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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

潘文卿 赵颖异 经济学报 2023-03-12

本文选自《经济学报》2021年第 8 卷第 3 期

 专家点评：

本文基于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研究了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趋势和驱动因素变化。整体来看，选题适应经济发展现实需求，研究过程比较细致，工作量比较饱满，有一定的创新性。



作者信息

潘文卿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赵颖异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本文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引入国内价值链视角,利用中国 2002、2007、2012 年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对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变动趋势以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 2002—2012 年的整个观察期内,中国沿海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较低,却呈现出“服务业投入替代制造业投入”的总体趋势;同时还具有“国内服务投入替代国外服务”的变化特征。从不同技术等级制造业的视角看,低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最低,其次是中技术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最高,但观察期内,低、中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提升却最为显著,高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的提升速度较慢。结构分解(SDA)分析显示,全球金融危机前(2002—2007 年),服务业增加值系数变动以及沿海制造业出口行业的结构变动是沿海制造业服务化升级的主要驱动力,区域-产业关联变动阻碍了沿海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但金融危机后(2007—2012 年),由于沿海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前向关联效应加深,区域-产业关联变动显著带动了沿海制造业的服务化升级。本研究的启示是,要推动沿海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升级,政府需构建“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良性互动机制,加快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供给侧改革,并以沿海制造业服务化升级为契机带动全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


关键词  制造业服务化; 全球价值链; 国内价值链结构安排第 1 部分：同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与国内价值链视角,构建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的服务化水平测算模型；第 2 部分：对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及其变化趋势以及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阶段分析；第3 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结论第一,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服务化进程较为缓慢、水平整体偏低;制造业增加值主要来自加工制造环节,但来自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总体呈现波动中上升的态势,即沿海地区制造业正在经历“服务业投入替代制造业投入”的转型过程。第二,进一步从服务业增加值的构成来源看,沿海制造业出口蕴含的服务业增加值主要来自国内,来自国外的占比较小;在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中,来自沿海地区服务业的比例显著大于来自内陆地区的比例,沿海地区的服务业对当地制造业服务化升级起着主要支撑作用。第三,从变化趋势来看,2002—2012 年间,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服务化进程不断加快,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增长显著,尤其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服务业价值增幅高于国外进口的服务业,导致沿海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呈现出“以国内服务投入替代国外服务”的特征。进一步将国内服务业增加值来源地分为沿海和内陆发现,沿海地区制造业国内服务业占比上升的主要驱动力是沿海自身服务业价值投入的增加,内陆地区服务业增加值投入增长的贡献相对有限。第四,区分不同技术等级制造业的分析表明,高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的“起点”最高,其次是中技术制造业,低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的“起点”相对最低。但从变动趋势看,在 2002—2012 年间,沿海地区低技术和中技术制造行业出口中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显著上升,尤其是低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提升幅度最大;而高技术制造业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的提升幅度相对最小。表明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升级主要体现在中、低技术制造业而非高端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呈现“起点高、增速慢”的基本特征。第五,进一步的结构分解分析表明,中国加入 WTO 后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服务业增加值系数变动及沿海制造业出口行业结构变动是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升级的主要驱动力,区域-产业关联变动效应是不利于沿海制造业的服务化升级的。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区域-产业关联变动效应成为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升级的主要驱动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驱动力主要来自沿海服务业对本地造业的前向关联的进一步深化,内陆地区服务业与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前向关联程度相对减弱了。第六,对沿海地区三类技术等级制造业服务化转型驱动因素的分解分析发现,总体看来,增加值系数的变动在 2002—2012 年的整个观察期对低、中、高技术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起着正向的驱动作用,而区域-产业关联变动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两个阶段的影响有差异:2002—2007 年间对低技术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为正,对中、高技术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为负;而在 2007—2012 年间,在三类技术制造行业那里均为正向影响。当然,从沿海与内陆的贡献看,无论是增加值系数变动效应、还是区域-产业关联变动效应,都是沿海的贡献大于内陆的贡献。出口结构变动的作用总体不大,并且在三类技术水平制造业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有差异的:出口结构变动在金融危机前后两个时间段里,均促进了中等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但对高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起抑制作用;对低技术制造业的影响,在金融危机前的作用为负,金融危机后的作用为正。


政策启示首先,建立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升级的机制,促进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一方面需要加大服务业开放程度,尤其是对沿海地区来说率先建立更加开放的国际产业链互动机制;另一方面,还要大力推动沿海地区服务业尤其是现代化服务业的发展升级,提升高端服务业为制造业服务的能力,形成“高端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的良性互动机制,助力沿海地区制造业产业升级换代,并以沿海制造业服务化升级为契机带动全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其次,重视改善国内产业链,强化国内区域间产业关联效应。中央政府要遏制地方政府为追求片面短期利益而导致的各自为政,分割市场的行为,鼓励区域间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的自由流动,构建完善的区域-产业关联机制,利用区域-产业关联效应促进沿海制造业的服务化升级。再次,需要重视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结构的优化,虽然制造业出口结构对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没有另外两个因素大,但在观察期的前后两个阶段,在不同的技术等级那里带来的影响不同,有正向促进作用的,也有负向抑制作用的。因此,优化沿海地区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出口结构,这对沿海地区增大本地区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贡献来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升级也是十分重要的。最后,需要重点强调的是,进入 2020 年后,为了应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以及美国对中美经贸摩擦的不断升级,中央政府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而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与升级,恰可以此为契机,一方面,立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价值链,提升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在制造业价值创造中的比例;另一方面,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适时提升进口服务的价值在制造业价值创造中的比例,即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加快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步伐,努力完成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蜕变。


