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文学的主要体裁之一，现代以来更是反映一个民族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学创作水平的主要标志，其优秀作品已经成为人们的重要精神食粮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中国古代小说是中国小说的主体部分，其成就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古代小说相媲美。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资料集》第一册

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借鉴其丰富的创作经验，无疑对当前的小说创作和文学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新时期新文化建设也不无裨益。

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进行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因为这是了解、继承、发扬、借鉴的基础，有了这个扎实的基础，再进行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政教的、民俗的等等研究，才能更好地实现古代小说的当代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小说之名虽然很早就见于《庄子·外物》，但那主要是指称战国时期无关君国大事的一种辩说活动，以及这种活动所产生的言说效果，其明确指称一种文本却是从汉代开始的。

《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著录了十五家小说，并在类序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1] 这是从“王官之学”的角度给小说家及其作品所下的定义。

两千多年来，正统史学家和文学家都颇为一致地接受了这一定义，认为小说是“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属于“刍荛狂夫之议”的“小道”，不能登大雅之堂。历代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所著录的都是这类小说。

即使后来在“说话”技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虽然正史艺文经籍志并不著录它们，但人们也仍然将这些小说与“王官之学”联系起来，以小说家为“稗官”，称小说作品为“稗官野史”，是一种不入流的“闲书”。

《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近代以来，中国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观念，西方近代小说观念也随之输入中国，人们才对小说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为小说是文学的重要体裁，是社会和人生的形象记录，可以反过来影响社会与人生，因此值得世人关注并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国自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小说界革命”[2]，提倡新小说以新民以来，经过王国维、章太炎、王无生等学者对通俗小说的揄扬[3]，胡适将白话通俗小说论定为明清“一代之文学”[4]，鲁迅在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并出版《中国小说史略》[5]，小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逐步发展成为现代文学家族中最为显赫的一员。

而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小说也从始而鄙夷、否定，继而有所肯定，再向全面深入探讨的方向发展，志怪、志人、传奇、话本、章回小说，无不有学者潜心研究，尤其对于长篇白话通俗小说，更是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研究热潮，形成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靓丽景观。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国古代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也受到各方面重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整理文献，书目是向导。

《黄人及其小说小话之研究》

1907年，黄人《小说小话》“讲史”类列出通俗小说书目91种，开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书目研究之先河。其后郑振铎的《中国小说提要》（1925年）、《明清二代平话集》（1931年）、马廉的《旧本〈三国演义〉版本的调查》（1929年）、赵孝孟的《〈水浒传〉版本录》（1932年）、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提要》（1931年）、《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32年）、墨者的《稀见清末小说目》（1940年），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代表作。

而1933年北平图书馆出版的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则代表了当时通俗小说书目的整体水平。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刊行明清通俗小说始自清末，《申报馆丛书》排印“章回小说类”20余种（1875—1890年）为始作俑者。192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汪原放用新式标点整理的《水浒传》，标志着中国古代长篇通俗小说文献进行现代学术整理的开始。

其后，《儒林外史》、《红楼梦》、《三国志演义》、《水浒续集》、《西游记》、《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官场现行记》、《儿女英雄传》、《醒世姻缘传》、《三侠五义》、《镜花缘》等长篇通俗小说被陆续整理出版。

 与此同时，胡适的《〈水浒传〉考证》（1920年）、《〈红楼梦〉考证》（1921年）、《〈三国志演义〉序》（1922年）、《〈西游记〉考证》（1923年）、《〈镜花缘〉的引论》（1923年）、《〈三侠五义〉序》（1925年）、《〈儿女英雄传〉序》（1925年）、《〈海上花列传〉序》（1926年）、《〈官场现形记〉序》（1927年）、《〈醒世姻缘传〉考证》（1931年）等相继发表，推动着人们对长篇通俗小说的持续关注，也调动了大家的研究热情。

亚东图书馆刊整理本《水浒》

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郑振铎编辑的《世界文库》、平襟亚编辑的《国学珍本丛书》等，都收录了一些通俗小说名著，推动了通俗小说的进一步普及。

