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达雅”：是袭外还是师古？
[摘要] 严复结合自身翻译实践提出的“信达雅”，自发表之后，在国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过，人们对于“信达雅”的涵义和三者之间的关系却一直存有争议。此外，学界还存在着一种颇具颠覆性的观点，即认为“信达雅”受到了泰特勒翻译三原则的影响，属于抄袭之作。本文旨在从4个方面就此展开探讨：1）对“抄袭之说”进行溯源；2）对“抄袭之说”赞成者的观点进行评析；3）对“抄袭之说”成因方式进行辨伪；4）从动机和现实角度佐证“抄袭之说”无法成立。
[关键词] 严复；泰特勒；“信达雅”；抄袭
一、引言
提起严复，人们往往会想到他的两个重要身份：其一是启蒙思想家，因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1]；其二是著名翻译家，源于他的“《译例言》客观上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一方面，集汉唐译经论说之大成，另一方面，开近代翻译学说之先河”[2]7。
前者有关他的翻译著作，后者涉及他的翻译思想。在这一点上，王克非先生曾做过精辟总结，他说：“大半个世纪以来，论述严复和严译《天演论》的文献很多，着眼点不外两个方面：一是把严复作为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来论述他的进化论观点和他对西方学术的传播，这类论说主要见于史学界、思想界；二是把他作为翻译家来谈论他的译文和他提出的‘信、达、雅’翻译要则，这类议论主要见于外语界、翻译界。”[3]当代知名学者刘军平、黄忠廉、辜正坤、陈福康、黄克武等基本上都持有类似或一致的看法。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还发现，学界内实际上存在着另外一种颇具颠覆性的观点。之所以说其具有颠覆性，是因为以前的看法“无论是誉之，毁之，改之，释之，辩之，都关切着严复的翻译思想”。[4]也就是说，它们都承认严复是中国“近代译论的开创者、奠基者”[5]，或至少不否认“信达雅”的中国属性这一前提。该观点的颠覆性则在于，它认为“信达雅”在本质上就是袭外之作。兹事体大，人们不禁要问：“抄袭之说”真的成立？真相究竟如何？为了弄清这两个问题，我们拟从4个方面就此展开探讨：1）对“抄袭之说”进行溯源；2）对“抄袭之说”赞成者的观点进行评析；3）对“抄袭之说”成因方式进行辨伪；4）从动机和现实角度佐证“抄袭之说”无法成立。
二、“抄袭之说”溯源
1963年，徐永煐撰写的长篇论文《论翻译的矛盾统一》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上。在该文第3部分，即“信达雅顺——泰特勒的三原则”中，徐先生提出：“严复的看法无疑受到比他早一百年的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的影响。”[6]根据通常的叙述逻辑，作者抛出上述观点后，往往会就此给出合理解释，为的是证实他说的是的确事出有因。但是，从徐先生接下来的分析来看，说明是有的，但也仅限于一般性的比较说明，根本无法用来证明前者肯定是受到过后者的影响。换句话说，徐先生的观点难以自圆其说，有点捕风捉影的意味。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会为后来者提供了口实，他们以此为据将其观点斥之为“不经之谈”[7]97，并视之为“抄袭之说”的“滥觞”。[7]96于是乎，“中国翻译史上一大公案，就此付诸公论”。[8]65
其实，抛开“抄袭之说”是否成立不谈，仅从时间上分析，徐先生的言辞也不能以“滥觞”冠之。因为严复的学生伍光建之子伍蠡甫曾撰文指出，其父伍光建（1867-1943）谓“信达雅”“来自西方，并非严复所创”。在别处他还说这是其父闻于严复。[9]102还因为钱钟书在《管锥篇》出版后四年致罗新璋先生函中言及：“五六十年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周越然所编英语读本（望其书名，可见教科书未可轻视）中已早讲严复三字诀本于Tytler，Principle of Translation，似乎比近来学者们识见广博多了，我在1934-1935年间有一篇英文文章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已无存稿）也提到这个问题，并证明严复把Tytler的第三个标准改为‘雅’是受吴汝纶的影响（大意如此）。”[8]65比照伍光建的生平、钱钟书书信中提及的内容与徐永煐论文的发表时间，不难发现，假如“滥觞”之说真的存在，应该是有周先生、钱先生、伍先生在前，而不应该始于徐先生。所以，“滥觞”一词用得有点言过其实。
