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远ll宽泛的学科界定难有精细的术语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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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谢天振先生《“创造性叛逆”：本意与误释——兼与王向远教授商榷》一文，在“创造性叛逆”者究竟指的是“译者”还是“译文”、译介学所处理的是“广义上的翻译”还是“狭义上的翻译”等概念术语的表述上含混不清。站在“译文学”立场看，这与译介学学科范畴界定过于宽泛有关，在等同于“翻译学”“翻译研究”乃至“外国文学”等广阔学术领域的“译介学”界定中，对相关术语概念的辨析势必难以精细精确，也容易引发误解与争论。而译介学的核心概念“创造性叛逆”之所以引起很多的误解误用，原因也在于缺乏精细的界定，以致有人试图拿这个词解释翻译的一切问题。实际上，译介学既然是一个学科概念，就不可能无所不包，以一个“创造性叛逆”作为核心概念，也不可能有效地解释翻译的所有方面尤其是译文方面的问题。译介学本质上属于文化翻译模式，它与译文学不应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应相辅相成，各从其独特方面贡献于中国的翻译研究与翻译理论建构。
关键词：译文学 译介学 创造性叛逆 学科范畴
作者：王向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P138—P147
责任编辑：俞武松 马征
2014年以来的几年间，我发表了20多篇关于“译文学”的系列论文，在此基础上又出版了专著《译文学：翻译研究新范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有幸得到学界朋友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评价》杂志在2019年第2期开设了一个专栏，发表了一组站在“译介学”角度与“译文学”争鸣商榷的四篇文章。在我国的翻译研究、翻译理论、翻译学科建设不断推进的今天，这是很有意义的。四篇文章基本围绕译介学的核心概念“创造性叛逆”展开，论题较为集中，不乏可取之处。但也有文章对“译文学”了解不足，对《译文学：翻译研究新范型》一书阅读不全、不细或者竟至未读，率尔操觚，出现了不少理解上、知识上、逻辑上的片面与错误。俟有机会，不妨将此作为译学界一种浮躁凌厉的现象加以剖析，也许不无益处。此次限于篇幅，我只能先回应其中的一篇有价值的文章，那就是翻译理论家、《译介学》及译介学理论的主要建构者谢天振先生的大文——《“创造性叛逆”：本意与误释——兼与王向远教授商榷》。
天振先生在文章中对我“译文学”的两篇论文（也是《译文学》中的第七、八章）提出了质疑与商榷，我很欢迎。在回应之前，须先说明一点：我的《译文学》一书的第七、八章，以及那两篇关于“创造性叛逆”概念辨析的文章，实际并非专门针对天振先生。据我所知，“创造性叛逆”这个中文词组，最早出现在日本学者大冢幸男的《比较文学原理》中文译本中（陈秋峰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比较文学重要的启蒙书之一），后来天振先生加以阐发，并把它作为“译介学”的核心概念。接下来人们对“创造性叛逆”的种种误解误释误用，并非都与天振先生有关，其实也有天振先生表示不赞同者。不过，天振先生作为译介学理论的创建者，作为“创造性叛逆”论的主要推崇者和阐释者，他来写批评文章与我商榷，也在情理之中。
