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格睿《青銅與竹簡的世界：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丁波譯，謝偉傑審校）出版
青銅與竹簡的世界：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
〔美〕侯格睿 著
ISBN：978-7-100-19561-4
定價：75元
譯者：丁波 譯，謝偉傑 審校
頁碼：400頁
出版日期：2022.4
刀劍與筆鋒的碰撞，文人與帝王的較量
司馬遷個人世界觀的展現
內容簡介：
“青銅世界”與“竹簡世界”是侯格睿獨創的專門名詞，也可以說是文學形象的比擬術語。這兩個術語是對中國歷史模型文、武兩個層面的摹寫。侯格睿在書中為我們呈現了一副司馬遷與秦始皇爭奪世界的畫面。在這場比賽中，秦始皇憑藉強制和暴力，而司馬遷以道德重建作為管理國家和人類社會的基礎，借助《史記》贏得了比賽。他們爭奪的焦點是“定義世界”。司馬遷將秦始皇拉回了他試圖否定的歷史序列中，接受歷史的評價；他通過全面記載漢武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以暗含褒貶的敘事手法，將漢武帝置於秦始皇評價體系之下，完成了竹簡世界體系的構建。司馬遷通過《史記》構建了一個開放的微觀模型，並讓模型獲得了永久的生命力。
秦王朝的崩潰與帝制的結束，表明“青銅世界”只是一個歷史階段。秦始皇想把他的創造傳之萬世，只是一個幻想。司馬遷創造的“竹簡世界”，還將伴隨時間的流逝與歷史推演無限延伸，是真正的傳之萬世。
作者簡介：
侯格睿（Grant Hardy），北卡羅萊納大學阿什維爾分校歷史系助理教授。1961年3月7日出生。1984年獲得楊伯翰大學學士學位，1988年獲得耶魯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學位。研究範圍為中國歷史、中國歷史文獻。
侯格睿（Grant Hardy）與華茲生（Burton Watson）、杜潤德（Stephen Durrant）是美國漢學界史記學研究領域最負盛名的學者，被譽為美國《史記》研究三君子，他們分別撰寫的三部史記研究論著堪稱該領域奠基之作。侯格睿是北卡羅來納大學阿什維爾分校歷史與宗教研究教授和人文專案主任。他在楊百翰大學獲得古希臘文學學士學位，在耶魯大學獲得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學位。侯格睿教授因為他的教學和學術獲得了大量的獎項和榮譽。在北卡羅來納大學，他獲得了2002年藝術和人文學院傑出教師獎，並在2009年至2010年被任命為Ruth and Leon Feldman Professorship教授。他還獲得了國家人文基金會的研究資助，並參加了哈佛大學、海德堡大學等世界著名大學的學術研討會。侯格睿教授著述、合著、編輯了6部著作，包括《青銅與竹簡的世界：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ma 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牛津歷史著作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第一卷，等等。此外，他還為《世界百科全書》（The World Book Encyclopedia）撰寫或修改了大部分關於中國古代的篇章。
目錄
前 言 / 1
第一章 歷史的意義 / 11
歷史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 / 17
司馬遷和歷史 / 30
第二章 表現世界 / 49
《史記》的結構 / 51
閱讀結構 / 67
竹簡的世界 / 78
第三章 歷史之網 / 95
歷史之網 / 96
多重敘述 / 111
第四章 事件的意義 / 128
事件的意義 / 130
評估概括 / 150
第五章 塑造世界 / 169
判斷史 / 170
作為詮釋工具的《史記》 / 188
改造世界 / 201
第六章 聖人的歷史 / 209
文學塑造 / 209
聖人的歷史 / 225
第七章 爭奪世界 / 246
青銅的世界 / 247
爭奪世界 / 266
第八章 理解世界 / 281
適應時代 / 282
理性的限度 / 292
理解與被理解 / 302
結 語 / 307
致 謝 / 315
參考文獻 / 316
索 引 / 331
