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成明 熊和平 | 符号、控制与学术秩序：学者头衔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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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校引才过程中，存在着“唯帽子”的“符号消费”现象：头衔而不是学者本身成为被需求的对象。头衔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相分离，符号的能指特性被过分强调，所指特性被漠视甚至否定。学者和高校被头衔符号的潜在利益和符码规则所操控。学者的地位等级结构与头衔符号的等级结构呈现出同构性。头衔符号通过生产象征权力，影响着学术秩序的建构与再生产。破解“唯帽子”难题首先应转变思路，发挥头衔符号的正向功能。同时，设置退出机制，遏制“帽子”的市场化运作；改革高校评价机制，不以“帽子”论学科建设与发展水平。最终，使头衔回归学术性与荣誉性。
关键词：学者头衔；符号学；象征权力；控制；学术秩序
近年来，学术界给人的感受是愈发喧闹了，真正称得上大师的人并不多，而有着响当当名号的人却越来越多。“院士”“千人计划专家”“万人计划专家”“长江学者”“杰青”等成为炙手可热的头衔，在高校的“人才大战”中被高价“购买”。当前， 学术界正日益陷入符号迷津的“双重焦虑”：一是学者头衔大规模“繁殖”给人一种人才泛滥的假象和“大师”过剩的焦虑；二是高校又面临着重金引才却效果甚微而招致的人才不足的焦虑。这“双重焦虑”构成了高校与人才的不平等关系。吊诡的是， 一方面，高校缺乏人才，重金引进，另一方面又无视人才，唯头衔符号定人才，“人才大战”最终演变为 “帽子”大战和人才工程投入大战，各种人才奖励计划逐渐被异化为对头衔符号和利益的争夺。如果总是以符号价值衡量学者价值，必然将学者的价值追求导向功利化和表面化。从长远来说，这显然无益于学术生态的良性发展。
鉴于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从国家层面上对“唯帽子” 等问题予以高度重视，试图扭转这种不科学的评价导向，破解人才“帽子”难题。但颇为遗憾的是，在现实层面上“唯帽子”的势头并没有很好地得到遏制，人才“帽子”依然是高校和各级科研院所引才时的重要依据。其中，名与实、头衔符号与人才评价的关系值得深思。唯有理清“唯帽子”“帽子崇拜”内在的动力发生机制，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本文将从社会符号学视角对学者的头衔符号进行反思，揭示人才奖励计划是如何被异化，以 及“唯帽子”问题的发生机制及其对学术秩序的影响，以期对破除“唯帽子”痼疾有所启示。
一、学术场域中的符号消费
（一）学者头衔的过剩
消费社会的一大特点是商品的丰盛与堆积， 而在学术场域中学者的头衔也像商品一样处于过剩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学者的各类头衔将近二百种，“院士”“长江学者”“青年长江学者”“万人计划专家”“千人计划专家”等闪耀着光环的头衔符号正在包围着教育界、学术圈。除了上述国家层面的头衔之外，各地方政府或高校也设有自己的人才头衔，诸如“泰山学者”“华山学者”“曲江学者”“黄河学者”“西湖学者”“南海学者”“东方学者”“神农学者”等等，内容涵盖名山大川、江河湖海、上古神人，以至于有人调侃“中国学者的头衔可以开一场‘武林大会’了”。言下之意，中国学者的头衔太过浮夸与繁杂了。实际上，如此众多的头衔符号是同一“基因”下的衍生物，它们有着继续增多的趋势。
学者头衔的爆发式出现肇始于1998年教育部和李嘉诚基金会共同启动实施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振兴中国高等教育”“延揽海内外中青年学界精英”为鹄的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成为后来地方政府与高校相继仿效设立学者头衔的一种模本。但是，善的出发点并不一定总能产生善的结果，各种旨在吸引、鼓励、资助学者的奖励计划如今被异化为制造头衔、划分学者、争夺资源、制造符号崇拜的制度，这可能是奖励计划设立之初不曾料想过的结果。国家、地方设立各类基金和人才计划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基金和计划，给入选者以经费支持，以便让他们有更好的研究环境，进而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但如今，获得头衔本身成为更重要的事情，获得头衔意味着功成名就，至于有没有、能不能生产科研成果反而似乎不那么重要。
