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预测：兼顾跨国生产率收敛与中国劳动力特征的供给侧分析
１本文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ＣＦ４０）内部重点课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研究”与教育部创新团队“中国—东盟区域发展”资助成果。论文早期版本曾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内部研讨会上报告过，感谢与会专家（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教授）的建议与意见；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审稿意见；文责自负。
２白重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Ｅ－ｍａｉｌ：ｂａｉｃｈｎ＠ｓｅｍ．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报》2017年第4卷第4期，页码：1-27.
摘 要
中国增速趋势性下滑迹象已经显现，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如何看待“６时代”的中国经济？未来中国经济可以保持一个多高的增长水平？这是当前引起高度关注的热议话题。本文回避生产函数具体形式讨论，从供给侧角度预测中国中长期的增长潜力：首先基于可比经济体的跨国收敛规律预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后基于中国人口结构转变和就业参与等自身特征估计其劳动力增长率，然后求和得到中国２０１６—２０５０年间各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结果显示：中国未来各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如下：２０１６—２０２０、２０２１—２０２５、２０２６—２０３０、２０３１—２０３５、２０３６—２０４０、２０４１—２０４５与２０４６—２０５０年间分别为６．２８％、５．５７％、４．８２％、３．９４％、３．４０％、３．４６％和２．９８％左右。之后，本文指出中国制度环境的改善空间很大和具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都不一定意味着之前的预测结果高估或低估实际的增长潜力。中国离“前沿”经济体越来越近，“后发赶超”优势不断减小，从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不断下降；中国总人口增长趋缓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从而劳动力规模不断减小；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不断下降将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
增长潜力；供给侧；劳动生产率；劳动力
0 引 言
中国增速趋势性下滑迹象已经显现①（①这里的“增长率”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１７》（国家统计局编著）所发布的年度（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所发布的季度（２０１７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１００）”数据。）：实际增长率由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间的年平均１０．５４％下降至２００８年的９．７０％，２００９年触底９．４０％后有所反弹，但２０１１年以来再次急转直下，２０１６年６．７０％的增长率创１９９０年以来最低；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７．６８％，显著低于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间年平均１０．０３％的水平；２０１７年前两个季度经济增长率均为６．９０％，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依然明显。如何看待“６时代”的中国经济？未来中国经济可以保持一个多高的增长水平？这是当前引起高度关注的热议话题，国内外众多研究机构和学者就此展开了深入研究和热烈讨论。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①（①如刘世锦编著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系列丛书（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寻找新的动力和平衡”，２０１４—２０２３“在改革中形成增长新常态”，２０１５—２０２４“攀登效率高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②（②参见该课题组近年来在《经济研究》等期刊上所刊发的论文：如《资本化扩张与赶超型经济的技术进步》（２０１０年第５期）、《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等。）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③（③参见该课题组各年发布的《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研讨会》（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系列，分别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和２０１５年出版。）等，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④（④蔡昉（２０１６）对其有关研究做了很好的回顾和梳理。）、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与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等都在多个场合发表观点。
这些研究均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模式将很难持续，但对于其未来增长潜力的估计结果相差较大（在这里仅列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且反响较大的部分研究的结论）：Ｈｏｌｚ（２００８）预测中国２０１５—２０２０以及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５．５０％～１０．９０％和３．９８％～１３．５１％。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预测中国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间经济增长率在５．９２％～９．２６％之间。张延群和娄峰（２００９）则预测中国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间将年均增长６．７％，但在较为悲观的情景模拟中有可能降至５．４％甚至４．５％的水平。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预测中国２０１１—２０２０与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６．１％～７．０％与５．０％～６．２％；由亚洲开发银行和北京大学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Ｚ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则指出中国２０１０—２０２０以及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间分别可以实现年均增长８％和６％的目标；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预测中国２０１１—２０３０与２０３０—２０６０年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６．