从学术争鸣的角度来说，我须对天振先生的商榷文章加以回应。过程中，迫不得已会做出认可或反对的评价，难免有失敬之处，敬请天振先生原谅。无论如何，一个大前提一直没变，那就是我对天振先生及其译介学的建构始终充满敬意和谢意。相信这种学术观念上的交锋、论辩与碰撞，只能有助于增进我们的理解与友谊。我曾在《译文学》中对天振先生“译介学”建构的学术史贡献与价值做了仔细分析，并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比较文学的许多重要概念，如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主题学、文类学、比较诗学、形象学等，都是从外国翻译引进转换来的”，而“‘译介学’是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学者创制的第一个比较文学概念，是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个特色亮点”。我从《译介学》中学习了很多、受益很多。我的“译文学”的理论建构，只是接受“译介学”的启发，是接着“译介学”继续向“译文”的天地开拓，不是“对着讲”，而是“接着讲”，并没有在任何层面上否定“译介学”，没有任何必要试图以“译文学”取代“译介学”。关于这一点，我在《译文学》有关章节做了明确的阐明。至于对“创造性叛逆”一词的理解，我与“译介学”确有不同，但也不是为批评“译介学”而批评，只是想在“译文学”的角度澄清翻译界不少人对这个词的误解，以便我的“译文学”能够更科学有效地论述译者主体性发挥限度这一重要理论问题。关于“创造性叛逆”的两篇文章，因事关译介学的核心概念，引起了先生的注意。但是假如没有全面了解“译文学”诸概念及其理论体系、不仔细通读《译文学》，只凭这两篇文章（也是《译文学》的第七、八章），就难免产生误会或误解。遗憾的是，这种误会或误解似乎已经发生了。天振先生在这篇商榷文章的“引言”部分，先是说明王向远之前对“译介学”是如何响应与支持，接下来又说“不过近年来，令我感到有些意外……”云云。其实吾道一以贯之，近年来我对译介学的响应支持，非但没有减弱，而是更多、更实在和更有力。近五年我在近百所大学的演讲中，在讲解“译文学”的时候也不断谈到“译介学”，有批评，更有弘扬。因为，正如我在《译文学》中所说：没有译介学，就没有“译文学”；或者说：若是否定了译介学，“译文学”也就无法存在了。
此次我对天振先生的回应，不想局限于“创造性叛逆”这个概念本身，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译文学》中，或者在相关的两篇论文中，已经说得足够清楚，只要按原意正确理解，就不会出现偏误。顺便说一下：近日得知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范若恩副教授首次译出了埃斯卡皮的一篇专谈“创造性叛逆”问题的论文——《文学解读的“创作性偏离”》，范若恩认为“创造性叛逆”作为一个译名未能很好地体现埃斯卡皮的原意，他认为这个词应该准确地译为“创作性偏离”。这种新译法及整篇译文，与我当时细读的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译）中文版的总体感觉，是完全吻合的。它指涉的是“文学”——主要是总体而言的“文学”，而且主要是指文学的“读解”，而非专指“文学翻译”，解读中没有暴烈到“叛逆”的程度，只是“偏离”而已。虽然这个词长期被译为“创造性叛逆”，作为中文词汇已经约定俗成了，但“创作性偏离”的新译法，将有助于我们对“创造性叛逆”之真意的理解。关于埃斯卡皮的这个概念的原意及其阐发，范若恩将有专文论述，此处不赘。总之，我的这篇回应文章不打算重复已有的看法，而是想从“创造性叛逆”这个概念说开去，并涉及相关概念的使用与辨析问题，特别是此次天振先生商榷文章中的学科概念使用的问题，由此而又不得不涉及天振先生对“译介学”这个学科概念宽泛界定的质疑。
《译文学》曾指出“译介学”对“创造性叛逆”这个概念的理解，在四个方面对原意有所改动、挪用与偏离。其中一点，就是指出埃斯卡皮所谓的“创造性叛逆”，其“叛逆”者，应该是指“译文”，而不能是“译者”。我认为，若不做这样的理解，不仅不合埃斯卡皮原意，而且无论在翻译理论还是在翻译实践上都是有害无益的。
对于这个问题，在这次与“译文学”的商榷文章中，天振先生提出了质疑，可惜其论点上下龃龉、自相矛盾。一方面，先生实际上承认叛逆的主体是“译文”，请看下面这段话：
这里天振先生说得很清楚：“创造性叛逆”一词是对译文而言的。这段话里反复使用的几个词（我加了着重号），包括“误译”之类和“翻译的结果”这样的表述，实际都是指各种各样的“译作”或“译文”。而且，天振先生在这次的商榷文章中转述他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也有类似的话：
