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语言视域下的网络文化安全研究

摘要 

      语言安全维系着民族的存在和国家的安全。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变体，反映出某个历史空间的民族情绪与社会心理，客观而现实地塑造着语言使用者及其社会现实。网络化背景下加强网络语言监测与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构建网络文化安全的理论体系乃是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是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除了从技术上保障网络文化安全之外，文化“引进来”和文化“走出去”是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深度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构想建设中国网络话语体系。

关键词

网络语言; 语言安全; 网络语言暴力; 网络文化安全

1.引言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 1997) 提出不同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观点即文明冲突论，认为国际政治中未来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上。“实际上，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是由国外学者眼中的“文化地震”引发的”( 潘一禾 2005: 13) ，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和彼得·伯杰( 2004 : 1) 在《全球化的文化动力: 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一书中指出: “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文化地震——文化全球化，它几乎涉及地球的所有地方。文化全球化既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大承诺; 也非一种简单的巨大威胁，而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多元化挑战。”那么伴随文化全球化和文明冲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外来语在网络上的广泛使用及其对人们日常语言生活的渗透。当今网络流行的“暴走”、“写真”、“便当”、“人气”、“萌”、“宅男宅女”、“御姐”等许多词汇似乎已经进入日常交际当中。上述这些网络流行语均来自日本语的汉译。另外一个典型的网语“草食男”则源自日本作家深泽真纪《食草男正在改变着日本》一书，指的是 20 世纪80—90 年代出生的男性，他们性格温和，随意自然，一般不会主动追求异性。该类网络语言在日本本土扩散开来之后加速传播到大陆，但在传播的过程中也会发生语义变异。例如，“熟女”，一般专指向从事拍摄电影的 30岁左右的女优，在日语文化中一般极少使用。传播到汉语中语义发生变异，甚至带有积极的意义倾向，常用来指有过恋爱经验，甚至已婚的会照顾男性的女子。可以想象，这个意义如果从中文文化圈向日文文化圈流动，随之附着在词汇本身上的语义变异便会带来局部的文化冲突。那么，建立在大量的词汇变异基础之上的跨文化交际在带来具体交际误解甚至交际障碍的同时，人们会不自觉地把这种语义的差异逐步归因于文化上的差异，带来更大范围内的文化冲突甚至上升到文明本身的差异与冲突。

      全球化时代，网络信息量的绝大部分以英语语言表达。毫无疑问，在网络信息的交换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英语影响汉语系统在所难免，英语国家文化借助语言的强势和迅捷的互联网通道，会对汉语文化进行解构和同化。英语并非我国学生母语，且网络用语主要在网络仿虚拟环境下使用，通常不出现于教材等纸质媒介中，倘若不有意识、系统地掌握其语言特征，则可能招致交际障碍( 冯薇、王立非 2017: 84) 。因此，在使用网络外来语方面，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姚喜双强调规范使用外语词，媒体是表率，公务员是龙头，服务业是窗口，学校是基础① 。对于外来语使用，我们认为: 第一，语言使用者要首先要注意语言运用的文明规范，剔除语言运用中的低俗化与过度娱乐化成分; 第二，媒体部门，包括各级各类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和新媒体一方面应加大力度宣传语言使用规范，另一方面在文本生产过程中起到正面引领作用; 第三，政府部门和语言文字主管部门适时加强语言文字监测，对网络外来语使用进行规范性诊断、加强善治。我们认为以上三条，同样适用于规范使用本族语的网络变异。

2.2 本族语的网络嬉戏

3. 网络语言对网络文化安全的冲击

      网络语言暴力的蔓延使得学者们对语言暴力的研究扩展到语言系统本身。以往研究基本认可语言暴力的受害对象即各类行为主体的人，却忽略了语言系统本身。“语言暴力现象对于语言系统本身的破坏同样值得学界赋予充分的学术关注( 毛延生 2013: 95) 。从这个角度出发，毛延生进一步认为语言暴力指的是“用不合逻辑的语言手段，以一种语言霸权的形式造成语言系统内部能 指 与 所 指之间指称关系失 衡”( 毛延生2013: 96) 。这便从学理上直接指出了一些语言形式对固有的语言系统的暴力干预，造成了语言系统的失衡。