６％和２．３％；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２０１３年共同出版的《２０３０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化、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一书则表明２０１６—２０２０、２０２１—２０２５以及２０２６—２０３０年中国将分别年均增长７．０％、５．９％和５．０％。ＣａｉａｎｄＬｕ（２０１３）认为中国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６．１％，考虑人力资本因素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对资本形成率、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的影响后则有可能上升至６．７％。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ｓ（２０１４）则指出中国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终究要“回归到均值”，其经济增长率将分别在２０１３—２０２３年和２０２３—２０３３年期间下降至５．０１％和３．２８％。①（①该文假设中国该段时期内的人口增长率为０，从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即为人均ＧＤＰ增长率的预测值。）屈宏斌（２０１５）则认为中国在２０２０年以前各年都将实现８％以上的经济增长，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为８．５％。陆旸和蔡昉（２０１６）则指出中国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１—２０１５年、２０２６—２０３０年、２０３１—２０３５年、２０３６—２０４０年、２０４１—２０４５年和２０４６—２０５０年的潜在增长率分别６．６００％、５．６３３％、４．９８３％、４．５４０％、３．９３５％、３．１５１％和２．４７４％；在考虑户籍制度改革、教育和培训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对劳动参与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效果的各种假设后，再组合不同力度的生育政策调整，则潜在增长率将上升１～２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２０１７年７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预测中国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间各年分别增长６．５８％、６．１７％、６．００％、５．９０％、５．８０％和５．７０％。
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和数据来源不尽相同，关于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结论和未来增长动力的情景模拟也不完全一致。就方法论而言，一类方法重点关注需求侧，较少关注中国是否有足够供给能力来满足和维持相应需求。一类方法重点关注供给侧，这一类方法包括“简单类比法”和“增长核算法”两类。其中“简单类比法”比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来预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这一做法着重强调跨国增长的“收敛”共性，认为不同经济体在相似的发展阶段上有着相似的增长潜力，忽略了不同经济体在达到相似发展阶段时在人口结构和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增长核算法”则着重强调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人口结构和制度环境等诸多方面的特性，在分别预测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和劳动等增长潜力的基础上来预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这一做法在逻辑和方法论方面存在较大的争议：一方面不能避开生产函数具体形式或者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的讨论；另一方面资本积累来自于每年的新增产出，其变化可能本身即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结果。经济增长虽然无外乎要素投入增加和生产效率提升两个方面，但如何正确计量二者的相对贡献，“可加性”是其中的突出问题。还有一类方法同时考虑供给侧和需求侧，在可计算一般均衡（ＣＧＥ）分析框架中基于中国实际选取和调整有关模型参数，并据此预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这一做法对于短期预测而言可能非常行之有效：模型重点关注中国近期所处经济阶段特征，包含众多经济指标并考虑相应指标之间各种可能的联动影响。但这一方法的分析过程非常复杂，且对于刻画各种变化如何影响整体经济的模型的要求非常高；不同学者在模型的模块设计和参数选取等方面的差异非常大，不利于所得结论之间的讨论与比较，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一致结果。
在绕开上述问题，借鉴“收敛”规律和跨国经验来考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简化分析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林毅夫和张军的观点。林毅夫指出，①（①参见林毅夫教授在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８日南京农业大学１１０周年校庆时的报告，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所撰写的文章（２０１４年３月６日），以及新浪财经、凤凰财经等对其的采访报道。）中国２００８年时的人均收入（ＧＤＰ）水平相当于美国的２１％，大致相当于日本１９５１年、新加坡１９６７年、韩国１９７７年，相当于中国台湾１９７５年；这些经济体在随后的２０年间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９．２％、８．６％、７．６％和８．３％。因此中国经济在２００８年之后的２０年内的潜在增长率也在８％左右。而在张军看来，②（②参见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６日张军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张培刚经济学纪念讲座”中所作报告，以及财经网、ＦＴ中文网等对其的采访报道或其所撰写的专栏文章。）中国当前的人均收入大约相当于美国的２２％～２３％，如果假设未来美国年均增长２％左右，再根据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之前所呈现的本年度人均ＧＤＰ增长率与上年度相对于美国的人均ＧＤＰ之间的函数关系，可以得到中国未来各年潜在人均ＧＤＰ增长率如下：８．０７％（２０１５年）、７．９４％（２０１６年）、７．８０％（２０１７年）、７．６５％（２０１８年）、７．５０％（２０１９年），……，４．８８％（２０３５年）；再加上每年０．４％～０．５％的人口增长率，则意味着中国在“十三五”期间可以保证年均增长率不低于８％的水平。
