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丨韩巍：《青铜器与周史论丛》

作者：韩巍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6月

ISBN：978-7-5732-0280-2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作者在西周青铜器、金文和西周历史、考古研究方面的论文14篇（包括1篇未曾正式发表的会议论文）和书评1篇。作者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强调铜器断代研究对于西周金文和历史研究的基础作用。在具体研究中，作者往往以关键铜器的断代为突破口，然后围绕人名称谓、家族世系、册命制度这几个核心问题，力图厘清金文中众多人物的关系，复原重要家族的世系，进而深入探究西周家族制度、政治制度的关键问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铜器断代研究方面，提出“恭王长年说”和“厉宣分界说”两个假说，对于推动西周中晚期铜器断代研究有积极意义。

二、西周世族研究方面，重点探讨了虢氏、益氏、单氏、南宫氏等家族的世系，进而对周代家族制度中一些关键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另外对于西周世族的族姓来源，作者提出“周初赐姓说”这一假说，对深入理解西周王朝的族属构成以及姓氏的政治意义颇具启发性。

三、西周政治制度研究方面，以册命制度的产生和演变为线索，提出在恭王至厉王时期存在“册命体制”与“世族政治”共生的现象，从而为西周政治史研究搭建了一个整体框架。

此外，在书前的“代序”中，作者详细回顾了自己从事相关研究的历程，总结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重点关注的问题，为初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治学经验。

本书对于先秦史、考古学、古文字以及青铜器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录

回顾我从事西周历史和考古研究的历程（代序）

西周铜器断代研究

䚄簋年代及相关问题

简论作册吴盉及相关铜器的年代

由新出青铜器再论“恭王长年说”——兼论西周中期后段青铜器的变化

册命铭文的变化与西周厉、宣铜器分界

单逑诸器铭文习语的时代特点和断代意义

西周金文中的“异人同名”现象及其对断代研究的影响

西周世族研究

周原强家西周铜器群世系问题辨析

眉县盠器群的族姓、年代及相关问题

重论西周单氏家族世系——兼谈周代家族制度的一些问题

西周政体研究

新出金文与西周诸侯称谓的再认识——以首阳斋藏器为中心的考察

册命体制与世族政治——西周中晚期王朝政治解析

考古新发现与西周史研究

横水、大河口西周墓地若干问题的探讨

从叶家山墓地看西周南宫氏与曾国——兼论“周初赐姓说”

读《首阳吉金》琐记六则

书  评

探寻西周王朝的衰亡轨迹——《西周的灭亡》读后记

回顧我從事西周歷史和考古研究的歷程

（代序）

本書收入2007至2017年間，我在西周青銅器、金文和西周歷史、考古研究方面的論文14篇（包括1篇未曾正式發表的會議論文）和書評1篇。以這點成果的分量，本來沒有出版論文集的必要，但2015年碰巧有一筆項目經費必須用完，且只能用於支付出版費，於是便有了這本計劃之外的小書。不過借着整理舊文的機會，我也得以回顧二十多年來的求學和治學之路，從而更加明確了當下身處的位置。於是我在書前加上這個篇幅不小的“自序”，雖然增加了出版成本和讀者購書的花銷，但對於了解本書所收論文的寫作背景和思路緣起或許不無幫助。

我於1996年進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史專業本科學習，大一期間因閱讀《史記》引發對先秦史的興趣。其後在丁一川老師指導下通讀《左傳》等先秦史基本文獻，完成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前十四章繫年問題辨正》、《春秋時代的家臣》等習作，算是初窺先秦史的門徑。爲了拓寬眼界、打好基礎，我在本科期間還系統旁聽了中文系古文獻、古文字方向的課程和考古系從舊石器到漢唐各階段的考古概論課。至今猶記大三上學期旁聽劉緒老師講授“商周考古”的情景，劉老師授課條理分明、邏輯性强，隨手就能在黑板上畫出漂亮的器物綫圖，讓我欽佩不已。大四保研時，正是在劉老師和歷史系幾位老師的幫助下，我得以免試進入考古文博學院，跟隨劉老師攻讀商周考古方向的研究生。現在想來，我接觸西周這一段是從考古起步，這在無形中決定了我未來的治學路數。

碩士期間對我影響最深的是去周原遺址參加田野考古實習的經歷。北大考古系向來重視本科生的田野考古基礎實習，其水平之高、要求之嚴在考古學界有口皆碑。由新石器和商周考古兩個方向的老師輪流帶隊，實習地點都是選擇全國條件最好的著名遺址。實習全過程長達一個學期，前半段是田野發掘，後半段是室內整理和撰寫發掘報告。實習的目標是通過系統而嚴格的訓練，使本科生達到基本可以獨立從事考古發掘的水平。對於外校、外專業來北大考古系讀研的學生，凡是沒有參加過田野實習的，導師一般都會要求跟隨本科生一起實習半年。我研二的上學期（2001年秋季）正好趕上商周考古方向帶實習，地點就在大名鼎鼎的周原遺址，由劉緒、徐天進、雷興山三位老師帶隊。因爲是北大與社科院考古所、陝西省考古所三家聯合發掘，所以社科院考古所的徐良高、傅仲揚和陝西所的王占奎、孫秉君等幾位老師也常在工地。我們這年的發掘區選在岐山縣境內的王家嘴遺址，目標是尋找晚商時期的遺存。這是我第一次接觸田野考古，而且我的基礎還不如考古系的本科生，諸如考古測量、繪圖、攝影這些技術性課程我都沒上過，因此一開始頗有點手忙腳亂。多虧劉緒老師經常來我的探方手把手指導，教我如何辨別土質、土色，如何區分遺跡現象，如何測量、繪圖。而且隔壁探方有兩位社科院考古所剛剛碩士畢業留所工作的青年學者宋江寧和唐錦瓊（如今都已是獨當一面的業務骨幹），也不時給我指點一二，於是我的發掘很快走上了正軌。在我的探方裡發現了一個巨大的晚商時期灰坑H77，出土了四萬多陶片，是以高領袋足鬲爲代表的先周文化遺存。熟悉商周考古的人都知道，鄒衡先生在《論先周文化》那篇名文中提出過一個影響很大的觀點，即晚商時期關中地區以聯襠鬲爲代表的遺存是姬姓周人的文化，而以高領袋足鬲爲代表的遺存是姜姓戎人的文化。然而我們在王家嘴遺址的發現卻證明，在殷墟三期商文化撤出周原以後，這裡佔據主體地位的考古學文化不是聯襠鬲類遺存（即鄭家坡文化），而是袋足鬲類遺存（即碾子坡文化和劉家文化），這就對鄒先生的觀點提出了挑戰。在我們發掘期間，鄒衡先生曾親自來工地考察，仔細觀摩了我們發掘的陶片，然後在給我們做講座時特別强調這次發掘對於先周文化探索的意義重大。此後我在發掘的時候就特別注意觀察出土的陶片，慢慢地對先周陶器的特點和演變規律熟悉起來。雷興山老師當時還在寫他的博士論文《先周文化探索》，複印了很多資料帶到工地，我利用晚上的時間借來學習，了解到各家對先周文化的不同認識。我挖出來的那些東西對於解決以往的爭論究竟有何意義？在此後的發掘和室內整理中，我腦子裡一直在琢磨這些問題。

