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延明 | 论潘懋元教育思想的生成、进路与贡献

摘要: 潘懋元先生是国内外高教界享有崇高声望的学术泰斗。潘懋元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演进历程、影响及贡献可梳理为六个历史时期，依次是少年好学立志从教与抗日救亡淬炼时期、教育知识积淀与学术研究筑基时期、探索高教理论与架构学科雏形时期、教学和研究被迫中断与沉思自励时期、“高等教育学”学科确立与成就斐然的黄金时期、以及思想体系的沉思完善与拓展升华时期，展现了潘先生卓育菁莪、问道求真的育人情怀与学术精神。

关键词：潘懋元；教育思想；生成；进路；贡献

道衍天地，时节如流。百年春秋，忽焉将至。2020年，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高等教育学”学科创始人、“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厦门大学原副校长潘懋元先生百岁华诞暨从教85周年。作为在国内外高教界享有崇高声望的泰斗，潘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教育活动家和教育战略家，其诸多原创性、开拓性、前瞻性、国际性的研究成果，推动和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高等教育学科群，推进了“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学派走向世界。国际学术界誉他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之父”，称他是一位“对中国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其人生历程和教育贡献，既是他个人生平事迹、活动足迹、学术轨迹和创业奇迹的一个时间剪影，也是百年来波澜壮阔的中国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时代映照。

值先生百岁华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决定重修再版多卷本《潘懋元文集》，其中包括笔者编著的《潘懋元教授纪事年表》一书。该书不仅记载和收录了潘先生的人生历程和学术成就，更是一个学科群和一群学科人对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集体记忆和世纪探索。鲁迅先生曾言：“伟大也要有人懂。”作为编者，我想结合年表内容和潘先生的教育人生进行一次系统梳理和概括，以便大家更好地了解和领会这位百岁大师的生平、思想、理论、人格、修为和贡献等。细察百年，潘懋元先生步履铿锵的跨世纪辉煌教育人生及其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演进历程，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

一、1928～1940年：少年好学立志从教与抗日救亡淬炼时期

1928年至1940年，是潘懋元先生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反思提高教学技能、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和中小学教学实践的好学储能、立志从教与“抗日救亡”淬炼时期。

1920年8月4日，潘懋元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升平路集贤里一个小商贩家庭，祖籍揭阳，乳名如德，学名连培，曾用名潘茂元，笔名隽、业、隽之、隽芝、忆琴、潘隽之、潘隽芝、潘苑元等。因家境贫寒，6岁开始随兄自学识字的潘懋元8岁才开始上学，当时是插班进入汕头市私立东海小学初小三年级读书，后又相继插班进入汕头市私立时中中学高小部、初中部、高中部学习。少年的潘懋元因13岁那年在《汕头市民日报》副刊《市民乐园》上发表第一篇作品——《戏剧的宣传性》而备受鼓舞，其后时常在《星华日报》《岭东民国日报》《小日报》《学生生活》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其《如何救济潮汕农村经济》一文，荣获《小日报》主办的“潮汕各县市中学生征文比赛”第3名，得奖金10块银元，激励他逐步成长为一名激情燃烧、乐于笔耕、充满正义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热血文学青年。

1935年在时中中学初中部三年级读书期间，潘先生到揭阳县私立树德小学兼任教师。这是他第一次登上讲台，教授小学三年级国文，时年15岁。正如北京大学为他90岁生日所写的一副贺联那样：“十五即从教，育天下英才桃李满园；九旬仍治学，问世间道理享誉中外。”他在《九十感言》中也写道：“1935年至今，对我来说，不是一条虚线，而是一条教师生活绵延不绝的实线。……75年来，值得欣慰的是，我当过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老师。学生既是我的教育对象，也是我的精神支柱与生活源泉。”(P307-308)

