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的权力：美国执政党更替与中美贸易(1984—2015) ——兼议中美经贸关系
0 引言
2012年2月14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时提出：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推进器”(习近平, 2012)。经贸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长期以来，美国政府由民主党和共和党通过选举轮替执政。由于两党的理念和利益分歧，轮替执政对美国对外贸易尤其中美经贸关系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林珏(1997)指出中美贸易政策的不稳定状态正是由于美国的“两党分治”，陆曦(1998)也持有类似观点。徐康宁和韩会朝(2014)认为美国政治架构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华贸易政策的方向：民主党的政策主张更具有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倾向于对华施压；共和党相对宽松自由，对华贸易政策主张更加积极灵活。Conconi et al.(2014，2018)用实证回归证明了民主党对贸易自由化改革的支持不如共和党强烈,类似的研究还有Allen and Hopkins(1997)、Gilbert and Oladi(2012)等。Che et al.(2017)运用断点回归研究发现民主党派众议员更倾向于反对促进自由贸易的法案，支持有关经济援助(如最低工资、职业培训、失业援助等)的法案。可见两党之间存在较大分歧。不过现有文献多是从国会议员的党派角度出发研究美国整体贸易政策的走向，没有综合考虑总统党派的影响，也非聚焦于中美两国的贸易发展。当下，中美关系是全球政治经贸关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全球化不断发展，而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背景下，中美经贸发展不仅影响双边经济利益，也影响全球经济和价值链的组织、分布和利益分配，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因此，本文利用1984—2015年中美贸易数据，首次实证研究总统党派影响中美贸易量和贸易保护政策的差别，并综合考虑国会多数党党派轮替带来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民主、共和两党的执政理念并非一成不变(屠新泉，2007)。大萧条之前，民主党代表南方农业利益、主张自由贸易，而共和党代表北方工业利益，主张以保护性关税抵挡外国工业品的竞争。二战后美国牵头成立“关贸总协定”，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两党的政治主张随之改变：民主党转而代表劳工组织等因贸易受损的团体，要求贸易保护；而共和党代表工商业资本，主张自由贸易、赞成全球化。[注]企业决策也会受到党派政治的影响。韩剑和徐秀军(2014)指出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时，优先选择民主党支持率较高的州，这是因为外资流入会提高工资水平，因此支持民主党的劳工联盟会比资本所有者联盟更欢迎外资流入。 当然，两党的政治主张也不总是对立。比如对于民主党来说，在1968年罗斯福新政联盟瓦解之后，虽然民主党越来越多的被劳工运动挟持，但是经过里根革命的打击(从里根到老布什时期，民主党推选出的左翼总统候选人屡屡惨败)，民主党也开始拥抱自由市场声称寻求第三条道路，在贸易问题上逐步变得温和，东部和西海岸的新兴资本倒向民主党，造成民主党内部的劳工势力逐步边缘化和受到排挤。[注]感谢匿名评审的指导。 克林顿任期内将民主党的意识形态转向了中间派立场，推行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和共和党的保守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还不顾工会的强烈反对，于1993年与加拿大、墨西哥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获得了共和党的强烈支持。徐康宁和韩会朝(2014)利用1879—2011年国会议员的DW-Nominate指数，发现国会政党分野呈U型走势：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得社会利益阶层分化，两党政策分歧加大。之后在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影响下，两党为了国家利益加强政策配合，政党分野程度下降并在二战结束前后达到最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冷战的缓和和美国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两党政策差异重新拉大。2017年，以共和党身份参选的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从竞选期间开始，特朗普就将美国工薪阶层的困境归罪于全球化，特别是中国崛起对美国经济的冲击[注]Autor et al. (2013，2016a) 的研究为“中国冲击”论提供了实证支持，认为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至少解释了美国2000—2007年间制造业失业人数的26%。，并承诺采取反制措施。特朗普上任之后，无论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还是对全球钢铝征税、对中国进口商品提出两份301征税清单，都带有严重的贸易保护色彩，与共和党惯有的赞成全球化的主张相反。这意味着美国政党政治可能面临一个巨大转换，势必对全球经济和中美贸易产生重大影响。
在中国，一种长期广泛流传的看法是：共和党“重实利而轻意识形态”，因此共和党上台有利于中美经贸发展。[注]评论家经常引用的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在会见首次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表示：我喜欢西方的右派(指共和党)，不喜欢左派(指民主党)。(魏史言，1993) 然而这一论断迄今并没有得到实证上的检验。相反，Blinder and Watson (2016)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研究指出：民主党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经济在产出、就业、财政、企业利润等诸方面的表现明显好于共和党总统执政。那么接下来要问的是：基于中国经济的体量和中美贸易的规模，中美贸易是否具有特殊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利用过去30年间中美经贸发展和美国政党数据，本文首次实证检验了美国总统的党派属性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国会参议院多数党和众议院多数党对中美贸易的综合影响。
本文从两个维度来对此开展研究。首先从美国总统所属党派、总统任职经历、国会多数党派的政治角度来研究1984年以来两党执政期间中美贸易在进出口份额和增长率上的差异。其次，由于贸易额直接受贸易措施的影响，我们进一步研究了两党执政期间在贸易摩擦实施频率上体现出的差异。
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在总值占比和增长率这两个关键指标上，去掉时间趋势的中美贸易，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与执政总统的党派归属、政治经历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性。当综合考虑总统党派和国会参众议院多数党党派是否一致时，发现三方党派一致为民主党或共和党，对中美贸易量的影响也均没有显著区别。
另一方面，对于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案件数等衡量中美贸易摩擦的指标，总统党派单独回归并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综合考虑总统、参议院多数党、众议院多数党的党派时发现，三方党派一致为民主党或共和党对贸易保护措施实施的影响也没有非常显著的区别：虽然三方党派一致为民主党时会在10%显著水平上增加美国对中国实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比例和337调查案件数目，但三方党派一致为共和党会在5%的显著水平上比民主党更多地实施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而两党对其他贸易摩擦指标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