这句话说得很对，我高度赞同。天振先生这段话的意思也很明确：译者并不想“叛逆”，“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不是“译者”。因为“译者”无论如何想忠实于原文，但作为结果的“译文”还是有“叛逆”。因此，“创造性叛逆”只能用来描述作为“翻译的结果”的“译文”，而不能成为“译者”的一种行为信条。在这一点上，我和天振先生完全一致。这当然也是埃斯卡皮的原意。
埃斯卡皮的那段话，我援引过，天振先生在这篇文章又引过，其中有“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生命”。这句话最为重要。这里第一句中的“翻译”，在第二句话中用“它”（而不是人称代词“他”）来代替，足以表明“翻译”指的是“译作”，而不是“翻译家”，表意非常显明，根本无须多加辨析。
但遗憾的是，天振先生自己在后文中，却又自我否定了这个正确看法。这次在与“译文学”的商榷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表述：
这里明确地将“译者”作为主要的“创造性叛逆”的主体，而与上述的“译文”作为“叛逆”之本体的正确认识前后不一。而且，对于我批评有些人（当然不是天振先生本人）误将“创造性叛逆”的主体由“译文”转换为“译者”，天振先生不以为然。
埃斯卡皮所说的“翻译”，当然可以包含“译者”，因为“译文”毕竟是译者的产物，但是最终指的仍然是“译文”。如果像天振先生这样把“翻译”只理解为翻译行为与翻译过程，那就等于把“翻译”的行为及其结果亦即“译作”排除在外了，这难道不是“译介学”对“创造性叛逆”的“叛逆”者所指的一个根本性转换吗？天振先生在“叛逆”者到底是“译文”还是“译者”这个问题上，前后矛盾，含混不清。
把“叛逆”者置换为“译者”，从逻辑上理解，就是译者在翻译行为的层面上总是要想着如何“创造性叛逆”。而事实上，从绝大多数翻译家的翻译体验谈来看，却是恰恰相反的。天振先生原本也是承认这一点的，正如上引天振先生所言：“就译者而言，尤其是一个认真、负责的译者，他主观上确实是在努力追求尽可能百分之百地忠实原文，尽可能百分之百地把原文的信息体现在译文中。”这里明明是说，“译者”在实施翻译行为时，不能以“创造性叛逆”为旨归，而应该以“忠实原文”为目的，只是无奈作为翻译的结果的译文，仍然难以避免地存在“叛逆”。说来说去，“创造性叛逆”的叛逆者不能是“译者”，而只能是“译文”！因为一旦理解为“译者”，则译者主观上以“叛逆”为目的，就必然造成我所说的“破坏性叛逆”。
看来，应将“创造性叛逆”的“叛逆”者理解为“译文”而不能是“译者”，才能使“译介学”在这个问题上走出自相矛盾的理论困境，才能在这一层面上尽可能地减少人们对“译介学”叛逆论的误解。
而且，最根本的问题是，将“译者”作为“创造性叛逆”者，那么译者就必然会将“创造性叛逆”付诸行为，付诸行为就必然会使用一定的方式方法。关于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天振先生有这样的说明：
这就很仔细地说明了译者所使用的“创造性叛逆”的各种方式方法。但是，另一方面，天振先生又提醒说：
一方面详细论述了诸如“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等“创造性叛逆的表现”，而这些“表现”明明白白都是“方法”！可是另一方面又告诫“不把‘创造性叛逆’当作一种翻译方法”，这里的自相矛盾，不知天振先生意识到了吗？显而易见的，这明明是向“译者”所提供的各种方式方法，而不是对“译文”所做的描述！须知，向行为主体“译者”所提供的，只能是行为的方式方法。而对“译文”所做的“创造性叛逆”的描述才是静态的、事后的，才能确保译者不会事先把“叛逆”当方法。既然如此，不知为什么天振先生一定要把“译者”作为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同时又要求“译者”不把“创造性叛逆”当做翻译方法？
我这样反问天振先生，是因为天振先生这样质问我：
“译文学”之所以“如此固执”地这样做，恰恰是为了将“创造性叛逆”只用于描述作为翻译结果的“译文”，而不用于作为翻译行为主体的“译者”，从而避免理论上的自相矛盾，更可避免对翻译实践的误导。
