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晓宏：试论早期南洋华文教材的基本面貌与当代价值
2021年
第4期
专题研究
华语与华语传承
作者简介
祝晓宏
暨南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华语与华文教学、社会语言学、国际中文教育。
试论早期南洋华文教材的
基本面貌与当代价值
祝晓宏
（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10）
提 要 早期南洋华文教材是中华语言文化海外传播的先驱力量，也是祖语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宝贵资源。早期南洋华文教材数量庞大，形态多样，面貌独特，影响深广。以《新出千字文》和《孔教撮要白话》两部课本为例，展示和分析早期南洋华文教材的基本面貌和当代价值。这些教材可为编写当代华文教材提供理念参照，为重构华语变化史、华语生活史和华文教材演变史提供证据，并成为海外华语资源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加紧对这些教材进行系统的抢救和整理，建成东南亚早期华文教材资源库，以更好地开展相关专题研究。
关键词 南洋；华文教材；基本面貌；当代价值；华语资源
一、引 言
以1690年诞生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第一所华文学校明成书院为标志，华文教育已有330年历史。300多年来，伴随着华文教育的曲折演进，世界各地曾出现过数以千计的华文教材，它们为华侨华人学习中华语言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们既是中华语言文化海外传播的先驱力量，也是祖语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宝贵资源。然而，作为一笔庞大的遗产资源，历史上的华文教材总数是多少，种类有哪些，编写理念经历过哪些变化，使用传播范围如何，对于今天的华语文传承有何参考价值，等等，这些基本情况，我们并不清楚。
近年来，学界对早期中文教材的整理研究取得显著成绩；相比之下，对华文教材的“家底”则认识不清。已有的研究偏重共时平面的考察，只有少量成果总结了中华民国成立后新加坡、马来西亚一些华文教材的情况（于锦恩2014，2015；郑兰珍2010），对于更早、更大范围的华文教材的研究，则尚未见到。实际上，华文教材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形态多样，影响甚广。例如，早期南洋私塾和学堂，或使用晚清白话小说《镜花缘》[1]等，或改用传统蒙学读本“三百千”（郭熙2007：62；Wang 2014）；民国之后，新马自编出版华文教材蔚然成风；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多国华校被迫关闭，当地华人通过华文教材偷偷学习华语，为保留华文火种、复兴华文教育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当时使用的教材具体面貌如何，大多未见其详。华文教材属于祖语教材范畴，国际上相关研究也并不多见，如Courdt-Christiansen（2008）对部分华文教材的分析说明，它们所传递的传统价值观并不适合华裔学生实现社会化；Leeman & Martínez（2007）对比不同时期西班牙语祖语教材发现，其编写理念由身份构建转向了商业价值导向。这些研究都凸显了祖语教材对于传承和发扬族裔文化价值观的重要作用。
本文尝试勾勒早期南洋华文教材的基本面貌，通过介绍两例代表性华文课本，展示、分析早期南洋华文教材的当代价值，并提出对于早期华文教材资源库建设的一些想法。
二、早期南洋华文教材的基本面貌
南洋一般为东南亚地区的旧称。“这一涵义，大约形成于清末而兴盛于民初，至廿世纪下半叶逐渐式微。”（李金生2006）本文的早期南洋，意在强调针对20世纪上半叶之前的该地区华文教材的考察。
（一）华文教材的形态
在不同时期，华文教材的形态略有差别。今天的华文教材，一般指华文教科书，包括华文练习册和教辅书。然而早期的华文教材，所涵盖的范围要超过现在。
早期南洋华文教育，多以中国经典作为学习范文。如《古文观止》《中华活页文选》等，曾作为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华文师范培训教材。这些经典文本在南洋影响很大。直到今天，马来西亚不少华文独立中学仍以《中华活页文选》作为中华语言文化传习的蓝本。应该说，中国古代经典读本是早期华文教材非常重要的一种形态。
