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静||辉格式历史解释的形成、特点及困境根源

1928年，英国历史学家H.A.L费歇尔做了题为《辉格派历史学家：从麦金托什爵士到屈维廉爵士》的演讲，把作为政治党派的“辉格派”和特定的历史编纂、历史观念相结合，此后“辉格派历史观念”或“辉格史观”等概念广为使用。辉格派历史观念指19世纪英国一些属于辉格党的历史学家从辉格党利益出发，以历史为工具来论证或美化辉格党的政治见解。他们站在新教徒与辉格党人立场进行历史叙事，赞扬宗教改革和“光荣革命”，把英国近代以来的成功归因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该历史观念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英帝国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中形成，在英国长期盛行。1931年，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猛烈抨击辉格派历史观念的基本前提和逻辑谬误，进而指出“辉格式历史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是一种所有历史学家都可能陷入其中但又未经反省的心智习惯。巴特菲尔德对辉格派历史观念和辉格式历史解释的深刻批判受到历史学界的高度关注。

在当代西方史学理论领域，辉格式历史解释是一个重要议题，“辉格式历史解释”“辉格做派”和“辉格式的历史”是常见的重要术语，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宗教史和科技史等领域的学者对相关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辉格史观作为一种历史编纂方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辉格史观指英国政治史领域中以辉格党为主角的一种特殊的历史叙事方式，认为辉格党是英国历史进程中的主要进步力量，在辉格党带领下，英国不断进步到当代社会；广义的辉格史观即辉格式历史解释，这是史学研究中一种更为一般和普遍出现的倾向，其以当代社会的视角研究过去，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充满道德审判，将历史人物分为促进或阻碍进步两个阵营，认为历史必然是一部进步史(本文重点探讨广义的辉格史观)。辉格式历史解释不限于英国辉格派的历史观念与史学编纂，还指向普遍的历史概括与历史写作的困境，成为历史学界反思著述特性、进行史学批评的专业术语，“辉格做派”(Whiggishness)也成为目的论式的或英雄式的历史叙述的代名词。据笔者所查，至今国内学术界尚未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拟梳理辉格式历史解释的形成过程、主要特点和谬误偏见，并分析历史写作的一般困境及应对方法，以期促进相关问题的探讨。

辉格派历史观念最早在17世纪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的著作中得到深入论述，但洛克论著刚出版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后来才反响日大。18世纪，休谟的《英国史》广为流传，其同情专制君主的托利史观占据英国史学主流地位长达几十年，到19世纪初仍有影响力。19世纪前期，随着自由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辉格党的历史观念开始取代休谟的观点。1830年，伦敦工业资产阶级组成了政治联盟，托利党惠灵顿内阁倒台，辉格党领袖格雷就任英国首相，重新组阁。伴随着《1832年改革法案》的出台，英国开始了辉格党政治统治时期。在史学研究领域也形成了以亨利·哈兰、托马斯·麦考莱和乔治·屈维廉等为代表的辉格派历史观念。

哈兰是19世纪早期英国第一位史学大师，也是辉格派史学观念的首个权威代表。他厌恶政治残暴与宗教狂热，经常为著名辉格党刊物《爱丁堡评论》撰稿，属于辉格党极右翼阵营。哈兰反复攻击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专制，极力颂扬1688年的“光荣革命”。其代表作《英国宪政史》是第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英国近代史著作，叙述了从1485年亨利七世即位到1760年乔治二世去世期间的英国历史。哈兰宣称，英国从古代以来就存在着一部明确的宪法；英国的历史传统是主权在民，国王只是议会中的一员，不能高高在上；斯图亚特王朝前期的两个君主破坏了宪法，才导致英国爆发内战，“光荣革命”重新限制了王权，使国家免于继续内乱和流血牺牲。他虽然认为亨利八世是个暴君，但仍给予高度颂扬。因为亨利八世革除了天主教的愚昧和专横，倡导了英国的宗教改革，而宗教改革是一场有益的运动。《英国宪政史》出版后，经常在议会辩论中被人引用，其对17世纪英国内战的阐释成为辉格党政治理论的一种古典解释，也是英国政治史中的经典阐释。该书还受到英王乔治四世的赞赏，被多所大学列为教材，辉格党史学观点也随之传播普及。可以说，哈兰开创了辉格派历史观念。

继哈兰之后，麦考莱成为辉格史观最著名、最雄辩的解释者。麦考莱崇信自由主义思想和议会政治，厌恶君主专制和君权神授思想。他既是当时辉格党政治上的代言人，也是最杰出的史学家。1825年，他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论弥尔顿》一文后，名气日盛。此后，他长期担任《爱丁堡评论》的撰稿人。其代表作是19世纪中期出版的5卷本《英国史》，重点描述1685年詹姆士二世即位至1702年威廉三世去世的历史；尤其分析了“光荣革命”发生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影响，将之描述为所有革命中最少强暴性和最有益的革命。麦考莱认为，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取得了对天主教和专制王权的最终胜利，揭开了以议会政治和国家自由为代表的新时代的序幕。英国能够成为19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历史渊源就在于“光荣革命”。其《英国史》被称为自爱德华·吉本以来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历史著作。麦考莱宣扬辉格派宪政自由主义理念，竭力将其转变为“比政治关系更广泛的、体现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流行思潮”。“光荣革命”对英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性无需多言，但对“光荣革命”的描述、解释与评价众说不一。经过麦考莱的弘扬，辉格史观成为对“光荣革命”历史叙事的正统观念。