到11月底，田野發掘結束，轉入室內整理。首先是對每一個單位出土的陶片進行分類統計，把不同質地、顏色、紋飾的陶片分開，一片一片地點數，將數字填入統計表中。然後是拼對，盡量把碎陶片拼合，爭取復原成完整的器物。這些工作異常瑣碎、枯燥，但是很能磨煉人的耐性。接下來進入“器物排隊”階段，先將各探方內的地層和遺跡單位按照疊壓打破關係排列成一張總表，在地面上畫成像“跳房子”那樣的方格，然後選取各地層、單位比較完整的陶器標本放入方格中。到這個時候，原來一盤散沙似的陶片突然有了邏輯，各種陶器從早到晚的演變序列開始變得清晰起來。比如我最熟悉的高領袋足鬲，其足根如何從鴨嘴形變爲扁錐形再變爲圓錐形，襠部如何從平滑變得滿是凹坑，繩紋如何由細變粗，都一目了然。過去從書本上看俞偉超、嚴文明先生講地層學和類型學的關係，道理是明白的，但總覺得像霧裡看花，到這時才有了真切的體會。所以說考古學是一門實際操作性很强的學問，光靠看書是學不到的，必須得下到地裡挖一挖，親手拼陶片、摸陶器，排隊分期，才能品出其中三昧。考古教學和研究的主陣地不像文史哲那樣在教室和圖書館裡，而是在廣闊田野中。所有這些，如果不參加這次實習，我是永遠領會不到的。

室內整理進入最後階段，是給挑選出來的器物標本（包括陶器、各種工具、飾品）繪製綫圖，然後就進入考古發掘報告的編寫。雖然是實習報告，但要求跟正式考古報告一樣，前言、地層堆積、典型遺跡介紹、遺物分型分式介紹、分期、結語，一個都不能少。我寫到“結語”這部分，感覺突然把發掘和整理期間縈繞於腦海中的問題想通了，於是大膽地提出了一個“先周文化突變論”的假說，寫了一萬多字。我當時的想法是，王家嘴遺址以高領袋足鬲爲代表的遺存來自涇水上游的碾子坡文化，屬於姬姓周人集團，而以劉家墓地爲代表的遺存則屬於關中西部的姜姓集團。這兩種文化都以高領袋足鬲爲主要炊器，其特徵和演變規律完全相同，葬俗卻截然不同——王家嘴的墓葬是豎穴土坑墓，一般只隨葬一件陶鬲，劉家墓地則是偏洞室墓，隨葬多件陶鬲、陶罐。兩種文化在殷墟三期商文化撤出後同時進入周原，這與《詩·大雅·緜》中“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的記載恰相吻合。而我們在賀家村北的發掘證明，直到商末周初，周原遺址佔據統治地位的仍是高領袋足鬲類遺存。因此我認爲，姬姓周人和姜姓集團最初都是使用高領袋足鬲的人群，他們在太王之後逐漸向關中東部擴張，征服、吸納了使用聯襠鬲的以鄭家坡文化爲代表的族群。由於後者的人數遠遠超過姬姜聯盟，使得姬姜聯盟在較短時間內放棄了原先使用的袋足鬲，改用了被征服者的聯襠鬲。這一過程大約在文王時期完成，因此在灃西H18出土的陶器中，聯襠鬲所佔比例已經超過了袋足鬲（但袋足鬲直到西周初年仍有少量遺留，在關中西部延續時間更長，後來岐山周公廟和寶雞石鼓山的發現都證明了這一點）。從先周文化向西周文化的演變，不是同一文化系統內部的直綫式“漸變”，而是一種文化取代另一種文化的“突變”。對於鄒衡先生創立的以“單綫進化論”爲基礎、由商文化和西周文化向前追溯先商和先周文化的研究範式，我的這個假說可以說是徹底的“離經叛道”。以致鑽研先周文化多年的雷興山老師看過我的初稿後大驚，找我聊了一個晚上，連聲說：“小韓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劉緒老師卻對我的想法表示肯定，高興地把我的實習報告拿給陝西省考古所的王占奎老師看。王老師看後當即對我說：“你畢業以後來我們所工作，我絕對歡迎。”老師們的寬容和肯定對我這個初入考古之門的年輕人是莫大的鼓勵，堅定了我繼續探索的信心。