此外，还可以发现，赞同“抄袭之说”的除了徐永煐，还有伍光建、钱钟书和周越然。附议者有罗新璋和金隄。罗先生“为穷竟原委”，“特请博士生韦邀宇君转询其导师伍老先生，据伍氏称（九〇年四月）：‘一次偶谈中，先父问及严复，其译事高见是依傍古人，还是自出心源，严翁怡然一笑，答以来自英人一本译论。——该英人姓名，恕我失记。’”[8]65诚然如此，对于既无确切文字记载，又不清楚说话者真实意图的说法，我们也只能存而不论，不便做过多揣测。罗先生虽然在论文的备注中说：“查阅《严复集》全部书信（内含《与伍光建书》四封）及有关文章，文字上似未留痕迹。”[8]65但是仍然认为“不容不信”。[8]65为进一步印证他的判断，又抛出了上述钱钟书给他的书信内容。金先生只是说：“我觉得他（指严复）可能是受英国梯[泰]特勒的影响。他曾留学英国，而他提出信达雅三个原则与梯[泰]特勒提出的很相似。”[9]102
三、“抄袭之说”者观点评析
“抄袭之说”既出，通常就存在着两种可能，即：要么正确，要么错误。为证真伪和正视听计，现将对此说法涉及诸人观点略作评析如下：徐永煐虽然持论肯定，其缺点在于举证乏力，难以自圆其说。伍光建“语气肯定，令人愕然”。[8]65其证据是“闻于严复”。然而，“我们又安得起严老先生于地下而询之？这恐怕要成为千古疑案了”。[10]其缺点是空口无凭，容易授人以柄。钱钟书虽然曾经撰文“证明严复把Tytler的第三个标准改为‘雅’是受吴汝纶的影响”，但是，由于“已无存稿”，结果自然不得而知；钱先生又说“严复译《天演论》弃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支谦《法句经序》]”。[2]23其缺点是前言后语甚是抵牾。周越然只是在所编英语读本中提到“严复三字诀本于Tytler”，并未说明缘由。既然是编书，尤其是“教科书”性质的书，其看法基本上应该得到了广泛认可，且不存在争议。但从后来的情形看，这一点在“信达雅”的出处上显然是有出入的。更何况，这是连严复本人都没承认过的事，我们还能借别人之口（或手）使其就范不成？
关于此事，颇值一提的是，在上文中，罗新璋曾交代，钱钟书是在《管锥篇》出版后四年给他去的函，其中提及五六十年前周越然编书涉及严复三字诀本于Tytler的事。如果《管锥篇》出版指的是首次出版，时间应该是在1979年，四年后，当是在1983年。以此再前推50年，应该是在1933年；前推55年，应该是在1928年；前推60年，也应该是在1923年。既然钱先生指出，他是在1934-1935年间发文证明严复把Tytler的第三个标准改为“雅”是受吴汝纶的影响。周越然出书发生在1923年至1933年之间更为合乎情理。当然，这只是推测，仍需进一步的论证。
不过，这却为我们分析周越然观点的来源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因为，郑振铎曾于1921年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3号上，发表了题为“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他在该文中专门提到并分析了泰特勒的三原则。[11]72对此，学界有多位学者将其视为国内首次引进、介绍，如彭长江、陈福康和郭建中。遗憾的是，郑先生文中并未涉及严复和“信达雅”的渊源。又因为，意大利语文学翻译家肖天佑曾在文章中论及：“二十年代英国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一书在我国翻译出版。”并提出“二、三十年代正值我国对严复的‘信达雅’进行激烈辩论的时期，泰特勒的三原则仅在内容上对这场辩论起到一点影响，却未能取代‘信达雅’的位置”。[12]56-57肖先生虽然提到了严复和“信达雅”，但却只能算作介绍，此外未作更多的阐释。然而，极有可能的是，这两者均发生在周越然出书之前。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其一，根据上述推断，周先生所编英语读本出版的时间（1923-1933年之间）应该在郑先生文章（1921年）的发表之后；其二，周先生和钱先生之所以这么做（说），概是因为他们也加入了二、三十年代国内对“信达雅”的激烈辩论之中，因为钱先生提到周越然书中的观点“似乎比近来学者们识见广博多了”[8]65，有对比的意味。其实，这里的“广博”也不外是跳出了就事论事的逻辑，将其与泰特勒扯上了关系而已。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们的观点也应是学术性的，属于见仁见智，而不应被视为既定事实。否则，此后的激烈争辩也就没有必要发生了。至于周先生、钱先生的看法是否与郑先生与肖先生文中提到的泰特勒的观点之间存在某种渊源，依然待考。
最后还有罗新璋和金隄。对于前者，既是拾人牙慧，又怎能“不容不信”？其缺点与伍先生的缺点相同。对于后者，鉴于严复到过英伦，他提出的“信达雅”三个原则与梯[泰]特勒提出的“很相似”，是以“可能”受过后者的影响。其缺点在于，“这只是一种推想，因为还没有发现很有力的材料作为佐证”。[13]