天振先生批评“译文学”的第二个论点，集中在“广义上的翻译”还是“狭义上的翻译”这个问题上。这与我在《译文学》中的如下一段话有关：
在此我对“广义上的翻译”和“狭义上的翻译”的界定是明确的：广义上的翻译是“作为阅读理解的‘翻译’”；狭义上的翻译，“包括作为翻译过程行为的‘文学翻译’与翻译之结果的‘翻译文学’两个方面”。但是，关于我说《译介学》所讨论的翻译“似乎更多地指狭义上的翻译”，天振先生认为这“不符合事实”。然后他引了好几段《译介学》中的话，来证明我理解错了。
诚然，作为《译介学》的作者与译介学理论的主要发言人，天振先生对自己说的到底是什么所做的解释，应该是唯一有权威性的。但是，这里得有一个前提，就是对概念的理解必须与批评者保持一致。也就是说，我所说的“广义上的翻译”和“狭义上的翻译”，与天振先生所说的“广义上的翻译”和“狭义上的翻译”，应该保持一致，我们两人所指的应该是同一种东西才行，但恰恰在这个简单的问题上出现了问题。如上所述，我所说的“广义上的翻译”，是“作为阅读理解的‘翻译’”，其实就是阅读理解上的跨文化的意义转换；“狭义上的翻译”，则“包括作为翻译过程行为的‘文学翻译’与翻译之结果的‘翻译文学’两个方面”。但天振先生在对我的批评和自我解释中却偏离了这样的界定。他把“广义上的翻译”和“狭义上的翻译”两者完全混在一起了。为了说明《译介学》所讨论的翻译不是“狭义上的翻译”，他举出了好几段话，以下不妨引用其中几段：
这里所说的“翻译”而且“主要是文学翻译”应该属于“狭义上的翻译”的范畴。
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广义上的翻译”。但是，下面这段论述又改变了：
这里所说的翻译，其“研究对象”是“译者、译品或翻译行为”，完全属于“狭义上的翻译”的范畴。
下面这段话，依然说的是“狭义上的翻译”：
这里虽然表明“译介学”的翻译研究不做关于“译文”的“翻译质量的高低优劣”的判断，但毕竟是把“文学翻译”这种形态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完全属于“狭义上的翻译”的范畴。
显而易见，天振先生一方面不同意我所说的《译介学》所讨论的问题主要属于“狭义上的翻译”，认为它属于“广义上的翻译”。而另一方面，在具体行文论述中，却更多地谈的是“狭义上的翻译”。这表明，天振先生对“广义上的翻译”和“狭义上的翻译”并没有很好地、清楚地加以区分。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埃斯卡皮的“创造性叛逆”论从“广义上的翻译”向“狭义上的翻译”的转换与挪用，很可能是在不自觉中发生和进行的。
如上所说，天振先生在与《译文学》论争的两个争论点上——“叛逆”的主体（本体）到底是“译者”还是“译文”，《译介学》所处理的到底是“广义上的翻译”还是“狭义上的翻译”——都表现出了表述不一与前后矛盾的情况。想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译介学》对“译介学”这个概念的内涵、外延，一开始就仅仅与传统语言学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做了区分界定，使得“译介学”与传统的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做了切割，成为译介学学科范畴成立的前提。这在20世纪末期的学界是很有创新的作为，对此我在《译文学》中曾给予充分肯定。但是，现在看来，如果说“译介学”就是“翻译研究”或“翻译学”，或者限定一下，就是“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或翻译学”，那么这个界定还是太宽泛了。假如“译介学”就等于“翻译研究”或“翻译学”，那再提出“译介学”这三个字，岂非重复命名，有什么必要性吗？“译介学”的“译”和“介”究竟是指什么，两字合在一起的“译介”又是指什么？作为一个学科概念，必须在汉语词汇的语境中，做语言学上的词素构成分析，然后加以明确界定。这么多年来，我作为《译介学》的学习者，眼看着“译介学”被许多后学者误解误用，难以无动于衷，只好站在“译文学”的立场上，在“译文学”与“译介学”的比照中，尝试对“译介学”做了一个界定。当然那只是《译文学》对“译介学”的界定，天振先生是否认可，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直到今天，天振先生仍然坚持一直以来的宽泛的“译介学”概念，请看天振先生在此次与“译文学”商榷文章中的一段话：