全文如下

引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浪潮,并得益于世界产业布局调整战略机遇期,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梯度转移;同时,中国凭借低价劳动力及其他传统成本优势,通过对外贸易快速融入国际产业链分工体系,一举成为“世界工厂”,在创造了中国发展奇迹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尤其是,由于中国快速融入亚太经济圈,改变了东亚地区贸易和投资格局,已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潘文卿等,2016)。然而,中国虽然是世界“制造大国”,但仍不是“制造强国”。中国过去依托着低价成本优势,只是嵌入到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低端,走的是一条粗放型发展道路。目前,中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资源利用和环境规制成本上升;而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需求走向低迷,而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对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压力增大;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对中国贸易的全面施压,并开始进一步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实施围堵,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严峻挑战。从长远看,中国必须立足国内大市场,并尽最大可能开辟新的国际市场;同时,必须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苦练内功,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在探讨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换的文献中,制造业服务化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关于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研究中,人们的主要视角集中在如下两大方面:其一是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二是如何测度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并对其进行因素分析。关于前者,大多数文献主要关注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出口规模的影响(刘斌和王乃嘉,2016;钱学锋等,2020)、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与技术含量变动的影响(龙飞扬和殷凤,2019;王思语和郑乐凯,2019)、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张艳等,2013)、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李方静,2020)、制造业服务化对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戴翔等,2019)以及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陶长琪和周璇,2015;王晓晓和杨丽,2019)。而本文的研究则主要与后者的文献有关。关于后者,一个主要的研究视角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测算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评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的国际分工地位和贸易利益并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进行因素分析。如彭水军与李虹静(2014)通过测算发现,1987—2007 年间,中国制造业整体的服务化水平有所提高,其中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上升幅度较大,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几乎没有变化。李坤望等(2014)的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过去专注于“组装加工”制造模式,忽视了“服务型价值”创造,而这种过度专注于组装加工的模式并未推动中国出口利得取得实质性改善。而钱学锋等(2020)的研究表明,在 2008 年之前,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是下降的,而 2008 年之后,制造业服务化水平逐渐上升,并对出口规模产生了正向影响。他们通过构建模型进一步考察了相关的影响机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对出口规模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升生产率和降低交易成本两种途径实现的,中国已然开始步入制造业服务化的红利阶段。
近年来,随着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 TiVA)研究的逐渐深入,部分学者利用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研究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发展水平以及相关的影响因素。程大中(2015)基于 OECD 的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出口贸易中的服务含量占比,发现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深化发展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国内服务业对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的贡献额较低并呈现下降趋势。刘斌等( 2016) 全面考察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的服务化趋势不仅有利于中国企业的价值链深化程度,更能显著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戴翔(2016)测算了 1995—2011 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内涵的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和国外服务业增加值,发现虽然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占主导地位,但存在变弱趋势;相反,国外服务业投入的增加值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为此中国可能存在制造业服务化悖论。但彭水军等(2017)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的研究却发现,这种悖论并不存在,虽然 1995—2011 年间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服务增加值占比上升幅度很小,但国内服务增加值对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创造的重要性在快速提升,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呈现出“以国内服务替代国外服务”的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部分文献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下利用贸易增加值核算框架,考察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及其变化,但是却忽视了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 NVC)提供的区域关联信息,没有对出口的国内价值部分进行地区间来源的分解与考察。众所周知,在新型国际贸易分工形式下,对像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来说,制造业价值链既涉及国际分工与协作,更涉及国内区域间的价值关联与价值流动(潘文卿和李跟强,2014,2018)。某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不仅包含国外服务价值,还包含国内本地区服务价值和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服务价值,即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同时涉及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因此,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考察,不仅要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进行,也应该同时从国内价值链的视角进行。
本文试图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引入国内价值链视角,考察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变化趋势以及变化的驱动因素,以期为中国率先在沿海地区打破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实现产业升级、提升中国制造业价值贡献能力提供经验信息。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受益于中国的梯度发展政策以及距海外市场更近的优越条件,中国的产业布局呈现了空间上向沿海转移并集聚的现象。沿海地区以其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与集聚的资本、劳动力要素,率先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走上了“国际代工” 的发展道路。从 2000—2018 年中国沿海与内陆货物贸易出口额及其占比变化情况看(图 1)①,沿海地区的出口总额及占比均显著高于内陆地区:2000—2011 年间,沿海地区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90%以上,虽然在 2012 年后有所下降,但始终保持在全国出口总额的 85%以上。由此可见,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出口变化基本决定了全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发展方向,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结构的改善,对全国制造业外贸能力升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图 1 中国沿海与内陆货物出口规模及占比变化

