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上海动物园：近代中国休闲娱乐与社会教育的新设施

当今各大都市一般都设有动物园，无论成人还是儿童对动物园均不感陌生。而在近代中国，动物园却是从无到有的新生事物，可视为思想进步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公立动物园不仅被认为是休闲娱乐场所，而且还被视为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新设施，在许多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与作用。但当代学者对此未予重视，迄至目前，学术界尚无探究上海动物园创设动因与意义的研究成果。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相关问题略作论述。

动物园一词，在清末已见诸报端，并有设立动物园之尝试，但当时多称“万牲园”，其功能及性质与现代意义的动物园存在一定差异。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大臣戴鸿慈、端方等奏请仿效各国导民法，次第举办图书馆、博物馆、万牲园、公园。同年，清朝农工商部奏准在京师筹办农事试验场，计划在场内附设万牲园。据称，万牲园的修建“更主要的是邀宠慈禧太后”。次年7月该园初步建成，成为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动物园。但该园初建时与民国时期的公立动物园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还曾规定男女不能在园中同游，故有民国人士称之为“旧日之兽苑”。

1910年在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是首次初具全国规模的博览会，历时长达半年。据报载：“东三省特来会场设动物园，采备奇禽异兽，以扩同胞之眼界，名目繁多，已略载前报。日昨有二狮二虎两鹿用大木柙运到会场，送入该园饲畜。其余各兽，不日皆可运到，择期开园矣。”在南洋劝业会设立动物园，对于吸引更多的人前往观览不无裨益，但该园只是临时设立，劝业会闭幕后即撤除，也明显不同于后来的常设动物园。

“考世界动物园，滥觞于奥国维也纳之解婆罗尼（Wien-Schonbunn），该园创设在西历一七五二年。”至19世纪下半叶，美英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创办具有现代意义的动物园。上海最早出现的动物园，也是外人建于公共租界内的兆丰公园动物园（因附设于兆丰公园而得此名）。“工部局在民国三年，开始建筑兆丰公园，当时园地监督麦克利在他的计划书中，指明拟在园内辟设动物部，实际迟至民国七年，园内始有鸳鸯、鸽、猫头鹰、兔、山羊、鸱、猴等禽兽陈列。十年，工部局出资购得毗连园址北部空地二亩九分三厘九毫，辟作动物园。十一年，工竣开放。”国人自办规模较大的公立动物园，源自20世纪30年代初创设的上海动物园。1931年8月，上海市教育局拟定征求动植物办法，向市政府呈请创办动物园。报载“巿教育局以整理文庙工作，业经巿工务局积极进行，依期工竣，内部布置，亟待规画，而动物园之筹设，尤属不容稍缓。爰经拟具征求巿立动物园动植矿物办法七条，以便先事搜集，留备将来园中陈列”。所订办法说明：“凡捐赠前项动植矿物，或动物合价值在五十元以上者，除由本局掣给收据，并于其陈列或栽植处所特制名牌外，并于园内立石题名，以资纪念。”教育局在拟具建设动物园计划草案后，经局务会议修正通过，“即于同年九月十七日呈请市政府拨款设立，当时因市库竭蹶，指令缓办。经几度呈请，于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始奉市政府第一二四一五号指令，准将音乐厅建筑费暂行移用”，作为创建动物园的启动经费。

上海动物园何以由教育局出面呈请市政府批准创设，在今人看来似乎有些费解。但在当时，动物园却是作为具有休闲娱乐与社会教育双重功效的新设施，属于广义的教育事业，因而由教育局出面呈办顺理成章。揆诸近代中国教育史发展进程，可知“社会教育”一词虽在民初官方文件中即已出现，但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和社会实践，兴盛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一时期出版了为数众多的相关著作，包括马宗荣的《比较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概说》《现代社会教育泛论》《社会教育事业十讲》，陈友松的《各国社会教育事业》，蒋建白、吕海澜的《中国社会教育行政》等。这些著作除介绍欧美和日本的社会教育理论与实践，也论及发展中国社会教育的意义。1931年12月，致力于发展社会教育的民间团体——中国社会教育社创立。在此前后，上海市教育局也联合社会教育界人士创设相关团体。“以研究社会教育学术，推行社会教育事业为宗旨”的上海社会教育社正式宣告创设。上述众多论著的出版与民间社教团体的设立，以及一系列实践活动的开展，成为社会教育趋于兴盛的重要标志。

所谓社会教育，是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对应的概念，一般指社会机构、团体或组织所开展的教育活动。社会教育的对象往往并非特定人群，而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其目的和意义在于丰富民众的业余生活，提高民众的文化与知识水准，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按民国社会教育人士所言，“社会教育目标，为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养成健全公民，提高文化水准，以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发展”。

在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的具体设施十分广泛，包括民众教育馆、中心国民学校、各类补习学校、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美术馆、博物馆、公园、动物园、植物园等。这些社会教育设施的创设与管理，基本上都是由执掌教育事业的教育局负责，动物园也不例外。需要指出的是，不知何故，当今学术界研究民国社会教育设施，很少提及动物园，但时人却认为动物园既可提供休闲娱乐，也是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设施之一。例如民国时期从事社会教育研究的著名学者马宗荣，所撰《社会教育十讲》一书中的第九讲，即是“动物园的设施与教育”，阐明动物园“是搜集活的动物而饲畜之，以供民众观览研究的社会教育实施机关”。动物园的具体作用为：“供民众的休乐”，“扩充民众的智慧”，“供动物学者专门学术上的研钻”，“保护繁殖将绝灭的动物”。稍后，马宗荣还曾说明动物园在社会教育事业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为“动物园的启蒙教化事业”，二是“动物园的民众教育事业”，三是“动物园的学术研究事业”。由于“民众中不明白动物园之功用，而不能利用之者，其数不少，动物园的启蒙教化事业，即以此等人为对象”。

社会教育在民国时期又称民众教育，杨佩文编著的《民众教育实施法》一书，在第7章也专门介绍了“动物院”，认为“我国幅员辽阔，所产动物种类至多，然自东徂西，由南而北，尚无一所合理之动物院，有之亦仅类似旧日之兽苑而已。反观东西各国，对于是项社会文化事业，经营计划，不遗余力”。曾长期参与社会教育实践并出任上海动物园主任的沈祥瑞，也特别强调动物园在社会教育中的作用，认为中国动物园建设远远落后于欧美与日本，迫切需要急起直追。他指出：“动物园为社教观览设施中最感兴趣之机关，其作用不仅足供大众观赏娱乐，抑且对于灌输动物常识及研究生物学术，不致有顾此失彼之憾，倘能运动得法，则其效果可较其他任何观览设施为显著。”因此，“欧美各大都市，莫不设有规模宏大、设施完善之动物园，主其事者，固皆殚精竭虑，日谋质量之改良，政府当局，咸亦不惜巨资，尽其扩充之能事。即如国土蕞小之日本，现设动物园，已有三十余所之多”。而当时的中国，“较诸邻邦，瞠乎后矣。为启发民众智识，增加研究生物效率计，自应急起直追者也”。