然而，他初为人师的第一次上课却失败了。《潘懋元教育口述史》中记载：“第一次上课的经历终生难忘，那是一次失败的课。事先，我花了很多心思认真备课，结果到上课那天，一上讲台就紧张，才讲了十几分钟，就将备课的内容全部讲完了，再也不知道讲什么好。”(P30) 但他没有气馁，反而下决心学习教育理论、研究教学方法、提高授课技能，认真学习了平生所接触的第一本教育学著作——庄泽宣的《教育概论》，并立下了终身的教育理想：“一定要教好书，当个好老师！”

经校长黄勖吾特批，潘先生17岁那年插班进入汕头私立海滨中学高中师范科二年级读书，开始系统学习师范课程，并在一所夜校兼任教师。“七·七”事变后，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一切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和中共地下党员吴南生（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一起，发起成立了汕头青年进步组织——“燎原文艺社”和“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潘先生还兼任普宁县《青报》随军记者，连续为多家报刊杂志撰写抗日宣传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时评、通讯、词作、政论等，作品颇丰。文学天赋、爱国热情和坚韧性格的交融与锤炼，成为他在这一时期的人生亮点。

同时，潘先生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随军工作队，在横跨潮汕、揭阳、汕头三县交界的桑浦山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又到普宁县“青抗会”的核心据点——普宁县泥沟乡锲金小学任专职小学教员，教授国文、算术，并兼任训育主任，协助校长王液（中共党员）组织农民青年抗日自卫队、创办农民夜校、推广新文字运动等。1939年，潘先生奉派担负“特殊任务”，只身潜入沦陷区汕头市为青年抗日游击队发展敌后情报人员，将所见所闻写成通讯稿在普宁《青报》和《星华日报》等发表，揭露日寇的罪恶行径。后因病返回揭阳，他继续参与“青抗会”工作。为实现成为优秀教师的人生理想，潘先生于1940年（20岁）从揭阳榕城步行去福建长汀报考厦门大学教育系，当年名落孙山，1941年继续赴考，终而金榜题名，开始了大学四年系统的教育理论学习。

潘先生灵心慧眼、元气淋漓，平生乐做教师。在中国教育史上，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先生十有五而“志于教”，且一念执着、一生坚守，谱写了卓育菁莪、弘文励教的壮丽篇章。他曾在“厦大教育研究院四十周年庆祝会”上道出心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既是科研单位，也是培养高等教育专业人才的单位。相对来说，我认为培养人才更重要。40年来，虽然我们承担了许多研究课题，出版了许多著作，也是智库之一，但40年来我们培养了677名硕士和271名博士，这更值得引以为荣。”(P2)

二、1941～1956年：教育知识积淀与学术研究筑基时期

1941年至1956年，是潘懋元先生作为厦门大学教育系学生和教师深入钻研教育理论、积极参与教学实践和教育改革、投身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知识积淀和科研筑基时期。

这一时期，他刻苦学习和钻研教育理论方面的各门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兼任长汀县私立乐育小学教师和一所县立中学的教师、教务主任，并借助担任厦门大学教育学会主席和学生社会教育服务处主任的平台，积极举办全校“笔会”、诗歌朗诵会、文学创作会、雕刻绘画展览等，进一步锻炼和提升了其组织活动能力。潘先生长达两万余字的学士学位论文《劳工教育的理论与实施》被评为优秀论文。大学毕业后，他到江西雩都县立中学任国文和历史教员，后担任南昌葆龄女子中学国文教员和教务主任。

应王德耀校长和系主任李培囿教授邀聘，潘先生于1946年到厦门大学教育系任助教，负责复建厦门大学附属小学并兼任校长。他在附小积极践行“新教育”理念，设置了秩序周、礼节周、服务周、孝顺周、仁爱周、勤俭周、整洁周等，并聘请李培囿、林砺儒等著名教授到附小讲演或座谈，提高教师教育理论素养。期间，潘先生还结合办学实践，相继发表《初小国常合教的理论与做法》《小学低年级能否教算术》等文章。1947年，《星光日报》刊载了他担任厦门大学助教后的第一篇教育研究论文，题为《勿以苏联中学男女分校例中国》，论述了中学男女分校合校问题的四大理由，提出不要盲目套用苏联模式。

