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之城到宗教之都

长安是中国古代城市文明的兴盛之地，曾被誉为一座最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关键它不是仅有一个文化的外壳，而是不断地有灵魂的宗教曾给它带来了生机。

从北魏西魏到隋唐时期，长安佛寺成群的建设推动了城市面貌的改变，佛寺推动了建筑技术的发展，佛寺扩展了宗教的势力范围，在佛教文化的润泽下，佛寺名刹既是高僧大德修习讲道之地，亦是贵族官僚和百姓供养之处，仿佛时光有了温度，精神有了归宿。今天在西安及周围地区考古陆续发现的宗教文物表明，佛教在这里有着丰富的表达和现实的注解，似乎大的佛院巨寺都与皇家高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阶段，全国的佛教中心就在号称“上都”的长安，一百多座佛教寺院分布在都城坊里内外，具有等级高、规模大、精品多的特点，遍布的寺院不仅是单一的建筑物体，更是社会发展的文化现象。如果说城市的寺院是由物质塑造，不如说也由宗教信仰理念铸就，长安佛教八大家在这里产生，实际就是物质与理念同时并存的结果。各家都想以自己的全新理念和学说为佛教“中国化”探路，从而交汇激荡，凝结成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长安流派”。

然而，包容东方文化的隋唐都城既有普度众生的佛教，也有浩瀚玄妙的道教，还有外来的景教、祆教、摩尼教“三夷教”，都想给人们带来灵性的思想和圣洁的精神指引，即便是佛教内部也纷纷标识自己“佛祖神启”的正统性，不给任何歪门邪道以可乘之机。当世界为宗教问题互相攻伐、大动干戈时，长安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即使双方相互质疑传教的荒唐行为，讥讽对方的浮夸造作，也都是借朝廷之手压制不同的门派，用皇家之令抑制佛道的争辩，会昌年间佛道争功互斗毁掉城坊佛堂三百余所，但仍保留了左街慈恩、荐福和右街西明、庄严。至高无上的皇帝要各家宗教都为自己服务效劳，这就使得长安的佛寺道观、祆祠景寺很长时间得以保存下来，为我们认识佛教之城到宗教之都提供了街衢通道。

世界著名的国都绝大部分都是宗教之都，但经过战争破坏和社会动荡，能完整地保留下来的不多了。如今长安城遗址基本被叠压在地下，除留有大、小雁塔等遗迹，佛教寺院已荡然无存，随着青龙寺、西明寺、木塔寺、实际寺等佛寺部分遗迹被考古揭露出来，带给了千年后佛教研究者和文物工作者梳理资料的机遇，尤其是佛像、石刻、碑志、壁画、器物等大量反映长安佛教信仰的文物面世，有利于当代学人更全面客观地掌握第一手资料，明白宗教的力量穿透着千年的时间隧道。

景亚鹂研究员深谙这种佛教信仰力量的意义，她利用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的中国佛教碑刻的很多精华作品，想刻画出这座城市最美的寺院形象，想通过一座座寺院的细节，塑造出一种宗教之城的面貌。她历经数年撰写的这本专集性著作，提纲挈领概括提炼出长安寺院的分布，实际也是为隋唐长安示范出曾经存在过的佛教文明的节点。

作者指出中国佛教有宗派、有祖庭，是区别于印度佛教的一个特点，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完成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祖庭”就是佛教各宗派开山祖师所在的寺院，因而她通过碑林刻石中佛教宗派祖庭的草堂寺，考察三论宗般若中观思想，以及与鸠摩罗什的关系。通过《集王圣教序碑》《道因法师碑》《玄秘塔碑》等说明玄奘大师弘扬三藏圣教的唯识宗祖庭大慈恩寺。通过《杜顺和尚行记碑》《华藏庄严世界海图》说清华严宗祖庭的华严寺。通过《广智三藏和尚碑》及碑主不空说明大兴善寺是密宗的祖庭。通过移藏到碑林的《隆阐法师碑》《净业法师灵塔铭》，说明净土宗祖庭的香积寺。此外，作者对律宗祖庭的净业寺和义净大师的关系，对长安宝庆寺原址说献疑，以及章敬寺、化度寺、大云寺、开元寺、大安国寺、兴教寺、青龙寺、卧龙寺、广仁寺、云居寺、罔极寺等文化遗存逐一做了考察。当然，由于长安佛寺原始记录的资料相对匮乏，制约了佛寺的综合研究，作者若是能按照长安城内郊外寺院地理空间建设规律，厘清各个寺院的分布和它们位置之间的关系，搞清长安贵族高官“舍宅为寺”的普遍现象，了解僧人在坊中四处巡寺礼佛、求师请教的关系，就像唐开成年间日本学问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录在长安寺院的活动，那就更会为长安佛寺研究添上精彩的一笔。