可见民国时期的动物园被普遍认为并非单一的休闲娱乐场所，同时也是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设施之一。20世纪30年代，“上海为三百万人口之大都市，风气之开，为各地先。顾市民知识，尚多缺乏，社会习俗，尤趋衰颓。学校教育固应扩充，社会教育，更有继起直追之必要”。上海市教育局呈请市政府拨款建设动物园，也是将其作为提供正当娱乐与社会教育的新设施。据该局业务报告记载：“本市人口绸密，学校如林，沪南城厢一带为尤甚。一般青年学子，职工商贾，业余休闲之时，苟无正当娱乐场所，以资消遣，往往易入歧途，沾染恶习。本局有鉴于此，除在文庙路文庙旧址，布置园景，设立民众教育馆、图书馆，以作民众业余游息之地外，复就文庙路芹圃原址，计划建筑动物园，准备搜集温寒热带各种动物，豢养陈列，一方作学校直观教学时之材料，使学生对于动物得准确之观念，一方供各界业余后之观赏，借资消遣。”很显然，上海市教育局是将动物园和民众教育馆、图书馆一起视为开展社会教育的系列设施。曾相继担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和社会局局长的潘公展，在阐述创办动物园的动因时更加明确而具体地表示：“动物园与图书馆、博物馆同为社会教育之重要事业，三者设施之对象不同，其教育社会之功能亦有别。图书馆搜藏文献图籍，博物馆则陈列标本模型，身入其境者，非具有相当学识，即不能引起浏览观摩之兴趣。动物园集世界著名动物于一处，按其习性布置环境，各能生动活泼，形态毕露，与野居无异，入园游览者，无论智愚老幼，对于各种动物之声色情状，生活习性，俱不难相当辨认，使人油然而生爱护生物之心，于涵养儿童德性，影响尤大。故动物园不仅供民众游乐欣赏，而增益知识，补助教育，其功效或较图书馆、博物馆更加普遍而宏远也。”在潘公展看来，动物园的社会教育功效，较诸图书馆和博物馆似乎更为显著。其实三者的功效各有侧重，不宜简单类比。不过，动物园肯定更受青少年与儿童的欢迎。上海市动物园建成后，沈祥瑞也强调“社会教育观览机关之最使人注目者，莫动物园若……举凡各种动物常识之灌输，品种之保育，生产之改进，学术之研究，实为其内涵之使命”。

正因为意识到动物园具有休闲娱乐与社会教育的双重功效，市教育局在初次向市政府呈请未果后，并未放弃，随后又不断呈报，反复阐明创办动物园的重要意义。上海市政府也渐予重视，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于1931年10月底批准修建动物园，并决定将“业经核准而未用之音乐厅建筑费二万元，作为该园开办费，以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三元为建筑费，七千零三十七元为购置费”。于是，建设动物园终于从最初的设想变成为现实。

在获得市政府批准，且启动经费落实之后，教育局即着手解决修建动物园前期面临的问题。所定修建动物园之原址，因军政部在该处设有无线电台，教育局呈请市政府多次与军事部门交涉接洽，最终将无线电台移往他处。此外，文庙路芹圃“内有坟墓多处，有碍建筑，亟应设法迁让，以利进行”。据文庙管理员报称：“该项坟墓曩时每逢清明节，间或有人前来焚化草纸。自军政部借设无线电台后，未见有人。究竟有无后裔，不得而知。”教育局与土地局“特会衔布告，仰各该坟墓后裔，尽本年七月十五日以前向本土地局具报迁让。逾期不遵，即视为无主坟墓，代为迁移，毋得自误”。

与此同时，教育局函请工务局绘图设计建筑。迨1932年7月动物园建筑图样确定，即由教育局和工务局会衔登报招商承建。共有8家公司参与竞标，8月6日在工务局当众开标，由三森建筑公司中标，旋将开标情形及建筑合同报送市政府审核“准予备案”。第一期园舍建筑工程于当月16日开工，预计项目包括狮虎豹熊等动物舍，热带动物舍（即水汀室），以及孔雀棚、杂禽舍、驴鹿等动物舍、象驼饲养场舍、小动物舍、水属动物饲养池、标本室、办公室等。历经四月余，一期工程于年底初步完成，但孔雀亭、杂禽舍因故未建。1933年1月，市政府派员验收后，即交由教育局接管。在一期工程行将结束时，教育局又向市政府“作第二次请款，计请得银柒千元”，得以接续启动第二期设备工程。“所有第二期设备工程，如装置水汀水管电灯，以及修砌驳岸，堆栈假山，铺草植树等等工事，因需要迫切，并经提前动工”。至1933年2月，第二期工程也告完竣。但园中应设之孔雀棚、杂禽舍、公共厕所及全部动物舍前的铁栏杆等，仍付阙如。教育局再向市政府“作第三次请款，计请得银四千七百元，仍由三森公司承建”。至5月底，“全部工程，始获竣事”。

对于动物园修建工程，当时的报刊舆论十分关注，并随工程进展时有报道，民众也盼望动物园能尽快建成开放。动物园一期工程尚未全部结束，《申报》就曾详细描述了动物园的概况：“该园大门正侧各一，与市民敎馆相对，四周围以短墙，办公室在园之中央，周围有二丈深之石砌池沟，为蓄养水禽之用，旁有假山一座，上有芳亭，供游人休息，下有金鱼池及兔子洞。动物室共有大小四间，大者面积十四方丈，屋顶及正面俱系铁栅，内分两部分，现藏新到之狮子及黑熊各一对。尚有一间，面积相同，内外各分六小间，有门可通，装有水汀，日间可驱动物于外笼，供众观览，晚上宿于内笼，以保体温。其余二间较小，专为饲养驯服动物之用，此外有茅亭三座，围以铁网，专养飞禽类动物。”该报道针对民众的切盼之情，声称动物园工程“现已大致就绪，本年内即可完成，明年元旦，实行开放”。但这一估计显然过于乐观。

第三期工程中孔雀棚与杂禽舍的修建似乎较为困难，延时较长，至1932年底迄未完工。尤其“杂禽舍系就池边建筑，半在陆地，半在水中，工程进行，较为费力，大约须至明年一月底，方能完工”。因此，报章又不得不遗憾地向民众告知，“明年元旦、恐不及开放”。教育局和工务局对修建工程均抓紧督促，建筑公司也希望能够早日竣工，“自筹备布置以来，异常忙碌”。1月的上海，“连日大雪纷飞，仍在督匠工作”。记者又预计“市动物园下月可竣工”，不久即可开放。然而，这仍然只是良好的愿望。事实上，动物园的修建并不容易，最后拖延至1933年8月才正式对外开放。