20世纪早期，屈维廉等人仍坚持辉格式历史叙事，认为从“光荣革命”开始，英国的政治史始终围绕着辉格党与托利党的对立斗争轴线展开；18世纪的英国政治主要是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的竞争，两个党均是由对各自原则的忠诚结合在一起；英王乔治三世奸诈多端、野心勃勃，有违反宪法、建立专制统治的倾向，但因为海外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和国内辉格党对王权专制的英勇抵抗，其个人企图未能得逞。屈维廉在充满浓厚辉格传统的家庭氛围中长大，被称为英国最后一个伟大的辉格派历史学家。他本质上是一个民族主义史学家，曾宣称“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土地上寻找到自由自在的、大家喜闻乐见且有文学气息的历史学传统”。屈维廉最杰出、最成熟的著作《安妮女王统治下的英国》被认为是辉格派史学家撰写的关于辉格史学传统的一座丰碑。他也极力赞颂“光荣革命”，认为“光荣革命”建立在明智、妥协与宽容的基础上，是最有英国特色的历史事件，不仅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君主立宪政体，还为英国的宗教宽容与司法独立奠定了基础，深刻影响了英国现代社会的建立。他对“光荣革命”的阐释代表了20世纪前期英国史学领域的主流观点。

综上，19世纪前期，哈兰和麦考莱等辉格派学者重视英国宪政史研究，通过历史著述阐释自己的历史观念与政治信念，形成了辉格派历史观念。其认为，英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宪政民主传统，即《大宪章》、兰开斯特时期的宪政主张、与罗马决裂、17世纪内战、光荣革命、对抗乔治三世和1832年议会改革等，这些重大事件都被一条宪政民主的主线隐约串联起来，辉格党人一贯地维持了这个传统，这些构建了英国独一无二的历史。这种历史观念被屈维廉等人继承，长期成为英国的主流历史观念，形塑了英国的国民意识。

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创伤和阴影仍未散去，英国史学界普遍质疑和批判目的论式的进步史观。辉格派史学家关注的焦点是重大事件中伟大人物的行为，并对其言行背后的理念进行解释。这种从上而下的单一视角与零碎片段的史料基础导致辉格史学的不少论断源于想象而非史实，在逻辑上也是断裂的、不完整的，难以自圆其说。著名波兰裔历史学家刘易斯·纳米尔爵士(Sir Lewis Namier)长期潜心研究18世纪英国政治史，1929—1930年间出版了负有盛名的《乔治三世即位时期的政治结构》与《美国革命时期的英国》等著作，对辉格史学进行了直接攻击。辉格史学将18世纪的英国政治史看作由辉格党代表的自由宪政与托利党代表的专制王权之间的斗争史，认为乔治三世和首相布特勋爵吸取了托利党的专制观点，使得英国丧失了北美殖民地。纳米尔逾越了辉格史学的意识形态，详细梳理史料，研究了当时政治家们的个人关系，发现党派分歧和意识形态都无关紧要，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通过官场与亲缘网络围绕权力、金钱和地位进行的角逐。他指出，乔治三世时期的政治危机是因新国王即位破坏了原有的关系网络而引发，并非源于国王支持了某种信仰或冲击了某种政治原则。纳米尔彻底改变了辉格史学对18世纪英国失去北美殖民地的政治危机的过度诠释，其著作成为学术经典。

同时，巴特菲尔德分析了屈维廉的历史著作，重点批判了《大改革法案中的格雷勋爵》中的目的论式的历史编纂方式。1931年，巴特菲尔德出版了《历史的辉格解释》，将辉格式历史解释的含义从英国宪政史扩展到一般的史学研究上。他宣称，“历史的辉格解释”是很多英国史学家都有的倾向，他们站在新教徒和辉格派的立场叙述历史，称赞已经获得成功的革命，突显过去社会出现的一些进步原则，编纂出可以确认现实尤其美化现实的故事，试图从历史研究中得出历史自身无法提供的结论。可以说，一切历史叙述都可能陷入此类谬误。此后，辉格式历史解释不仅限于辉格派的历史观念，而是历史学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编纂历史的方式，历史学家也开始自我审查并反思史学编纂问题。

