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嘉钰｜在言说与文本之间——“新女性写作专辑”的一种读法
◎新现象研究◎
作
者
简
介
贺嘉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在读，2019-2020年赴纽约大学联合培养，研究中国当代诗歌与小说。有研究、批评文章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上海文化》、《文艺报》等刊物。
内
容
提
要
“新女性写作”的概念在具体的书写与思考中逐渐明晰， 它源自号召，成型为一次集体行动，基于对“性别观”的自我审视， 多位当代女性作家以新近创作的文本推进着她们对性别、对自我的理 解。本文意图以集结在《十月》杂志“新女性写作”专辑中的具体文 本为样本，在细读中一窥当代女性作家如何在自觉的性别观念认知之 上展开写作，完成对女性价值、女性生存处境、女性生命状态的关注 和反思。
关键词
新女性写作 性别观 “言说”与“文本”
“新女性写作”的提法是学者张莉基于对中国当代127位作家的“性别观” 调查 1 而推进的一次“自觉写作”计划，它带着某种行动与实践的意味，再一 次将对“女性写作”的理解置于时代的具体语境，使“女性写作”在“当下”与 “此时”可能敞开的丰富与驳杂并置在一次“有意”的召集中。同期出现在《十 月》2020年第2期的“新女性写作”文本，不仅在女性的生命状态、生存境遇、生活边界中相互构成一种互文与对话，回望诸位作家早前参与的调查访问，这些创 作与表达所共同构成的作为整体的文本，也成为她们与自我对话、争辩、和解的 现场。对“新女性写作”中的“新”之边界与属性的探索，使诸位作家在写作中 几乎兑现了一次集体的自觉书写，这些文本建立在一群女性作家厘清、反思，并 表达自我性别观的基础上。
在《重提一种新的女性写作》 2 一文中，张莉这样界定“新女性写作”:
“新女性写作”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它将女人和女性放置于社 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而非抽离和提纯。它看重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隐秘的 性别关系，它认识到，两性之间的性别立场差异其实取决于民族、阶层、 经济和文化差异，同时，它也关注同一性别因阶级/阶层及国族身份不同 而导致的立场/利益差异。“新女性写作”强调写作的日常性、艺术性和 先锋气质，而远离表演性、控诉式以及受害者思维;“新女性写作”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它应该对两性关系、男人与女人以及性别意识 有深刻认知。这是一种理想意义上的女性写作——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 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
本文所讨论的文本作者均参与到张莉于2018年至2019年持续进行的“性别 观与写作之关系”调查或针对“新女性写作”的微访谈中，如此，这些文本便成 为某种“凭借”，在构建人物的“自觉”与“不自觉”中，在创造境遇的“能” 与“不能”中，我们得到一扇具体的窗子，以看见作者从“怎么想”到“怎么 写”，看见她们如何将“观念”落实到“写作”，如何将“言说”融汇进“文 本”，以看见她们对自我的完成。
一 在《白貘夜行》与《寻找为薇薇安》中看见女性的“兀自独立”
还记得黛西是怎样跟尼克回忆她得知生下的孩子是个女儿的吗?