1933年6月，上海市政府派员对动物园第三期工程进行验收。据市政府行政报告记载：“该园第一二两期，前经本府派员验收，同时由市教育局点收接管，第三期工程亦已于六月九日下午二时验收，当由市工务局代表将铁焊铅丝杂禽舍、孔雀棚、小杂禽舍、小动物舍前铁焊铅丝棚各一座，獐鹿等动物棚四座，厕所两间，及铁焊铅丝栏杆等各项，逐一由本府验收委员验收，同时由市教育局派员点明接收。”验收之后，市政府要求对动物园尽快“进行内部布置，期于七月底一律完竣，八月初开放”。

上海动物园有一个不断扩建发展的过程。初建之动物园占地仅7.3亩，“异常狭小，不敷应用，如有较大动物添购，实无地位可供安置”。为此，动物园一直希望扩充园地。紧邻动物园有10余幢，占地一亩，“系本市公产，已由教育局向市政府呈准拨充本园基地”。另还计划增建熊、豹、大象动物舍各一大间，添设动物标本室等。1933年10月，动物园再次提出扩充计划与预算，“市政府以该动物园呈请各节，尚属急需，已允予所请，着令财政局会同教育局，即予兴建。至该园所造预算书，计大动物舍两间，需款四千八百元；池边加筑驳岸，需款九百十八元；动物舍内装置自来水龙头，需款一百十元；放宽园路，需款二百三十六元；建筑大茅亭，需款三百五十二元六角，合计需费六千四百十元六角，市政府已饬财政局照拨”。可见市政府对动物园的发展在经费上给予了大力支持。1934年2月，大茅亭与熊豹新舍落成。稍后，大象舍、骆驼舍以及鲸鱼标本陈列馆也相继建成。

动物园是民众娱乐休闲与开展社会教育的新设施，它的创办不仅需要政府提供经费支持，而且也需要得到社会的帮助。前曾述及，教育局在向市政府呈请创设动物园时，即已同时拟具向社会征集动植矿物办法，以便动物园建筑工程完成后，能够及时向民众开放。其具体办法主要为向社会各界征求、出资购买、互相交换等三种方式。

动物园的创建既需要有各类动物，同时也需在园内配备植物和矿物。教育局登报发出呼吁之后，得到社会热心人士和组织的支持。例如“上海市教育局征求市立动物园动植矿物办法，自经登报公布后，本市金神父路青青农园即经按照规定手续，开具应征花木种类，函请市教育局派员领取。该农园捐赠花木，计有八种，樱花十六株，金钱十二株，小冬青二千株”。对此，教育局表示，“该农园热心赞助市立动物园之建设，捐赠大批花木，为各界先导”，并“备函致谢”。此后，不断有市民和畜牧公司向正在建设中的动物园赠送各种小动物。“一月来市民以动物见赠者，颇为踊跃……尙有本埠畜牧公司数家，亦将以欧美各国所产之各种家畜家禽送局。以上各动物均暂行留养于市立第一公共学校内，一俟该园工竣，即行迁入。”动物园“为增加各种动物起见，特征求私人捐赠或寄养”，并制定奖励办法，“凡捐值二元以上之动物，得送门券或常年券，标明名姓制牌树立园中，以供众览；价值巨者，或再登报鸣谢。二元以下者，亦得酌送门券数张”。动物园建成后，有些官员也曾以私人名义捐赠动物。例如“财政部孔部长捐赠极名贵之白鹤一对、蓝翎孔雀一只，同时吴市长亦捐赠锦鸡三只，殊使该园添色”。

但是，赠送给动物园的都是一些小动物，而且“各界人士，虽时以各种动物割爱见赠，无如所赠品种，大率类同者多，远道产物，殊不易多觏”。于是，动物园又请求教育局援照欧美各国公立动物园征集动物先例，呈请咨行各省市政府暨侨务委员会代为征集，同时与外埠学术团体豢养动物机关，“以有易无，直接互相交换”。动物园还向教育局阐明：“凡属各地著名物产奇异变态各动物，如能多多赠与，则本园受惠之余，谨当悬牌题名，永志不忘。即万一须出资购买者，亦得凭借政令，免除意外障碍。将来集其大成，汇为巨观，则不特适应市民欣赏之用，抑亦予学术界研究便利也。”教育局认为“动物种类繁多，产地不同，一隅之力，自难罗致，所请尚属实情”，遂呈请市政府批准施行。所以，现可查到当时全国许多省份都公开登载有省政府训令，要求各级政府和教育局代为上海动物园征集动物。

经上海市政府据情分别咨行各省市政府暨侨务委员会之后，察哈尔省政府、暹罗中华总商会、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泗水动物园等，“先后复文，或称代为征募，或允相互交换”。担任川省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的卢作孚，委派院董郑壁成与动物园接洽，商议交换动物事项。随后上海动物园以雄袋鼠一只、灰鹤与鸳鸯雁各一对，换得金钱豹二只。“彼此往来运费，统由民生实业公司优待免收，并承沿途照料伺养，以商运航运公司，为两方远道社教机关尽此义务，殊见热心公益。”此外，动物园还曾与嘉陵江三峡实验区办理动物交换。“所有海外及边远各省市代征交换运输事宜，亦拟呈请铁道交通两部，予以收转便利”，获铁道部和交通部批准。动物园为征集老虎，致函虎标永安堂大药房上海分行经理胡桂庚，希望能够提供帮助。胡复函表示：“贵园罗列动物，布置井然，足征管理有方，至为钦佩。承嘱敝堂捐助猛虎一节，事关市民公益，敢不如命。除已函商敝堂主人胡文虎先生及从中向各处物色外，先此奉复。”此外，中华书局决定以各种动物标本，解剖模型，长期交换送动物园陈列。由此可以说，上海动物园的成功创办，也得益于各方的支持与帮助。

上海动物园建成后，园内绝大多数动物系从各处购置而来。这既需花费一笔不小的开支，也需费时费力四处打探与洽谈。初创之际上海市政府划拨两万元，其中7000余元即是用作购置费。其后凡添置大型或珍贵动物，又再向市政府申请专项经费。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上海动物园开园时，兽类动物已有15种，包括狮、虎、豹、熊、猕猴、鹿、袋鼠、狐、狸、獾、灵猫、兔等；禽类动物多达36种，包括彩羽和白羽孔雀、白鹤、灰鹤、鹰、鸿雁、锦鸡、白鹭、苍鹭等，购置费总计约洋6000元。其中“价格最高者，以狮子一对二千一百五十元，虎一头九百五十元，豹一头二百十元，均于去年购自南洋”。上海动物园的动物品种与数量虽远不及欧美及日本历史悠久的动物园，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人自办动物园能够从无到有，并在短时间内征集到这些动物也实属难能可贵。时人表示：“市立动物园，虽较外国所有之规模相形见小，但以之夸雄于国内，则实无其匹矣。”

