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话语构建的社会认知语言学研究
提要：本文主要探讨社会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话语构建问题。从“话语构建的底层机制是社会认知模型”这一基本社会认知语言学理论假设出发，我们提炼并总结出两个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内在对抗性的重要底层社会认知模型：“强区分”和“弱区分”模型。我们认为， 基于“强区分”模型所构建起来的体系性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潜在的社会破坏性，而基于“弱区分”模型所构建起来的体系性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潜在的社会有益性。基于此， 本文主要在分析和解构“破坏性话语”体系性构建的基础上探讨“有益性话语”的体系性构建问题。
关键词：话语；社会认知语言学；强区分模型；弱区分模型
1. 引言社会认知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国外只有对其基本方法论的探讨(Croft 2009; Harder 2010),而国内只见极少数应用性研究，如陆小鹿(2015)基于社会认知语言学视角探讨了语言选择和身份认同问题。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未有学者基于社会认知语言学视角专门探讨话语的构建问题。本文从“话语构建的底层机制是社会认知模型”这一基本社会认知语言学理论假设出发，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框架，提炼并总结出两个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内在对抗性的重要底层社会认知模型：“强区分”和“弱区分”模型。我们认为，基于“强区分”模型所构建起来的体系性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潜在的社会破坏性，而基于“弱区分”模型所构建起来的体系性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潜在的社会有益性。基于此，本文主要在分析和解构“破坏性话语”体系性构建的基础上探讨“有益性话语”的体系性构建问题。
2. 社会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话语构建问题2.1 社会认知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Turner 2001)开启了认知语言学的社会研究方向。因对社会维度的侧重有所不同，认知语言学的社会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取向：社会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社会语言学。本文选取前者作为主要研究视角。
社会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假设是：交互主观性(或主体间性)的协调/协作(coordination)是语言的核心(Croft 2009)。换句话说，“语言是人类社会互动的核心特征”(Croft 2009: 397)。从这一理论假设出发，社会认知语言学把行使着社会认知功能的说话者置于注意力中心，并着重研究概念理解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社会认知语言学主要致力于通过揭示意义生成和构建所关涉的各种社会互动过程来研究“社会领域里的概念化”(Harder 2010: 408)。经典认知语言学把意义等同于概念化(Langacker 1990)，而社会认知语言学则把意义等同为“社会语境中的概念化”(Harder 2010: 5)，即试图把“概念化置于其社会语境之中”(ibid.)。
如果说认知语言学把语言看成是一种认知能力，那么社会认知语言学则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社会认知能力。社会认知能力的核心要素是“共同行动、协调/协作和规约”(Croft 2009: 398)。基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假设，Croft (2009)提出了社会认知语言学的四大原则：第一，心理中各种语法结构和过程是一般社会认知能力和个体认知能力的示例。第二，语法是由形式、意义和社区(在社区中意义是规约的)构成的符号三角。第三，意义是共享的和百科的。第四，意义关涉交际目的的识解。
可以这么说，从认知语言学发展到社会认知语言学，实质是从意义作为概念化发展到意义作为交际目的的概念化，即意义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认知过程， 而是针对某个交际行为中的某个目的而为。