譯後記 / 360
譯後記
丁波
司馬遷對陣秦始皇，雖不似秦瓊戰呂布一樣無稽，但多少也會讓讀者詫異。美國學者侯格睿的《青銅與竹簡的世界：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為我們呈現了一副司馬遷與秦始皇爭奪世界的畫面：“兩個人實際上參加了同一個比賽。他們都試圖通過重新排序歷史、命名和分類以及控制話語的基礎來定義世界。”在這場比賽中，秦始皇憑藉強制和暴力，而司馬遷以道德重建作為管理國家和人類社會的基礎，借助《史記》贏得了比賽。他們爭奪的焦點是“定義世界”。侯格睿是美國當代《史記》研究的重要學者之一，是北卡羅萊納大學艾塞維利分校的教授。1988 年，侯格睿獲得耶魯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的題目是《〈史記〉中的客觀性和解釋性問題》（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Shh Chi）。1999 年，侯格睿的《青銅與竹簡的世界：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成為其關於《史記》研究的代表性作品。該書出版後在美國漢學界有較廣泛影響，被認為是與華茲生《司馬遷：中國偉大的歷史學家》、杜潤德《朦朧的鏡子：司馬遷筆下的矛盾與衝突》齊名的當代美國《史記》研究重要成果之一。
該書的結構和各章的具體內容，侯格睿在“前言”中有簡要的概括，讀者可以容易地獲得全書的梗概，此處不贅述，我們將目光聚焦侯格睿組織的司馬遷與秦始皇的比賽上。司馬遷與秦始皇的比賽，結果顯而易見：司馬遷的竹簡世界最終戰勝了秦始皇的青銅世界。侯格睿客觀地評判了這場比賽。秦始皇以武力建立了統一強大的帝國後，“試圖通過思想的重組使他自己的軍事征服合法化。他試圖改變人們理解世界的範疇，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自己能夠定義世界”，即由他來定義理解和判斷世界的術語。“在重新命名的狂熱中，……一個新世界所有的東西都需要新的名字，它們都來自秦始皇。”不幸的是，司馬遷以直截了當的方式，消除了秦始皇的努力，“司馬遷寫了一段歷史，其意圖是點對點消除秦始皇的意識形態結構”。
《史記》不是一部普通的歷史，因為它不僅講述了過去的故事，還試圖以象徵的方式代表過去。就像秦始皇的陵墓一樣，《史記》是一個宇宙模型，一個寫在成千上萬片竹簡上的世界。事實上，《史記》是一個最終被證明勝利了的競爭模型。秦始皇試圖利用他的政治手段來塑造一個沒有歷史的新世界，但最終他被迫只是在司馬遷的《史記》所創造的宇宙中佔據了一席之地。在這場不同尋常的比賽中，“歷史學家——而不是皇帝——是天地之間的真正聯繫”，司馬遷的勝出也自然毫不意外。為什麼秦始皇、司馬遷都選擇以歷史作為定義中國的手段呢？侯格睿認為“祖先崇拜、儒學和官僚主義都促成了在中國文明中歷史思想的盛行”，“非常明顯的是，中國人不同尋常地將歷史作為身份認同和發展方向的源泉”。司馬遷不僅把《史記》作為他歷史觀的代表，“而且也以特別的字面方式代表了世界本身，通過它的存在，尋求改變那個世界”。作為客觀世界的模型，“司馬遷的歷史具有一種神奇的魔力，他用寫實的筆法記錄超越普通因果關係的具體話語和行動，旨在以這樣的記錄影響世界。《史記》就是用這樣具有表演感和儀式感的語言呈現這個世界。通過《史記》中的命名、歸類和排序，司馬遷給予宇宙本身一種特定的結構”。《史記》五體結構的靈活性發揮了重要功用，它允許司馬遷在不同主題下，靈活取捨史料，既保證了客觀性，又能發揮歷史的道德教化功能。司馬遷希望他的讀者在他的模型指引下自己去理解世界。侯格睿相信，讀者即使在模型的指引下找到了理解世界的妙門，也不會離開司馬遷，這也是司馬遷在中國歷史上鶴立雞群的原因所在。司馬遷的世界模型能夠發揮功能，也離不開他獨特的敘事藝術和對人物傳記次序的巧妙編排，這也是模型發揮作用的重要保障。侯格睿通過《孔子世家》的敘事分析指出，司馬遷關於孔子一生的描述，折射的正是司馬遷自己的人生際遇。司馬遷通過描述聖人，也拉近了他與聖人的距離。遭遇坎坷，通過著述獲取後世的認可，這是孔子和司馬遷共同的命運。司馬遷認為這也是歷史的價值，通過歷史學家的努力，讓那些被埋沒的聖賢重新獲得應有的地位，這是天道。天道，不應被局限在一個短的歷史時期。伯夷叔齊雖然沒有善終，但他們被孔子從塵埃中打撈出來，被後世敬仰，這是天道。司馬遷自己正在遭受的坎坷，也必將通過《史記》得到應有的澄清。司馬遷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不惜承受腐刑這樣的奇恥大辱。