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中三年宣宗收复三州七关事发微
李 军
作者李军，1979年生，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址：西安市学府大道1号，邮编710127。
由于宣宗得位不正，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宣宗利用论恐热以陇右诸州内附的机会，试图经营河陇失地。在遭遇朝臣的反对后，宣宗将具体经营的区域限定在了三州七关，以对应元和年间宪宗意欲通过谈判收回的三州地区。通过收复三州七关，宣宗赢得了足以稳定局势的声望，同时还为其继绍宪宗之政提供了新的素材。与此同时，宣宗君臣通过“河湟”这一媒介，进一步强化了收复三州七关的举动与继承宪宗统治之间的联系。
据《旧唐书》等史书所载，大中三年正月，原吐蕃落门川讨击使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归附唐朝。宣宗在遣陆耽前往宣谕之后，随即命西北缘边诸镇完成了作为“大中之政”重要组成部分的三州七关的收复事宜。收复长期陷蕃的三州七关是宣宗朝的大事，对晚唐西北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故为学者所关注。对于唐朝得以收复上述区域的原因，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的看法。对于史书所载的论恐热以三州七关来降、唐朝趁机收复的基本史实，并未有学者提出异议。然而通过考察事件当事人陆耽、白敏中等人的碑志材料，可知论恐热进献之区域与三州七关其实并不重合。所以，本文希望通过出土碑志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方式，在明晰论恐热归附区域的基础上，揭示宣宗经营三州七关的历史背景及真实目的。
据《旧唐书》《册府元龟》等书所载，大中三年正月，在与尚婢婢的争斗中处于劣势的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降附唐朝。宣宗先派太仆卿陆耽前往宣慰，继遣泾原、邠宁、灵武、凤翔等缘边藩镇予以收复。在实现军事控制后，唐朝颁布《收复河湟德音》，确立了针对三州七关地区的经营策略。在大中三年四月左右颁发的崔珙任官制中，有“近者犬戎输诚，归我故地”的表述，可与《收复河湟德音》中“左衽输款”之语相印证。此外，《陆耽墓志》则记载论恐热有“请献陇右地”的举动。由此可知，大中三年初论恐热确曾以献地为名降附唐朝。但从收复的具体进程看，论恐热献地及唐军收复的真实情况仍有待澄清。论恐热本在渭州陇西县东南的落门川出任讨击使，其起兵后，先后与吐蕃宰相尚思罗及将领尚婢婢大战于渭州、松州及河州一带。据《新唐书·吐蕃传下》所载，在大夏川之败的次年，“恐热复攻鄯州，婢婢分兵五道据守，恐热保东谷山，坚壁不出……旬日，恐热走薄寒山，募散卒稍至，得数千人，复战鹖鸡山，再战南谷，皆大败。兵挐仍岁不解”。对于论恐热再败于尚婢婢的时间，《资治通鉴》系于大中二年（848）十二月。东谷山位于河州东南十五里，南谷与薄寒山则均位于渭州。由此可知，大中三年初归附唐朝之前，论恐热与尚婢婢的战事主要集中在河、渭二州。因为河、渭为论恐热所控制的核心区域，所以论恐热在献地之后入朝时，向唐朝提出了出任河渭节度使的要求。七关均位于原州境内，故所谓的“三州七关”在行政区划上也就是秦、原、安乐三州。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州在唐代并未形成特定的军政区域，而且并非论恐热所实际控制的范围。如论恐热确曾以该区域降附，唯一的理由是为了对应元和年间唐朝力争通过谈判收回秦、原、安乐三州的史实。如果论恐热以宪宗曾有意收复的三州之特定区域进献，最大的受益者显然是急于寻找机会以证明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宣宗。但宣宗以宪宗为号召作为打击政敌的手段，主要限于对穆宗—武宗帝系的打击，并未延伸到对外经略层面。吐蕃政权在统治较为稳固的情况下，时常派遣细作活动于唐朝境内，故“中国之事，大小尽知”。但论恐热在与尚婢婢鏖战于陇右之际，恐其很难通过窥知唐朝政治内幕，再根据宣宗的现实政治需求以确定入献区域。根据学者以往的研究，似乎唐军一出，三州七关地区的吐蕃守军及民众随即归附唐朝。对于参与军事行动的灵武、泾原、邠宁、凤翔诸镇，三州七关地区可谓近在咫尺。