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力作——《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求索与发展》评介
摘要：谭载喜教授的最新著述《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求索与发展》，是当代翻译学学科建设的一部力作。书中聚合了作者的翻译研究文章，它厘清了翻译学的相关概念，拓展了翻译学的研究范式，反思了翻译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未来学科的发展路向，对翻译学的学科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这是一部凝结其多年心血的关于翻译学建设和问题思考的重要研究成果。
关键词：翻译学；学科性质；研究范式；诸多问题；发展路向
翻译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中外文化历史演变的种种关键时刻莫不如此。20世纪初的西方，索绪尔创立了现代语言学，为语言转换提供了理论层面的支撑。20世纪50年代起，雅各布逊、卡特福德、纽马克、奈达等人从语言学中寻找翻译研究的资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得建立翻译学学科成为可能。“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早在三十年前，谭载喜先生就跋涉在建构翻译学的征途上，力主建立翻译学（1987）。他筚路蓝缕，数十年来始终不改译学初心，孜孜于翻译本体研究领域的不断探索。近期谭载喜教授又推出《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求索与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的力作，这部沉甸甸的著述反映了谭载喜先生对构建翻译学科漫漫征程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该书高屋建瓴，探幽发微，钩沉中西翻译之道，厘清了翻译学的许多重要概念，阐发了作者对于翻译学科未来发展的构想—所有这些，无疑为我们探讨翻译学独立自主学科持续发展的路向，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基础。
一、求索与发展：翻译学的开疆辟土之路
自20世纪50年代董秋斯吹响构建中国现代翻译学的号角以来，中国翻译学界才有了翻译学构建的意识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翻译理论探讨越来越深入，谭载喜先生于1987年更旗帜鲜明地提出“建立翻译学”的学科主张，经过三十余载的精心思考与探索，孜孜圪圪，摩顶放踵，现又发表《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求索与发展》这部总结性质的著述。书中篑集了作者对翻译学科性质、内涵、任务和方法、翻译教学、西方翻译思想、中西翻译理论比较研究等多个领域的思考，反映了我国当代翻译学成长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最为集中地呈现了谭载喜先生本人的翻译思想。全书分上、中、下篇，共载有其不同时期发表的23篇重要论文。其在翻译学科方面所作出的建构和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翻译学科意识的自觉：“必须建立翻译学”
在世界范围内，起初人们对翻译学作为学科名称的认识并不统一。其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甚至还遭到了一些翻译学者的质疑，认为翻译并非科学或不具备学科范式，这点中西方的情况极为相似。1972年，霍尔姆斯在第三次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发表了《论翻译学的名与实》，描绘了翻译学的基本轮廓。1976年的比利时卢汶会议、1978年的以色列特拉维夫会议、1980年的比利时安特卫普会议等重要会议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描述翻译学思想的认识。图里、根茨勒、斯内尔-霍恩比、巴斯内特、勒菲弗尔等学者认为，Translation Studies（直译“翻译研究”或译“翻译学”）应该作为翻译学科的冠名，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系统研究。
在国内，最先真正从理论上对翻译学学科概念进行探索的是谭载喜教授（穆雷，2005：108）。他围绕必须建立翻译学这一主题，写下了一系列宏文大作，为翻译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大声疾呼，据理力争，为翻译学科的基础理论和观点构筑基础，描绘了蓝图，发出了中国声音。在构建翻译学的学者之中，“谭载喜是颇具影响力的一位，他先后发表了《必须建立翻译学》（1987）、《论翻译学的途径》（1987）、《论翻译学的任务和内容》（1987）、《试论翻译学》（1988）、《翻译学与语义》（1991）、《中西翻译学概评》（1995）、《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1998）等十多篇论文，并出版了《翻译学》（2000）专著，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建立翻译学的重要性、翻译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内容、学科研究目的、范围、任务和方法等，对翻译学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许钧，2000：2）。《翻译学》是过去30年我国译学理论研究当之无愧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蓝红军，2018：8）
谭载喜认为，翻译作为一门科学，应该将“翻译”活动本身和“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加以区分开来，翻译本身是技术也是艺术，翻译学的目标则是找寻最能说明翻译本质、最能阐释和解决翻译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谭载喜，2014：5）。翻译学就是对译前、译中、译后的各种现象，翻译相关领域，以及翻译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一门人文学科，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属性。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在19世纪首次将精神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区别对待。伽达默尔在他的巨著《真理与方法》中对人文科学的特质也有深入的论述：“狄尔泰从一开始就力求把精神世界的关系从自然领域内的因果关系里区别开来”（伽达默尔，2010：322）。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知识具有应用性、具体性以及非精确性等特点，而精神科学接近的就是这样的知识（何卫平，2010：26）。概而言之，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总是一种艺术的再现，它涉及的是译者的学识、双语能力、文学涵养、艺术审美等方面的才华。