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受国内经济政治压力影响，对中美经贸关系屡次表达不满，并以多份301关税清单拉开了中美贸易战的帷幕。本文基于历史数据和对美国贸易相关法案的分析，对美国政府未来还可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进行了总结分析。各类所谓“公平贸易”的调查(例如：301调查、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知识产权调查(337调查))、汇率操纵指控或技术性贸易壁垒都有可能继续成为其试图减小美国贸易逆差的手段。此外，美国还可能强迫中国实施“自愿出口限制”，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
本文的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1部分实证分析美国总统党派及国会参众议院党派是否影响中美贸易；第2部分分析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是否受到美国总统党派及国会参众议院党派的影响；第3部分论述特朗普上台对美国贸易政策和中美贸易关系带来的影响。
图1 中美进出口价值比较
1 历史经验： 总统党派影响中美贸易吗？
1.1 中美贸易现状
图1展示了1978—2015年中美各自的进口总值与出口总值的比较趋势。数据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均为现价美元计算。如图所示，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贸易逆差国，进口总值持续高于出口总值，逆差在2000年之后显著扩大，2005年之后达到了惊人的年均8000亿美元的水平。而中国则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之一，顺差在2004—2005年左右开始迅速上升。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开始中国的出口总值超越美国并且拉开差距，这也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率和制造能力的迅猛提升。图上也标注了各年在任的美国总统以及中美经贸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限于篇幅，具体描述参考附录1)。
中美在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中居于重要地位，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能够对世界贸易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中美双边贸易在过去的30多年里增长迅猛。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统计(如图2所示)，1984—2015年，中国(大陆地区，下同)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总值从39亿美元增加到150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13.2%；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总值从33亿美元增加到502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高达18.7%。中国占美国进口份额呈明显上升趋势，2015年达到近22%，而美国占中国进口份额则从早期的15%逐步降低至8%左右，反映了中国进口伙伴国的多样化。中国占美国出口份额从2%稳步上升到8%左右，美国占中国出口份额在1993年有一个明显向上的跳跃，[注]1993年开始，中国大陆不再将途经中国香港的出口目的地记录为香港，而是记录为其最终目的地，因此中国汇报的对美国出口总量在1993年有显著上升。美国占中国(大陆地区)进口、出口份额的走势与美国占中国(含香港、澳门)进口、出口份额的走势在1993年之后非常相似。 之后一直稳定在20%上下，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
图2 中美双边商品贸易
数据来源：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图(a)和(b)使用进口国贸易统计，图(c)使用出口国贸易统计。
1.2 基本事实
本文选择6个指标刻画中美商品贸易发展，分别是：(1)美国出口中国占美国总出口份额；(2)美国从中国进口占美国总进口份额；(3)中国出口美国占中国出口份额；(4)中国从美国进口占中国总进口份额；(5)美国出口中国增长率；(6)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长率。数据均来自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由于中国汇报进出口数据(SITC)始于1984年，因此本文的研究时间设定为1984—2015年。这期间中美汇报各自进出口价值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面板A所示，计算出来的贸易份额和贸易增速分别由表1面板B和面板C所示。
表1 进出口价值的描述性统计
注：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1984—2015年的32年期间，美国经历了五位总统的九届总统任期，从里根总统的第一届的第四年到奥巴马总统第二届的第三年。各届总统及总统所属党派如附表1所示，其中共和党总统五届，共计17年，民主党总统四届，共计15年。6个指标中我们以“美国出口中国占美国总出口份额”和“美国出口中国增速”为例进行分析。在这32年的九任总统任期期间，美国出口中国占美国总出口份额的均值为3.6%，该指标在民主党总统在任期间的均值为4.4%，共和党总统在任期间的均值为2.9%，均值差为1.6%。美国出口中国增速在32年期间，均值为14.3%，在民主党总统在任期间的均值为9.4%，共和党总统在任期间的均值为18.6%，均值差为-9.2%。图3A和图3B分别展现了美国出口中国占美国总出口份额和美国出口中国增速这两个指标在各年的平均值，并以总统党派加以区分。图形初步显示，无论是份额还是增速，这两个指标都没有因为上任总统所属党派的不同而有明显的“民主党—共和党”差别。
图3A 各年美国出口中国占美国总出口份额
图3B 各年美国出口中国的增速
数据来源：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表2通过具体数据来检验“该指标在不同党派总统任期期间无明显差异”的原假设。指标“美国出口中国占美国总出口份额”通过以任期为聚类得到的p值为0.37，远大于0.1，因此我们不能拒绝原假设。即使放松假设允许存在条件异方差，以及任期内和任期间允许存在相关性，使用Newey-West调整后的p值为0.23，仍不能拒绝原假设。美国出口中国增速按任期聚类和Newey-West检验得到的p值均为0.02，说明两党执政使得美国出口中国增速在5%的水平上有显著差异，但在1%的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
表2 按总统党派分组的贸易量均值检验
续表
注： 圆括号里的数字是将观测按任期聚类之后计算得到的标准误；方括号里的数字是滞后两期计算得到的Newey-West标准误；三列p值分别是按任期聚类、Newey-West检验以及参照Blinder and Waston(2016)非参检验得到的p值。H-P滤波去时间趋势的平滑参数为6.25。
参考Blinder and Waston(2016)，进一步用非参检验来判断均值差异的显著性。因为在1984—2015年的32年期间，共有五届民主党总统和四届共和党总统，因此我们给这九届任期随机标记了五届“总统为民主党派”和四届“总统为共和党派”，然后计算在随机分配总统党派的情况下，美国出口中国占美国总出口份额在不同党派任期的均值是否有显著差异。因为每届总统的党派是随机分配的，因此原假设是总统党派和中美贸易无显著关联。通过重复随机分配1000次，可以构造出在这一原假设下的 “民主党—共和党”差别的分布，从而得到在这一分布下,观察到均值差大于等于真实均值差的概率，即为 “民主党—共和党”差别的p值。通过以上方法我们得到美国出口中国份额 “民主党—共和党”差别的p值为0.30，仍较大，再一次验证了美国出口中国份额不能拒绝“在不同党派总统任期期间无明显差异”的原假设。美国出口中国增长率用上述方法得到的p值为0.03，说明该指标在5%的水平上随党派变化而有显著差异，而在1%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
另外四个指标除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长率之外，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计算的p值，均没有明显的“民主党—共和党”差别，即美国总统党派的变化，并不会带来中美贸易量的显著变化。而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长率按任期聚类、Newey-West检验以及参照Blinder and Waston(2016)非参检验得到的p值分别为0.05、0.01和0.08，说明随着总统党派的更替，该增长率在5%和10%的水平上有显著差异，但在1%的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不过这一结果可能和原始数据的趋势性有关。