据此,本文在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下引入国内价值链,基于中国 8 大区域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利用结构分解分析(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方法,考察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及其动态变化特征,并探讨其背后的深层次驱动因素及变化机制。投入产出分析领域中的结构分解技术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将经济系统中某因变量的变动分解为与之相关的各独立自变量变动的和,以测度每一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动贡献的大小。由于投入产出技术能够分析各地区、各产业部门间完全的经济关联特征,这里测度的贡献既包括了直接贡献,也包括了间接贡献。虽然 Chenery et al. (1962)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基于投入产出技术对经济发展进行因素分解分析,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该技术在投入产出领域开始繁荣起来,尤其是当 Dietzenbacher and Los(1998, 2000)对结构分解分析的唯一性、因素的独立性等问题在理论与实证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SDA 技术在投入产出分析领域的应用得到了迅猛发展。近 30 年来SDA 模型已经发展成为投入产出领域最重要的主流分析工具之一,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增长、贸易、劳动力、价格、能源、CO2 排放和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经济分析研究中。(Kanemitsu and Ohnishi, 1989;Han, 1995;Lin and Polenske, 1995; Chen and Guo, 2000; De Haan, 2001; Fujikaw and Milana, 2002; Ang, 2004;Wieland et al. , 2018)。投入产出分析采用 SDA 技术在驱动因素分析方面具有独特的功效,本研究在测度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的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后,进一步采用 SDA 技术主要从如下三大因素方面来识别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的作用大小:增加值率变动、区域-产业关联变动、出口行业结构变动。
本文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 1 部分同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与国内价值链视角,构建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的服务化水平测算模型,第 2 部分对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及其变化趋势以及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阶段分析,第3 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1 数据、模型与指标

1.1 数据

本文采用的投入产出表是由国家信息中心编制的 2002 年、2007 年和2012 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此投入产出表将中国分为 8 大区域:东北区域(黑龙江、吉林、辽宁) ,北部沿海区域( 河北、山东) ,京津区域( 北京、天津) ,东部沿海区域(江苏、上海、浙江) ,南部沿海区域(福建、广东、海南) ,中部区域(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北区域(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和西南区域(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西藏)。由于本文重点分析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的区域特征,故我们参考潘文卿和李子奈(2007) 的做法,进一步将八大区域合并为沿海区域(北部沿海区域、京津区域、东部沿海区域、南部沿海区域)和内陆区域(东北区域、中部区域、西北区域、西南区域)。
本文使用的中国 8 大区域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包含 17 个产业部门:2 个初级产品部门(农业、采选业),11 个制造业部门,2 个服务业部门(商业和运输业、其他服务业),1 个公用事业部门(电力煤气自来水供应业),1 个建筑业部门。为了分析的需要,我们按照 OECD(2011)的制造业分类标准,进一步依据技术类型特点将 11 个制造业部门分为:低技术制造业(食品制造业、纺织服装业、木材加工业和造纸印刷业),中技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制品业、其他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化学工业、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及电子通信制造业)。这样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不同技术类型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特征。

1.2 模型

1.2.1 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的服务业价值来源测算

本文利用包含 8 个地区的中国区域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并将 Koopmanet al. (2014,以下简称 KWW)和 Wang et al. (2013,以下简称 WWZ)的国家间出口增加值分解模型框架扩展到中国国内区域层面上来,以测度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的服务业增加值的贡献。出口中的增加值分解技术刻画了不同区域间、各个产业部门产品与服务之间的投入与产出关系,可以清晰地追溯产品或服务的增加值来源。为了将研究聚焦在对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的考察上,我们将合并成沿海与内陆两大区域的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简表样式示于表 1。为了方便,本文将中国沿海区域标识为地区 1、内陆区域标识为地区2,行业只显示制造业和服务业两类行业,分别标识为 m 和 s①

表 1 区域间非竞争投入产出表

在表 1 所示的两区域、两部门的经济系统中,定义 X 为总产出列向量、Y 为最终使用列向量、E 为出口列向量:

则该经济系统有如下行平衡关系:

其中,A 为该经济系统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B 为对应的 Leontief 逆矩阵:

进一步,记 Va 为增加值行向量、V 为增加值率行向量,Mm 为制造品进口系数行向量、Ms 为服务品进口系数行向量、u 为元素为 1 的行向量:


式(2)表明,经济系统的出口可分解为出口拉动的经济系统的增加值 VBE以及拉动的进口的制造业产品的价值 MmBE 和进口的服务价值 MsBE。为了刻画国内价值链(DVC)与全球价值链( GVC)下中国不同地区之间以及与国外地区各部门之间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关联关系,记   公式   为以 E1m、E1s 、E2m、E2s 为主对角列向量的分块对角矩阵,则式(2)可进一步改写为

其中, 分别是由向量 V、Mm、Ms 转换而成的对角矩阵。于是,仅考虑地区 1 制造业的出口时,有

根据 Lau et al. (2007),可将某地区的出口所拉动的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要素价值解释为出口中所蕴含的要素价值,则式(4)中各项的含义如下:(1)和(2)表示地区 1 制造业出口中蕴含的来自本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加值;(3)和(4)表示地区 1 制造业出口中蕴含的来自地区 2 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加值;(5)、(7)分别表示地区 1 的制造业出口中蕴含的分别来自地区 1 和地区 2 制造业进口国外制造业产品的价值;(6)、(8)分别表示地区 1 的制造业出口中蕴含的分别来自地区 1 和地区 2 服务业进口国外制造业产品的价值;与此类似,(9)、(11)表示地区 1 的制造业出口中蕴含的分别来自地区 1 和地区 2 制造业进口国外服务业的价值,(10)、(12)表示地区 1 的制造业出口中蕴含的分别来自地区 1 和地区 2 服务业进口国外服务业的价值。