他為何如此急迫地選擇這樣激烈的對抗呢？侯格睿也給出了他的分析：司馬遷發現，他的競爭對手秦始皇從驪山帝陵中復活了，他在漢武帝身上附體了。他們是如此相像，推行的政策如出一轍，甚至兩人對長生不老的追求也不謀而合。司馬遷被恐懼包圍著，他一定要完成《史記》，完成世界模型的構建，否則，他與秦始皇的競爭，終將敗在秦始皇的孿生者手上。當他的描述突出了秦始皇和漢武帝之間的相似之處時，讀者認識到這兩個君主其實屬於同一類型的人。相同的批評適用於二者。《史記》的結構允許司馬遷將二者匹配。侯格睿把《史記》五體結構下呈現的竹簡世界，與秦始皇陵中呈現的微縮的青銅世界作為兩個具象對比。秦始皇在地下複刻了自己統治的世界，他試圖借助祖先精神對後世的控制，通過地下這個微縮的帝國，萬世統治人間。可悲的是，隨著秦帝國的滅亡，秦始皇陵也遭到破壞，他的野心也被司馬遷曝光。而司馬遷的《史記》成為後世膜拜的經典，不斷被研究闡發，司馬遷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的願望被光大。侯格睿之所以將司馬遷的《史記》看作客觀世界的微觀模型，秦始皇陵近乎模型的結構一定給了他頗多靈感。過去的研究成果對《史記》五體結構之功能也有足夠關注，但鮮有將其上升到客觀世界模型的層面，嚴謹的中國學者更不會將《史記》與秦始皇陵類比，這些給侯格睿留下了足夠的發揮空間。侯格睿發現了司馬遷的野心，司馬遷害怕漢武帝重建秦始皇的世界，不惜承受腐刑完成了《史記》。司馬遷將秦始皇拉回了他試圖否定的歷史序列中，接受歷史的評價；他通過全面記載漢武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以暗含褒貶的敘事手法，將漢武帝置於秦始皇評價體系之下，完成了竹簡世界體系的構建。
中國文化中，“野心”不是一個褒義詞，鮮有學者將這個詞用在司馬遷身上，侯格睿很仰慕司馬遷，把他看作孔子一樣的聖人（美國學者杜潤德在《朦朧的鏡子：司馬遷筆下的矛盾與衝突》中甚至將司馬遷稱作“孔子二世”），他認為司馬遷寫作《史記》，有征服歷史的野心，並無貶義。在他看來，司馬遷不僅戰勝了秦始皇，很好地繼承和發揚了孔子關於道德世界的創建，而且塑造了秦始皇和孔子在歷史中的形象。司馬遷以這樣一種體面的方式，結束了與秦始皇的競爭。《史記》是百科全書式著作，任何一個緯度的解讀都有其合理性，侯格睿從“正名”角度切入，把司馬遷的著史看作他與秦始皇爭奪古代中國的定義權，讓人耳目一新。在侯格睿看來，孔子、司馬遷借助道德教化改變世界，他們實現歷史道德教化的手段，就是“正名”，司馬遷通過《史記》構建了客觀世界的微觀模型，通過這個模型，將歷史的道德教化功能發揮到極致。較之於《春秋》，《史記》龐大的結構，五體之間的配合，本身就有寓意，什麼樣的人入本紀，什麼樣的人入世家，在史料取捨、排列及敘事手法上有足夠的空間，使司馬遷能夠盡情發揮。它建構的客觀世界的模型，不僅反映客觀世界，幫助司馬遷戰勝了秦始皇，贏得古代中國的命名權，它也是司馬遷理解世界、改變世界的工具。侯格睿相信，司馬遷通過《史記》理解世界、改變世界，他希望他的讀者——那些能真正讀懂他著作的人，能和他一起在《史記》所構建的客觀世界的微觀模型中，找到理解世界、改變世界的方法。在這個過程中，司馬遷選擇了“遁形”，讀者在一個看不見的嚮導的指引下，與司馬遷共同探尋古代中國，並從中獲得理解世界、改變世界的能力。司馬遷通過《史記》構建了一個開放的微觀模型，並讓模型獲得了永久的生命力。《史記》之所以成為經典，成為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鑰匙，這是根本原因之一。《史記》傳世至今，已有兩千多年，歷代關於《史記》之注釋、選本及研究汗牛充棟，特別是20世紀以降，海內外關於《史記》的專著及論文更是蔚為大觀，侯格睿作為漢學家，對《史記》這樣一部中國古代經典有如此宏觀之概括，確實值得欽佩，這也是激勵我動筆翻譯的最大動力。
怎樣讀《史記》
——一位美國學者的答卷（代序）
張大可
怎樣讀《史記》，在當下學習中國傳統文化蔚然成風的形勢下，無疑是一個大家很感興趣的話題。北京史記研究會會長丁波先生恰好翻譯了一本研究《史記》的書，作者是美國學者侯格睿，希望我看後寫一點評介文字。我欣然接受，願意為廣大愛好讀《史記》的朋友盡一點力。我發現侯格睿氏的論著有一種獨特的視角，特別是怎樣讀《史記》，值得分享給廣大讀者。下麵就是我的讀後感，分三個題目來說。
一、侯格睿閱讀《史記》的切入點