翻译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也必须清晰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科概念、学科分支、研究方法等。谭载喜在这部新的著述中对翻译学作为一门人文社科的方方面面做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深化了我们对翻译现象和翻译本质的认识，唤醒了人们的学科意识，突出了学科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性。通过一批翻译研究学者发表的真知灼见和践履的不懈努力，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确立和巩固。
（二）翻译研究 ：中西观照、兼收并蓄
在浇灌翻译学这棵大树的过程中，谭载喜注重打通中西翻译理论资源，为我所用，秉承“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理念。在谭先生看来，翻译学不仅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也不是纯粹西方人发明创造的学科，由于它涉及不同的语言文化，翻译学应该从古今中外四个维度来进行构建。对此，他始终有一个清醒的思考，在阐释翻译学的中西发展脉络的同时，我们应该既看到其相似之处，也应该注意其相异之处，以“和而不同”的开放心态对中西译论进行对比研究，毫无疑问有着重要的价值。20世纪中叶，现代语言学为翻译在语言转换层面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对翻译和语言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最早则可以追述到古罗马后期的奥古斯丁（谭载喜，2004：6），语言学作为翻译学科的基础学科，必须观照中西理论历史发展脉络和理论资源。直到现代，语言学派对翻译学的建设和发展仍将继续起到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应该说不同的研究途径为我们理解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开启了新的研究可能性。沿着这一思路，谭载喜先后写下了“翻译研究中的中西观照”、“中西现代翻译学概评”、“中西译论的相似性”、“中西译论的相异性”等多篇文章，体现其宽广的学术视野。的确，翻译学建构需要融合中西理论资源，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建构翻译学需要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胸怀。在这一点上，谭载喜不完全是中国“特色派”的捍卫者，也不是激进“普世派”的助推者，其翻译学研究和翻译学科的构筑充分体现了兼收并蓄、中西关照的特点。借用谭先生2009年发表于国际翻译研究核心期刊The Translator: Stud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翻译：跨文化交际研究》）英文文章的话说，他在翻译研究中所谓“中国特色”或“西方特色”问题上所阐述的基本立场是：“中国翻译理论的‘中国特色’不是需要去特意设计和制造的东西；中国人的译学体系如同所有译学体系一样，能在与其他民族体系的互动中受益；翻译研究领域的欧洲中心主义具有破坏性，而中国中心主义对翻译研究的发展也同样有害无益。”（Tan，2009：283）
西方有系统的翻译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现代翻译学研究应该说是在西方语言学派的影响下展开的。谭载喜教授20世纪80年代负笈英伦，于埃克塞特（Exeter）大学先后获得语言学（翻译研究方向）硕士、博士学位，长期浸润于欧风美雨的翻译理论话语之中，得风气之先。在国内，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将西方翻译理论系统介绍给国内翻译界的就是谭载喜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系统地向国内译介了现代翻译理论中语言学派集大成者尤金·奈达的翻译思想，引起了翻译界的强烈反响，以至于彼时翻译界讨论翻译问题到了“言必称奈达”的地步。可以说，正是谭载喜对奈达的译介，以及蔡毅对巴尔胡达罗夫的译介，王宗炎对纽马克的译介，使得中国翻译研究在整体上掀起了从语言学范式角度研究翻译的高潮。“翻译当然不能脱离语言而独立存在，即便是在文化研究大行其道的今天，语言学派仍将继续为翻译学研究提供新动力”（许钧、穆雷，2009：83）。谭先生系统研究奈达的翻译思想，并将之介绍到中国，毫无疑问，对改革开放以后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今回首，通过奈达这个地标，中国翻译理论界得到了启蒙，学者们感叹彼时的西方翻译理论走在了中国翻译理论之前，我们应该致敬谭载喜先生的启迪之作用。
逮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外翻译学发生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几乎是在霍尔姆斯提出描述翻译学的同时，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和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也相继登场，西方翻译研究的重心从文本转向了文化、社会、历史、诗学、意识形态等与翻译密切相关的多种因素。西方翻译学中的“翻译研究”、“描述翻译学”、“多元系统理论”、“操纵学派”、“低地国家学派”等名称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基本范式和研究方法是非常相近的，除了浓厚的比较文学研究背景之外，也都采用了文化研究的模式，因此总体上被称为文化学派。面对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谭载喜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翻译研究虽然可以涉及文化方面的内容，但是，归根结底，翻译研究的具体对象是语言，语言在翻译学科体系中的重要位置无论如何不能取代。