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译学理论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译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翻译有无理论的争论，到翻译有理论且理论多元的共识，再到翻译的跨学科理论构建的努力，我们的理论研究观念不断提升；从对翻译实践的经验概括、对翻译现象的客观描述、对翻译事实的原理解释，再到对翻译本质的哲学认知，我们的理论类型逐渐丰富；从基本理论、学科理论到分支学科理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到方法论，从宏观理论、微观理论到中观理论，我们的理论体系逐渐完备；通过传承、借鉴和创新探索，我们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译论形态蜕变，增强了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意识，进入了多理论来源、多学科途径、多话语取向、多范式基础的发展阶段。40年的发展中，中国译学理论建构呈现出如下几个宏观特征：中国根基、世界眼光、跨域融合和创新精神。

一、基于中国传统与现实发展翻译理论

理论建构应关怀现实，这是学术常识。中国翻译理论研究面对的最基本的现实就是：1）翻译以多元文化世界的存在为前提，以具体的语言和符号为依托，我们对翻译的认知首先来自于本民族的翻译实践；2）我们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翻译大国，我们的翻译研究生发于中国大地，有着自己的文化和学术传承，取得了丰富的传统译论成果；3）当今世界已进入多元、互联、共情的全球化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中，翻译正呈现出职业化和信息化的巨大变化，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功能。以中国的翻译活动为对象的翻译理论研究不可能脱离我们所处的宏观时代背景，不可能抛开中国译学的历史和传统译论成果，也不可能跳出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和思想体系。基于此，我们必须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求和中国的翻译经验作为翻译理论研究的出发根基。与此相应，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一直在对中国的译论传统以及现实问题的观照中寻求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传统和现代发生了更多的冲突和融合，学者们将中国传统译论作为了重要的考察对象，从“史”、“释”、“论”等不同的路径加以研究。首先，学者们在传统译论史料整理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如罗新璋（1984）的《翻译论集》、《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的《翻译研究论文集》、马祖毅（1984）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运动”以前部分》、陈福康（1992）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等，为译学界提供了经过较为系统辑录的传统译论资料，整理评述了中国历代有代表性的译论家的观点，勾画出中国译学理论的发展脉络，理出了其流变的线索。其次，学者们采用多种理论视角对传统译论进行了大量的解读、分析和重构。其中以“信达雅”为题名的期刊论文就达到了370多篇，而专门研究严复翻译理论的专著也有5部以上。王宏印（2003）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对中国译学史上十位代表性人物的译论进行了详细解析和现代阐释，力图从整体上实现中国传统译论基本论题、概念范畴、理论形态的现代转换。另外，学者们还致力构建和展现了传统译论的体系结构，把握其历时形态、层次维度和整体逻辑框架。如罗新璋（1983）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张思洁（2006）的《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学者一直紧贴社会的现实需要开展理论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各方面建设亟需翻译的参与，刚刚复苏的翻译学术研究即投入了对各类文体、各种情境的翻译实践如何开展的讨论。此后，学者们进而将实践中的思考提升为翻译基本理论，如刘宓庆（1984）的《论翻译的虚实观》、许钧（1987）的《论翻译的层次》、辜正坤（1987）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等。这些理论从基础性问题切入，旨在厘清基本概念、确立基本观念、解释基本特征，回到翻译的逻辑起点和原初层面去进行探索。学者们并未浅尝辄止，而是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概念、拓展范畴，围绕着关乎翻译实践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化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基本理论体系，如刘宓庆（1999）的《当代翻译理论》、谢天振（1999）的《译介学》和许钧（2003）的《翻译论》等，从各自的角度对翻译活动的多维问题进行了整体思考、系统梳理和深度阐发。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重点。随着翻译行业的发展，国家和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需要不断加大，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知识体系和规训体系的建设日益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学者们对翻译学科的建设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针对中国的具体实际构建了翻译学科理论。当前，翻译学学科身份已经确立，翻译理论研究的现实关怀发生了转向，“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讲好中国故事”、“建构中国形象”等既提升了翻译的地位、提振了对翻译人才的需求，也对翻译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寄望。

二、以世界眼光开展翻译理论的批评性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我们一直以历史性、开放性和批判性的眼光审视国内外译学发展状况，了解中西译学史的长时段特征与短时段背景，学习、吸收和借鉴外国翻译理论，从“他者”视角反观自身，以服务于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的建构。

改革开放开始后，我国译学界开启了一个学习外国译论的新时期。首先是苏联和西方国家得以发展的语言学翻译理论，而后是文化翻译理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以及法国释意派口译理论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理论学习的数量和类别持续增大，各学科途径、各流派、各具体研究领域的翻译理论纷纷登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食人主义、权力话语、场域等轮番出现。国内学者密切跟进国际译学发展，加强了对国外翻译理论原版著作的引进，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文学理论、哲学、美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种学科视角的翻译理论著作无所不有。