（二）头衔符号的消费化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断言，“我们处在 ‘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消费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是，由“物的消费”过渡到“符号消费”。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与符号价值正在逐渐分离，并且符号价值已经逾越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成为消费社会的主要消费对象，即在消费关系中消费者的需求瞄准的不是物，而是价值，需求的满足首先是附着这些价值的意义。简言之，在消费社会中更吸引消费者的不是物品本身的使用价值和功能性，而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价值。这些符号往往宣示着消费者的社会等级、品位与身份等。
在学术场域中，“符号消费”突出体现在高校的“人才大战”中。“海外”“高层次”“高端紧缺”是各高校官网“人才引进”一栏中的高频词语。人才引进动辄辅之以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引进待遇，以及购房补贴、安家费、科研启动费、配偶工作安置等福利。那么，判定“高层次”“高端”人才的标准是什么？答案是人才“帽子”。人才，尤其 是“帽子”人才的紧缺使得学者头衔的价值急剧上升。而头衔符号的价值源于与之相关联的各种潜在利益，包括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学者依靠这些头衔可以提升自身的学术地位、身价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经济利益。高校通过招揽这些拥有头衔的学者则可以在学科评估和排名中提升位次。同时，“帽子”也是高校师资宣传栏中的关键词，以至于“人才大战”最终异化为“帽子大战”。通过获得符号来获取地位、声誉和利益已成为当今教育个体（学者、高校等）改变境遇的一种方式。
学者拥有头衔也就意味着获得了一种交换价值，不同的头衔在招聘启事中被明码标价。在人才引进的过程中，学者被异化为“知识商品”和“交换价值”，他们因不同的“品牌”（头衔）而拥有不同的身价。事实上，高校“购买”的并不是学者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其头衔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这里存在着一种符号幻象，即头衔而不是学者本身成为被需求的对象。在此，高校、科研院所等用人单位成为“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者，学者成为商品，而头衔则成为符号消费的对象。最终，高校以头衔符号的市场价值来确认学者的学术价值。在这种“消费”关系中，学者的价值并非基于其自身的“有用性”，而是符号编码的象征价值。学者远不仅是具有“实用性”的人，其还具有符号的社会价值，这种符号的交换价值才是更根本的。
二、符号幻象：能指与所指的分离
符号是指称性的，它的存在是为了指代事物。经由学者奖励计划产生的学者头衔起初也是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命名，是一种荣誉称号。但这些符号经过市场运作和媒体宣传之后，却呈现出另一张面孔。它不再简单地指称某类学者的身份，而是被当作一种象征权力或是符号资本，成为权力博弈和价值争夺的对象。“一旦我们进入符号价值消费的领域，符号的能指特性就会被过分强调，符号的所指特性则被漠视甚或否定。”头衔似乎僭越了实际的学术能力成为人才市场选择学者的首要考察要素，它被简单地等同于学者的能力和价值。不可否认，头衔在一定程度上指涉了学者的科研能力。但头衔仅仅是一种拟像，它是由意识形态制造的符号幻象，一种非实在的抽象意指。头衔虽具有潜在的人才标示作用，却无法确指人才的真实水平。
在人才引进的过程中，由于大部分高校通常缺乏对学者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的整体认知，对于所要选择学者的综合能力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此时，由政府部门或教育主管部门评定的学者头衔成为其判断人才水平和能力的最简明标志。头衔符号在此充当了学者质量的指示符。高校借助于符号价值的导向可以选择满意的学者，借助头衔等级的分类法也可以更便捷地对学者进行分级和评判。然而，在头衔评选的过程中，由于评审人的视野局限，以及掌握的相关参评方的信息有限（主要以表格材料和量化数字评定人才），评审人往往对大多数所要评判的学者的认知缺乏历史的深度与人文的理解，且在评选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渗透着各种功利性因素和个人化的价值取向。正是由于这些认知偏差，学者头衔注定不会来自“上帝之手”。所谓的“优质”学者有时仅仅意味着比他者多了一个头衔，高校极力争取、重金引进的可能只是一个由虚拟符号制造的价值幻象。
