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真新论 | 郁建兴、黄飚：何谓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何谓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一般而言，一条陈述能称得上是知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被验证过的、正确的、被人们相信。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观点、讨论都是知识的构成部分，它必须是经过验证，而且正确，并为人们所相信。

相较于知识，知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它是知识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即对应了验证知识价值属性的理论体系、证成知识工具属性的逻辑和方法体系，以及面向知识使用者、以知识使用为导向的知识叙述体系，三者共同构成了知识体系。

“中国自主”则表明了知识体系的主体。这种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知识体系，它内源于中国，而非其他国家；它是中国自主的，不是由其他国家输入与型构的。

一

自主性、本土化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特征，它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中。

自主性、本土化归根结底是一种自觉意识，它更多地是一个规范性论题而非一个实证性命题。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大多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支撑知识生产的学科设置、学科内涵、学科评价等方面，都带有深刻的西方烙印。

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论述社会科学的起源时提到：“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出了深刻的社会需求。”可见，社会科学的产生本身，深深根植于社会需求之中。

1840年后，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击穿了传统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是被动现代化的屈辱历史，这种被动也包括了对中国传统社会科学知识的冲击与肢解。

为了匹配西方国家输入的体系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及其背后的学术制度、学科体系亦步亦趋向西方中心靠拢，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心－边缘”关系。

西方世界作为社会科学的中心，主导着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并直接影响着作为边缘的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这种边缘依附于中心的关系，占据了中国作为后发工业国家的整个历程，但摆脱依附性的自觉意识也一直蕴含于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现代化进程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创造性地提出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走上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我们自觉拥抱经济全球化，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学习先发国家的制度经验和创新做法，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速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这种中国模式中的“生存性智慧”同样体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演化之中。为适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积极学习先发国家的经验，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自觉的跟跑者，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在后发赶超阶段的需要。

在经济发展领域，中国积极学习日本等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验，运用产业政策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了企业创新和市场发展。相应地，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和讨论，也成为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核心论题。

在政府治理领域，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借鉴现代官僚制体制的组织方式，建立现代政府组织结构，建立基于功绩制的干部激励和退休等制度；积极吸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理念——向私人部门学习，广泛开展政府服务外包、政府效能提升等工作。

公共管理研究者沿袭着传统公共行政对官僚制等政府组织议题的关注以及新公共管理对政府效能和政府与其他主体关系的关注，积极开展关于中国政府组织结构、职能转变、绩效评价与效能提升等方面的研究，并创新性地运用系统科学等理论视角形成对中国国家治理的系统性解释。

这些研究都紧紧围绕中国发展与治理实践，积极尝试从西方中心的知识体系中获取启发，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相结合，型构更为符合中国发展与治理特征的自主知识。

当前，中国的发展与治理正逐渐从跟跑转向并跑，甚至是向先发领跑转变，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推进正在创造一个又一个人类文明发展奇迹。

关于中国发展与治理的知识体系，同样正在从过去的完全依附转向审慎扬弃与自觉创新同步推进，通过自觉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超越“为现实之需”的外源驱动模式，既回应实践也试图影响、引领实践，进而逐渐形成自主性，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叙事和知识体系。

二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在于体系性、系统性，它是知识有序组合的整体。

时至今日，中国并不缺少关于理解、解释中国发展与治理的自主知识。在经济发展领域，从制度结构、干部激励、政策特征等角度的解释已非常丰富；在社会治理领域，关于稳定有序、充满活力的理论解读和概念建构也不占少数，近年来中国的多元治理实践更得到理论界高度关注。

但这些基于中国发展与治理实践的知识，其理论化、系统化尚不足，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

钱穆先生在评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时提到：“在中国以往著作里，很少有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专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这并不是中国人对政治无理论，无思想。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人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这一论断放在当下仍然适用。

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往往寓于实践之中，“意”大于“形”，实践先于理论。当代中国发展与治理实践蕴含着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和智慧，只是这些实践智慧尚未被完整地抽离出来，形成一套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当下实践的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构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学东渐背景下产生的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大量地以基于先发国家经验的理论和概念作为认知知识体系的参照，概念、工具甚至研究议题，也大量来自西方。

尽管一些中国概念得到了理论化，但知识体系的主轴、关于知识的学术建制等，仍然依附于西方之舶来品。

以中国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试点机制为例，试点被广泛地认为是推进中国改革发展的金钥匙。运用这一机制，中国政府能够以较低成本测试政策的各种可能方案，在更广泛地实施一项政策之前形成更加完善的政策方案；试点也推动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在治理知识和智慧上的交互作用，融合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实践机制。

中国的试点实践既遵循了自然科学的实验逻辑和方法，也蕴含着社会科学的渐进主义和动态均衡理念，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生动实践。

但理论界对这一重要的中国现象、中国实践尚缺少相对完整的理论解析，且已有讨论也主要以补充西方知识体系的某一分支为目的。试点背后的中国元素、中国基因被大量削减。

这种“削足适履”的无奈，根本上在于我们缺乏一个自主知识体系，以促使那些基于中国实践的知识生产能够在合适的理论谱系之下得到完整解读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