我们看到，作者并不满足简略地叙述长安寺院状况，她利用碑刻、墓志和照片等资料，通过新见唐宰相裴冕之女尼释然的墓志，论述了唐代比丘尼家庭背景之影响；利用《法琬法师碑》探讨唐代的佞佛风气。作者还仔细翻检了碑林博物馆现藏的唐代宦官及宦官之妻56方墓志，对其中14方志文集中反映的唐代宦官与佛教关系，做了这一特殊群体奉佛思想的研究。碑林博物馆确实是一个石刻宝库，我曾数次到碑林库房考察石刻文物，有不少珍贵的佛像，也有很多断碑残碣，可惜精美的飞天经幢被砸成残柱破石，不知晚唐“会昌毁佛”运动时要出动多少蛮汉野夫才能将如此艺术品糟践成这样。因此，特别期望博物馆研究专家有时间把这些文物都能整理公布出来。

近年来种种考古新发现，不断刷新着人们对长安这座古老城市的人文想象，隋唐寺院往往占据着城内冈阜高地，不管是皇城禁中的内道场，还是占据坊里面积的重要寺院，从九二高坡到九五台塬，当时遍布的高耸寺塔不仅标识着佛教的主流地位，其实这也是人们向往着佛祖保佑的人文高地。从新的考古发现宗教文物来看，说长安作为东亚宗教之都绝不为过，它对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影响至今未消，既为中国佛教发展曾奠定过学术意义，也为宗教认识引领着现实意义，我们殷切期望着考古学者能提供更多的佛教新资料。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文物是最真实的记录者。

阅读完景亚鹂研究员的书稿，我深深感到碑林博物馆收藏碑刻的背后，是当时人们触手可及的宗教生活，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方方面面，也可见宗教信仰的文化力量是多么深沉持久。如果说佛教中国化支撑着长安这座城市过去的辉煌，也昭告着后人逐光而行并不断研究的道路。