2.2“破坏性话语”和“有益性话语”“话语是各种观念、概念以及有关一个特定客体的、并以一种特定方式框定(framing)那个客体、且对那个客体相关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产生限制的范畴化的连贯性总集。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开放且动态的客体”(Epstein 2008: 2)。不是所有的言语或者言说都是话语，话语必须具有内在的体系性：“为了成为一个话语，一系列的文本必须成为一个系统(lineage)，这个系统基于各种个体文本，但又具有超越它们的各种特征”(Harder 2010: 358)。此外，话语必须具有价值：只有“那些对某套既有的陈述体系具有贡献的”(ibid.)语言产出才能算是话语。Epstein(2008: 4)指出：“简单来说，话语是各种意义制造(sense⁃making) 实践”。
话语并非是一个中立客体，本质上是建构性的。Locke(2004: 11) 指出，话语“事实上形塑或者构成其所指示的客体”。Foucault(2013: 54)认为，话语是“各种实践，这些实践系统地构成其所谈论的各种客体”。Lakoff(1987: 9)指出，我们“不仅依据具体事物而且依赖事物的各种范畴来理解世界，我们倾向于赋予那些范畴一个真实的存在”。基于社会认知语言学，同时考虑到话语的体系性和建构性，我们认为话语本质上是对社会语境中的概念化的社会实践，这些实践系统性地建构和形塑社会现实。
Stibbe (2015)从生态语言学出发区分了“破坏性话语”(destructive discourses)和“有益性话语(beneficial discourses)”。Stibbe (2015: 24)指出，破坏性话语是指“那些在多个方面强烈反对生态哲学的话语，即那些被认为在生态破坏中起作用的、广为传播的话语”。基于对“破坏性话语”的分析和解构，Stibbe (2015: 30)指 出，生态语言学最重要的任务是寻求新的、能积极促发环保行动的“有益性话语”。基于 Stibbe 的研究，同时从社会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我们把那些在多个方面反对社会公平公正、破坏社会互动的话语，即那些被认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起破坏性作用的、且广为传播的话语称作“破坏性话语”。有鉴于“破坏性话语”对社会实践的解构性甚至摧毁性，社会认知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则是寻求能积极促发社会公平正义行动、积极影响社会互动的、新的“有益性话语”。那么，到底如何构建“有益性话语”呢？不同的语言学理论具有不同的设想和方法论。基于社会语言学，“有益性话语”在很大程度上由有益的社会模型构建；基于认知语言学，“有益性话语”在很大程度上由有益的认知模型建构。而基于社会认知语言学，“有益性话语”在很大程度上由有益的社会认知模型建构。对“破坏性话语” 和“有益性话语”的区分只是一种简单化的、权宜性的、并不契合社会现实的理论区分：第一，在话语社会实践中，不存在绝对的“破坏性话语”和“有益性话语”；第二，在不同的语境下，为了不同的话语目的，“破坏性话语”和“有益性话语” 可以相互转化；第三，从原型范畴化理论出发，“破坏性话语”和“有益性话语” 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
3. 社会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话语构建3.1 社会认知模型的理论界定基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假设——认知结构和语言结构同构，社会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假设是：社会认知结构和语言结构同构。基于“认知结构可以用认知模型来描述”(Lakoff 1987: xv)，社会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假设是：社会认知结构可以用社会认知模型来描述。
从理论上来说，社会认知模型是社会互动模型和认知模型的整合。基于Harder (2010)的研究，我们把社会互动模型界定为：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心理共享的、影响或支配其社会互动行为的社会结构。根据 Lakoff(1987)的观点，我们把认知模型界定为：对认知无意识思维的高度结构化或模式化。基于对社会互动模型和认知模型的整合，我们把社会认知模型界定为：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心理共享的、对“社会领域里的概念化”(Harder 2010: 408)进行高度结构化或模式化的社会认知结构。基于“各种认知模型结构思维(这里的“结构”作动词用，表示“给 ...... 赋予结构”)，且在各种范畴形成和推理过程中都要用到认知模型”(Lakoff 1987: 13)，我们认为：各种社会认知模型结构社会认知，且在各种话语的建构过程中都要用到社会认知模型或者都要受其影响或管约。
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社会认知模型主要充当语言使用的概念假设的社会认知基础：“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不仅意味着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假设(在英文原著中，“概念假设”的英文对应词是 theory)，同时也意味着对事件及其因果关系的概念假设。我们的语言不仅有性别模式，同时还有对隐私、权力以及公正的概念假设”(平克 2015: I)。正是基于各种概念假设，话语的构建才能实现。从理论上来说，一系列影响或支配社会互动的体系性概念假设构成了社会认知模型的理论基础和依据。
