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 现状与展望
摘要: 本文对以往国内外关于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的研究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未来研究作出展望。结果表明:1) 相关研究日益增多，但是与丰富的中国科技矿藏相比，相关作品翻译及研究仍需学界更多投入; 2) 研究领域逐渐扩大，但仍呈现碎片状，无法从整体上考察中国科技典籍翻译; 3) 研究语料逐步增加，但仍以某几部作品为主，亟待拓宽; 4) 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但仍以规定性研究为主，描述性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从以下层面对未来研究作出展望: 国家支持、人才培养、读者调查、出版发行。
关键词: 中国科技典籍; 翻译; 现状; 展望
1.引言
为了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中国典籍翻译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近年来，国内学界在中国典籍作品外译、出版发行、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就中国典籍外译而言，不止有汉语的中国典籍，也有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典籍被译为其他语言; 就典籍内容而言，不再局限于文学和哲学，其他领域如科技典籍也逐渐被译介; 就出版发行来看，出版方式已经突破原有的主要在国内出版发行，有译者尝试直接在国外出版发行译作，如苏州大学的王宏教授英译的《梦溪笔谈》在英国出版，并得到英国读者的认可。这些进展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有效译介与传播大有裨益。
然而，中国科技典籍作品的翻译与翻译研究却相对滞后。这与我国丰沃的科技典籍矿藏极不相衬。“我国古时科学技术相对发达，科技译文在古籍中只是凤毛麟角。”(方梦之 2013: 381) 中国古代科技宛若无数颗璀璨的星星熠熠闪光，尤其是公元前1世纪至15世纪，中国古代科技结出了十分丰硕的果实，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达到极高的水平。中国古代科技所涉内容几乎涵盖了人类科技文明的各个领域，如数学、天学、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纸和印刷、炼丹术、军事技术、纺织技术、采矿、盐业、墨、漆、颜料、植物学、农业、农产品加工、林业、园艺和植物技术、发酵与食品科学、医学，等等。
鉴于此，有必要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分析、比较，总结取得的成绩，找出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对今后的研究出作展望，以期为中国科技典籍的有效译介和传播提供借鉴与参考。
2.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现状与展望
2.1 国内研究
国内以“中国科技翻译/英译”为题或关键词的研究较少，多以某个文本(如《茶经》)或某类题材(如中医)为研究对象。合仲是国内较早谈及“中国古代科技翻译”的学者，他曾撰文“几种论翻译的著作”(合仲 1959: 173-176)，其中有关于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之“中国古代科技文献翻译”的介绍，涉及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特征及其翻译。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尤其是2010年以来，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以往研究内容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 翻译策略与方法、语言与文化、哲学与阐释、科技术语翻译、外译历史与文献综述、新兴研究工具与视野。
2.1.1 翻译策略与方法
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策略和方法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研究内容涉及制约翻译策略的因素和具体翻译策略。首先，制约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策略的因素包括所译文文本类型和不同条目内容(王宏 2010; 闫春晓 2014; 梅阳春 2014)，翻译目的(姜欣、姜怡 2009)。以《茶经》英译为例，姜欣、姜怡认为，其翻译目的是为了“既保留东方茶韵，又能为希望了解中国文化的目标读者欣赏并益智。保持文本的异域性无疑将有益于世界各国的目标语读者了解、品赏、学习纯美的中国茶文化。”(2009: 前言 i)其次，中国科技典籍的翻译策略主要有增译、减译、转译、阐释、音译、直译、意译、加注、造词、音译加注、直译加注、意译加注、归化、异化，等等(蒋林 2002; 蒋学军 2010; 王忻玥 2012; 周冬梅 2013; 许萍 2013)。比如，蒋林(2002) 针对中药名及其功效语的翻译不规范问题提出其翻译模式: 根据药料取名的中成药: 药料+药剂; 根据药物功效取名的中成药: 功效+剂型或剂型+for+功效; 根据主药料+功效取名的中成药，主药料+剂型+for+功效。
2.1.2 语言与文化
首先，从语言角度介入的研究主要探讨此类文本中修辞语言和修辞风格的翻译方法。薛俊梅(2008)建议，翻译中国古代医学文本中的常用修辞格(如明喻、暗喻、借喻等)时，可以遵循“薄文重医，依实出华; 比照西医，求同存异; 尊重国情，保持特色”原则，“翻译应力求正确地传达原文思想内容，同时又能保持原文语言的修辞效果。”吴艳萍(2013)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指出“前景化”和“语旨”在古代科技翻译中的重要性，并应该保留原文的语言风格。侯跃辉(2013)对《黄帝内经·素问》修辞格英译方法之归化、异化作了综述，指出存在的问题。黄光慧(2014)讨论了《黄帝内经·素问》之“上——下空间隐喻”英译，认为，译者可以通过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以提高翻译质量。张冉、赵雪丽、张鑫(2014)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探讨《黄帝内经》顶真辞格的英译问题，提出可以利用“省略译法”、“变通译法”和“对应译法”等翻译技巧，巧妙灵活地安排句式，为原文找到最佳的表达方式，尽可能地再现中医语言风格。