但据诸书所载，论恐热以地归降的时间是在大中三年正月，唐真正完成三州七关收复的时间却已迟至大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此时距论氏降唐的时间已有半年之久。在大中三年八月颁发的《收复河湟德音》中，宣宗对参与军事行动的诸镇将士大力赞扬。针对将士“栉风沐雨，暴露郊原”以及“披荆棘而刁斗夜严，逐豺狼而穹庐晓破”的功绩，宣宗不仅将由各镇所收复的诸州分别划归诸镇统辖，更是给予诸镇以丰厚的物质赏赐。其中，泾原赐绢6万匹，灵武5万匹，凤翔、邠宁4万匹。考虑到论恐热归降与三州七关真正收复之间长达半年的时间差，再结合唐在收复三州七关后对参与藩镇的赏赐情况，足见对于三州的收复并不是所谓“唐兵一出，吐蕃守将即惊走”，唐随即填补吐蕃遗留之权力真空这么简单。在参与收复三州七关的西北缘边诸镇中，泾原收复原州及六关的时间在大中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灵武收复安乐州的时间在七月六日，邠宁收复萧关在七月十三日，凤翔收复秦州的时间则迟至七月二十三日。如果三州七关确属论恐热所实际控制并进献，上述四镇收复各地的时间不应有如此的差异。此外，在论恐热占据河、渭等州的情况下，经由秦州入唐是最为便捷之路，这也是唐蕃使者往来最为常用的道路。大中二年十二月，也就在论恐热两次大败于尚婢婢之际，与其控制区临近的凤翔节度使崔珙派兵收复秦州清水县。清水是唐蕃于建中四年所确定的分界点之一，并在长庆会盟中得以沿用。在凤翔收复清水的次月，此前连败于尚婢婢的论恐热即以唐朝陷蕃失地归附。在凤翔节度使已经占领清水的情况下，经由秦州入献最为便利。但实际上，奏报论恐热降附消息的是泾原节度使康季荣。从收复三州七关的进程看，最早接到吐蕃降附消息的泾原节度进军最为顺利，得到的封赏也最为丰厚；而距离论恐热核心控制区最近的秦州，反而最晚收复，所得封赏也属于最低的层次。唐朝缘边诸镇同时受命收复失地，在距离差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造成收复时间存在较长差异的原因，应该是诸镇所遇到的状况各不相同。更为重要的是，陆耽和白敏中作为论恐热大中三年降附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两人墓志中所载论恐热进献与唐朝收复之区域并不完全重合。其中，《陆耽墓志》记载陆耽由河东节度副使入朝并出任少府少监之际，“吐蕃东部尚恐热请献陇右故地，诏公宣谕”。在完成宣谕使命后，陆耽迁任太仆卿，证明此行应达到了既定的目的。对于论恐热所献区域，《陆耽墓志》明确记载为“陇右故地”。但在唐军所收复的三州中，原州及安乐州属于关内道，并不属于所谓“陇右故地”的范围。《白敏中墓志铭》中并没有明确提及论恐热所进献的范围，却将白敏中因论恐热之降所收复的区域限定在七关与“秦、武、渭”三州，也就证明墓志撰写者高璩将秦、武、渭三州视为论恐热进献之区域。由于秦、武、渭三州与七关并列，可知其中的武州与大中五年由萧关改置的武州并无关联。可见，事件参与者墓志所载的论恐热进献区域与史书所载颇为不同。对于唐朝武州的情况，《新唐书·地理志四》陇右道阶州武都郡条载：“本武州，因没吐蕃，废，大历二年复置为行州，咸通中始得故地，龙纪初遣使招葺之，景福元年更名，治皋兰镇。”据此可知，唐朝收复武州的时间为咸通年间（860—874），而非《白敏中墓志铭》所载的大中年间（847—860）。此外，根据笔者考订，唐朝收复渭州的时间应在高骈刺理秦州的咸通二年（861）左右。既然唐朝在咸通年间才收复渭州和武州故地，可知《白敏中墓志铭》中白敏中于大中年间已收复两州的记载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但如果仅仅把秦、武、渭三州理解为高璩的笔误，恐并未触及事实的真相。秦、原、安乐三州与秦、武、渭三州，一个主体在关内，一个主体在陇右，在区域和名称上均不易混淆。唐朝收复三州七关为宣宗朝最为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对大中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故《白敏中神道碑》《白敏中墓志铭》均极力凸显白敏中与唐朝此次军事经略的关系。从时间上看，《白敏中墓志铭》撰于咸通二年十月，其时距离三州七关收复的时间未远，很难以撰写者记忆错乱的理由予以解释。尤其重要的是，墓志撰者高璩本为白敏中的门吏，对白氏的功业自然非常了解；而就在墓志撰成前夕，唐朝刚刚完成了对河州及渭州的收复，高璩身为专掌机要的翰林学士承旨，对此不可能不知晓。