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也有阶级之分吗？

社会阶级是一个敏感而现实的话题，与此相关的种族、性别等问题也常常引起关注。那你有没有想过，不同的语言或其变体之间是否也有“高低”之分呢？

英语如今在非母语国印度被奉为官方语言之一，殊不知，披着“世界通用语”光环的它也曾有过被压迫的历史：

11世纪的诺曼征服后

法语实际上逐渐成为英国上流社会使用的语言，英语则成为大众或私人场合用语

中世纪

将拉丁文版《圣经》翻译成英文并用英语传教的人曾被迫害，英文版《圣经》也曾被销毁

……

确实，一些语言的推广方便了各地区间的交流，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但在便利与成就之外，一些消极后果也逐渐显现出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口音或语言会被选择性地限制使用甚至被抛弃，它们的使用者也会或多或少地被不公平对待。

其实，类似的社会现象不仅存在于上面提到的英国，更不是某个时期的专属。在遥远的古代，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甚至不曾被人注意的小小部落，都可能发生过对语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与分级。Diglossia（双言制），就是一个用来代表这种社会语言学现象的专有名词。

Diglossia（双言制）派生于希腊语单词“διγλωσσίας（双语）”。在19世纪末的资产阶级运动中，这个词被用来谴责希腊社会双语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当时的语言激进派对18世纪希腊知识分子“苦心孤诣”开展的语言变革展开批判。

这种变革强化了两种语言变体之间的差别，并对希腊语进行分级：Katharévousa和Dhimotiki是当时希腊社会中共存的两种希腊语形式。前者被一些人冠以“古典复兴”的名号，成为官方批准的标准语。后者则被定义为庸俗的、不文明的习语。 

直到1959年，Ferguson才将这一术语引入英美社会语言学界。他对双言制下的经典定义是：

双言制

一种相对稳定的语言状况，其中除了有主要语言的方言以外（Low variety，下文简称“L”），还有一种差异很大、高度精密的（往往是语法更加复杂的）高置变体（High variety，下文简称“H”），它是更早时期或来自另一个言语社团备受尊崇的大量书面文学作品的载体，主要是通过正规教育而习得的，并且大部分用于书面语和正式口语，不用于社团内部的日常会话。

Ferguson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此类研究，相关概念与理论也得以不断延展与进化。最经典的是Fishman提出的“拓展式双言制”：

在Fishman看来，双言制中的语言可以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变体，也可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也就是说，世界各国的双言制和社会双语现象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

其他学者的研究还有：

Kloss（1966）

提出“in-diglossia”和 “out-diglossia”；

Tollefson(1983)

探讨了语言政策与双言制的关系，并总结出五点H语言的特征；

Scotton(1986)

分别评论了Ferguson与Fishman的定义与观点，认为事实上真正存在的双言制几乎很少。在Scotton看来，真正的双言制必须符合：

1）L variety必须是社群中每个人的母语；

2）H variety永远不会用于非正式交谈中。

……

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一探泰国不同地区方言与标准语之间的关系（Alexander and McCargo，2014），可以了解留尼汪岛人民为了复兴本地语言做出的努力（Oakes, 2013），还可以了解标准英语在伦敦的推广情况及遇到的问题（Brady, 2015）。

在社会语言学家的眼里，语言绝不仅仅只是字词语法的统称，也可能是不同观念的代表，更是身份认知的象征。换句话说，人们对语言的态度与看法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地位。

为了区分双言制和其他社会语言现象，Ferguson提出双言制具备九条特征：

Don Snow（2013）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将双言制划分为三类：“traditional diglossia”, “revived diglossia”, 和“modern diglossia”。

Traditional Diglossia

中世纪的英国是传统型双言制的典型案例。当时，基督教势力一直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其宗教经典《圣经》更是神圣不可侵犯。

然而，长期被无数传教士使用的《圣经》却是拉丁语版本。随着教会的腐败，不仅是普通群众，就连一些教会人员都已经无法顺利读懂这本非母语圣经。

从14世纪末开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尝试将拉丁语版《圣经》译为英语。然而，这些举动却被教会及统治阶级视为威胁，斥为异端，甚至将译者处死并取缔译本。

这反映了当时实际上的双言制：拉丁语被视为H语言，被用在宗教、学术等正式且神圣的场合，且大多数人无法使用它；而英语则成为L语言，活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但无法作为书面语被广泛传播。

拉丁语版圣经

这类双言制出现的社会背景常常是一个帝国或者极大的地理分区，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们共享一种H语言（H variety），而地理分区内部又同时存在很多不同的方言（L variety）。

也就是说，H与L语言依然是共存在一个社群内的，它们可能有“血缘关系”，也可能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在相互接触的过程中“摩擦”的结果。

这一时期，印刷出版技术尚未发展，文化传播极为困难。读写文字便成为小部分精英阶级的特权，H语言也被他们用作巩固阶级的工具与象征。

H语言通常具备严格的语法规则，与哲学、宗教密切相关，甚至可能是当地唯一被允许用作书面语的语言。

Revived Diglossia

法属留尼汪岛是一个位于印度洋西部的火山岛，它并非从古至今都是法国的辖区，而是在长时间的权力更迭后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了法国的海外省之一。在长期的殖民历史中，法语与当地克里奥尔语渐渐变成了双言制中的H与L语言。

