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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问题？语言是权利？语言是资源？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语言战略研究 Author 观约
2015年2月9日，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 “UA News” 发布了一条题为 “Richard Ruiz Remembered for His Passion and Humor” ①的消息，以纪念2月6日去世的 Richard Ruiz。标题之下的引介文字是这样说的：“作为教员和系主任，上周去世的 Richard Ruiz 在语言规划和政策发展方面的研究和学识为国际所公认。”Richard Ruiz之所以“为国际所公认”，除了其作为多个国家的顾问以及在世界各地讲学等因素之外，在学术研究方面助其产生国际影响力则要首推 Ruiz（1984）一文。 现代语言规划的研究及其实践是伴随着“语言是社会问题之一种”的理念而兴起的，这从Haugen（1966）、Fishman 等（1968）、Das Gupta （1970）、Bloomfield 和 Haugen（1973）等著作以及1977年创刊的Language Problem & Language Planning 杂志标题中，就可以窥见一斑。1970年代，伴随着世界范围的人权运动的发展，国际社会开始更多地关注少数民族人群的现实状况，语言权利成为焦点之一。“语言是社会权利之一种”的理念就是在这一氛围中发展起来的。从此，语言权利成为语言规划领域的核心取向之一。在Ruiz（1984）以前，上述两种取向的研究在语言政策与规划界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而Ruiz（1984）的研究则将人们的视界再一次扩展，它提出了语言规划的第三类取向，即“语言是社会资源之一种”，从而系统构建起了语言规划的取向路径地图。 本期“观约谈”即意在概述Ruiz（1984）的主要论述和发现。Ruiz（1984）一文分为“简介、取向（语言作为问题、语言作为权利、语言作为资源）、结论”几部分。在简介部分（第15—16页），Ruiz指出，对语言及其社会功能的基本取向会影响到任何环境下的语言规划。本文提出三种取向：语言作为问题、语言作为权利、语言作为资源。前两个在当今学界正争夺优先权。很早以前问题解决取向就是语言规划者的主要活动，而随着对少数群体保护的重新重视，权利主张取向也越来越重要。第三种取向得到的关注较少；本文提议这应该引起美国语言规划中的重视。本文在这些取向的框架下考察了双语教育。美国的二语教育项目出现了许多问题，原因在于位于问题和权利取向之下的敌意与分歧的固有特征。语言作为资源取向的发展和精细化有助于将双语教育更好的整合到整个语言规划中去。很少有概念模型或原则来为语言规划文献定向。经过了15年左右的发展和培育，语言规划并没有超越Haugen（1966）或Neustupny（1970）的类型范式。个别例外包括Neustupny（1970）政策—培育的区分，Kloss（1969）的本体和地位规划的讨论，McRae（1975）的地域—个性原则，Tollefson（1981）的语言规划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论述。但是还有其他层面的概念整合，我们需要一些元模型，它们关注的是一些基本概念的本质。第二部分“取向”（第16—28页）是文章的核心。在引入部分Ruiz指出，本文中，取向是作为一个探究语言规划基本问题的探索性路径被提出来的。“取向”在此指的是针对某语言及其作用和语言及它们在社会中的功能的倾向的复杂体。这些倾向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潜意识和潜理性的，因为它们处于语言论争的最基础的层面；而这里的讨论即指明语言规划的元理论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揭示这些取向。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之一是从已有的政策和提案中发现，另一种方式是提出或发展一个新的模型。本文将尝试两种方式。②对语言规划来说，取向是基本的，因为它们划定了我们讨论语言和语言议题的方式，决定了我们询问的基本问题、从数据得出的结论，甚至数据本身。取向与语言态度相关，因为它们构成了语言态度得以形成的框架：它们界定了面向语言的可接受的态度，并使某些态度趋于合法。简而言之，取向决定了社会中的语言什么是能想到的。接着Ruiz举了一个取向影响语言规划立场的例子。Tauli（1974）认为“语言是手段（language as a means）”，或“工具（tool）”。