在唐朝于大中三年收复秦、原、安乐三州，咸通二年刚刚收复渭州，且武州尚由吐蕃控制的情况下，高璩将“纳七关与秦、武、渭三州”作为白敏中的重要功绩，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论恐热最初进献的“陇右故地”应为秦、武、渭三州，而非当年唐朝所实际收复的秦、原、安乐三州。根据《新唐书·吐蕃传》所载，论恐热在众叛亲离之际，“扬声将请唐兵五十万共定其乱，保渭州，求册为赞普，奉表归唐”。宣宗在遣陆耽持节慰劳之余，命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等军迎援。论恐热入朝后，“倨夸自大，且求河渭节度使”，为宣宗所拒绝。在论恐热因久雨粮绝而退守廓州之后，西北诸镇才顺势完成对三州七关地区的收复。《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论恐热奉表及唐朝收复三州七关事甚详，但并未将两者直接关联起来。如果论恐热最初所进献的就是秦、原、安乐三州及七关，唐军没有必要等到其退守廓州后才进军收复。正如《白敏中神道碑》所言，“三州七关南北千里，天设险阻以限夷夏”，控制三州七关，不仅可以稳固陇山防线，还可以起到断隔吐蕃和党项的重要作用。唐朝在牢固掌控陇山一线之前，越过陇山进而挺进武、渭二州的战略意义并不大。这也应该是唐朝在论恐热退守廓州后，并未进军其所献的武、渭等地，而是径直收复三州七关的直接原因。此外，《新唐书·地理志四》“陇右道”之总序亦载：“大中后，吐蕃微弱，秦、武二州渐复故地，置官守。”此事之后，又叙大中五年张议潮归附事。由此可证在《新唐书》的撰者看来，唐朝收复秦、武二州的时间应在大中五年之前。由于萧关先属关内道之原州，大中五年改置为武州后同样属关内道，故其与《新唐书·地理志四》“陇右道”条所提及的武州无涉。而根据上文所述，地处陇右道的武州在咸通年间始收复。所以，《新唐书·地理志》中之所以出现大中五年之前唐朝已收复陇右道武州的表述，应该与《白敏中墓志铭》的记载一样，都是受到了大中三年论恐热曾以其地入献的影响。要而言之，大中初年论恐热活动区域集中在陇右的河、渭一带，而秦、武、渭三州皆属陇右，毗邻或本身就属于论恐热控制的核心区域。所以，相对于秦、原、安乐三州，论恐热以秦、武、渭三州入献更符合当时陇右地区的政治形势。只是宣宗基于现实的政治考虑，最终出兵收复的并非秦、武、渭三州，而是秦、原、安乐三州。《旧唐书》诸书的记载，应系相关史臣根据唐朝收复三州七关的结果，将该区域附会于论恐热所献的结果。这种将事后所确定的区域赋予之前相关事件的做法在史书中比比皆是。具体到晚唐河陇史事，该现象在唐朝设定归义军辖区时也同样存在。正是因为唐朝实际收复的区域与论恐热所献并不重合，才会出现收复行动延宕的局面。大中三年之际，宣宗借论恐热降附之机，调派西北缘边诸镇的军队完成了对三州七关的收复。对于史书中论恐热以三州七关归唐的记载，笔者曾推测论氏可能是为了对应元和年间宪宗所提出的由吐蕃归还三州失地的要求。黄楼则进一步推测宣宗之所以不顾执政牛党臣僚之反对，坚持收复论恐热所献三州七关，是为了显示自己“继统宪宗”的正统地位。不过，上述讨论都是建立在论恐热以三州七关归附之记载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像边疆经略这类大事，往往会影响国运的走势，统治者通常会非常慎重。宣宗君臣在处理重大政治问题时，更多考虑的应是现实政治利益，而非仅仅从形式上追求对宪宗之政的继承。也就是说，宣宗完成三州七关的收复，在结果上确实可以对应宪宗之政，但未必是宣宗决意经营的初衷。所以，必须要厘清是什么样的背景促使宣宗下定决心来经略三州七关地区。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宦官马元贽等人拥立李忱以皇太叔的身份在武宗柩前即位，是为宣宗。虽然自穆宗之后，由于宦官势力的介入，父死子继之制或时为兄终弟及所取代，但宣宗以叔父的身份承继武宗却有违常理，并不为时人所认可。为了巩固统治，宣宗首先诛杀了武宗诸子，故史书载“武宗诸子皆不保其终”。宣宗还在礼制上采取了一系列清除穆宗以降诸帝政治影响的措施，以彻底断绝穆、敬、文、武一系重登帝位的可能性。此外，宣宗为了清除政治对手，还祭出了打击“元和逆党”的大旗，“治弑宪宗之党，宦官、外戚乃至东宫官属，诛窜甚众”，就连穆宗和郭太后也被列入“元和逆党”。除《东观奏记》的记载，陈寅恪还从钟辂《前定录》、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材料中揭出郭太后被宣宗所幽崩及药杀之记载，故认定其系宣宗所弑杀。对此，当无异议。