此外，“抄袭之说”论者还认为，王宏印在其专著《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中对此作过专门研究，但结论却出人意料，肯定严复理论是受到了泰特勒的影响。[7]96我们在仔细阅读了王先生著作中的相关内容后，发现他本人并无此意。因为，王先生在理论上追索了“信达雅”的文化渊源后，总结道：“行文至此，严复所谓的‘信达雅’来源于中国典籍中的文章学原理，似乎已经明确无疑。然而关于严复的‘信达雅’三字诀的来源，还有另外的说法。那就是非来源于国学，而是来源于西学。”[9]99-102而后，王先生提出：“如何看待严复与泰特勒的关系呢。笔者以为，在上述伍光建和钱钟书所述属实的前提下，金隄的猜测和推测不无道理”以及“如果说泰特勒对严复有影响的话，我认为最大的影响在于他们都注意到了写作对于翻译在实践上的奠基作用和在理论上的借鉴作用。”[9]104由此可以确认：一、王先生认可“信达雅”来源于中国典籍中的文章学原理；二、在涉及严复是否受到过泰特勒的影响时，他首先是在引用别人的观点，然后又在此基础上做了假设，即“在……所述属实的前提下……不无道理”以及“如果……有影响的话，我认为……”。但是，无法确认王先生本人“肯定严复理论是受到了泰特勒的影响”。
简而言之，“抄袭之说”赞成者都缺乏第一手史料，他们的观点要么过于武断，要么捕风捉影，要么自相矛盾，要么牵强附会，均无法证明“抄袭之说”的确成立。
四、“抄袭之说”成因方式辨伪
根据“抄袭之说”论者的分析，该说法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首先，它只注意到两者内容上的相似，却忽略了其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别。其次，它忽视了中西译论丰富的自有传统，人为割裂了中西译论各自内在的连续性。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西方译论中心思想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西译论交流中的极度不平衡状态，是对西方译论盲目推崇，对中国译论缺乏信心的一种表现。”[7]98实事求是地讲，上述三条原因在特定时代背景下都不无道理。但是，能否用来解释“抄袭之说”的成因，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因为，所谓的“抄袭之说”产生时的中国不是20世纪末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国门洞开的中国，也不是已进入21世纪的积极寻求与世界各国进行全面有效对接的中国。对于这一点，熟悉我国翻译事业发展历程的学者都会明白。毕竟，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学习和借鉴西方译学当是发生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而且短短十余年就“形成了对国外翻译理论系统的全方位引进”。[14]79不过，与之相伴的问题却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不少翻译研究成果是对西方翻译理论的译介、验证或应用，而对其进行反思、质疑、证伪、发展的却很少，表现出研究者的创新意识不足”。[14]87究其缘由，我们不妨像上述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将其认定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西译论交流中的极度不平衡状态，是对西方译论盲目推崇，对中国译论缺乏自信心的一种表现”[7]98。针对这一点，学界多有论述，也有共鸣，在此不赘。
更因为，一方面，在“抄袭之说”之前的“二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虽然英国泰特勒《论翻译的三原则》和苏联费道罗夫的《翻译理论概要》均已先后在我国翻译出版，但是，它们都“未能对我们产生大的影响”，“因为当时西方的这些理论还不完善，不能抵消我国翻译理论的强大影响”。[12]56-57马士奎也认为：“20世纪60到70年代是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时期”，“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真正落后于世界可以说始于这一时期”。[15]谢天振和何绍斌还指出：“他们（即梁启超、鲁迅等人）的译论不仅超越同时代的中国人，比西方译论也更加高明，因为西方类似的论述要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16]凡此种种，无非都说明了一点：我国的翻译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不落后于西方。既然不存在落后，显然也不存在抄袭的必要了。