侯格睿是一位美國當代學者，他寫了一本有助閱讀《史記》的論著：《青銅與竹簡的世界》。這一名稱是不是有點怪怪的？它怎麼與《史記》相聯系呢？書名的副題揭示了謎底：“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原來“青銅世界”與“竹簡世界”是侯格睿獨創的專門名詞，也可以說是文學形象的比擬術語。這兩個術語是對中國歷史模型文、武兩個層面的摹寫，解剖歷史模型就是侯格睿讀《史記》的切入點。“青銅世界”，指秦始皇用青銅武器創造的秦帝國這一物質世界，代表中國歷史的“帝制”模型。儘管秦王朝十四年就崩潰了，但“帝制”制度影響了中國歷史兩千多年，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才結束了“青銅世界”的帝制。“竹簡世界”，指司馬遷用墨水在竹簡上創造了《史記》這部史書，它是一個道德層面的文化世界，一個比“青銅世界”更為宏大壯麗的“宇宙世界”模型，生命力更強。“竹簡世界”的積澱與延伸，就是司馬遷創造的《史記》紀傳體史籍的積澱與延伸，它伴隨“青銅世界”的帝制，也影響了中國歷史兩千多年，積澱為二十六史。秦王朝的崩潰與帝制的結束，表明“青銅世界”只是一個歷史階段。秦始皇想把他的創造傳之萬世，只是一個幻想。司馬遷創造的“竹簡世界”，還將伴隨時間的流逝與歷史推演無限延伸，是真正的傳之萬世。侯格睿在書中告訴我們，他是把秦始皇和司馬遷兩人作為中國歷史的代表，一個是物質世界即制度的創造者，一個是精神世界即文化對物質世界的模擬，並展開比擬的。比擬的結果，是“竹簡世界”取代了“青銅世界”，也就是司馬遷征服了秦始皇。化為書題就是“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
上面的表述，很讓人“沮喪”（侯格睿用語），是不是有些莫名其妙？為了行文方便，我們把侯格睿的論著《青銅與竹簡的世界》，用“侯著”二字代稱。侯著全書的語言，如同他的書題一樣，“別具一格”。侯格睿打破了常規語言的排列組合，用中國作家王朔的話來說，就是別具一格地“碼字碼”。例如王朔的“愛你沒商量”，就比常規的表達“非常愛你”或“愛死你”要幽默得多，有一種不可用語言描繪的韻味，我們姑且稱它為“另類語言”。這種語言增殖了語言的內涵和負荷，它不是一種技巧運用，而是獨特的思維方式。技巧可以學習，思維方式是“天才”，即“個性”，無法學習，讀者只能去適應，看懂他，所以稱為“另類語言”。侯著滿紙另類語言，明明是常見的詞語，由於非常規的排列組合，讀起來是佶屈聱牙，不僅要細細咀嚼，還要與前後文大開大合地廣泛聯繫、反復推敲，才能明其所以。
書歸正傳，我們回到侯格睿氏讀《史記》的切入點這一話題上來。其實就是一句話：“從解析《史記》的五體結構開始。”多麼直白的一句話，誰都能聽得懂，但好像是什麼都沒有說。問題的關鍵是：什麼是《史記》的五體結構？你看到的《史記》五體結構是什麼樣的形象？你怎麼解析《史記》的五體結構？於是侯格睿氏創造了“青銅世界”與“竹簡世界”這兩個另類術語，把“青銅”“竹簡”兩個名詞與“世界”碼在一起，還把二者串聯起來，“青銅與竹簡的世界”，是不是打破了語言的常規組合？侯格睿把他的創造“青銅與竹簡的世界”用作書題，什麼意思？書的副題“司馬遷對歷史的征服”，就是對書題的闡釋，《史記》的五體結構呈現在侯格睿眼前就是“青銅世界”與“竹簡世界”兩個歷史模型。這兩個歷史模型是司馬遷創作《史記》呈現出來的，可以看作是對歷史征服的戰利品。所以“征服”一詞在這裏就是“閱讀”“創作”，或者“複製”的意思。為什麼用“征服”呢？“征服”有“駕馭”“把控”的意思。司馬遷“閱讀”歷史，把它重新“創作”或“複製”出來，可以說是對歷史的把控與駕馭，用“征服”一詞來描述，十分貼切、生動。“征服”，還有一層意思，是“竹簡世界”對“青銅世界”的“征服”。侯格睿在書中將司馬遷對“青銅世界”與“竹簡世界”的創作過程告訴了讀者。侯氏從《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看到始皇陵的建造與規模體制，悟出了這是一個“青銅世界”的“宇宙模型”。始皇陵的建造用了七十萬人，勞作了幾十年，其規模體制十分宏大。始皇陵的結構有天文、地理，以及秦始皇建立的帝國制度，這不就是中國古代歷史發展以及帝制形成的歷史模型嗎？《史記》五體結構所包容的歷史內容，不就是竹簡對始皇陵象徵的歷史宇宙模型的複製嗎？於是，“青銅世界”與“竹簡世界”也就誕生了。兩個模型放到歷史的天平上，是合二為一的，“青銅世界”是物質世界，它是參照物，而“竹簡世界”是司馬遷對參照物的複製與摹寫，豈不是“竹簡世界”征服了“青銅世界”嗎？閱讀《史記》，就要從觀賞、參悟《史記》五體象徵的“宇宙模型”開始，也就是要從淩空的高度鳥瞰《史記》全貌。一本書怎麼鳥瞰呢？所以，《史記》在侯格睿眼裏，不是一本書，而是一個“宇宙模型”。直白的一句話，讀《史記》“從解析《史記》的五體結構開始”，表達不出上述的一大堆思維內容，按照常規的語言敘述或解說也表達不出這些思維內容。所以另類語言不是常規語言的技巧使用，而是一種思維創作，它靠的是作者的靈感與深思。