      键盘时代的输入法表达导致白字错字连篇，例如， “鸭梨”( 压力) ，“酱紫”( 这样子) 、“油墨”( 幽默) 等等。虽然这些文字具有输入便捷性、加快沟通速度的效果，但显然不是语言系统的正式成员，在小范围内的使用尚可，如果不加克制地引入语言系统之中，则会对处于规范位置文字系统带来混乱，甚至在具体的交往中也有可能带来语义混淆。一些表达截取词义、甚至歪曲原意，例如，“喜大普奔”( 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 、“人艰不拆”( 人生已经如此艰难有些事就不要拆穿，贤惠( 闲闲的什么都不会) 。更有甚者，据说有小学生用“贤惠”造句: 我长大后要做一个贤惠的姑娘。正在老师准备表扬的时候，她说老师理解错了，她的意思是:不用上班在家闲闲的什么都不用做，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的人。如果说这种现象蔓延存在的话，那么恰恰说明了汉语语言文字系统需要净化。另外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汉语的欧化表达现象严 重。例如，“我将见你在明天”，“你走先”，以及冗长的定语、被字句的滥用等等。对此，我们认可语言宽容观的积极性，并认为过多的强制干预可能会带来物极必反的后果，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听之任之、采取完全不作为的态度。我们认为这种碰撞和冲突体现了语言动态性与多样性，也体现出语言自身的协商性，这三类特性正好是语言能动性的重要标志。我们需要给予语言系统本身免疫力的高度信任，同时也要做好局部地区和特殊时段语言生态的监控与协调。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本主义的德性文化，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与动物截然分开的显著特点便是其德性或者伦理性，这是与兽性相对立的伦理层面的特性，体现在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等传统文化要素的方方面面。经过上下五千年的演绎与扬弃的中华文化精华，中华文化已深入全体华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成为影响社会历史发展，支配人们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

      然而，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德与礼”、“和与中”、“尊与谦”等要素遭到大批网络语言的溶解与稀释，甚至颠覆与解构。“屌 丝”、“人 肉”、“逼 格”、“茶 婊”、“草 泥马”这些网络语言的流行、无意识的使用与传播或许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我们以开放的态度看待其在一定范围的使用、嬉戏与狂欢，并理解其生动性、新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愉悦和畅快，但是我们更要以一种文化自觉的视角审视这些网络流行语的过度传播与过度消费。从保护传统文化、保护网络语言客体和教育自省的角度进行监测与过滤。

      语言具有强大的暗示功能。过多的消极语言表达必将“催生出‘暴虐为快’的病态心理，乃至形成嗜好网络语言暴力与借助网络语言暴力投机的病狂”( 缪锌2014: 168) 。语言的建构性是相互的。一方面，社会现实构建语言的表达，形成表达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语言也建构社会现实( 辛斌 2016: 1-10) ，语言通过影响人们的观念和信念甚至能够改变社会现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有网络的地方便有网络语言，有网络语言便有各种层出不穷的网络事件。“无论是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网络第一案，还是愈演愈烈的‘门事件’，都告诉我们只要有网络，网络文化安全问题就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有人引用元朝词人马致远的‘便作钓鱼人，也在风波里’来形容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网络文化安全威胁是很贴切的” ( 姚伟钧、彭桂芳 2010: 71) 。

      从个体的语言消费来说，盲目跟风与追求时尚或许会让言说主体迷失在语言的迷雾之中，从而失去理解和把握事实与真相的机会，并导致错误的判断。在目前语象激变和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手机终端和网络自媒体可以将言说主体带往各种语言消费的意淫、自嘲与暴虐的无界之中而不能自拔。与其在秒杀式忘却与瞬间式记起的涡流中迷失自我，或许选择规范性表达仍然是聪明的做法。在技术化和工具化的人际乱象之中，当网络语言成为一种言说习惯或者书写习惯的时候，对个体的损伤是隐性的，其伤害他人的利剑也是隐形的。而当这些习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传播方式的时候，总会有人对这种社会思潮进行反思、反省甚至批判，这种交锋与较量也正是引领社会前进的动力，推动历史车轮前行的思想力量。

      语言文字是文化和文明积淀中最稳定、最持久的符号系统，它不仅是一切文明的载体，也是文明本身的组成元素。“语言从来就是政治、文化斗争的有效工具，是获取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保持和发展国家—民族共同文化的重要内容”( 潘一禾 2005 : 14) 。针对语言维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意义，教育部已经启动了国家语言战略计划，而在如何系统构建国家语言安全部门上，我们依然面临着挑战( 袁周敏 2016) 。需要我们警醒的是相对于领土安全，语言文字安全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灵魂深处的东西，是一个国家和族群得以存在的最后屏障。从网络语言观网络文化治理，我们需要采取整体—辩证—历史的视角( Shi-Xu 2014) 看待网络文化的演进。