值得补充说明的是，上海动物园开放后，教育局为进一步扩充社会教育新设施，接着又报经市政府批准，在龙华路新桥路口建设市立植物园。历时一年余，植物园于1934年11月1日正式开放，“市民及公私立各级学校敎职员学生均得自由前往参观，借资研究”。有报道称：“上海之有植物园，尚属创举……该园占地数亩，四周围以篱笆，中建办公室、展览室及研究室等。研究室内备有植物分类、植物形态表格及制作标本用具，以供各校实验参考之用；展览室内陈列各种植物标本，围以镜框，颇为播美。”动物园和植物园的相继建设，连同1931年12月建成，次年6月对外开放的上海市立图书馆，以及1935年10月上海市立博物馆的落成，表明教育局与市政府对社会教育高度重视，在建设社会教育新设施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上海动物园建成开放之后，全国各大报纸均曾报道，还带动了其他大都市动物园的筹建。例如1934年北平“市民王治中、马纯五等七人，联名具呈市政府，请设立一动物园”。王治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动物园之设置，颇为市民所渴望，故本人特召集股本一万三千元为建筑费，以六千元为购置动物费，现已呈请市政府核办。”该计划似乎并未能得到实施，但原农事试验场动物园由北平市政府管理以后，为满足广大民众的要求，适应社会教育需要，于1935年决定进一步扩大规模，添加各种动物，以建成真正意义的现代动物园。

上海动物园是由国人自行创办的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动物园。“第以公立动物园，在国中尚属首创，一切设施，殊无准则可寻。”为使新建的动物园正常运行，上海市教育局在开园之际即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就隶属关系而言，动物园的主管机关虽为教育局，但教育局又是市政府的下属机关，因此教育局为动物园制定的各项规章，均须呈报市政府审核批准，并由市政府颁布指令施行。故而动物园与民众教育馆相似，也可以说是间接隶属于市政府的一个公立社教机构。

由于动物园自身管理的需要，教育局首先订立的规章是《上海市市立动物园组织规则》和《上海市市立动物园主任任免及服务规则》。组织规则主要是对动物园内部人员设置、组织建构及其职责的规定，指明动物园“隶属于上海市教育局”，设主任1人主持园务，由教育局局长呈请市长委任之。下设总务组、管理组、研究组。总务组负责庶务、会计、文书以及不属于其他各组之事项，管理组负责动物之饲蓄、保养及卫生诊疗等事项，研究组负责动物生活之研究、标本之制作及统计编辑等事项。各组设总干事1人，干事若干人，由主任呈请教育局局长委派之。另设兽医顾问1人，由主任呈请教育局局长延聘之。酌设书记员，助理各项事务，其员额由主任呈请教育局局长核定。另外，还规定设园务会议，由主任及全体干事组织之，以主任为主席，会议细则另订。在教育局呈报市政府审核的动物园组织规则中，原定动物园负责人名称为园长，市政府指令“动物园园长应改称主任，又主任干事应改称总干事”。但动物园开园后，实际工作人员并不多，只有主任1人，干事2人（研究组干事由主任兼），干事员2人，兽医顾问1人，售券员和收券员各1人，共计8人，另有园役10人，但园役并非动物园正式职员。据1936年《上海市市立动物园概况》收录的一张动物园全体职员照片，可知这8名职员分别是沈祥瑞、徐炳荣、王兆麟、曹永年、叶芳梅、陆鼎臣、孔详毅、包缠虹。

《上海市市立动物园主任任免及服务规则》规定，主任“由教育局局长遴选合格人员，呈请市长委任之”，“须品格健全，才学优长，服膺党义，并具有左列资格之一者为合格”。资格计两条，其一是大学农学院或理学院生物学系，或农业专科，或兽医专科学校毕业，“对于动物确有研究，并有办理社会教育一年以上之经验者”；其二是高级中学农科及其同等程度之农业学校毕业，对于动物学确有研究，并具有办理社会教育三年以上之经验者。另与其他组织与团体的规定一样，被剥夺公权尚未复权者，亏空公款尚未清偿者，吸用鸦片或其他代用品者，均不得任用为主任。动物园主任之职责甚广，包括规划园务设施之方针方案，编拟各项工作纲要，支配指导各组业务并督促考核其实施进行，利用园务设施推行社会教育，指导编辑各种刊物和统计图表，并负最后核稿之责，召集各种关于园务设施之各项会议并为主席，审订园内各项规章，保管园产及支配全园经费，另还代表动物园处理对外一切事务。主任如有玩忽职务发生重大错误，违背党义与政府法令，侵蚀公款，经教育局查明属实，“得随时呈请市长停止其职务”。动物园主任由教育局呈请市长委任，表明市政府对动物园的重视，而主任职责中规定必须“利用园务设施推行社会教育”，则体现了当时动物园作为社会教育机构之一的历史特征。

上海动物园开园之前，经教育局物色人选，呈报市长委任沈祥瑞为主任。沈祥瑞系上海县人，大约出生于1900年，担任动物园主任时年仅30余岁。早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在上海务本女子中学短期任教，后曾任上海县实业局劝业员，上海公共学校园建成后担任主任，较早即投身于社会教育事业，当属动物园主任的合适人选。沈祥瑞十分重视社会教育的重要作用，对动物园也情有独钟，并撰有《动物园》一书（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教育丛书中的一种）。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园长古贺忠道为该书作序，说明“动物园为都市中社会教育重要设施之一，而意义之深切颇著，匪特在都市中适应是项设施，即在各地有社会机构之处，亦应尽量推广”。另还对沈著大加肯定，认为“沈君祥瑞近著社会教育丛书中之《动物园》一书，诚适应时代之需要，余信今后中华民国动物园事业之得以发展，本书与大力焉”。在职员和经费均告短缺的情况下，沈祥瑞殚精竭虑，精心策划，为动物园的经营和管理付出了极大努力。为了学习国外动物园的管理经验，沈祥瑞奉命于1935年10月前往东京上野动物园观摩实习，并参观考察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畜产局、兽疫调查所以及多个城市的动物园，时间长达近半年之久。回国之后，向教育局提出仿照日本另建大型动物园的详细计划，市政府虽对此计划表示支持，但“九一八事变”后因时局紧张而无法付诸实施。

沈祥瑞上任之后，又主持制定了一系列规章，报教育局和市政府审批施行。《上海市市立动物园总干事干事任免及服务规则》规定，依据组织规则，设立总干事和干事各若干人助理园务，由教育局委派。“总干事及干事为专任职，不得兼任任何有给职务”，其任职资格与具体职责均十分明确。《上海市市立动物园办事细则》依据动物园组织规则第10条订定，除规定各组之具体职责，还说明“本园园务会议之决议，以主任及全体干事过半数之出席，出席人员过半数之同意行之”；园务会议每月举行二次，由主任召集之，遇必要时得开临时会议；遇有紧要公务，得将办公时间酌量提前或延长；在办公时间外及休假日，须指定值日人员驻园，办理临时发生事项。