以上分析中有两个方面的因素预示了中国与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相似发展阶段上经历相似增长路径的可能性：中国近年来的投资率水平虽然显著高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可比发展阶段上的水平，但低于新加坡（图１左）；③（③图中数据来源于新近发布的“宾州大学世界表”（ＰｅｎｎＷｏｒｌｄＴａｂｌｅ，ＰＷＴ９．０；最新修订日期：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６日）。有关“宾州大学世界表”的历次数据更新情况介绍详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ｕｇ．ｎ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ｇｄｃ／ｄａｔａ／ｐｗｔ／。）中国人力资本水平虽然显著高于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相应发展阶段，但与日本和韩国相应发展阶段上的水平相当（图１右）。
与此同时，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一是相比于这４个亚洲经济体在相应发展阶段上总抚养负担（０～１４岁少儿和６５岁以上老人数之和与１５～６４岁人口数之比）在不断下降的变化趋势而言，中国２００８年之后总抚养负担在快速上升（见图２左）。④（④根据联合国所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２０１７》（Ｗｏｒｌ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２０１７Ｒｅｖｉｓｉｏｎ）中的“估计值”（１９５０—２０１５）以及“中（生育）变化”（ｍｅｄｉｕｍｖａｒｉａｎｔ）下的“预测值”（２０１５—２０５０）中有关人口年龄结构数据计算整理得到。其中“总抚养负担”等于“少儿抚养负担”（０～１４岁人口与１５～６４岁人口之比）与“老年抚养负担”（６５岁以上人口与１５～６４岁人口之比），用于反映平均每个１５～６４岁人口所负担的少儿和老年人口总数。）二是中国当前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已经接近６０％，远高于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相应发展阶段上的水平（３０％～３５％），甚至高于日本（４５％左右）；借鉴于这些经济体随后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见图２右），我们很难相信中国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在未来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两个现象密切相关，都意味着中国相比于这些经济体而言，过去相对更快的经济增长部分源于其更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参见有关“人口红利”的研究与讨论）和更高的就业参与，也同时表明中国经济未来将极有可能显著差于这些经济体在相应发展阶段上的赶超表现。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与这几个亚洲经济体增长“求同存异”的讨论中，“同”所表现的投资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这两个方面，集中影响的是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即，劳动生产率）；而“异”所涵盖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参与，则主要影响经济体的劳动力数量。并且，以往的研究表明“劳动生产率”指标不仅简单直观，而且可以避开生产函数具体形式或要素投入产出弹性的有关讨论；“劳动力”所受制约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参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环境，不易受到其他国内外外界因素的影响。这将是我们接下来预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逻辑起点。我们将通过分析表明，跨国“收敛”特征将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而“人口”因素则呈现出各经济体自身的运行规律。
1 分析框架与思路
我们首先基于历史数据来呈现跨国（地区）增长的特征，结果见图３。这里分析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１０），①（①数据来源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ｇｄｃ．ｎｅｔ／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ｏｒｉｉｎｄｅｘ．ｈｔｍ。该数据最后一次更新为２０１０年３月。）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该数据涵盖的历史时间比较长（公元１年—２００８年），且在跨国（地区）历史比较中较常被使用；二是我们所对照讨论的林毅夫教授等所提出的观点（如前所述）也基于此数据；此外，我们后续将借鉴采用的经验分析框架来源于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９），该文中的数据也来源于此；采用相同的数据来源将有利于我们随后所得出的结论与已有研究的结论进行对比。图３表明，初始相对于美国的人均ＧＤＰ越低的经济体，其随后４０年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倾向于越高；并且，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这４个亚洲经济体以及所选择的１４个西欧经济体的“收敛”表现较好。②（②这里的分析区间为１９５０—２００８年；１４个西欧经济体为：爱尔兰、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西班牙（下同）。我们借鉴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９）的研究但略微有所不同：Ｌｕｃａｓ选用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０３）中的１９６０年和２０００年的数据，并基于ＳａｃｈｓａｎｄＷａｒｎｅｒ（１９９５）的结论选取１７个西欧经济体（上述１４个西欧经济体、希腊、葡萄牙和１３个西欧小国汇总的经济体）来考察经济的（长期）增长规律；我们这里的分析数据来源于Ｍａｄｄｉｓｏｎ数据的最新版本（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１０））；此外，我们发现相比于上述１４个西欧经济体，希腊和葡萄牙在相似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增长表现较差，而１３个西欧小国汇总的经济体（ｓｍａｌｌＷＥＣ）并非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我们随后分析所需的部分数据来自于其他数据来源，并不一定完全涵盖这１３个西欧小国），因此我们随后的分析并未包括这３个经济体。）
接下来，我们从“人均ＧＤＰ”和“总人口”两个角度来分解跨国（地区）增长收敛规律，直观结果见图４。③（③这里的分析区间为１９５０—２００８年。）图４与图３对比，我们发现跨国（地区）增长“收敛”主要表现为人均ＧＤＰ的“收敛”而非“总人口”的收敛。
我们首先选取相对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中国２００８年时的情形（约为美国的１７％）相当的可比经济体（包括西欧和亚洲经济体）作为参照，①（①我们的预测分析起点为２００８年，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１０）数据截止到２００８年，二是２００８年之后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存在周期性影响。中国２００８年相对于美国的劳均ＧＤＰ（约为美国的１７％），大致与日本１９４８年、韩国１９６８年以及中国台湾１９６５年相对于美国的劳均ＧＤＰ水平相当（新加坡各年相对于美国的劳均ＧＤＰ从未到达过中国２００８年的相对水平），与奥地利１９４７年、法国１９４５年、意大利１９４６年和西班牙１９４６年相对于美国的劳均ＧＤＰ水平相当；因此这里所选取的“亚洲经济体”的样本点为日本（１９４８—）、韩国（１９６８—）和中国台湾（１９６５—），“西欧经济体”的样本点为奥地利（１９４７—）、法国（１９４５—）、意大利（１９４６—）和西班牙（１９４６—）。）根据非线性Ｇａｕｓｓ－Ｎｅｗｔｏｎ迭代方法直接估计μ和θ，结果见图６。在图６中，考虑到“经济体规模”大小可能会影响各经济体收敛于前沿经济体（美国）的速度，我们同时给出了用“总人口”度量“经济体规模”且估计上述“收敛”表达式时控制“国家规模”的结果。