虽然郭太后之死出于宣宗之意，但宣宗拒绝以其配享宪宗庙室的举动，遭到了朝臣的普遍抵制。在讨论郭太后的葬仪时，礼院检讨官王皞“请后合葬景陵，配享宪宗庙室”。郭太后如果配享宪宗庙室，显然不利于作为幕后主使的宣宗之统治。更重要的是，如给予被归入“元和逆党”的郭太后配享宪宗宗庙的待遇，宣宗此前否定穆宗一系统治合法性的行径也就无法成立。在受到白敏中的呵责后，王皞公开宣称“宪宗厌代之夜，事出暗昧，母天下历五朝，不可以暗昧之事黜合配之礼”，明显不赞同宣宗所认定的结论。令宣宗和白敏中始料未及的是，王皞力挺郭太后的言论竟获得了宰相周墀的公开声援，可见宣宗对于郭太后与宪宗之死因果关系的构建以及对其后事的处理，在朝臣中存在较大的争议。在朝堂爆发针对郭太后葬仪争论的同时，长安“有无良之人，于街市投匿名文书，及于箭上或旗幡上纵为奸言，以乱国法”。此风盛极一时，但宣宗的对策只是在大中二年九月颁发诏书，指示官吏“切加捉搦”；对于缴获的匿名文书，“便仰焚瘗，不得上闻”。这些在长安街市投匿名文书的“无良之人”，显然属于之前被宣宗打击的政治势力。诏书颁发之际正值朝堂讨论郭太后葬仪之时，所以匿名文书所攻讦的宣宗劣迹应该与郭后的暴崩及葬仪有关。此外，据《新唐书·马存亮传附严遵美传》所载，在朝堂内外爆发严重危机之际，甚至“有宫人谋弑宣宗”。有赖值班于咸宁门下的严季寔，“闻变，入射杀之”，宣宗才转危为安。黄楼推测宣宗在宫内遭遇弑杀事当在大中初年，并认为一种可能是郭后暴薨前不甘心皇室的正统地位被宣宗篡夺，故遣宫女刺杀宣宗；另一种可能是郭后暴薨，宫人行刺宣宗为其复仇。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都可以视为宣宗的统治遭遇严重冲击的表现。大中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一片争议声中，郭太后被葬于景陵之侧，而未能与宪宗合葬。就在郭太后下葬的同时，之前还在强调“国家与吐蕃，舅甥之好，彼此无虞。自今后，边上不得授纳投降人，并擒捉生口”的宣宗，突然以凤翔节度使崔珙收复清水。唐军收复清水，对陇右地区的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收复清水的次月，论恐热即以陇右来降。正是因为论恐热的归附为宣宗提供了转移内部矛盾的机会，故宣宗随即派陆耽前往宣谕。根据新近出土自西安高阳原的《刘德训墓志》所载，大中三年（849）三月，宣宗在筹划收复安史之乱后被吐蕃所占领的河陇旧疆之际，以刘德训充“京西、京北巡边宣谕点阅等使”，会同谏议大夫韦博、检校刑部尚书高承恭等人前往京西北巡边。刘德训等人“奉皇华之使，具申丹恳之诚”，最终顺利地完成了“图写山川，敷奏王庭”的任务。对于韦博的生平，《新唐书·韦博传》载：“韦博字大业，京兆万年人……会羌、浑叛，以何清朝为灵武节度使，诏博副之，擢右谏议大夫，召对，赐金紫。因行西北边，商虏强弱，还奏有旨，进左大夫，为京兆尹。”结合《刘德训墓志》所载，可知传文中所谓的“因行西北边，商虏强弱”，就是指时任右谏议大夫的韦博与刘德训、高承恭共同巡边京西北，以深入了解论恐热所献或宣宗所意图收复区域之虚实的行动。《文苑英华·授高承恭振武麟胜等军节度使制》则记载高承恭因为“拥缇骑以徼巡，勤彰夙夜；建油幢以镇抚，绩著公忠”的功绩，得以出任安北都护、御史大夫、充振武麟胜等军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出任振武节度使之前，高承恭的职衔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兼右执金吾卫大将军、御史大夫充右街使、上柱国、渤海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其中，“检校刑部尚书”正可与《刘德训墓志》所载高氏巡边京西北时的检校官相对应。由此可知，上述高承恭授官制文中的“拥缇骑以徼巡，勤彰夙夜”，指的也就是大中三年三月之际的京西北巡边。而此次的巡边、宣谕、点阅，为其后唐朝真正的军事经营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准备。虽然宣宗有意利用论恐热归附之机经略边疆，但宣宗的意图却遭到了朝臣的强烈反对。对此，高璩撰《白敏中墓志铭》载：根据白敏中碑志所载，吐蕃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致使其对河陇的控制力大幅度减弱。但即使在“部落豪右，□□自守……南起陇□□黄河带□千里以归”的情况下，唐廷内部的主流声音却是要延续之前针对陷蕃失地的消极政策，反对通过武力手段收复。