1948年至1950年，潘先生分别在《星光日报》《大公报》《江声报》等报刊发表了《一年来中国教育的回顾》《困难重重的国民教育经费问题》等系列文章，明确指出：“首先要把握住我们的唯一任务，是为人民服务，也即主要是为工农大众服务。”期间，他还发表了30多篇文学评论，其真知灼见，发人深省。

新中国成立后，潘先生陆续在厦门大学教育系开设《教育政策法令》《中国教育史》《教育概论》等课程，兼任政治大课辅导员，后组建了教育学教研组。为进一步提高教育理论水平，他前往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教研室研究生班（翌年2月调整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与黄济、王天一、王策三、王道俊等同窗，由此成为他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新起点。

潘先生1952年返回厦门大学任教务处教务科科长，负责厦大教学和课程改革事宜。其后几年，他先后拟订了《厦门大学教研组暂行条例》《厦门大学系工作暂行条例》等管理文件颁发全校推行。在王亚南校长支持下，刚刚宣誓成为中共党员的潘懋元成功组织了“厦门大学35周年校庆活动暨第一次科学讨论会”。

这一时期，潘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教育研究论文，特别是对杨贤江、毛泽东、蔡元培、鲁迅、苏联教育家马卡伦柯、美国教育家杜威等人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论述了全面发展教育、因材施教、启发教学、教育实习、课程建设、劳动教育、学业成绩评定、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等诸多问题。同时，他通过深入探索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共性与区别，逐步形成了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独特认识和对高等教育研究的独到见解，由此步入一个全新的教学和研究领域，进而确立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教师职业的无比热爱。

三、1957～1965年：探索高教理论与架构学科雏形时期

1957年至1965年，是潘懋元先生认真思考、积极倡议、强化研究、尝试创立“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理论探索时期，高等教育学科在此期间初具雏形。

1957年，潘先生在《新厦大》发表《“全面发展与发挥专长”的我见》一文，并在《高等教育》上发表《全面发展的本质意义是什么》，后被《争鸣》全文转载。他组织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室人员主编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这是我国第一本初具雏形的高等教育学教材，也是教育界在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方面第一次系统的理论探索。之后，他在厦门大学《学术论坛》上又发表了《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一文，从智能教育、大学生身心发展和社会经验的特殊性等方面论述了高等专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迥异之处，进而建议创建“高等学校教育学”或“高等专业教育学”。可见，早在20世纪50年代，潘先生就提出了建立“高等教育学”的基本构想，并进行了理论探索，形成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可惜因随后的各种政治运动被迫中断研究，以致延迟了20余年！正如潘先生在《九十感言》中所说：“我的一些创新性的设想，大多是在三十多岁时形成的；而有所贡献并被社会认可的，则是在六十岁之后的30年。”(P308)

1958年至1965年，潘先生先后任厦门大学教学科学研究处副处长、教务处代处长、教务处处长、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等。期间，他广泛宣传教育部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积极开展教育方针、教学管理的宣传解读和教学制度、实习制度的基本建设，主持拟订了《厦门大学各系修订教育计划的实施意见》《关于改进教学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厦门大学教务通则》等文件。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潘先生砺其风骨、彰其底蕴，陆续发表了《教育方针试论》《高等学校勤工俭学的原则与问题》《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的矛盾与统一》等学术论文。

但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炼钢铁”、1963年的“五反运动”和1964年的“四清运动”等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又一次使他刚刚起步的高等教育研究被迫搁浅。1964年，潘先生同刘佛年、张焕庭、阮镜清、彭飞、吕型伟、李放等一起，被教育部借调到北京，要求撰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文章，后来正式调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从事教育史研究，并任“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小组”组长。其后，潘先生相继到北京、天津、哈尔滨、平遥、太原、临汾、河津等地蹲点调查半工半读和农业中学情况，并于1965年11月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当前农业中学性质问题的探讨》一文。这一时期，时势多变，居无定所，加之父亲病逝、身心交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教育理论的深化研究和教育实践的深入进行。