實習結束返回北大以後，我重讀陳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受他的“關隴集團說”啟發，我在原先的“先周文化突變論”基礎上總結出“西土集團說”。2002年冬，我在歷史系幾位老師主辦的網站“往復論壇”上發表了一個帖子，題爲“關於商周歷史的思考”，大致闡述了這個假說。商代早期定都於河南中西部的鄭洛地區，北面的晉中、晉南和西面的關中都成爲商文化的勢力範圍，即商王朝的“西土”。不少商人以及臣屬於商人的東方族群在此時遷入西土，與當地土著（其中最重要的是夏遺民）以及晉陝高原南下的戎狄（應是從鬼方、土方等方國中分化而出）逐漸融合，形成一些既深受商文化影響，又帶有北方青銅文化印記的部族。如果用陳寅恪先生的學說來比附，這些部族就相當於北魏的“六鎮集團”。殷墟二期（武丁）以後，商文化勢力範圍迅速收縮，短時間內撤出關中和晉南大部地區，留下的真空再次造成族群遷徙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姬姓周人即在此時進入關中西部。作爲原本弱小、落後的部族，周人在東向擴張過程中採取開放、包容的態度，盡力吸納周邊族群。留在晉南、豫西和關中東部的商代“西土六鎮”部族陸續被周人征服、吸納，成爲周人建國克商最重要的助力（上博簡《容成氏》所載“文王伐九邦”故事正是這一歷史進程的具體寫照）。周人在短期內將“西土”族源不同、文化各異的族群聚於麾下，勢必要採取一系列制度、文化上的措施將其整合、凝聚爲一個整體，姓氏和“同姓不婚”之制乃應運而生。王季從殷商迎娶太妊、文王娶夏人後裔有莘氏的太姒爲王后，都是利用異姓聯姻拉攏東方族群的措施。受同門師兄林鵠的碩士論文《周代政治與“姓”觀念》的啟發，我認爲周初還曾“賜予”一些被吸納的異族姬姓，如使用日名的召公家族就是典型，後來這一觀點在我的博士論文中發展爲“周初賜姓說”。在姓氏制度確立的同時，可能還伴隨着各“姓”祖先神話和族源傳說的建構。周人在整合“西土”各族時還有效利用了“夏”的政治旗號，於是“諸夏”、“華夏”從此成爲中原先進族群的代稱。經過文王時期的經營，至武王克商之前，已經形成以姬周王室爲核心、以“西土”諸部族爲主體的强大政治集團，《尚書·牧誓》所謂“西土之人”正是這一集團的自我認同，因此我稱之爲“西土集團”。當時我在文中寫道：“此‘西土集團’以姬姓周人爲領袖，以西進之東方族群與夏遺民爲主體，承有夏之正統，受殷商之文化，具戎狄之武力，其對內之向心力及對外之包容性均遠非商人狹義血族政權可比，實乃周人得以滅商建國的關鍵。”以聯襠鬲爲代表的考古學上的西周文化，其核心就是“西土集團”的文化。現在看來，這篇18年前的大膽“思考”其實確定了我後來在西周世族和西周政治史領域的研究方向，我博士論文中的一些核心觀點，最早都發端於此。

實習歸來，碩士論文的寫作提上日程，劉緒老師覺得我有歷史和文獻的基礎，選題最好能將考古資料與文獻結合，建議我將西周墓葬的殉牲現象梳理一下。當我開始動手搜集資料時，他特別强調不能只翻《考古學文獻目錄》，必須把所有考古期刊、集刊和報告都過一遍，做到竭澤而漁；而且在看報告的時候不要只盯着殉牲現象，其他方面也要注意，遇到自己感興趣的問題和材料就隨手記下來，說不定哪天就能派上用場。劉老師的這一教導讓我受益無窮，我泡在考古系資料室，把所有文物考古類期刊、集刊從頭到尾都翻了一遍。在搜集殉人、殉牲資料的同時，我對西周墓葬的形制、葬俗、隨葬器物等各方面都形成了整體印象，成爲日後開展研究的基礎。我從此養成無論研究什麼題目，處理何種材料，文獻、古文字還是器物、考古報告，都要首先將全部資料過一遍，爭取做到巨細靡遺，而且現在指導學生也要求他們這樣做。我將搜集到的資料分地區進行整理，很快就發現西周墓葬中的腰坑殉狗、殉人和隨葬牲腿現象經常同時出現，而且採用這些葬俗的墓葬在同一墓地中往往聚集成群。眾所周知，這些葬俗都是晚商時期商文化墓葬的典型特徵。因此我得出一個認識，西周時期採用腰坑殉狗和殉人葬俗的墓葬，其墓主大多是殷遺民或受商文化影響的東方族群。過去在“古史分期”討論中，人殉人牲現象往往被視爲奴隸制的一種表現，西周墓葬中的人殉經常被當作西周爲奴隸社會的證據，雖有少數學者將人殉習俗與殷遺民相聯繫，但在學界並未產生多大影響。我的碩士論文大概是第一次將人殉與腰坑殉狗現象聯繫在一起，並對西周墓葬做全面系統考察的作品。雖然論文的結果與劉老師原先設想的結合文獻的禮制研究完全不同，但他也表示滿意，後來又指導我的師弟馮峰（現爲中國國家博物館副研究員）繼續研究東周墓葬的人殉習俗。馮峰做得比我更深入細緻，他的結論是東周時期人殉習俗主要流行於東夷、淮夷系統各國以及受其影響的鄰近地區，此外就是源出淮夷的秦、趙兩國，這進一步證明人殉習俗是商周時期東方系族群根深蒂固的一項文化傳統。我的碩士論文出來以後，承蒙學界同仁不棄，經常見有論著引用，而且不時有人問我何時正式發表。可惜後來注意力轉移到其他方面，無暇再顧及碩論，而且若不將新出考古資料補充進去並做大幅修改，心中也覺不安。馮峰的情況與我類似，因此我倆的碩論至今都未正式發表。我想將來如果有時間跟馮峰合作，把我們的碩論合在一起並加以擴展，寫成一部《周代墓葬殉人殉牲習俗與族群問題研究》，應該對學界不無裨益。