对此，黄楼认为牛党在大中年间仍然延续其之前反对边疆经略的策略。由于出身或政治主张不同，确实有可能结成朋党，但对于处于政治旋涡之中的政治人物，首先要考虑的乃是现实的政治利益，而不会执着于本来就不甚明确的理念和主张。通过分析反对宣宗对外经略的朝臣之情况，可知牛党延续反对积极对外策略的推论或不能成立。《资治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三年四月条载：“（周）墀又谏上开边，由是忤旨。夏，四月，以墀为东川节度使……翰林学士郑颢言于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罢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谢，加检校右仆射。”对此，杜牧《唐故东川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赠司徒周公（墀）墓志铭》载：“今天子（宣宗）即位，二年五月，以本官平章事……因河湟事议不合旨，以检校刑部尚书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明日，入谢，面加检校右仆射。”《新唐书·周墀传》亦载：“会吐蕃微弱，以三州七关自归。帝召宰相议河湟事，墀对不合旨，罢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对于周墀进谏的具体内容，胡注曰：“开边，谓经略河西也。”但从大中三年四月之前的形势看，如何处理论恐热归附之事当属唐朝所面临之最重大的现实问题。三州七关尚未收复，宣宗君臣不可能遽言经略河西。所以，大中三年四月之际，宣宗与宰相所议的“河湟事”，只能是如何处理论恐热以陇右来降的问题。翰林学士郑颢以周墀反对经略为“直言”，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宣宗的认可，可见宣宗对于对外经略一事的矛盾心理。在罢免周墀的同时，魏扶、崔铉于四月乙酉（一日）同日入相。如果假定周墀反对经略陷蕃失地是延续牛党策略，那么调整后的宰相群体贯彻了宣宗收复三州七关的意图，岂不是要被视为践行积极经营的李党策略？所以，这个推论应该无法成立。在反对陇右经略的藩帅中，以凤翔节度使崔珙最为典型。大中二年（848）十二月，崔珙破吐蕃，克清水，甚为宣宗所倚仗。但在宣宗、白敏中君臣排除异己以图经略河陇之际，首破吐蕃的崔珙竟突然辞疾请罢。根据授崔珙太子少师分司东都的制文，可知宣宗对于崔珙的请辞极为不满：“近者犬戎输诚，归我故地，下议纳款，且筹开疆。宜其率先启行，副此宠待。忽览退闲之请，颇乖毗倚之诚。陈力之方，岂无其道？匪躬之故，或异于是。”根据两唐书《崔珙传》的记载，会昌初年，崔珙因与李德裕亲厚，故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因与崔铉不协，先后被贬为灃州刺史及恩州司马。宣宗即位，崔珙被召还为太子宾客，随即出任凤翔节度使。在大中二年十二月，崔珙以凤翔节度使的身份首先收复陷蕃之清水，揭开了唐朝收复河陇的序幕，证明其并不完全排斥经略边疆。但其在宣宗有意经营论恐热所进献区域时，却以请辞表达反对态度。崔珙作为西北缘边藩帅，对于收复清水及经营其余陷蕃失地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恐难以是否延续牛党策略来定性。《白敏中墓志铭》展现了朝堂之中对于经略陇右地区的争论场景，《白敏中神道碑》则竭力宣扬经略陷蕃失地与宣宗之父宪宗的联系，即“［宪］宗皇帝志在收复，大业未遂”“宣宗皇帝绍元和之□”等。在德宗建中四年的清水会盟中，唐蕃基本上确立了双方之间的边界。宪宗元和年间，吐蕃赞普主动遣使通好，双方在元和三年或之前曾进行过关于重订盟誓的谈判。在白居易《与吐蕃宰相钵阐布敕书》中，明确提出唐朝以吐蕃归还秦、原、安乐三州作为谈判的条件：“所议割还安乐、秦、原等三州事宜，已具前书，非不周细；及省来表，似未指明……必欲复修信誓，即须重画封疆。虽两国盟约之言，积年未定；但三州交割之后，克日可期。”次年，当吐蕃以“此三州非创侵袭”为由不肯归还时，白居易又草《与吐蕃宰相尚绮心儿等书》，不仅驳斥了吐蕃的言论，还坚持了“若议修盟：即须重定封疆，先还三郡”的要求。虽然宪宗最终未能如愿收回秦、原、安乐三州，但元和年间唐蕃之间针对三州地区的谈判，为宣宗提供了以继承宪宗遗志之名转移内部矛盾的绝佳机会。在朝臣反对经略陇右的背景下，为了减轻反对方的压力，宣宗一方面调整宰臣群体，另一方面将经略的区域设定在宪宗曾力图收复的秦、原、安乐三州地区。