“她告诉我是个女孩时，我就转过脸哭了起来。‘好吧，’我说， ‘我很高兴是个女孩。而且我希望她将来是个傻瓜——这就是女孩子在这 种世界上最好的出路，当一个美丽的小傻瓜。’” 3
姚丽丽在请康西琳吃完火锅的那个夜晚，回到家，看着女儿做功课的背影， 她对着女儿也是对着自己说了一句话，她说:
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人对你说起独立、自由，你一定要先好好搞清楚， 到底什么是独立、自由。4
故事分别发生在1920年代的纽约长岛和将近一百年后的煤城临汾，两位母亲从她们各自的生命际遇里尝试给出女儿一些忠告。2020年的春天读到《十月》刊 出的“新女性写作专辑”，当随着十三位女性作家、诗人行走在二十九件手艺里 (共两个中篇、五个短篇、一篇非虚构与二十一首诗，本文未能将所有文本置于 考察中)，或者说，生命命题里，看她们如何抽丝剥茧地还原又穿越个体女性的 成长、困境、怕与爱，看她们笔下的“她们”作为人类之一类如何接应并完成生命的种种可能，当笔者试图将这一群文本里“偶然”聚合在一起的人(绝大部分 是女性)放在一个象限去理一理她们各自的坐标时，读到姚丽丽的这句话，擦亮的竟首先是《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黛西那张美丽而哀愁的脸。
这时的姚丽丽恐怕也还没有真正搞清楚“独立”和“自由”意味着什么，因为她还不能预知这个“说话的语气和神态闪烁着一种金属的光泽，使她看起来携带着一种巨大的密度，仿佛来自别的星球”的时隔二十年突然出现的昔日友伴康 西琳，将怎样重新为她定义这两个词语的边界。
二十年前，四个师专毕业的女孩儿被一同分配到临汾一所中学教书，这地方对依然是少女的她们而言，不啻为一次青春的流放。学校让出一间大教室以供她 们生活起居，四个年轻女孩便在“草原”一般“辽阔”的教室里撑起四顶“蒙古包”，她们互通零食、友情和理想，理想一致，那就是离开这里。女孩们开始寻找出路，逃离的办法无外乎考学和交男朋友。时过经年，故事依然上演在临汾， 留下的与离开过的又都辗转于此相遇，不约而同地带着气味相别的孤独，孤独是不好求同类项的，那似乎会贬损孤独的质地。我们对梁爱华、曲小红、姚丽丽的 前半生一览无余，看到她们是怎样寄望于挣脱又终于被生活所淹没。但康西琳不然，她似乎清逸地越过半生，又如伞兵一般降落。重新回来的康西琳“不负众 望”地没有“衣锦还乡”，她卖起了烙饼，带着无法被人揭穿的心满意足，隔绝了所有基于优越感的同情施舍，孤独得一骑绝尘，孤独得让人羡慕。但这份“羡 慕”其他三人并不愿轻易交出，梁爱华、曲小红、姚丽丽三人无法相信康西琳 “进化”成了一种与世无争的淡泊人类，空降的伞兵背后必有一场战争，她们甚 至希望她承认自己是个逃兵。
我必须承认，即使是在梁爱华面前，我内心里其实也是有那么一点优 越感的。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像在冰天雪地里，我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却忽然迎面遇到了一个衣不遮体的人。这优越感里难免还有些 怜悯。可是眼前这个女人，看上去不但不怕冷，还很快乐，这让我有点 生气。5
...... 更重要的是，一个落魄的人，脸上居然连一点痛苦和怨气都看不到。这使她的归来看上去璀璨夺目，似乎她的内部正燃烧着一种奇异的能量。6
她们不相信，其实是不接受，不接受一个穷困的女人不向生活抱怨和低头。她的生命状态太陌生了，甚至不可思议。在重新靠近康西琳的过程中，她们暗中 观察、偷窥，以期看到她真的不幸，并臣服于自己的不幸。但一切任随雨打风吹 去，康西琳“流落”却“自足”的回归使她周身沐浴在澄澈的通透里，终于，她 在她们的窥视里，在无关表演无关目光的从容中，在夜晚的荒野化身“白貘”， 在黑暗中洁白地将洁白的自己和自己的洁白亮了出来。她孤独地，永恒地，诞生于黑暗之中，游向自由。而这一系列惊异着她们的举动，大约也只是她的日常。
我们不能忽视孙频在一开始就撂出来的“黑”字。作为叙事者，姚丽丽说，“煤城本来就以黑立身，所以每次天一黑，我就觉得小煤城又从这世界上隐身了”。她还说，“在这种小地方，隐匿于人群是最安全的”。从一开始的逃离 “黑”到后来的隐匿于“黑”，孙频巧妙地转化了女性对“安全感”的想象。她们对“黑”的态度，从必须逃离归顺为隐蔽于其中，让人忍不住问，到底是什么 改变了她们?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改造”中，她们之间的相互较劲，暗地攀比，在自身的优越感上建立信心又被一览无余。我们看见，她和她是怎样一点点地降 低着自己的天空。
我必须承认，在听到康西琳并非是衣锦还乡的瞬间，我竟偷偷松 了口气。7
......