经典童蒙读物也是早期华文教材的重要形态。“三百千”大约在17世纪就流播到南洋，成为私塾课本。成立于1819年的马来西亚第一所华校——槟城五福书院就拿《三字经》作为开蒙课本。后来出于各种需要，蒙学读本出现了各类本地化的版本。例如，1832年英国人马典娘娘（Sophie Martin）编写的《训女三字经》，19世纪末新加坡华人邱菽园编写的《浅字文》（现已散佚）和《新出千字文》，等等。
早期华文教材还有特殊的一类——学堂乐歌。学堂乐歌是清末民初新式学校里的音乐课所教唱的歌曲，往往都有乐本，需要教和学。传唱学堂乐歌曾风靡一时，当时南洋华校也纷纷响应，创作了难以计数的曲目，其中包括大量传布至今的校歌。这些乐歌多数弘扬中华文化，号召热爱祖国，勉励学生向上，影响了几代华人子弟。周南京（2003）分析了百多年来学堂乐歌对于推动华文教育的重要意义，认为“还有更多的华校校歌尚有待搜集整理”。在马来西亚进行华语传承调查时，我们就看到居銮中华中学的校史馆还珍藏着各时期的校歌档案。东南亚现有3000多所华校（陈祥光2016），如果每所华校都拥有校歌，其总数可想而知。
随着华文教育的专业化，出现了各科华文学科教材。许多科目教材以华语为媒介语写就。常见的有历史、地理、公民、常识、道德、美术等，还有当时比较时兴的尺牍、珠算、文化等。随着科目的分分合合，有的教材已经退出历史，有的仍在使用。
在华文教材阵营里，还有一类华文教学法教材，它们的使用对象是华文各科师资班学生。在东南亚，这类教材一般称之为“师训教材”。例如，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教育供应社有限公司印行的《华文教学法》，就注明对新加坡华文小学适用。
（二）华文教材的数量
从上述例举的类型来看，早期华文教材形态多样。正是因为有如此多的样态，华文教材的数量非常庞大，华文教育才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据统计，仅南洋理工大学王庚武特藏图书馆就收录华文教材超过522套（阮阳，罗必明2013）。而根据新加坡学者周惟介（2016）的统计，“目前国家图书馆、华裔图书馆与教育部图书馆所藏的本地华文教科书，数量总和不下3000册”。根据我们的实地走访，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华社机构和私人也有不少华文教材藏书，如马来西亚民众图书馆和南方学院。[2]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一些涉侨[3]和文化单位也存有不少早期华文教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就藏有大量民国时期供应南洋地区侨校使用的华文教材清册，其中部分还有完整教本及其原稿和修正稿（刘慧宇，陈永正2005）。所以，只要我们尽力搜求，华文教材总量应该非常可观。
（三）华文教材的类型
从类型来看，华文教材基本经历了移植型、改编型和本土型的变化。移植教材是指将中国本土教材径直移用到南洋各个华文教育机构中。后来，南洋殖民地政府认为有些中国本土小学教材有政治意味，不准进口；有些教材则内容不适合南洋学校。因此，自1932年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专为南洋华侨学校出版教科书（陈达2011：228）。在移植型教材中，商务印书馆的“复兴教科书”系列最为有名。这套教材一直沿用到20世纪70年代，在东南亚华文教育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移植型教材是配合华侨教育的产物。直到今天，海外一些华校仍在坚持使用中国本土语文教材。改编型教材以“柬华版”课本（通行于1958～1970年）为代表，它是华文教育本土化过程中的产物。本土型教材数量众多，例如南洋书局出版发行的《公民》《常识》丛书。
早期华文教材的编写理念有一个逐步南洋化的过程（崔贵强2005）。这种南洋化过程，主要体现在教材的语言要素、文化内容、选材（郭熙2008）以及编写宗旨、插图等层面。例如，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华小教材增加《甘榜风光》、马来民族节日《哈里阿下》等篇目，插图中安排椰树、亚达屋、马来民族服饰等南洋风物。教材名称也从“国文”“中文”变为“华文”。可见，当地化不仅是出于环境所需、适应本地学生而对教材进行一些修修补补，还关乎国家语言认同（王兵2016；周惟介2019）。