通过建立与宪宗之政的关联性，宣宗外对经略的行动也就获得了较为充分的理由。在完成对宰相群体及凤翔节帅的调整并将收复失地与宪宗联系起来后，宣宗对三州七关的收复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此前参与京西北巡查的刘德训，因“图写山川，敷奏王庭”之功，由内庄宅使改任凤翔监军使。正是其监军凤翔期间，节度使李玭完成了对秦州的收复。在李玭出任太府卿之后，刘德训还一度受诏掌管凤翔的兵马留务。而高承恭则在事后赴任振武节度使，监其军的乃是与宣宗上台存在密切联系的孟秀荣。根据《资治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三年二月条所载，宣宗在派遣陆耽宣谕归附的吐蕃后，诏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等五镇出兵应接。在上述五镇中，四镇俱处西北前沿，唯有振武节度地处河东道北部，以客军的身份参与了三州七关的收复。根据论恐热归附及唐军收复三州七关的进程，可知《资治通鉴》所载显然是将陆耽宣谕论恐热与其后唐中央遣诸镇实际收复三州七关两件事混而为一。根据宣宗先后遣陆耽、刘德训等人宣谕及巡边的时间，再结合其对宰相群体及凤翔节度使人选的调整，可以推测唐朝调集振武军参加三州七关收复的时间应在高承恭、孟秀荣执掌振武节度之后。可见，大中三年三月刘德训等人参与的京西北巡查，以及宣宗对参与者事后的任命，均属收复陷蕃失地之军事筹划的重要环节。总而言之，对于宣宗而言，虽然郭太后被贴上“元和逆党”的标签，但其暴卒及葬仪仍然招致世人的非议。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宣宗希望经略吐蕃所内附的区域并先后派遣陆耽、刘德训等人前往宣谕并侦查。在经营意图遭到朝臣的普遍抵制后，宣宗试图将收复失地的行为与宪宗相联系，由此经略的区域被限定在秦、原、安乐三州七关地区。白敏中为推动收复三州七关所宣扬之说辞，只是减轻反对声音的手段，而非宣宗经营三州七关的目的和初衷。通过收复三州七关，既可以减轻郭太后之死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同时还可以为宣宗接续宪宗之政提供现实依据，可谓一举两得。在唐朝大中三年所收复的秦、原、安乐三州中，秦州属于陇右道，原州、安乐州二州则属于关内道，故其在地域上属于关陇地区。宣宗君臣在收复三州七关之后，却往往在诏书及诗文作品中以“河湟”之名予以指代。河湟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地带的黄河和湟水流域。据学者考证，唐代的河湟区域西起青海湖，东至兰州之西，南至阿尼玛卿山，北到祁连山，大致相当于唐朝的鄯州、廓州和河州的一部分。由此看来，三州七关与河湟的地域范围在名称、实际情况与“河湟”存在明显的差异，值得关注。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机陆续占领唐朝河陇大片疆土，作为陷蕃核心区的“河湟”泛化为河陇陷蕃区域的主要代称。对于唐人以“河湟”代称陷蕃失地的案例，史书中比比皆是。在德宗贞元九年韩愈写给凤翔节度使邢君牙的《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认为其既然“为王爪牙，为国藩垣”，就应该“欢呼海隅高谈之士，奔走天下慕义之人，使或愿驰一传，或愿操一戈，纳君于唐虞，收地于河湟”。虽然“河湟”及“河陇”时有混用，但宪宗朝在称呼陷蕃失地时，多以“河湟”指代。宪宗即位之后，翰林学士李绛曾劝谏其不必过于看重内藏府库的聚敛。宪宗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时，所列举的理由之一就是希望利用内藏府库“练智勇之将，刷祖宗之耻”，从而改变“河湟郡县，没于蕃丑。列置烽堠，逼近郊圻”的不利局面。虽然受到国力及藩镇问题的牵制，宪宗只能通过与吐蕃重订盟约的机会，力图收回秦、原、安乐三州，但其有意收复河湟陷蕃失地的强烈意愿，对朝臣及吐蕃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元和元年，制科考试后出任左拾遗的元稹作《论西戎表》，指出“河湟之地日削，田莱之业日空，塞下之人日亡，戎狄之心日炽”，是“贞元以来，国家所以甘亿兆之费于塞下”的主要原因。元和四年，元稹作《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其中，第四首《西凉伎》有云：元稹在表文及诗中所言的“河湟”，显然就是指陷于吐蕃的河陇地区。