那麼，按侯著的思維方式，是怎樣讀《史記》呢？具體內容詳下第二題的解讀。
二、侯著全書的內容——怎樣讀《史記》
侯著全書共八個章題，中譯文字約17萬字。全書內容展開分為三個層次，演示侯格睿閱讀《史記》的方法。第一章，揭示司馬遷為什麼寫歷史，是第一個層次。第二、三、四章，揭示司馬遷建構《史記》的微觀世界，即“竹簡世界”的“宇宙模型”是怎樣搭建起來的，著重分析微觀事例，稱“微觀閱讀”，是第二個層次。第五、六、七章，揭示司馬遷對孔子形象的建構和對秦始皇的塑造，演示對儒家歷史的探究，儒家與秦始皇是兩個宏觀事例的分析，稱“儒家閱讀”，是第三個層次。第八章是呼應第一章所作的補充和餘論。
下麵我們對侯著三個層次的內容，再進一步作具體的解讀。
第一章，“歷史的意義”，揭示司馬遷寫歷史的動機。侯著認為，歷史在中國古代文化傳統中佔有重要地位，極為統治者和士人所重視，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因素：祖先崇拜、崇古意識、官僚主義政治需要借鑒。儒家文化興起加強了崇古意識。歷史能為現實的政治提供合法化的解釋，也能為批評現實政治的負面提供佐證和隱蔽。傳統文化的影響，激勵司馬遷以一種全面和系統的方式總結世界歷史，完成一部中國文化和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建立聖人孔子式的功業，這是第一個動機。司馬談臨終遺言，要司馬遷以最高的孝道完成他開創的未竟事業，即完成《史記》的創作，盡孝道是第二個動機。後來司馬遷受難，承受腐刑的奇恥大辱，更要完成《史記》，留待後人評說，洗刷恥辱，這是第三個動機。第八章的補充論述，著重說歷史有什麼用，也提出了三個方面。其一，《史記》寫了許多歷史人物事業的成敗，提供給人們的教訓是“知時變”。一個人想要獲得事業的成功，就要懂得適應時代。其二，歷史是極其複雜的，有時正確的理性的推斷也不可避免失敗，或許直覺的感知更為可貴。李斯的悲劇就是一個典型例證。他的理性告訴他，與趙高合謀發動政變是錯誤的，但他最終還是沿著錯誤的道路走，你從中能吸取什麼教訓嗎？其三，一個人要善於瞭解別人，還要讓人被理解，你的才能才可見用於世，脫穎而出。司馬遷的偉大與高明之處，在於他自己不出來說教，而是給讀者提供創造性的歷史分析機會，自己成為歷史學家，自己從閱讀歷史中引出結論。司馬遷怎樣做到的？侯著第二章到第七章，用六個章題、兩個層次的論述作了回答。
侯著第二、三、四章，揭示司馬遷怎樣建構“微觀世界”，也就是怎樣創作《史記》的。什麼是“微觀”？侯著沒有作定義式的解說，從這三章呈現的內容來看，侯著定義的“微觀”有兩層含義。其一，指全部《史記》呈現的中國三千年古代史的歷史框架是一個微觀的“宇宙世界”模型，侯著又稱之為“竹簡世界”，直白地說，“微觀世界”就是《史記》一書的代名詞。“微觀閱讀”，就是“《史記》閱讀”。其二，“微觀”的第二個含義，也可以說是更重要的含義，是指歷史細節，侯著稱之為碎片化的歷史事蹟，也就是落實在竹簡上的一件一件歷史事實。兩個“微觀”的含義合在一起，才能描述司馬遷的創作方法與創作過程。《史記》五體結構的框架，即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和七十列傳，是五大系列模組，共同構成《史記》這一個“宇宙世界”模型。這個模型，是司馬遷運用海量信息，也就是海量的碎片化歷史細節組裝起來的。海量的歷史碎片，每一個碎片，就是一個“微觀世界”。構建模組的歷史碎片，是從海量歷史碎片中篩選出來的。創作過程就是篩選歷史碎片再把它們組裝起來的過程。三個章題及其內容的敘述，就是還原司馬遷的這一創作過程。
侯著第二、三、四章的題目與釋義如次：第二章，“表現世界”，指司馬遷組裝完成的模型世界，落實在竹簡上，今天轉換為印刷在紙上的書籍，呈現為五體結構。所以，“表現世界”，解讀出來就是“呈現的歷史模型”。第三章、第四章，是“微觀閱讀”是對第二章“表現世界”所呈現出的模型的閱讀，也就是演示司馬遷怎樣選擇歷史碎片把它們組裝起來的過程。侯格睿在前言中有明確的交代，他說：“從第二章到第五章，我認為《史記》是一個微觀世界，並演示了如何閱讀它。”這裏侯格睿對“閱讀”一詞做了深度的解釋，“閱讀”就是對司馬遷創作過程的演示。第三章，“歷史之網”，是對一件事或一個人的閱讀演示，例如魯隱公被弑、衛州籲之篡權，是一個個的事件，對魏豹的閱讀演示則是一個人。第四章，“事件的意義”，是對重大歷史事件或歷史過程的閱讀演示，侯著選擇的是楚漢相爭，為什麼漢勝楚敗。本文只評說侯著呈現的讀《史記》方法，具體演示的內容，詳侯著，茲從略。