从文化角度研究中国科技典籍翻译主要表现在文化特色词汇的翻译，比如文化意象翻译方法(何琼 2013) 和文化过载信息的翻译(金珍珍、龙明慧 2014)。何琼以《茶经》两个英译本对比为基础，探讨《茶经》中文化意象的翻译方法。作者认为，要减少这种偏差，需要“考虑两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在翻译中保持文化个性，力求形神兼备，减少文化亏损，平衡语用效果”(2013: 202-203)。另外，金珍珍、龙明慧比较了《茶经》中的“茶文化”与英语语言文化中的“茶文化”，发现，相对于后者，原作中存在信息过载现象，作者建议，可以通过“拓宽信道容量和删减一些不必要的信息使译本更有效地传达原文主题，体现茶学知识和中国文化的精髓”(2014: 66) 。王星科、张斌(2015)借助互文性理论讨论《黄帝内经》中语言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生态文化处理方式，译者需要识别翻译过程中的互文现象、再现这种互文现象，有利于保存译文的异质性和可读性。
2.1.3 哲学与阐释
中西哲学差异对于中国科技典籍翻译亦有影响。林巍(2009)通过分析中西医在医学符号系统上的差异，指出中医里的核心术语多属哲学理念，不同于西医的科学概念，这种理念和概念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相异之处。前者使得中西医互译成为可能，后者更应引起译者的重视。作者归纳了二者之间的三种关系，即包涵关系、近值关系、并列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可以实现“理念”与“概念”之间的转述。兰凤利(2010)从哲学角度思考中医术语翻译，认为应该将其纳入哲学思考的范畴，翻译中医名词术语时，应该采用中医学特有的天人合一、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翻译策略，将建立在中医典籍基础上的中医学及其负载的文化独立而完整地传入西方。
另外，近年来，有学者从阐释学角度研究中医典籍的翻译。王治梅、张斌(2010)借用斯坦纳的翻译阐释学理论分析《黄帝内经》李照国译本和Ilza Veith译本中省略内容的处理方式，认为，这两个译本在翻译原作中的省略现象时，对语言、文化、风格方面的补偿不足。蒋骞(2010)利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分析《黄帝内经·素问》三个译本中的误读、复译、以及解释的多元性，进而描述作者、原文、译者、译文、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沈晓华(2012)以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为基础，从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意识角度考查了《黄帝内经》之Unschuld和Ni Maoshing英译本，指出其英译并非简单的意义复制，而是文本意义的重构。
2.1.4 科技术语翻译
科技术语是中国古代科技核心内容之一，自然也成为翻译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以往关于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的翻译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展开，即，中医术语翻译标准(洪梅 2008; 刘宁 2012)、中医术语翻译原则(李照国1996)和术语翻译方法(陆朝霞 2012)。洪梅(2008)的博士论文《近30年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的历程》从文献学入手，专门研究了近30年(1980-2007) 中医术语英译标准，考察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及其标准化纵向发展的历程，并横向比较不同观点之间的异同，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策略。刘宁(2012)的博士论文专门探讨了“中医藏象学说术语”英译标准，归纳其英译策略、原则、方法，总结当前中医术语英译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尝试确立更加合理的中医术语。李照国(1996: 31-33)根据自己翻译《黄帝内经》的经验，认为中医术语翻译应该遵循自然性、间接性、民族性、回译性和规定性等原则。这些源自译者翻译实践的原则对于同类文献的翻译具有重要的价值。陆朝霞(2012)讨论了《天工开物》中术语的翻译方法(意译、直译、音译、音译加意译等)及其不足，如术语翻译的不一致，上级术语与下级术语区分不清等。梁杏、兰凤利(2014)以隐喻认知为理论工具研究中医脉象术语的英译问题，认为，体现隐喻认知的脉象术语翻译能够保留中医学取象比类思维过程和方法论，保留原语所蕴含的脉象意象，便于实现信息的双向交流。另外，就中国古代科技一般术语翻译而言，郭尚兴(2008)建议应该把历史视域、文化视域和功能视域相融合，给出既能传达文化意义，也能传达指称意义的译文。
2.1.5 外译历史及其文献综述
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的另一个视角涉及外译及其历史梳理。有学者(吴凤鸣 1992; 黎难秋 1993、1996; 李亚舒、黎难秋 2000; 马祖毅、任荣珍 2003; 马祖毅 2006; 谢天振2009; 张汩、文军 2014) 探讨中国古代科技外译历史状况，多不成体系。此类研究多是对中国古代科技典籍外译的史料性发掘，尚未上升到学理构建。比较系统地介绍某一门类英译历史的研究要数邱玏的博士论文《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的初步研究》(2011，作者专门梳理了中医主要典籍的英译概况，不仅包括《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中医经典，也涵盖《脉诀》、《补注洗冤录集证》、《医林改错》、《救荒本草》、《银海精微》等一般中医作品。另一方面，有学者(文娟、蒋基昌 2013; 王银泉等 2014; 刘娜等 2014)对《黄帝内经》中医的英译研究作了归纳梳理。