《上海市市立动物园开放规则》规定，“本园开放时间通常定为每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六时，惟得依时令延长或缩短之。例假日之翌日停止开放”。关于门券，规定“市民来园游览，须凭门券。门券分普通、常年两种”。普通券每张铜圆6枚（儿童在标准长度以下者减半），常年券每张银1元。各学校学生团体参观，由学校正式备函接洽，并由教师带领者免购门券。各团体机关特派参观人员，由各该团体机关备函接洽，经动物园认可者也免购门券。按沈祥瑞最初设想，动物园作为公共社会教育设施，前往参观者无需购买门券。他曾具体说明：“入园游览，本拟不售门券，随意出入。”但动物园面积狭隘，不能同时容纳过多人员参观，“嗣以各方要求，为便于管理及限制过量人数起见，酌收极低廉的券资，计普通成人收铜元六枚，在标准高度以下（即市尺四尺四寸以下）的儿童，只收铜元三枚，又为优待军警、保卫团员丁、救火人员起见，已呈准市教育局，凡穿着制服佩带符号者，均得减半收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门票价格确较低廉，普通百姓也可承受。

上述规章的规定，有些因实际条件限制而未能施行，如总干事未设立，只设立了干事，但绝大多数规定仍得到较好执行。动物园编撰的《上海市市立动物园概况》，详细列举了自1933年7月31日至1936年6月30日（即该书编撰截止日）的动物园大事记，每次园务会议、经费使用、社教活动、动物增减、动物例行检查、生病治疗、动物舍添建以及其他相关事项，均有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新建的上海动物园在管理与运行方面称得上是比较规范的，同时也为此后建设的其他公立动物园提供了示范与借鉴。

前曾述及，伴随着上海动物园建筑工程的进展，报刊媒体曾多次预告动物园的开放时间，但均未能按照预期实现。1933年6月市政府对动物园第三期工程进行验收后，本希望于7月初对外开放，动物园也按此时间加紧准备，结果仍未如期开放。动物园主任沈祥瑞向民众表示歉意，说明“动物园本可于七月初开放，又以中小学校会考委员会借用本园办公，为机密起见，故延至八月一日始得实行开放，有劳各界盼望，实深抱歉”。

动物园开园前一日，诸多报纸即对新建的动物园进行了较详细的报道，开放当日更受关注，全国各大报争相报道。记者感慨动物园“狮虎豹熊狐兔孔雀等无一不备”，旧址“房屋园林，颓败不堪，旋经改建，始焕然一新。毶毶碧柳，滟滟深池，水阁茅亭，假山曲径，一一如画。占地虽不广，但别有佳趣，布置者固煞费经营也。门外交叉党国旗，入口出口，秩序井然，有开放规则公布于外，维持秩序者，有警士及该园职员多人”。对于动物园的开放，民众期待已久，故开放首日“参观人数极为踊跃”。动物园预计开放首日参观人数较多，可能达至5千人，故于前晚将5千张门券先行盖印，以作备用。“不料到了翌日开放后上午十一时，五千张盖印的门券，销售一空，于是派一人专司券上盖印”。据沈祥瑞报称，是日清晨6时，动物园大门口即有不少游人等待入园。“到了将近八时，文庙路上，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开放后售券处的工作，忙碌得异乎寻常，约计每二秒钟，即须售出门券一张。大门口进门的人，好像潮涌一般”。连续三日，前往动物园参观的人数都比预期多出一倍有余。据动物园统计，第一日为10321人，成人7353人，儿童2968人；第二日10432人，成人8264人，儿童2168人；第三日10765人，成人8801人，儿童1964人。由于游人太多，“近几天来，那个橡皮图章，打得字也模糊不清了”。入园参观人数太多，维持秩序也显得十分重要，于是动物园不得不呈请教育局转咨公安局，在园内添派警士。由此可见动物园深受广大民众欢迎的程度。上海动物园开园后，德国训练动物著名专家海京伯、美国动物专家施密斯等，也曾相继前往参观。

动物园的开放时间，最初为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时至6时，后根据季节变换做出了不同安排。3至4月为上午9时至12时，下午1时至5时30分；5月至6月为上午8时30分至12时，下午1时30分至6时；7至8月为上午8时至12时，下午3时至7时；9至10月为上午8时至12时，下午1时30分至6时，11月至2月为上午9时至12时，下午1时至5时。按照季节对开放时间进行调整，虽系着眼于方便游人，但两个月即更改开放时间，似乎变更过于频繁，而且中午不开放，与现今动物园显有区别。

动物园的参观人数，日常一般每日大约保持在5~6千人，春季游人较多，节假日则过万。“游客极为拥挤、故在园门口购票、使游客因拥挤而感不便”，有鉴于此，动物园积极设法避免发生这种状况，“承老西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允义务代销门劵，该园当即呈准敎局，故自四月一日起，每日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星期日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可在老西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预买门劵，以免入园购劵时拥挤”。动物园新添有趣或珍奇动物，参观人数也会猛增。1933年11月，动物园积极筹备购置大型动物，呈准市政府拨款添建大动物舍。次年2月，添购双峰骆驼1只。另订购大象一只，因无场舍，只能暂时安置于以木板芦蓬搭盖的临时场所。与此同时，在已有狮、虎、豹、狼、熊、象、骆驼、麋鹿等大动物的基础上，动物园“为扩充起见，特呈准市府，于本年上半年内，先行添购七大动物，计有斑马犀牛白熊海豹猩猩驼鸟长颈鹿七种，业已由该园沈主任研究购买及装运手续后，即将呈请市政府拨款，进行添购新奇动物计划，约于本年上半年内即可运沪，供人参观”。由于新添大动物均需场舍，动物园同时又报经市政府批准积极扩地修建。

与位于公共租界由外人经办的兆丰公园动物园相比较，至1935年，上海市动物园的面积为10.9亩，兆丰动物园为8亩；上海市动物园参观人数为905377人，兆丰动物园因与兆丰公园合为一体，无参观动物园人数的单独统计数据，但兆丰公园与动物园两者合计也只有920778人。上海市动物园原本未曾考虑以门券收取券资，所以定价很低，但由于参观人数较多，每年仍获得一定数额的券资。据统计，1933年参观人数1159306人，收券资20468.44元；1934年参观人数1059781人，收券资17818.18元；1934年参观人数905877人，收券资15598.84元。开园仅一年余，上海动物园即获长足发展。有记载称：“廿三年秋，值该园全盛时代，计有动物舍大小廿八所，兽类有虎、豹、狮、象、黑熊、骆驼、袋鼠、麋鹿等卅二种，禽类有孔雀、白鹤、鹈鹕、鸳鸯、鹭、雁、雉、鹰等四十四种，爬虫类有鳄、蟒、龟、鳖等四种。廿四年二月间，该园更向崇明渔户购得四十余尺长的鲸鱼一尾，头宽丈许，齿锐似锯，肉已挖空，只余皮骨，净重也有五千余斤。”