他主张作为工具，某些语言要比另外一些更有用，而且这种有用性能被测量。“顺着语言是手段，可以推出一种语言及其各部分是可以被评估、修订、纠正、规制、提高或置换的，而新语言或语言部分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所有的语言以及语言的各部分，比如结构、词语、语音等在功效的每个层面都是不同的。语言及语言各部分的功效可以从经济性、明晰性、冗余性等几个方面在量化统计的维度上进行测估。”（Tauli 1974：51）在这一取向的基础上，Tauli将语言规划界定为“调整和提高现有语言，或创制新共同语、地区、国家或国际语言的系统性活动”（1974：54）。他进而提出了“语际语”（interlanguage）的“超语言”（super-languages）的构想，可以满足许多不同语言社区交流的需要。“而理想的情形则是全世界所有需要与非母语社区人进行交流的人们都学习同一种语际语作为第二语言”（1974：66）。另一个例子是Kelman（1972）提出“语言是眷恋/情结（language as sentimental attachment）”，就应该不会提出类似基于“手段”的语言政策。在kelman看来，语言是自我表达和自我认同的重要方面，而这些的价值是无法用效能、清晰性、冗余性以及其他类似的标准衡量的，基于这些标准的语言政策很可能带来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由于语言与群体认同密切联结，所以基于语言的群体歧视将对这个群体作为实体的存在带来威胁，也会给其对象和符号带来攻击。事情已经不仅仅是权力和资源的重新配置，而是群体自我生存与防御种族灭绝。冲突也从而变得更感性、不可控。种族灭绝不是可商量的事宜，而是最后的防线（last-ditch defense）。”（kelman 1972：199—200）正是出于这些因素的考虑，有些国家就将官方语言赋予了一些原先处于从属地位的本地语言。也是美国发展双语教育的考量因素之一。语言作为问题许多文献都聚焦于语言问题的确认与解决，Karam总结了Haugen、Rugein、Jernudd、Fishman的研究之后指出 “语言规划指的是试图解决某语言问题的活动”（1974：105），Mackey（1979）则认为语言问题是多语情形的固有特征。聚焦于这一取向的原因有很多，最明显的就是过去语言规划活动绝大部分都是在民族国家发展的语境下进行的。Neustupný（1970）区分了两种对待语言问题的方式，即政策型和培育型。前者涉及的语言问题包括国语的选用，标准化，识字，正字法，语言分层问题（语符变体集），后者则涉及准确性、效率、语言层面的特殊功能、语体问题、交际能力的限制等等。这一因素也解释了早期语言规划缺少概念模型的概括的原因，即那时的学者更关心的是具体的、直接的现实问题解决的实践和政策制定，而非抽象的概念概括。还有其他的问题取向占优势的解释，其中之一便是多语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历史语境。比如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需要给大量非英语美国人进行语言培训的需求与社会上对弱势群体的普遍担忧重合在了一起。这一重合的重要性在于，语言问题开始与群体的其他问题联系了起来，比如贫困、障碍、低教育程度、很少或没有社会流动等。所以1960年代未解决上述问题而设计的项目都将语言看作是一个潜在问题。所以1968年的双语教育法案（BEA）以及各州对双语教育的态度都是假定非英语群体有需要克服的障碍。BEA是在与贫困作斗争的同时制定出来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即英语教学甚至牺牲第一语言，成为了学校项目的目标，现在称这一情形为“过渡性双语教育”（transi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有足够的证据显示，非英语传承—双语与社会问题相关联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的流行观念。语言少数族人群与社会问题的关联问题，上述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即在任何社会，一个社会语言学达尔文学说都会强加给我们这一概念，即从属语言都是问题，需要被解决。这也正是为什么Fishman（1978）说是小语言说话人需要双语制的原因，是“他们”需要“我们”。涉及到小语言的从属语言的维持和双语制因此就与一个前理性的方式相连，即知识限制、语言缺陷、乡下习气、不合理、破坏等，所以逃离小语言被看做是一种解放、幸福、自我充实和自我实现。（Fishman 1978：47）双语项目可以分为过渡性的（transitional）和维护性的（maintenance），前者是从一种语言（一般是弱势语言）经过双语阶段而过渡到另一种语言（一般是强势语言），结果就是语言丧失以及强势语言的更强，后者则是维持双语状态从而保全两种语言。