 1932年山西介休发现明万历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次年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影印发行，更掀起了访求古佚小说的新高潮。

与此或前或后，杨守敬、董康、王古鲁等赴日本访书，发现了一些中土久佚的中国古代小说，如唐传奇《游仙窟》、话本或拟话本《新椠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新编五代史平话》、《剪灯新话》、《清平山堂话本》、《古今小说》、《拍案惊奇》、《熊龙峰四种小说》、《醉醒石》、《鼓掌绝尘》，以及从《盘古至唐虞传》到《剿闯通俗小说》等一大批历史演义小说，将其介绍给国内读者。

郑振铎、向达、刘修业、戴望舒等则远赴欧洲，探访欧洲所藏中国古代小说，扩大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了解范围，也发现了一些中土散佚的古代小说和国内没有的小说珍贵版本。[6]

1899年在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二万余卷藏书，其中有被王国维称为“通俗小说”[7]的变文和话本，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有关的文献整理研究工作也逐步展开。

1924年罗振玉辑印的《敦煌零拾》便收录了《季布歌》、《降魔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欢喜国王缘》等。

1925年刘复（半农）辑录的《敦煌掇琐》“小说类”收录《韩朋赋》等14种。许地山、胡适、郑振铎、向达、陈寅恪、董璠、傅芸子、关德栋等都对变文和话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敦煌掇琐》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整理出版长篇通俗小说“四大名著”。

聂绀弩、张友鸾整理的《水浒传》70回本1952年率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郑振铎、吴晓铃、王利器等整理的《水浒传》120回本1954年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面世。俞平伯、华粹深、李鼎芳、启功整理的《红楼梦》程乙本195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启功注释、周汝昌等校点的《红楼梦》1957年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其间，《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封神演义》、《水浒后传》、《西游补》、《镜花缘》、《说唐》、《说岳全传》、《三侠五义》、“四大谴责小说”等一批古代优秀长篇通俗小说被陆续整理出版，大都有多种整理本面世。

傅惜华编辑的《宋元话本集》（1955年）、路工编辑的《明清平话小说集》（1958年）、吴晓铃等选注的《话本选》（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的《话本选注》（1960年），同样受到人们的喜爱。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编辑整理出版的《敦煌变文集》（1957年），有力地推动了敦煌变文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金瓶梅》、《歧路灯》、《绿野仙踪》、《隋炀帝艳史》、《女仙外史》、《玉娇梨》、《平山冷燕》及一大批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公案小说、神魔小说、黑幕小说、狭邪小说也得到整理出版。

在20世纪80—90年代形成通俗白话小说文献整理出版的新高潮。周绍良、白化文1957年编辑完成的《敦煌变文论文录》，也于1982年出版。

《敦煌变文论文录》

而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黄征、张涌泉编辑校注的《敦煌变文校注》集敦煌变文编校之大成，促进了敦煌变文和话本小说的研究。

近百年来，在通俗白话小说作品整理出版受到社会欢迎的同时，有关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也一直受到大家的重视，先后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小说文献资料与研究著作。

 如蒋瑞藻的《小说考证》（1911—1919年）、钱静方的《小说丛考》（1913—1914年）、颠公的《小说丛谭》（1914年），胡适的《吴敬梓年谱》（1922年）、鲁迅的《小说旧闻钞》（1926年），容肇祖的《明冯梦龙的生平及其著述》（1931年）、孙楷第的《李笠翁与〈十二楼〉》（1935年）、刘复（半农）的《〈西游补〉作者董若雨传》（1935年）、孔另境的《中国小说史料》（1936年），陈汝衡的《说书小史》（1936年）、阿英的“小说四谈”（1936—1981年），叶德均的《戏曲小说丛考》（1957年）、王晓传（利器）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1958年）、孙楷第的《小说旁证》（1998年）、马蹄疾的《〈水浒〉资料汇编》（1980年）、谭正璧的《三言二拍资料》（1980年）、刘德隆等的《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1985年）、侯忠义和王汝梅的《〈金瓶梅〉资料汇编》（1985年）、黄霖的《〈金瓶梅〉资料汇编》（2004年），蔡铁鹰的《〈西游记〉资料汇编》（2010年）等。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诞生了不少大家公认的专门家，如通俗小说书目专家孙楷第（代表作有《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等）、长篇通俗小说数据专家朱一玄（代表作有《〈三国演义〉数据汇编》、《〈水浒传〉资料汇编》、《〈西游记〉资料汇编》、《〈金瓶梅〉资料汇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等）、晚清小说史专家阿英（代表作有《晚清小说史》、《晚清文学丛钞·小说卷》等）、话本小说专家胡士莹（代表作《话本小说概论》）。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组织编纂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1990年）可说是对中国近百年通俗小说文献整理研究成果的一次较为系统的总结。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2004年）则在上书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筛选并有新的发现与发展。