按照中国国内沿海地区、国内内陆地区、国外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类视角,可将沿海地区 1 的制造业出口额完全分解为本地区制造业增加值(1)、本地区服务业增加值(2)、内陆地区制造业增加值(3)、内陆地区服务业增加值(4)、沿海与内陆制造业吸收的国外制造业进口品的价值(5) +(7)、沿海与内陆服务业吸收的国外制造业进口品的价值(6) +(8)、沿海与内陆制造业吸收的国外服务进口的价值(9) +(11)、沿海与内陆服务业吸收的国外服务进口的价值(10) +(12)。(5) +(7) +(6) +(8)反映从国外进口的制造业价值,(9) +(11) +(10) +(12)反映从国外进口的服务业价值。
为了考察国内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中所蕴含的来自不同地区的服务业要素价值,按照服务业要素价值的不同来源地区,本文进一步测算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中的本地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SDVAR、内陆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SOVAR、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SVAR、 以及国外进口的服务业价值占比SFVAR①:

1.2.2 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中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变化结构分解

正如前文所述,利用中国区域间非竞争投入产出表以及结构分解法(SDA)可进一步探究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内(沿海本地和内陆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变化的驱动因素。由于本研究关注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在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额中所占的比例的变化情况,我们通过各行业的出口额来考察它们的出口比例。记 E1j 表示沿海地区制造业中 j 行业的出口额,E1m∗ 表示沿海地区全部制造业出口总额则沿海地区制造业中 j 行业出口占制造业总出口的比例为 e1j = E1j / E1m∗ ,并记 e1m 为以 e1j 为元素的列向量,它刻画的是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的行业结构。于是,在总量视角下,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中国内服务业(包含沿海地区服务业和内陆地区服务业)的增加值占比为:

依据结构分解技术,从 t-1 到 t 期,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中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的变动可分解为服务业增加值系数变动效应 ΔVs、区域—产业关联变动效应 ΔBsm 以及制造业出口的行业结构变动效应 Δem 这样三大类因素的变动效应:

其中, 而服务业增加值系数变动效应还可进一步分解为沿海地区服务业增加值系数变动效应与内陆地区服务业增加值系数变动效应;区域-产业关联效应可分解为沿海地区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前向关联变动效应以及内陆服务业对沿海制造业前向关联变动效应②:

2 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中服务增加值构成分解及变化趋势

根据上文的出口增加值解构模型,我们将中国 2002 年、2007 年和 2012 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沿海与内陆 2 大区域分行业总出口进行增加值分解。为了重点考察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在参与 DVC 和 GVC 过程中,与沿海地区服务业、内陆地区服务业以及国外进口服务的互动关系与价值关联特征,我们将出口增加值的分解结果进行行业和地区层面加总,结果见表 2。
表 2 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总值分解/ %