辉格式历史解释存在以下特点。首先，辉格式历史解释建立在一条以现在为中心的、隐蔽的筛选原则上，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关于历史叙事的编纂体系。辉格史学以“现在”作为研究“过去”的参照和准绳，以“现在”为中心构建历史解释，从史学家自身所处的时代来组织历史图景，认为只有与此相关的历史事件才最有价值、最有意义。辉格式历史学家在研究从过去演进到现在的历史时，往往站在当代历史的巅峰上俯视历史进程，根据历史结果来组织、选取历史叙事，站在历史的成功者一方进行历史叙事。这会导致史学家忽视那些与现在没有多少关系的历史现象，进而忽视那些最复杂、最棘手的历史现象。他们通过寻找、发现、钩沉历史上那些思想观念与现在相似的人物或团体，并用历史上的其他人物来衬托。这样，辉格式史学家常常会想象自己发现或找到了当代各种社会现象或思潮的历史根源或鼻祖，尤其会拣选出一串特定历史事件最终达到当代社会的思潮或现象。例如，有的线索可以经由马丁·路德和一长串的辉格派，最终达到现在的“自由”观念。这就排除了其他历史因素，通过节选历史找到了一条研究复杂历史的简单途径，据此获得一套现成的、虚假的历史编纂或概说。辉格式历史解释背后隐藏的原则是历史学家为了现在而研究过去。据此，历史学家能够很快发现过去发生了哪些重要事件，即那些从当代视角看是重要的事件。这种历史解释是一种后置性史学，从历史发展的结果——当代社会出发，回到档案文献中寻找符合需要的材料，并以当代社会为标准编辑史料。这会把历史学家关在一个超出想象的循环论证里。总之，如果始终以现在为标准，很容易产生“时代误置”的神话。这又导致了很多史学误解或诡辩，是一种“非历史”的研究态度。

其次，辉格派史学家持有明显的进步历史观，将历史划分为进步阵营和反对阵营。辉格派史学家认为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明显存在一个“进步”原则，以当代为直接参照系，将过往历史争论或对抗双方划分为“进步的朋友”和“进步的敌人”两个阵营。他们把现代世界看作进步阵营战胜反动阵营、光明战胜黑暗的结果。这会导致历史人物被轻而易举地归入到促进进步或阻碍进步两个阵营中。例如，对于宗教改革，辉格史学家认为，在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徒在为创造现代世界奋战，天主教徒则在迂腐地捍卫黑暗的中世纪。对于英国革命，辉格史学家宣称，17世纪的清教徒创造了现代英国的宪政体制。对于近代英国获得世界领先地位的原因，辉格史学家将之归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尤其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主传统和进取精神等，强调英国在世界上最早建立议会民主政体，是代表民主传统的贵族同代表专制倾向的国王长期斗争的结果。辉格史观认为，辉格党人与新教徒一直是“进步”原则的同盟军，托利党人与天主教徒则永远阻碍这一原则。这是一种非黑即白式的两分法，在分析、评判过往社会时，这种叙事方式很方便就能发现促进历史进程的伟人和决定历史命运的转折点，并产生有利于辉格党人和新教徒、不利于托利党人和天主教徒的历史偏见。

最后，辉格式历史解释忽视历史进程，把历史叙事过分简化和戏剧化，充满了道德审判。辉格史学以“现在”为中心，简单地把一切历史产物或成就都归功于伟大人物。这会导致历史学家把复杂的历史进程看作简化的版本，简单地把历史变革或成就归因于某个党派或个人。所以，辉格史学充满了对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过度戏剧化的历史叙事。例如，辉格史学家把马丁·路德本人戏剧化，将路德看作中世纪信仰的反抗者和宗教宽容、思想自由的奠基者，认为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促使了现代世俗国家的产生。其认为，正是因为马丁·路德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才有了英国的现代社会；正是辉格党人长期坚持与托利党人和专制君主进行斗争，才形成了英国现在的宪政体制。此外，辉格史家笔下的历史人物充满了色彩和传奇，尤其麦考莱，其描述的威廉三世形象过于伟大，甚至“最好的政治家，无论辉格党的还是托利党的，都不免显得矮小和偏私”。他喜用夸大辞藻突出辉格党在历史上的作用，夸大英国政治民主发展进步的程度。辉格史学还对历史人物充满了道德审判，认为当代人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就是做出价值判断、进行历史裁决的终极标准。例如，其会给马丁·路德自行增添一些美德，宣称路德的抗争是为了一个比他自己所能意识到的更伟大的目标。事实上，麦考莱也曾说哈兰是一个历史的绞刑法官，在其审判的一长串历史人物名单中，即使他们都不缺乏材料证明自己的品德，也很少有人能逃脱判决。

总起来说，辉格派历史观念是很多英国历史著作都存在的一种观念，而辉格式历史解释则是一般历史学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智习惯和写作方式。其特点是以现在为中心，相信进步史观，将历史划分为进步阵营和反对阵营，简化和戏剧化历史进程，以当代标准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裁判。这是把一种特定的、人为构建出来的形式强加于整个历史进程中，描绘出一个人类历史都必然美好地通向当代社会的通史图景。然而，这种历史编纂只是历史学家自己头脑中的一个虚假图景，其试图回答的问题，将是真实历史至今仍不能回答的问题。