从教材语言来看，早期多是移植型文言或文白混合教材，后来逐渐过渡到本土型的白话教材。而这种教材语言风格的转变，也正是反映了海外华语语言形态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要稍稍晚于中国。例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20世纪60年代初中华文教材中还存在过多的文言篇目，对此郑良树（1982）做过分析和批评。因此，研究不同时期的教材语言，对于探索华语演变应该是有益的。
（四）华文教材的影响
就使用范围和影响而言，早期南洋华文教材多不限于一时一地使用。例如，柬埔寨1956年前使用正中书局出版的教科书，现今仍在一些地区使用。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通行的华文教材，也会行销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地。例如，1932年，中华书局根据马来西亚环境改编的《南洋华侨小学课本》全套，极受新、马、印尼三地华校青睐，其中的5本《修正课程标准适应——新编初小算术课本南洋本》不断再版，“到1941年3月，则已达398版”。上海书局1955年为东南亚国家编印不同版本的现代版教科书，其中适合印尼华校的《印华小学教科书》一直发行到1965年，“发行量几乎占全印尼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叶伟征2005）。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将早期华文教材的基本面貌概括为：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富有特色、影响深广。这样的面貌也决定了我们研究这批教材的可行性和价值。
以下展示两例不同类型的教材，借此来讨论早期南洋华文教材的当代价值。
三、两个实例：《新出千字文》与《孔教撮要白话》
（一）《新出千字文》
1898年，南洋著名诗人、文化大家邱菽园为新加坡本地学童编出《新出千字文》。这是一本仿照南朝周兴嗣《千字文》编写的童蒙课本，也是早期南洋宣传儒家教义的著作，直到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还在刊印，如《南洋文摘》1960年第7期刊出全文“以供众览”（洪炜堂1960），不少研究儒家思想海外传播的论著都高度评价这本教材，认为它在早年南洋华侨社会中影响深远（姚梦桐1986；汪慕恒1992；梁元生1995）。
作者邱菽园（1874～1941），福建漳州海澄人，光绪年间举人，1895年到新加坡，之后创办《天南新报》、新加坡华人女校，是南洋早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诗人、报人、华文教育家。邱菽园不仅兴办华文学校，还亲自为本地学童编写识字课本，其《新出千字文》被誉为“新加坡华人编著的第一本教科书”（柯木林2017）。
《新出千字文》（乐君堂藏版）共8章，各章标题依次为：放怀、当镜、治家、忆旧、无邪、知本、交修、多识，文末附有邱菽园自记。各章标题取自古书，如“放怀”取自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余不一一细说。8个标题概括了各章的主题，内容主要涉及亲近自然、生活常识、治家之道、回忆旧物、治国齐家、修身处世等。兹举开头3行如下：
从这一段材料可以看出，作者是在模仿《千字文》的作法并有所创新。以“天”字开篇，形式上四字一句，平仄相间，偶句尾字押韵（i韵），读来起伏有致，朗朗上口。在内容上则是描写生活中的常见事物和景象，前后句语义相对，意象铺陈，营造出一种春日欢快的画面感，很能吸引儿童的注意。而这一段材料所使用到的汉字，多是比较简单、常用的，符合儿童的认知和接受水平。
这种对“形式整齐、内容常见、汉字常用”的追求延续到后面各章。为了句尾押韵且字不重复，作者多次换韵。在内容上，为了让儿童掌握知识且不觉单调，许多常见的生活用品、农具、动植物、水果、蔬菜、乐器等，都被巧妙地融入韵文，即使是回忆旧物和论及齐家治国等抽象事理，作者也极少用典，读来如话家常。螺丝壳里做道场，要在千字篇幅内，做到形势整齐、取材广泛、内容熟悉且汉字常用，实属不易。
而这一切，都跟邱菽园“便于童蒙”的创作初衷密不可分。邱菽园在《新出千字文》后记里交代了编写该书的一些想法，兹录如下：
余前著《浅字文》一书，自以为浅矣。有识者告余曰：字之浅深不在画之多少，在乎用之常罕。匸冂勹彐，画非不少也，而无人识，惟罕用故耳。余恍然悟，乃专取目前常用之字，仿编《千字文》一书，以补吾过。为欲便于童蒙，再三降格，冀其肤浅。世有方家定以肤浅之病来相诟余，是又余不得辞也。壬寅初，邱菽园自记。