2.1.6 新兴研究工具与视野
近年来，计算机技术作为研究工具开始用于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姜欣(2010)以计算机技术为手段，试图构筑由计算机辅助实现汉语诗符跨语际转换的理论框架。作者对比分析了古汉语和英语的特点，进而探求茶诗的语言符号特质，证明其在解码和编码过程中具备映射、呼应、渗透和交融能力。姜怡(2010)以互文性理论和模因论为理论基础，借助语料库统计，研究茶典籍文本的互文性特征，探究典籍翻译译文构建过程中的翻译策略，及互文多维视域融合翻译策略，旨在证明典籍翻译研究可以与计算机应用技术结合起来。作者提出了典籍翻译三度视域融合的观点，即“现代读者/译者视域与古代源语文本(及作者)及前期互文本(及作者)视域之间的融合，上述融合之后所形成的新的视域与译者(读者) 视域间的融合，前两次融合之后所形成的新视域与目标语和目标语文化视域间的融合”(姜怡 2010: 70)。刘晓雪的硕士论文《基于语库及互文计算的茶典籍互文研究》(2009)对《茶经》、《续茶经》进行文本内和文本间的互文性量化比较，以发现如何在翻译中准确再现茶典籍文内和文本之间的互文。
新的研究视野包括读者接受与赞助人。蒋基昌、文娟( 2013) 以广西中医药大学短期留学生为调查对象，考察他们对《黄帝内经》四种英译本(吴连胜父子版，罗希文版，李照国版，Maoshing Ni版)的满意度，发现Maoshing Ni版最为受试者青睐，作者进而探究其原因，发现译者考虑读者群的现实与需求，采取“全文编译”的策略，将归化、异化和重写很好地结合起来。另外，王彬(2014)发现，《黄帝内经》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赞助人包括专业科研机构、权威出版机构、专业学术期刊等以及它们的影响。
2.2 国外研究
同国内相关研究相比，国外在该领域的研究更少，这或许与前期中国科技典籍在国外的外译本较少有关。国外较早关注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的是李约瑟，李氏用英语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各个层面，堪称该领域的“百科全书”。李氏在撰写此书过程中，绕不开的一个难题就是翻译问题。李约瑟(Needham 1954)主要谈及一些中国古代科技专有名词的翻译，如“穴”、“气”、“经”、“理”、“《黄帝内经》”，等等。其他关注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中医术语翻译、针灸翻译、中医文献翻译，以及《九章算术》翻译。
Fu Daiwie(1995)探究了中国科技翻译传统之“片段翻译”和“语境翻译”，前者指从古代典籍中选取被视为“科学内容”的片段进行翻译，不考虑文本的整体性、历史语境与科学分类。作者不赞同这种翻译方式，提出语境翻译，以原文的意义为文本单位，而不是意义片段。
Nigel Wiseman(2001)系统研究了中医术语翻译，认为“以原作为中心”的翻译策略是最好的术语翻译方法。借词法是比较理想的以原文为中心的翻译策略。中医术语译为英语时存在以下问题: 未重视普通术语和技术术语的差别、未保留中医概念的完整性、未将术语标准化。
Jongyoung Kim(2006)借用Andrew Pichering的“实践的冲撞”(The Mangle of Practice)而非库恩(Thomas S. Kuhn)的范式来研究东亚“针灸”的翻译问题，认为，针灸的翻译不是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再现，而是一种发生于两种文化交流过程中、积极的“生产”活动。这种视角可以让我们了解东亚药物与科学的多样性。
Alexei Volkov(2010)分析了《九章算术》的三个译本(Hideki 1980，1980b; Shen et al，1999; Chemla and Guo 2004)，发现，Chemla与Guo的合译本较为可信，因为它包含详尽的文本历史概述、术语表、最新的参考书目。作者还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如原作与刚出土的数学著作《算术书》的关联。
Sonya Pritzker等(2014)所著“中医文献翻译刍议”(Considerations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将中医翻译置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考察以下问题: 首先，中医文献、自然科学的其他文献(如物理、化学、书写等)、技术性文献以及文学作品进行区分，它们之间的差异会导致中医文献处理的不同; 其次，翻译中医文献的译者需熟悉文本内容、所译文本的医学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和当时的文化潮流; 最后，作者强调中医语言的特征对翻译的影响，比如引用古典文献、文言句法、词源学问题等。
3.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的成绩、不足与展望
3.1 成绩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当下的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取得了以下成绩:
1) 相关研究逐年递增。如前文所示，在国家大力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尤其是2015年“亚投行”的设立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制定，中国典籍翻译如火如荼地进行，更多的中国科技典籍作品被译介，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也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