二、小说定义的纷争影响了中国史志子部小说的文献整理与研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小说有两类：一类是二十五史《艺文志》或《经籍志》著录的文言小说，通称史志子部小说；一类是不为史志著录而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小说，也称白话小说。

前者是正统的小说，后者是非正统的小说。两类小说虽各有特点，但一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构成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奇特景观。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资料集》扉页

然而，现代人心目中的小说，其实是由西方现代观念所界定的小说，它离明清白话通俗小说较近，而离中国传统史志子部小说较远。

 因此，就中国古代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而言，近百年来人们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白话通俗小说上而较为忽视史志子部小说，便是很自然的事。

以上我们的回顾，也主要集中在白话通俗小说。在白话通俗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学界的观念相对来说较为一致，工作自然就顺手一些；而对于中国史志子部著录的文言小说，大家的看法就有了较多的分歧，操作起来也就困难许多。

当然，应该承认，近百年来中国史志子部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也一直有人在做。例如，《师旷》、《燕丹子》、《山海经》、《博物志》、《西京杂记》、《搜神记》、《搜神后记》、《拾遗记》、《八代谈薮》、《世说新语》、《殷芸小说》、《游仙窟》、《隋唐嘉话》、《云仙散录》、《朝野佥载》、《玄怪录》、《续玄怪录》、《大唐新语》、《博异志》、《集异志》、《酉阳杂俎》、《裴铏传奇》、《独异志》、《宣室志》、《剧谈录》、《开元天宝遗事》、《太平广记》、《青琐高议》、《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夷坚志》、《续夷坚志》、《唐语林》、《类说》、《绿窗新语》、《醉翁谈录》、《剪灯新话》、《效颦集》、《语林》、《今世说》、《稗家粹编》、《虞初新志》、《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谐铎》等，便都有较好的整理本问世。

《燕丹子·西京杂记》

然而，这些整理与研究是孤立的，零散的，不成系统的。整理者和研究者往往考虑的是这部书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却并未从史志著录的角度来界定其类别和地位。即是说，人们并没有因为它们为史志子部小说所著录而影响对这些作品的判断，甚至并非因为史志著录其为小说而认定其为小说。

这些著作有些是以“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或是“宋元笔记丛书”为名目来整理出版的，这些书在整理者或出版人看来并不一定是小说，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百年来，史志子部小说的辑佚、考证和叙录工作同样也有人做，成绩也不容否认。例如，鲁迅辑录的《古小说钩沉》（1909—1911年）、《唐宋传奇集》（1927—1928年）[8]、叶德辉辑录的《唐开元小说六种》（1911年）、汪辟疆校录的《唐人小说》（1930年）、余嘉锡辑证的《殷芸小说辑证》（1942年）、周楞伽辑注的《裴铏传奇》（1980年）、程毅中辑校的《玄怪录》、《续玄怪录》（1982年）、卢文晖辑注的《师旷》（1985年）、陈尚君辑校的《集异记》（2000年）、《玉堂闲话》（2004年），以及严懋垣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书录附考证》（1940年）、傅惜华的《六朝志怪小说之存逸》（1944年）、李剑国的《唐前志怪小说集释》（1986年）、《唐代志怪传奇叙录》（1997年）、周勋初的《唐人笔记小说考索》（1996年）、周绍良的《唐传奇笺证》（2000年）等，便是颇有代表性的著作。