谢先生界定的“译介学”，就是这样的几乎无所不包的宏大的学术领域。在我看来，这样的什么都是的宽泛的学科界定，实际近乎于没有界定。这样的“学科”等于没有分“科”，只能说是“学术视域”或“相关学术领域”罢了。任何学科都必须有明确的范畴，范畴必须明晰化。即便是交叉学科，在学科对象、研究宗旨与研究方法上，也应该有明确的界定。而学科理论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使学科范畴明晰化，搞清此学科与相关学科的边界，说明它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关联。天振先生对“译介学”这个广漠的范围界定，使得“译介学”几乎成为“道”那样的元概念，而且“道”的下面连个“阴”“阳”二分都没有，“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不可能做出清晰的界定。这就直接影响了次级概念的界定，包括上述的“译—译文”“广义翻译—狭义翻译”，更包括对“创造性叛逆”这个核心概念的界定。
而“创造性叛逆”之所以引起不少的误解误用，根源在于对其内涵外延没有明确限定，或者不愿意做明确界定，这就使得少数人乐于拿这个“创造性叛逆”来取巧，来解释翻译中的一切方面和所有问题，只是因为这样的学位论文或者专著写起来比较容易，海阔天空，材料多得是，但殊不知好写的却往往写不好。拿“创造性叛逆”一词既要解释“跨文化交际”问题、“翻译主体”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甚至还要解释“诗学”与“审美性”的问题，论题散漫，东拼西凑，生拉硬扯“哲学”“阐释学”还有“社会性”“审美性”之类，最终无非是要证明“翻译就是创造性叛逆”这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常识判断，难免满纸废话，不仅没有理论上的新意，也不能解决、解释任何具体问题。这样空泛的“翻译研究”，研不深、究不透，谈何研究？这样搞“翻译学”，又如何能使翻译成为“学”？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这种模式操作简易，很容易被一些学子模仿使用，若是一直流布、蔓延下去，我们的翻译学前景不得不叫人担心。
如上所说，天振先生一方面对“译介学”做了等同于“翻译学”“翻译研究”这样的极为宽泛的定义，一方面却又明确表示不能用“译文”研究来要求译介学。在这次的商榷文章中，天振先生引述了我的一段话：“不做译文分析，不做译文批评，不对译文做美学判断的研究，就不是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译本研究或译文研究。”对这段话，天振先生发了如下的评论：
问题在哪里呢？您既然把“译介学”的范畴扩大到了“翻译学”“比较文学”“外国文学”乃至“所有与跨语言、跨文化有关的学科”，那么仅仅从逻辑上讲，我若是要求“译介学”应该去研究“译文”本体，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既然“译介学”如此无所不包，那为什么不能包含“译文”这个翻译研究最为核心的部分呢？这样的要求算是“偏颇”吗？天振先生不接受这样的要求，恰恰表明他的“译介学”的宽泛定义是不可取的，表明“译介学”学科功能不可能强大到无所不至、无所不能。
而且，我关于必须研究译文的那几句话，只是在“译文学”的语境中说的，是对“译文学”的方法、价值与功能的要求。我不可能对“译介学”做出这样的要求，而且如果“译介学”能达到这样的要求，“译文学”就没有提出的必要了。对我的这个要求，“译介学”不做、不想做，实际上证明也不能做。就如天振先生在这里所说的，“译介学”只是“研究译文在译入语境中的接受、传播、影响”，并在这个文化学的意义上解释翻译及翻译文学的本质。但是，这毕竟不是“译文”的研究而是作为文化交流之媒介的翻译的研究，它毕竟不同于“译文学”的“文”即“译文”的本体研究。
