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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白鹿  图 | 百度

养鸽子、斗蛐蛐

捉蝈蝈、架大鹰、遛獾狗

他是一个出身名门世家的“纨绔子弟”

却玩出了高度

玩出了文化

他是出身于名门世家的纨绔子弟，从小玩物成性：养鸽放飞，范瓠绘葫，秋斗蛐蛐，冬怀鸣虫，架鹰逐兔，养狗猎獾。他天天跟着一帮前清遗老遗少，乌央乌央地从北京城东头跑到城西头，成了北京城内有名的少年玩主。

少年王世襄

关于他“玩”的故事也数不胜数：小时候放鸽子，他手执长竹竿在房顶上跑，把屋瓦都成垅地掀翻。正房厢房距离好几尺远，他从这屋房顶一步跳到那屋房顶，把文弱的母亲吓得晕了过去；就读于北京美侨小学时，一连数周英文作文，他篇篇写鸽子。老师生气地把作文本扔到他面前，呵斥他：“你以后要是再写鸽子，不论写得好坏，一律得P（即poor）！”

在燕大读书时，他还干过臂上架大鹰，怀里揣着蝈蝈去上课的事。有一次他把蝈蝈揣在怀里上课，当时燕大的名教授邓之诚正兴致勃勃地讲中国历史，忽然听到一阵“嘟嘟”的蝈蝈声，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邓之诚先生非常愤怒，把他请出了教室。

“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

这个被老师认为是“未知数”的富家公子哥就是“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

王世襄出生在诗书世家，高祖王庆云任过两广总督、工部尚书，《清史稿》给他立过传；祖父王仁东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父亲王继曾则是新派人物，精通外语，还出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母亲金章出身大家闺秀，留英5年，善画鱼藻，有《金鱼百影图卷》等佳作传世。

少时的王世襄与父母合影

优裕的生活条件、中西兼备的文化背景和家庭熏陶，从小对王世襄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小学至高中，王世襄就读于北京干面胡同美国教会学校，能讲一口流利英语，同时家中聘请最好的国学老师，给他讲授文史诗词。

在父母营造的宁静而闲适的家庭氛围里，王世襄的少年时期过得快活自在。京城的各类传统玩意儿，除了京剧、养鸟这两项他没有“深情投入”，其余杂七杂八的玩意儿都玩得有板有眼。

除了养鸽子、斗蛐蛐、养蝈蝈，他还遛狗、熬鹰。在大学毕业之前，他“地主家傻儿子”的形象在时人心中根深蒂固，除了玩就是变着花样地玩，以至于差点荒废学业。

斗蛐蛐

十七八岁时，王世襄拜善扑营头布库瑞五爷、乌二衮为师，开始学习摔跤。受他们的影响，王世襄又学会了遛獾狗、架大鹰，还结识了不少养狗家。

有一次，王世襄去参加同学的婚礼，在东华门附近遇见一条黑狗，浑身圆骨头，毛色糙而深黝，只胸口有一撮白毛，活泼非凡，无一处不具备獾狗条件。于是，王世襄婚礼也不参加了，到“宝华春”买了酱肝，把狗喂到了家，使之成为自己的最后一条观赏狗。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他从一对新人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给黑狗取了个名字：“小宝”。

在北京玩家种类繁多的游艺之中，最高境界是玩鹰。鹰可不是那么好玩的，至少要“过五关斩六将”。王世襄说，这五关是打鹰、相鹰、训鹰、放鹰和笼鹰。第三关“训鹰”，北京人俗称“熬鹰”。

王世襄架大鹰

新捕获来的野鹰亦称“生鹰”，主人为了驯服生鹰，要连续几天几夜对它实施骚扰，让野鹰不能睡觉，谓之“熬鹰”。经过少则一周，多则10日不间断地熬驯，生鹰才能驯服，按照主人的指令起飞捕捉野兔等猎物，然后将猎物叼回后交给主人。没有主人指令，这头鹰绝不染指猎物。

从中学到大学，王世襄玩鹰乐之不疲。就读燕京大学时，王家在校园附近拥有的一大片菜园子，成了王世襄种葫芦、养鹰、养狗、养鸽子、邀请玩家们来此相聚的世外桃源。王世襄一出门就可以放鹰，一周去上两三次。他还结合捕鹰、驯鹰、放鹰的实际体验，在《华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玩鹰的文章。