二十年已经过去了，如今，我能在她们面前稍微摆出一点类似于族长 的威仪感，却是因为，在我们四个人中间，我无疑是看起来过得最正常也 相对最体面的那个。我在二十七岁那年果断地结了婚，在结婚之前我已经通过自考拿到了本科文凭，教的班级能排到年级前列。而同时，我已经不 再与人谈论如何离开这座小煤城的愚蠢话题。我最终找了个煤矿上的技术员结婚，是的，无论怎样都绕不开那座庞大的煤矿，因为就是它繁衍出了这座小煤城。8
用孙频的《白貘夜行》打开2020年的中篇阅读，是个意外的惊喜。这个 “白”到寒凉，“白”得接近空茫的中篇用四个女人交错又分离的前半生，回答 着一个问题:人，或者说女人，要如何接近自由，如何站在庸俗的反面，独立地 钟情于生活。当康西琳“化身白貘”，跃身入夜入水，她跃起的轨迹，似乎正一 点点地抻高着女性的天空，那个天空曾经高于这座黑色小城的烟囱，却终于从蒙 古包的屋顶滑进楼房的屋顶，滑进了世俗偏见的围困挤压。
这二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那被遮蔽的部分如何使她不同了?
但在我们久别重逢之后，她最让我感到困惑的地方倒不是她还在看小 说，不是她一边卖烙饼一边看《尤利西斯》，而是，她好像神奇地失去了 痛苦的能力。我记得二十年前她还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她时常觉得痛苦， 时常伤春悲秋，并时不时需要和我倾诉。而现在，她整个变得像个钢铁 侠。这二十年的时间里，她到底做什么去了。9
从前康西琳也是寻常女孩，但显然，是一段被遮蔽的人生使她完成了“传 奇”。她不是没有讲述，但那种对于苦难的轻描淡写无法说服，或是满足三个久 囿于俗世的女人对命运后果的想象。女人之间优越感的比试从故事开始就显而易见，她们相互温暖也时而抽薪，信任破损，无论对昔日“亦敌亦友”的同伴，还是对这个世界。所以，一定还有更酷烈更凶猛的遭遇为康西琳所略去，而那已是无关紧要的了，紧要的是眼下，她能守住一个烙饼摊儿，用一种高贵的、清洁的甚至遗世独立的心满意足，重新接近着那个一百年前的祝福，她成为自己的“美 丽的小傻瓜”。所不同的是，黛西的“美丽”是天真地将女性放在被欣赏的位 置，“小傻瓜”亦是放弃思考、放弃自我建立而顺服于某种“安全”的庇护，凭 着那点漂亮，做一个温柔世界的宠儿。而康西琳的“美丽”里面，是生活日复一 日的捶打反淬炼出的“天真”，尽管这“幸福”的换取必须经由一段被遮蔽的人 生抵达。《白貘夜行》的书写起先充满着烟火气，可是，这烟火中逐渐缭绕出一 种冷冽的自足。不再取悦，不再迎合，不再为他们不假思索便领受的绝对正确埋单。“康西琳”这个形象似乎为一种生活中的理想姿势提供着倒影。
在此前的“性别观”调查中，孙频这样说:“最有意思的是，不管我对这 个问题做过多少思考，在现实生活中，我已慢慢发现并承认，女人早早结婚其实 并不算一件坏事。起码，作为女人的种种柔软天性可以得到早早的保护，可以免 受一些来自社会和世俗的伤害，可以避免一些痛苦和焦虑，可以娇憨从容，真正 像女人一样有地方撒娇，可以在烟火人世中拥有起码的一点陪伴和不恐惧。得赶 紧补充一下，一个现代女性完全可以选择独身，选择更多生活方式。但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中国今天的女性是不是真的有这点自信和这点内心的强大，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10 这一段不正是在回应《白貘夜行》抛出 的人生之难吗?显然，这一中篇围绕着作家颇为关心的“女性随着年龄渐长的焦 虑”“婚恋”以及何为“现代女性”的思考展开，但笔者对文本的一种读法却似 乎与作家对女性在日常中获得尘世幸福的理解存在了罅隙，文本中唯一获得着尘 世幸福的姚丽丽并非一个多么光彩的形象，反而是与世俗庸常相向而驰的康西琳 让我们看见了女性的可能性。也许，这罅隙两边的“同情”是现实生活中的孙频 与作为作家的孙频在观照女性处境时分别怀有的真实心情，而她的写作观念比她 的生活观念更为勇敢，在艺术表达中，她以化身白貘的自由灵魂向一种女性理想的独立与坚定致敬。
如果说《白貘夜行》在女性与女性的相处中推进对自我的认知，《寻找薇薇安》则让我们看见女性如何自处，如何处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薇薇 安的故事也从被遮蔽的人生开始。她不是谁的宠儿，至少在生前不是。她目 睹、直视这个世界，沉默发声，并且拒绝被欣赏被观看。对一个“摄影师” 而言，有什么比底片从未被冲洗更决绝的拒绝呢?翟永明在《寻找薇薇安》 一诗中带我们路过薇薇安·迈尔11 谜般的一生。
寻找薇薇安
不关乎一个答案
为什么?她不愿与世界分享的
除了身份、秘密、籍贯
对天才的认定与摧毁
以及绝缘社会的艺术制度
还有什么?