《唐人笔记小说考索》

不过，这些著作是就某一类或某一部小说来进行文献收集整理和研究，还没有自觉地按照史志子部小说著录进行小说文献资料系统整理的构想和运作。

至于总集类作品的编纂，也时有出现，然而，其所编纂的往往是古代小说的某一部分而非全部，所采用的多为选编与集成的方法。

即是说，整理者并没有全面关注中国史志子部小说的历史事实，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选择他们认为是小说的作品，将其汇集在一起。如中华书局出版的程毅中编辑的《古体小说钞》（宋元卷，1995年；明代卷，2001年；清代卷，200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的李时人编辑的《全唐五代小说》（1998年、2014年），即其代表。

而更多的是采用“笔记小说”或“笔记”的概念来汇编史志子部小说的一些作品，如民国时期上海进步书局编辑出版的《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重印），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的江畲经编辑的《历代小说笔记选》（上海书店1983年重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重印），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编辑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198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历代笔记小说集成》（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新编历代笔记小说大观》（1999—2007年），齐鲁书社编辑出版的《历代笔记小说丛书》（2004年），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1960—2006年），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整理的《全宋笔记》（2003年），三秦出版社出版的陶敏主编的《全唐五代笔记》（2012年）等丛书类书，确实包含有大量史志子部小说作品。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也应该充分肯定。

《全唐五代笔记》

然而，由于“笔记”、“笔记小说”等概念并不等同于史志子部之“小说”，且收什么不收什么，往往靠编辑者主观确定，标准也大多是现代的，所以在严格意义上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对中国史志子部小说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做过系统整理和研究中国史志子部小说文献的不懈努力，编辑了不少小说书目或小说数据，以作为治史志子部小说的门径，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如书目类有程毅中的《古小说简目》（1981年），袁行霈、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1981年）；书目提要类有宁稼雨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1996年），刘世德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1998年），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2004年），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2005年）等，小说资料类有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1985年）、丁锡根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1996年）等，这些都是试图对中国史志小说或文言小说进行系统清理，以摸清古小说的家底，以便进一步做好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工作。

然而，由于古今小说观念的差异以及各自理解的不同，大家在确定哪些作品属于小说哪些不属于小说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并没有能够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

例如，刘世德在《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前言》中说：“如果完全依据今天通行的小说的概念，那么，一大批的古代文言小说势必无缘进入我们的这部百科全书。而如果完全依据古人的种种有关小说的概念，那么，我们的这部百科全书又将显得内容芜杂、大而无当。

 因此，对待古人的小说概念和今人的小说概念，我们既不摈弃前者，也不拒绝后者；既尊重前者，也采纳后者，力求把二者结合起来，加以灵活地运用——这就是我们所遵循的原则。”[9]

这一原则简单概括就是，宋以前从宽，宋以后从严。所谓从宽，即基本遵从古人的观念。所谓从严，即主要采用今人的观念。

然而，宽严的尺度如何把握，就只能取决于编者的认识和态度了。而一书之中两种标准，总让人感觉别扭和无奈。

宁稼雨在编写《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时也基本采用同样的方法，不过他的理解却有所不同。

《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

他后来说：“他们（指刘世德先生们——引者）对其具体作法的陈述，从‘总目’的角度考虑，我仍然觉得有些模糊和不足。

 比如，对宋以前的文言小说，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事实上还有一些可以入选的作品。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宋拾遗》、《宋齐语录》、《类林》等作品，完全是晋代《郭子》、《语林》、《殷芸小说》（此为南朝小说——引者）一类作品的流变。

 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也将其与《世说新语》、《西京杂记》一类作品等量齐观。所以尽管史志小说家中没有著录，然而却有充足理由将其列入志人或杂俎小说中。至于南北朝至唐代志怪一类的作品，可以入选的就更多了。”