侯著第五、六、七章，對應侯著的第二、三、四章，是對“微觀閱讀”上升一個層次的“閱讀”，是“儒家閱讀”。顧名思義，“儒家”，不只是一個歷史事件、一個人物，也不只是一個重大歷史事件，而是深遠影響中國歷史的儒家學說。第五章，“塑造世界”，對應第二章“表現世界”，是侯著設定的“解釋原則”。第六、七章，對應第四、五章，是對“解釋原則”的演示。第六章，“聖人的歷史”，是閱讀《孔子世家》，探究儒家歷史以及孔子形象的塑造。第七章，“爭奪世界”，是對秦始皇記載的解讀，秦始皇焚書坑儒，是儒家政治的反面典型。侯著對“儒家閱讀”的演示內容，這裏也不作評述，詳侯著。這裏只對“閱讀”的方法略作說明。
“微觀閱讀”，是對“表現世界”的演示，也就是對《史記》呈現出來的模型作解說。“儒家閱讀”，是對“塑造世界”的演示，“閱讀”的對象，不只是呈現出的形態，而是進一步探究是怎樣“塑造”出來的。“塑造”比起“表現”，顯然是上升了一個層面。具體說，就是《孔子世家》呈現出來的孔子形象以及儒家學說的道德評判是原本的歷史模樣，還是司馬遷“塑造”出來的？更深一層的追問是，歷史家筆下的歷史著作，是原本的歷史，還是歷史家“塑造”的歷史？再深入追問到原始，那些構建歷史的海量的歷史細節、歷史事實元素是原本的真實，還是“塑造”出來的？也就是常說的生活真實、事實真實。“塑造”，換作“虛構”，在精神世界中也是成立的，那是藝術，那是文學。最優秀、最經典的文學名著，所寫的生活真實，並不是事實原型，恰恰是“虛構”的典型。但有價值的文學虛構，卻是生活原型的昇華，離開了生活原型的胡編亂造，不是“虛構”而是荒誕。《史記》作為文史名著，既是史學，也是文學。毫無疑問，《史記》記事有虛構，否則哪來文學呢？問題不在於有沒有虛構，而在於虛構的文學真實與事實的原型真實，哪個為主，即《史記》第一性是史學，還是文學？侯著“儒家閱讀Ⅰ”對《孔子世家》的閱讀，認為組裝孔子形象的碎片是司馬遷挑選的，有一些碎片不是原型歷史細節的真實，而是“塑造”出的，即孔子形象是用文學手法完成的。
侯著在“微觀閱讀”與“儒家閱讀”中對歷史事件與人物的重新演示或組裝中發現，同一個歷史碎片多次使用，組裝在《史記》五體不同的模組上，有不同的記載，甚至有的是互相矛盾的。或許司馬遷對同一事件掌握了不同的資料，但更多的碎片是有案可查的。例如取自《左傳》的同一資料，司馬遷在運用中有的就作了改造，使用在不同的地方還有差別。侯著認為這是司馬遷有意為之，為什麼？組裝的需要。按侯著演示的過程，可以作如下推斷。我們如果把已經逝去的事實，即歷史比作一幅名畫或者一塊玻璃，把名畫撕得粉碎或把玻璃打成碎片，那麼原有的名畫或玻璃已經消失了，成為歷史。原來的名畫或玻璃是唯一的存在，既然已經消失了、沒有了，只剩下一地碎片，那麼，歷史家創作，就是把碎片重新組裝起來。所以歷史家筆下的歷史已不是原來的歷史，不同組裝師復原的顯然不一樣。因為碎片與垃圾混雜，組裝師披沙揀金，把真實的碎片撿拾出來，一些已經消失的碎片還要複製即“塑造”出來。你挑選的真實碎片越多，你不得不“塑造”的碎片越逼真，那麼你組裝的模型就越接近原有的真實。侯著認為司馬遷“挑選”的碎片，以及他“塑造”的碎片，是真實可靠的，所以《史記》第一性是史學，司馬遷是偉大的史學家。
歷史學家組裝出來的歷史有什麼用？侯著認為，無論是東方史學，還是西方史學，終極目的，即回顧歷史是為當今服務，從歷史中吸取借鑒。歷史家鮮明地將自己的判斷寫在歷史中告訴讀者，這才是完整的歷史。因為歷史家的判斷是復原歷史的終極目的。希羅多德《歷史》就是這樣的作品。而《史記》，找不到作者司馬遷，他隱身在歷史碎片中，對記述的歷史沒有做出歷史家的結論，《史記》是一部未完成的書，是半部歷史。侯著又指出，實際上司馬遷有很強的自我判斷，他只是沒有直接告訴讀者，而是運用他的組裝模組，以及對碎片的揮灑調遣把複雜多樣的歷史面貌呈現給讀者，引導讀者自己對歷史的結論做出判斷，每個讀者都是歷史家。這正是司馬遷的偉大和高明。侯著在最後一章和“結語”中說：“通過《史記》的微觀結構，他創造了一個模仿整個世界的模型。”“司馬遷的書不僅僅是對他所知的所有時間和地點的描述，它是一部所有時代的歷史。”“據我所知，《史記》鶴立雞群，在中國歷史作品中獨一無二。”侯著給予了《史記》以崇高的評價。
三、侯格睿氏指引了一條閱讀《史記》的捷徑