不管怎么说，“译介学”要成为一个学科概念，毕竟应该确认自己特定的、有限的学科范围。实际上天振先生在《译介学》中也早就明确表示译介学并不涉及“译文”的研究与评价，表明他意识到了译介学的学科界限，这当然是可取的。在这次与“译文学”的商榷文章中，天振先生又明确写道：
这里明确地提到了“译介学的范畴”问题，再次表明“对译作质量的价值判断”“不是译介学要关心的问题”。这是一句大实话，一语中的！
的确，“译介学”对“译文”本身不关心，这不但是一种理论主张，也是客观的事实。那“译介学”关心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译文之外的东西；译文之外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只能是关于“译文”的各种文化问题，也就是所谓“文化翻译”问题，简言之就是翻译的“外部研究”。这在“译介学”三字概念中已经显示出来了，其核心就是“译介”之“介”（作为文化交流之中介的翻译）。实际上这不就是天振先生自己承认的“译介学”的范畴吗？也正是在这里，“译文学”与“译介学”才是构成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译介学”不关心的“译文”，由“译文学”来关心；“译介学”搞的是文化翻译，而“译文学”提倡翻译文学的评论与研究，两者各有各的“范畴”。这也是“译文学”提倡之初就明确地加以论述的。
然而遗憾的是，在那个宽泛的“译介学”范畴的界定下，“译介学”似乎已经囊括了一切，因而天振先生似乎并不乐见有一个“译文学”出现在“译介学”之后。对“译文学”提倡的“译文”研究及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范畴与理论方法，似乎不愿正视。如果是这样，依我看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译文学”只会有助于彰显“译介学”的学科特性。假如天振先生有这种戒备与排斥，可能与“私属领域”或“禁脔”的观念有关。
这段话，真真“令人费解”。实际上，不是“译文学”让“译介学”守在比较文学的范畴内，不是“译文学”让“译介学”只做“外部的”研究，而是“译介学”自己一开始就明确声言不做“译文”的评价与研究。换言之，“译文”不是“译文学”的“禁脔”，而是“译介学”的“弃脔”。译文研究的评论与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不是“不准译介学染指”，而是“译介学”早就声明不予“染指”的领域。
诚然，正如天振先生所言，《译介学》明确地区分了“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概念，对此我早已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尽管“文学翻译”“翻译文学”是一百年前就有的概念，但两相区分确实是“译介学的一个理论贡献”。但是，这种区分毕竟是在“译介学”的范畴内进行的。可惜的是，在区分完了之后，“译介学”不再往翻译文学的内部深究了。关于“翻译文学”以及作为翻译文学之核心“译文”，应该如何去评论、如何去研究，评论与研究的层面、角度、标准（语言学的、美学的），可供操作的方法是什么，使用怎样的术语概念加以概括和标示，等等关键的、内在的问题，“译介学”不再涉及、不再解答，也没有提出任何一个关于“翻译文学”（译文）本体研究的概念、范畴及方法，而只是满足于一个概念，即从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中借来的“创造性叛逆”论作为自己的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当然，这也恰恰体现了译介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坦率地说，《译介学》对学科范畴提炼不够，相关的概念范畴偏少，难以形成范畴与范畴之间的相互勾连，逻辑结构与理论体系难以严整，在论述中也难免有界说不精细之处，这些为后学者对译介学的一些误解提供了可能。