十五万个为什么
或者 一个不为什么
随着二十个皮箱的贡品
随着她 一同埋葬在无主之地12
1985年，翟永明在《谈谈我的诗观》一文中写道:
总之，我知道了，我写诗是因为我必须写。我的毁灭性预感总是驱使我不顾一切地要去深入内心隐秘的地方，然而那里生命本身却具有一种远 非我们的洞察力和意志力能够企及的本质。......我作为女性最关心的是我 的同性的命运，站在这个中心点上，我的诗将顺从我的意志去发现预先在 我身上变化的一切。作为一种怯懦的冒险，我甚至不惜超出我的心理量度 去试图进行一种挣扎，这种挣扎代表了超越时间的永恒感。13
的确如她所言，自1984年11月《女人》组诗诞生到现在，对“同性的命运”的关心作为动力使翟永明的“纸上建筑”已为中国当代诗歌建造出一座精 微的女性诗歌庭院，并且她依然在建造着，但她的关心落实在写作中，又远超 对“女性”命题的关注。这一次，她领着我们在“十五万个瞬间”里重新看到 “箱子里满满的流浪汉”“断肢断臂的人体模特”以及“城市的排泄物、剩余 物”，这些镜头中的对象在回答“一颗孤独倔强的灵魂”是如何“沸腾于刻板 躯体的内部”，但显然，诗人认为，和弄明白“十五万个为什么”相比，理解 “一个不为什么”更为必要。从一首诗中剥取一个故事显得冒犯，《寻找薇薇 安》在重述一部纪录片、一个女人生命所经历的过程中，诗人将她的发问直抵 一切问题的反面。
一个不需要鼓掌、不需要赞美、不需要关注的“艺术家”，她持续的创作 热情来自哪里?她拍照的意义是什么?她知道自己拍出的相片如果公之于众将引 起怎样的轰动?薇薇安一点都不关心这些。“一个不为什么”就是女艺术家的回 答。她的艺术方式从根本上颠覆和拒绝我们的欣赏，她只是偶然又持续地将艺术表达与生活这件事本身妥帖咬合，她不需要观众，她的表达与表演无关，甚至， 薇薇安是否将她所创造的视作“艺术”，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有关性别观的访问中，翟永明表示:“三十多年以来，我并非只写跟女性有关的诗歌。我 大量的诗歌与现实有关，与别的主题有关，与当下社会问题有关，甚至与未来有关——我写过与未来有关的诗——或者与环保有关。但是，在我多年的写作中，女性议题、女性意识，一直时隐时现地伴随着我的创作。”14 这也就解释 了在《寻找薇薇安》中，我们更容易关注到的是作为行动主体的薇薇安与她艺 术创造的关系，而不只是停留在对女性命运猎奇性的想象中。但薇薇安太不同 了，这不同成为《白貘夜行》中姚丽丽们少女时代的一条平行线，这不同成为艺术注视生活的一束目光，而生活，能否在这样的注视中更新自我?
那时候偶尔喝点酒，其实不是喝给自己的，是喝给别人看的，带着舞 台上表演的性质，和穿高跟鞋穿短裙其实是一回事，就希望走过去的时候 能听到身后有一片窃窃私语的声音，那女生能喝酒啊，好牛×啊，真有个性啊。嗡嗡的声音如一条毛茸茸的绚烂尾巴甩来甩去，不无得意。15
谁也不能苛责少女们的“焦点渴望”，但这份托寄于人、受人评判的“优越 感”相比来就显得孱弱和廉价。二十年后的康西琳、独自穿行于城市手捧相机的薇薇安，提供的是一种兀自坚定的力量。这力量到底是什么?