      首先，网络语言渗透或许客观上是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一种新的文化侵入，必须意识到这种语言变体对汉语言系统和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因此，保护本国语言文字和文化系统理应是网络时代国家文化安全的重大内容。赫尔穆特·施密特( 2001 : 64-65) 曾疾呼保护本国语言的重要性: “保护本国语言传统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原因在于，如果本国的语言日趋消失，或者在几代之后遭到彻底侵蚀 ，那么本国文化中的一大部分内容也会消失，本国特性的一些组成部分也会变没 。”实际上，在技术领域，应对文化全球化和文字网络化，中国在语言文字数字化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破除了汉字计算机输入将阻碍中国发展的诸多难题。“中国人不仅迅速解决了汉字的键盘输入，而且证明表音与象形相结合的方块汉字在同一面因特网屏幕上能够比英语传递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潜台词，显示了汉语在信息技术领域所具有的特殊优势和推广价值”( 刘慧 2010 : 81) 。在大数据和网络经济时代，面对英语语言和文化的霸权，汉字语言系统和文化系统必将面临更大的冲击，既有符号系统本身的，也有技术实现上的，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次，借鉴信息技术和语言理论加强网络信息内容的研究和网络文化安全体系模型的开发。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评价理论，语用立场理论，语用身份理论等语言学理论，利用语言信息检索技术，都可以帮助监测和检索网络信息中的情感、立场和身份建构，判断网络信息的积极和消极情绪，以及对信息客体的态度与立场，建构了信息生产者的什么身份，进而计算出对中国文化及相关领域造成的危害指数等等，这方面相关的技术模型和文化安全体系建构可以参见相关研究( 例如王燕、杨文阳、张屹 2008: 64-66; Gcaza et al． 2017: 259- 278) 。

      再者，文化安全治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网络文化安全治理已成为世界范围抢占网络空间制高点的普遍选择( 汪伟、韩璞庚 2015: 139-144) 。网络文化安全现实冲突的解决需要采取刚柔并济的策略。以开放的姿态对待网络语言，以科学的方法监测语言生活。网络语言的流变告诉我们野蛮干涉和强制某一语言或者语言变体的使用是违反语言生态和语言生长规律的。网络语言变体和异样网络文化的发生以及文化之间的此消彼长也有一定的符号与文化系统的生存轨迹，不需要采取“一露头就打倒”的极端处置方式。相反，我们可以采取开放的胸怀，在科学监测和预警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在文化自省的同时我们需要建设我们的文化自觉，“不仅要强化民族意识、加强文化身份认同 ，而且要容忍甚至鼓励超民族意识的萌芽和‘去国界’观念的露头”( 潘一禾 2005 : 17) 。在“引进来”的同时，还需要积极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建设步伐。我们需要认识到文化“引进来”和文化“走出去”是从技术上保障网络文化安全之外的一种文化安全治理的深度选择。

      最后，建设中国网络话语体系的构想。中国网络话语体系是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化、融媒体时代，线上舆论场域和思想场域的激辩与传播现实地塑造着这人们的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在寻求学科新范式、新路径、新理论、新概念的同时，坚持网络话语研究的问题导向或许显得更为迫切。姜望琪( 2011: 146) 曾指出: “话语是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工具，它既可以维持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又可以反对不公平的社会现实……要把重点放在关注社会问题方面，而不仅仅只关注学科、理论和范式等。”这也正是文化话语研究所坚持的基本理念。我们认为可以借鉴文化话语研究( Shi-Xu 2014) 的基本理念构建中国网络话语体系，提倡跨文化对话、目标是促进文化平等与多元文化繁荣，原则包括扎根本土，以问题为导向，采取文化—历史—辩证的方法展开网络话语研究、探讨中国网络话语体系建设。例如，在网络传播上，需要考虑协调不同话语主体适时发声、布局话语主题与篇章构架、拓宽话语渠道进行多方位传播( 如国际传播中使用目的语在当地媒体发声) 等等。

      海德格尔说，人活在自我的语言中，语言是人“存在的家”，人在说话，话在说人。由此观之，人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语言对人的塑造，对社会的塑造是客观而现实的。网络语言作为一种语言变体，不仅是网络文化的载体，而且是网络文化本身; 不仅是网民的精神家园，而且是网民的实在居所。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语言安全与网络文化安全正如一体两面，不仅涉及到语言系统本身，还直接涉及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体系，涉及教育、新闻、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在网络空间中，网络文化安全已经超出具化的疆土安全与传统的物质安全范围而渗透到民族的精神层面和社会整体情绪与文化层面，因此，加强网络文化安全监测与治理、构建网络文化安全理论、着手建设中国网络话语体系已是应有之义，而且刻不容缓了，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技术手段准入机制、文化双向流动中的法律规范以及网络文化安全治理体系的整体设计。

袁周敏，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语用学、文化话语研究。

韩璞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编辑部二级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网络文化研究。

语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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