然而，人才引进过程中名与实的背离，其中深层次的因素是高校希望借助这些差异性符号使自身与他者相区分，并且在学校的发展竞争（各种排名、考核）中获取优势地位。正如符号学学者罗伯特·霍奇所言，“符号学变化的动力在于表达差异这种愿望。这种愿望源自特定群体创造出内部稳定和排除异己这种需要，这些差异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表达群体的意识形态和群体身份”。在这个过程中，高校的本真性需求被符号意识形态遮蔽起来，学者被放置于各种不同的价值符码所构筑的抽象的象征价值体系之中，学者的“使用价值”被忽视，或者说不被当作首要考察因素，由符号价值构筑起来的象征价值体系成为主导学者市场流通的一般等价物。经过头衔符号装饰之后，“帽子”学者似乎忽然拥有了特别的学科建设能力与学术水准，然而事实上，他们在本质上并没有变化。
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当前似乎演变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头衔’之谓也。” 在今天的人才评价体系中，比内在实际能力更为重要的似乎是头衔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拥有头衔符号俨然成为当今学术界最有“价值”的资本， 甚至超越了拥有符号对应的现实所指。在此，符号意味着现实，现实则被架空成为乏人问津的实体部分，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分离开来，能指抛弃了所指，成为实际的意义主体。但是，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符号的表意是否准确符合现实，而是在当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中高校与学者严重依附于符号价值，被符号控制了。这是最值得深思与关注的问题。
三、暗示性“共谋”与符号“控制”
学者头衔在人才工程驱动下被异化为一个商品性的概念，一方面与经济收益直接相关联，另一方面（除去可以作为货币等价物的交换价值外）还发挥着传播学术声望和彰显等级的社会功能。它也带来了非经济层面的社会学意义，生成了一种新的类似象征交换的价值关系，即象征性的交换价值、竞争的价值以及阶层区分的价值。拥有这些头衔符号，意味着“帽子”学者获得了官方的某种承认，并因此可能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源，提升学术地位。正如布尔迪厄所言，“个体与群体尝试通过选择最有可能提高社会承认度的标签与头衔来强化自己的职业知名度与社会荣誉”，头衔日益成为人们争夺社会资本的角力工具，对头衔符号的争夺更成为学者分类竞争的隐蔽表达。
政府机构设立的种种具有分类作用的头衔符号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学者的分层与固化，它给学者个体在学术共同体中强化了一种“位置感”，并因此发挥其囊括或排除的社会治理功能。学者通过获取这些符号可以与他者相区分，并获得一种象征性存在。符号的等级化与稀有化是使学者分类并获得差异性地位的常用手段。通过符号的独特性和稀有性，在符号资本和从众心理的帮助下，这些兆示成功、地位和荣耀的诱人符号并不直接表现为显性动机，而是潜意识地控制和支配着学术共同体的深层心理结构。但是，这种控制性是隐秘的、非暴力的，它并不是外在的、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一种被符号幻象引诱的自愿行为。在这种差异性的符号编码体系里，不同的符号象征着不同的身份形象、等级地位和社会认同，获得头衔也就意味着获得学术身份、学界地位和社会资本。
学者获得头衔意味着获得了某种符号认同，意味着可以共同拥有同样的编码，分享那些使其与另外某个团体有所不同的那些同样的符号。所以，争取头衔并不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伦理决定，而可能是一种符号性的价值炫示。头衔成为能够突出学者的符号，获得头衔意味着学者通过“品牌”的符号意义，进入到一个处于较高学术地位的团体之中。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在一个符号所控制的世界里，人们行为的根据来自于符码的强加而非个体的需要。它制造了一种符号的眩晕，真正支配人的是符号,“而在符号系统中,真正起支配作用的不是所指，而是空无的能指。意识形态真正统治和支配人的地方不是异化了的上层建筑观念,而是无处不在的结构性能指符号编码”。