侯著本旨並不是為了讀《史記》寫的一本技術指導書，而是探索司馬遷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人格與風格的學術論著。中國學者李長之在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這部名著可資比較，這裏稱之為“李著”。李著全書共九章，約22萬字，兩書篇幅相差不大，最大的相似點均為另類作品。這裏所指“另類”的意思，準確地說就是“別開生面”的一種思維方式。李著描繪的是作者心中作為文學家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侯著描繪的則是作者心中作為歷史學家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兩位作者筆下的司馬遷形象完全不一樣，但司馬遷只有一個，那麼，這兩個司馬遷哪一個更接近原型呢？有一千個有建樹的作者閱讀《史記》，就有一千個不同的司馬遷形象，而且常讀常新，永遠不會有題無剩義，也就是《史記》將會一代一代承傳下去，永遠不會停止“閱讀”的腳步。因此，哪一個作者筆下的司馬遷形象更接近原型呢？這一提問與比較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一個作者筆下的司馬遷形象更完整，作者引出的判斷是否具有高度的理論價值，對當前有何種有益的借鑒，這才是各自作品的學術價值。李著與侯著最大的不同點是語言。李著是常規語言寫出的另類作品，讀起來順暢得多。侯著的另類語言讀起來確實佶屈聱牙，但另類語言的穿透力與思維模式更加深刻，非常規語言可比。兩者不在一個評級線上，而又各有千秋。
上述一段話是對侯著的學術價值作的一個交代，不是本文評介的內容。本文著重評介侯著帶給讀者的閱讀方法，這是侯著學術價值的溢出價值，但它不亞於本身的學術價值。對於大眾讀者來說，我認為侯著的這一溢出價值比學術價值更有借鑒意義，所以特為之作評介。本文前面第一、二兩題對侯著閱讀方法已作了具體闡釋，本題再總括侯著閱讀方法的亮點，它給讀者指引了一條閱讀《史記》的捷徑。
“侯著”閱讀方法有兩大亮點：一是獨特的“閱讀”視角；一是獨特的“閱讀”方式。分說於次。
（一）獨特的“閱讀”視角。此指侯著閱讀的角度為淩空鳥瞰，把握《史記》全貌，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史記》五體是一個微縮的“宇宙世界”模型，五體是模型的五大系列模組；其二，《史記》記載的歷史內容，是從海量的歷史細節中挑選出來的一部分，這些歷史細節就是組裝模型的歷史碎片；其三，歷史碎片的排列組合，以及某些碎片多次出現在不同模組上，有一定的章法。章法就是歷史的判斷，就是司馬遷的創作，司馬遷自己沒有把它說出來，讀者自己去領悟，做出判斷。所以，讀《史記》，人人都是歷史家。顯然，這一方法是指引給讀者的一種思維模式。想一想我們是怎樣讀《史記》的。我敢負責任地說，每一個讀《史記》的人，都是一篇一篇地讀，或者把相關的篇章合成一組來讀，或者把某一個歷史階段的篇章合成一組來讀，侯格睿本人也一定是這樣來讀《史記》的。但是侯氏的閱讀方法與一般讀者大相徑庭的是：侯氏是鳥瞰，一般讀法是在地面上平視。因為《史記》不是一本書，而是一個“宇宙世界”，鳥瞰才能看到全貌，平視只能看到一個局部。在這裏，“閱讀”已不只是在流覽，而是探討、創作，或者叫深度閱讀，要把體會、感悟寫成論文，寫成著作。平視的讀法，是對《史記》記載的一件一件歷史事件的思考，或者是對一個歷史人物的思考，或者是對某一個專題的思考。所以，平視的讀法看到的《史記》五體，是分門別類的編纂史料，做歷史判斷的思維受到局限。侯氏的鳥瞰，有如前述，他看到的是一個“宇宙世界”模型，做歷史判斷的思維境界上升了不知幾個臺階。
（二）獨特的“閱讀”方式。一般的閱讀是沿著閱讀的對象思考問題，侯氏的閱讀是演示創作閱讀對象的創作過程，即演示司馬遷的創作過程。侯著在“歷史之網”中做了淋漓盡致的演示。例如魯隱公之被弑、衛州吁之篡權，一般的讀者限於對所見記載作思考，侯著的閱讀則是從模組上把所有關於魯隱公、衛州吁的歷史碎片集中起來按時間順序排列，思考司馬遷為什麼選擇這些歷史碎片，它是怎樣組裝在模組上的，也就是演示司馬遷的創作過程來解釋魯隱公為什麼被弑、衛州籲是怎樣篡權的。這一閱讀方式與其閱讀視角是緊密相連的。簡明說來，就是閱讀《史記》，我們要探究某一個問題時，首先要從《史記》各體中把相關事件的記述全部集中起來，思考司馬遷為什麼要選擇這些歷史碎片。它在各部分，即在各個篇章的記載有何不同，為什麼有這些不同，司馬遷是怎麼思考的，司馬遷的結論是什麼。如果讀者看不到司馬遷的結論，即歷史判斷，讀者自己是怎麼判斷的，你自己的判斷就是這一歷史的結論。這一思維路徑，這一閱讀方法，顯然是一條深入思考的捷徑，人人都是歷史家。