表 2 显示,在 2002—2012 年的观察期内,中国沿海制造业出口额中制造业增加值占比高于 60%,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在 17% ~ 20%左右,不到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的 1 / 3。Vandermerwe and Rada(1988)曾指出,制造业服务化是指制造业企业将服务以某种形式整合到企业的核心产品中,并逐渐扩大企业产出中的服务占比,最终实现以制造为中心到以服务为中心的转变过程。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中不高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表明,长期以来占中国出口规模比例高达90%左右的沿海地区,其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仍是整体偏低,制造业出口蕴含的价值创造主要仍然来自制造业本身的加工制造环节,服务业生产要素投入在制造业出口价值创造中发挥的作用总体偏小。
从变动趋势上看,从 2002 年到 2007 再到 2012 年,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中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由 18. 73%略降到 17. 49%、再上升到 20. 86%,而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则由 65. 88%变化到 66. 38%、再下降到 63. 49%。可见,在参与 DVC和 GVC 的过程中,沿海制造业出口中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呈现波动中缓慢上升态势,而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总体上有所下降,表明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正在经历服务化转型升级过程。
进一步从服务业增加值来自 DVC 与 GVC 的构成成份看,中国沿海制造业出口蕴含的增加值主要来自国内,来自国外的服务业价值占比很小。表 2 的数据显示,在出口中的 17% ~ 20%左右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中,超过 13%的比例来自国内,来自国外的比例在 3% ~ 6%之间①。类似地,在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中,来自沿海地区的比例也是大于来自内陆地区的比例:前者超过 11%,而后者不到 3%。可见,加入 WTO 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来自国内的服务投入,尤其是来自沿海本地区的服务投入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从变化幅度上看,在 2002—2012 年的观察期内,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中来自国内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只略升了 0. 12 个百分点,而来自国外的服务价值则下降了 1. 36 个百分点。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沿海制造业出口中的服务业价值占比有着更大幅度的提升: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在2007—2012 年间提升了 3. 54 个百分点,比 2002—2007 年的提升比例高出 3. 42个百分点;而来自国外服务业的价值占比在 2007—2012 年的时间段里进一步下降了 0. 17 个百分点。可见,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了加速态势,但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国内服务价值的投入。这也一定程度地印证了钱学锋等(2020)与彭水军等(2017)的发现,即中国近年来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呈现出“以国内服务替代国外服务” 的变动趋势,而且这种“替代” 在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进一步加速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观察期的 10 年里,虽然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的转型升级较为缓慢,但从沿海与内陆服务投入的变化看,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中来自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的上升,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主要来自于内陆服务业,但在 2008 年之后,则主要来自沿海地区自身。当然,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沿海与内陆的关联程度仍然是持续上升的,沿海地区仍然持续使用越来越多源自内陆地区的服务,沿海制造企业正不断向价值链两端攀升。
3 中国沿海地区不同技术等级制造业出口价值分解
在宏观地考察了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基本特点之后,本文进一步考察沿海地区不同技术等级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特征。本文参照 OECD (2003 年)的行业技术分类标准,将制造业划分为低技术制造业、中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①,以分别考察沿海地区这三类技术类别制造行业出口中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的特征与变化趋势。
表 3 的测算结果显示,2002—2012 年间,中国沿海地区低、中、高三类技术制造行业出口中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均呈现波动中逐渐上升的变化态势:2002—2007 年略有下降,而在 2007—2012 年有所上升。如低技术行业在 2002、2007、2012 年分别为 16. 35%、15. 74%、20. 41%;中技术行业在 3 个年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 18. 23%、16. 71%、20. 03%;高技术制造行业出口中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在 2002、2007、2012 年分别为 20. 41%、18. 42%、21. 20%。
从三类技术制造行业出口中所蕴含的服务业的比重及其变化幅度看,一方面,低技术行业出口中的服务含量占比要小于中技术、中技术又小于高技术,即技术类型层级越高,其出口中所蕴含的服务业价值比重越高;另一方面,低技术行业出口中服务业价值占比的上升幅度要高于中技术行业、中技术行业又高于高技术行业,即技术类型层级越低,其出口中所蕴含的服务业价值占比的上升幅度越大。换言之,高技术制造业服务化的“起点高”,但中、低技术制造业服务化的“速度快”。由此可见,观察期内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升级主要源自中、低技术制造业。
根据 OECD(2011)的划分标准,低技术行业中的食品制造、纺织服装、木材及家具制造、造纸印刷等都是属于劳动密集型部门,中等技术制造业包含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制品业等主要属于资源,资本密集型部门。相对于技术等高级要素,中国的资源禀赋与劳动禀赋,尤其是中低文化水平的劳动者更为充裕,中低技术的服务更容易与这两类资源相融合,从而实现相对更快的服务化转型。比如,中低制造企业更容易通过增加产品的外延服务,如提供个性化定制与在线支持服务等方式来提升制造品的效能以满足客户需要,提升自己产品的竞争力。再比如,部分装备制造企业为了销售价值较高的大型设备,更愿意提供融资服务和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以提高产品的便捷交易。比如对价值较高、下游企业难以一次性付款的大型装备给予贷款或租赁服务来完成与客户的交易,同时拓展上下游产业链,为客户实行研发、生产、维护、回收等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式服务。第三,中低制造企业更容易将产品制造与服务进行整合以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比如制造企业以价值链延伸与再造为重点,将产品制造、销售、安装、运行维修进行整合,提供一体化服务,以实现制造与服务的融合式发展。与中低技术制造业服务化升级相对较为顺利不同的是,中国沿海地区高端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相对缓慢、升级道路相对崎岖,并形成“高技术制造业服务化升级洼地”(戴翔,2016)。就其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的滞后:第一是国内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可能受制于服务业高文化水平、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相对不足,高技术制造业缺乏国内高端服务业的投入支撑;第二是国内制造业进口国外高端服务业受阻,受国内服务业保护政策影响,高端服务业的进口明显不足。表 3 的数据显示,高技术制造行业出口中所蕴含的国外进口服务占比不仅持续下降,而且其下降幅度也较中、低服务业下降得更大一些。国外高端服务业供给不足,较大程度阻滞了沿海地区高级技术制造行业服务化转型升级的进程。