2) 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个别领域成绩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茶典籍”、“中医药”等，尤其是前者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科研团队，他们在该领域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在国内外都较为领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研究的文本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比如有学者开始关注《山海经》、《梦溪笔谈》、《算术书》、《天工开物》等科技典籍的翻译。
3) 研究语料逐渐增多。对某些典籍，如《茶经》、《黄帝内经》等的翻译策略研究较多，考察角度相对较广。
4) 研究方法日益多元。虽然大多数研究还是以“不同译本对比”为主要方法，但是，语料库、社会学、诠释学等方法和理论逐步成为学者的研究工具。
3.2 不足
当然，与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相关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1) 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哲学典籍翻译研究相比，中国科技典籍翻译研究相对比较薄弱。20年来，中国两岸四地近700篇翻译学博士论文选题与有关典籍英译研究的论文共计40篇，其中仅有2篇涉及科技典籍(穆雷、邹兵 2014: 17) 。
2) 就研究领域而言，以往研究未将中国古代科技视为一个整体对其翻译展开研究。多是零星的、碎片状的研究; 多为某个领域的研究，如医学，这在本质上只能算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某个方面/侧面的考察。这种研究忽视了中国古代科技的整体性特征，如哲学性、人文性、直觉性等。
3) 就研究语料来看，研究面较窄，以中医药为例，研究语料以《黄帝内经》英译研究为主，其他中医药典籍，如《千金方》、《神农本草经》等典籍的翻译很少，甚或无人问津。
3) 就研究方法而言，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以语言比较和文化比较为主，多为微观的、具体的研究，比如研究某些词语，尤其是文化专有项词汇的翻译策略，而宏观研究、宏观微观相结合的研究较少。缺乏更具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研究方法的介入。规定性研究居多、描述性研究较少。
3.3 展望
中国古代科技在当今世界依然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为了更好地发掘其价值，我们提出以下展望。
首先，政府高度重视中国科技典籍的外译工作，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如此丰富的中国科技典籍矿藏只有极少数作品被译介，所以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集体个人应该加大投入，作好这类书籍的发掘、翻译工作，译介尽可能多的中国科技典籍作品。
其次，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与翻译团队。鼓励更多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国籍和语言文化的专业人士投入到此类作品的翻译中来，提高译文的专业性、可读性、地道性。再次，采取多种途径对国内外读者市场进行调查，尤其应当重视国外阅读市场。以调查结果为依据，循序渐进地译介中国科技典籍作品。最后，采取灵活可行、科学有效的出版发行策略。以前在国内出版的一些科技典籍译作多为自产自销，甚或自产不销，较难出口到国外为国外读者阅读，有违其译介的初衷。
4.结语
研究显示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研究呈现“由点到线”的格局，不过，还需要“由线到面”的系统性研究，破碎片化、孤岛式的研究路径，进而露显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研究的全貌。唯如此，方能有助于“扩大中国典籍在国外阅读市场的影响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陈梅、文军2011: 99)。此外，研究方法突破了词汇——句法层面的语言文化转换方法的微观考察，哲学、诠释学、语料库等理论和研究工具逐步应用于该领域的研究。但是，已有研究以规定性研究居多、描述性研究较少、系统性研究更少。
为适应当下语境，我们从国家层面的支持、译者与团队的培养、海外读者的调查，以及译作的出版发行方式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吸收以往的经验，规避存在的问题，借力当下的国家政策与国际机遇，助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进国外读者市场，平等参加国际间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主动参与中国文化积极形象的构建，助力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的诠释学研究”(项目编号:17YJC740059)、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诠释框架构建”(项目编号:2016SJD740008)和南京工程学院校级科研基金创新基金面上项目“中国科技典籍翻译诠释方式研究”(项目编号:CKJB201513)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性峰，南京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中西翻译理论、中国典籍英译。
王宏，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中西翻译理论、中国典籍英译。
本文发表于2017年《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第4期，第67-71页上，参考文献从略。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发布于“大民说英语”公众号，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