3.2 两种对立的社会认知模型
深入考察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本质后发现，当今社会普遍存在两种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对立的社会认知模型：“强区分”和“弱区分”(王馥芳 2017a, b, 2018)。
3.2.1“强区分”社会认知模型
“强区分”社会认知模型的语言学基础是经典范畴化理论。Rosch & Mervis(1975)和 Lakoff (1987)把范畴化理论概括为两种：一是基于特征语义学的经典范畴化理论；二是基于原型、概念隐喻和转喻的范畴化理论。前者的语言学基础是意义客观论，被应用于意义分析之后，发展出了意义经典特征分析法。后者的语言学基础是意义体验论，被应用于意义分析之后，则发展出了意义原型特征分析法。
意义经典特征分析法又被称作“语义特征集合论”，即把语义看成语词内在语义成分或者特征的集合，而“语义成分”则被定义为语言中普遍的、数量有限的且不可还原的一套最小语义特征。意义经典特征分析法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转引自姚小平 2011: 21)的事物本质论：“有一条原则适用于所有的名称……那就是：所有的名称都是要指明事物的本性”。亚里斯多德也认为“每一事物都具有一种使其之所以是那类事物的本质，且该本质是其自然行为的因源(causal source)”(Lakoff & Johnson 1999: 373)。经典范畴化理论把范畴的“本质”看成“事物成为某个范畴成员所具备的充分必要条件的特征清单”(Lakoff 2007: 197)。
在范畴界定方面，经典范畴化理论把范畴看成一个范畴成员所共同拥有的特征集，并认为这些特征集彼此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经典范畴化”理论为“强区分”社会认知模型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 3.1 节对社会认知模型的理论界定，我们把“强区分”社会认知模型界定为：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心理共享的、对“社会领域里的概念化”进行概念强区分的社会认知结构。
3.2.2“弱区分”社会认知模型
经典范畴化理论盛行一时，甚至时至今日仍然在某些领域(如词典编纂)极有影响。但受到了 Lakoff (1987)等学者的批评，批评的结果是促发了原型范畴化理论的兴起。基于 20 世纪 70 年代认知科学领域的诸多新发现，特别是 Rosch &Mervis(1975)关于原型理论的一系列实证研究，生成语义学家开始用原型范畴概念挑战经典范畴概念。“原型”被定义为一个范畴的最佳成员，即范畴中的原型成员与范畴中的其他成员有最多的共享属性，而与邻近范畴的成员共享属性最少。辐射范畴由一个中心次范畴和多个非中心延展或者变体构成，它关涉范畴原型成员和边缘成员之间的关系。基于原型范畴，Lakoff(1987)认为，认知范畴具有内在的原型结构或者辐射范畴结构，且认知范畴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彼此之间会相互融合。原型范畴化理论为“弱区分”社会认知模型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 3.2.1 节对“强区分”社会认知模型的界定，我们把“弱区分”社会认知模型界定为：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心理共享的、对“社会领域里的概念化”进行概念弱区分的社会认知结构。
4. 社会认知模型和话语的体系性构建 从社会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导致话语制造社会不公的理论根源在于社会认知模型在社会价值观上的认知偏差。纠正社会认知模型在价值观上的认知偏差可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4.1 话语的社会认知构建功能 基于社会认知语言学，话语是一种社会认知意义的系统性构建实践，主要行使三种功能。第一，构建并框定各种客体的社会认知空间。话语以多种特定方式赋予各种客体以社会认知意义。对特定客体而言，话语赋予它的社会认知意义本质上是一种有界的社会认知结构。这种有界的社会认知结构不但组成了我们理解和认知该客体的社会认知辖域或者社会认知空间，而且框定了我们理解它的概念空间界限。第二，构建各种客体的社会认知身份。基于范畴化这一基本认知能力，在针对每一客体所建构的社会认知空间里，话语通过运用各种概念化识解或者社会文化手段在图式化层面或具体实践层面刻画各种客体的社会认知特征，进而构建其独特的社会认知身份。第三，构建与各种客体相关的社会认知关系网络。通过把对各种客体的社会认知身份构建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话语建构出与各种客体相关的社会认知关系网络。下面我们以“人”这一概念的话语构建来例示话语的社会认知构建功能。4.2“破坏性话语”的社会认知构建 很多具有潜在社会破坏性的话语本质上都是建构在“强区分”社会认知模型基础之上的。以“人”这一概念的建构为例，“人”并不是一个自然概念，而是一个本质上“人化”的建构性概念。