表 3 中国沿海地区不同技术类型行业的国内服务化转型特征/ %

从中国沿海制造业服务投入来源看,无论是低技术还是中、高技术行业,来自国内服务投入的比例仍然是最高的,来自国外的服务投入所占比例不大;同时,在国内服务投入中,三类技术行业主要也是来自沿海地区的本地服务投入,来自内陆的服务投入也不是太多。但从发展趋势上看,来自内陆的服务投入在低、中、高技术制造业中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中、高技术行业中来自内陆的服务投入增长得更快。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多为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对高端服务业投入的需求较高,更倾向在全国而不仅仅是在沿海地区寻求最优的服务配置,因此,其通过积极地寻求内陆地区服务业的投入而更深入嵌入国内价值链。同样地,虽然从全球价值链(GVC)角度看,低技术、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吸收的国外服务进口价值占比不高,但中、低技术制造业出口中所蕴含的国外服务投入在 2007—2012 年出现上升势头。这表明中、低技术的沿海制造行业吸收的国外服务进口价值占比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再次开始上升,沿海地区的中、低技术制造业再次利用国外先进服务业以使制造业转型升级,并形成对国际服务业价值需求逐渐增强的价值链格局。值得一提的是,沿海地区高技术制造业进口的服务占比在 2002、2007、2012 年间持续下降,并未像中低技术制造业那样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回升的变化态势。
本文将制造业划分为低技术、中技术与高技术行业考察了制造业服务化的纵向变化特征,但制造业的服务投入可能与其本身的生产模式、需求、流程等特征有关,即投入的服务类型可能因制造业的不同特征而有所差异。下面我们再从国内两类服务业投入的视角,进一步考察低、中、高技术制造业所蕴含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的差异与变化特征。表 4 的测算结果显示,2002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初期,沿海地区低、中、高技术制造业出口蕴含的服务业增加值中,均呈现商业运输业占比大于其他服务业占比的特征,表明在中国加入WTO 初,主要以商业、仓储、货物运输等为主要的服务投入,而诸如金融保险、科学研究、商务管理、综合技术服务等的服务投入相对占比较小。当然,前者在低技术行业中的占比最大,为 61. 87%,其次为中技术行业,占比为 59. 20%,在高技术行业的占比最低,为 54. 55%;这也意味着后者的占比在高技术行业中最大,为 45. 45%,在低技术行业中的占比最小,为 38. 13%,而在中技术行业中的占比为 40. 80%,处于中间位置。到 2007 年,增加值视角下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的结构特征发生了较大变化,即蕴含的商业运输业占比下降,而其他服务业占比上升,并且在低、中、高技术行业都是后者的比例超过了前者。如果我们视其他服务业代表更具有科学、技术含量的“高端”服务业的话,上述变化意味着在中国加入 WTO 促成了中国更快地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制造业服务化表现出更多地投入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等“高端”服务的特征。当然,2007 年的数据显示,其他服务业在低技术与高技术制造业的投入比例基本相同,分别为 54. 85%与 54. 77%,而在中技术行业中的比例略低一些,为 51. 30%。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较大程度地冲击了全球的经济发展、阻延了全球贸易的扩张趋势,中国也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冲击。2012 年中国沿海制造业出口中所蕴含的服务业增加值,商业运输业的占比在低技术制造业那里有所回升、其他服务业的占比有所下降,但在中技术与高技术制造业那里,则仍然呈现商业运输业的占比继续下降、其他服务业的占比继续上升的变化态势。同时,在三类制造业中,再次呈现其他服务业在高技术制造业那里占比最大、在低技术制造业那里占比较小的基本结构性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从沿海制造业出口中所蕴含的沿海本地与内陆地区的两大类服务业增加值的占比结构看,呈现的基本特征是:沿海地区在低、中、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中均蕴含着本地区更大比例的其他服务业增加值、较小比例的本地区商业运输业增加值;却蕴含了较小比例的内陆地区的其他服务业增加值、较大比例的内陆地区的商业运输业增加值。换言之,相对来说,沿海地区投入了更大比例的本地区其他服务业的服务,而内陆地区投入了更大比例的商业运输业的服务。

表 4 中国沿海地区不同技术类型行业蕴含的两类国内服务业占比/ %

4 沿海制造业出口中国内服务增加值变化的驱动因素分解
制造业服务化可以通过制造业出口中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的变化趋势进行考察,而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中仅有国内部分的增加值形成了本国的实际增加值来源,因此下文重点观测沿海地区制造业国内服务化水平的变化情况及驱动因素。前文已指出,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SDA 方法,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中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的变动可分解为服务业增加值系数变动效应、区域-产业关联变动效应以及制造业出口的行业结构变动效应这样三大类因素的变动效应,而服务业增加值系数变动效应还可进一步分解为沿海地区服务业增加值系数变动效应与内陆地区服务业增加值系数变动效应;区域-产业关联效应可分解为沿海地区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前向关联变动效应以及内陆服务业对沿海制造业的前向关联变动效应。
在具体分解时,本文将重点考察对比在 2002—2007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至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以及 2007—2012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两个阶段,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国内服务化升级变动情况及其驱动因素。
4.1 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国内因素分析
表 5 显示,在 2002—2012 年的整个考察期内,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提升了 3. 66%。从驱动因素看,国内服务业增加值系数变动带来的提升是 0. 33%,区域-产业关联的变化带来的提升是 3. 32%,而制造业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提升是 0. 03%。可见,区域-产业关联变动效应是沿海地区制造业国内服务化升级的最主要驱动力;其次是增加值系数变动效应;最后是制造业出口的行业结构变动效应。