从这段后记来看，邱菽园的认识经过了一个转变：对汉字难易的看法，由笔画的多少改为是否常用，可以说，这一认识是教材编写理念上质的转变。在《新出千字文》之前，邱菽园先编过《浅字文》。但是，《浅字文》由于是以笔画多少来选择汉字，所以使用的人很少，影响也很小（汪慕恒1992）。有鉴于此，《新出千字文》编写理念为之一变。为了方便儿童识字开蒙，作者反复斟酌用字，希望力求简单浅近，并不怕因此受到方家的批评。
正是因为抱定这样的理念，《新出千字文》表现出如下特色。
一是汉字常用。《千字文》之后，曾经出现过很多《千字文》补编，海外还发现不少异系《千字文》。它们多是为了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迁，在汉字和内容上做出调整。《新出千字文》是少见的南洋《千字文》版本。我们可以拿《现代汉语常用字表（2500字）》与之做一对比，看看其中汉字的常用程度。[4]比较结果显示，《新出千字文》共有961个汉字在字表之内。值得注意的是，溢出字表的“碹”字，至今仍活跃在东南亚华人社会，许多售卖钻石的金器店招牌上书“碹器”或“金碹行”，成为东南亚华社一道独特的语言景观。而“碹”的宝石义项在中国大陆早已消亡，它曾通行于清末而后沉寂，各种字典也不再收录该义项（徐新伟2017）。“碹”字一例，说明《新出千字文》所收常用字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而域内外汉字使用有别的事实，也说明我们需要基于海外华语实态研制一个《海外华语常用字表》。
二是取材广泛。当时生活中常见物品如木舟、铁箱、胡椒、枣、糖、碟、刀、箸、叉子等，都编入韵文；生活常识如象赖鼻吸、丹桂秋发、油煎鸡蛋、醋浸紫姜、柑皮止嗽等，读来亲切有益；修身处世如避邪趋正、妄谈被怨、奢侈太滥、富贵易凋等，发人警醒。教材中还编入了一些当时先进的西方文明器物和本地事物，例如汽舰、电报、椰浆、薯粥等，并巧妙地传达其用途。所以，该书除了让学童识字，还利用常用字，由字到句，由句成篇，融汇当地化、现代化的生活常识和传统的修身处世之道。
三是形式整齐。文本中的语句，节奏押韵，朗朗上口。再看一段：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新出千字文》的价值。它开启了探索学前华文教材编写的先河，其常用字的理念于今仍然有用。周有光（2001）曾提议研究采用1000字种编写《基础华文词典》和《华夏文化全书》，以帮助侨胞学习华语和华夏文化。李宇明（2016）也论述过要研究如何采用500字种、800字种，来传播当代中国社会文化。
《新出千字文》不仅是识字课本，也是一本文化教材，当中蕴含着优秀的中华传统价值观。例如其中吟诵的“切勿害人，仁义悬镜”“唤吾弟妹，共吃莫争”等语句，用朴素的文字传递出“仁义待人、爱幼敦睦”等义理；而“忠厚勤俭，贻世清标”“奢侈太滥，富贵易凋”所提倡的勤俭有度的理念，则具有普遍价值，值得传扬光大。
（二）《孔教撮要白话》
《孔教撮要白话》是第一本白话文的南洋华人学习中华儒家义理的教材（梁元生1995）。作者张克诚（1865～1922），广东大埔人，1885年中举，1890年下南洋，寄寓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常在新加坡《天南新报》发表尊孔崇儒的言论。他致力于改编儒家经典，采择群经，将其精华编纂成书，先是编成《孔教撮要篇》，1900～1901年，进一步用白话将《孔教撮要篇》改写成《孔教撮要白话》，[5]务求使识字的人都能借以明白儒家要义。因为书中的文辞极其简明，“妇孺皆能读懂”，故《孔教撮要白话》在早期新马华社广为流传。
从教材形态上来看，《孔教撮要白话》是一部传播儒家经义的文化教材。其类型当属改编教材，改编是从内容和语言形式两方面着手的。
首先，儒家经典卷帙浩繁，精义高深，张克诚“取吾人必知必行之事，编次焉以备讲论”。《白话》共5卷，含孔教源流、五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周公六典，所传达的义理广博而精深。张克诚总能采用常人熟悉的事物加以诠释和发挥，且时时站在民众的角度来传播儒家义理，沟通古今。例如，在行文中常见“大众试想想”“大众试想”等句子。
其次，对儒家经典，张克诚竭力采用当时的白话加以解释。表现在行文上，就是追求口语化表达，特别是语气词“呢”的大量使用，读来如话家常。例如，对于《论语》中的“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张克诚的演绎是：“爱之深，所以虑之至，所以不得不勤劳其子呢！这勤劳其子的，实在是父母一片养子之心呢！”对于《烈女传》中孟母说的话，张克诚翻译成：“此地真好极，可以令我子居处呢！汝废了所学，譬如我断了织机呢！”
可以看出，《孔教撮要白话》的语言风格总体上是半文半白，反映了晚清白话和早期南洋华语的样态。试看几段原文：
