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视频讲论文 |中国工业加速创新的机制
本文选自《经济学报》2021年第 8 卷第 1 期
中国工业加速创新的新机制
——基于人力资本分工和协同的研究视角
研究背景：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高水平创新团队。建设高水平创新团队不仅要释放各类人力资本独具特色的创新效应，还强调发挥各类人力资本在提高创新能力中的协同作用（Hamilton et al.,2003；Lyons，2017）。一方面，中国工业在经历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后，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技术创新总体水平却依然相对落后，仍未能从根本上摆脱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率的困境（张杰和郑文平，2017）。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推进，企业组织形态和结构发生深刻变革，这必将对各类人力资本的配置及其协同作用产生深远影响。
研究目的：在寻找新的动力加速中国工业创新、提高工业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大背景下，如何对人力资本进行合理划分并发挥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之间的协同作用自然成为当前更好发挥人力资本对工业创新的支撑作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着力点。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徐远华和孙早借鉴Romer（1990）的研究构建理论模型，以中国工业2000-2016年35个分行业为样本，以从业人员在经济增长和产业创新中发挥的作用和对应的社会角色不同，在工业分行业层面上将人力资本大致划分为一般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考察三类人力资本及其协同作用对中国工业TFP增长的影响。
研究方法：在理论模型构建方面，本文吸收Romer（1990）的人力资本分级思想，综合Iyigun and Owen（1999）与Wacker et al.（2006）对人力资本类型的划分方法，按照人力资本的能力及其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的差异将人力资本大致划分为企业家人力资本（Entrepreneurial Human Capital，EH）、专业人力资本（Professional Human Capital，PH）、一般人力资本（Ordinary Human Capital，OH），借鉴Romer（1990）的理论模型，本文引入两类人力资本建立一个两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求解消费者效应最大化问题将消费者最优消费路径上的内生增长率作为两类人力资本的函数，来探讨人力资本及其协同作用与知识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在实证检验中，为了克服考察期间工业统计口径的变化可能导致的偏差，本文尝试性地将相关变量按照相关指标统一调整到全部工业口径。本文建立计量模型，将三类人力资本及其协同作用纳入生产率决定方程，并使用中国工业2000-2016年35个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估计三类人力资本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TFP）的作用，并考察三类人力资本的协同作用对中国工业TFP 的影响，进一步结合中国工业的行业国有产权比重、行业内平均企业规模水平两个维度的行业特征考察三类人力资本及其协同作用对中国工业的产业创新所产生的异质性影响。
理论模型与假说：借鉴Romer（1990）的理论模型，本文引入两类人力资本建立一个两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求解消费者效应最大化问题将消费者最优消费路径上的内生增长率作为两类人力资本的函数，来探讨人力资本类型及其协同作用与知识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为了简化模型的推导，又不影响一般性结论，本文借鉴Iyigun and Owen（1999）与Wacker et al.（2006）的研究，按照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其对应的社会角色的不同，将专业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归并为高技能人力资本，一般人力资本视为低技能人力资本。为了更准确地刻画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本文让居户的消费及储蓄率由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相互作用且追求最优化的居户和企业共同决定。
研究结论：
（1）一般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均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2）三类人力资本的协同对提高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3）进一步检验发现，三类人力资本及其协同作用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在国有产权比重较高的细分行业，一般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均较大。企业家人力资本则显著促进了国有产权比重较高的细分行业的TFP增长，同时显著抑制了国有产权比重较低的细分行业的TFP增长。三类人力资本只对国有产权比重较低的细分行业的TFP增长具有显著的协同作用。在平均企业规模较大的细分行业，一般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对TFP增长的促进效应均更大。企业家人力资本只对平均企业规模较大的细分行业的TFP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在平均企业规模较小的细分行业，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均对TFP增长均具有更大的协同效应。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一般人力资本的协同作用只显著促进了平均企业规模较大的细分行业的TFP增长。
研究创新点：
（1） 本文探索出在市场均衡下由企业家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和一般人力资本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推动中国工业加速创新的新机制。这个新机制揭示出提高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崭新路径，不仅为新常态下更有力地发挥人力资本对产业创新的支撑作用，也为加快推进企业组织管理创新、建设以和谐融洽、相互学习、协同创新、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本文借鉴Romer（1990）的理论模型，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来分析人力资本及其协同作用对知识增长的影响，并采用工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这是现有文献尚未涉及的领域，因此本文在相关研究领域填补了一项空白。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论表明三类人力资本及其之间的协同作用具有显著的生产率提升效应。