翻译学的外部研究同理不能取代内部研究，如果出发点错了，就很难指望研究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为此，谭载喜在多种场合大声疾呼，翻译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语言应该是翻译学构筑的本土，因此，翻译研究不应该脱离本体研究。西方的翻译理论所发生的“文化转向”只能作为我们建构翻译学的一个参照点，而不应该用“文化转向”所发生的全部内容替代语言研究。这一振聋发聩的观点使我们更加清醒地看到翻译研究的对象和本质特征，将渐行渐远的翻译研究从外围拉回了翻译本体，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不仅如此，《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求索与发展》鞭辟入里地阐述了中西译论的相似性与相异性。在谭载喜看来，相似性主要表现在思维方法、翻译方法、对“信”与“忠实”的追寻、翻译比喻，以及对翻译经验的总结和归纳等方面。可以看出“不同的翻译传统尽管翻译实践不同，但它们可以产生出彼此相同或相似的翻译思想和理论”（谭载喜，2017：141）。毋庸讳言，中西译论也存在相异性。我国的哲学思想历来讲求“知行合一”，尤其关心理论在解决翻译困难方面的实用性和针对性。相比之下，西方哲学更为注重分析，西方译论也更具抽象性、条理性、系统性（同上：142-144）。
相异性还表现在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译论表述的含蓄性和明确性等方面。西方译论中有功能对等与形式对等、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隐性翻译与显性翻译等成系统的术语。国人较为崇古、崇权威，孔子的“述而不作”，行不言之教。而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追求理性和真理，因而给西方知识体系带来了更多的形式逻辑和重分析的特征。“我们的译论多源自佛教翻译，但又不仅仅适用于佛教翻译，而西方译论的圣经翻译意识较强，充满了神秘色彩”（同上：157）。“中西翻译传统由于涉及彼此不同的语言文化、翻译材料和思想体系，因此彼此之间存在着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上各种各样的差异。然而，我们仅仅满足于陈述出这许多差异有哪些？那么我们的研究未免显得肤浅。要使中西翻译传统的比较研究真正富有意义和价值，我们不可停留在对于表面差异的陈述，而更应该透过表面，去挖掘深层的根源。这里的理念是：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思想深层，不同的翻译传统必定受到各自所属社会文化传统的制约，而深深打上各自社会文化的烙印，而显现出各自社会文化的特征。”（谭载喜，2005：237-238）他的这些论述既指出了中西译论差异产生的根源，分析了东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共性与个性，给当代构建翻译学科提供了翻译研究的范式方面的思考，同时也给翻译学建构提供了不可缺乏的形而上的资源。
（三）翻译学建构初现曙光 ：漫卷诗书喜欲狂
《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求索与发展》同时呈现了谭载喜对奈达的翻译思想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谭载喜教授的治学特点不仅突出宏观上的理论建构，学科框架的完善，以及中西汇通的特点，同时，也强调翻译教学的重要性，其所倡导建立的翻译学显而易见是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它超越任何门派和学派之见。
在宏观层面上，谭载喜对翻译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建构观点，即宏观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教学理论与内容研究、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中西翻译理论比较研究（2004：32）。谭载喜先生不仅视野开阔，中西文化底蕴深厚，同时具备深厚的语言学功底。通过对语义进行定义和分类，他认为翻译标准、方法等会受到会话、体裁、翻译目的、译者风格等因素的影响（谭载喜，2017：215），体现了其翻译思想中的功能意识。通过对比研究词汇、文化，思考翻译的基本单位，梳理读者反应论，分析文本意义的“文本中心”和“读者中心”论，提出了很多符合翻译实际情况的辩证性思想。
翻译教学是应用翻译学的重要一环，谭载喜提出的“翻译学位课程的综合素质培育”的教学模式将“职业培训”与“通识教育”紧密连接了起来。既强调专业能力的掌握，同时也强调“成人”的博雅教育。在翻译专业设置方面，国外和我国的港台地区都要比大陆地区早很多年。1972年，香港城市大学就建立了香港的第一个翻译系。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率先成立了翻译学的博士点，2007年，为了满足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翻译人才的需求，国家又批准设立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这些都是近年来我国翻译学发展中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应用型翻译专业硕士的设立，与谭载喜所提倡的“职业培训”的说法不谋而合，它满足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不仅如此，翻译学不再是外语语言文学、比较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附庸，而逐渐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经过谭载喜等一批翻译学者身体力行，著书立说，强调学科意识的重要性，翻译学科已经发展成为了一门名副其实的独立学科，一大批本科、硕士、博士点纷纷设立，在中国外语教育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如果没有自觉意识的翻译理论建构，就没有翻译学科专业的自觉创立。
二、余论：对翻译学其它方面的贡献
谭载喜的《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求索与发展》对建立翻译学的来时之路做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厘清了翻译学的重要概念，拓展了翻译学的研究疆域，指出了翻译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毫无疑问，这部著述对翻译学的现在、未来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意义。质言之，其创建性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厘清了翻译学的相关概念