在研究实践中，一些按照“译介学”的理论指导去从事研究实践的年轻学子，出现了对“译介学”特别是“创造性叛逆”的一系列误解、误释与误用，对此天振先生也很不认同，似乎也很无奈。不过，平心而论，在独特的学科概念范畴的提炼与界定方面，在独特的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我们不能苛求“译介学”。译介学的体系不严整、范畴不精细，有着学科发展史上的客观原因。既然译介学本质上属于翻译文化的研究，那么它直接使用文化学的那些概念就足够了，它的体系也就是文化研究及文化翻译研究的体系，无须自己建构自己的体系，也难以建构自己独特的体系。事实上，译介学在研究实践中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它遵从的是文化研究及文化翻译研究的基本方法与理路，当然也难以摆脱其局限。
不过，任何学科、任何理论要想保持活力，要想不断向前发展，就得不断调整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固步自封、作茧自缚。“译文学”可以借鉴“译介学”建构自己，那么，“译介学”为什么就不能参照相关理论主张（其实也不妨包括“译文学”的主张），来反省自己、调整自己，不断优化自己、发展自己呢？遗憾的是，这次与译文学争鸣的个别文章，正是缺少这样的姿态。假如抱着强烈的排他意识来参与学术争鸣，那么学术争鸣如何能够互相启发、取长补短呢？学术理论又如何在论争中不断修正提高呢？年轻人又如何能将师辈的理论加以发扬光大呢？
我反复强调：“译文学”学习借鉴了“译介学”，事实上，“译文学”一开始就是受益于“译介学”，并且坦率地说明：“没有‘译介学’，则‘译文学’的建构就会失去参照；没有‘译文学’，则‘译介学’的特点、功能、可能与不可能性，也不能得以凸显。”然后，《译文学》才在“译介学”之外，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建构了一个理论体系，向翻译研究的内部推进，向译文的深处和细部开拓，这是在“译介学”之外的探索与延伸。因此说《译文学》所提倡的译文评论与研究，绝不是“不准译介学染指的禁脔”，而只是译介学之所弃之“脔”。在这个意义上，让“译介学”和“译文学”各有其“脔”，相辅相成，岂不更好吗？
在学术问题上，有两句箴言堪称真理。一句是“学术乃天下公器”，另一句是“科学是分科之学”，这两句话相反相成。“学术乃天下公器”，就是说学术研究格局要大，不能太有“领地”意识、“禁脔”意识。另一方面，“科学是分科之学”，不分科，就没有科学可言，也没有学术可言。就翻译研究及翻译文学研究而言，这是巨大的研究领域。各国图书馆的藏书中，翻译书籍与本国典籍都很多；就中国传统翻译而言，只是汉译佛经的上亿字数，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评论、去评价、去阐发，然后将这些翻译作品向本土文化不断地加以吸收转化。这就要求翻译研究有多种范型或模式，需要有尽可能丰富的研究方法。就中国翻译研究而言，仅仅靠一个“文化翻译”模式远远不够。三十多年来的学术研究的历史现状已经证明，文化翻译的研究模式只能描述、解决和解释外围的翻译文化问题；靠一个从文化翻译脱胎而来的“译介学”也不够，因为它不能很好地、有效地对译文做出分析评价；靠一个译介学极力推崇的“创造性叛逆”的概念更不够，因为它无法全面揭示翻译的性质与本质。所以，有了“译介学”还不够，还要有“译文学”，将来还会出现超越“译文学”的其他研究模式，也未可知。只是从这次的商榷文章来看，天振先生现在似乎并未看到“译文学”可以与“译介学”相辅相成，也未意识到“译文学”可烘托、映衬、旁证“译介学”的学科特色、学科功能与学术价值。不过，这一点即便可以改变，大概也需要有一个过程，这是我所期望于天振先生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第138-147页；转自：中国学派，转载经过授权，旨在分享，并不代表本平台观点。更多最新学术讲座、论坛信息，请添加微信号daminlu，邀请您加入“‘大民说英语’教师读者服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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