福柯(见 Mchoul & Grace 2002)认为，到 16 世纪还没有“人类”(Man)或“人文”(humanity)这两个概念的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人文”概念直到 19 世纪才建构起来。也就是说，“人文”这个概念至今只有一百多年的话语建构史。“人”这一概念的现代话语建构基础主要是“人类中心主义”。经过深入考察发现，“人类”和“人文”这两个概念主要是在“人”和“动物”“强区分”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现代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为了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缘故，人类有意把自己和环境割裂开来，甚至将自己从环境中剥离出来，变成一种只追求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理性生产者或消费者，由此确立了“人”和“动物”的强区分。Gare (1996: 146)把人类对自身的这种话语建构追溯到亚当·斯密，他“被迫把人看成从其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以期能够用单一原则去解释经济机制”。 从基于“强区分”社会认知模型建构起来的“人”这一概念出发，人类建构了一个有关“人”的庞大话语体系。从“人”与“动物”的强区分性出发，人类进一步建构了“男人”和“女人”这两个强区分性概念。法国存在主义作家波伏娃(蒋学广 1998)的名著《第二性》的主要观点是：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作为男性的“他者”被后天建构出来的。“男人”和“女人”这对概念的对立在十八世纪发展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女性被认为非常脆弱，她们不但自己不停地生病，还给别人带来疾病。甚至有一种说法：“妇女就是男人的病”，由此导致医生们“对妇女进行病理学的研究：妇女的身体变成了理想的医学对象”(福柯 1997: 40)。对女人的病理学研究导致对人的进一步强区分：健康人和病人。而病人又被进一步强区分为：生理病人和精神病人。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又开始把“同性恋”当成一种需要治愈的“疾病”。事实上，把“同性恋”看成一种“病症”是现代人建构出来的一种观点。福柯(1997: 9)认为：“同性恋在 18 世纪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19 世纪以前，那些被禁止的行为，尽管受到严厉的限制，却总是被视为某种过分和多余的举动，即所谓的‘放荡无度’。同性恋仅仅被看作是过量的自然行为，一种失控了的本能”。基于同性恋，又进一步区分出双性恋和跨性别恋……在社会学领域，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等级制度也是“强区分”社会认知模式作用的结果。 黑格尔(1979)在《精神现象学》中对“主人—奴隶”这一主客体“强区分”关系的哲学分析，为西方后殖民理论中“自我”(self)和“他者”(the other)这对“强区分”概念的话语构建奠定了哲学基础。基于对“自我”和“他者”的强区分，欧洲人进而构建出了一整套关于东西方的“强区分”话语：“西方”(The Occident)对“东方”(The Orient)、“西方人”对“东方人”、“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对“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东方基本是欧洲人的一个发明，指一个古老的浪漫之地，满是异国人，充满缠绕不去的记忆和风景、异常的经历……在欧洲文化里面，东方是最深入的、一再复现最多的他者意象”(Said 1979: 1)。在很大程度上，西方话语模式是基于“东方主义”话语建构起来的(Said 1979)。从话语构建的社会功能出发，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基于“强区分”模型所建构起来的上述有关“人”的系统性话语对社会公平公正的潜在破坏性：一是对人的各种强区分，为权势集团或者权势个体利用“排斥”这一社会权力机制制造各种社会不公提供了话语支持；二是为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无度破坏提供了话语支持。三是对社会的公平、公正发展设置了人为的话语障碍。四是为跨文化交际制造了话语障碍。 必须说明的是，我们说基于“强区分”模型所建构起来的有关“人”的系统性话语具有潜在社会破坏性，并非全然否定其曾经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起过积极的正面作用，而是强调，基于绝对意义上的“强区分”社会认知模型所建构起来的体系性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潜在的社会破坏性。4.3“有益性话语”的社会认知构建 Stibbe (2015: 28)认为，“应对破坏性话语的方式是通过反抗”。从社会认知语言学角度出发，反抗的主要方式是对社会认知模型进行再概念化。基于“强区分”社会认知模型所建构起来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潜在的社会破坏性， 以及“强区分”和“弱区分”模型内在的对抗性。