为了避免时间序列数据的不平稳性可能对结果造成影响，我们对数据进一步进行H-P滤波去趋势处理，[注]Ravn and Uhlig(2001)根据季度数据的最优H-P滤波参数为1600，证明了年度数据的最优H-P滤波参数为6.25。因此本文采用H-P滤波参数6.25对研究数据进行去时间趋势处理。 结果如表2第二部分所示。结果显示，与原始数据的结果相比，六个指标的党派均值差异变小，且p值均不能拒绝原假设，即从所有指标的角度均不能证实中美贸易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期间存在显著差异。
1.3 回归方法与结果分析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用虚拟变量回归方法来验证上述均值差异的发现。单单包括虚拟变量的回归的系数和均值差异的统计检验在理论上是等价的，但引入虚拟变量的回归可以进一步考虑如果控制影响贸易的主要因素，例如规模和收入，总统党派间的贸易差异是否还会显著。基于此，我们提出了如下的回归方程：
(1)
式(1)中，Y分别是1984—2015年期间美国出口中国占美国总出口份额、美国从中国进口占美国总进口份额、中国出口美国占中国出口份额、中国从美国进口占中国总进口份额、美国出口中国增长率和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长率这六个指标，已经进行H-P滤波去趋势处理；PresidentD是衡量美国总统党派的哑变量，当该年在任总统属于民主党党派时，该变量为1，否则为0；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美国GDP增长率、中国GDP增长率、美国人均GDP增长率和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以及一些时间上的重要因素，包括中国入世哑变量(2002年及之后记为1，其余年份为0)、总统连任年数以及代表政治周期的大选年哑变量。[注]感谢匿名评审的建议。我们还尝试了加入可能会影响贸易的价格因素，例如汇率，以及将控制变量滞后一期，回归结果并不改变。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除了“美国出口中国占美国总出口份额”在10%水平上略显著之外，总统党派对其余五个贸易指标都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前文用H-P滤波去时间趋势数据进行两党均值检验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即中美贸易总体不受美国总统党派轮替的影响，美国总统是民主党派还是共和党派其实对中美贸易而言并无非常显著的差异。
表3 总统党派对H-P滤波去时间趋势后的贸易量的影响
注：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数据均经过H-P滤波去时间趋势处理(平滑参数为6.25)。观测数为32个。
1.4 总统的其他特性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研究美国总统的其他特性是否会对上述六个指标所衡量的中美贸易产生影响。在1984—2015年的32年期间，九届总统中共有四届总统属于民主党，三届总统曾经担任过国会议员，五届总统曾经担任过州长。[注]附表1总结了1984—2015年期间，美国各届总统所属党派、国会议员经历和州长经历。 表4对六个指标分别展现了总统是否属于民主党、总统是否担任过国会议员、总统是否担任过州长的均值差检验结果。同前文的做法一致，我们用三种方法计算p值，即按任期聚类、Newey-West检验以及参照Blinder and Waston(2016)的非参检验，三种方法得到的结果非常统一，均表明在1%或者5%的水平上，无法证实美国总统个人的任职经历会对中美贸易带来显著影响。
1.5 国会多数党的影响
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国会是立法机构，总统行使行政权力，而联邦法院行使司法权力。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有权发起或推动一项法案的制定，但最终须国会投票批准才能成为法律(张宇燕，2017)。同时总统也有权否决国会通过的立法议案，如老布什总统在1991—1992年期间曾三次使用否决权反对国会提出的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的议案(丁孝文，2003)。国会若想推翻总统的否决，须发起复议并获得两院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支持。而如果此时国会处于休会期间则无法复议，议案也就被废弃。也就是说，美国法律的制定往往需要总统和国会参众议院统一意见。Karol(2007)列举了美国历史上因总统与国会意见不统一而导致贸易法案流产的诸多案例。陆曦(1998)认为美国的两党制度、国会着眼于地区利益而总统着眼于全国利益的事实，都造成了国会与总统在对华政策上的冲突，从而给中美经济关系造成消极影响。因此，总统政党派别对贸易关系的作用可能会受到国会多数党党派的影响。接下来本文从实证角度研究美国总统党派和国会多数党党派的轮替对中美贸易的综合影响。
参议院多数党和众议院多数党并不总是同一政党(例如，国会第97届和第113届)，即使是同一政党，可能与总统所属党派也不一致(例如，国会第100届和第114届)，这体现出了美国政党的相互制衡。[注]附表2展现了1984—2015年期间各届国会参议院、众议院多数党的轮替情况以及相应年份的总统党派。其中党派R代表共和党，党派D代表民主党。参众议院列表中的数字代表议院中相应党派的议员人数。 我们构造了以下两个总统—国会哑变量：
即总统与国会多数党均为民主党哑变量、总统与国会多数党均为共和党哑变量，并对六个贸易变量再次进行回归分析：
(2)
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我们发现，相比于美国总统与国会参众议院党派不相同的情况，总统和国会两院多数党同为民主党时，美国占中国总出口份额会在5%的水平上显著增加，而总统和国会两院多数党同为共和党则对各个贸易指标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比较三方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差别，我们将表5中总统与国会多数党均为民主党哑变量和总统与国会多数党均为共和党哑变量的回归系数做均值检验(结果参见附表4)，发现两者在10%水平上都没有统计上的差异。
表5 总统与国会多数党党派是否一致对中美贸易量的影响
注：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数据均经过H-P滤波去时间趋势处理(平滑参数为6.25)。观测数为32个。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进一步构造了三方党派一致哑变量：
利用三方党派一致哑变量、总统民主党哑变量及其叉乘项对六个贸易变量再次进行回归分析：
(3)
回归结果如附表5所示。其中叉乘项回归系数衡量的是三方党派一致对贸易影响与党派不一致时的差异，在总统为民主党和总统为共和党时的区别。而叉乘项与总统党派哑变量的回归系数之和，则代表总统、参议院多数党和众议院多数党三方一致为民主党和一致为共和党对贸易产生影响的区别。附表6将这两系数之和与0做统计检验比大小，结果发现六个贸易变量的p值均大于0.1，说明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两系数之和与0也无显著差别，即不能拒绝“三方党派一致时，民主党和共和党对中美贸易量没有显著影响”的原假设。说明贸易量指标的方程(2)回归结果稳健。
2 贸易战： 总统党派与贸易摩擦
2.1 贸易摩擦的衡量指标
本节中，我们考察美国总统党派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发生频率是否有影响。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框架下，缔约国可以用三种形式提高进口关税进而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分别是反倾销关税(antidump duties)、反补贴关税(countervailing duties)和保障性关税(safeguard tariffs)。前两者对应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第6条，第三种形式的关税对应第19条。除此之外，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的不正当贸易行为，美国还可以根据其本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实施保护措施(即所谓“337调查”)。
图4展示了中美两国1980—2015年期间对对方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数及占本国总倾销贴调查的比例。无论是从案件数目还是从占本国反倾销调查的比例来说，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远超于中国对美国的反倾销调查。1999—2003年期间，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目持续增多，并于2007年到2009年期间达到高峰。2010年美国虽然对中国只发起了四起反倾销调查，但这是该年美国对全世界反倾销调查的全部。相比而言，中国对美国反倾销调查案件数较少，占中国对全世界反倾销调查的比例最高也只有50%(发生于2010年)。