元和四年左右，羽林大将军孙璹以“禁卫劳，擢凤翔节度使”。而据《旧唐书·孔巢父传》所载，孙璹之所以能外任凤翔，应与其以钱20万贯贿赂弓箭库使刘希光有关。由于朝臣对孙璹之任颇有物议，故白居易上《论孙璹、张奉国状》，建议宪宗以孙璹到任后的政绩来作为其是否堪任凤翔节度使的依据。面对极为不利的局面，孙璹到任凤翔后主动采取措施，不仅派遣僚佐刘德惠入朝，以进献《陇右地图》《战车阵图》，还积极“奏陈收复河湟事宜”。孙璹此举显然是希望通过迎合宪宗经略陷蕃失地的意图，从而达到固位的目的。对于孙璹的态度，宪宗极为满意，故由白居易拟《与孙璹诏》，对其“开边之略”及“报国之心”予以表彰。宪宗希望收复“河湟”的意图，吐蕃一方亦心知肚明。元和十五年（820），淮南禆将谭可则在防边时被吐蕃所掠。而当时，“蕃人未知宪宗弃天下，日夜惧王师复河湟，不安寝食”。在宪宗积极经略态度的影响下，“常有复河湟之志”的凤翔节度使张敬则曾派遣大将野诗良辅发锐卒至陇西，从而导致“番戎大骇”。会昌二年（842），吐蕃赞普朗达玛被刺身亡，吐蕃内部分裂成以云丹和约松为首的两大势力。与此相对应，吐蕃在河陇地区的统治力量也分化为彼此敌对的论恐热与尚婢婢两大军事集团。在此背景下，武宗君臣已经有针对河陇陷蕃失地的考虑。会昌五年（845）二月，在“吐蕃未立赞普，已是三年。将相猜携，自相攻击，缘边兵马，颇已抽归”的情势下，武宗派遣刘濛出任巡边使。在李德裕所起草的《赐缘边诸镇密诏意》中，明确指出“国家河西、陇右四镇一十八州，皆是吐蕃因中国有难，相继陷没”，故要求西北缘边诸镇“选练师徒，多蓄军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为收复西北陷蕃地区做准备。此外，李德裕在《论大和五年八月将故维州城归降准诏却执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谋状》中，指出“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州之冲，是汉地入边之路。初河陇尽没，惟此州独存”。据此，可见在有意切实经营陷蕃失地的背景下，武宗君臣放弃了以“河湟”这一大致区域指代陷蕃失地的做法，而是代之以指向更为明确的“河陇”。虽然随着武宗暴崩及李德裕被贬，唐朝经营河陇的进程被暂时打断，但武宗朝以“河陇”取代“河湟”的做法，延续到了宣宗初年。康骈《剧谈录》卷上记载在唐朝完成对三州七关的收复后，白敏中、马植、魏扶等宰臣纷纷为宣宗进诗。虽然杜牧在此之前曾献《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诗，但马植在和白敏中诗中，以“河陇”指代刚刚收复的三州七关地区。此外，张祜《喜闻收复河陇》诗亦载：“河陇已耕曾殁地，犬羊谁辩却朝天。”马植、张祜以“河陇”指代“三州七关”的做法显然受到了武宗君臣的影响。宣宗即位后，为了摆脱武宗统治的影响，在很多政策上一反武宗之政。虽然宣宗经略陷蕃失地的目的与武宗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毕竟无法切断两者时间上的延续性。宣宗将经略区域限定在三州地区，就可以通过建立与宪宗的联系，从而跨越横亘其间的武宗。为了取得更大的宣传效应，大中三年八月一日，也就是在收复三州七关伊始，宣宗就命西北缘边诸镇将河陇遗黎数千人送至长安，“帝御延喜门抚慰，令其解辫，赐之冠带。于时康衢观者倾都，咸称万岁，共赐绢一十五万匹”。从延喜门的位置来看，其本为限隔承天门外东西横街之门，在唐前期的政治地位并不显要。贞元四年（788）十月，回纥公主及使者抵达长安，德宗为之御延喜门楼，却“禁妇人及车舆观者”，可见其作为公共礼仪空间的性质仍不明显。宣宗则通过在延喜门楼召见河陇遗黎之举，成功地将该处打造成了举行献俘仪式的重要场所。在这场规模空前的活动中，宣宗通过与河陇遗黎、观者进行互动，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其中，河陇遗黎“莫不欢呼作舞，更相解辫，争冠带于康衢”；宣宗在赐绢之余，“命以善地以处之”，展示了自己的功绩和德政；康衢之间倾城的观者则因亲历“盛世”，对宣宗的功业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随着三州七关收复工作的全面完成，大中三年八月，唐朝颁发《收复河湟德音》，体现了此时中央政府对三州七关新复地的经营策略以及对河陇其余失地的态度。