故应考虑基于“弱区分”模型来构建“有益性话语”。 仍以“人”这一概念的话语构建为例。从话语模式的角度来说，4.1 节所探讨的基于“强区分”社会认知模型所建构起来的有关“人”的话语体系，本质上是“人类世”(Anthropecene)话语模式的语言实践。“人类世”是 Clive Hamilton 在其《反抗的地球》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作者警示世人，在“人类世”这个阶段，“允许人类文明繁荣昌盛的各种有利因素开始逐渐消失，人类要开始敬畏地球这个‘被唤醒的巨人’。人类意识到使用技术对地球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是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觉醒，人类历史与地球历史在此刻发生了碰撞。有学者认为，‘人类世’是人类对已知历史的总结”(王俊美 2017)。近年来，随着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人类世”话语模式开始受到学界批评，在其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人”的概念也受到质疑(Stibbe 2015)。 虽然“人类世”这一概念在社会文化历史进程中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产生过巨大的正面影响。但是，在全球性气候变暖、全球气候和环境灾难频发的今天，该话语模式的负面意义远大于其正面意义。人们现在已经明白，不能无限透支自然环境：从现在的生态情况来看，地球已经变成一颗“危机”星球。“互动世”话语模式的提出，对“人类世”提出了挑战，也为“人”这一概念有关的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的启示。“互动世”话语模式的社会认知基础是“弱区分”社会认知模型。 基于人和动物的弱区分，我们可以用“互动人”、“生态人”或者“环境人”等概念范畴代替“自我中心者”或者“人类中心主义者”这类概念。基于男人和女人的弱区分，我们可以用“性别建构观”或者“人性体验互动建构观”(王馥芳 2013b:A04 版)来解构并代替男女“天生有别观”。同样，基于健康人和病人之间的弱区分，我们可以用“健康/疾病建构观”来解构并代替“健康/疾病自然观”。基于对同性恋的科学认知，我们可以用“性取向少数人群观”来代替“同性恋病态观”。直 到 18 世纪 70 年代，精神病学家们才开始对同性恋进行医学上的研究，这意味着人们在对待同性恋的时候，开始脱离原来的轨道，开始将其当成一种疾病来治疗。基于“文化多元主义”对“文化一元主义”的对抗，我们可以用“文化多元论”话语来代替基于“文化一元论”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东西方“强区分”话语。从话语构建的社会功能出发，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基于“弱区分”模型所建构起来的有关“人”的系统性话语对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潜在有益性：一是基于对人的各种“弱区分”所构建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践行了“人生而平等”的话语实践；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各种“排斥性”话语的话语权力；三是为促发环保行动提供了话语支持；四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阻碍社会公平公正发展的话语障碍；五是有助于减少跨文化交际障碍。5. 结语 从话语构建角度看，社会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对“破坏性话语”背后的社会认知模型的分析、批评和解构，提出“对抗性”的社会认知新模型，并基于新模型构建对社会语境中各种社会互动有潜在积极作用的“有益性话语”。Wilkinson & Pickett (2010: 29)在其著作《精神层次》中指出，不管一个国家的总收入是多少，“对所有人而言，减少不平等是改善社会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的最好方式”。因此，“有益性话语”构建的主要社会认知目的，在于通过话语积极而正面的构建，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发展。Lakoff (2010)指出，在“环境行动” 这一“有益性话语”中，除了个人的一些“低碳”行为之外，最重要的是政治行动。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政府行动比个体行动更有价值。考虑“有益性话语”的社会认知构建时，应该把政治参与考虑进来。要真正使“有益性话语”在社会文化建构中发挥影响力，必须有政治力量、制度力量及社会各种力量的多方介入， 方能达到较好效果。作者简介：
王馥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理论语言学、词典学、语言哲学和社会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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