从另一层面来说，学者头衔的评选标准既是对学者意义和价值的阐释，也是对学者的学术权利与义务关系的阐释。并且，由政府职能部门主导的学者评价标准是一种主导性阐释，基本框定了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价值和规范所在。“在某种意义上，规范化力量是强求一律的”。标准化、规范化意味着价值的单一，它是排除个性化的。价值单一意味着学术活力的丧失、制度的僵化以及形成学者同质化的潜在风险。它迫使学者按照评价的要求、标准和方向进行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者也是受控制的，他们被头衔的符码规则所控制，被头衔的标准所限制。
在追逐头衔符号的过程中，不仅是学者，高校等用人单位也同样处于被符号所控制的境地。布尔迪厄认为，在知识分子的分层机制中，他们是由“追求差别的动力法则”所支配的。这种“寻求差别”的策略是，没完没了地谋求更好的与更独特的地位。同样，高校也受制于“寻求差别”的动力法则。尽管他们可能明知追逐的是一种符号价值的幻象，“但却感觉到压迫的源头来自他们自己的意愿。哪怕他们弄明白自己做了符号的奴隶，牢房却镶着天鹅绒，屈从同时也是享受”。他们只是在符号消费的意义网络中“自愿”地站位，在受控制中享受由控制带来的利益。实际上，这是一种共谋关系。共谋的动机则是试图通过获得和占有具有分类作用的稀缺符号与他者相区隔并进而获得相关利益，其间起根本性支配作用的东西，就是由符号话语制造出来的暗示性的结构性意义和符号价值。高校在“购买”学者的过程中看似是一个独立自主、自由交换的过程，实际上高校早已被符号的价值体系所控制。
从表面上看，符号与控制无关，因为它是一种被否认或变形的资本或权力形式，它隐匿了符号权力的控制性，它把潜在的利益关系伪装成无功利的追求。权力经过符码的伪装，成为了符号权力。布尔迪厄把它称为“具有合法性的符号暴力”，它的特征是“在制造概念区分的同时，制造社会区分”，“而社会区分则把符号分类转化为社会等级的表达”。符号不再仅仅具有标示功能，它同时也制造了一种新型的支配关系：在学术场域中，学者与头衔符号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方便辨识、激励个体的使用功能的关系，它已转变为符号对人的控制关系了。它以一种虚拟的符号关系实现了真实的符号控制。而符号控制的主体是隐性的，是一种影子操作，这种控制受制于符号的社会功能与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控制来源于符号本身。
四、符号编码：象征权力与学术秩序
学术圈并非一个客观中立的知识场，它是多元社会关系中的博弈力量征用与发挥作用的场域，各种立场与观念在这里汇聚，同时，它也存在着一种金字塔般的等级秩序。学者头衔符号的编码规则构建了学术场域中结构化的象征体系，并持续生产象征权力，影响学术秩序的建构。
（一）学者地位的等级结构
学术共同体是一个高度分层的等级系统，不同的学者在其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他们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学术资源、学术声誉和学术地位进行竞争与分配。同其他社会场域一样，学术共同体亦是一个汇聚了具有一种结构意味的各种力量的场， 同时也是一个进行着这些力量的转变或保持的博弈场。其中，学术头衔正是学术共同体中权力争夺与价值博弈的重要对象。头衔是学术声誉和学术地位的表征，随头衔而来的是对学术资源的获得与掌控。结构化的编码规则使头衔符号具有了等级性，并且学者的地位等级结构与头衔符号的等级结构呈现出同构性。
学者的地位等级结构主要表现为四种等级关系：一是职称体系中的等级关系，这是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学术等级结构，如教授、副教授、讲师等；二是学术专业委员会体系中的等级关系，像各种社会学术组织中的等级关系，如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等；三是“领导学者”与非行政学者间的等级关系，这主要指身兼政府部门职位的“领导学者”与“纯学术学者”之间的等级关系；四是由学术头衔所制造的学者间的等级关系，这里的学术头衔主要指各种人才工程产生的头衔，如“长江学者”“紫江学者”，这是一种相对新兴的等级关系。前三种等级关系在学术界司空见惯，它们已内化为人的认知结构而被广泛接受。不过，在“人才过剩” 的当今社会，简单的职称和行政等级似乎已满足不了学者日益寻求特异性地位的需求。所以，各种学者头衔竞争出现了。
学者头衔的符号等级结构体现出鲜明的社会逻辑和行政色彩，它以人才工程实施机构的行政级别、权力高低和权威性进行等级排序。依据头衔评选部门的不同，可以把学者头衔粗略地分为三个级别：第一级，国家层面的头衔，它一般由中央直属的国家机关进行评选，包括“长江学者”（教育部）、“杰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第二级，省级层面的头衔，一般由各地省委、省政府发起， 教育厅具体实施，如“钱江学者”（浙江）、“八桂学者”（广西）、“天山学者”（新疆）等；第三级，校级学者头衔，即各高校的学者计划，如“晨晖学者”（华东师范大学）、“长安学者”（西北政法大学）、 “珠峰学者”（西藏大学）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置于编码符号之下的区分系统并不能表征学者之间的学术能力差别，只是一种以身份符号进行学者判别的差异形式。这种对学者地位的评价模式忽视了学者的学术特色，只将区分符号及其产生系统保留下来。