也许就是她们可以“无时无刻不在秘密起舞”。
二 那些被遮蔽的部分更加严重地塑造着她们
答案来自蔡东的《她》。《她》是专辑中唯一以男性为第一人称完成的文 本，我们借由这位男性爱人的目光从他的回忆里想象逝去的“她”。蔡东在“性 别观”的访问中说，“生活中的性别意识更多的是先天和生理的，写作中的性别意识有本能的一面，也有自觉的部分。我早年的作品在涉及异性的时候，谈不上 对抗，但比较尖锐，也不是姿态性的写法，是当时的认识在那一步”。这一次， 她的“自觉”是将“叙事”的自我设置为异性，一个怀着深情回望爱人的异性。蔡东写了一个公约数，一个多数人类要承受的人生境况:如何在晚年独处，怎样 想念与纪念所爱。“男性”的目光和“回忆”这件事本身成为两层“隔”，但看 清“文汝静”又不难，我们知道她年轻时跳舞，热爱着跳舞，只是在结婚有了孩 子之后“自然”地放弃了，当然，也多少因为那个年代很多人会对一个享受着舞台的女人怀有天然的敌意。她开始“本分”地做着妻子与母亲，那个被舞台追光 照亮的文汝静就日渐沉没于生活，沉默于她的自我实现。当她步入老年，罹患重 病，离开世界，重现于爱人思念中时，竟一再的是她起舞的模样。不仅因为那些 瞬间记录着她最美的一种样子，还因为那些时刻她紧抵着自己，最是她自己。
就在这时候，我忽然想到什么，过去的画面一帧帧快速从眼前闪过。
无论穿着睡衣还是戴着围裙，她始终身姿挺拔。她端坐在沙发上， 头和背在一条直线上。她晾晒衣服，手臂在空中划出一道柔美的弧线，她 剪脚指甲，抬腿，收腿，宛若仪式。隔一段日子她就把我的四季衣服找出来，细细检查一遍，将纽扣松动的放在一起，然后她拈起一根针，举到光 线充足的地方，另一只手捏着搓细的棉线，对齐了，在清透的阳光中，棉 线极富韵律地穿过针眼。
一幕幕黯淡的家庭场景逶迤而来，它们从没像现在一样清晰、优美、光华闪耀。16
她无时无刻不在秘密起舞。
《她》里面最深的遗憾，是爱人终于意识到了她没有以自己心底里最珍重的 那个样子被爱。文汝静将她的舞台置换到了生活中，并且也似乎能够享受那样的 宁静。在她最后一次反复摩挲演出服的夜晚，一个女人必须用“放弃”的姿势达成与生活的和解，这是戏剧化的寓言，也是现实。蔡东让我们安静地体味丧失之痛的同时，重新意识到这个尖锐问题:女性要实现自我有多难?女性的天空到底 有多高?
每到这个时候，伍尔夫那篇著名的《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就可以出场 了。一个如她的哥哥一样有着惊人才华的女性在16世纪的英国会有怎样的出路 呢?近五百年之后，女性成为自己是否依然存在重重困难?“可以肯定，她只能待在家里。她虽然像她哥哥一样充满活力、富于想象，而且同样渴望了解世界， 但是她既没有被送去上学，也没有机会学会语法和逻辑，更不用说阅读维吉尔与 贺拉斯的诗作了。她有时会拿起一本书——也许就是她哥哥曾读过的——但没读上几页，她父亲或者母亲就会走进来，要她去补袜子，或者要她到厨房去看一下 炖肉，同时还会告诫她说，女孩子不应该痴迷于书本。” 17
故事还没有结束，在伍尔夫的故事里，那个不甘心的女孩逃离家庭后不可能去当演员，“还能做什么呢?不就是在酒馆里乞讨，或者半夜里在街头拉客 吗”?受困于伪君子的欺骗，带着诗人的心和腹中婴儿，“最后在一个冬天的夜里自杀了”。那个四百多年前的女性的天空，今天高出了多少?在《寄居蟹》和 《我只想坐下》中，文珍与张天翼不约而同地选择从火车车厢里揭开一角，让我们目睹一小片具体的“天空”。