除了玩，王世襄还会吃。小时候优越的家庭条件，让他吃遍了天南海北的美食，也培养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品味。后来，单纯的“吃”已经满足不了王世襄的好奇心，他还钻进了厨房，亲自做了起来。

王世襄做菜

按理说“君子远庖厨”，若论家世，王世襄理当远远地呆在厨房外当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公子哥。但是在王世襄眼里，好像除了好玩不好玩，就没有其他评价标准了。看到好玩的东西，什么阶级、地位、身份，早就被他抛到了脑后。

王世襄幼时读书得空的时候，经常溜进厨房去看他家的厨师做菜。厨师都是各地请来的名师，技艺十分高超。看得时间久了，王世襄还经常在他们的指点下亲自上灶做菜。他越学兴趣越浓，交了很多厨师朋友。有时候去到这些厨师主灶的饭馆，王世襄还会跑到后厨自己做菜吃。

 王世襄十几岁的时候，常常自己一个人就能做一大桌子菜，中餐西餐样样在行。他觉得做饭不是一件多难的事，反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

汪曾祺

汪曾祺是众所周知的美食大家，他评价王世襄：“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

京城文化圈内流传甚广的故事，就是有时朋友请王世襄上家里做几个菜，他会把主料、配料、酱油、黄酒、菜板都放在自行车上带过去，据说有时候连圆桌都是自己用自行车驮去的。

有一次朋友聚餐，规定每人备料做一个菜，大家拿出手的都是一些名贵菜品：鱼翅、海参、大虾、鲜贝。结果王世襄提着一捆葱就来了。他一来就钻到厨房，不一会就端着菜出来了。大家一看他做的菜——焖葱，大家一尝，都竖起大拇指，都觉得这道菜把其他菜都压下去了。

焖葱

解放之后，王世襄还想着学习做菜，可是苦于没有途径。

当年北京各大饭店的名厨师，每天早上都会到朝阳菜市场去买菜。菜市场开门之前，他们在大门口打太极拳，相互交流厨艺。

王世襄发现这个秘密后，每天一大早也到朝阳菜市场打太极拳，混在北京各大饭店名厨堆里偷听他们交流烹调技术。他还不知“天高地厚”，在朝阳菜市场门口与这帮厨师交流起烹调技术，那些大师傅以为他是京城哪一家大饭店的名厨呢。

王世襄骑自行车买菜

王世襄会吃、会做还会品。他年轻时吃出来的见识，晚年写成了关于美食的文字，也获美食家们的好评。1983年，刚刚改革开放，北京举办过一次全国一级厨师大赛，特邀了三个评判员，就是北大王利器教授、溥杰和王世襄。据说王老一天之内品尝、评判了各种流派的80多道菜肴。

 少年时的王世襄，吃喝玩乐样样精通，以至于给世人留下了一个玩物丧志的坏印象。但是后来发生一件事，让他彻底的改头换面。

1939年王世襄的母亲金章去世。那时王世襄刚从燕京大学毕业，这个快活自由的孩子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庇护。他在悲痛之余反思自己，决定不再玩闹下去，开始承担一个成人的责任和担当。

金章1910年在法国留影

1941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王世襄一心扑在了工作和研究上，他任职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时，追还文物2000余件，还奔赴日本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

新中国成立后王世襄任故宫陈列部主任。“三反”运动中，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后经查明无问题开释，但是不得再返回故宫工作。1953年开始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一干就是十年。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摘帽”后调回国家文物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王世襄受到冲击，于1969年10月被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

那时王世襄已经55岁，他常常调侃自己是一个“老运动员”。

王世襄在干校劳作

谈起那段经历，王世襄说：“我的前大半生是很坎坷的。‘三反’运动中被拘留过，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到‘大革命’（‘文革’）中已是一个‘老运动员’。下放干校之前，我在国家文物局工作，当时身患肺病，医生本不让去，但军宣队坚持非去不可。没办法，只身来到向阳湖，住在四五二高地‘干打垒’的房子里”。

在这里，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王世襄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也吃过。三年多的干校生活尽管劳动艰苦、生活清贫，但他好玩的天性在这里找到了应有的乐趣。

他很快成了养牲口的行家里手。一有闲暇，跟当地老乡学采集野生菇，常漫山遍野采灵芝，挖兰花，还常常跑到干校所在地向阳湖边向渔翁老韩求教打鱼，“未曙出湖，日上而返”，并不影响一天的劳动。