头衔符号产生以后,反过来强化和塑造现实的学术等级秩序，影响学者的身份与等级地位。正如布尔迪厄所言，“符号系统不仅塑造着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构成人类交往的基础，而且帮助确立并维持社会等级”。在学术场域中，学者头衔的级别通常对应于学者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这种学者等级地位的差别体现在不同头衔的薪酬、住房和其他待遇上，也存在于学术会议中的发言时序、座位次序之中。久而久之，这种差异性、等级化的符号编码体系浸润在日常的学术实践中，逐渐内化为学者的普遍心理结构，形成一种组织秩序和江湖规范，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隐性制度。
（二）象征权力的生产与学术秩序
政府职能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及高校通过制造头衔符号与评审细则设计出一套合法化的学者评价体系，借由符号的编码结构，学者的规范标准和等级次序被隐含其中。制度的权威性和制度内隐的强制性使得“学者头衔”与社会达成一种等级共识，这种共识以制度的支配性为基础。它的隐性功能把学者之间的不平等、等级化关系加以合法化。这样，学者的学术等级、社会等级被委婉地转换成符号等级，使它们像自然秩序那样合乎情理，一种被合法化的不平等学术关系借由头衔成为可能，而合法化的等级符号正是符号权力成功实施其分类功能的基础，经过潜移默化、制度化的等级结构内化为行动者的认知结构，使行动者自觉地、不加反思地接受现有的分配结构，形成对现实的幻象和误识。事实上，看似民主、平等的人才奖励制度掩盖了权力再分配过程中的不平等、不合理现象。“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以及择优奖励使得通过文化资本进行的微妙的特权传递成为可能。”制造各种头衔的“人才工程”成为把社会的等级区分微妙地转化为评判学者的强有力的分类系统。
人才奖励计划的标准化、制度化运作通过生产象征性符号——学者头衔而不断生成象征权力。每一次头衔评比都是对象征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年复一年的头衔评比通过标准化、制度化的过程， 无形中强化了象征权力的权威性。而且，头衔生产的不仅是学术性的象征权力，同时也是社会性的象征权力，譬如学者的声誉、威望、地位等。学者通过拥有头衔不断地积累象征资本，持续扩大着其在学术共同体中的象征权力。学者对象征符号的追逐本质上是对其背后所蕴含的象征权力的攫取。“象征符号之所以具有权威性，正是由于人们为控制这些象征和符号而不断地互相争斗”。学者通过对象征权力的争夺试图不断扩大自身的话语权，提升其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进而为下一轮或更高层次的头衔竞争积攒有利条件。
学者获得头衔不仅意味着其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同时也意味着有很大机会成为所在学科的新的“掌门人”。拥有头衔的学者一旦成为其领域的权威，对新的学术精英的挑选将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和实际的操控权，同时也会影响到学术规则的制定和所在学科的研究趋向等。而没有头衔的学者则充当着“失意者”的角色，通常处于学术场域中的边缘地位。这些学者往往更难申请到课题，难以获得科研经费支持，在日常学术生活中通常是被忽视的。就符号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占有量而言，它们与学者所获头衔的级别基本上是对应的。“赢者通吃”已成为学术场中司空见惯的定律， 而头衔低或无头衔的普通学者获得的学术资源则明显较少，资源占有量的缺乏更加强化了高校“青椒”或弱势学者的底层地位。并且，学者可获取的资源基本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将继续再生产结构化的学术秩序。
“任何社会中的任何象征体系都是一种秩序的建构，都服务于社会现实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建构。”因人才奖励计划所带来的头衔评选实际上是对现有学术秩序的巩固和再生产。头衔不仅塑造着人们对日常学术行为的理解，而且帮助确立并维持了学者的等级秩序。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头衔符号的确影响着学术秩序的建构和学者地位的区隔。现实中，符号资本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助推学者分层的力量。