图4 中美两国历年对对方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数及比例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反倾销贸易数据库(Bown, Chad P., 2016)。
图5 中美两国历年对对方发起的反补贴调查案件数及比例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反倾销贸易数据库(Bown, Chad P., 2016)。
图5则展示了用中美两国数据分别计算案件数占该国对世界反补贴调查案件数的比例，中国只有在2009年和2012年对美国有3起和1起反补贴调查，但分别占中国对世界反补贴调查的100%和50%。美国对中国反补贴调查在近十年间较为频繁，2009年高达10次，不过占美国对世界总调查的比例近年来有下降的趋势。总体上美国对中国反补贴调查案件数不是特别多，尤其在2005年之前几乎没有反补贴调查，因此我们将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案件数之和及占比作为美国贸易保护措施的衡量指标。
另一方面，美国可以采取针对中国的特别保障措施(China-Specific Safeguard)。该措施作为1999年中美达成的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中的一项，在2001年中国“入世”时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的正式条款。特别保障措施自中国加入WTO当日起执行，有效期为12年，即已于2013年12月10日到期。[注]在中国加入世贸前，针对中国的贸易保障条款是《美国1974 年贸易法》406条款。该条款1977—1993年共发起调查13次，其中4次得以通过。 世界银行中国特别保障措施数据库记录了2002年到2015年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国对中国发起的特别保障措施调查，其中美国对中国的特别保障措施调查及所占比例如附表3所示。美国在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几年不断对中国实行特别保障措施调查，也是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实行特别保障措施调查的主力。[注]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第421条款，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在2002—2008年期间，共发动了六次对中国输美产品的特别保障措施调查，但最后均被布什总统否决。2009年奥巴马政府通过对中国输美轮胎的特保措施。
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则主要用来反对进口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尤其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权益不受侵害。USITC是337条款的执行机构，其337调查信息系统纪录了美国各年对全球各国实施调查的具体信息。根据该系统数据绘制的1984—2015年美国对华337调查案件数目及占美国总337调查比例如图6所示。近十年来美国对华337调查数目较多，2007年案件数目和比例均达到峰值。(余乐芬，2011)
图6 美国对华337调查案件数目及占美国总337调查比例
数据来源：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337调查信息系统。
2.2 均值检验和回归分析
首先用统计数据检验美国对中国的若干贸易保护措施是否在总统的不同党派之间有明显的均值差异，指标包括美国对中国各年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数目、美国调查中国反倾销和反补贴占美国总调查比例、美国对中国展开的337调查案件数、中国占美国总337调查比例以及美国该年是否有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调查哑变量。用原始数据和H-P滤波去时间趋势后的数据进行均值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进一步采用Newey-West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两表结果一致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总统党派轮替并不会对美国针对中国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调查产生显著影响。
表8进一步考虑总统党派与国会参众议院多数党党派的一致性是否会对上述结果产生影响。我们发现，相比于美国总统与国会参众议院多数党党派不相同的情形，总统和国会两院多数党同为民主党时，中国占美国实施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比例会在10%的水平上显著；总统和国会两院多数党同为共和党时，美国实施中国特殊保障措施的概率会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增加。但三方统一为民主党的影响与统一为共和党的影响并没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将总统与国会参众议院三方党派统一为民主党哑变量和统一为共和党哑变量的回归系数做统计检验比较大小，中国受到美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比例和337调查案件数目的p值分别为0.06和0.07，均值差为正，说明三方党派一致时，民主党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比共和党更容易发动这两类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中国特殊保障措施概率的p值分别为0.03，均值差为负，说明共和党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比民主党更倾向发动此类贸易保护措施调查；其他情况下两党没有显著差异。统计检验的结果如附表7所示。即当总统与国会参众议院党派一致时，没有有力的证据可以证实美国两党中一方明显比另一方更倾向于对中国发动贸易保护措施。
同1.5节中稳健性检验的做法，我们通过构造三方党派一致哑变量和总统民主党哑变量及其叉乘项，对五个贸易保护措施衡量指标进行回归，并将叉乘项与总统党派哑变量的回归系数之和与0作比较，回归结果和统计检验结果如附表8、9所示。和前文结果类似，中国受到美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比例和337调查案件数目的p值分别为0.06和0.08，均值差为正，即三方党派一致时，民主党在10%的显著水平上比共和党更倾向于对中国发动这两类调查；中国特殊保障措施概率的p值为0.05，均值差为负，即共和党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比民主党更倾向于对中国发动此类调查。这说明贸易摩擦指标的方程(2)回归结果稳健。
表7 总统党派对贸易保护的影响
注：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样本观测数为32个。
表8 总统与国会多数党党派是否一致对美国贸易保护的影响
续表
注：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样本观测数为32个。
3 去全球化形势下的中美经贸关系
当今中美经贸关系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贸关系。基于图2可知，中美之间的贸易数额巨大，同时又非常不平衡，存在巨额的结构性逆差。2015年，美国相对全球贸易逆差总值8000亿美元，其中美中逆差超过3800亿美元，占48%。中国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1.8%, 而美国只占中国进口总份额的9%。迅速增长的中国进口被认为在很大程度的造成了美国国内经济失衡和就业困难，称之为“中国综合症”(China Syndrome)或者“中国冲击”(China Shock)。比如Acemoglu et al.(2016)和Autor et al.(2013,2014,2016a,2016b,2017)在一系列研究中指出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造成了美国行业(包括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和区域(以通勤区为单位)内的失业，降低收入水平，进而导致家庭层面婚姻和生育的降低，减少企业研发支出和创新，以及政治上的两极分化。类似研究还包括Pierce and Schott (2016)。此外，Feler and Senses (2017) 认为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导致美国地方公共品供给的降低以及房价的降低。McManus and Schaur(2016)认为中国进口增长不利于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健康，在小企业中工人受伤生病风险的增加相当于降低了工人工资的1%～2%。Chen et al.(2018)研究发现中国进口竞争会导致美国制造业企业增加避税行为。尽管还有一些研究持不同观点(比如Feenstra et al. (2017)指出美国的出口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进口竞争的不利影响)，但文献普遍反映的现实情况是美国当下处于严重的就业增长停滞、传统制造业衰败，经济复苏乏力的状态。反映到2016年的美国大选，Autor et al.(2017)发现在密歇根、威斯康辛、宾州、北卡等传统重工业区选民正是由于面临的进口竞争才将选票投给了共和党特朗普。Che et al.(2017)研究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使得民主党派的总统候选人更受欢迎，但这一影响在2016年总统大选时被削弱，其原因也正是在于承受进口竞争压力越大的县区，越支持提倡贸易保护政策的特朗普。可以预见，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的现实压力，都会迫使美国政府采取更为经济的保护主义措施，寻找应付产业工人不满的“替罪羊”。