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仅考虑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３个亚洲经济体作为参照且不包含“经济体规模”影响的劳动生产率的“收敛”规律，①（①我们并没有考虑４个西欧经济体，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西欧经济体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环境与中国存在较大的不同，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经济体虽然在１９４５—１９４７年间相对于美国的劳均ＧＤＰ水平与中国２００８年的相对水平相当，但１９４５—１９４７年大致对应于这些经济体相对于美国的人均ＧＤＰ（或劳均ＧＤＰ）大幅下降反弹探底时的前后年份。这与韩国和中国台湾相对于美国的劳均ＧＤＰ不断上升且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分别到达中国２００８年的相应阶段的情形有所不同（日本虽然也是在１９４８年相对于美国劳均ＧＤＰ下降到最低水平附近时到达了１７％左右的水平，但其下降幅度并不十分明显）。）来预测中国未来各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后，基于中国自身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参与特征，在分别预测中国未来各年的“人口增长率”和“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变化率”的基础上，估计其未来各年的“劳动力增长率”；然后，进行加总，得到中国未来各年的经济增长率。②（②值得一提的是，基于宾州大学世界表和Ｍａｄｄｉｓｏｎ等跨国数据进行分析时，所得到的经济增长率均为以相应不变价国际货币为准的增长率；我们需要额外考虑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才能将其转换为以人民币不变价为准的增长率。我们发现，所有经济体、西欧经济体以及亚洲经济体的汇率与其相应发展阶段并不存在统计显著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此外，日本、韩国等国家与中国类似，在相应发展阶段都经历了从“盯住美元固定汇率制”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改革，以及本币对美元汇率非平滑变化的过程。因此，我们暂未考虑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化对人民币不变价为准的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的分析过程为“经济增长率＝劳均ＧＤＰ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变化率”。
此外，在分析中，作为对时下热议的“中国当前经济减速为后危机时代的周期性波动还是长期结构性减速”以及“中国和美国经济刺激计划效果如何”等话题的回应，我们区分两种情形来预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一是预测起点为２００８年，忽略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后中美两国实际经济表现的差异；二是预测起点为２０１４年，中国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间始终优于美国的实际经济表现，使其与美国的距离更近，未来“赶超”空间减小。我们倾向于认为后一种情形更贴近于实际情况，但考虑到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间中国得益于“经济刺激计划”的“超优”表现可能通过加剧其经济扭曲程度，从而有可能在“刺激”效果消失后因为“断层式”回落而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我们也不排除前一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
2 数据来源与增长预测
如前所述，我们将分别估计中国未来各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之后求和得到各年的经济增长率；并且，对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这一指标而言，在模拟预测中我们将分别以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４年为起点，以区别对待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以及中国随后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对中国经济可能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2.1 预测“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具体而言，对于“劳动生产率”（劳均ＧＤＰ）这一指标，我们分别基于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１０）和宾州大学世界表（ＰＷＴ９．０）所提供的跨国数据，①（①这两个数据来源在学者考察较长期的经济增长特征以及进行跨国比较时较常使用。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１０）和宾州大学世界表（ＰＷＴ９．０）都给出了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实际ＧＤＰ的估计值：前者涵盖１６２个国家和地区，跨时公元１年—２００８年；后者涵盖１８２个国家和地区，跨时１９５０—２０１４年。我们进一步比较这两个数据来源发现，二者所涵盖的国家和地区（部分国家和地区在两个数据来源中的表述略有不同，我们在分析中对其进行了仔细比对以保持一致）高度重叠，所给出的ＧＤＰ估计值略有不同，主要在于二者对相应国家和地区官方发布数据修正方法、所采用的购买力平价汇率和所采用的基年不同。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二者所给出的ＧＤＰ水平值存在一定出入，但在绝大多数年份二者所给出的经济增长率高度相似。）根据非线性Ｇａｕｓｓ－Ｎｅｗｔｏｎ迭代方法估计相应的μ和θ，之后根据上述“收敛”表达式得到中国未来“潜在劳动生产率”的运行规律，并据此预测中国未来各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结果见图７。
点）以及２０１５—２０５０年间（以２０１４年为预测起点）各年的“劳动生产率”的（潜在）增长率。①（①这一迭代过程简介如下：假定美国未来各年劳均ＧＤＰ的增长率分别为相应参数μ的估计值；对于前一种情形而言，基于２００８年美中两国的劳均ＧＤＰ，得到２００９年中国劳均ＧＤＰ的增长率，从而得到２００９年中国的劳均ＧＤＰ，进而基于美国２００９年的劳均ＧＤＰ，得到中国２０１０年的劳均ＧＤＰ的增长率，以此类推；对于后一种情形而言，由于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１０）数据只更新到２００８年，我们首先根据ＰＷＴ９．０数据中所发布的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４年的美国和中国ＧＤＰ数据的比例关系，将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１０）数据中美国和中国劳均ＧＤＰ更新至２０１４年，之后分别得到２０１５年中国劳均ＧＤＰ的增长率，从而得到２０１５年中国的劳均ＧＤＰ，进而基于美国２０１５年的劳均ＧＤＰ，得到中国２０１６年的劳均ＧＤＰ的增长率，以此类推。）图８中的左图和右图分别给出了这两种情形的估计结果。在图８中，我们同时对比给出了基于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１０）和宾州大学世界表（ＰＷＴ９．０）相应数据所计算得到的中国各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实际值。