显而易见，上海动物园开园后，全体职员在沈祥瑞率领下努力经营，精心维护，不断获得发展。“综观该园自开放迄今，已历二载，游众仍接踵观摩，不减兴趣，足见动物园之适应市民，确属十分需要。”公共租界由外人创办的兆丰公园动物园建于1922年，上海市立动物园落成后，参观者自然也会将之与兆丰公园动物园作比较。有的认为前者地狭人挤，后者秩序井然，其原因乃“一个是市立的，一个是工部局的”。对于此说，记者认为“结论不对”，并指出“兆丰花园乃有闲小布尔去的地方，文庙的动物园更多大众性，只看六个铜圆的入场券便可知道。兆丰花园及动物园之静，是靠帝国主义占了偌大土地，有这许多树木之故。文庙路那里，差不多还是街坊”。故而上海动物园虽地狭人挤，但更受普通民众欢迎。也有观众指出：上海动物园内“动物种类相当的多，远过兆丰公园中的动物园”。

另外，还有观众在参观之前以为“这个动物园大概和兆丰花园所有的差不多，只是几个铅丝笼、铁笼，里面装些动物”，但进入动物园参观后却有全新的感觉。“这里所有的情形，却完全不同。当我走进大门向四周一望的时候，只感到花木扶疏，亭阁隐现，假山池塘之间，充满了清雅秀美的景色，绝不像一般动物园的呆板而枯燥。我觉得有这样幽美的布置，方才可以称得起‘动物公园’，否则简直是动物监狱，不会使游人发生快感”。至于“园内动物，虽不能说完备”，但也称上“规模粗具”。可见，即使是与兆丰公园动物园相比较，新建的市立动物园也获得了民众的称赞。

但是，由于条件有限，加之缺乏实际经验，上海动物园也曾不断发生一些意外事故。例如开园次月即曾发生“巨熊出柙”惊扰游客事件。时因大动物舍欠缺，大熊暂被置于小动物舍，逃出了舍门。当时园内尚有众多游客，引起恐慌。后虽费力捉住，但“有一衣冠楚楚之老者，仓猝不及避，熊直扑其身，老者惊扑。幸熊牙早已被取出，得不伤，然衣袂已为爪撕破，饱受虚惊矣”。为此，动物园在报上发表声明，“向受惊游客表示歉忱”，同时“将事实呈报市教育局，并转呈市政府，请迅予拨款添建大动物舍”。次年5月，又发生小豹出柙事故，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也导致游客惊慌。有报道表示：“该园前有黑熊闯出，今又有小豹出柙，动物舍之建筑，似欠坚固，望市政当局，注意及之。”

此外，因卫生和医疗条件限制，动物园还不断发生大型珍贵动物病死事件。1934年4月，“斑豹突然倒地，顷刻毙命，检验致死原因，系属极猛烈急性之炭疽病”，不得不“当即将尸体焚毁，全园棚舍厉行消毒”。1935年1月，一头牝狮患病，虽一直努力救治，最终仍然死亡。紧随其后，仅有的一只老虎也病死，对上海动物园可谓连环打击。特别是老虎的死亡，引起舆论关注，民众深感遗憾。2月17日，饲养员即发现虎患呕吐，食量减半，即由兽医处方医治。随后连日据情换方给药，但均无疗效，其食量愈来愈少，最后拒绝进食。延至23日停止呼吸。“经实业部兽疫防治所解剖，检查内脏，检得肺脏腐烂部分，多而且大，断为空气传染恶性之‘出血性败血症式之肺炎’。据称：该病死亡率极高，一经传染，颇难医治。”当时，狮虎堪称动物园镇园之宝，颇受参观者尤其少年儿童喜爱，上海动物园老虎病死之后，全国各地许多报纸都进行了报道。一些药商也借机在报上接连打出“肺炎猛如虎”的广告，兜售治疗肺炎的药品。虎死之后，动物园千方百计重新添置，同时尽量改善动物居住环境与卫生，预防疾病。1936年2月，兽医经检查发现动物园再现致命炭疽病菌，“为防患起见，亟用喷火器，向各兽棚喷射，以期杀灭”，幸未再次造成动物死亡。

但在当年4月，又发生珍贵动物意外死亡事件。据报道：“本市动物园所陈列之巨象一头，价值三四千元，颇为游人瞩目。讵昨晨该象忽然触电自毙，俟该园工人察觉，已不及救治，殊为惋惜。”大象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购置十分不易，深受参观者欢迎。此次大象并非死于不可治之疾病，系触电而亡，显然与动物园管理不善有所关联。对此，动物园职员深感自责，身为主任的沈祥瑞向教育局自请处分。据动物园报告，大象于深夜“毁坏东侧门铁销闯入夹弄，折向设置电炉处用鼻卷断电线，触电倒地”，至“清晨五时比及发觉，已气绝身死，不及救治。当即据实呈报，并自请处分”。教育局派人“莅园查验灰象触电身死情形”，认定系意外事故，并未给予沈祥瑞处分。尽管动物死亡对于动物园而言当属难以避免，但大型珍贵动物接连死亡，则非正常情形。尤其是老虎与大象相继死亡，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数年以后，仍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市民对于动物园，兴趣非常浓厚，在廿四年二月，园内猛虎患肺病死，以及廿五年四月廿二日，园中巨象触电暴毙，消息传出，报章登载，整个社会，竟为哄动，成为街头巷尾纷纷议论的资料。”

除此之外，上海动物园还曾疑似在观众面前“以活剥禽类饲虎”，造成不良影响。中国保护动物会认为，此举“不仅引起观众残忍之观念，而于儿童见之，尤非所宜”，故“特致函该园劝令制止”。动物园立即在报上发表声明，向民众表达歉意，并同时说明事实与传闻有所出入：“本园狮虎豹等，每日均饲牛肉，惟为调剂其营养料起见，每星期得食鸡一次，并非活呑，亦先杀死，切块供之。”因时值天气炎热，鸡有瘟病，改食鸽子，但也先将鸽闷死，去毛供食。“惟是日适有一鸽未曾闷透，死而复醒，致有此事”，表示今后当严密注意，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也使新建的上海动物园蒙受厄运。1937年7月日本全面扩大侵华战争，平津相继沦陷，8月13日淞沪战事爆发，随即愈演愈烈，持续近3月。在此期间，日军不断派军机投放炸弹，对动物园造成严重威胁。10月中旬，动物园“办公室屋顶，忽中一流弹，闻系未爆炸之高射炮弹，尚无毁损”。尽管流弹未造成损失，但作为动物园主任的沈祥瑞，“以该园畜有狮虎豹熊等猛兽，深虑敌机轰炸，漫无目标，万一棚舍受损，猛兽出柙，其危害附近居民，不堪设想。爰与兆丰公园动物园商得同意，拟将所畜猛兽，寄养于该园。因兆丰公园动物园占地颇大，较为安全。惟该园所畜猛兽，仅熊之棚舍较为坚固，余无隙地，可供畜养，市立动物园乃呈请在本园门票存余项下，拨款建筑临时棚舍，俾资寄养，将来临时棚舍，仍可移动”。这一计划虽获得社会局核准，但“后因时局转变临时中止”。