该诏书载：自昔皇王之有国也，曷尝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参诸二柄，归乎大宁。朕猥荷丕图，思弘景运，忧勤庶政，四载于兹。每念河、湟土疆，绵亘遐阔。自天宝末，犬戎乘我多难，无力御奸，遂纵腥膻，不远京邑。事更十世，时近百年。进士试能，靡不竭其长策；朝廷下议，皆亦听其直词。尽以不生边事为永图，且守旧地为明理，荏苒于是，收复无由。今者天地储祥，祖宗垂佑，左衽输款，边垒连降，刷耻建功，所谋必克。宣宗通过诏书，将“河湟”之名重新赋予陷蕃地区，并在诏书大肆宣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时人将其收复三州七关与武宗朝的河陇经略产生联系。司马温公在记载武宗君臣筹划收复陷蕃失地时，将李德裕所言的“河西、陇右四镇十八州”改为了“河湟四镇十八州”，应该是受到了宣宗君臣做法的影响。大中三年十月，剑南西川节度使杜悰收复维州的消息抵达长安。在群臣上表为宣宗加尊号的情况下，宣宗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批答的方式予以回应：敕旨：没陷河隍（湟），百有余载，中原封界，咫尺戎疆，累圣含容，久劳征戍。伏思元和中，将摅宿愤，常欲经营，属诛锄叛臣，未暇收复。今则恭行先志，克就前功，不远征兵，不劳财力。二（三）州之外，兼得七关，又取维州，粗成边业。尚以息民解甲，未收山外诸州，且以肆眚申恩，所以颁示天下。其御楼依所乞。在诏书中，宣宗仍然通过宪宗曾有意收复河湟为据，力图将收复三州七关的行为与宪宗之政建立联系，从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旧唐书·宣宗纪》大中三年十二月条又载：初以河湟收复，百僚请加徽号，帝曰：“河湟收复，继成先志，朕欲追尊祖宗，以昭功烈。”白敏中等对曰：“非臣愚昧所能及。”至是，上御宣政殿行事，及册出，俯偻目送，流涕呜咽。杜牧《为中书门下请追尊号表》在列举为顺宗、宪宗追加尊号的理由时，也首列宣宗因“收复河湟，廓开土宇”，故“克定旧疆，获成先志，归功祖考，追尊鸿名”。可见宣宗以“河湟”指代“三州七关”，是希望通过这一媒介，进一步宣扬收复三州七关与宪宗之政的联系。对于宣宗的政治意图，朝臣心领神会，“河湟”俨然成为“三州七关”的正式官方代称。杜牧在《谢赐御札提举边将表》中所列举的宣宗功绩，就包括“不血刃以收河湟，用文诰而降羌寇”。通过以“河湟”指代唐朝所实际收复的三州七关地区，宣宗的功业在很大程度上被群臣所夸大。总的看来，本为较为明确的地域概念之“河湟”，在河陇陷蕃之后，泛化为河陇陷蕃失地的代名词。因为武宗君臣曾有收复河陇的筹划，且多将陷蕃失地明确称为“河陇”，所以在三州七关收复伊始也存在以“河陇”代称三州七关的做法。宣宗收复三州七关，距武宗君臣筹划收复河陇的时间未久。为了避免让人联想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宣宗将“河湟”之名代指三州七关。通过在形式上将三州七关等同于河湟，一是可以夸耀自己的丰功伟业；二是通过此举，收复三州七关被打造成秉承宪宗遗志、继绍宪宗之政的重要标志。宣宗颁发《收复河湟德音》及为顺宗、宪宗上尊号的举动，都是希望通过宣扬自己的统治直接继承自宪宗，从而达到消解穆宗一系统治合法性的目的。宣宗即位后肆意打击政敌的行为，特别是郭太后之死，引发政局动荡。论恐热以秦、武、渭等陇右州郡降唐，为宣宗转移内部矛盾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为了摆脱朝臣的限制，宣宗一方面调整宰臣及藩帅群体；另一方面并未收复论恐热所进献的秦、武、渭三州，而是以继承宪宗遗志的名义，收复了秦、原、安三州及七关。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将其收复三州七关与武宗君臣所筹划的收复河陇相关联，宣宗将宪宗等朝所使用的“河湟”代指在地域上与其原本并无关联的秦、原、安乐三州地区。宣宗对外经略的积极性本身并不甚高，这也就是何以周墀因为谏开河湟罢相，继而又被提升检校官的原因。宣宗之所以要接收三州七关，是希望通过对外经略以破解内部统治的难题。既然通过三州七关的收复展现了自身统治的成效，且顺带接续了宪宗元和之政，故此后宣宗对其余陷蕃失地的收复并不热心。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张议潮势力兴起后，虽然其控制区一直在扩大，但宣宗政府与归义军之间始终可以保持较为良好的互动关系。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