译学界引介外国译论，不仅视野愈来愈开阔，批评性也不断加强，对每一种重要的西方译论都开展过专题讨论和批判，同时也更加注重考察各理论的发生背景、行旅流变，以及各流派理论之间的交互影响等，注重对理论体系进行整体的评价而非单个理论的零散“搬运”，加强了对西方翻译理论发展脉络的梳理。如谭载喜（1991）的《西方翻译简史》，有重点、有分析、有系统地勾画了西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相互间的促进、演变和发展过程。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2001年出版的《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分别对英、美、法、苏联的翻译理论成果作了系统的研究，亦介绍亦评论，点面结合阐发了各国各派，剖析了各种翻译理论形成的源流，帮助读者在复杂多样的理论论述中厘出清晰的概念关系，加深对各国翻译理论全貌的了解。

我们在翻译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开放性视野和批判性态度是和多元价值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学习和借鉴是为了弥补和纠正“视差”，即修正我们之前由于单一和固化的视角而产生的对翻译理论的认知偏差。学界在评介西方译论时往往是和应用性、对比性研究结合在一起，有了更多的分析与综合的眼光。如刘宓庆（2005）的《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谢天振（2009）的《中西翻译简史》以中西互为观照的视角对中西翻译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哲学根源、理论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帮助消解了视角偏差对真实情况的遮蔽，从而获得理论发展整体观和特色观的平衡。

学习他者是为了发展自我的主体性翻译理论，为世界贡献更多我们自己的原创性翻译思想。新时代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要继续以世界眼光开展理论学习和互动，更要以胸怀天下的责任感关注多元文化与文明的命运，探索翻译活动与人类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社会的关系，与民族生存、生活、发展的关系，探索如何籍由翻译建立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新秩序，探索如何籍由翻译增进民族互信、文化互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路径。

三、以跨域融合为途径创新翻译理论话语体系

对于一个学科而言，理论话语体系的建设是彰显学科话语权的重要途径。理论话语是理论思想的表达形式，是理论内涵、质量、风格、实力的具体体现。作为理论研究活动的思维媒介，理论话语既使理论得以表达，也影响着理论的再生产、传播和接受，它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理论受众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立场。因而，建设中国翻译理论体系，不能不关注理论话语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译学经历了不同的理论话语阶段。改革开放早期，我国的译学话语偏向于翻译实践，注重对翻译原则的抽象归纳，表达的多是人们对翻译的直观感受。翻译著作以“技巧”、“方法”的传授和讲解等为主要内容，学术论文也以对不同文体的翻译经验总结为多，有关翻译语言转换过程的问题，如翻译类别、翻译标准、翻译风格、翻译单位等是重要的论题。进入1980年代末之后，翻译研究的学科化和科学化诉求强烈，译学交流的学理性明显提升，“学科”类词语经常出现在译学讨论中。随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引介而来的还有形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模糊语言学、话语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领域的常用术语，文化研究兴起之后，各种“主义”和各种“学”所带来的理论化话语进一步挤压了先前翻译实践类话语所占据的译学空间。而新世纪之后，有关学科和理论的反思变得越来越多了起来，“翻译（研究）本体”、“元翻译（学）”、“翻译本质”、“价值论”、“方法论”、“认识论”、“范式”、“模式”、“理论框架”等元理论话语也就常见了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一直在建构我们自己的翻译理论话语体系。从以古典文艺美学、文章学、语文学的常用语词为基础的传统译论话语，到以各现代学科核心概念为基础的西方翻译理论话语，再到我们原创性翻译理论概念与范畴，我们的译学理论话语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注重“融通中外”和“中国特色”。例如，许渊冲提出的“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论，以“三美”、“三化”、“三之”等简化形式表达，意蕴丰富，易识易记，颇受翻译学习者喜爱。谢天振提出的“译介学”，将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拉向了彼此，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也使得“创造性叛逆”和“文化意象传递”等成为了重要的译学命题。谢天振还提出了“翻译的职业化时代”，以概括当前翻译主流对象、翻译方式、翻译工具与手段等方面的变化。黄忠廉提出的“变译论”，将翻译分为变译与全译，提出增、减、编、述、缩、并、改、仿八种变通手段，建立了新的翻译类型范畴。胡庚生的“生态翻译学”立足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以“生态”、“平衡”、“移植”、“适应选择”喻指翻译主体与环境的互动，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解释性话语。无论是利用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概念构建译论，如“和合译学”、“和谐翻译标准”、“会通翻译”、“大易翻译学”，还是利用相关学科的概念和术语解释翻译现象，如翻译生态学、翻译地理学、翻译经济学，翻译修辞学、翻译社会学、翻译写作学、翻译心理学等，都是典型的跨学科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的尝试。

回顾过去四十年，可以看到我们的翻译理论建构在不同阶段的“代变”，看到理论主题及话语形式的“兴废”。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学术思想、译学观念的解放，极大地激发了当代中国翻译学者的理论研究热情和动力，新的翻译现象扩大了翻译研究的问题域，为译学理论建构带来了话语和观念的增长。回顾过去是为了以“通变”的意识与“时序”的眼光来总结、反思和超越，过去四十年的革新和进取，需要我们继续以体现历史与现实理性的方式加以传承和实现。

作者简介

蓝红军，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研究方向：翻译学理论和翻译批评。

本文发表于2018年《中国翻译》第6期，第12-14页上。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发布于“大民说英语”公众号，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