四、1966～1976年：教学和研究被迫中断与沉思自励时期

1966年至1976年，是潘懋元先生教学工作和教育理论研究处于困惑、无奈和被迫中断与沉思自励的苍凉时期。

1966年“文革”爆发，历时10年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潘先生被红卫兵从北京押回厦门接受“批判”，停职参加校园劳动，如挑水、浇树、修路、打扫厕所、清扫马路等。之后，他被下放到安徽凤阳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再后来被指派到云南省科教组参与大学的斗、批、改工作，期间患病住院，长达数月。时乖运舛，使潘先生陷入了痛苦、迷惘和沉思阶段。他虽然于1973年被调回厦门大学并继续担任教育革命处处长兼机关第二党总支书记，也尽己所能地建章立制、维护教学秩序、加强教学管理，但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学习朝农经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再次使他步履维艰。这段生活让他深刻认知并看清了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中断以后给高等教育事业造成的深远的严重危害。

即便是在这一特殊时期，潘先生也没有止步，仍然以坚强的毅力从事着自己钟爱的教学科研工作，特别是在借调和调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以及在云南省科教组工作期间，他履霜泰然、深入调研，在思考中认清了违背教育规律的严重危害性，为其后来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对这段人生遭遇和苦难，潘先生没有消沉和怨恨，始终保持达观、宽容、上进的心态，厄不辍研，行不由径。他说：“回想起来，那些年我虽没能‘读万卷书’，却是‘行万里路’。这‘行万里路’的另外一种收获，也是书斋生活所不能得到的。这一段经历让人领悟了许多的生活意味。”（P145） 这种心绪、胸襟和情愫，正可谓“壮志托天地，虚怀贯古今”。

五、1977～2015年：高等教育学科确立与成就斐然的黄金时期

1977年至2015年，是潘懋元先生在全国大声呼吁、率先创建和正式确立“高等教育学”学科及深入、系统、全面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大跨越、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期，也是潘先生思想最活跃、研究最集中、成果最丰硕、获得奖项和荣誉最多、在国内外影响最广泛的时期，并最终奠定了他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统率地位，成为公认的“高教泰斗”和“学界大师”。

1978年5月，潘先生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科研机构——“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后改名“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并兼主任，同时在《厦门大学学报》和《光明日报》发表《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一文，大声呼吁应大力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在破冰初启的中国教育界产生了巨大震动。1978年年底，他晋升为“文革”后第一批教授，并被任命为厦门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是潘先生创建高教机构、开展高教研究、获得丰硕成果和声誉的辉煌时期：1984年厦门大学成立了经教育部批准的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叶，潘先生创办了“文革”后我国第一份国外高等教育研究杂志；编著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著作《高等教育学讲座》；成为全国“高等教育学”专业第一位硕士生导师和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主编了标志着“高等教育学”学科作为一门新兴独立学科在中国正式确立的国内外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等。在此期间，厦门大学高教所被评为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重点学科、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高教领域第一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全国唯一的高等教育研究“985工程”基地、全国首家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高等教育学）研究生访学基地等。潘先生也相继荣获“吴玉章基金会教育学优秀奖”“全国首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全国教育科学优秀专著一等奖”“国家教委人文社科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大奖，并先后荣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中国当代教育名家”等称号。在潘先生的指导和引领下，全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呈现几何数增长态势。据统计，“至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全国每年发表的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在15000篇以上，……1985～1998年共出版有关高等教育的著作2197部，平均每年出版157部。”（P236） 中国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在《潘懋元论高等教育》一书的序文中写道：“潘懋元教授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研究范围很广，从历史到现实，从中国到外国，从外部到内部，从宏观到微观，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他对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我国教育界的泰斗”。