在日军炮轰下上海南市十数处发生大火，动物园所在地“已沦为战区，至于动物园内动物，除虎豹狮三兽已由该园主任，设法运至安全区域外，其余各动物则仍在园内，给养现已发生困难，同时并闻该园已毁于火”。除虎、豹、狮之外，上海动物园后将蟒、熊、鹿、鹤、孔雀等一部分动物，也陆续移至法租界华龙路顾家宅动物园（又称复兴公园动物园）寄养，其余未能及时转移的动物连同动物园一起，最终都被损毁殆尽。法租界的顾家宅动物园后也遭受严重破坏，难以维持，导致市立动物园寄养在该园的动物也没能逃脱悲剧结局。“因气候关系，巨蟒先冻毙，黑熊、黑豹及狮虎等又相继染肺病而死。”结果，克服诸多困难建成的上海动物园，仅数年之后即毁于日军侵略炮火之下，实在令人痛心与气愤。

迨至战争结束，上海“各种社会教育事业，战前均由政府机关主持办理，战后已全部停顿，无一存在”。有识之士又呼吁上海市政府重建动物园。例如市参议员吴正矱“鉴于动物园为活动教育材料，有益儿童常识，而现在上海唯一之动物园亦遭破坏，不加整顿，却以熊猫坐了专机直飞伦敦，不胜感慨，特请工务局赶用征集或购买方式，充实原有动物园并增加新园”。教育局对重建动物园也比较重视，据1945年12月《申报》报道，“本市市立动物园，原在南市文庙路，八一三后全园毁于炮火。兹悉市教育局为谋复兴社会教育，仍委前动物园主任沈祥瑞等为市立动物园复园委员会筹委，正在计划兴修动物园，购备动物，尚在呈请市府核示中，一俟经费有着，即可恢复旧观”。次年1月，该报又报道“经教育局第十三次局务会议，议决仍任沈祥瑞氏为市动物园主任，且通过该园组织规则，积极筹备，该园之复兴，计日可待”。

然而，这一估计显然过于乐观。当时，战事虽然结束，但受到多年战争破坏的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经济危机日益严重。上海也不例外，市政府面临诸多困难，财政陷于窘境，始终穷于应付，根本无暇顾及动物园的重建。随后，又不断有人呼吁重建动物园。有的阐明“凡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没有不设立一个动物园的。动物园是活的博物馆，以我国国土之大，地方之广，动物品类之多，稍加搜求，不难有许多珍奇的品种，养在一起，任市民观览，供专家研究，是极有意义的一桩事”。还有的指出：上海作为中国的特大都市，“需要一个标准的动物园”，因为“动物园于儿童教育很有裨益，世界各国的市政当局，多半举办动物园，以供市民观览。英美日法等国国内所有的动物园，皆在三四十所以上。以东京上野公园的动物园和伦敦动物园而言，平均每年有三百数十万人参观，情况热烈，可以想见”。但这些呼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同样均无济于事。

1946年10月，中国赠予美国的熊猫由专人护送，“自蓉而渝而沪”，“美方特派医官西尼沿途招待送往美国”。但该熊猫原本有伤，未及启程赴美，即在沪病亡。对此事件上海报纸多有报道，记者看到病死的熊猫“四肢僵直，眼皮未合，眼珠子还是那样黑，那样清”，不仅深表痛惜，而且感慨市立动物园被毁后，连国人欲观赏珍贵的熊猫也属不易。1949年2月，原法租界内的顾家宅动物园经整修后重新开放，“园中陈列野兽，有猴豹鹿鼠鸡等，并有大鳄鱼一条”，上海市立动物园则仍无重建的确切消息。

上海动物园虽不幸毁于日本侵华战争，战后也未能重建，但其建立后经过数年苦心经营，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影响。前已提及，上海动物园创设的动因，除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场所，也缘于当时日益受到重视的社会教育。动物园在民众休闲娱乐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无需详述，在社会教育方面所产生的功效则有必要予以具体阐释。事实表明，上海动物园建成之后在社会教育方面确实发挥了相应的功能与作用，受到舆论肯定。在动物园开放近三年之际有报纸载文指出：“本市市立动物园，开办迄今，园内陈列动物，时有增加，因之游客，非常踊跃，裨益社会教育，殊非浅鲜。”另外，时人还有如下具体说明：“以研究市政的立场来论，博物馆与动物园的设立，却是具有深远的目的与功用，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所必备的市政设施。”不仅如此，“在市政工作内，社会教育及公共娱乐是占绝对的重要地位，而博物馆及动物园，却是供应这两大目的的必要设施”。如果没有动物园的设立，“搜罗产于五洲六水的珍禽奇兽，则隅居一方的人民，因受环境、财力以及时间的限制，不能观览各种动物，以致对于地理及生物的知识也减少许多”。因此，上海“博物馆及动物园等类的市政建设，是造成健全社会，培养良好市民的基础”，其社会教育的功效及意义至为重要。

具体而言，首先，上海动物园对青少年儿童的社会教育功效较为突出。“儿童的心理是好奇的，儿童的求知欲是强烈的，在学校里教师讲授人类历史的进化，世界地理的形势，生物的种类，未免趋于抽象，不能使天真活泼的小学生得到一个具体的概念，看见一种真实的物体，唯有博物馆及动物园能够答复儿童的疑问，满足儿童的欲望，激发儿童的研究兴趣。”自动物园开放之后，即不断有中小学学生通过学校安排与组织，以团体形式免费前往参观，使学生亲眼看到各种动物并留下深刻印象，从中获得各方面新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透过许多少年儿童撰写的参观记，即可看出相关具体影响。一位五年级小学生写道：“园中有许多飞禽走兽，有的是我们看见过的，有的却是从未见过。那狡猾的猴子，活泼泼地跳来跳去，时常和游人戏耍……美丽的孔雀，很傲慢地撑开了她的羽毛，更显出格外美丽了。再有那雪白的小兔子，和它的伴侣们，跑来跑去，真使人有趣而可爱。”小朋友们参观动物后，不仅增长了对动物的认知，增强了保护动物的爱心，而且所写游记还能够在报刊发表，这对于少年儿童的成长不无帮助。

一位全家迁住文庙公园和动物园附近的少年，感到极其兴奋。在写给同学的信中表示“快乐得发狂一样了，早上起来就跑到公园，在新鲜的空气中，在春色明媚的早晨里，或者坐在怒放的花影下，或者偎在如茵一般的新鲜的草地上，温习我的功课，真正是跨到‘新生’的理想世界中了”。除此之外，“更令我感到兴趣的，那就是公园对面的动物园，给了我许多‘百闻不如一见’的常识。每种动物不但各有各的美丽的皮毛，和雄伟或活泼的形体，特别是习性的不同，想到自然的造物精密、周到，真是意想不到的”。为此，他在信中盛情邀请同学赶快到动物园“实地参观一次吧，园里的门票又是非常便宜，成人铜圆六枚，小孩铜圆三枚，最好请在这星期日来，我当在家里等你”。正如此信所说，“百闻不如一见”是少年儿童参观动物园的最大收获，也是社会教育的显著功效。从这位少年急切邀请同学来动物园参观的信函，可以看出上海动物园在这方面所产生的实际作用与影响。