或许最引人注意的是，多语制最终会导致社会缺乏凝聚力，每个人都说自己的语言，政治和社会共识就是不可能的。（比如Hufstedler 1980的看法）语言作为问题以及通过过渡性双语制来加以解决的观念和做法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流行。而由于语言问题从来不可能仅仅是语言问题，而是对社会生活的所有侧面都有直接影响（Karam 1974：108），所以这一取向在未来也会是有很大作用。语言作为权利Alan Pifer（1975）、Pousada（1979）都指出双语教育是公民权利（civil rights）运动的结果。这种观点已经成为国际性共识，即将语言看作是一项基本的人权。那么，语言如何能符合一般的权利概念？那些将语言建构为一种权利的人的意图是什么？许多学者都给出了语言权利的例子。Del Valle（1981）指出有效地参与政府项目的权利包括好几个方面：为只说西班牙语的人提供西班牙语的表格、双语的投票材料、翻译。Hernández-Chávez（1978）添加了：在法律程序中使用族群语言以及双语教育的权利。Macías（1979）提出了两类语言权利：脱离基于语言的歧视的权利和在公共生活的各项活动中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Zachariev（1978）在其语言规划第十七条原则中指出：母语教育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语言权利的说法部分源于语言本身的普遍本性：语言触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关于语言权利的完整表述也就不可能仅仅限于语言本身。它不仅涉及形式程序，像如投票选举、公务员考试、司法和行政处理、公共就业等，而且也影响到个人自由和幸福的权利。也是基于此，一份穷尽式的语言权利清单是不可能的。权利取向的发展和流播受好几个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法律系统的本质，其中对少数族群提供的保护是核心。许多与语言相关的案例都显示了对少数族裔的保护。但是针对语言权利的法律地位还有许多争论。第二个因素是对跨国层面的权利的担忧，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国际机构都发表了报告，表示出了对与语言相关权利的关注。与上述两个因素相关的第三个因素，是族群研究者的出现成为推动将语言认同确认为合法权利和自然天赋的动力。我们对这一取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确定的是，美国社会上法律讨论的重要性无可置疑。短期保护和长期保证很重要，我们能够将语言少数族裔的需求转化为权利语言，而一些实施这些服务的机构应该得到我们更多的支持。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此路径存在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法律界话语中的一些词项并没有引导大众对讨论达成一个共识。比如compliance / enforcement / entitlements / requirements / protection等词本身就与它们说的形成了对立。它们的使用产生了交锋。交锋，是法律程序的一切。有说给谁，也有反对谁。这就造成了不同群体和当局互相诉诸权利：孩子对学校，家长对学校委员会，多数族裔对少数族裔，一些少数族裔对其他，国家权利对联邦政府等。就语言权利来说，争议在于越过多数人而确立了少数人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广泛的回应是不遵守。语言权利取向的其他问题包括：如何界定受影响的阶层？数量表征标准的重要性如何？如何清晰表达权利诉求？如何处理不兼容的权利？不同层面的权利标准如何整合？如何调和概念化为不同形式的权利？这些不是简单的问题。很重要的需要意识到的一点是，这些形式是权利取向独有的，从问题取向出发是不可能有这些问题的。语言权利的考量一定仍旧会是语言规划者的核心议题。但是也需要考虑，鉴于权利取向所面对的艰难问题，它是否就是那个解决语言规划问题的答案。语言作为资源在回顾了几个广为人知的语言规划类型之后，Thompson（1973：227）总结出了一个可能更适用于美国语言规划的类型： “资源取向类型”。Thompson提出了这个点，但并未详细解释。之后这一类型也并未得到更大发展，部分原因可能在于Fishman体味到的棘手性：在当下成本—收益理论中，语言的确是一个怪异的资源，原因恰在于测量它或将它与其他资源分离开的困难性。