碩士畢業後，我考入中文系古文獻專業，跟隨李零老師攻讀博士。入學不久，李老師就問我博士論文的選題意向，向我建議了兩個題目：一個是楚簡遣策和隨葬器物的對照研究，一個是西周金文所見世族的研究。我開始系統接觸金文其實並不早。本科期間雖然翻過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但沒留下什麼印象。碩士期間旁聽裘錫圭先生的“金文研讀”課，裘先生一學期只講了何尊、大盂鼎、令方彝三篇銘文，且前兩篇銘文就佔去了大半時間。雖然裘先生的旁征博引、深邃謹嚴令我肅然起敬，但我當時基礎太差，難以領會其精彩之處。直到碩士三年級，爲了籌措生活費，我經朋友介紹給一家專門做古籍電子化的公司打工。他們想把金文、簡帛等出土文獻做成數據庫，其中金文的底本選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的《〈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先由打字員將釋文錄入電腦，然後由我來校對。我前後大概校了三次，借此機會把《殷周金文集成》過了幾遍，由此引發對金文的興趣，這才回過頭把《大系》又通讀一過。李零老師談到自吳其昌《金文世族譜》之後，還沒有學者對西周金文所見世族做過通盤梳理。因爲我碩士論文做的是西周墓葬，不久前又正好把《集成》翻過幾遍，感覺“西周金文世族研究”這個題目正對我的胃口，於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它。

隨後開始着手搜集資料，那時還沒有《商周金文資料通鑒》這樣的數據庫可供檢索，我主要利用的是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和吳鎮烽《金文人名彙編》這些工具書。爲防止遺漏，我還把《集成》和後來出版的《近出殷周金文集錄》、《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等資料集從頭到尾翻檢一過。我遵照劉緒老師的教導，在翻檢資料的時候，並不把眼光局限在與西周世族有關的信息上，凡是覺得有意思、有價值的材料都隨手錄入電腦，分類做成電子文檔，比如冊命、職官、名物、戰爭等。在搜集資料的同時，配合研讀郭沫若《大系》、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等經典論著。漸漸地我發現西周銅器斷代是金文研究中一個繞不開的難點。經常碰到一件重要銅器，各家的斷代意見相差很大，在對西周青銅器和銘文還很不熟悉的情況下，我很難判斷孰是孰非，看各家的論證好像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於是我還是按照以往的經驗，從原始資料開始摸起。我選擇西周中晚期最多見也最容易讀的冊命銘文入手，將所有冊命銘文分爲時間、地點、右者、史官、職司、賞賜、親稱等要素，排列成一張大表格，就像考古室內整理分期排隊時在地上畫的那個“跳房子方格”一樣。這張表格一排出來，哪些銘文中出現了同一個冊命地點、同一位右者或史官，就一目了然了。在斷代研究中如何通過相同的“人、地、事”來進行繫聯，道理一下子就清楚了。由此我才真正體會到郭沫若在《大系》中提出的“標準器斷代法”和“繫聯法”，在具體研究中應該如何運用。直到現在我給研究生講西周金文，總是建議他們自己動手去把銘文排成這樣一張表格；只有像這樣將原始材料親手梳理過一遍，才能產生整體和系統的認識。

銅器斷代研究，銘文只是一個方面，青銅器的考古學特徵（即器形和紋飾）也非常重要，二者必須互相結合。而且借用李零老師經常說的一句話：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器形、紋飾是大道理，限定住銅器年代的上下限；銘文則透露出作器者所處時代的歷史細節，幫助我們進一步縮小器物的年代範圍。我雖然在碩士期間聽過青銅器課，而且在撰寫碩士論文時將西周墓葬資料整體摸過一遍，對西周銅器有一定了解，但僅能大致區分早中晚各段，距離真正的斷代研究還差得遠。恰好師弟馮峰此時也繼續跟隨劉緒老師攻讀博士，跟我住前後樓，經常過來串門聊天。他的博士論文打算做東周墓葬的喪葬禮儀，對東周銅器下過很大功夫，對西周銅器也比我熟悉得多，於是在閒聊中向我傳授了不少知識。記得有一次他拿起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三位先生合著的《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一邊翻一邊指出書中存在的問題，並結合圖片分析西周晚期早段（夷厲時期）和晚段（宣幽時期）青銅器的差異，令我茅塞頓開。在他啟發之下，我將田野考古實習中學到的考古類型學方法應用到青銅器研究中，逐漸學會如何觀察一件銅器，捕捉器形和紋飾的細微差別，總結出不同類型青銅器的演變軌跡。隨着資料的積累，看過的銅器越來越多，頭腦中的“數據庫”不斷擴充，最後基本達到提起哪件銅器，腦海中就會自動浮現出器形和銘文的程度；而且這些銅器自然而然地在“數據庫”中“分期排隊”，並隨着新資料的“輸入”不斷修正。我從郭沫若、陳夢家、唐蘭等前輩學者那裡學到的方法，就是從不孤立地看待一件銅器，總是努力找出與之相關的一群銅器，並將其放置在周代銅器和銘文演變的大趨勢中去考察。因爲學過考古，相比失去考古背景的傳世器和被盜流散器，我更重視經考古發掘出土的，尤其是出自保存完好的墓葬的青銅器。在研究這些器物時，其同出青銅禮樂器的特徵和組合，以及同出兵器、車馬器、陶器、玉器等器物的特徵，乃至整個墓葬的形制、等級、位置等信息，都必須綜合考慮。總結以往的西周銅器斷代研究，大致可分爲“以銘文爲中心”和“以銅器考古學特徵（主要是形制、紋飾）爲中心”兩種路徑。以銘文爲中心的古文字學者雖然都主張要兼顧器形、紋飾，但畢竟未經考古學訓練，無法進行系統的類型學研究，且不能充分利用銅器的考古學背景信息。以銅器考古學特徵爲中心的考古學者，則多數不能充分發掘銘文自身包含的歷史信息，而且在類型學分析方面過於“粗放”。因爲有考古方面的基礎，我在從事銅器斷代研究時，能夠將器形、紋飾與銘文相結合，做到“兩條腿走路”；而且在類型學分析方面做得更爲系統和精細，並能充分利用銅器的出土背景信息。這大概是我能在西周銅器斷代方面提出一些新想法的原因。