表 5 2002—2012 年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国内因素分解/ %

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的两个时间段里,2002—2007 年间沿海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提升 0. 12%,而 2007—2012 年间提升 3. 53%,可见,金融危机后沿海制造业国内服务化水平的提升幅度开始加速了。下面进一步考察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两个时间段里三大驱动因素的不同作用。
2002—2007 年间,增加值系数的变动和制造业出口行业结构的变化带来沿海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分别增加 0. 08%和 0. 07%,而区域-产业关联变动效应则导致国内增加值占比下降了 0. 03%。由此可知,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服务业增加值率的提升效应与沿海制造业出口行业结构的变动效应是沿海制造业服务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区域-产业关联变动效应却一定程度地阻碍了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在增加值系数变动效应中,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服务业增加值系数变动效应基本一样,它们均使沿海制造业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上升 0. 04%。在区域-产业关联变动效应中,沿海地区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前向产业关联的变化导致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不仅没能上升,反而下降了 0. 81%;内陆地区服务业对制造业前向产业关联效应则引致了沿海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 0. 78%。这说明在 2002—2007 年间,沿海地区服务业自身对制造业的投入比例下降、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联程度降低,抑制了本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但内陆地区服务业对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投入比例增加,关联程度加强,只是由于投入规模较小,未能“对冲”沿海服务业与制造业关联程度下降带来的反向影响。
2007—2012 年间,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大幅提升 3. 53%,其中增加值系数变动效应、区域-产业关联变动效应以及制造业出口的行业结构变动效应,分别导致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提升 0. 17%,3. 29%和 0. 07%。与2002—2007 年间相比,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虽然制造业出口的行业结构变动效应对沿海地区的服务化拉动作用未有变化,服务业的增加值率的提升以及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区域-产业关联程度的增强显著地带动了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尤其是后者的贡献高达 93%,表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区域-产业关联效应已成为金融危机后沿海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因素。进一步的分解结果显示,内陆地区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前向关联变动效应对制造业服务化进程的影响并不大,区域-产业关联变动效应主要是由沿海地区服务业对自身制造业的前向关联水平的变化带来的。与此相仿,虽然服务业增加值系数的变动促进了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服务化进程,但进一步分解显示,内陆地区服务业增加值系数变动对促进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上升影响甚微,服务业增加值系数变动对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的转型升级几乎完全是由沿海地区服务业增加值系数的提升带来的。
4.2 中国沿海地区不同技术等级制造业出口中服务价值变动因素分解
下面,我们再对中国沿海地区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国内驱动因素进行分解分析。表 6 给出了沿海地区低、中、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内服务业增加值比例在 2002—2012 年间的变化情况,同时也列出了增加值系数、区域-产业关联以及出口的行业结构三大因素的变动效应对沿海地区服务业增加值比例变化的贡献。可以看出,中国沿海地区不同技术等级制造业出口中服务价值变动因素分解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从 2002 年中国加入 WTO 开始到 2012 年中国逐渐进入经济“新常态”期间,沿海地区低、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国内服务化水平都呈现提升态势,三类技术制造业的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上升了 5. 29%、2. 87%与 2. 98%。可见,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在低技术制造业的各行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分阶段看,中、低技术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主要体现在 2007—2012 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冲击的时期,如低技术制造业出口中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在这期间上升了4. 57%,比 2002—2007 年间的 0. 73%提升幅度要高出 3. 84 个百分点;同样地,对中等技术与高等技术制造行业来说,出口中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的变化均由2002—2007 年的下降转化为 2007—2012 年间的上升,中、高技术制造业中的服务业占比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分别上升了 3. 18 个与 3. 15 个百分点。