（1974：83）与其他取向相对照，这一批评有些孱弱。进一步审视语言资源取向，可以发现它能缓和其他取向所面临的冲突：对增强从属语言的语言地位产生直接影响，减缓多数和少数族裔社区的紧张，成为看待美国社会非英语语言的一个更加一贯的方法，而且它强调了合作式语言规划的重要性。大家一致认为，美国在语言能力上有很大缺陷。不仅是不发展人们的语言能力，而且也没有做任何鼓励非英语语言保持的工作。结果就是几代之后的语言丧失。有些学者和部门提出了许多发展的建议，比如面向所有美国人的双语学校、国际高中、公立大学等。但还缺少的一环是对资源保存的直接考虑，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资源的破坏还没有多少意识。但是，一个资源导向的语言规划路径应该帮助人们重新构建语言和语言族群的态度。那么，语言是以何种方式成为资源的？我们可以从语言能力的益处说起。最感兴趣的应该是跨国考量。军事准备和国家安全是首先要考虑的；其次是外交功能；而全球互相依赖的世界，“英语单语主义有损商业”（1978：46）；国际交际的需要。现在，有大量的研究文献都提到了多语能力对社会和教育领域的积极作用。其他学者则讨论了语言能力的社会价值。比如在学生意识中会产生 “还有其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此语言文化存在的短板，可以在其它语言文化中弥补”等认知。资源取向的语言规划将语言少数族裔社区看作是专门知识的重要源泉。不仅可以让具备语言能力的社区人员去训练其他人，整个社区也能为学生提供多语的机会。比如要去日本工作的学生可以先在日本社区实习，这既对学生有帮助，也有利于社区语言的保持，最终利于社会的整体和谐。这是问题取向和权利取向所无法取得的。结语主要结论包括：（1）语言作为资源需要更多关注。（2）英语单语制将给人们带来语言规划毫无意义的印象；在实践上则蕴含着对其他语言行为重要性认知的迟滞；最终，如同世界其他部分一样，会造成社会的冲突，甚至被忽视的话会带来严重后果。（3）语言规划可以从这不同的路径中受益；而在有些情形下，某些路径要比另外的路径更好。虽然Ruiz（1984）是针对美国的双语教育进行的探讨，但是毫无疑问，Ruiz（1984）这一研究的许多分析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为其他国家所借鉴，更是为语言规划研究开辟了一个新路径和新的研究增长点。在其之后，语言作为一种资源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注释①https://uanews.arizona.edu/story/richard-ruiz-remembered-his-passion-and-humor。②作者特别在小注1中说明了 “取向”与其他概念的相似性，比如Heath（1977）的“语言意识形态”（language ideology），Kuhn（1970）的 “范式”（paradigm），而最接近的应该是Boulding（1956, 1959）的“意象”（image）。参考文献Bloomfield, Morton Wilfred. and Einar Ingvald Haugen. 1973. Language as a Human Problem. New York: Norton.Das Gupta, Jyotirindra. 1970. Language Conflict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Group Politics and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in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Fishman, Joshua., C. A. Ferguson & J. Das Gupta (eds.) 1968. Language Problems of Developing Nations. New York: Wiley.Haugen, Einar. 1966. Language Conflict and Language Planning: The Case of Modern Norwegi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uiz, Richard. 1984. 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 NABE Journal 8(2): 15-34.
本文来源：语言战略研究；本文转自：汉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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