（2）鲜有文献在工业分行业层面上按照人力资本在按照劳动分工和承担的角色进行划分，本文综合Iyigun and Owen（1999）与Wacker et al.（2006）的研究，以从业人员在经济增长和产业创新中发挥的作用和对应的社会角色不同，在工业分行业层面上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一般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三类人力资本在产业创新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独具特色的作用，对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应该有所差别。本文得出了一般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中国工业TFP具有显著的提升效果，且这种效果依次递减的结论；
（3）国有企业改革促使行业国有产权比重进行动态调整，信息科技等高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行业平均企业规模发生变化，这些都会导致企业组织形态及其结构发生变革。可见，企业组织形态及其结构的调整最终主要体现在行业的国有产权比重和企业规模的变化方面，两者的变化都会影响三类人力资本及其协同的生产率效应，因此本文进一步从分行业国有产权比重和平均企业规模两个维度的产业特征来考察三类人力资本及其协同作用对中国工业的产业创新所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尽管不少文献考虑到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及转型特征对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影响，比如华萍（2005），却鲜有文献考察行业特征的变化对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及其协同的生产率效应的调节作用。
（4）为了克服行业的拆分和合并与统计口径的变化可能导致的偏差，确保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将相关数据按照两种指标调整到全部工业口径。以往的研究大多以省区为研究对象，也很少涉及到工业分行业，即使采用工业分行业，对行业的合并和拆分与统计口径的变化也没有处理，比如舒锐（2013）。孙早和刘李华（2016）的研究虽然注意到这一问题，基本按照陈诗一（2011）提出的方法，采用工业总产值指标将相关数据调整到全部工业口径，但是这篇论文并没有对2007年以后的数据做出调整。
研究过程如下：
在基本假设下，经过一系列推导过程，本文得到两个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一：在一定条件下，一般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边际增加均能够提高知识增长率。
假说一表明，厂商为了增加创新产出，提高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不仅需要高技能人才，还需要低技能人才，因此，厂商不能过度强调高技能劳动的重要作用，还需要重视低技能劳动的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假说一在一定条件下成立表明，三类人力资本的增加并不总是对知识增长具有积极影响，这符合经济学直觉，可以用经济学基本理论来解释。根据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当一种生产要素稀缺时，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随着这种生产要素投入的持续增加，该生产要素所带来的边际产出是递增的，在某一临界点，该生产要素的投入促使边际产出达到极值，越过该临界点，边际产出就会呈现递减趋势（高鸿业，2011）。以企业家人力资本为例说明，当一个经济中企业家人力资本匮乏时，随着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初步形成，新建企业增多，企业家抓住市场不均衡的机会，整合生产要素，加速知识生产和商业化进程，向市场推出新产品和新服务，获取创新租金，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涌入（企业家人力资本过多），导致市场过度竞争，拥挤效应凸显，知识增长日益减慢，企业利润增长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
假说二：在一定条件下，一般人力资本与专业人力资本、一般人力资本与企业家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协同作用均能够提高知识增长率。
假说二不仅表明，随着一般人力资本的增加，专业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对知识生产的贡献在提高，而且表明，专业人力资本的增加也会强化企业家人力资本对知识增长的作用效果。这是因为，三类人力资本在知识价值生产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它们知识结构互补，技术功能协调，相互配合，共同提高人均增长率和创新能力（Eeckhout et al.,2014）。假说二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立，这是因为一类人力资本的任意增加并不能够总是提高另一类人力资本对知识增长的正向作用，各类人力资本之间及其与物质资本投入之间都需要保持合适的比例关系，这与对列昂惕夫生产函数的利润最大化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进一步地，生产工人与专业技术人员分享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知识，从而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研发能力，而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创新也通过生产工人的辛勤劳动转变为现实，生产工人的创新活动也需要专业技术人员的鉴别、评估；生产工人向企业家建言献策，积极参与企业的管理活动有利于企业家进行管理创新实践，提高管理效率，而企业家进行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也需要生产工人的认同、支持与配合；企业家不仅在市场不均衡中捕捉到知识创新的空白，学习生产技术，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技术研发活动，专业技术人员向企业家反馈技术创新的信息，比如创新的风险、现实可能性与创新条件，专业技术人员也参与到企业管理活动中，向企业家提供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专业化意见及建议，有利于提高企业家的决策效率。而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导致企业组织形态的变革为三类人力资本的协同创新和知识增长创造了条件。