（1）圣人之教，有五件事是人人共有的、人人要行的。其第一件事，曰父亲有亲。
（2）以上所说，都是顺亲的，都是不忍陷其亲于不义的，义就是理。有条不紊叫做理，做事妥当叫做义。把本有的理，做出的义，编定一个章程，使到人人可遵行的叫做礼。
（3）文王恪守臣职，以为天下本是殷圣的，只因我为臣的不能陈善闭邪，害到大王这么样，以罪而论，这个为臣的应该处死了。殊不知这儿子刻薄工夫已做到十分到家，就把这手段先用到父母兄弟之间了，一切讲孝讲友的话头都不管，只顾利己，害到父母兄弟没有饭食，没有衣穿亦不管。大众试想想：这个儿子亦算是能遵父训，能勤俭持家的，弄到儿子这么样，到底是不是？
例（1）中的代词“其”回指前一句的“五件事”，这个“其”在现代汉语中是不用的。以往的研究认为，“其”作为一个回指成分，在马来西亚华语书面语中使用频繁，句法位置多变，“其”的源头则是文言文（祝晓宏2016a）。从例（1）来看，可以将马来西亚华语的这个“其”的来源进一步下推到清末近代华语。
例（2）的“使到”即普通话的“使得”，这个词广泛存在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华语当中。例（3）的“害到”“做到”“弄到”对应普通话的“害得”“做得”“弄得”，在东南亚华语中也很普遍。现有研究表明，动词加状态补语，中间的联结词使用“到”，这是新加坡华语的特色。但是补语标记“到”的来源尚难考证（陆俭明2002；祝晓宏2016b）。从上述例子可知，当代东南亚华语的特色语法项目，不少都能在早期南洋华文教材中找到源头。因此，早期华文教材不仅对于华文教育研究有更宏大的意义，对于海外华语的形成与演变研究，也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四、早期南洋华文教材的当代价值
邱菽园和张克诚在编写童蒙教材方面所做的尝试，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独特而重大的贡献（李元瑾2001；陈荣照2016）。他们所编的《新出千字文》和《孔教撮要白话》，或将经典内容与现实联系起来，或力求简易，在语言上采取白话，其普及化和本土化的做法影响直至20世纪80年代，为儒家文化的海外传承从移植模式向认同模式转变奠定了基础（梁元生1990）。可以说，这两套教材共同记录了100多年前华人杰出学者对中华语言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探索和努力，此后，各个地区不断推出各种样式的华文教材。这些教材为实现华文教育的目标、守护华文教育的底色贡献卓著。现在来看，这些教材仍然可圈可点，其当代价值是多方面的。
一是为编写华裔生的祖语教材提供理念参照。祖语研究领域已经形成共识，外语教材或者按照二语习得理论编写的所谓传承语教材，通常是不适合祖语生的（Campbell & Rosenthal 2000）。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华文教育需要逐步建设符合自身特色和需要的教材体系。祖语生和外语生有着不同的语言基底，在学习目标上也有不同的需求。海外华人普遍渴求中华文化，这种渴求会随着华人新移民的增多和中国实力的增强而愈发高涨，要编出真正适合海外华裔生的祖语教材，中华传统经典是无法回避也不可或缺的素材，特别是传统蒙学读物蕴含的优质资源值得深挖再造（王汉卫，刘海娜2010）。《新出千字文》《孔教撮要白话》这些教材，开启了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再造的先河，它们的成功经验应作为当代华文教材编写的参考。历史不会蕴藏答案，但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是为重构华语变化史、华语生活史、华文教材演变史提供证据。近几年来，不少学者认识到海外华语与早期国语的渊源关系，提出要重视华语史的研究（李宇明2017；刁晏斌2017；赵世举2017）。早期东南亚华文教材保留了早期国语演变及其域外变异的很多语料。某个时间段的华文教材既反映了当时的语言面貌，还体现了当时语言教育政策、意识形态乃至时代风貌（周惟介2016），而不同时段的华文教材的兴衰更替则体现了华文教材的演变历史。因此，对于构建华语史、华语生活史、华文教材演变史，早期南洋华文教材无疑是上好的素材。