然而，由于中美产业结构的差异和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区间的不同，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将会长期存在。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使得大量中间品通过中国工厂进行加工装配，并最终出口到美国销售。图8分别列出了2015年中美两国从对方进口总值排名前列的商品。显然，中国对美出口最多的几种商品，包括电子产品、电气机械等，均以加工贸易为主，是国内附加值偏低的产品。此外，纺织品和钢铁频繁地受到美国贸易保护调查。2015年中国纺织品占美国同类产品总进口价值的55%，但该份额近十年来并没有上升很多，而其中女性及婴儿纺织品外套是美国进口的第23大商品。而钢铁制品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商品中，进口价值仅排名第58位。
中国从美国进口最多的商品包括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型产品(如飞机、电子微电路和专业工业机械及零配件)、农产品(如大豆)。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23亿美元的固体废物(如有色金属废料、废纸等)，排名第10。这些品类的商品，或者受到美国对华出口的限制(比如高科技)，或者面临中方处于环保考虑的限制(比如固体废物)，出口增长并不乐观。[注]2017年7月中国正式通知WTO，年底之前中国将禁止四类固体废物进口。
图8 2015年中美双边贸易进口金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SITC四位编码)，并经作者整理。排序为该商品在各类进口商品中的价值排序。
此外，从日本的经验来看，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长期高居美国贸易逆差对手国的首位。因此，80年代，美国政府针对日本密集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可以预期，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中美贸易摩擦势必以更高的频率和幅度发生。
截至目前，美国已重新启动301调查对中国实施打击报复。根据《1974年贸易法案》301～309条款及后续的修正法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可以针对各国对美国出口的障碍或歧视性待遇启动单边性、强制性的报复措施，其中针对贸易开放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调查分别被称为“超级301调查”和“特殊301调查”。自1995年GATT升级为WTO后该类指控通常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来进行处理，“301”调查较少发生。但近年来又死灰复燃： 2010年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启动了301调查，次年6月中国同意停止对使用国产零部件的风电企业提供补贴。2017年8月，针对中国涉嫌违反美国知识产权和强制美国企业做技术转让的指控，美国正式宣布对中国发起301调查，并于2018年4月初步宣布计划对价值500亿美元的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6月正式公布商品清单，7月6日已对其中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施加额外关税。7月10日，特朗普又宣布计划对新一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于8月下旬举办听证会。
除了301调查，美方还可能继续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中美贸易进行干预。
第一，通过保障措施、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337调查以及232调查等多种方式提高关税对中国输美的特定商品实施打击，限制出口。表9总结了美国政府未来可以利用的一系列针对进口贸易保护措施，以及相对应的法律依据、与WTO规则的适应性及实施该保护措施的触发条件及相关案例。我们认为，值得注意的是：(1)美国商务部和ITC会更加主动地介入和发起调查，而非像过去那样等待企业或者工会等相关利益方提出起诉。[注]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曾暗示他会主动采取行动抵制外国倾销，而不是等待行业自己解决。(《经济学人》，2017年1月28日) (2)保障措施不针对特定国家(针对中国的特保已经过期)，极易引起主要出口国的报复。(3)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和337调查更容易发起和实施，且具有非常明显的行业特质，也是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大棒的有效武器。
图9总结了截止到2015年美国对中国发起的所有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如图所示，反补贴调查主要发生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 之后。钢铁、化学品、食品、机械器具等行业是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主要对象，其中钢铁和化工首当其冲。
图10展示了美对华进行337调查的主要品目。337调查主要针对知识产权侵犯，因此电机及电子产品、机械器具是主要被调查对象，主要发生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 之后。
第二，通过谈判，强迫出口国实施“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这一方式最早出现于1937年，日本同美国达成协议同意限制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美贸易摩擦的频频发生，日本对美国做出的自愿出口限制也越来越多，先后涉及钢铁、彩电、汽车和半导体等多种商品。日美最为激烈的贸易摩擦发生在汽车行业，日本汽车自20世纪60年代进入美国市场，至20世纪80年代占美国汽车总进口份额一度达到80%。1981年5月日本达成协议，将出口美国汽车数量限制在每年168万辆。值得注意的是：与日本相比，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5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包括美资企业)以加工贸易的形式进行，比如图8所示的电子电器类商品，因此自愿出口限制的约束力不强。
第三，通过“汇率操纵”指控，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1985年美国为了减少与日本的贸易逆差，要求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日元升值一倍。
图9 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主要产品品目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数据库(1980—2015年数据, Bown, Chad P., 2016)。
图10 美国对中国337调查的主要产品品目
数据来源：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337调查信息系统(1986—2017年)。