2.2 预测“劳动力增长率”
接下来考虑中国未来各年“劳动力”的增长情况。正如之前所提及的，跨国增长“收敛”分解表明，劳动力增长并不像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一样，呈现出“相对收敛”的规律。中国２００８年之后与可比亚洲经济体在相应发展阶段上都不同的是，其在２０１０年前后进入总抚养负担止降反升的“人口老龄化”阶段。与之相对应，可比亚洲经济体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在不断上升，而中国在２００８年前后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远高于这些经济体，未来增长空间极其有限。因此，可比亚洲经济体在相应阶段上的劳动力增长并不能提供中国未来劳动力增长的规律性启示。我们需要从中国自身特征出发来预测其未来各年的劳动力增长。
我们综合有关理论和数据可得性两个方面，将“劳动力增长率”分拆成两个部分，即“人口增长率”和“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变化率”，来予以估计。其中“人口增长率”的估计过程如下：我们首先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２０１７》中的中国在２０１５—２０５０年间“中（生育）变化”假设下的总人口预测值，计算各年的“人口增长率”。
人口比重”既与“失业率”以及“劳动参与率”密切相关（这两个因素综合表现为适龄（１５～６４岁）人口中实际参与生产活动的人口比重），也受到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影响。由于《世界人口展望２０１７》提供了各个国家和地区２０１５—２０５０年间各年“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预测值，我们接下来的分析重点为跨国数据与中国历史数据所呈现出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与“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规律，从而尽可能简化地基于各年“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预测数据来估计未来各年“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我们首先考察跨国数据中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与“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相关关系，结果见图９。①（①图中“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数据根据宾州大学世界表（ＰＷＴ９．０）中的“就业人数”与“总人口”数据计算得到，“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数据来源于《世界人口展望２０１７》。）我们区分了所有经济体、４个亚洲经济体（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及中国（区分为“１９７０年以后”和“１９６９年以前”两个时间段）②（②中国总抚养负担在１９５０—２０１４年间经历了１９７０年止降反升和２０１１年止升反降的结构性变化（２０１１年后因为样本区间太短并未单独讨论）。）等七种情形。图９表明，总人口中１５～６４岁人口越多的经济体其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也越高；４个亚洲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类似，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相似时，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也大致相当；中国１９７０年以后各年整体也呈现出“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与“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同步上升的变化趋势；但在相似的人口年龄结构阶段，其“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显著高于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３个亚洲经济体和多数其他经济体。
正因为此，我们既不基于所有经济体，也不基于这４个亚洲经济体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与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相关关系，而是基于中国过去的历史数据所呈现出的规律，来推测其未来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图１０首先给出了中国１９５０—２０１４年间“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与“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数据散点图以及相应的二次型拟合曲线（最为简化直观的非线性拟合，图１０左）。①（①中国总抚养负担在１９５０—２０１４年间经历了１９７０年止降反升和２０１１年止升反降的结构性变化，且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变化，这里二次型拟合时只考虑１９７８—２０１１年间的样本点。这一二次型拟合函数关系具有一定的内在经济学逻辑：经济体中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越高时其总人口中就业参与比重将越高，但劳动力越富裕时劳动力相对过剩的现象可能越严重，从而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时，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将上升，但上升的速度递减。）我们发现，基于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及拟合得到的二次型函数，可以非常好地还原中国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间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因此，我们基于中国历史数据中所暗含的这一二次型函数关系，以及未来各年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相应预测值，得到２０１５—２０５０年间各年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的估计值（图１０右）。图１０结果表明，中国２０１０年前后总抚养负担止降反升，预示着中国未来总人口中就业人数所占比重将越来越低。
2.3 预测“经济增长率”