作为一种具体的历史观念，辉格派历史观念主要表现在英国政治史、宪政史著作中。作为一种历史编纂方式，广义的辉格式历史解释存在于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科技史、宗教史和数学史等领域。这些历史叙事存在着很大的谬误或陷阱，即通过历史学家半真半假地陈述或捕捉一些现成的说法，进行凌空蹈虚式的、含混的思考和概说。辉格式历史解释主要会导致产生两类谬误。

第一，历史叙事过于戏剧化会导致历史学家错误理解特定冲突中的对立双方。巴特菲尔德指出，如果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世界，无论他们之前怎样相互厮杀，但一定会携手联合反对或谴责当代的世俗社会。因为，尽管16世纪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互不宽容，但两者的相似之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两者与我们当代人的差异比想象的要大。事实上，身处16世纪的路德一直怀着中世纪的宗教态度反对教会和社会的世俗化趋势，宗教改革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当时宗教复兴的心理。同样，只要深入研究英国历史进程，就会发现现代英国的宪政体制是辉格党与托利党长期斗争、互动、妥协并制衡等共同作用所形成的结果，它是历史的产物而非某个政党或个人活动的结果。所以，现代英国尽管应该感激17世纪的清教徒们，但更应该感谢的是清教徒们作为少数派长期对抗政府，而这正是他们发挥历史影响的特定背景或语境。同样，与其为当代人享有的自由而感激加尔文教，人们更应该感激那些历史的紧要关头与相关的机缘巧合，正是它们一起把加尔文教悄无声息地转变为自由的同盟。巴特菲尔德的观点并不意在否定历史与当下、过去与现在的关联，而是强调不应该把历史看作政治的附属，不能为了当下政治的需求歪曲真实的过往历史。

当代世界的种种现象是各种意志之间互相冲突、斗争妥协的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是任何一方都没有想象到的或未曾希望看到的，但正是两者的存在和它们之间的冲突才有了今天的结果。如果历史学家只是通过简单类比就轻率下结论说，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为一方的新教徒是为了我们所处的当代社会而斗争，天主教一方则在阻碍当代社会的到来，历史学家就会陷入一种“非历史”的谬误中。其谬误在于，如果当代一个研究16世纪的历史学家头脑中所思所想的都是当代社会的话，他会忽略一切中间世代，直接在宗教改革时代和当代社会之间做出推论，他会直接把过去与现在放在一起下论断。这会导致历史学家把事件之间的关联过于简单化，从而导致对过去与现在、历史与当代的关联产生彻底的误解。

第二，辉格史学往往脱离研究对象的时代语境，用“非历史”的态度进行循环论证或想当然地评判历史人物或事件。这种基本谬误还使历史学家进而关注各种社会思潮或现象的起源，并易于把起源的追溯转变为探查不同时代的相似性。例如，如果辉格式史学家研究加尔文，就会产生一个磁石，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吸取自己想要寻找的东西。这容易导致史学家忽略上下文的文本语境而有目的地摘引出加尔文的众多语录，并抽离它们与当时特定历史情势或语境的关系。这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加尔文的思想观念和当代世界有着某种相似性，并会在加尔文那里发现当代思想的先兆。然而，历史学家也可以轻易确证与辉格派观点相反的东西。如果历史学家只是发现了第一个谈论“宗教自由”或“现代国家”的人就声称发现了“宗教自由”或“现代国家”的起源，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历史学家不应该把宗教自由演变到今天的历程看作一条直线，宗教自由的出现是大量我们难以描述和识别的历史力量的结果，这些历史力量与“宗教”“自由”两个概念并无多少关系。真实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复杂互动的过程，每个历史参与者的愿望与行动都卷入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结果常常事与愿违。历史转变往往是特定历史环境与人和人之间博弈互动的结果。我们不能只是因为路德曾经提出了一些自由原则，就顺着一条虚构的直线把当代的宗教自由追溯到路德。

如果历史学家坚持认为路德创造了当代社会的宗教自由，假设没有路德反抗教皇，历史上和现代社会的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这正如假设1492年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大陆，很多事情同样不会发生。但是，正如我们不能宣称哥伦布创造了现代美国，我们也不能说路德是现代世界的起源。同样，我们也不能像辉格派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认为17世纪的清教徒创造了现代英国的宪政体制。我们只能说哥伦布和路德为15、16世纪以来的、由各种因素组成的历史进程又添加了一个影响因素，但无法估算出哥伦布对现代美国究竟作了多少贡献，也无法量化计算路德对宗教自由的贡献是多少。这就像我们无法量化算出当代一套棉服的价格贡献中有多少来自于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者，又有多少来自于生产该棉服的服装公司一样。