汇率操纵认定最早依据《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从2016年2月起修改为《2015年贸易便利及贸易执行法》。法案原则上符合WTO规则，即《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5条第4款的规定。按照规定，美国财政部每隔半年审核主要贸易伙伴是否通过人为压低汇率来获得“不公平的贸易优势”。不过，美国一般不直接对汇率操纵国实施经济制裁，而是展开双边谈判，以敦促该国解决汇率问题。因此，汇率操纵认定多为一种谈判要价工具。历史上美国有过多次通过汇率操纵指控对他国施压成功的先例。2005年通过的《舒默-格拉厄姆法案》规定：如果中国不在180天内提高人民币汇率，那么“美国将对中国生产、制造、组装，并直接或间接进口至美国的产品征收27.5%的从价关税”。同年7月21日，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开启了人民币汇率单向升值的七年历程。特朗普政府多次声称中国“操纵汇率”，并威胁要实施调查，但在最近的2017年4月、10月和2018年4月、10月的四次美国财政部货币报告中，中国并未被列为汇率操纵国。
第四，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在商品贸易方面，中国已经采取的措施包括重新开放美国牛肉进口，增加液化石油天然气进口，对美国生物科技产品提供市场准入。[注]2017年4月6—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会晤，达成百日贸易谈判计划，旨在提高美国出口，削减贸易逆差。上述措施均为“百日计划”成果。 2018年5月中国财政部宣布大幅下降进口整车和零部件关税。[注]中国进口一辆汽车需要缴纳三项税种，分别是25%的关税、17%的消费税，以及根据汽车排量征收的1%至40%的消费税。 中国还在6月初的第三轮经贸谈判中提出购买价值7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却因美国执意实行500亿美元关税计划而无奈作废双方所有经贸成果。在外商投资方面，中国于2018年6月28日已公布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大幅放宽金融、制造业、农业等22个行业的外商投资市场准入。我们认为，美国还将在服务贸易方面对中国市场准入提出要求，尤其是电商市场和金融市场，如开放云计算市场、允许外国信用卡在中国开展业务、加快外国信用评级机构审批速度、加速美国电子支付服务进入中国等。
第五，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通过大型终端零售公司(比如沃尔玛、苹果等)或者协会要求中国厂商提高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世贸组织设立技术法规、标准及检验程序是为了国家安全和消费者利益，但发达国家的准入标准一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不排除美国对中国产品制定针对性的技术标准，从而对进口产品进行变相抵制。
“对话不能立即解决所有分歧，但对抗会立即损害双方利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2017年7月19日中美首轮经济全面对话中的发言)。面对形势变幻的中美经贸未来前景，中方应该建设性地管理双边关系，通过谈判说服美方放下贸易保护大棒，合作共赢。首先，中国应积极响应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号召，扩大开放力度，进一步减少外商投资限制，在中美贸易的重点行业上促进进出口，并同时要求美国放宽对中国的技术限制。其次，中方应该力推“增加值”贸易统计规则，推广“世界制造”倡议。按照出口增加值统计，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水分占40%(Johnson and Noguera,2012;Koopman et al.，2014)。最后，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来，加强多方经济贸易合作，加速“一带一路”倡议和RCEP、FTAAP等贸易投资战略的推进，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均衡发展，彰显中国的全球领导力，填补美国退出TPP谈判带来的空白。
4 结论
中美两国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经贸关系备受瞩目。Blinder and Watson (2016)研究发现民主党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经济在产出、就业、财政、企业利润等诸多方面的表现明显好于共和党总统执政。本文试图从美国总统党派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其对中美贸易及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
我们构建了六个衡量1984—2015年期间中美进出口贸易的指标，分别是美国出口中国占美国总出口份额、美国从中国进口占美国总进口份额、中国出口美国占中国出口份额、中国从美国进口占中国总进口份额、美国出口中国增长率和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长率。用三种方法分别对六个指标的原始数据及H-P滤波去时间趋势数据做均值检验，发现这九届美国总统任期期间，去掉时间趋势的中美贸易并不存在明显的“民主-共和党”差异。我们进一步用Newey-West回归印证了这一结论。虽然相较于共和党总统而言，民主党总统上任能增加中国占美国总出口份额，但该结果只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与Blinder and Watson (2016)关于美国总体外贸的结果一致，即总统党派基本上对贸易并无差异性影响。均值检验结果表明美国总统个人担任国会议员经历和州长经历对中美贸易也没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进一步考虑总统党派和两院多数党派是否一致对中美贸易的综合影响，结果表明国会参众两院多数党与总统同为民主党时，会显著促进美国占中国总出口份额，但进一步的统计检验表明，三方统一为民主党对中美贸易量的影响与共和党并无显著区别。这一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从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频率来看，我们构造了五个衡量1984—2015年期间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的指标，分别是美国对中国各年的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数目、中国占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比例、美国对中国337调查案件数、美国对中国337调查占美国总337调查的比例以及美国该年是否有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调查哑变量。均值检验的结果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证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在美国总统不同党派的轮替期间有显著差异。控制两国GDP等一系列可能影响双边贸易的变量，Newey-West回归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结论。进一步综合考虑国会参众议院多数党的影响时，Newey-West回归结果显示，总统党派与国会参众议院多数党党派同时为民主党时，美国更倾向于对中国实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和337调查，而三方一致为共和党时更倾向于实施中国特殊保障调查。这一结果也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统计检验和回归的结果一致说明，两党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的影响不分上下，并没有显著差异。
当然，由于受研究问题和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分析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且只有32个观测值，宏观经济的时间序列数据相对平滑，具有自身趋势，因此一般的统计分析方法并不适用(Granger,2004)，且时间序列受随机因素影响较大(王振龙和胡永宏，2007)，因此本文数据采用了H-P滤波去时间趋势(Hodrick and Prescott,1980,1997; Ravn and Uhlig,2002)和加各年特征变量的方法，以尽量减少时间序列数据和观测值少对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由于共和党身份的特朗普总统“出人意料”地上台，中美贸易的“不确定性”大大上升，贸易谈判一波三折，贸易战也拉开了帷幕。本文研究的中美贸易数据截至2015年，不涵盖特朗普任期。特朗普上台实施了诸多反对贸易自由化政策，依据我们的研究来看，并不是反映了党派的差异，而更反映的是当下“逆全球化”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的新情况。文章最后总结归纳了该新情况下的中美经贸关系，以及美国的主要贸易法案，并针对性地归纳总结了美国政府未来还可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