至今，法语仍是这里的官方语言，用于各种严肃正式的场合，更是对外交流的工具。但同时，当地克里奥尔语的重要性也逐渐被当地人所重视。

即使克里奥尔语目前在当地的象征性可能远大于实用性，人们依旧致力于将它发展成为民族复兴与骄傲的标志。这即是一个典型的复兴型案例。

留尼汪岛徽章

这种双言制现象主要发生在向现代化过渡期的社会，两种语言/变体地位的差别可能与战争、改革或殖民等历史矛盾有关。

前文提到的希腊社会语言学现象也属于此类别，人们想要重振古典希腊文化的辉煌，视新的通俗语种为“怪物（monster）”，反映出人们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与不安。

此时，H语言的地位并不是建立在技术限制或统治阶级压迫的基础上的，它们的象征性意义往往大于实用性意义。

无论是为了助推民族复兴，还是为了摆脱殖民痕迹，H语言的拥护者常常想要通过这些本土文字重现民族辉煌。

Modern Diglossia

瑞士共有四种官方语言，分别为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罗曼语。然而，据统计显示，使用德语的瑞士居民超过一半，达到了62.8%。

即使是在已经如此复杂的语言环境之下，德语使用者内部也有着现代型双言制的现象。标准德语（Standard German/HG）被用于大多数书面及公共场合，另外还有一种瑞士德语方言（SG）主要被用于大多数非正式场合。

其实，这两种语言的“社会分工”并没有被完全固定下来。从前两个世纪开始，就出现过将标准德语用在闲聊中的情况，也有过提高瑞士德语使用率及地位的尝试。

如今，甚至很多人已经把标准德语划分为外语。出于社会稳定与其它方面的考虑，当地社会的语言政策及其实施还在不断探讨与改进中。

德语

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与全球化的展开催生了这种新的双言现象。在这些社群中的H语言往往是现代语言，虽然可能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但语言政策与选择更依赖于实用主义及其价值观。

一些人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与骄傲似乎不再非常紧密地与特定的语言联系在一起，物质社会与资本导向才是选择的重头戏。

或许是全球化的影响，或许是实用价值的主导，这类情况已经不仅局限于某个限定地区，而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显现出一些同一性或是相似性，一些特征甚至可能出现在非双言制地区。

尽管这里的H语言可能不再是阶级分化的标志或是政治压迫的工具，很多人依旧担心着背后的民族身份弱化甚至丢失的可能性。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回答标题中的问题了。是的，语言也会被分出“高低”。有些是被动选择，有些是主动改革，但影响因素常常离不开这类社会文化之下的基础条件——经济与政治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种语言，可能在这个地区被推崇为H语言，但在另一地区又变成了弱势的L语言。

在一个新生概念及其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总是会出现赞同与反对的声音，diglossia也不例外，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的语言环境会大大丰富当地的语言库（linguistic repertoire）,当地的双语人群也会因此得到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毕竟多了解一门语言，也就多了一条交流的途径。

反之，也有学者更强调这类现象对当地弱势群体造成的消极后果，比如政治压迫与民族剥削，语言多样性也会不可避免地被破坏。

Stephen May(2014)批判性地审视了这个多语言世界里的语言政策与相关的政治理论，重点提出并强调了两个问题：

官方语言

对官方语言（也是占主导地位的语言）的使用是否应该被视为证明国民身份的一个必备条件，并且以此显示出当地政治与社会的融合（尤其是那些母语不是官方语言的人们）。

其他语言

上述的条件是否应该以其它语言（少数语言）的牺牲，至少是让步为代价。换而言之，就是以官方语言为主的公共单语制（public monolingualism）是否应该被强加在双语或多语种人群的生活中的。

实际上，语言政策的制定本身就是一个权衡的过程，正如Eastman所言，现在似乎随处可见现代化进程和保护措施，一方面通过技术上成熟复杂的语言为所有人提供现代化的途径，另一方面也通过鼓励他们使用第一语言（母语）来构建认同感。

即使是我们自己，选择学习或使用某种语言也不是一拍脑袋的事情，你可能瞄准了某种语言背后的机会与潜在收益，但又对另外一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和民族精神恋恋不舍。

我们追求的最优解可能会是一种动态平衡。这样的平衡，使得大多数状况有回旋的余地，有改进的空间。即使是在席卷而来的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各种语言及其代表的历史与文化也会多一线生机。

总而言之，双言制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方向，会不会出现新的派别与解决方案，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 Alexander, S. T. and McCargo, D 2014, Diglossia and identity in Northeast Thailand: Linguistic, social, and political hierarchy.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8(1), 60-86. 

2. Brady, J 2015, Dialect, power and politics: Standard English and adolescent identities. Literacy, 49(3), 149-157.

3. Eastman, C. M 1983， Language Planning, an introduction. Chandler & Sharp Pub.

4. Ferguson, C. A 1959, Diglossia. word, 15(2), 325-340.

5. Fishman, J. A 1967, Bilingualism with and without diglossia; diglossia with and without bilingualism.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3(2), 29-38.

6. Jaspers, J 2017, Diglossia and beyond. In García, O., Flores, N. and Spotti, M. (Eds.) Oxford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79-196.

7. May, S 2014, Contesting public monolingualism and diglossia: Rethinking political theory and language policy for a multilingual world. Language policy, 13(4), 371-393.

8. Oakes, L 2013, Beyond diglossia? Language attitudes and identity in Reunio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4(1), 30-45.

9. Rash, F. J. (1998). The German language in Switzerland: multilingualism, diglossia and variation (Vol. 3). Peter Lang.

10. Schiffman, H. F 1997, Diglossia as a sociolinguistic situation. In Coulmas, F. (Ed.)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pp 205-216.

11. Snow, D 2013, Revisiting Ferguson's defining cases of diglossia.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4(1), 61-76.

12. Tollefson, J. W 1983,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meanings of diglossia. Word, 34(1), 1-9.

13. 祝畹瑾, 撰稿人王辉 …. 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