因此，历史学家在研究马丁·路德等重要人物时，需要警惕陷入两个极端谬误。其一，以辉格式史学家为代表，认为马丁·路德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为了自由宽容的神学信仰而对抗罗马教廷的新教徒。持有这种观点的历史学家没有把马丁·路德置于其真正生活的历史语境中，只是从今天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被现代化了的路德的人物叙事。其二，走向辉格史学的另一个极端，即简单粗暴地认为马丁·路德对形成当代的宗教世界没有做出任何贡献，甚至还带来了阻碍；或者认为宗教改革并没有丝毫改变世界，马丁·路德本人可有可无，无关紧要，进而认为历史演进不受任何事物的影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均无任何意义。这与辉格式历史阐释的过度戏剧化历史进程是两个极端，这会完全否定历史，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中。这两种极端谬误都忽视了历史地理解过去时代的重要性。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唯一肯定的事物就是运动变化，历史学家需要考察的正是引导旧事物转变为新事物的主要中介或桥梁。对宗教改革和“光荣革命”而言，只是它们引发了16、17世纪的大动荡和激烈争论这个事实，就不可避免会在各个社会领域引起更急剧的变革。我们不能否认马丁·路德或威廉三世的个人天才给历史进程带来的影响，但我们也不能认为他们凭空创造了一些新东西。辉格式历史解释产生谬误的根源在于，有意无意地把历史知识的编纂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从中得出一些推断，给历史强加一些史学研究并不能发现的教诲，却宣称这是历史的声音。然而，历史学家的主要目的是阐释过去与现在的不同，并通过这个方式成为过去和现在的中介人或传递者。而强调和放大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之间的相似性，就超出了历史学家的任务范围了。这正如爱德华·卡尔所说，我们既不应该为了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也不应该为了现在而研究过去，历史学家应该谨慎地航行在以过去为中心的历史观和以现在为中心的历史观之间。

辉格式历史解释与特定的历史编纂方式分不开，涉及史学研究的本质等根本性问题，是一种所有历史学家都可能深陷其中却未经反思的思维习惯。我们如果要真正理解、批判和警惕辉格式历史解释，就需要重新考察历史进程的性质、历史学的特性以及历史研究的局限等根本问题。

首先，历史学具有“概说”特性。早在19世纪，英国著名实证主义史学家巴克尔就在代表作《英国文明史》中写道，在所有重要领域的研究中，概括的必要性已得到普遍承认。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搜集考查历史事实。历史事实通常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构成历史事实不同角色的个人或群体或国家之间是一种复杂的、交互的关系。这使得历史事实带有全息的、多角度的特征。这也意味着历史事实并不是硬邦邦的、有着固定形态的、轮廓分明的东西。例如，“公元前49年凯撒渡过卢比孔河(Rubicon)”是众所共知的事实，几乎任何有关凯撒的历史著作中都会提到它。然而，卡尔·贝克尔争辩说这个事实并没有清晰的轮廓，因为凯撒并非独自横渡卢比孔河，而是与他的军队一起横渡；卢比孔河是一条小河，这次横渡一定伴随着许多人的许多动作、许多语言与许多思想，我们还不清楚凯撒和其军队用了多长时间渡过这条小河。这个事件还是代表一连串事件的象征，而这些事件最终涉及到一些最难以确定的、无形的现实，即凯撒与千百万罗马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凯撒渡过卢比孔河”这个看似简单的历史事实是由许许多多较小的“事实”组成的，“简单的事实最后看来绝不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而是许许多多事实的一个简单的概括”；它只是一个象征，一个概括许许多多简单事实的叙述。同样，“1517年在德国出售赎罪券”这个事实也只是许许多多事实的概括，只是无数遍及德国的赎罪券的买者和卖者在不同时期的许许多多活动的概括；而且，只有把它与其他事实以及更广泛的概括联系起来，它才对历史研究是有意义的。历史进程的这种特征使得我们无法将其全部复杂性、交互性等细节描述出来，只能将其浓缩、精简或者进行概括性描述即概说，否则历史著作就像真实生活一样混杂无序，无法让人阅读下去。例如，辉格派史学家所说的新教徒导致英国宪政、宗教改革导致现代自由等等都属于此类概说和论断。屈维廉也认为：“在历史业务的最重要的方面，历史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演绎，而是一种对于最可能的概括的想象的猜测。”“历史著作的阅读者和撰写者都是积习成癖的概括者……历史因为概括而繁荣兴旺。”