迄今爲止，我在西周銅器斷代方面主要提出了兩個自認爲有一定創獲的假說。其一我稱之爲“恭王長年說”。關於西周恭王的在位年數，傳世文獻說法不一，過去學者多認爲不太長，“夏商周斷代工程”將恭王年數定爲23年，於是西周中期凡紀年高於23年的銅器大多被放到穆王時。2006年，我撰寫了《䚄簋年代及相關問題》一文，以當時國博新入藏的䚄簋爲突破口，從冊命銘文的形式和演變規律出發，論證䚄簋的年代應爲恭王24年，而非學界主流意見所認定的穆王24年。我的主要根據是，䚄簋銘文已是非常成熟、規矩的冊命銘文，而冊命銘文在穆恭之際尚處於萌芽階段，不可能在穆王中期就出現䚄簋這樣成熟的形態。進而我認爲紀年高於24年的廿七年裘衛簋和卅年虎簋蓋，均應爲恭王時器，恭王紀年至少在30年以上。此文發表後，又陸續有卅年作冊吳盉、廿八年簋等恭王時期高紀年銅器問世，於是我又先後寫了《簡論作冊吳盉及相關銅器的年代》和《由新出青銅器再論“恭王長年說”——兼論西周中期後段青銅器的變化》兩文，繼續深入論證這一觀點。後一篇文章還對恭王時期青銅器做了全面的清理，進而討論了這一時期在西周青銅器由前期向後期轉變過程中的重要地位。目前，將這些高紀年銅器定爲穆王器的觀點雖然仍爲主流，但已有一些學者對“恭王長年說”表示支持。近年發現的橫水、大河口兩處西周墓地以穆、恭時期的墓葬資料最爲豐富，大大增强了我對“恭王長年說”的信心。

其二我稱之爲“厲宣分界說”，即根據冊命銘文中地點的變化來區分厲、宣兩代銅器。我發現西周冊命銘文中凡地點在“周康某宮”或“周康宮某大室”者，其年代均在宣幽時期，目前所見有“周康昭宮”、“周康穆宮”（或“周康宮穆大室”）、“周康夷宮”（或“周康宮夷大室”）、“周康厲宮”四處；且目前所見此類銘文紀年均不早於宣王十六年，因此可利用這一標準來區分厲王和宣王銅器。2009年我在《文物》雜誌發表《冊命銘文的變化與西周厲、宣銅器分界》一文，提出了這一假說，並指出冊命銘文在宣王後期又發生一些變化，比如出現兩位史官，冊命儀式最後增加“返入覲璋（圭）”儀節等等。但由於《文物》對文章篇幅限制較嚴，此文未能展開論述，很多問題只能點到爲止。同時我還注意到西周晚期前段（夷厲）和後段（宣幽）的銘文在習慣用語方面有明顯差別，特別是銘文末尾句式整齊且用韻的長篇嘏辭，夷厲時期剛剛開始露頭，到宣幽時期才廣泛流行，於是又寫了《單逑諸器銘文習語的時代特點和斷代意義》一文。這兩篇文章是我從銘文內容和形式方面探索厲、宣銅器分界的一點嘗試，我在文末提出希望對西周晚期銅器做類型學方面的全面研究，從形制、紋飾方面總結厲、宣兩代銅器的差異。多年來雖然已積累了不少資料，也摸索出一些綫索，但由於工作量浩大，一直沒有動手。近十年來新出銅器銘文數量雖多，但西周晚期後段的冊命銘文卻幾乎沒有新的發現，使我的這一假說無法得到進一步證實或證偽。總之，這第二個假說還有待未來更多新材料的檢驗和進一步的工作。

以上西周銅器斷代方面的研究，雖然多數發表於博士畢業之後，但想法其實在讀博期間已經產生，可以說是博士論文寫作的副產品。我在博論的資料搜集基本完成後，就將各家族的銅器銘文歸攏到一起，然後對其姓氏、族源、世系、職官、封地、婚姻等問題一一進行考訂。其中以“世系”的研究難度最大，因爲要通過零星散亂的金文資料復原一個家族的世系，實際上等於要確定此家族在不同時期有哪些代表人物，這些人物彼此是什麼關係。這就牽涉到金文研究中的兩個“老大難”問題——“斷代”和“稱謂”。正因爲如此，我才在撰寫博論期間對銅器斷代狠下功夫，最後至少在西周中晚期已初步形成自己的體系，對前賢各家之說能做出獨立判斷，或擇善而從，或另立新說。有了這一基礎，才能對各個家族的銅器做更爲精細、準確的斷代，進而推斷其代表人物的活動年代。對於西周金文中資料較豐富的一些家族，如虢氏、井氏、榮氏、益氏等，我都盡力復原其家族世系和宗支分衍情況，儘管其中很多環節存在推測成分，也要爲後人繼續研究提供一個基礎。