假说一和假说二意在表明，在现实经济实践中承担不同角色的三类人力资本及其协同作用对提高知识增长率均具有积极作用。鲜有文献对人力资本根据其承担的角色进行划分，也没有文献注意到一般人力资本对知识生产的积极作用。以往文献注意到技术进步与技能劳动的互补性高于其与非技能劳动的互补性的有偏技术进步，没有考察非技能劳动（低技能劳动）与技能劳动之间的互补或替代作用（董直庆、蔡嘨和王林辉，2014）、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联合作用机制（赖德胜、孟大虎和苏丽锋，2012），更没有注意到三类人力资本对知识生产和生产率提高的协同作用。由于假说一和假说二是在市场均衡下居户和企业实现最优化推出的结论，因此本文探索出一条在市场均衡下由一般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推动加速创新的新机制。
检验模型设定：Aiyar & Feyrer（2002）检验了人力资本整体的生产率效应，但是没有区分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对生产率所起的不同作用。本文吸收Romer（1990）的人力资本分级思想，综合Iyigun & Owen（1999）与Wacker et al.（2006）对人力资本类型的划分方法，仿照Chang et al.（2016）的研究，将按承担不同角色的三类人力资本均引入TFP 的决定方程中。
(1)
方程（1）中，OH、PH、EH分别代表一般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ln表示变量已取自然对数。方程（1）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将TFP 增长内生化，其次不仅认为代表高技能劳动的专业人力资本（PH）、企业家人力资本（EH）能够决定TFP 增长，而且认为代表低技能劳动的一般人力资本（OH）也能影响TFP增长。Romer（1990）的模型成功地将TFP 增长内生化，但是认为只有具有溢出效应的高技能人力资本才能够决定TFP 的增长。本文紧密结合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国情，认为一般人力资本也能影响TFP 增长。Z是一组控制变量，包括政府科研补贴强度（TTBTQ）、自主研发强度（RDQ）、总资产贡献率（ZGX）、对外技术依存度（JSD）、外部融资依存度（RZD）、资产负债率（FZL）。为了检验假说二，本文进一步扩展 Chang et al.（2016）的研究，将三类人力资本之间的两两交互项引入计量模型（2），得到：
(2)
计量模型（1）、（2）即是本文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
基准检验结果：表1报告了三类人力资本及其协同作用与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基本回归结果，列（1.1）、（1.2）和（1.3）是依次引入一般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基本回归结果，列（1.4）是同时引入三类人力资本的基本估计结果，列（1.5）、（1.6）和（1.7）是依次引入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人力资本的交互项（lnOH*lnPH）、专业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交互项（lnPH*lnEH）、企业家人力资本和一般人力资本的交互项（lnEH*lnOH）的基本估计结果。所有列都F2检验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LM检验选择了随机效应，最终Hausman检验选择了固定效应。R2的数值和F1检验表明列的拟合度较高，整体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基本回归结果都是初步的，没有进行稳健性检验，也未能考虑内生性问题，最终结果有待进一步检验。
从列（1.1）可以看出，一般人力资本的估计值为0.3777，并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表明一般人力资本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工业的TFP。一般人力资本的估计值不仅显著为正，超过了老龄化对中国工业生产率提高的负面影响，而且与列（1.2）、（1.3）的结果比较看，一般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是最高的，大大超过专业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这个估计结果促使本文寻找更多的原因。这可能是因为：①一般人力资本的受教育程度虽然相对较低，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基础教育、中等教育的投入，不断改善师资和教学条件，在基本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逐步扩大职业教育、普通高中、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范围，中国整体的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一般人力资本整体上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不断增强，从而使建立在长期生产实践基础上的生产创新成为可能。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都表明，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是未来主要的人口红利（蔡昉，2009）。②中国的产业工人、农民工具有世界上少有的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民族特质，而且他们一般处在社会阶层的最底层，迫切希望通过辛勤劳动改变现状提高生活水平。日本、德国的产业工人的吃苦耐劳精神是其在饱受战争之苦后出现“增长奇迹”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具有这样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但是这些国家的产业工人不堪忍受在“血汗工厂”中长时间从事枯燥单调、技术简单的作业劳动。③中国劳动者改变恶劣的生存状态的渴望，还有代代相传的吃苦耐劳的独特品质无疑对中国制造业优势的保持甚至增强做出重要的贡献。