由上可见，历史进程必须经过概说才能被书写和理解的特性，是导致产生辉格式历史谬误的重要根源。“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收集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概括，或者说在于概括得是否成功。”在一定意义上，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所有困境都是从“概说”这个基本问题中生发出来的。历史概说的困境在于会让人们轻率地就下确定的判断，让人们忽视历史进程的广阔疆域而只关注一些重大的主题，会让人们轻而易举地得出泛泛而谈的、大而无当的推论，进而追求一种“事后”的智慧。具有辉格史学传统的教科书和通史著作常常对历史进行概说，充满了泛泛而论的、粗枝大叶型的结论与模棱两可的哲思。实际上，辉格史学的很多概说并非一个整体思想的压缩，只是其他概说的集合或大杂烩，以其为基础来进行推理是非常危险的。巴特菲尔德认为，一切历史概说存在着两种危险：其一，因为忽视了历史进程的细节而获得了一些确定的、明晰的历史事件的轮廓或答案；其二，以历史学家的概说为基础进行了更多的推论，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在这些推论中消失了。这会让研究者只关注历史进程的重点事件，而忽视复杂的语境网络。然而，历史研究的悖论在于我们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即包括辉格史学在内的一切历史作品都带有概说的性质，都是将真实历史进程进行极为简化浓缩后的描述。这也揭示了一个真理，即在实际的历史叙事中，历史学家的技艺本质上恰恰是概说(或节略)的技艺，历史学家无法回避的难题(或困境)正是这个难题。事实上，很多真实的历史进程被掩盖在概括的叙事中，历史叙事只要变得更概略，就必然会同时变得更加辉格式。同时，极端的辉格式历史解释一定违反历史精神，但一切历史叙事都无法完全客观中立，都必然涉及选择时的主观性，所以极端的反辉格式历史解释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历史学家应该根据论题性质与档案材料，在过去历史和现在社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其次，历史学具有“当代性”特征。历史学家撰写著作或进行历史叙事时，不可避免会带上自身所处的当代社会的视角。卡尔曾说：“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生活时代的产物，历史学家的著作常常十分密切地反映了他自身所生活的社会，辉格派史学家更是如此。伴随着《1832年改革法案》的颁布和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取得了新的进步。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的举办既展示了英国工业文明的最高成就，也见证着时代的进步与人类的智慧，英国人都感到无比荣耀与自豪。在麦考莱看来，这是辉格党给英国带来的空前成就和持续进步，尤其在他生活的时代，英国成为空前强大的国家，他撰写《英国史》就是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所以，麦考莱用历史写作来美化辉格党，为辉格党和他所处的时代进行辩护。19世纪英国建立了“日不落帝国”，它有着连续不断的资源去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和期望，英帝国的鼎盛成就为辉格史观的“建国神话”提供了道德基础与有力支撑。20世纪前期，英国国力仍然强盛，人们难以立即抛弃其建国神话，巴特菲尔德也并未彻底否定辉格式历史解释。

克罗齐曾断言，当代性并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性，而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性。按照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内涵来看，历史学家总是从自身生活的关切出发考察过去，不仅通过过去理解当代，还要通过当代理解过去，对过往历史的叙述或编纂是史家当下精神活动的一种产物。因此，历史学家的时代位置会深深地影响着其看待过去的态度。例如，在19世纪英国著名史学家格罗特的代表作《希腊史》中，古希腊政治家伯利克里呈现出边沁式功利主义改革家的形象，雅典也获得了帝国的称号。其笔下是一幅理想化了的雅典民主政治的画面，这恰恰反映了格罗特所生活的19世纪40年代英国正在兴起的、政治上进步的中产阶级的时代影响。在现代历史学家身上，这类事例不胜枚举。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为当代社会阐释过去，他将过去演进的一些制约条件转译为现代人们能够理解的内容。在此过程中，尽管历史学家将当代的概念体系植入对历史进程与过去文本的理解中，会导致时代错置的问题，但这也是过去文本能够被当代人理解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表明，在一切历史著述中，历史学家无法避免自身时代的影响，辉格式历史解释从当代社会的视角去叙述过往是另一个无法回避的困境。这是产生辉格式历史谬误的另一个重要根源。

再次，历史学与道德判断存在着复杂关系。历史学家尽管无法否认肩负着道德责任，但某种程度上，这种责任是处于历史学家所研究的特定世界之外。也许，当代世界的道德家完全可以判决宗教迫害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错误的，然而历史学家却很难用自己时代的道德标准去裁判特定时代的特定事件。例如，历史学家无法裁判16世纪的普通民众是错误的或非道德的，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宗教迫害是理当如此、天经地义的；历史学家既无法谴责也无法赞扬16世纪英国的玛丽女王。因为玛丽女王一方面是一个宗教迫害者，这可以使之遭受谴责，另一方面她也是一个虔诚坚定的天主教徒，这却可以使之受到赞扬。至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新教徒认为在其治下非常幸福，而旧教徒则认为其统治时代对英国是一场民族浩劫。因此，历史学家对玛丽女王或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无论采取谴责还是赞扬的态度都不太合适。“对个人道德的赞扬和对个人道德的谴责都一样会使人误入歧途、贻害无穷。”实际上，历史学家的技艺是描述性的，道德观念不在他的活动领域里。真正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复杂的迷宫，历史学家如果不能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同时代人的互动过程，却草率地将不属于历史学家工作职责的道德审判带入历史叙事和著述中，必然会扭曲真正的历史进程。