侯著怎樣讀《史記》，本文就評介到這裏。最後本文要給讀者提出一個警告作結束語。任何一種方法，任何一種理論，它都有一個適用的角度，過了度，真理就成謬誤。侯著的“閱讀”方法過度運用就可能出現悖論。例如“歷史之網”對魏豹的“閱讀”就作了過度解讀。侯著集中了魏豹在《史記》不同模組上的歷史碎片，說是五個不同的版本，就是過度解讀生出的悖論。所謂五個版本，指魏豹降漢、背漢、被漢將韓信俘獲，這個過程，各個時間點、背叛情節，在《史記》五個篇目中記載不同。這五個篇章為：《魏豹彭越列傳》《高祖本紀》《外戚世家》《淮陰侯列傳》《秦楚之際月表》，侯著依次稱之為版本1、2、3、4、5。檢索這五個版本，按編年法整理成一個版本，如果前後協調一致，那就是一個版本，五個版本的說法不成立。表的模組是司馬遷首先完成作為全書寫作的提綱，《秦楚之際月表》這一版本對魏豹的降漢、背漢、被漢俘獲有著明確的記載，摘錄如下：
漢二年三月，魏豹“降漢”。（引號內為表中文字）
四月，高祖“王伐楚至彭城，壞走”/魏豹“從漢伐楚”。
五月，“王走滎陽”/“豹歸，叛漢”。
六月，“王入關，立太子，複如滎陽”。
九月，“漢將信虜豹”。
《魏豹彭越列傳》：
“漢王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叛漢。”
按：魏豹降漢、從漢伐楚，在漢王渡臨晉時，套入表中，即在漢二年三月；魏豹向漢王告假歸國在“漢敗還，至滎陽之時”，套入表中，即在漢二年五月或六月。其間，漢王一度入關請救兵，魏豹告假，或在漢王離滎陽之時則在五月，或在漢王返滎陽時則在六月。
《高祖本紀》：
“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豹將兵從。六月，……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
《淮陰侯列傳》：
“漢之敗卻彭城，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豹，信遂虜豹。”
按：這兩個版本套入表中，得到完整的編年序事：魏豹在漢二年三月降漢，將兵從高祖伐楚，四月高祖從彭城敗還退至滎陽，安排諸將阻擊項羽，高祖入關請兵，六月返回滎陽大敗楚兵。六月，魏豹告假歸國，反漢。漢王派酈生說魏豹歸漢，豹不從，其時當在七月。八月漢王遣將韓信擊豹，九月虜豹。《外戚世家》的記載只是補充魏豹叛漢的一個原因，不必引錄。
上面的對照可以看出，《史記》對魏豹的記載，只有一個十分協調和完整的版本，根本不存在五個版本。其中《高祖本紀》記載“三年，魏豹謁歸視親疾”，與《秦楚之際月表》在“二年”，整整差了一年，這難道不是兩個版本嗎？答案是否定的。只要看看上下文的語境，這“三年”二字是《史記》在流傳中發生的訛誤。“三年”前面的文字，記錄漢王在京索間的大捷，“三年”後面的文字，即記錄魏豹告假歸國，按《秦楚之際月表》《魏豹彭越列傳》《淮陰侯列傳》的記載，均發生在漢二年六月，中間怎麼會突然插入“三年”二字呢？再對照下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按邏輯，“三年”後的“其明年”是“漢四年”。而張耳為趙王是在“漢三年”，因此這“其明年”之前的“三年”二字乃“二年”之訛。當然，也可能是錯簡，“三年”二字是在“其明年”之後，屬下一段文字的開頭。我們把“二年”代入原位置，或把“三年”移動在“其明年”之後，上下文豁然貫通。如果找不到版本證明，通過上下文的語境有如上述，在校勘學理論上叫理校。必須先完成這一步校勘再作歷史分析。侯著把一個文本訛誤導致的歷史碎片，當成了司馬遷特意為之的歷史碎片，因此所作的“閱讀”，即為悖論。
這個例證在侯著中是大醇小疵，也許是作者的一個偶然失檢導致的。此處為何花這麼大的篇幅來“閱讀”這個“小疵”呢？因為它有著特別的警示意義。一個不真實的歷史碎片，可以導致重大的歷史判斷失誤。這一例證也從一個側面證實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嚴謹，他采擇的歷史碎片，乃至“塑造”的歷史碎片都是真實的，或者說接近原型的。正如班固、劉向、揚雄所評價的那樣，司馬遷序事，“其文質，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感謝丁波先生提供信息！）
陳翀《日宋漢籍交流史の諸相：文選と史記、そして白氏文集》出版
宮崎市定《宮崎市定解讀〈史記〉》（馬雲超譯）出版（附：吉川忠夫/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