五、“唯帽子”的破解之道
名目繁多的学者头衔的出现实际上暗示着真正学者的欠缺。正是因为相应意义的缺失，所以大量符号出现了。“需要符号，就证明符号的某种意义在解释群体那里不在场；如果某种符号泛滥，就证明社会对某种意义有迫切的需要。”政府部门及高校设立学者奖励计划，对学者进行鼓励和资助本身并无不妥，学者也并非不可以拥有头衔。学者头衔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头衔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符号，它演化为一种象征权力与符号资本，具有了寻租价值。它对正常的学术秩序造成了干扰，导致了学者的等级化与学术追求的功利化、表面化，以及科研资源的错配与浪费。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唯帽子”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复杂，既受制于科研评价制度，也囿于符号自身的功能与属性。鉴于此，破解“唯帽子”难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转变思路，发挥头衔符号的正向功能
实际上，不仅是学者奖励计划中的头衔，任何头衔（包括职称评审制度、导师遴选制度等）只要喻示学者能力和工资待遇的差异，同样都存在着制度异化和符号异化的风险，它们不可避免地造成学者的分层以及一些功利化科研行为的出现。事实上，人很难根除符号的影响。正如卡西尔所言，“人是符号的动物”，人和社会依赖符号，不用符号无法表达、传送、理解意义。破解“帽子”难题并非易事，因为社会无法阻止符号的出现，一种符号的消失可能意味着另一种符号即将出现。这也是长期以来“唯帽子”问题无法破解的一大原因。决策者应该换一种思路，不应是消灭符号，而应该对符号加以利用。问题的落脚点是如何更好地利用符号，以发挥符号的正向功能——价值引领和激发学术活力。
（二）设置退出机制，遏制“帽子”的市场化运作
头衔在人才市场的高价交换是对科研与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设置头衔退出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势头的发展。例如，当头衔学者调动工作单位时可视为主动放弃头衔，应停止享有因头衔带来的待遇与资助。这样高校在引进人才时才更有可能以实际能力去评判人才，而不是以空无的帽子符号选拔人才。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为了突出符号的所指特性，弱化能指的意义衍生。
（三）改革高校评价机制，不以“帽子”论学科发展
当前的高校评估和学科排名中强调了头衔的价值与作用，评价是“指挥棒”，高校为了办学政绩与学科发展必然要迎合评价的标准，对头衔符号的追逐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弱化“帽子”在高校评估、学科排名中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高校对人才头衔的追逐，从而使高校能够按照自身需求引进人才，而不是为了头衔符号而引进人才。同时，也可以使高校挣脱出形式逻辑与符号规训，在学校的发展和管理中获得更多的自主权。
（四）回归头衔的学术性与荣誉性
在人才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利益与头衔的关系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当前，人才工程总体上以一种学科治理技术的面貌呈现，过于突出人才工程的利益性和外在刺激，学术性和荣誉性相对较弱。从本质上说，学术头衔是学术性和荣誉性的，其设计思路也应突出头衔的学术性和荣誉性， 同时淡化头衔的利益相关性。学术活力的激发不能仅仅依靠外在功利的刺激来驱动，最终应回到学术驱动、学科驱动和荣誉驱动上来。人才工程的设计思路也应由管控导向向服务导向转变，最终使人才计划服务于学者，服务于学术，服务于学科，服务于高校，而不是服务于形式，服务于数据，服务于符号。
作者：昌成明 熊和平
作者简介：昌成明（1990-），男，河南洛阳人，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教育符号学与高等教育研究。熊和平，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0年第6期 P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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