另一方面，被视作“抄袭之说”“滥觞”的论文是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一期上，这里指的还仅仅是其发表的时间，如果将论文的构思、撰写、投稿到最终发表这一系列步骤都考虑进去，该论文的写作时间最迟也应该是在1962年甚至更早。在当时，中国自建国后一直在执行的“一边倒”政策仍然在起作用。该政策的精髓在于，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族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17]其中，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对立面的英国，正是我们要共同反对的帝国主义的代表之一。譬如，谢天振就曾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当时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所以在文学翻译上同样实行一条亲苏的政策：凡是苏联出版的文学作品，哪怕是二、三流的都可翻译。而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现当代作品，则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基本不能翻译。”[18]实际上，同样的道理也适合用来解释当时并不存在对西方译论的“盲目推崇”，而说“对中国译论缺乏自信心”[7]98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在政治挂帅的历史语境下，妄谈崇洋媚外，就有点既不切实际又违背历史学识了。
如果说只有“历史的观点和现实的观点，纵向的比较和横向的比较，形成一个焦点，这样就可能得到一个对你要研究对象的比较公正、客观的评价”[19]，上述论者在解释“抄袭之说”的成因时无疑就犯了“以今目观旧制”[20]，用今天的话语来观照历史的错误。
五、“抄袭之说”缘何不成立
学者们在认定“抄袭之说”成立时，多数都是从两者在内容上相似做文章，要不就捎带上严复曾经的留英经历和那时泰特勒的三原则已经提出了一百来年，两者有时间差，存在抄袭的可能作为旁证。其实，这样的论证方式稍有不慎就会陷入一种怪圈，即为了证明而证明，或预先假设它们之间存在抄袭，然后再罗列一些拼凑起来、经不起推敲的所谓证据，该方式与违背了刑事诉讼原则的有罪推定何异？试想，面对一个受刑事控告的人，在未经法庭判决有罪之前，有关部门是否就可以不假思索地预设立场，认定此人犯罪了呢？显然不能。毕竟，在证据并不确凿的情况下，此人充其量只能被视为嫌犯，而非罪犯，否则就完全违背了现代社会的法治理念。下面将在前述基础上，从动机和现实两个方面论述“抄袭之说”不成立的原因，以资佐证。
（一）严复缺乏抄袭泰特勒的直接动机
首先，“翻译方术古人鲜有讲论”[21]57，后来经由严复倡导而闻名的“信达雅”在当时也不是稀罕之物，因为它们本身就属于传统士大夫趣味。严复既然会“文必夏商周”[11]216，又译写出了“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22]的《天演论》，在此基础上提出“译必信达雅”[11]216实属理所当然。既然严复想做中国传统的文章家，岂会属意翻译理论为何物？！
其次，从时间上看，严复当在1879年前后归国，这距离其第一部译著《天演论》于1898年的正式出版就有将近20年的时间差距。与“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时间应在1896年”[23]363之间也有17年的间隔。如果他最初就怀着要从事翻译活动的直接动机，显然不会将该活动延迟达17年之久。
再次，从严复归国后的个人经历上看，他虽然一路加官晋职不断，但却“极感苦闷”，“甚至自叹学习西文是做了错误的选择：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他“不甘人微言轻、报国无门的处境，不得已，想从科举之途仕进”。[24]37对此，贺麟撰文提及：严复“回国后，曾就当时的桐城大师吴汝纶学古文，造就很深”。[11]113陈宝琛作的《严君墓志铭》也说：“其为学，一主于诚，事无大小无所苟。虽小诗短札，皆精美，为世宝贵。而其战术、炮台、建筑诸学，则反为文学掩矣。”[23]36维新变法失败后，他“再次躲进书斋，但思想已不同前”。[24]38他叹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胃。……所以屏弃万缘夕唯以译书自课。”[25]
最后，进一步的证据还在于，“中日甲午战争前，严复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想通过猎取‘功名’，取得更高的社会、政治地位。”[26]203而翻译，当时应该不在其考虑的范围之列。易言之，我们基本可以确信，严复起初并无从事翻译活动的任何动机，否则也不会有上述行为。以此类推，他既然没有这样的动机，自然不会花费时间研究甚至“抄袭”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了。
（二）严复决定从事翻译活动的现实诱因
陈福康曾在其著作《中国翻译理论史稿》中开宗明义：“甲午战争失败后的中国，民族危机更严重了；然而，此时却出现了近代中国最杰出的译学理论家严复”。[21]90-91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由此可见一斑。这样的看法与前面的表述可以相互参照，也比较吻合。实际上，正是惊怵于民族危机的严重，严复才“惊醒和激奋起来。他连续发表了几篇政论文，提倡通过创立议院和推广西学的方法来救中国”。[21]91