因此，他在书中所确定的划定文言小说界限的原则是：“在尊重古人小说概念的前提下，以历代公私书目小说类著录的作品为基本依据，用今人的小说概念对其进行遴选厘定，将完全不是小说的作品剔除出去，将历代书目小说家中没有著录、然而又确实可与当时的小说相同，或能接近今人小说概念的作品选入进来。”[10]

这样，他所著录的小说有的比历代公私书目著录的小说目录要宽，有的则要严，而宽严尺度的掌握，当然全靠他个人对作品的判断。

袁行霈、侯忠义编纂《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处理原则又有所不同。其《凡例》云：“古今小说概念不同，以今例古，其中多有不类小说者。为保存历史面目，本书不以今之小说概念作取舍标准，而悉以传统目录学所谓小说家书为收录依据。”[11]

《中国文言小说书目》

然而，他们的努力仍然受到质疑，石昌渝便指出：“虽然该书‘凡例’称‘本书以审慎、完备为目标，凡曾见于小说家类之文言小说，一般均予收录’，却仍然不够审慎和完备。

 如果不以个别人的看法，而依据传统目录学的经典意见，像《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娇红记》、《钟情丽集》、《怀春雅集》、《觅灯因话》、《燕山外史》等等这类明显出自虚构的作品就不能著录；如果这类小说可以入选，那么像《刘生觅莲记》、《寻芳雅集》、《花神三妙传》、《天缘奇遇》、《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等等作品未予著录，就是一个疏漏。”[12]

显然，这是因为他们对传统目录学小说著录标准的理解不同所导致的分歧。也就是说，即使将问题局限在传统目录学的范围之内，学术界也很难形成统一意见。

有鉴于此，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时，“采取宁宽勿缺的方针，除了著录文学门类的小说作品之外，还将古代主要公私书目著录的‘小说家类’作品也一概收录，对于其中非叙事性的作品则在提要正文中加以说明”[13]。

然而，为了“与古代目录学传统接轨”，将古代主要公私书目著录的“小说家类”作品一概收录，而为了突出“作为文学门类的小说”，又将上述书目失载的“许多确为文学门类的小说作品”一并收录，呈现出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复杂面貌，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就更加模糊了。

程毅中曾感叹：“古人所谓的小说，我们今天很难给它定性。我们想编一部新的古代小说书目，就会在收书标准上遇到很大的麻烦。我曾试图编一本古小说简目，想把已经失传的书也包括在内。不想只是现存的书都无法定性，已经失传的书如果只凭前人书目的著录就太宽大无边了，结果只能知难而退了。”[14]

《程毅中文存》

既然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不清，事实不明，连编辑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古代小说书目都这么困难，而已经编写的中国古代小说书目入选作品又多有不同，即是说，大家并没有形成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一致意见，那么，探讨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及其特点也就只好各说各话了。

例如，有关中国小说起源的意见就至少有先秦说、西汉说、魏晋说、六朝说、唐代说等多种。而从文体着眼讨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和发展，大家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之所以出现如此状况，除了古代小说观念与现代小说观念的差异之外，也存在今人对古人的误解乃至曲解，以及古代小说观念一直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让今人难以捉摸等原因。

同样是古人编纂的目录，其着眼点可能并不一样，而今人往往做一样的理解；同样是古人对小说的论述，不同时代作者的文化视角可能并不相同，而今人却做了相同的解读。另外，古今知识体系的差别，也造成了今人对古代小说观念的隔膜。以今律古、以西律中成为普遍现象，妨碍了今人与古人的对话和交流。

其实，与古人沟通就应该从尊重古人开始，在这里，贯彻陈寅恪提倡的“了解之同情”态度以达致“真了解”尤为紧要：“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15]

《陈寅恪集》

我们并不赞成美国学者夏志清所言：“除非我们以西方小说的尺度来考察，我们将无法给予中国小说以完全公正的评价。”[16]事实也许正好相反，除非我们真正尊重古人，对古人有“真了解”，否则我们将无法给予中国古代小说以真正客观的认识和完全公正的评价。