《寄居蟹》选择讲述一个被遮蔽的边缘群体中女孩林雅一生的故事。文珍塑造了一个与她社会距离较远的形象，显然，她更关心着那些难以发声的“被侮 辱的与被损害的”。在针对“新女性写作”的微访谈中，她说，“我觉得现在女性的处境其实比较两极分化，虽然总的来说仍然处于一个总体性的男权社会里， 有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性别意识已经进步，所处的工作环境也相对性别友 好，即便遇到糟糕的事，也多少知道如何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平时也会不断学习加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也更容易因为个人能力获得外界的尊重 和工作机会;但另一些相对没那么幸运，受教育有限的女性，则可能受到性别的 桎梏更多一点，被侮辱和损害了也未必可以明确地自知，一定要到非常严重的情形下才会反抗，否则就始终默默忍受。我可能出于写作者的本能，会更关注后一 类群体多一点，希望能够为改变她们的处境尽绵薄之力”。18
由于在重男轻女的家里只能做弟弟的一片影子而永远无法自足地存在，她逃家远行了。在往S城去的火车上她认识了军军，一个还没见过城市面目的女孩 自然地将所有对外面世界的想象妥帖地安排在这个“顺眼”的男孩身上，只因他 “来自”S城，他的穿着谈吐与她以往认识的男性全都不同，接近他代表着靠近 那个“洋气”的外面世界。少女林雅一无所知地将自己交付给萍水相逢的少年， “随随便便”地开始了一段自以为是爱情的关系。她获得过短暂的“前所未有的快乐”，却很快就明白了军军和她一样也只是这城市的蚁蝼，她还有一份挣取生 活的决心，而军军却像只“寄居蟹”般需要借取她的存在而活着。她稀里糊涂地 生下一个女儿，离开了军军，辗转在各个小工厂为自己和女儿活下去挣生活，抵 抗着“被自己一天天分泌出来的绝望毒死”。但她后来死在一个酒后挥刀的男孩 手下，因为在恍惚中，她以为那个瘦弱的年轻人就是军军。
文珍将一个很容易就被遮蔽的女人的一生放在时代的大幕布之下，放在与男人具体的关系中来察看。林雅在火车厢天花板那么高的天空下，迅速而轻易地 交付出信任，她还没来得及挣脱一个地方就迅速坠入另一个枷锁。在火车驶向远 方所模拟出的逃离想象中，她忘记了天花板不是天空。眼看可以摆脱，“怀孕” 又作为命运重新安排了她的选项。对善良的林雅而言，女儿饼干的到来不是额外的负重，反而成为她生命得以净化的可能。林雅接住了她的命运，和以往浑浑噩 噩于迷途中不同，她的心念变得“小”而“具体”起来，那些被略去的独自克服 里，她大约如玉珍在《怀孕者》中所写一样:
怀着命运，像一只西瓜
圆滚而心里很甜
......
想起那薄薄肚皮里
全是未知，她几乎感到严重
几乎要谨慎地学习怎么活
重新，从零地
另外开始
然而怎么准备都不够
永远不够
这一切迫近了她个人的伟大的时刻 19
林雅的一生因为女儿饼干的到来而实实在在地接近过温暖。她甚至在能力之内冒险，为女儿组建起一支小小的陪伴队伍。“在过去的十五个月里，她 已经从这个工厂里悄悄带走了一只浣熊、一只猫头鹰和一只树懒，样本库渐渐齐全起来。”她的活法是那么卑微，那么容易就被抹去，而造成她命运的人， 几乎仍在“一无所知”里继续蚕食着生活。谁该为一个生命的消逝负责?又或者，林雅算不算她自己命运的“合谋”?“打工妹”的故事在当代写作中并不 少见，但作者在一次对女性境遇的自觉书写中将目光放在这个容易被忽略的群 体上，体贴地呈现着她们在困境中“不能”与“不忍”，她们无所逃遁的生长 空间之局限与逼仄。如果说文学之于现实有一些反作用力，《寄居蟹》便是一次擦拭现实的努力。
张天翼在有关“性别观”的访问中将她所关心的女性处境命名为“糖果深渊”:“她们觉得眼前都是静好的岁月，都是糖，其实已身在深渊之中，就像儿 童游乐场里彩色球的沼泽，挣扎不出去，躺下来哈哈大笑。”20 《我只想坐下》 就是在“糖果深渊”里遭遇惊惧现实，它发生在詹立立一次过夜火车的旅程中， 甚至只发生在几分钟里。她弱势、孤立无援、需要时时克服身体的不适，春运中无座的处境构成了她生命碎片中的一个绝境，而和善帅气的年轻乘务员总不时地在需要时刻现身，成为她虚构的依仗，当一个正义的化身总是不期而遇时，她很容易将他视为冥冥中所指派的搭救。但漫长一夜的纯真幻想终于被一次失控的侵犯颠覆，我们不知道乘务员为她营造一处栖身之所进而有了之后的侵犯是他临时起意还是预谋已久，但小说戛然而止了。