在翻译学的语言学派登场之前，中西方多是从语文学的视角对翻译加以阐释。二战之前，西方出现过五次翻译高潮（谭载喜，2004：2-4）：古罗马对古希腊文化的翻译、《圣经》的早期拉丁语翻译以及后期各民族语翻译、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经典和文学翻译。在我国历史上也有三次翻译高潮，也就是东汉末年到宋朝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到民国初年的文化翻译。西方留下了“直译”与“意译”、“与原作竞争”、“神的感召”、“带着镣铐的舞者”、“不忠的美人”、翻译“三原则”等众多的译论。我国也有“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等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罗新璋，2009：20）。这些都是中西方对翻译的重要感悟和经验。
语言学派使得建立翻译学成为可能，最终确立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则是文化学派。时至今日各学派仍然存在不同观点，如语言对比与文化研究孰轻孰重、翻译的标准是什么、“忠实”与“创造性叛逆”的关系如何、译者应该“隐身”还是“显身”、何为翻译学的本体性研究，以及翻译学、语言学、比较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等。说明我们对翻译的认识还处在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之中。无论如何，涉及语言转换的语际翻译最终还是得通过语言这个核心来落实，用文化研究颠覆语言对比是不可取的（谭载喜，2017：328）。相信读过《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求索与发展》之后，读者会对翻译学的多个核心概念有更为清晰而全面的认识。
（二）拓展了翻译学的研究疆域
翻译学作为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其学科范式有待进一步夯实。一方面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翻译研究成果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把传统译论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在国际翻译学界发出我们的声音。谭载喜先生指出，翻译学科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研究，在不同翻译传统、体系，甚至是翻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进行比较研究。这就生长出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比较翻译学”（2000：171）。《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求索与发展》界定了比较翻译学的学科属性、目的和任务范围、研究方法，并开展了具体的研究。比较翻译学的提出是谭载喜先生对翻译学理论的又一贡献。
《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求索与发展》对收集的中外各类有关翻译的270条比喻做了大体上的分类，探析翻译比喻的文化意蕴，让我们体会出“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多面特性的活动”（谭载喜，2017：299）。受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一直都存在“翻译禁忌”的现象，本书则首次把“翻译禁忌”作为专门术语加以定义和研究。翻译禁忌指的是与翻译活动有关的“顾忌”、“禁忌”、“禁诲”（同上：304）。拉什迪的《撒旦诗篇》的出版和翻译在伊斯兰世界引起的抗议和纷争，希拉里回忆录《亲历历史》汉语版的删减，安东尼奥尼所拍纪录片《中国》在我国的被禁和解禁，某种意义上都是翻译禁忌的表现。研究并了解特定时期的翻译禁忌不但有助于译者翻译行为的调整以及对译本的认识，也体现出对不同民族社会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三）翻译学未来发展之路 ：潮平两岸阔
翻译学的未来发展究竟路在何方？《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求索与发展》指出了我国翻译学在今后发展中应该重视的六个方面，给出了三点建议，分析了两对矛盾。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人们倾向于将翻译学与文化学派相关联，而把语言学派丢在一边，甚至误以为翻译学的各种“转向”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英国翻译学家霍恩比显然也注意到了这种新旧范式“二元对立”的现象，有鉴于传统译论仅仅关心艺术作品而将文学语言排斥在科学分析之外，提出了翻译研究的综合法（霍恩比，2006：7），不失为翻译学各学派的研究范式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翻译学与生俱来的包容性让我们得以从语言学、比较文学、社会文化学、文艺学、美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中汲取养分，助力学科发展和新的分支学科的生长。语言的起源与进化、双语转换、人工智能等领域涌现的成果，必将为翻译在双语转换层面提供越来越多科学上的理据。在翻译学已经初步建立的当下，译学研究也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与之相伴相生的是翻译理论的众声喧哗。如果对西方理论研究盲目搬用，则只是拿中国的现象来验证西方翻译理论的有效性而已。如果过分强调“特色派”，则容易陷入“为我论”或“独断论”。翻译学的未来发展走向正引起中外学者的密切关注。在人与人工智能同步进化的进程中，学者们纷纷尝试寻找两全其美的完善方案。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学习和温读谭载喜教授的关于翻译学科建构的鸿篇巨制，探寻学科发展的未来，更显得弥足珍贵。
作者简介
林 夏，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学。
刘军平，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
本文发表于2018年《中国翻译》第4期，第56-60；72页，参考文献从略。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发布于“大民说英语”公众号，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