關於金文人名稱謂的通例，以往學者研究較爲充分，總體上已達成不少共識，但仍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環節。比如西周金文中的“伯”究竟是一種爵稱，還是家族長子（宗子）的通稱？學界還有不同意見。又如金文人名中的排行字“伯仲叔季”，究竟是代表個人在兄弟中的排行，還是代表同一家族內部的不同分支（小宗）？學界的認識也比較混亂。我在搜集資料過程中隨時注意總結金文人名稱謂的一些規律，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比如金文中的“伯”，我認爲並非“爵稱”，而是各家族嫡長子的通稱，後來逐漸演變爲對宗子的尊稱。至於金文中“伯仲叔季”等排行字，大多是指個人在兄弟中的實際排行；只有極少數能夠確認在同一家族內部世代相承，或有“某叔氏”、“某季氏”等明確的銘文證據，比如西周金文中的“井叔氏”、“虢季氏”，實際上是井氏、虢氏的小宗，在大宗氏名“井”、“虢”之後加上本分支始祖的排行，形成一種“復合氏名”。因此我們不能一看到某家族出現“某仲”、“某叔”的稱謂，就認爲此家族存在“某仲氏”、“某叔氏”的小宗旁支。博論完成後，我又在《重論西周單氏家族世系——兼談周代家族制度的一些問題》一文中對這些問題有更深入的論證。另外，以往學者已注意到西周貴族稱謂存在“內外服”之間的明顯差別：“侯”本爲“外服”尤其是邊疆地區執行軍事任務的職官，西周時已演變爲世襲的“爵稱”；“內服”王臣則多以“氏名+排行”爲稱呼，家族宗子多稱“某伯”，地位較高者或稱“公”，未見有稱“侯”者；可以說“內服無諸侯”已成爲多數學者的共識。然而在我讀博前後公佈的一些新出金文資料顯示，即使同爲“外服”諸侯，其稱謂也非一成不變。2010年秋我寫了《新出金文與西周諸侯稱謂的再認識》一文，提交在芝加哥大學舉辦的“二十年來新見古代中國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此文指出西周時期有一些外服諸侯國（如滕、晉、應等），其受封初期的一代或幾代君主均不稱“侯”，而是或稱“伯”，或稱“公”，與內服王臣無異。衛國則更爲特殊，其始封君稱“康侯”，不久即改封於衛而稱“伯”（見沫司土疑簋及清華簡《繫年》），至衛頃侯又“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史記·衛康叔世家》），可見衛君的稱謂經過從“侯”到“伯”、再從“伯”到“侯”的兩次轉變。因此，西周諸侯的稱謂並非由其地理位置決定，而是與其承擔的職責即“服”直接相關。有些諸侯國始封時本爲內服王臣，後因其所處地域戰略形勢的變化而增加了軍事職能，於是再次受命爲“侯”。“內服”與“外服”之間並沒有一條固定不變的地理界綫，“內服”的邊緣地區可能因軍事壓力增大而變爲“外服”，“外服”的少數地區也可能因軍事壓力消失而變爲“內服”。此文也因爲我的疏懶而一直未正式發表，僅有電子版在網上流傳。其後幾年中先後有王世民、李峰、朱鳳瀚、劉源等先生就西周金文中的諸侯“爵稱”問題發表文章。研讀諸家大作之後，我感覺自己的想法還是有些獨到之處，因此將這篇舊作按照當年提交會議時的原貌收入本書。至於文中未盡之意，當另外撰文詳論。

其實在西周世族的研究中，“稱謂”、“斷代”、“世系”乃至“族姓”等問題都是互相牽扯、環環相扣的，討論其中一個問題很難不涉及其他問題。我最早發表的《周原强家西周銅器群世系問題辨析》、《眉縣盠器群的族姓、年代及相關問題》以及前述關於單氏世系的論文，都是由博士論文的某一章節發展成文。其中有關家族世系的復原都是以銅器斷代研究爲基礎。例如我將年代較晚的“師望”組器從强家銅器群所屬家族中排除出去，重新推定該家族世系，並根據銘文中祖考稱謂指出該家族應是從“虢季氏”分出的“虢叔氏”。而對於眉縣李家村出土盠器群，我之所以跟學界主流意見“唱反調”，提出“盠”與單逑的祖先“惠仲盠父”並非一人，其出發點也是盠方尊、方彝銘文屬於成熟的冊命銘文，再加上其形制較晚，不可能早至“惠仲盠父”所處的昭穆時期。金文中同一人可使用不同稱謂，同一稱謂也未必是同一人；除去族氏、謚號、爵稱、排行等容易重合的因素，金文中還普遍存在重名、重字現象。爲此我寫有《西周金文中的“異人同名”現象及其對斷代研究的影響》，通過幾個確鑿的例證，說明同名、同字現象的普遍性，指出在斷代研究中使用“人名繫聯法”時應避免將同一稱謂簡單認定爲同一人。2015年6月，我在北京大学出土文獻研究所主辦的“西周金文與青銅器研討班”上做報告，即以博士論文中關於井氏家族的研究爲例，題爲“稱謂、斷代與世系——西周世族研究的關鍵問題”，代表了我對西周世族研究方法的總結。

博士論文的最初設想是分爲上、下兩篇。“上篇”是對各世族金文資料的匯集和考訂，採用“以姓爲綱、姓下分氏”的原則；每個“氏”（家族）再分姓氏與族源、世系、職官、封地、家臣、婚姻等項，匯集相關資料一一進行考訂。“下篇”是對西周世族若干專題的綜合研究，例如族姓的來源與構成、家族形態、世官制度、封地與采邑、世族之間的通婚關係、世族在王朝政治中的作用等。然而這一研究計劃過於龐大，當時的博士生學習年限只有三年，每月補助僅350元，經濟壓力極大。爲了寫好論文，我又主動申請延期一年。第四年原計劃的“上篇”已基本完成，李零老師覺得畢業應無問題，於是我將“下篇”已寫好的六七萬字改爲論文的最後一章，題爲“世族與西周政治”。這一章下分三節，第一節“西周世族的種族結構和族屬來源”，指出西周統治階層主要由兩大群體構成，即克商以前形成的“西土集團”和克商以後歸順的“殷遺民”。關於“西土集團”的認識，是由《關於商周歷史的思考》的思路深化而來；博論中通過對西周金文中族姓的統計，發現姬、姜、姞、姒四姓佔據大半江山，是“西土集團”的核心，同時詳細論證了召、榮、南宮三個家族是文王時期被“賜予”姬姓的異族；因此“西土集團”在族姓來源上可分爲姬周王室、被賜姬姓之異族、與姬周王室聯姻之異姓三個部分。關於“殷遺民”的研究也在碩士論文基礎上向銅器銘文擴展，利用族氏銘文和日名兩項標準識別廣義的“殷遺民”銅器；通過對銘文的排比，發現“殷遺民”在西周貴族中屬於“中間階層”，且大多數史官和武官“師氏”由“殷遺民”擔任。近年我受到張帆老師在分析蒙元帝國政治構造時使用的“圈層結構”概念啟發，感覺這一概念借用來描述西周王朝也十分貼切：處於“圈層結構”最核心的當然是姬周王室及其分支，其外層是“西土集團”中被“賜”姬姓的家族和周王室的姻親家族，再外層是歸順的“殷遺民”貴族，再外層是“周人”的普通貴族和平民，最外層是被征服的各地土著。第二、三節分別討論了西周早、中、晚期各世族勢力的消長及其與王權的關係。西周早期佔據政權中心的是西周開國功臣集團的後裔，至穆王時期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穆、恭之際伴隨着冊命制度的形成，以井、榮、益爲代表的少數大族壟斷了冊命儀式中“右者”的位置，長期把持王朝權力中樞。這種“冊命體制”與“世族政治”共生的模式一直延續到厲王時期，力圖重振王權的周厲王與大世族發生衝突，導致“國人暴動”。宣王即位後繼續推行集權政策，冊命儀式中的“右者”不再集中於少數家族，同時此前長期專權的幾個家族一蹶不振，而長期衰落的一批周初舊族和新興家族走上前台，“冊命體制”與“世族政治”格局終歸瓦解。以上可說是我在撰寫博士論文過程中對西周政治史產生的最重要的認識。2008年我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訪學三個月，爲了完成規定的任務，我將“世族與西周政治”一章後兩節的內容改寫爲《冊命體制與世族政治——西周中晚期王朝政治解析》一文，發表於該中心主編的《九州學林》。