辉格史学要建立一个抽象的、超历史的标准，以此来判断历史人物或重大事件，这是不可能的。不管这个标准是来自神学家所假定的神圣权威，还是来自启蒙哲学家所假设的静态理性或静态自然，因为建立这类标准的想法本身是“非历史”的，与历史的真正本质相抵触。历史是运动和变化，本身包含比较的意涵。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史不是历史的合法组成部分。巴特菲尔德曾说，如果特定时代的道德观念是历史的产物，历史学家就有责任描述其发展变化；如果道德是一个绝对的、普世的系统，就与历史学家无关，因为他的技能只允许他审查可变事物的变化。历史学家应该关注的是可变事物的变化，而非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审判。例如，研究英国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描述玛丽女王实施的宗教迫害政策，并揭示为何玛丽女王要进行宗教迫害，直到他发现玛丽女王就应该实施宗教迫害或玛丽女王实行宗教迫害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历史学家把自己的工作限定在探寻、解释为何玛丽女王逐渐成为她那个样子时，他就会消解我们的道德判断。而那些仍然强烈坚持对历史人物进行个人道德谴责的人，有时会无意中为整个群体或社会提供躲避责任的遁词。例如，将1935年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描述为蓄意的个人罪行，这会导致对墨索里尼进行个人攻击或谴责，将其看作社会集体错误行为的替罪羊。所以，马克斯·韦伯在谈及资本主义使工人或债务人卷进那种无奴隶主的奴隶制度中时，曾说历史学家应该对制度进行道德审判，而不应该对建立这种制度的个人进行道德审判。

最后，“剑桥学派”语境主义方法可以修正辉格式历史谬误。1945年后，随着伤亡无数的两次世界大战与经济大萧条，英国丧失了殖民帝国和国际一流强国的地位，其建国神话也失去了说服力。20世纪60年代，英帝国的辉煌更是成为过去历史，基督教学说既退出了“严肃的哲学世界”，也退出了世俗社会和国家治理领域。这沉重打击了在英国盛行的辉格派历史观念与政治神话。辉格式历史解释对待过去历史采用的是“非历史”的研究态度，而以关注当下的眼光来研究过去是历史研究中一切谬误与诡辩的源泉，这就是我们说的“非历史”(unhistorical)一词的本质所在。“剑桥学派”采用语境主义方法历史地理解过去，目的之一就是要摆脱传统辉格史学的弊端和谬误。

巴特菲尔德对辉格式历史解释的辨析和批判使之在国际史学界获得了盛名，他声称任何个人和事件都只是所处社会整体情景中的一部分，要想理解某个个体或事件，就需要复原该个人或事件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网，也就是说，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之中。他是波考克在剑桥大学的导师。波考克延续了巴特菲尔德的思路，将政治人物和政治思想置入历史语境(context)中进行考察和阐释。他强调揭示关于过去的复杂话语背景，其治学惯用的方法被称为“语境主义”(linguistic contextualism)。波考克在成名作《古代宪法和封建法》中，“步其师巴特菲尔德消解‘辉格党的历史解释’的后尘，阐述了17和18世纪一些英国人利用普通法重建自身历史的一种特殊眼光”。斯金纳深受波考克影响，宣称：“‘辉格派’的意识形态既不是真正的历史，也不是系统的政治思想，它更像是披着历史外衣的政治宣传。”他指出，只有将那些伟大的宗教改革家或政治家放回自身生活的时代语境中才能真正理解他们，才能达到历史地理解重要人物的思想。约翰·邓恩也指出，“剑桥学派”语境主义方法的共性在于强调了一个事实的重要性，即“全体人类的思想都处于时间和空间之中，并深受时空的影响和限制”，所以要理解过去的思想，就要准确细致地了解其所处的情境及促使其产生的原因。个人与社会相互依存，历史人物的思想言行和历史事件的发展走向都是整个历史情境的一部分，历史情境整体决定着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因此，要想真正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必须复原历史情境，并找到相关事物的联系。这就需要将历史人物或事件置入一个关系网中，也即置入历史语境中。实际上，辉格史观的代表人屈维廉也曾说，我们不能将任何历史事件从其背景中完全孤立出来，“正如葱不能从它的外皮下脱离出来一样，因为一件事的本身就是许多背景的组合”。

以巴特菲尔德、波考克、斯金纳和邓恩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及其追随者，用语境主义方法研究政治史，通过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关键概念还原到历史语境中，揭示了辉格史观所宣称的历史发展是直线进步通向现代的过程这一观点的错误之处。辉格史学认为，历史被诸如宗教改革、英国革命等巨大的分水岭分成不同的时代。新教是一个产生于宗教改革时期的轮廓鲜明的、固定的实体，它是当代社会的一个起源或原因。然而，史学研究的对象与其说是历史事实，倒不如说是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活动。历史学家需要竭力认识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因为只有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才是它的生命和灵魂。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人的产物，是人的思想的产物，史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发掘这些思想。事实上，如果要探寻中世纪宗教社会如何转变为现代社会，就必须考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新教背后的更深层的思想潜流，需要历史学家考察那些难以轻易发现、但只要深入研究历史进程就可能最终获知的主导潜流。例如，马丁·路德之前的思想风向即已吹向许多国家的世俗君主们，以当时的教堂、庄园、宫廷和大学等为代表的大众思想已经表现出不少迹象，预示了现代国家的显现和君主专制时代的崛起。一个历史时代中的大众心理与思想倾向，会与一个地区或国家体制的巨变一样，清楚地表明风向的变化并利用各种渠道达到目的。