至此，我们分别得到了中国未来各年“劳动生产率的（潜在）增长率”与“劳动力增长率”的有关数据，将二者汇总即可以得到相应各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表４给出了相应的预测结果。表４结果显示，２０１６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估计为６．６８％（６．０３％～７．３３％），与６．７０％的实际值非常接近；之后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不断下降以及劳动力规模不断减少，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且下降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速度：在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间降至６．２８％（５．７０％～６．８５％）、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间降至５．５７％（５．１４％～６．００％）、２０２６—２０３０年间降至４．８２％（４．４９％～５．１５％）、２０３１—２０３５年间降至３．９４％（３．６８％～４．１９％）、２０３６—２０４０年间降至３．４０％（３．１９％～３．６１％）、２０４１—２０４５年间降至３．４６％（３．２９％～３．６３％）、２０４６—２０５０年间降至２．９８％（２．８４％～３．１１％）的水平。
3 增长潜力有可能被低估了么？
有两个观点认为，我们之前的分析有可能低估了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一个观点基于制度环境的改善空间，另一个观点基于产能过剩。我们分别对这两个观点进行讨论，并说明制度环境的改善空间很大和具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都不一定意味着更高的潜在增长速度。
3.1 制度环境改善的空间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
基于制度环境的改善空间的观点认为，中国制度环境的改善空间还很大，我们之前的预测方法并没有考虑这一情形，因而我们低估了潜在增长速度。
为说明问题，让我们引入一个数学表达式。假设某经济体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为ｇ（ａ，ｑ），其中ａ是制度改善的速度，ｑ是经过改善后制度质量的水平。更精确而言，ｑ是该经济体所处发展阶段中所对应的前沿制度的质量水平，ａ是与相同发展阶段上其他经济体收敛于前沿制度的改善速度的相对差异。我们之前预测时假设中国的制度环境已经达到了中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中的前沿水平ｑ＊，并且中国制度质量的改善速度与所参照的成功经济体在其相应发展阶段上的制度改善速度相同；用我们的数学表达方式，我们的预测值是ｇ（０，ｑ＊）。
如果假设中国的制度环境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可以更高，取决于我们对制度质量改善的速度做什么样的假设。先考虑两个极端情况。一是制度质量可以立即改善并达到中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中的前沿水平。如果这样，中国不仅可以享受制度改善的过程所带来的增长，而且中国也可以立即享受好的制度下的高增长潜力，两者的叠加会高于我们的预测值。用我们的数学表达方式，就是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应该是ｇ（ａ＊，ｑ＊），大于ｇ（０，ｑ＊）。另一个极端是制度环境得不到改善，这时，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为ｇ（０，ｑ′），其中ｑ′＜ｑ＊，这个速度低于我们的预测值ｇ（０，ｑ＊）。
我们之前的分析是否低估了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取决于中国未来制度质量改善的速度如何：如果我们预期中国制度质量改善的速度很快，我们将低估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反之，我们则会高估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更严格地说，是否低估取决于中国制度质量向前沿制度改善的速度与所参照的可比经济体在可比阶段上向前沿制度改善的相对速度：如果我们预期中国制度改善的速度要大大快于我们参照的这些成功经济体在相应历史阶段中制度改善的速度，那么我们将低估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反之，我们将高估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我们当然希望中国可以用很快的速度改善我们的制度质量，从而达到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我们没有很强有力的依据来支撑这样的假设。
3.2 产能过剩对潜在增长速度的影响
基于产能过剩的观点认为：中国现在有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这反映了社会总需求不足。我们之前的预测只考虑供给能力，如果中国能够提高社会总需求而同时不影响供给能力的提高，则可以实现比只考虑供给能力所做的预测更快的经济增长。
我们认为，产能过剩并不一定意味着可以有更高的潜在增长速度。中国的产能过剩有特殊的情况：在产能过剩的同时劳动力成本在快速增长，资本成本也很高，并且也没有严重的失业问题，这说明中国并非要素价格受到下行刚性约束而造成要素剩余，因而也不是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中国当前的问题是现有产能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但产能结构调整有摩擦，从而造成了某些行业产能过剩。
值得一提的是，ＧＤＰ的核算与相对价格的选择有关。政策干预除了影响资源配置外，也影响相对价格。如果用干预后的相对价格作为基准价格来核算ＧＤＰ，从Ａ′回到Ａ０时ＧＤＰ会增加，但我们增长的目的应该是追求社会福利的改善，而不是ＧＤＰ的增长，所以我们不应该进行前述干预。如果不进行前述干预，产能过剩不代表ＧＤＰ增长潜力较大。
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新产业中未来的生产效率Ａ１随现在的生产规模扩大而增加，也就是说新产业中有“干中学”（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ｄｏｉｎｇ）的效应，而老产业中没有，我们可以证明，即使ＭＰＫ２／δ≥ＭＰＫ１＞ＭＰＫ２，最佳的资源配置也可能不再是Ａ０，而是要增加新产业的规模，降低老产业的规模。这时就更不应该通过政策干预来增加对老产业的需求，因为这样做不仅可能降低当期的社会福利水平，还会降低未来的增长潜力和社会福利水平。
4 不同预测方法结果比较①
（①感谢审稿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之前的分析过程与已有研究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将“就业参与”从人均ＧＤＰ收敛中分离出来，在分别预测“劳动生产率”（劳均ＧＤＰ）和劳动力增长率的基础上预测中国未来各年的经济增长率。二是我们基于中国自身的人口结构特征，首先采用“二次型曲线”拟合了中国历史（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间）数据中所呈现的“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之间的相关关系；之后结合《世界人口展望２０１７》中所给出的“中（生育）变化”下的各年各年龄人口的预测值，得到各年“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并以上述二次型拟合曲线表达式得到各年“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变化率”的估计值；最后，结合《世界人口展望２０１７》中所给出的“中（生育）变化”下的“人口增长率”预测值，预测了中国未来各年的“劳动力”增长率。我们接下来将考虑另外三种分析思路，重新预测中国未来各年的经济增长率，并与我们之前的分析结果进行比较。