三是成为海外华语资源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语言资源理念的普及，海外华语资源的开发和建设问题逐渐引起重视（刘华，郭熙2012；郭熙，刘慧，李计伟2020）。海外华语资源是指以华语为载体的语言资源，它既包括世界各地的华语，也包括使用、学习华语产生的各类言语作品。作为有形的历史文献，早期华文教材无疑属于海外华语资源非常重要的一类。其重要性在于，早期华文教材不仅体现和记录了历史上的华语状况，也是学习、传承华语的典范文本。从语言规划的意义上来说，早期华文教材对筑就“大华语”的根基、形成中华语言文化多元一体格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结 语
本文从形态、类型、数量和影响等方面，概述了早期南洋华文教材的基本面貌，以两部教材《新出千字文》和《孔教撮要白话》为个案，展示、总结了它们的当代价值。我们认为，早期华文教材既是中华语言文化海外传播的先驱力量，也是中华语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华文教育筚路蓝缕直至复苏振兴的长时间段内，这些华文教材曾滋养过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在华文教育遭受震荡挫折的时期，它们同样为保持华语的种子做出过贡献。作为一种语言保持行动，祖语教育普遍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它依赖政策、机构、项目、家庭、教师等“资源”（Ross et al. 2018）。事实证明，在缺乏这些资源的情况下，华文教材仍然在为华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托底，成为祖语文化传承的特殊资源。这样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要重现光芒，成为新时代华语传承事业的源头活水，当然离不开我们的认真整理和研究。
华文教育隶属国际中文教育范畴，亟须从历史情况出发，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华文教育的重要人物、著作和教材（张西平2008）。在进行海外华语传承口述史调查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情势的迫切性：海外很多华语传承的关键人物都已进入暮年，随时都有可能离开我们，一些珍贵的华文教材已经流失或正在折损，发掘、整理历时华文教材并建成资源库（首先是电子化）便具有抢救性的意味，需要纳入海外华语资源库建设工程统筹考虑。
基于早期华文教材资源库，我们可以开展系统的华文教材史研究，围绕历时华文教材的“编写理念”“使用传播”“语言状况”“身份认同”等相关专题的研究也就会更加便捷和充分。届时，我们对早期华文教材价值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入和全面，华语传承史乃至汉语国际传播史研究也将会有更为厚实的基础。
注释：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华语资源数据库建设及应用研究”（19ZDA31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外华语资源抢救性搜集整理与研究”（19AYY003）、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东南亚华语传承口述史数据库建设研究”（19YJC740125）。本文曾在“海外华语资源库建设国际研讨会”上宣读（暨南大学，2019年4月13日）。
[1] 承蒙郭熙教授告知：马来西亚槟城郭姓汾阳堂图书馆收藏的《镜花缘》，上面印有“星马、沙砂区剑桥考试华文科用书/星加坡华文中学三、四年级必修书，友联书报发行公司经销”等信息。
[2] 这是马来西亚槟城著名侨史学学者陈剑虹先生在接受访谈时告诉我们的。
[3] 例如，中山华侨历史博物馆拥有一批印度尼西亚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华文教科书。
[4] 《新出千字文》出现联绵词“珊瑚”。“珊”和“瑚”这两个字并不算常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只收录“珊”，而没有“瑚”，这可能是因为“珊”是人名常用字。
[5] 《孔教撮要白话》最初在《天南新报》连载。报纸主编的按语是：“张广文（克诚）所著《孔教撮要篇》，皆取经义，恐未易人人通晓，故复将《孔教撮要篇》逐条逐节，演为白话，欲使识字之人，一见便知。转相传述，妇孺皆能通晓。其苦心孤诣，诚可嘉矣！”（梁元生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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