王世襄

他还苦中作乐，时常即兴赋诗，以明心志，如《畦边偶成》：“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天性乐观的王世襄不仅没有被繁重的劳动和精神压迫打到，靠着乐观积极的精神，还让困扰他20多年的肺病不治而愈。

有一个段子说：男人从来没有长大过，只不过是他们的玩具变大了。用到王世襄的身上，就是：王世襄从来没有改变过玩心，只不过是玩的东西不一样了。

玩家王世襄

老年的王世襄又迷上了收集明代家具。

回京之后，王世襄一直努力收集明代家具，几达废寝忘食的程度。他花数百元从通县买回一个家具，却舍不得花5元钱的车费运回家，自己骑车从通县把家具拖回家；为了搜集明代家具，他除夕之夜仍躺在河北乡村的冷炕头上，用脱下来的鞋垫在炕沿上做枕头，度过除夕之夜。家里的宝贝堆得满满的，没地方放，他干脆和老婆住在柜子里。

那时候不管严寒酷暑，经常能看到王世襄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车后装着一个能承重一两百斤的大货架，架上放着棉绳、麻袋片和大小包袱。

王世襄夫妇

有一次，他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一个老太太家看到一对杌凳，非常喜欢。老太太要价20元，王世襄马上掏钱，老太太见他没还价，马上改了口不卖了。两天以后，王世襄路过东四的挂货铺，看见打小鼓的王四坐在这对杌凳上，觉得这回再不能让这对杌凳“跑”了。可那天他恰恰忘带钱包了，王四要价40元，他连定钱也拿不出来。

等他带着钱回到挂货铺，杌凳却已经被红桥的梁家买走了。于是，王世襄跑到梁家，想把这对杌凳买回来。谁知梁家兄弟就是不卖。王世襄锲而不舍，一次不行，两次，隔三岔五到梁家买这对杌凳。

为了买到手，他不断地加价，历时一年，他跑了二三十次，最后花了400块钱，才从梁氏兄弟手里把它买下来。老先生对这对杌凳当然格外看重，当初买回去又重新拾掇了一番，其图片收录到他的《明式家具珍赏》中。

王世襄的收藏和笔记

见过他的人，描述他是一个好玩的老头，“这是一个亲自动手的美食家，骑自行车倍儿帅，一手扶把，一手夹着案板，从芳嘉园到北总布胡同范用家烹调示范；还是球迷，傍晚穿着背心、短裤，骑在车上，又是单手扶把，一手拿着大芭蕉扇，迳奔东郊工体门口等退票……”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王世襄小时候看似“玩物丧志” 的各种行为，其实已经为他一生的命运轨迹埋好了伏笔。可以看出，王世襄的各种“玩”，都不是为了消遣娱乐的“玩”。他玩的任何一个领域，都玩出了高度，玩出了文化。

王世襄著作

王世襄一生写了31部作品，其中有很多都是根据他“玩”的经验写出来的，他自己的散文中也有很多关于玩时的描述，如：《北京鸽哨》《竹刻》 《蟋蟀谱集成》《说葫芦》《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竹刻艺术》《竹刻鉴赏》《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

在王世襄“玩”的时候，世间一切繁杂都被他抛诸脑后，只剩下专注的去玩，去欣赏，去研究。而从小玩到大的经验磨砺了他乐观豁达、洒脱不羁的性格，也让他在面对苦难挫折时能笑对人生，不气不馁。

能玩的王世襄，玩出了艺术的高度

反观当下，能玩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真正会玩的人越来越少。

出门旅游，人们都是举着自拍杆，各种摆拍、修图，只为了能在朋友圈放九张修的不像自己的照片炫耀到此一游，却忘了用眼睛去欣赏真实的美景；朋友聚餐，本该聚在一起好好地聊天，大家却都是拿着手机聊微信，玩游戏，有时候菜上来了都顾不上吃；每个人每天拿着手机玩，也没有人敢说自己是一个手机玩家。

跟王世襄比，我们真的一点都不会玩

王世襄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跟王世襄比，我们真的一点都不会玩。

2009年11月28日，这个会玩的老头离世了，享年95岁。在他离去后，许多人感慨：21世纪可能还会再出现个钱钟书，但王世襄是再也出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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