同时，《马关条约》签订后，由于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进一步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严复翻译《天演论》时也就没有“强调斯宾塞的种族论，而是着重于告诉人们，只要努力奋起，变法维新，中国还可以得救”。[26]207在这一点上，作为甲午海战获胜一方的日本无疑就成了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典范，因为，“昔日本是也。尊攘论起，闭关自大，既受俄、德、美劫盟之辱，乃忍耻变法，尽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遂有今日也。”[11]8正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不可同日而语。也因此，严复才深刻地意识到，国之非不可救也，实乃方法和思路迥异所致。如果能像日本一样，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向西方学习，大清国或许可以像日本一样实现发展壮大也未可知。于是乎，御辱当自强，师夷长技，学习西方实属必然，也是其现实诱因。鉴于严复学习的是西方的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和进化论等，从事的也是对这些领域内容的翻译工作，在此基础上认定他对西方翻译理论不感兴趣，应该是合乎情理和认知的。
六、结语
总之，“严氏持论有故，既传承先贤，又兼顾当世”[27]具有其独创性和特殊的意义。“抄袭之说”敢于为天下先，勇气固然令人感佩，但囿于其臆想的成分很大，又无法自圆其说，为了避免以讹传讹，对之加以澄清就显得必要而迫切。在学界，类似的情况绝非个案，原因也是复杂多样。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当在于研究者研究过程中非理性的意识代替了证据，历史观念淡薄以及研究工作不够深入，而这些都是学术研究的大忌，因此要竭力避免。
另一方面，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具有悠久翻译历史活动的中国，的确存在酝酿并产生颇具中国特色的翻译思想或理论的土壤，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给予继承和发扬。同时，这还要求我们在从事翻译研究时，“不仅要跟着别人说”，还要学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和别人对着说”[28]信心。在研究过程中，一旦遇到类似或过于武断、或捕风捉影、或自相矛盾、或牵强附会、亦或出于一时疏忽而产生的不实言论时，研究者一定要秉承正确的历史观，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多方取证，互相证伪，力争能够得出经得起后来者推敲和历史检验的结论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16WYY001）、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传播学视域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研究”（17CWZJ12）和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项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文化元素的英译及传播”（编号：201706520）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刘军平教授、袁帅亚博士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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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东民，男，汉族，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武汉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史，汉英互译与翻译批评。
向 平，女，汉族，鲁东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与翻译学。
本文发表于2018年《民族翻译》第4期，第38-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