在我博士畢業之後，周代考古不斷傳來驚人的大消息。僅就西周時期而言，北有山西绛縣橫水倗氏、翼城大河口霸氏兩處墓地，南有湖北隨州葉家山曾國墓地，一北一南交相輝映，都是前所未有的重大發現。因爲有濃厚的學術興趣和前期研究基礎，我一直對這些考古新發現保持着追蹤。關於橫水、大河口兩處墓地，我撰有《橫水、大河口西周墓地若干問題的探討》，指出墓地所屬的倗氏、霸氏兩個家族屬於晉國受封時領有的“懷姓九宗”，具有“王臣”與“晉臣”的雙重身份，這一新發現對於理解西周王朝政體結構的複雜性有重要意義。同時兩處墓地的墓向皆爲東西向，流行腰坑殉狗和殉人葬俗，具有濃厚商文化色彩，這完全符合我對“西土集團”中周王室以外各族群文化屬性和族屬來源的判斷。關於隨州葉家山墓地，我撰有《從葉家山墓地看西周南宮氏與曾國——兼論“周初賜姓說”》。葉家山墓地簡報公佈後，我發現其墓向與橫水、大河口一樣皆爲東西向，而出土銅器銘文說明其主人無疑是從南宮氏分出的姬姓曾國，興奮之情一時難以抑制，因爲這恰好印證了我在博論中提出的“周初賜姓說”。以理推之，曾國的大宗南宮氏也應具有相似的葬俗，他們雖與周王室同爲姬姓，但葬俗的明顯差異以及使用日名、族氏銘文的傳統，說明他們來自文化淵源不同的另一族群。與橫水、大河口相同的東西向墓向，暗示着南宮氏可能源自晉南地區，同樣採用東西向墓向的秦人也曾在晉南停留。銅器銘文顯示有一部分媿姓族群與南宮氏一同南下，且長期與之保持通婚關係，曾侯諫夫人爲媿姓女子，橫水墓地曾出土南宮倗姬簋、南宮姬簋，皆爲明證。至於後來陸續公佈的春秋中晚期的曾侯編鐘和羋加編鐘銘文，稱曾國公室爲“后稷之玄孫”、“文王之孫”，則是曾國後裔與“賜姓”相配合而產生的一種“歷史記憶的構建”，不能簡單視爲“史實”。近年來這幾處西周墓地的考古資料陸續公佈，我也跟蹤新材料撰寫了一些新的文章。相信將來隨着正式考古報告的出版，西周青銅器、金文乃至西周考古研究的面貌將會有整體的改觀。

我目前的學術興趣還是集中在金文、青銅器和周代考古方面。一個首要的任務就是將我的博士論文《西周金文世族研究》增補、修改，爭取盡快出版。博士畢業至今已經13年，其間西周金文、青銅器和考古資料又有大規模增長。考古方面，除了前面講過的橫水、大河口、葉家山等西周墓地外，還有春秋早期的韓城梁帶村、澄城劉家窪芮氏墓地，以及其他一些諸侯國墓地。金文方面，吳鎮烽先生編輯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及《續編》、《三編》等資料總集陸續出版，其中收錄了不少零星出土和私家收藏、被盜流散的重要資料。這些新材料都必須補入我的博論中，原先的一些觀點也需要做相應調整，另外我還想補配青銅器和銘文的照片和拓片，使之成爲一部按家族分類的西周青銅器和銘文資料集，以便讀者利用，這樣工作量就增大了很多。2009年以後，我的主要精力不得不轉入北大藏漢簡、秦簡的整理研究，再加上成家生子、各種家務牽累，導致博論的增補修改一再遷延。2011年我在博論基礎上申請了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西周金文所見世族通考”，結項報告已將截止2017年時新發表的資料補入。2020年上半年跟上海古籍出版社簽訂了合同，計劃在2021年之內以《西周金文世族通考》的書名出版。眼下正在進行最後的突擊，還想補寫博論未曾涉及的芮氏、倗氏、霸氏等幾個家族。然而此書僅僅完成了博論原計劃的“上篇”即資料考訂部分，原計劃的“下篇”即西周世族綜合研究仍只有少量舊稿，若要成書，至少還需增加西周世族的家族形態、婚姻、封地和采邑、世官制度等內容，這些還有待今後努力。