                                  葛承雍

后  记

      20世纪90年代，我居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家属院柏树林街，紧邻佛教寺院卧龙寺。记得当时去卧龙寺时带着幼小的女儿，同行的小孩看到大殿的佛像时惊恐不已，而我女儿却不慌不忙，像大人一样双手合十跪拜礼佛。女儿的小小举动深深触动了我，成就了我与佛教的因缘。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西安碑林馆藏唐《法琬法师碑》，并且有感而发，撰写了《从<法琬法师碑>看唐代佞佛之风气》一文，刊发于《碑林集刊》。不料想，从此我对佛寺文化有了一份特殊的情感。
      我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1983级的，毕业后就职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先后在研究室、陈列研究部、信息资料部等业务部门工作。工作之余，从事碑林存藏的碑刻等文物研究。近年来，我主持完成了5项西安市社科课题，2019年主持立项了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丝绸之路沿线汉至唐丝路碑刻整理研究”。佛教，特别是佛寺研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这次出版的《西安碑林藏石中的佛寺文化》一书，是我数十年来在研究碑林存藏的佛教碑刻文化方面的一个成果汇集。
      “佛兴西方，法流东国”。佛教传入中国，始于汉代，兴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两代达到鼎盛。唐都长安是当时全国佛教传播的中心，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密宗、净土宗的祖庭分布于此，高僧大德云集。唐长安以佛经翻译与佛教传播中心的绝对优势，在世界佛教发展史上享有不可取代的尊崇地位。西安碑林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古代石刻收藏地，藏品数量大，文物价值高，在中国古代石刻宝库中享有崇高地位，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极具影响力。作为碑刻的一部分，西安碑林存藏的宗教碑刻亦是数量可观，质量厚重。本书所涉及的佛寺，基本上涵盖了西安碑林珍藏碑刻中所记录的西安境内的全部佛教寺院。本书即以碑林存藏碑刻所涉及的西安境内有历史背景的佛教寺院为中心议题，以寺院建置沿革、历史遗存、文化利用等为突破口，同时收集和利用相关的考古资料以及研究成果，以佛寺个案的形式予以诠释研究，力图从碑林所存的佛教碑刻中，展现西安佛教寺院的文化脉络和历史记忆，诠释西安碑林的丝绸之路文化元素，再现丝路碑刻的中外交流文化符号。书中内容，包含了笔者已经刊发的有关佛教文化论文数十篇，前面六章节中有所穿插，最后一章节为集中编排。
      前三章是碑林刻石中涉及的现存佛教寺院，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对其加以研究。第一章“碑林刻石之佛教宗派祖庭”，考释了隋唐时期建于西安的佛教八大宗中六宗之祖庭及其相关历史。第二章“碑林刻石之佛教宗派”，是八宗中的禅宗和天台宗，这两大宗派虽未成立于西安，但碑林碑刻中仍有重要的记载。第三章“碑林刻石之著名佛寺”，是就碑林文化中的著名寺院作一个案论述。第四章和第五章是碑林刻石中的记忆寺院，以碑林存藏中的相关碑刻和墓志为资料来源，就文献有载而今无存的西安地区佛教著名寺院为研究对象加以阐述。西安碑林的珍贵存藏，除驰名中外的碑刻资源外，还有鲜为人知的珍稀品，即碑林馆藏的20世纪50年代老照片，其中西安地区著名佛寺的老照片更是鲜有披露。它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了寺院的传承发展，为文献资料注入了更为真实、直观的历史记忆。第六章，以老照片为线索，就五所佛寺的历史文化予以考证，其他章节老照片也有涉及。第七章是“西安碑林藏佛教碑志研究及其他”，将笔者已发表的碑林所藏碑刻与佛教寺院相关的文章做一汇集。书中所采图版，均为西安碑林博物馆提供。由于论文发表时各刊物体例不一，这次收入本书，对论文注释按照学术规范做了统一处理，并对有些引用文献也进行了重新修订。同时，对个别篇章的资料略有补充，文字也略有订正。
      岁月催人老，不觉已是霜染青丝，将近花甲之年。将多年来自己在佛教文化方面的成果以此种方式结集出版，仍甚感惶恐。鉴于有佛教寺院的实地考察与佛寺住持的“口述”记录，以及历史文献与考古碑刻的结合互证等整理研究，故不揣谫陋，结集付梓，把自己的一孔之见与读者共飨。
      本书的出版凝结了太多人的厚爱与襄助，在此致以诚挚的敬意与谢意。感谢西安碑林博物馆馆长裴建平研究员等馆领导的大力支持，感谢诸位同仁的理解和帮助。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钟明善先生挥毫题写原名“真门梵宇”，感念于心。陕西历史博物馆张维慎研究员对本书进行了初审，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受益匪浅。西北大学李健超教授冒着酷暑，逐字逐句审读书稿，对相关章节的资料加以补充并推荐了书籍，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不胜感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葛承雍先生拨冗为拙作撰写了序文，教诲与鼓励溢于言表。特别要感谢“西大文博系友”QQ群，诸师友分享了太多的文献资料，解决了燃眉之急。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韦禾毅主任、张亚维编审、翟竞美编等对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劳，特表谢忱。
      2000年，家父景尔强先生的《关中方言词语汇释》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钟明善教授题写书名，张亚维女史担任责任编辑。20年后的今天，女儿也以同样的形式纂集付梓自己的成果，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冥冥中的天意？我更相信后者。家父虽已驾鹤，但他那手不释卷的治学态度时时浮现在女儿的眼前，令人难以释怀。我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读时，有幸是家父的学生。父亲出身于书香之家，194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法商学院法律学系。是西北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陕西省文史馆馆员。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学院、西北大学任教。他讲课思路清晰，对讲课内容了然于胸，出口成章，语言风趣，旁征博引。其乡音犹存的语调，抑扬顿挫，课堂气氛活跃。他的学生至今提及，还津津乐道，赞赏有加。本书的出版，在感激父母养育之恩的同时，亦是对家父的一份追思和怀念。
      我先生姚益龙是大唐贤相姚崇的后裔，他的潜移默化，使我对唐代历史文化尤为热衷。感谢他的乐于分担，使得许多家务不知不觉中已转移在他的身上。女儿从小的乖巧懂事，为我营造了静心从事研究的家庭氛围。感谢耄耋之年的老母亲，她总是抢着干家务，让我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学习。还要感谢我的二姐景亚霓，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她不离左右，呵护陪伴。本书封底采用她的钢笔画“西安碑林”作为背景图案，以感念姊妹之情。
      我生逢其时，从小成长在西北大学，高等学府的文化氛围，滋养了我淡泊恬静的人生心境。就职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孔庙的文化底蕴，陶冶了我孜孜不倦的治学心态。我周围的诸多师长和亲友，又给予我太多的指导和襄助。我常常怀揣感恩，而无以报答。借拙作出版之际，对帮助我、关爱我的诸位师友亲朋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学海无涯，今后将“不忘初心”，踏实治学，以自己之所能，回报社会和诸位师友的厚爱。
      余才疏学浅，文中歧谬疏漏恐非难免，希冀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景亚鹂 谨识

2012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