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4期

新中国的语言学事业，今年走进第70个年头。我们邀请了语言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些标志性事件，为中国语言学史留下宝贵的记录。回首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只是恋旧，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使我们在继续前行的征途上，眼界更为开阔，目光更为敏锐，方向更为精准，步履更为坚定。

——陈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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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张振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中国语言地图集》编制出版中的中国语言学话语权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签订协议，合作编制《中国语言地图集》（下文简称《地图集》），中方负责人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的李荣研究员，澳方负责人是时任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长的温棣帆（Stephen A.Wurm）教授。后来有次偶然的机会，李荣先生说起当初中澳双方协议的时候，澳方曾说过如果谈不成，他们只能去找台湾的“中研院”。李先生二话不说，立即答应澳方的合作要求。由此可见李荣先生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既然是中外合作，就不可避免地会对一些关键问题发生争论，有时候还很激烈。记得有次讨论会上，澳方有人提出在划分方言时应该沿用“土语”的概念，李荣先生就当场反驳，场面有点尴尬。每逢这个时候，参加讨论的民族研究所所长照那斯图先生总是“两边都说点好话”，起到很好的调和作用。但是，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中方学者有两点坚持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记忆。第一是坚持地图上的国家主权。记得1984年夏天，我、熊正辉先生、民族所的毛宗武先生赴澳考察负责地图绘制的澳方制图室，还特别邀请了国家测绘局地图室的负责人毛占春先生。毛占春逐一审查了各幅草图的国境线画法，尤其关注南海岛屿的标示法，真的是一丝不苟。第二是坚持我们的理论框架和话语权。因为我有一定的专业英文阅读能力，李荣先生指定由我和澳方的华裔英文翻译李美华女士，具体讨论地图集的英文翻译问题。李先生特别嘱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系属分类，汉语方言的五级分类法，涉及中国语言方言的全套名称术语，包括有关的语音学、音韵学术语，都必须遵守中国语言学的传统用法。

经过几年的努力，《地图集》终于在1987年由香港朗文（远东）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第一分册，1989年全部出齐。它包含了35幅34×50cm大型彩色地图，全面反映了中国语言方言分布的实际面貌，表现了中国语言方言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主要特征。它的出版是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最重大成就之一。1988年3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的大型出版招待会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指出：“像《中国语言地图集》这样，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把汉语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加以分类、分区，标出它们的地理分布，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地图集》1993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1999年9月荣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

大约在2002年初，商务印书馆周洪波先生建议我们绘制新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并表示商务印书馆愿意资助出版。也是在这前后，香港的邹嘉彦先生不约而同地也提出类似的建议。我立即与熊正辉先生、黄行先生商议，大家都一致赞成。于是由我负责以“中国濒危语言方言调查研究与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为名，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并于当年9月获批立项。其中的重要成果根据周洪波先生的建议定名为《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2012年正式出版。该图集的图幅经过两次绘制，前后校对12遍，随图的文字说明前后校对16遍。几经艰难，实属不易。第2版《地图集》最重要的是对1987版做了许多修订、补充。例如，收录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由原来的80种增加到129种，图幅由原来的35幅增加到79幅，同时更新了所有图幅的文字说明。因此，第2版《地图集》全面反映了1987版之后的20多年里，中国语言调查研究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在这段时间里，中国语言学无论是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还是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都获得了爆发式的发展。这些成绩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效地巩固并加强了中国语言学在许多关键领域里的话语权。这些都赋予了第2版《地图集》更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应用的实际价值。

少数民族语言卷

汉语方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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