附录1
1978—2015年间中美关系持续升温。1978年12月15日，中美发表《中美建交公报》(中美第二个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1979年7月，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为期3年的中美贸易协定，规定双方互享最惠国待遇。1999年4月，在朱镕基总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朱镕基总理与克林顿总统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美国承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同年11月15日，中美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从而为中国入世扫清了最大障碍。2000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从而使这项法案正式成为美国法律。2001年12月27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命令，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这项命令于2002年1月1日正式生效。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温家宝总理提出了确保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五条原则，布什总统表示赞同；双方还商定提高中美商贸联委会的级别。2005年8月1日，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之后中美战略对话定期在两国间轮流举行，这是中国和美国为加强两国在经贸、反恐、朝核等重要领域的磋商与合作而形成的一种机制。同年11月8日，中美双方就纺织品问题达成协议，在英国伦敦签署了中美两国《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谅解备忘录》。2006年12月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这是中美现有20多个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性对话。2009年之后，中美战略对话由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代，首次会议于7月27日至28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1978—2015年间中国和美国内部也各自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1978年中国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扭转了中国大陆逐渐对外封闭的情况。1980年8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在广东省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设置首批经济特区的建议。1984年5月，中国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成为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以充分发挥它们在经济建设中的中心城市的作用，推动内地经济建设。1985年2月，中国决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的厦门、漳州、泉州三角洲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同年9月23日，里根总统宣布实施贸易政策行动计划，这标志着美国外贸政策开始全面调整，开始由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该行动计划要求其他国家必须严格遵守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以追求所谓账面上的“公平”。1986年7月10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钱嘉东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恢复中国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缔约方地位的申请。1988年4月13日，中国决定设立海南省，建立全国最大的省级经济特区。同年，美国国会通过《综合贸易和竞争法》，制定了反倾销规避、反补贴的条款。1992年中国对外开放再次迈出大步伐，开放了6个沿江城市、4个边境和沿海地区省会城市、11个内陆省会城市和13个沿边城市。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于是中国的“复关谈判”转为“入世谈判”。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亚洲各国经济遭受严重打击，纷纷进入大萧条，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世界经济增长也明显萎缩，世界贸易额明显下降，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2001年12月11日，中国在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之后，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推动了外贸和外资的增长。2008年，美国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股市遭遇重创，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多国政府财政赤字增加，部分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经济陷入衰退。2013年8月，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该自贸区于9月29日正式挂牌成立，尝试通过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领域的制度改革逐步实现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这将为投资者建立更为友好的营商和监管环境，培育中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并构建中国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
附表1 美国总统的任职经历
信息来源： 维基百科。
附表2 美国国会多数党的党派轮替
续表
信息来源： 维基百科。
附表3 美国对中国的特别保障措施调查及占比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中国特别保障贸易数据库(Bown, Chad P., 2016)。
附表4 总统与国会多数党党派统一为民主党、共和党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区别
注： 由表5回归结果做均值检验得来。
附表5 稳健性检验： 总统与国会多数党党派是否一致对中美贸易量的影响
续表
注：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数据均经过H-P滤波去时间趋势处理(平滑参数为6.25)。观测数为32个。
附表6 稳健性检验： 总统与国会多数党党派统一为民主党、共和党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区别
注： 由附表5回归结果做均值检验得来。
附表7 总统与国会多数党党派统一为民主党、共和党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区别
注： 由表8回归结果做均值检验得来。
附表8 稳健性检验： 总统与国会多数党党派是否一致对美国贸易保护的影响
注：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数据均经过H-P滤波去时间趋势处理(平滑参数为6.25)。观测数为32个。
附表9 稳健性检验： 总统与国会多数党党派统一为民主党、共和党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区别
注： 由附表8回归结果做均值检验得来。
丁孝文. 2003. 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国会因素[J]. 国际问题研究，(5): 32-36.