何况，古人的小说观念也不是亘古不变，不是小说的所谓本质决定了小说的存在，而是小说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对它的认识，唐以前的小说观念与宋以后的小说观念便不太一样，宋、元、明、清各代也有差异，而我们却用一个固定的标准去要求不断变化着的小说，能不圆凿方枘吗？

毫无疑问，人们关于小说定义的争论影响了对于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尤其是对于史志子部小说文献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却也促使我们思考：是否可以先搁置争议，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以推动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应该说，这种办法是有的。

从以上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由于受西方现代小说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汉制考 汉艺文志考证》

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人们恪守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因而始终缺乏文化本位意识和学术主体意识，不愿意承认或不愿意完全承认中国历代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著录的小说就是小说，尽管人们花了很大力气来调和古今小说的差异，却又始终找不到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且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处理办法。

这样的局面，相对来说对中国古代白话通俗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的影响要小一些，而对中国史志子部小说的影响则要大得多。

 因此，当前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史志子部小说方面，以弥补一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两类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失衡的缺憾，还原中国古代小说事实上包括史志子部小说和白话通俗小说的原生形态，以利于大家的了解、研究、开发和利用。

在西方现代观念中，“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17]。在中国古代，与西方小说观念比较接近的是不被二十五史《艺文志》或《经籍志》著录的白话通俗小说，而二十五史《艺文志》或《经籍志》著录的小说却有着与西方现代小说颇为不同的观念和很不相同的面貌。

这里所说的二十五史，是学术界对历代官修正史的统称，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

《汉书艺文志讲疏》

而《艺文志》则创始于《汉书》，著录当时传世的汉及汉以前文献，《隋书》和《旧唐书》则称《经籍志》。自《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类著录小说作品目录开始，经过《隋书·经籍志》调整为在四部之子部著录小说目录以后，中国历代史志无不沿袭。

 即使有一些正史未设《艺文志》或《经籍志》，也有后人替其补做。有些正史虽在《艺文志》或《经籍志》中著录了小说，但或有所遗漏，清人也做了补录。

因此，就各个朝代而言，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含补志）对文献的著录是基本完整的，它们所禀承的小说观念也是大体一致的。二十五史《艺文志》、《经籍志》或补志所著录的小说，具体有：

班固《汉书·艺文志》15部，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13部，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12部，姚振宗《后汉艺文志》5部，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2部，姚振宗《三国艺文志》3部，侯康《补三国艺文志》2部，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30部，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14部，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27部，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9部，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13部，聂崇岐《补宋书艺文志》2部，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2部，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5部，魏征《隋书·经籍志》25部，刘昫《旧唐书·经籍志》14部，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123部，陈鳣《续唐书·经籍志》30部，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63部，汪振民《补南唐艺文志》19部，脱脱《宋史·艺文志》362部，倪灿《宋史艺文志补》52部，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16部，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35部，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6部，龚显曾《金艺文志补录》5部，孙德谦《金史艺文略》3部，张廷玉《明史·艺文志》127部，赵尔巽《清史稿·艺文志》65部，武作臣《清史稿艺文志补编》54部，总计1153部。

曾朴纂《补后汉书艺文志·补后汉书艺文志考》

其中，宋及以前各志均通著历代文献，故小说著录有所重复，去除重复，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及补志共著录小说实为1000部左右。今人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著录古体小说511种（不含通俗小说和翻译小说），因观念与古人明显有异，故不计入。

《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家出于稗官”，以其为“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18]。受其影响，历代史志也多从政教和学术的角度来理解小说，将其列于诸子之末，或“似子而浅薄”，或“近史而悠谬”[19]，形成“古凡杂说短记，不本经典者，概比小道，谓之小说”[20]的传统观念。

因此，史志子部小说成了最为庞杂的一个门类，举凡朝政军国大事和帝王将相纪传之外的逸闻趣事、典章细故、民情风俗、海外奇谈，儒家经典和秦汉诸子之外的杂说短记、文化娱乐、奇技淫巧、茶艺酒谱，无不归之于小说。