还有一位小学生在参观记中表示，观看了各种动物，感到“它们的动作形态，虽有灵钝美丑的不同，却处处都表演了它们自己的个性。它们不肯示弱，时时想冲破藩篱，恢复自由”，并由此联想到“被压迫民族，给侵略者磨灭了自由独立的民族性，简直连动物都不如”。小学生参观动物园能够获得这样的感受，无疑是社会教育的显著成效。类似情况并非个例。淮安新安小学校“为试验新教育主张起见，特组织儿童旅行团，纯粹由小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生活”。该儿童旅行团一行7人，从镇江旅行到上海，相继参观了市民教馆、动物园、职业教育社等社教设施，表示收获颇大。离沪时通过记者发表致沪地小朋友书，呼吁“国家大难临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责任重大，我们就要有丰富的社会各方面生活的经验，开扩我们的眼界，增进我们的力量，磨炼我们的精神”。更有许多中学生在动物园参观记中，从所看到的虎豹引申开来谈及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侵略欺凌，认为“今之世界，非帝国主义世界乎，夺人土地，杀戮人民，莫敢置喙，亦犹之虎豹之在山林，横行无忌，无得谁何，一旦势消力替，为人所制，弱小民族得以笑之，亦犹猛兽幽于围囿，与鸟雀同槛，为其所讥，而莫得相干犯。今之帝国主义实有类于斯，吾恐不久将为名存实亡之虎豹矣”。

其次，通过参观动物园，也促使成人保护动物思想增强，并推动了民间保护动物组织的成立。例如在动物园建成之际，上海即有发起创设中国保护动物会之举。1934年2月，该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党政及各界名流到会500余人。大会阐明文明国家均有保护动物的条例与机关，“保护动物会，是世界各国普遍的慈善机关”。今日成立之中国保护动物会，“是一种有组织有力量的机关，与以前所谓放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大会还呼吁“吾人对于各种动物，均应平等看待，不可恣意残杀”，此系“一种永久的事业，亦可说是一种移风易俗的事业”。10月4日为世界动物节，动物园举行相关活动，宣传保护动物的重要意义，报刊也配合发表相关文章。嗣后每逢动物节，动物园也都组织各式各样的宣传，保护动物会更是积极开展一系列活动，“各影戏院加映宣传幻灯片，电车上悬贴标语，同时并特约全市各广播无线电台，义务播送动物节演讲节目”。时论指出：“保护动物在中国现在还是一种刚发轫的运动”，对广大民众需要进行“保护动物的心理建设”，亦即“人人要有博爱的精神”“人人要有刻苦的精神”“人人要有切实的精神”“人人要有勇敢的精神”。意识到人人应具有博爱、刻苦、切实、勇敢的精神，实际上也是社会教育所要达成的功效。

不仅如此，上海动物园还积极为保护和研究动物做出更多贡献。该园主任沈祥瑞等人深知动物与人以及与社会都有着密切关系，为促进对动物的研究、保护，以有益于开展社会教育，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拟订了详细计划与章程，积极发起成立动物研究委员会。据该动物园研究组阐述：“本园所饲动物，不及万一，在国中公立动物园，犹属草创，所有设施饲育管理防治诸端，是否相宜，尚属一大疑问。雅愿以平日经验所得，与当代动物学专家、兽医专家以及公私畜牧场所，以学理之探讨，作实地之试验。”为此，动物园于1934年11月“拟具简章，呈准设立动物研究委员会”。该会起初因研究经费短缺，难以开展实际活动。后多方努力，“聘请会员，从事组织”，于1936年宣告成立。这样一个由动物与兽医专家以及公私畜牧场所人员共同组成的研究委员会，经动物园发起设立，在当时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与影响。

最后，动物园还曾为配合社会教育与动物培育，积极举办各种实用动物竞赛会和展览会。1933年12月，“为提倡民众业余正当娱乐，并谋改良鸣禽品种”，动物园举行了第一届芙蓉鸟（又名金丝雀）竞赛会，次年又举行第二届芙蓉鸟竞赛会。1934年4月，“为提倡民众生产事业、并谋改良乳牛品种”，筹备举行首届乳牛比赛。同年11月，又举行金鱼展览会，次年再次举行第二届金鱼展览会。1935年5月，动物园举行市民信鸽比赛大会，随后还成立信鸽研究会，“以求品种之改良，飞行速率之增长，以期与各国信鸽，并驾齐驱”。1937年2月，举办家兔展览会，“以提倡民众副业，并谋改良家兔之品种为宗旨”。4月，又由动物园发起成立养兔研究会，筹备设立兔业产销合作社。这些竞赛会和展览会的举行，报章均有较详细报道，吸引了众多相关爱好者积极参与，从而以竞赛和展览方式帮助民众获得更多相关知识。同时，也吸引了更多民众到动物园参观。通过成立研究会，进行深入探讨和实验，还达到改良动物品种之目的。有些活动如举办乳牛比赛、家兔展览会及成立家兔研究会，更具有提倡民众副业的社会效果。

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动物园在社会教育方面的功效，上海市教育局也采取了一些举措。例如，教育局“鉴于本市民众教育馆及市立动物园平日游众甚多，惟演讲厅地位狭小，不能容纳大量听众，故为推行社会教育起见，特设置扩音传声器，在民敎馆及动物园内敷设喇叭九具。是项传声器，除由该馆讲演外，并可播送唱片及转播其他电台播音，使园内游众俱可听闻”。这一举措得到市政府审计处、公用局等相关部门大力支持，顺利购置器件并安装，于1936年10月1日起正式开始播音，播音时间自上午开园起至晚闭园止，而且是“全市播送”。因此，“此项器件装置后，全年听众当自十万增至千万”，可以产生良好的效果。

另外，动物园的创设在其他方面也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影响。例如，“中国垦业银行鉴于西门文庙路一带，向为沪南学校中心，自市立民众教育馆与市动物园成立以来，游人日盛，为服务社会及提倡民众俭约起见，特与民教馆合办储蓄处于文庙民教馆内，办理各种学生储蓄、妇女储蓄、民众储蓄，利息优厚，手续简便，即一元以下之存款，亦可收受”。

概括全文之所论，可知上海动物园的诞生，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思想进步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1930年代初社会教育思想与实践趋于兴盛的历史条件下，经上海市教育局多次呈请，由市政府批准，上海市立动物园终于得以建成，成为当时休闲娱乐与社会教育的一项重要新设施。作为近代中国首创的大型公立动物园，上海动物园自行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章，为后来各大都市新建的市立动物园提供了示范。初建时期的上海动物园虽条件有限，缺乏实际经验，接连发生大型珍贵动物病亡事故，但仍一直受到民众的欢迎，游众始终十分踊跃，在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值得肯定的良好社会效果。然而仅时过数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扩大侵华战争，在淞沪战事中对上海狂轰滥炸，使新建不久的动物园毁于战火之中，可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一大罪行。

作者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