从列（1.2）可以看出，专业人力资本的估计值为0.2126，并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表明专业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工业的生产率。专业人力资本将经过系统教育与培训获得的理论知识用于实践中从事科技创新时，不仅能够提高自身的生产率，还能够还能提高劳动和物质资本的生产效率。与一般人力资本一样，在生产过程和价值创造中，专业人力资本通常表现出受雇佣的特征，但是在价值创造中，专业人力资本比一般人力资本更有效率，更迅速地寻找价值创造所需要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技能、新途径，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是产业技术创新的骨干力量（陈剑，2006）。此外，专业人力资本也是吸引外来投资者特别是FDI、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所以从理论上说，专业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应该高于一般人力资本。可是对照列（4.1）表明，专业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明显低于一般人力资本。因此假说一只是得到部分验证。陈浩（2007）指出导致这种情形出现的深刻原因：一是我国整体上以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为主，经济增长还没有转移到主要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的轨道上来，二是赶超战略下的资本优先发展决策。相对于集约型增长，粗放型增长方式片面追求速度和产值，忽视质量与效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来实现，具体到劳动要素，虽然专业人力资本在理论上比一般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但是专业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周期长、花费大、投资效果不确定等风险，因此在与一般人力资本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一般人力资本占绝对优势时，会利用所占资源建立起阻挡专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与非制度壁垒，使专业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偏低，导致专业人力资本的投资及作用“失灵”。我国的传统经济增长某种意义上也是实施赶超战略过程（林毅夫，2007）。赶超战略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资源分配和要素投资决策中以资本为主导，其它要素依附于资本，专业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相对较低，反映了“资本雇佣劳动，特别是雇佣专业人力资本”的情形。
从列（1.3）可以看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估计值为0.0864，并且在10%的水平上高度显著。企业家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具有主动型特征和创新性，创新性是其根本特征（陈剑，2006）。这种创新并不仅仅是产品创新，还包括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属于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其根本意义在于“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实行对生产函数的重新组合”。从程序上说，具有“征服的意志”、“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办成的欢乐的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首先在不断变化的均衡与非均衡的状态中识别和把握机会，这种机会主要是获得垄断利润和创新利润的机会，然后凭借其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一流的人际沟通能力、资源配置能力，挖掘和发挥本地区、本行业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引进本地区、本行业稀缺的资源，重新组合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各类生产要素，寻找最有效的生产方式，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从而获取收益。企业家凭借自身的远见卓识，能够减少决策失误，有效化解市场风险。从动态的角度看，企业家对一个企业、一个行业起到了较强的“示范”和“扩散”效应，产生了一个“企业家呼唤企业家”的正反馈机制。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推动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并能带动整个行业甚至整个社会的创新（张小蒂和姚瑶，2011）。企业家人力资本（精神）不仅是企业、行业的创新动力，而且是社会整体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驱动力，是把新知识转化为商业知识的主要源泉（Audretsch，2006），从而成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因此从理论上说，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不仅显著为正，而且应该在三类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中最大。但是列（1.3）与列（1.1）、（1.2）相比，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却是最弱的。这个估计结果反映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导致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远未得到充分发挥。市场发育程度低特别是要素市场扭曲，比如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着对要素资源的分配权、定价权和管制权的控制、地方保护主义、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以获取低成本资金、财政补贴或稀缺生产要素等极大地削弱了市场机制对要素资源的配置能力和效率，从而不利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也显著抑制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创新动力（戴魁早和刘友金，2016）。观察列（1.4）的结果，一般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而专业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虽然为正，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似乎表明专业人力资本的增加对中国工业的TFP的提升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三类人力资本存在一定程度的共线性。但它们是本文重点考察的核心解释变量，因此还是将它们同时引入了计量模型。从后文的内生性检验结果中，三类人力资本才同时显著为正。
