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版）杨玲｜外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制造强国建设的影响研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2年第1期
外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制造强国建设的影响研究
作者简介
杨玲（1976—），女，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摘要
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和万得（Wind）数据库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分析外国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强国建设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应重点加强与发达国家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的谈判，包括减少对外资以及其他市场准入限制、其他歧视性措施、竞争障碍和监管透明度及行政要求这四个方面，其中竞争障碍的影响权重最大；同时，还要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于减少对外资以及其他市场准入限制、竞争障碍和监管透明度及行政要求方面的谈判，其中可以适度放松对自然人流动限制的谈判，但在降低竞争障碍的谈判上需要加大力度。
关键词
制造强国建设；生产性服务业；外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制造业产业链
投稿网址：http://journal.cueb.edu.cn一、问题提出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要“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在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过程中扮演着“2.5产业”的作用，是新时期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事情，在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情境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2014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促进我国产业逐步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中国要“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这一目标的平稳有序实施不仅需要发挥好国内知识密集、高技术密集的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在制造业产业链高端的重要作用，还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布局生产性服务产业链，为中国跻身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创造条件，为中国制造强国建设所需的高级要素密集的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率先在全球布局提供可能。截至目前，中国已经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21个，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外资进入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提供了更加宽松的条件。以开放倒逼改革，不仅需要把国外先进的生产性服务“引进来”,还应该为本国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创造条件，从而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提供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品。基于此，本文拟对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非OECD成员国为代表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分别进行研究，对比中国在制造强国建设过程中有效规避可能来自OECD成员国的高端服务打压和非OECD成员国低端服务挤出的顶层设计策略，为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提供政策依据，以期丰富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下游制造业绩效的相关研究。二、研究假设
生产性服务作为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实现专业化分工、独立运营的高附加值中间产品，大多位于微笑曲线两端，是全球价值链上创造产品高附加值的重要源泉，可以有效地将工业设计、通信技术、大数据分析、研究开发、品牌经营、市场营销、综合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中间产品嵌入制造业生产过程中，实现纯制造业产品同质化生产的规模效应和异质化生产性服务高附加值、难模仿性、低替代性特征的有机结合，共同创造生产性服务与制造的复合型高品质产品。以马库森（Markusen, 1989）、弗朗索瓦（Francois, 1990）、希尔（Hill, 1999）等为代表的学者运用数理模型论证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依存的内生机理，以陈宪和黄建锋（2004）、李善同等（2008）、程大中（2008）、严任远（2010）、高觉民和李晓慧（2011）、胡晓鹏和李庆科（2009）、杜传忠和邵悦（2013）、李同正等（2013）为代表的学者验证了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顾乃华等（2006）将两者的关系总结为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互动论和融合论，并指出互动论更切合实际，而融合论代表产业发展趋势，如制造业服务化新业态。（一）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关系一国服务业开放必然影响该国服务贸易流的变化，两者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然而，市场开放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升并非总是正面影响。通常，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其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会促使出口贸易流大幅增加；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比较劣势的国家，其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则会增加进口贸易流。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一直以来是发展中国家谨慎实施、发达国家极力推行的贸易政策。发达国家借助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可以将其已经具有的比较优势在更广范围内拓展，进一步提高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而发展中国家过度开放生产性服务业就可能让度市场，反而不利于本国产业安全。但总体而言，积极参与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在风险可控范围内逐步开放生产性服务业仍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选择。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下，一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该国生产性服务贸易流，即影响该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显著影响生产性服务贸易。
（二）生产性服务贸易与制造业发展的关系
传统观念认为，一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不会影响本国制造业发展，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国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投入的附加值高、人力资本密集、知识密集的中间产品——生产性服务不仅来自本国供给，还来自进口。在开放环境下，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其不仅可以补给本国稀缺的生产性服务，而且对输入国制造业发展有着很强的正向促进作用。来自OECD成员国的进口生产性服务就显著影响着输入国制造业发展，一国TFP增长中有200%来自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其中法国借助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为传统纺织品、皮革和鞋类的发展提供要素供给，日本通过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加快传统食品、饮料和烟草业的发展。通过进口国外研发后期但尚未商业化的专利、技术许可证等，可以快速推动国内制造业发展。同时，服务贸易出口对产业转型升级也有促进作用。因此，在本国服务业效率低下时，借助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扭转不利格局是发展中国家的可行选择。中国也正借助进口生产性服务来提高自身制造业效率，其中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每提高1%，中国制造业TFP提升0.173%。由此来看，生产性服务贸易有利于中国有效利用外国市场与资源，充分发挥外国市场和资源对中国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稀缺要素禀赋的有效补给。当一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得到发展时，会引起生产要素的动态变化和累积，并主要通过进口途径，利用专业化分工和知识型人力资本导入与积累两种作用机制，带动本国或本地区比较优势从附加值低的环节向附加值高的环节转移，不断实现工艺、产品、功能以及技术升级，最终促进本国或本地区国际竞争力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因此，一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影响该国制造业发展。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生产性服务贸易显著影响制造业发展。
（三）外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关系
外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本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进而影响该国制造业发展。因此，生产性服务贸易作为中间变量，促使外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本国制造业发展。也就是说，不仅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中国制造业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贸易伙伴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同样影响中国制造业发展。这一影响机制通过开放的贸易渠道传递，对中国制造强国建设的作用由外生影响转变为内生影响，说明在开放格局下，需要更加注重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针对以OECD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非OECD成员国为代表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分别进行研究，为中国制造强国建设在全球市场布局产业链打下基础，其中以知识密集、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的海外布局应率先施行。只有这样才能构建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制造强国世界产业链，从而更好地破解中国高端生产性服务要素稀缺的内在束缚。新经济时期，中国制造业TFP提升是中国建设制造强国的核心体现，也是其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的重要表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需要国内生产性服务的大量投入，也需要充分发挥外国生产性服务的有效补给作用，让更多外国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到中国制造业TFP提升过程中，从而弥补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相对落后的比较劣势，破解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悖论。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外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显著影响中国制造业发展。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服务主导的产业结构促使各国共商共建共享下的生产性服务贸易规则制定显得尤为重要。中国要建设制造强国，就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和长远的战略眼光，利用好以OECD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非OECD成员国为代表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契机，与贸易伙伴国更好地合作，为形成中国主导生产性服务全球价值链引领下的制造业全球产业链布局，为中国制造强国建设做好基础性工作。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OECD成员国降低生产性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有利于中国制造业TFP提升4.93%，具体细分结果表明中国要加强与发达国家关于降低对外资以及其他市场准入、其他歧视性措施、竞争障碍和监管透明度及行政要求四方面的贸易谈判，重点放在减少竞争障碍谈判上；同时，中国也要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于降低对外投资以及其他市场准入、竞争障碍和监管透明度及行政要求的相关谈判，重点可以放在减少障碍和监管透明度及行政要求上。由此，在中国制造强国建设过程中，可以依次加强与发达国家关于降低竞争障碍、减少其他歧视性措施、合理把控监管透明度及行政要求四方面的贸易规则谈判，争取合理规避发达国家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过多打压。同时，为合理避免来自其他非OECD为代表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制造强国建设的低端技术挤压，可以依次加强与非OECD成员国在竞争障碍、监管透明度及行政要求、对外资以及其他市场准入限制等方面的贸易谈判。无论面对发达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双边或多边谈判中都可以着重加强对减少竞争障碍的生产性服务贸易规则谈判，从而为在世界市场建设以生产性服务全球价值链为先导的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创造条件。
（全文刊发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3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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