首先，我们之前预测中国未来“劳动力增长率”时，出于数据可得性和简化分析考虑将其拆分为“人口增长率”和“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变化率”两个部分，后者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经济学含义，且同时包含了“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等多个因素的影响。我们考虑另一种可以较好地反映人口结构和劳动力参与程度变化的估计“劳动力增长率”的方法：将其拆分为“就业率（就业人数占16岁以上人口）变化率”和“１６岁以上人口增长率”两个部分。其中“１６岁以上人口增长率”数据估计思路如下：《世界人口展望２０１７》给出了１９５０—２０５０年间各年１５岁以上人口以及５年为间隔（逢０和５年份）的１６岁以上人口的估计值（１９５０—２０１５）和预测值（２０１５—２０５０）①（①为保持全文分析一致，这里选取“中（生育）变化”假设下的预测值。），我们首先得到逢０和５年份二者的比例关系，之后利用线性插值法补齐其余年份二者的比例关系，进而基于各年１５岁以上人口数据得到各年１６岁以上人口数据以及“１６岁以上人口增长率”的估计值。对于“就业率增长率”而言，其估计思路与之前估计“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变化率”的思路相类似：首先基于中国历史数据拟合得到“就业率”与“１５～６４岁人口比重”的二次型函数关系，之后根据各年“１５～６４岁人口比重”数据计算各年“就业率”进而得到“就业率变化率”的估计值。表５的“备选分析１”列中给出了相应的结果。作为对照，我们在表５的“基准分析”列中同时给出了之前的分析结果（来源于表４）。
之后分别选用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１０）和宾州大学世界表（ＰＷＴ９．０）数据以及Ｇａｕｓｓ－Ｎｅｗｔｏｎ迭代方法估计相应的参数μ和θ的估计值，进而估计各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增长率；之后将这两个系列的估计值的平均值作为中国未来各年人均ＧＤＰ增长率的预测值，并进一步结合“人口增长率”的预测值估计各年的经济增长率。表５的“备选分析２”列中给出了相应的结果。
我们发现，相比于“基准分析中”根据“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所得到的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而言，“备选分析２”中基于“人均ＧＤＰ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所得到的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更大，尤其是越往后的年份差异越明显（２０３０年以前约大０．１９～０．４２个百分点，之后约大０．６１～０．９９个百分点）。这与图２和图９所呈现出的特征以及我们之前的讨论相一致：中国当前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显著高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这４个亚洲经济体可比阶段上的相应水平，这意味着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部分得益于其相对更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参与，从而基于中国过去的人均ＧＤＰ向美国人均ＧＤＰ收敛的规律，将会给出更加乐观的“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更进一步，相比于这些亚洲经济体的相应可比阶段而言，中国未来的总抚养负担在快速上升而非显著下降，这一“乐观”程度也将随着时间推移越明显。
接下来我们考虑第三种情形。在这一情景中，我们依然选用“基准分析”中根据“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预测经济增长率的分析框架；但在预测“劳动力增长率”时，我们采用线性函数拟合中国过去“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的相关关系，之后基于这一线性拟合曲线预测中国未来各年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变化率”。表５的“备选分析３”列中给出了相应的结果。与“基准分析”列结果相比，我们发现“备选分析３”所预测的经济增长率在２０３０年之前更小（低约０．０６～０．３１个百分点），而在２０３１年之后更大（高约０．０５～０．２７个百分点）。很显然，“备选分析３”与“基准分析”中经济增长率预测值的差异，源于二者所得到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变化率”估计值的不同。更进一步，“备选分析３”中２０３０年之前更“悲观”的估计值，主要源于其预测中国在此期间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的下降趋势更明显：中国的“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２０１５年之后持续下降，但由于中国２０１５年前后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的实际值与“基准分析”中倒“Ｕ”形曲线的顶点值非常接近，此时“二次型”曲线所给出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的预测值下降相对较为平缓。而对于２０３１年之后而言，情形则刚好相反：此时由于“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降至非常低的水平，“二次型”曲线所给出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的预测值将下降得更快。
5 结 论
总结而言，中国在２００８年以后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经济减速趋势，这一趋势主要源于后危机时代的周期性影响，还是源于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如何？这是当前引起高度关注和讨论的热议话题，有关结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现有这方面的讨论主要围绕着这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基于中国未来需求增长预测来估计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率，一是比照其他国家在其发展水平与中国现阶段发展水平相近时的经济增长率，还有一种方法是在增长核算的框架中，在预测中国未来生产效率提升速度和要素投入增长速度的基础上来估计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在这些方法中，第一种方法重点关注需求侧，后两种方法重点关注供给侧。
我们依然重点关注供给侧，但具体做法介于上述两种基于供给侧的方法之间：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变化两个角度来预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我们基于常用的跨国数据——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１０）数据和宾州大学世界表（ＰＷＴ９．０）——发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具有较好的收敛规律：在经济发展超过一定阶段之后，发展水平越高的经济体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越慢；但并未发现劳动力的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有规律性的关系。我们用劳动生产率的跨国收敛规律来预测中国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在预测劳动力增长时充分考虑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参与这两方面的特性。此外，这一做法可以忽略生产函数形式的有关讨论，减少了争议点。