近年來腦海中盤旋的另一個研究計劃是“兩周之際考古與歷史綜合研究”。最近十幾年來，春秋時期尤其是春秋早期的高等級墓地不斷被發現，成爲商周考古領域最引人注目的亮點，如陝西韓城梁帶村、澄城劉家窪、甘肅寧縣石家、山西襄汾陶寺北、黎城西關、河南南陽夏餉鋪、湖北棗陽郭家廟、京山蘇家壟等，隨棗走廊一帶的曾國墓地更是形成了從西周早期直至戰國早期幾乎完整的年代序列（目前尚缺西周中晚期）。再加上過去發現的三門峽上村嶺虢氏墓地等舊材料，使得春秋早期成爲東周考古資料最豐富的一個段落。過去我研究的虢氏、芮氏等西周世族，其年代下限都延伸入春秋早期，近年不斷湧現的考古新發現又激發了我對這一時期的興趣。我希望隨着新發掘的春秋早期墓地資料的陸續公佈，對春秋早期考古資料做整體的分期斷代研究，建立起考古學上的年代框架。然後結合清華簡《繫年》及相關文獻，重新考察兩周之際歷史中的疑難問題，尤其是“二王並立”和平王東遷的具體經過，以及虢、鄭、秦、申、呂等國族東遷的時間和地理問題。進而重新認識“兩周之際”這一歷史轉折時期在周代歷史與文化演進過程中的地位。這一計劃涉及的工作很多，恐非我一人之力所能完成，除了推動學界同好一同參與，有些問題還可交給研究生做學位論文。

以上這些正在研究或計劃開展的課題，分量已經足夠大，希望能在退休之前完成。近年來總感覺一個人的精力和時間太有限，即使全力以赴，一輩子恐怕也做不了幾件事情，何況還有外界各種干擾和牽絆。每每看到前輩時賢精力過人，焚膏繼晷，著作等身的事跡，都不免望洋興歎。我深知自己資質駑鈍，且生性疏懶，做事缺乏計劃性；加之最近十年來罹患眼疾，視力嚴重下降，現在看紙質書已感甚爲吃力，只能勉强利用電腦工作，也不敢熬夜加班，工作效率因此大打折扣。由於家務纏身，再加上自己寫東西太慢，畏懼拖欠“文債”，我多年來很少去外地開會。在微信上看到學界各種會議、講座消息，年少俊彥英才輩出，佳作如雲、議論風發，不免有“沉舟側畔千帆過”之感。面對現實，也只能用阿Q精神來安慰自己，能做多少是多少，實在做不動了就休息吧。

當初踏入燕園，自己還是一個未經世事的懵懂少年，轉眼間就已年逾不惑。回首這二十多年的學術道路，似是水到渠成，波瀾不驚。我知道其中除了運氣的成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幸遇到很多好老師，比如張帆、丁一川、劉緒等幾位老師，都在我人生面臨選擇或轉折的關鍵時刻給我指點和幫助，讓我少走了很多彎路。李零老師治學格局宏大，視野開闊，追求古今中外的會通。他對學生很少手把手具體指導，而是指出有發掘潛力的問題和方向，讓他們根據自己的基礎和興趣盡量自由發展。讀博士的幾年間，最大的收穫就是每週一次跟李老師和諸位同門在辦公室見面聊天，不僅交流研究心得、學界見聞，而且各種國際熱點、掌故八卦無所不談。朱鳳瀚先生爲人寬厚，古道熱腸，我能在博士畢業後回到歷史系做博士後研究並最終留校，得到他的幫助很多。後來在他領導下參加北大簡的整理，對於我們年輕人工作中的失誤和莽撞，他總是盡量包容。我最感興趣的西周青銅器和金文也正是朱先生的學術專長，每有新的想法向他匯報，他無論讚同與否，都大力支持年輕人的大膽探索。

我還要特別感謝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的夏含夷教授。2010年我剛留校任教不久，夏先生只是偶然讀到我的一篇小文（即收入本書的《讀〈首陽吉金〉瑣記六則》），就邀請我參加在芝大舉辦的“二十年來新見古代中國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那是我第一次出國參加學術會議，也是我參加學術活動最難忘的一次體驗。在會上我結識了眾多周代考古、文獻、歷史研究方面的海內外名家，通過與他們的交流而眼界大開。五年之後，夏先生又慨然爲我提供在芝大訪學一年的機會，使我得以進一步深入領略“他山之石”的魅力。本書所收的幾篇論文就是在芝大訪學期間完成。在芝加哥生活的一年，也成爲我們一家人生命中最美好的回憶。

本書所收論文的寫作延續十餘年之久，在文風、體例、注釋格式等方面難免前後有差異。爲盡量保存文章原貌，本書除了對注釋格式進行統一外，其他方面盡量不做改動。如引用前輩或今人學術觀點，較早發表的文章多在學者姓名後加“先生”等敬稱，較晚發表者則一律不加。又如作者自稱，較早發表者多稱“筆者”或“我們”，較晚發表者一般稱“我”。這些本書都不做統一處理。不過有些文章中的個別觀點後來發生了變化，或是其中引用的考古資料和青銅器，後來有更爲全面、準確的資料公佈，則在注釋中以【作者案】形式加以補充說明。本書還補配了一些插圖，另外爲方便讀者核查資料，統一了引用青銅器銘文的標注形式。

再三考慮之後，我最終將書名定爲《青銅器與周史論叢》。因本書所收論文是多年來陸續寫成，並無一貫之體系，故以“論叢”爲名。之所以稱“周史”而不稱“西周”，是考慮到將來研究領域可能向東周擴展，而預先留有餘地。如果足夠幸運，以後或許還會有“續編”、“三編”的問世。

最後我要向上海古籍出版社吳長青副總編和本書的責任編輯顧莉丹女士表示衷心感謝和深深的歉意。由於我個人嚴重的“拖延癥”，致使本書的編輯和出版工作延宕達5年之久。在此期間出版成本不斷攀升，當初的那點出版經費恐怕早已不敷使用，但長青兄還是慷慨促成了本書的問世。書中大量的造字和插圖無疑增加了編輯的困難，多虧顧莉丹女士耐心細緻的工作保證了本書的質量，這些相信讀者都有目共睹。

（本文部分內容曾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微信公眾號“古文字微刊”於2020年11月7日推出的“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青年學者訪談”第49期，此處略有改動。）

韓巍

庚子歲末於北大中關園

作者介绍

韩巍，1978年生，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先后求学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文博学院和中文系古文献专业，获历史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先秦历史、考古和出土文献，近年来主要致力于西周青铜器铭文和西周史、战国秦汉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先后参加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和秦简牍的整理工作。编著有《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贰、叁卷，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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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姜源

审核 | 翟浩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