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损害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吗？——独生子女是否愿意选择创业
目前独生子女已经成了中国人口中影响巨大的一类群体，他们的群体特征将显著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果。CGSS（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库，2006年和2008年）的数据表明，独生子女中创业比重要低于非独生子女。
是独生子女更加不愿意创业？还是家庭层面、个体层面的遗漏变量导致独生子女表现出较低的创业比重？计划生育政策是否损害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孙文凯、孙昂、王乙杰利用CGSS两次调查的混合横截面数据，分析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创业行为和一些反映企业家精神的性格特征上的区别，并且讨论了独生子女相比于非独生子女创业可能性更低的原因。
变 量 与 模 型
本文数据来源于CGSS两次调查的混合横截面数据（2006年和2008年）。只选用这两次调查，主要原因是其它年份的问卷不可有效识别是否独生子女。
分析的主要自变量是独生子女状态这一哑变量。主要因变量是企业家精神，“是否创业”作为直接衡量指标，也是本文最重要的被解释变量。另外，根据熊彼特以及后来一些学者的描述，企业家精神主要指以下个人特征：创新、冒险、合作、敬业、学习、执着、诚信、服务态度。CGSS问卷中涉及到了针对风险态度的主观问题。此外，“与周边人关系是否友好”、“努力工作重要性”、“计划的执行程度”等主观问题回答都能一定程度放映被调查者性格特征。最后，节假日走访朋友数量这个问题能够反映被调查者的社会网络情况。对主观特征和社会网络的分析有助于分析创业行为结果的成因。
本文采用的方法主要是OLS方法估计以下模型：
其中only代表我们关心的独生子女变量，而X代表个人人口学特征集，F代表家庭经济与人口变量，Prov为该个体所在省份哑变量。当被解释变量为 0 -1变量（如创业）时，模型采用Probit模型。当被解释变量是离散的评价值（例如，对风险投资的向往，数值范围从1-5），模型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
但是由于内生性问题，OLS估计系数有偏误。Ebenstein（2010）给出了所在地区出生时计划生育执行状况的工具变量集合，即中国各省计划生育额度、罚款额、补贴奖励额等信息。这些工具变量属于宏观经济政策，与可能遗漏的家庭或个体层面变量无关，而与是否成为独生子女相关。本文主要使用这一工具变量集合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除了直接使用上述政策充当工具变量外，本文还构造一个复杂的工具变量
：
其中，I [2]、I [1.5]和I [1]分别代表出生后一年政策允许生育2个或以上、1.5个和1个。Fine代表个体出生后一年超生罚款与当地平均收入之比，使用后一年政策和罚款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是下一个孩子是否出生。male代表是否男性。由于只对“超生”部分有处罚，因此上式主要影响第一个孩子是否是独生子女。这个工具变量主要用来比较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第一胎时使用。
文 章 结 论
在创业行为上，独生子女表现出明显的谨慎性，相比于非独生子女更不倾向于创业。这个结果非常稳健，并且控制内生性后的结论更加明显。
独生子女相比于非独生子女创业可能性更低的原因可能有3个：
生活习惯形成的一些性格特征与企业家精神存在差异；
缺少社会网络而不能创业；
家庭责任大而不敢创业。
本文对可能的前两个原因进行了检验，第3个原因限于数据无法验证。
发现独生子女在主观风险态度、计划执行能力和人际关系上与非独子女并无显著区别，只是在快乐程度上要低于非独生子女，说明独生子女更加不乐观。
这种不乐观的来源则难以进一步说明，有可能是长期形成的性格因素，也有可能是社会网络缺失带来的心理负担。
从社会网络角度来看，虽然表面上通过描述统计和简单回归分析看到独生子女亲戚和朋友数量较少，但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看到独生子女这一属性并不减少亲戚和朋友数量，甚至有正效应。
但是，从内心的亲密度看，独生子女与亲戚朋友和同乡的关系要比较差，意味着真正有效的社会网络可能欠缺。
文章作者：
孙文凯，王乙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孙昂：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文献：《经济学报》2016年6月第2期（138页-160页）
引文格式（根据GB-7714参考文献著录标准）： 孙文凯，孙昂，王乙杰. 2016. 计划生育损害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吗？[J]. 经济学报, 3(2) :13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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