表 6 中国沿海地区不同技术等级制造业服务化国内因素分解/ %

第二,从三大因素变动效应的分解情况看,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区域-产业关联的变动效应对低、中、高技术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起着主要的正向驱动作用,服务业增加值系数的变动起着次要作用,而出口的行业结构变动效应则作用甚微。在 2002—2012 年间,增加值系数的变化分别促成低、中、高技术水平制造业增加值比例上升 0. 36%、0. 33%、0. 29%,而且均呈现 2007—2012 年比2002—2007 年上升幅度更大的态势。同样地,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区域-产业关联的变动对三类技术制造业服务化的促进作用在 2007—2012 年间均高于在2002—2007 年的作用,尤其是在中、高技术制造业那里,由负向抑制作用转向了较大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与自身的服务业以及内陆地区的服务业的关联程度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快速提升了。2002—2012 年间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总体说来在三类技术的制造行业中均不显著,在低技术与高技术制造业那里基本是起轻微的负向抑制作用,而在中等技术行业那里起正向促进作用,但影响力也不大。
第三,将服务业增加值系数变动效应与区域-产业关联变动效应进一步分解到沿海与内陆上去,发现更大程度上是沿海地区自身有关因素的变动在促进着本地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内陆地区的作用相对有限。比如,在增加值系数变动效应中,虽然说在 2002—2007 年间,沿海与内陆各行业增加值系数变动在促成沿海地区三类技术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方面作用几乎相同,但在金融危机冲击的 2007—2012 年间,沿海地区服务业增加值率的变动对本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提升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内陆对沿海地区三大技术制造业出口产品的服务占比的提升只有 0. 004%,而沿海地区对服务业占比的提升分别为 0. 19%、0. 17%与 0. 16%。类似地,在区域-产业关联变动效应的进一步分解中,虽然沿海地区服务业对三类技术制造业的前向关联在 2002—2007 年间均呈现下降态势,对本地区三类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的提升起到了抑制作用,但在 2007—2012 年间,沿海地区服务业对本地区制造业的前向关联程度快速增强,较大程度地促进了本地区制造业的服务化进程。需要说明的是,在2002—2007 年间,内陆地区服务业与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关联程度有所加强,对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的提升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一定程度地“对冲”了沿海地区自身服务业与制造业关联程度下降而带来的负向影响;而在2007—2012 年间,除了在沿海地区中等技术制造业那里内陆服务业呈现负向影响之外,在低技术与高技术这两类技术等级的行业那里,内陆服务业与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关联程度进一步加强了,对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仍然为正,只是影响力度不及沿海地区自身的服务业。
第四,需要指出的是,在 2002—2007 年这一中国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沿海地区在低技术与高技术制造行业那里均呈现出口结构的变动不利于其制造业服务化的变动态势。虽然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沿海地区低技术制造业的出口结构开始向有利于其服务化转型升级的方向变动,但在高技术制造业那里,出口结构的变动仍然不利于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升级,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 2002、2007、2012 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从出口的增加值分解视角考察了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服务化进程的相关特征,并通过结构分解(SDA)技术进一步考察沿海地区制造业国内服务业水平变化的驱动因素,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服务化进程较为缓慢、水平整体偏低;制造业增加值主要来自加工制造环节,但来自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总体呈现波动中上升的态势,即沿海地区制造业正在经历“服务业投入替代制造业投入”的转型过程。
第二,进一步从服务业增加值的构成来源看,沿海制造业出口蕴含的服务业增加值主要来自国内,来自国外的占比较小;在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中,来自沿海地区服务业的比例显著大于来自内陆地区的比例,沿海地区的服务业对当地制造业服务化升级起着主要支撑作用。
第三,从变化趋势来看,2002—2012 年间,沿海地区制造业的服务化进程不断加快,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增长显著,尤其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服务业价值增幅高于国外进口的服务业,导致沿海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呈现出“以国内服务投入替代国外服务”的特征。进一步将国内服务业增加值来源地分为沿海和内陆发现,沿海地区制造业国内服务业占比上升的主要驱动力是沿海自身服务业价值投入的增加,内陆地区服务业增加值投入增长的贡献相对有限。
第四,区分不同技术等级制造业的分析表明,高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的“起点”最高,其次是中技术制造业,低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的“起点”相对最低。但从变动趋势看,在 2002—2012 年间,沿海地区低技术和中技术制造行业出口中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显著上升,尤其是低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提升幅度最大;而高技术制造业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的提升幅度相对最小。表明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升级主要体现在中、低技术制造业而非高端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呈现“起点高、增速慢”的基本特征。
第五,进一步的结构分解分析表明,中国加入 WTO 后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服务业增加值系数变动及沿海制造业出口行业结构变动是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升级的主要驱动力,区域-产业关联变动效应是不利于沿海制造业的服务化升级的。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区域-产业关联变动效应成为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升级的主要驱动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驱动力主要来自沿海服务业对本地造业的前向关联的进一步深化,内陆地区服务业与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前向关联程度相对减弱了。
第六,对沿海地区三类技术等级制造业服务化转型驱动因素的分解分析发现,总体看来,增加值系数的变动在 2002—2012 年的整个观察期对低、中、高技术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起着正向的驱动作用,而区域-产业关联变动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两个阶段的影响有差异:2002—2007 年间对低技术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为正,对中、高技术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为负;而在 2007—2012 年间,在三类技术制造行业那里均为正向影响。当然,从沿海与内陆的贡献看,无论是增加值系数变动效应、还是区域-产业关联变动效应,都是沿海的贡献大于内陆的贡献。出口结构变动的作用总体不大,并且在三类技术水平制造业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有差异的:出口结构变动在金融危机前后两个时间段里,均促进了中等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但对高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起抑制作用;对低技术制造业的影响,在金融危机前的作用为负,金融危机后的作用为正。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指针,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取得优势,中国需要把握经济转型的基本规律,努力建成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推进的良性发展机制,实现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目标。本研究的有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建立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升级的机制,促进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尽管在观察期内沿海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在不断增加,但绝对水平仍然较低,发展速度有限,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主要体现在低、中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虽然“起点高”,但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尤其存在着高技术制造业服务化升级的“洼地”。这可能是由于“双缺失”———国内高端服务业缺失,进口国际服务业渠道缺失造成的。因此,一方面需要加大服务业开放程度,尤其是对沿海地区来说率先建立更加开放的国际产业链互动机制;另一方面,还要大力推动沿海地区服务业尤其是现代化服务业的发展升级,提升高端服务业为制造业服务的能力,形成“高端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的良性互动机制,助力沿海地区制造业产业升级换代,并以沿海制造业服务化升级为契机带动全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
其次,重视改善国内产业链,强化国内区域间产业关联效应。本文研究发现区域间产业关联对沿海地区制造业,尤其是中、高端制造业的服务化升级均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要遏制地方政府为追求片面短期利益而导致的各自为政,分割市场的行为,鼓励区域间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的自由流动,构建完善的区域-产业关联机制,利用区域-产业关联效应促进沿海制造业的服务化升级。
再次,需要重视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结构的优化,虽然制造业出口结构对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没有另外两个因素大,但在观察期的前后两个阶段,在不同的技术等级那里带来的影响不同,有正向促进作用的,也有负向抑制作用的。因此,优化沿海地区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出口结构,这对沿海地区增大本地区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贡献来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升级也是十分重要的。
最后,需要重点强调的是,进入 2020 年后,为了应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以及美国对中美经贸摩擦的不断升级,中央政府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而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与升级,恰可以此为契机,一方面,立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价值链,提升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在制造业价值创造中的比例;另一方面,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适时提升进口服务的价值在制造业价值创造中的比例,即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加快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步伐,努力完成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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