的妙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套用王国维先生论词的话：“着一‘打’字而境界全出。”这个“打”字确乎妙不可言，包含了季老多年来的各种感受：不安、厌烦、惶恐、羞愧、愤懑…等等，他挣扎了多年，但最终还是解脱了，可说是既艰难又简单，因为这正是人人能够体谅和尊重的人性。

平心而论，无论从思想原创角度，还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而言，季老确实只是个普通人。他是个好人，是个善良的人，是个对学术有贡献的人，在其东方学领域可能是有很大学术贡献的人，但绝不是大师。

没有大师不行，泱泱十几亿人没几个大师也太没面子了，于是就又有了大师。当代中国，走进大师庙的，大都是媒体兴风造势的结果。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为吸引眼球，往往给聚焦对象滥封盛名。本来，这些浅薄伎俩应该是一眼洞穿的，然而“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虚名纸糊不花钱，却迎合了不少人蒙尘纳垢的名利心，虚荣蒙蔽了的眼睛只见得沉重的肉身，却看不见超越的自我。

媒体与逐名者恶性互动，波澜激荡、杠头开花，于是，当代中国成了一个大师头衔满天飞的社会。有人写了几本流行散文就被吹成大师，有人仅仅因为到处演讲也居然成了大师，一时间，似乎各色人等都可以弄个大师当当。对名声贪得无厌的欲求，已经成为精神领域的一大公害，使得社会一般大众无从分辨名流们的真水平。当事者对于外界或别有用心或外行的不当吹捧，无论欣然笑纳还是安然默受，在满足虚荣心之际，他们可能忘了自己更像个欺世盗名的小偷。

大师就像世界上最美丽的罕有之花，它所需要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都很苛刻。当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怀尔斯教授证明费马大定理，花了整整八年时间，在这八年里他没有授过课，试问中国哪所大学能有这样的气度？近两百年前，普希金跟130多位情人共享情愛鱼水之欢，光是跟奥西波娃一家五位女子就都有风流韵事，试问中国社会可有这样不管他人床事的基本尊重？

另一方面，大师本身还需要一些基本的素养，例如不懈地追求自由和真理的基本品格，用陈寅恪先生的话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别看这句话被千万人传颂，真要落实到每个传颂者的具体生活中又将是何等的艰难。俄国能有萨哈洛夫，并不是依靠环境，还是科学家自己个人的风骨在其中占了主要份额。

这是一个什么都可能被廉价打折出售的时代，这也是一个什么货真价实的古董被当成赝品的时代。就像北京城南的永定门，拆了又建，饶是再富丽堂皇，赝品还是赝品；而那些真正的古董北京胡同、四合院，却眼睁睁地消失于烟尘之中。大师也一样，既然消逝于滚滚红尘的大师们没留住，那些速成的桂冠，制作再精良，纸糊的就是纸糊的。

当务之急不是多糊几个纸桂冠，而是尽可能给产生大师的环境培土、浇水，当大师出现的时候别用石头砸死他们，这才是大师之幸、文化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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