与此同时，我们分别以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４年为分析起点，模拟预测了中国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以及２０１６—２０５０年间各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２０１６—２０５０年间各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在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间降至６．２８％左右、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间降至５．５７％左右、２０２６—２０３０年间降至４．８２％左右、２０３１—２０３５年间降至３．９４％左右、２０３６—２０４０年间降至３．４０％左右、２０４１—２０４５年间降至３．４６％左右、２０４６—２０５０年间降至２．９８％左右。中国离“前沿”经济体距离越来越近，“后发赶超”优势不断减小，从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不断下降；中国总人口增长趋缓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从而劳动力规模不断减小，都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不断下降将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必然趋势。
我们预测中国未来增长潜力的分析框架基于制度质量比中国当前表现更好的亚洲经济体和西欧经济体，这一假设虽然有些强，但我们在之前的讨论中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必然地低估了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除非中国制度质量向前沿经济体逼近的速度明显更快于这些经济体在相应阶段上逼近于前沿经济体的速度。此外，我们的讨论指出，虽然我们的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当前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高于所预测的经济增长潜力，但这与中国当前产能利用率低（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并不矛盾。
我们与已有研究最为明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我们考虑“劳动生产率”而非“人均ＧＤＰ”的收敛规律，将人口因素分离出来，进而根据中国自身的人口结构及就业参与特征，基于“人口增长率”和“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变化率”预测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增长；我们另外选用了三种分析思路重新预测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是将“劳动力增长率”拆分为“就业率变化率”和“１６岁以上人口增长率”，二是考虑“人均ＧＤＰ”收敛规律，三是以线性拟合函数预测中国未来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我们发现，前两种分析思路所得到的“经济增长率”均高于之前“基准分析”中的预测值，这主要是因为：前者主要源于中国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与“就业率”下降同步发生，从而基于中国未来“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下降推测出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断上升的“就业率”；后者则是由于中国过去的人口因素（更低的总抚养负担和更高的就业参与）更有利于其人均ＧＤＰ的增长，但其未来的人口总抚养负担迅速止降反升；从而在不考虑人口因素时，基于过去的人均ＧＤＰ增长的收敛规律将给出更为“乐观”的未来估计值。对于第三种分析思路而言，其所预测的“经济增长率”在２０３５年之前更低而２０３６年之后更高，主要是中国当前处于“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止升反降的阶段，基于线性函数的预测将高估人口结构发生转变阶段的“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而低估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后的变化率。
值得一提的是，出于简化起见，我们的分析框架假定了不同经济体在相似的发展阶段上有相似的增长规律。①（①关于收敛问题的研究是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经久不衰的热点话题，相关方面的研究纷繁浩杂，结论也不尽相同。很多研究均指出，世界范围内的“绝对收敛”现象虽然很难实现，但有相似的制度环境、相似的储蓄（投资）率和人力资本水平且与其他经济体存在贸易往来的经济体（尤其是相对落后且接近或到达罗斯托“起飞”阶段的经济体）而言，则一般呈现出相似的“相对收敛”（“俱乐部收敛”）规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ｌｏｗ、ＲｏｂｅｒｔＢａｒｒｏ、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ａｕｍｏｌ、ＭａｎｃｕｒＯｌｓｏｎ、Ｐａｕｌ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Ｇｅｎｅ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ＰａｕｌＫｒｕｇｍａｎ以及林毅夫、张五常等人的研究。）这一假设忽略了其他因素，如储蓄（投资）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制度因素等在经济增长和收敛中的重要作用，这可能对我们的预测结果的合理性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在制度因素方面，我们谨慎地选取了与中国更为相似的亚洲经济体作为参照；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与这些亚洲经济体在可比阶段上的制度环境完全相同。对于储蓄（投资）率和人力资本而言，考虑中国相比于这些经济体而言既有相对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面（投资率更高），也有相对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一面（人力资本水平更低），从而将其合并在一起，进而忽略了这些因素对劳动生产率“收敛”规律的影响；同样地，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与这些经济体在这两方面的差异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正好可以相互抵消。此外，在现在的分析中，我们并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当前刚开放的“全面二孩”以及未来可能的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总人口和人口年龄结构（尽管《世界人口展望２０１７》已经部分地考虑了有关因素的影响），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女性因为生育退出劳动力市场）和长期（适龄人口增加）的影响；我们也没有考虑中国当下正在热议的延长退休年龄等有关政策对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的影响。这些，以及相关的其他话题，都可以成为未来关注的主题。
参考文献
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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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CJ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