从列（1.5）、（1.6）和（1.7）的回归结果看，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人力资本的交互项（lnOH*lnPH）、专业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交互项（lnPH*lnEH）、企业家人力资本和一般人力资本的交互项（lnEH*lnOH）估计系数全为正，并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一般人力资本与专业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与企业家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一般人力资本的协同作用显著提高了中国工业的TFP，表明三类人力资本的技能具有协同作用，假说2得到初步证实。正如Huber（1991）指出的那样，差异较大的人力资本可以为企业组织带来多种类型的经过处理且易于掌握的结构化信息和知识，受教育背景差别较大、承担角色不同的组织员工，看问题的角度多种多样，所谓“见仁见智”、“横看成岭侧成峰”，他们之间存在者的信息沟通与反馈机制，有助于拓展对相关问题认知的宽度和深度，推动组织加速技术创新。组织内部的相互交流、学习与互动可以促使成员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不仅能创造新知识，产生知识的外溢性还会形成对相关问题的全新理解（胡凤玲和张敏，2014），从而加快企业的技术创新。具体来说，以产业工人为代表的一般人力资本长期工作在生产一线，经验知识和技术诀窍逐渐积累，自身的操作技能有大幅度提升，一方面向以科学家、工程师为代表的专业人力资本反馈在产品质量、性能与操作规范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甚至为专业人力资本的技术开发提供新思路、新视角，另一方面，通过参与企业管理，向企业家积极提出企业管理方面的合理化建议，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而专业人力资本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也只有通过一般人力资本的生产劳动才能转化成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才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企业绩效（Iranzo et al.,2008），也可以向企业家建言献策，提出专业化的意见、对策，推动企业的管理创新。从哲学的角度讲，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的相辅相成实际上是专业人力资本和一般人力资本之间的良性互动的理论概括，其结果是加速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企业家人力资本在识别出市场机会后，迅速激活各类生产要素，汇聚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人力资本，建立健全组织管理制度，为专业人力资本的产品开发、技术创新搭建平台，指明研发方向，动员一般人力资本投入生产，迅速形成市场领先、技术领先、产品性能卓越的竞争力，从而获取超额利润（陈剑，2006）[16]。企业家学习生产技术，参与技术创新，吸纳来自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的建议、对策，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效率。假说2的初步证实为推进企业管理创新，选择合适规模、建立沟通机制，建设和谐融洽、相互学习、协同创新、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提供了实证依据。
内生性检验结果：一方面，一般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中国工业TFP的提升具有正效应，另一方面，企业内、行业内三类人力资本的数量受到行业、企业本身的性质和盈利能力等因素的影响（Ployhart et al.，2006）。也就是说三类人力资本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结构是内生于行业本身的性质和盈利能力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外生变量，所以三类人力资本和中国工业的全TFP之间可能互为因果关系，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而且由于受认识的局限性和数据的可得性，还有可能遗漏一些影响中国工业TFP的因素。结合以上分析，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以及可能的遗漏变量等问题可能导致本文的估计结果出现偏误。
传统的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在实际操作中难度较大（白俊红，2011）。Blundell et al.（2000）证明，在有限样本情况下，system GMM方法比difference GMM方法估计的偏差更小、有效性更高，因此本文使用system GMM方法来处理内生性问题。而且system GMM方法是在差分广义矩估计的基础上增加解释变量的一阶差分滞后项作为原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并将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作为一个系统同时对其进行估计。本文在模型中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以控制一些遗漏变量及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由此构造一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再将三类人力资本及其交互项的滞后项分别作为自身的工具变量，采用system GMM方法来尝试性地解决内生性问题。在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前，本文需要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及模型设置的合理性进行检验，可以采用Sargan检验和Arellano-Bond检验进行判定。其中，Sargan检验用来检验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即检验工具变量是否有效，原假设为工具变量有效。Arellano-Bond检验分为Arellano-Bond AR（1）检验和Arellano-Bond AR（2）检验两种，分别用来判定差分后的残差项是否存在一阶和二阶序列相关，如果不存在序列相关，表明system GMM有效，其原假设为差分后的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Blundell and Bond，1998）[22]。随后，Roodman（2009）[28]放宽了这一限制，认为差分后的残差项存在一阶自相关，但只要不存在二阶自相关，system GMM依然有效。表2报告了表1内生性检验结果。
对照表2与1的估计结果，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前三列的三类人力资本的符号完全一致，显著性更高，大小排序基本一致。在列（2.4）中还发现三类人力资本之间的共线性程度大幅度减弱（不能完全消除，影响系数大小及其显著性），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一般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均能显著提高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假说一得到最终证实。
将表2的内生性检验结果与表1后三列的基本估计结果相对照，发现三类人力资本的两两交互项的符号均分别完全一致，仍然具有显著性。这表明三类人力资本的两两交互作用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因此，假说二最终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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