从中世纪宗教社会演进到现代世俗国家的历史进程，远比宗教改革复杂深刻，宗教改革只是这个历史过程的一个象征或结果。因为某些复杂的原因，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都被君主们所利用，即使两个运动本身并不想将世俗王权置于教会权力之上，但一些更深层的潜流仍会裹挟着这些表面的泡沫或水流，使它们一起流向并增强了那个时代的主导潮流或思想趋势。新教自其产生之时起，就被裹挟进急剧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并很快变成一种其初创者也难以认出的东西。新教徒们发展出路德或加尔文未曾想过并可能反对的意涵，但正是在这个发展变迁的过程中，新教、资本主义与世俗国家产生了当代社会广为人知的那些关联。如果我们将宗教改革放进产生它的历史语境中，把新教看作历史的产物，历史地考察宗教改革背后的思想风向，那么宗教改革的历史分水岭地位就不存在了，马丁·路德的戏剧化叙事也会大为弱化或者消解。

总之，广义的辉格式历史解释根植于一切未经反省的思维习惯中，历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阐明历史进程的跌宕起伏与乖谬背离，其曲折复杂又是怎样的云诡波谲和代价惨重。“剑桥学派”正是怀着自觉与审慎态度，主张将历史人物和事件还原到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力求避免将自己头脑中主观建构的一个现代逻辑链条强加给过去的历史进程，修正了一些前人对过去历史的错误认识。

作为一种具体的历史观念，辉格史观产生于19世纪，并长期在英国盛行，自有其存在的基础，因为历史研究中几乎没有一个学者或一部专著可以彻底抹杀一个现代国家的建国神话。尽管巴特菲尔德猛烈抨击辉格式历史观念，持有明确的反辉格式史学立场，但他也为之辩护。1944年，巴特菲尔德在《英国人及其历史》一书中，不仅谈到辉格式历史解释就是英国人的解释，还热情谈及“英国人与英国人历史之间的联合”和“现在与过去之间的结合”。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巴特菲尔德说：“‘错误的历史’也是我们的资本之一，辉格派的历史观念在此重要时刻发挥了作用，无论它给我们的历史带来了什么，它都在英国政治中起了关键作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编纂方式，辉格式历史解释可能是历史学家难以回避的思维习惯和写作困境。巴特菲尔德和波考克也未能完全避免辉格式撰述历史的方法，前者的科学史代表作《近代科学的起源》被认为是一部辉格式著作，后者的代表作《古代宪法与封建法》，也被批评者指责为辉格式的历史解释，因为它也未能逃脱目的论式和进步论式的编纂方式。波考克为自己辩护道：“辉格历史首先是宪法主义的，然后是进步主义的。虽然本书是对一个宪法主义神话及其被颠覆之事实的研究，但这并不排除本书奠基于某些宪法主义假定的可能。”

辉格式历史解释在本质上是一种胜利者的视角，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未能用历史的视角对过去进行叙事，无论采用纳米尔的集体人物传记与结构分析研究方法，还是采用“剑桥学派”语境主义的研究方法，都意在以历史的视角真实、精确地还原历史。20世纪以来，新史学的兴起使得“语境分析法”和“概念分析法”得以实现，也使得史学研究达到了更高水平的精确性。辉格史学所凭借的常识性概念实际上是含混不清的、未经验证的和不可靠的结论，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给历史研究引进了以往难以达到的更高的、更精确的思维方式，为历史学提供了纠正准确性不足的工具和技术，使历史学家可以用准确的、结构严谨的假设去取代一厢情愿的推测。总之，狭义的辉格史观在20世纪已经广泛受到历史学家的深刻批判，但广义的辉格史观应为史学研究无法摆脱主观视角带来的一种局限。事实上，只要历史叙事摆脱不了概略和主观立场，一切历史著述都必然会不同程度地成为广义的辉格史，即成为一种辉格式历史解释。

我们应该警惕的是，辉格式历史解释对于客观准确地理解历史仍是一种障碍。历史进程具有具体性、变动性、复杂性与多样性，“我们不能用固定的、单一的或整齐的模式对待历史”。本质上，历史学家面对的问题是怎样概说一种复杂状况的问题，是怎样既能显示整体的要旨主线，又能缩减旁枝末节的问题。好的历史学家在进行概说时仍不改变历史研究的初衷，仍会以各种方式彰显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与互动性，他不会给历史进程强加一个虚构的理论或模式。此外，史学研究不应该直接并永远参照“现在”。如果史学研究以现在为重心，历史学家必然通过自身所处的现在评判过去，而以过去为重心，必然会导致历史学家直接扎进过去，沉浸在过去，只考虑过去本身。这两种态度对于史学研究来说都是险滩，历史学家应该小心翼翼地在以“过去”为中心和以“现在”为中心之间保持平衡，因为历史的本质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过去社会与现在社会之间连续不断的互动。而历史的双重功能就在于既能使人理解过去的社会，也能使人增加把握现在社会的力量，因为我们只有凭借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过去才能真正理解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