2014年，潘先生被推选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时年94岁，是历年来获得这一殊荣人员中最年长的一位，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并执手交谈。2015年，“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研讨会暨从教80周年庆祝会”在济南大学隆重召开，参会论文之多、规模之大、气氛之浓，盛况空前。

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潘先生创立了一种师生平等讨论学术及社会诸问题的新型教学相长模式——“周末学术沙龙”，一般固定在每周六晚上在先生家中举行。只要先生在厦门，风雨无阻。虽然地点随着潘先生之迁居而由校内与研究生公寓毗邻的东村小红楼转到距离校园14公里的前埔海滨高层住宅，但沙龙的举行依然如故，三十余年如一日。据《潘懋元教授纪事年表》显示，仅在2014年，“周末沙龙”就举行了32场。这种独特的教学形式，颇有点像《论语》的《子路、曾暂、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所描绘的孔子在阙里与弟子“各言尔志”的“杏坛”教学情境，令人久难忘怀。在校硕士生、博士生和部分教师，都把参加沙龙当成一种期待和享受，都会把自己学习与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遇到的困惑，包括道听途说、耳闻目睹的各种教育信息和感想体会带到沙龙上，与大家或共同讨论，或一起分享，或谋求共识。许多弟子坦言，沙龙不仅仅改变了研究生教学的单一形式，把课堂搬到了家里，更重要的是拉近了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和深情厚谊，更有助于集思广益、教学相长。这是对中国传统私学教育和书院教育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西方教学模式的借鉴和创新，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知识的结合中受到求学与做人的熏陶、感染和教育，被学生们誉为“民间思想村落”“学术生态场”和“精神家园”。如今，“自由讨论、平等对话、启迪思维、追求真理”的沙龙学术原则，已经固化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宝贵的学术传统，不少导师也纷纷仿效。

在1977年至2015年这一黄金时期，潘懋元先生创造了高等教育学领域的若干个“第一”和“唯一”，使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并在多个研究方向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和政策建议，形成了完备的高等教育思想体系，在高等教育研究的诸多领域作出了具有引领性和独创性的重大贡献。他以高境界的自我“敢为天下先”，“卓立潮头唱大风”，为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踔厉奋发，“由诚而成懋业，敢闯而创新元”。至2015年，全国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35个、硕士点103个，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近1300所，为我国由高等教育研究大国走向高等教育研究强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六、2015年迄今：思想体系的沉思完善与拓展升华时期

2015年以来，是潘懋元教育思想进一步沉思、凝练、丰富、完善、扩展和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升华时期，也是他在耄耋之年以惊人毅力和热情为其酷爱的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坚韧躬耕的忙碌与奉献时期。

这一时期，潘先生在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同时，特别注意反思、梳理和完善自己的思想和著述。2015年，他在“九五感言”中谈了自己反思性的感想：“我感觉到惭愧的，还在于我没有完成我应该完成的、哪怕是很粗糙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基本工程。……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开始时，既不是宏观的理论，也不是宏观政策的研究，而是开始于微观的教学过程的研究。……但是后来为适应形势，我差不多放弃了微观的高校教学过程的理论研究和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等等方面的应用研究。”之后，他先后发表了《从“回归大学的根本”谈起》《高等教育研究要更加重视微观教学研究》《论行业特色型院校的回归与发展》等反思性、建设性论文，并于2017年出版了《大学的沉思》一书。

为了研究“大学教师发展”，他亲自组建学术研究团队，申报了“大学教师发展的理念、内涵、方式、组织、动力”这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发表了《大学教师发展论纲——理念、内涵、方式、组织、动力》等一系列相关论文，对“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近年来，潘先生逐渐将研究视野和问题视域投向信息技术环境下的人才培养与微观教学过程，包括大数据、脑科学、互联网、机器人（智能人）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创新教学模式、开发智慧教育等。他高屋建瓴地指出：“高等教育既要培养自然人，还要培养机器人，使之成为专门人才。……机器人同自然人共同生存于新的社会中，如何和谐共处，还必须具有新的社会伦理道德以及生活能力，这需要前瞻社会进步趋势，而后对机器人进行道德教育、情感教育、美育等，使之与自然人和谐共处，共同推动未来社会的发展。”（P2） 其远见卓识和理论建树，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理论界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骊珠和思想丰碑！