例如，包罗万象的《博物志》，搜奇记异的《列异传》，记载鬼神的《搜神记》，记载笑话的《启颜录》，记载器物的《器准图》，记载秘画的《古今艺术》，记载茶道的《茶经》，记载花道的《花品》，记载酒道的《酒谱》，记载钱事的《钱谱》，以及《笋谱》、《竹谱》、《荔枝谱》、《庭萱谱》，各种笔记、杂俎、辨订、闲谈，等等，统统被揽入小说。

士礼居刊本《博物志》

这些虽非朝政军国的大事，也非治国理政的宏论，但却与人们的文化消费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古人视其为“小道”，固然降低了小说的文化地位，但也使得小说能够容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文化的点点滴滴，成为中国历史文献中最为丰富、最为生动、最有情趣、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面貌的细部特征的一个特殊门类。这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也是中国古代小说有别于西方现代小说的关键所在。

那么，如何寻找既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又切实可行的办法，来促进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全面系统整理与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呢？

我们以为，这种办法就是尊重历史，尊重古人，以历代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的著录为依据，全面系统收集整理有关文献数据，并开展对它们的研究。

因为正史代表着占社会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而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则代表着主流学术对当时知识形态的系统认识和学术分类。

抓住了史志子部小说，也就抓住中国古代小说的主体形态；理解了史志子部小说，也就理解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基本观念。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

与其无休止地讨论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应该是什么，哪些作品应该算做小说，不如先去了解古人到底将哪些作品归类为小说，尤其是代表正统思想的史志目录的子部小说（家）类究竟著录了哪些作品，这种著录在不同时代有哪些变化，这些作品的面貌究竟如何，时人或后人是如何认识它们的，等等。

弄清楚了这些问题，也就弄清楚了占主流地位的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弄清楚了中国如何从古代的小说观念演变至现代的小说观念，古今小说有何联系与区别，今天的小说该如何发展，等等。

这种方法，说到底，是一种历史还原的方法，其核心是以中国文化和传统学术为本位。当然，这并不排斥在认识和阐释史志目录及其作品时参照西方现代小说的思想和观念，从而寻找古今融通的管道和中西对话的平台，以促进当下小说观念的发展和小说创作的进步。

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主要采用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强调小说的故事性和虚构性，因此，它所重视和接纳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白话通俗小说和有故事情节的部分文言小说，不少中国史志子部小说未能进入文献整理研究者的视野，甚至有人根本不承认它们是小说。中国史志子部小说的文献整理与研究也就不可能全面展开，许多有价值的文化资源便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补续汉书艺文志》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喜爱，中国学者的文化本位意识和学术本土意识也日益增强。

 现实需要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定位，反思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对中国史志子部小说的歧视、误读和曲解，发掘中国史志子部小说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以推进中国现代文化的本土化进程，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平等对话和正常交流。

中国史志子部小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鲜明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色，保存着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不能仅仅按照西方现代学科观念将其简单地理解为一个文学门类，必须按照其本来面目进行正确的历史定位、系统整理、综合研究和合理开发，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

这些数量庞大的史志子部小说中不仅有大量小说精品，而且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民俗文化和社会生活史的重要数据宝库，值得我们重视和珍惜，也需要我们发掘、整理和研究。

二十五史《艺文志》或《经籍志》著录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是在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大潮中，顺应本土化学术发展的要求而进行的一项文化基础建设工程。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小说集解》

它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准确、全面、完整、系统地收集整理二十五史《艺文志》或《经籍志》著录小说的全部文献资料，摸清史志子部小说的全部家底，全面清理中国古代小说遗产，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形态和民族特点，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而且能够促进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地理、文化、教育、宗教、民俗、科技、工艺等方面的研究，对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促进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都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价值。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二十五史《艺文志》或《经籍志》著录小说的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深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整体水平必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末了，需要说明的是，二十五史《艺文志》或《经籍志》著录的小说属于古体小说范畴[21]，然而，它并非中国古体小说的全部，中国古体小说还包括历代私家书目所著录的小说，这些小说有不少并不为史志所收录。