韩剑, 徐秀军. 2014. 美国党派政治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 世界经济与政治，(8): 135-154.
林珏. 1997. 论美国两大政党之争对外贸政策的影响及我国的对策[J]. 世界经济与政治，(2): 21-25.
陆曦. 1998. 中美经济关系中的美国国会因素及其影响[J]. 国际政治研究, 35(3): 37-45.
马弘, 滕越, 徐嫄. 2018.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战略思考——基于日本经验的视角[J]. 国际贸易，(3): 32-40.
屠新泉. 2007. 党派政治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变迁[J]. 美国研究, 21(4): 67-80.
王振龙, 胡永宏. 2007.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魏史言. 1993. 解冻——记新中国接待第一位美国总统尼克松[N]. 人民日报, 1993-12-11.
徐康宁, 韩会朝. 2014. 美国政党分野, 州际差异如何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J]. 国际经济评论，(6): 89-100.
余乐芬. 2011. 美国“337调查”历史及中国遭遇知识产权壁垒原因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7): 35-40.
张宇燕. 2017. 特朗普要推行美国标准的公平贸易[N]. 华夏时报, 2017-01-28.
Acemoglu D, Autor D, Dorn D, et al. 2016. Import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US employment sag of the 2000s[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4(S1): S141-S198.
Allen S D, Hopkins A S. 1997. The textile, apparel, and footwear act of 1990: Determinants of congressional voting[J]. Public Finance Review, 25(5): 542-552.
Autor D, Dorn D, Hanson G. 2013.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121-2168.
Autor D, Dorn D, Hanson G. 2016a. The China shock: Learning from labor-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J].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8(1): 205-240.
Autor D, Dorn D, Hanson G, et al. 2016b. Foreign competition and domestic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U.S. patents[R]. Working Paper.
Autor D, Dorn D, Hanson G. 2017a. When work disappears: Manufacturing decline and the falling marriage-market value of men[R]. Working Paper.
Autor D, Dorn D, Hanson G, et al. 2017b. A note on the effect of rising trade exposure o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R]. Working Paper.
Autor D, Dorn D, Hanson G, et al. 2017c. Import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rising trade exposure[R]. Working Paper.
Autor D, Dorn D, Hanson G H, et al. 2014. Trade adjustment: Worker-level evidenc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4): 1799-1860.
Blinder A S, Watson M W. 2016. Presidents and the US economy: An econometric explor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4): 1015-1045.
Che Y, Du J L, Lu Y, et al. 2017.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and FDI location choice: Evidence from China[R]. MPRA Paper No. 77158.
Chen T, Lin C, Shao X. 2018. Globalization and U.S. corporate tax polici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import competition[R]. Working Paper.
Conconi P, Facchini G, Zanardi M. 2014. Policymakers’ horizon and trade reforms: The protectionist effect of elec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4(1): 102-118.
Conconi P, Facchini G, Steinhardt M F, et al. 201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and migration: Evidence from the U.S. congress[R]. Working Paper.
Feenstra R C, Ma H, Xu Y. 2017. US exports and employment[R]. Working Paper.
Feler L, Senses M Z. 2017. Trade shocks and the provision of local public goods[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9(4): 101-143.
Gilbert J, Oladi R. 2012. Net campaign contributions, agricultural interests, and votes on liberalizing trade with China[J]. Public Choice, 150(3/4): 745-769.
Granger C W J. 2004. Time series analysis, co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3): 421-425.
Hodrick R J, Prescott E C. 1980. Postwar U.S. business cycl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R].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Discussion Paper no. 451.
Hodrick R J, Prescott E C. 1997. Postwar U.S. business cycl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9(1): 1-16.
Johnson R C, Noguera G. 2012. 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6(2): 224-236.
Karol D. 2007. Does constituency size affect elected officials’ trade policy preferences?[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9(2): 483-494.
Koopman R, Wang Z, Wei S J. 2014.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2): 459-494.
McManus T C, Schaur G. 2016. The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on worker health[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2: 160-172.
Pierce J R, Schott P K. 2016.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7): 1632-1662.
Ravn M O, Uhlig H. 2002. On adjusting the Hodrick-Prescott filter for the frequency of observation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4(2): 371-376.
President’s Thrones: Rotation of U.S. Presidential Party and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U.S. (198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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