真正懂得生命的人，是不会让生命沉默的。而今，百岁大师潘懋元先生仍以其矍铄的精神、睿智的头脑、高远的追求，在高等教育这块园地上孜孜耕耘，依然在讲台上坚持给学生上课、点评和作报告。我们且看一下99岁的潘先生2019年11月份的工作记录：11月2日至3日参加在厦门大学举行的“创新大学教育建设一流本科”国际研讨会并致辞；4日参加院学术报告会并作点评；5日至12日给2019级科学学位博士生集中授课；11日参加学院学术报告会并作点评；18日参加学院教职工大会并解读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19日与厦门大学档案馆馆长石慧霞就有关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交谈；11月22日至12月2日，给2019级专业学位博士生集中上课，期间还利用课余时间于23日、25日、29日、30日参加相关会议。2019年，他参加的学术例会、报告会、讲座、开题会、访谈会、面试会、答辩会、学术沙龙等达90余场，批阅博士生论文和作业115篇、58万余字。这些数字真的是感人至深又难以置信，想象不出这位百岁老人并不伟岸的身躯何以拥有如此巨大的毅力和能量！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潘先生卓育菁莪的教育生涯和研精覃思的学术创见，见证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理论创新，体现了当代中国的学术精神和学者风范，在国际教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不仅在国内多地行政机关、教育部门、大中小学、企业公司等作了千余场报告和讲座，而且还到日本、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法国、泰国、新加坡、尼泊尔、科威特、荷兰、菲律宾、立陶宛、挪威、丹麦、卢森堡等多个国家访问、讲学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将具有中国原创性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向海外推广和交流，深受国外著名教育家推崇。日本教育家有本章、大塚丰、马越徹、天野郁夫，加拿大教育家露丝·海霍、伊丽莎白·芭可娜，美国教育家阿特巴赫、白杰瑞，英国教育家迪克斯，德国教育家罗兰德·舍恩，俄罗斯教育家尼康德洛夫，挪威教育家阿里·谢沃等，相继通过讲座、报告、撰文、著述、访问等形式全方位研究和宣传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一批外文版潘懋元教育思想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相继问世。

纵观潘先生百年人生，他一直扎根中国大地研究教育，以学术为志业，是一位享誉中外的人民教育家。在众学者心中，先生就是一面飘扬的旗帜、一座巍峨的高山、一本厚重的书。他在接受“厦大档案人”访谈时坚定地说：真正的学者应该是为国家、为科学、为真理献身的人。他曾自我总结：“我的教育科学研究领域，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科，培养高等教育学科的理论工作者和具有理论水平的高等教育领导管理工作者。……由于是土生土长，未免显得土里土气。虽然具有中国特色，但是难以达到世界水平。因此，有必要从西方一些先进的教育理论中汲取养料，扩大眼界。但要坚持文化自信，不忘初心，推动中国向教育强国迈进。”这既是对他多年来研究教育理论和创新教育实践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后续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提出的殷切期望。特别是他坚决反对“依附论”，始终主张建立“走中国道路、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他认为：“高等教育在中国成为一个学科，将来世界上也必然会成为一个学科。不能说高等教育学在美国还不是一个学科，中国就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学科来建制，中国的学科建设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借鉴。”（P267）

懋哉禹甸，开兮新元。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提出：“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潘懋元先生作为“矢志不渝战乱岁月负笈求学，穷经皓首期颐之年眷恋讲坛”的典范，也将在新时代、新节点上“只争朝夕，不负耄耋”，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和中国教育强国建设竭诚尽智、百年树人！

作者：韩延明　

作者简介：韩延明（1958-），男，山东肥城人，教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高校管理研究；济南。

（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0年第3期  P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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