如果说史志子部小说主要反映了正统小说观念，代表着官方的立场，那么，私家书目所著录的小说则主要体现了民间的立场和非正统小说观念。而正是官方与民间、正统与非正统的互摄互动，构成了中国古体小说的真实历史图景。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资料集》第四册

如果我们能够在史志子部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开展对私家书目所著录的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那么，中国古体小说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就更加完整，更加全面，更加系统，也更加丰富了。我们应该有所期待。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资料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小说资料辑录》（项目编号：11AZD062）结项成果，共9卷34册，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分卷出版，此文为全书总序。第一卷《汉书艺文志及两汉书补志著录小说资料集》（四册）已于2021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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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二十五史》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第531页。

[2] 在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之前，尚有严复和夏曾佑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1897年）中提出小说“为正史之根”，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1900年）诗云：“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重视小说渐成风气，而梁启超振臂疾呼，影响大增。

[3]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云：“《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作，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原载《教育丛书》1904年第76—78、80—81号）。章太炎《文学论略》云：“近世小说，其为街谈巷语，《水浒传》、《儒林外史》¼¼此皆无害为雅者。”（原载《国粹学报》1906年第2卷第4—9册。）王无生（天僇生）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提出：“吾以为欲振兴吾小学说，不可不先知吾小学说之历史。¼¼章回体以施耐庵之《水浒》为先声，弹词体以杨升庵《廿一史弹词》为最古。数百年来，厥体大盛，以《红楼梦》、《天雨花》二书为代表。其余作者，无虑数百家，亦颇有名著云。”（原载《月月小说》1907年第1卷第11期。）又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中云：“使施耐庵而生于欧美也，则其人之著作，当与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迭盖司（今译狄更斯—引者）诸氏相抗衡。”（原载《月月小说》1908年第2卷第2期。）

[4]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云：“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¼¼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之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此文原载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1（1921安），又收入《新文学评论》（1923年）。

[5] 鲁迅1920年在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时编印有油印本《小说史大略》，后增补修订为《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12月北京新潮社出版上卷，1924年6月出版下卷。此前，尚有三部小说史著作发表，它们是：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1920年6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1921年增订再版，约2万字），郭希汾（绍虞）《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中国书局1921年5月出版，编译自日本汉学家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之一节，约3万字），庐隐《中国小说史略》（刊《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第3—11号，1923年6月—9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小说史著作。

[6] 郑振铎撰有《巴黎国家图书馆之中国小说与戏曲》（《小说月报》1927年11月10日第18卷第11期）、向达撰有《瀛涯琐志——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5年10月第10卷第5期）、刘修业撰有《海外所藏中国小说戏曲阅后记》（《图书季刊》1939年6月新1卷1期）、戴望舒撰有《蠖庐琐记·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香港《星岛日报》1941年3月10日）。

[7] 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东方学术》1920年4月。

[8]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录于1909—1911年，1912年发表《古小说钩沉序》，此书正式出版在鲁迅逝世后的1939年，收入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的《鲁迅全集》中。《唐宋传奇集》，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12月出版上册，1928年2月出版下册。

[9]刘世德、程毅中、刘辉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前言》，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页。

[10]宁稼雨：《文言小说界限与分类之我见》，《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4期。

[11]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凡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页。

[12]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年，第12页。

[13]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凡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

[14]程毅中：《中国古代小说的文献研究》，收入《程毅中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9页。

[15]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39页。

[16]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59页。

[17] 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3页。

[18]班固：《汉书》卷三十，《二十五史》本，第581页。

[1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页。

[20]翟灏：《通俗编》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4页。

[21] 中国古代史志子部小说都是文言小说，其他官私书目所著录的小说也基本上是文言小说，这与宋以后广泛流传民间的白话通俗小说明显不同。鲁迅称这些文言小说为“古小说”，著有《古小说钩沉》，今人程毅中著有《古小说简目》，中华书局则以“古体小说丛刊”出版这类小说的整理本，以与近体小说（白话通俗小说）相区别。本书即在此意义上采用古体小说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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