如果詹立立不较真儿，往事甚至可能成为日后的一个笑料谈资，但如果她正 视那一刻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它将作为一个严重时刻，一道分界线，永远地改变 着她对异性的感知，亦改变她此后人生对女性生命处境的理解。可是，小说的吊诡在于，当两人在狭小的空间坐下之前，透过女孩的目光，作为读者我们难道没 有希望着两人之间发生一些属于青春的美好事情吗?一场幻想的“爱”，至于那 到底是不是爱还不能确定时，一个女孩就被“剥夺”了。这个被“剥夺”里面， 竟还有受害者“成全”的意味，“合谋”般说服自己心甘情愿的成分。这是女性 的弱吗?张天翼绵密地展示了女孩心理的各个层次，以至于这样一种结果让我们 无法武断用它的实际后果来定义到底发生了什么。小说最后，当詹立立想象这段 往事被已经中年的她讲出来，将用怎样不屑一顾的口吻，事情的味道又一次发生 了变化。
二十年后她给别人讲这故事的时候，总会嘴角往下撇着笑，说:老娘 卖半条腿，换个包厢软座，值了。再说，隔着牛仔裤秋裤，他个傻×能摸 出个啥哟来?......那时她已经又跟好多人“换”过了好多次，有的值得， 有的不值得，她将为自己能笑得出来而欣慰，而悲哀，而前仰后合。21
我们不知道詹立立会不会像《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女人那样恪守隐 忍，抑或若干年后，回首往事，她将用玩笑消解一个属于女性的大问题:我们该如何深入地理解自身的处境，带着批判，带着体谅，而非故作轻松地以自我 戏谑完成对记忆的重塑。这样看，《我只想坐下》这个短篇多像个寓言，它微 缩着一个女性遭遇绝境的可能世界，又预言了，她们在“弱”的限制里，俯就 于曾不屑的准则。她们暂时地“囚禁”在火车上，天空只到天花板的高度，这 个局促的空间规定着她们的需要又切割着她们的视线。是的，遗憾，不是所有的女孩都有“小瓷”的姥姥，她会在“小瓷”小的时候就告诉她:
你是一个女孩子，一定要见世面。见世面很重要。我问姥姥，男孩子见世面就不重要?姥姥说，当然重要，不过相比而言，女孩子格外重要。因为男子汉走四方嘛，越是长大了越能走得开。女孩子呢，长大了就结婚 生孩子，容易被拘到家里，想出去就难。小时候见过世面，眼界就宽。这小时候的眼界宽，是打底子的宽，以后就不会太窄。22
这个“见世面”，亦是去遮蔽。小瓷是乔叶的非虚构作品《小瓷谈往录》 中的主人公，在讲述半生所历时，她用舒展清逸的生命状态反思过往，那些伤 痛多过美好的往事皆成“成长教育”。当我们进入她的过往，才能理解一个女 性“光彩照人”的来处，她被赋予的“美”只是引子，她真正的“光”诞生于 她所历经的“暗”，正是那些被遮蔽的部分，更为严重地塑造着女性。小瓷曾 做过一阵子“漂亮的小傻瓜”，并看见那样的“作为”背后有深渊，如果只满 足于做那个“漂亮的小傻瓜”，她就无法遇见后来的男人，那人说，“我爱你 是你”。这个“你”，首先是独立自由的你。小瓷的幸运并非凭附于外在，它 诞生于她的自我，在穿越了那些暗的部分，在与深渊对望之后，她方才看清自己，并忠实于自己。
这篇非虚构作品以小瓷的讲述为主，间或有听者一连串“哈哈哈哈哈”的笑 声珠子一样溅出，起先这“乱入”的笑声或许让人觉得突兀，可细想，这三十九 次笑声的出现，是认同与赞赏直接的兑现，它里面存在一种理想的女性关系，女 性之间信任、欣赏并祝福。正像乔叶在“性别观”的访问中回望少女时期被偏见 伤及时所言:“年少的我，对此是不满，不甘，不服，充满了抗拒。现在当然还 是不能认同。只是活到了这把年纪，更切实地认识到了女性之脆弱、之可怜。更 心疼她们，以及自己。”23 她对“女性之脆弱”的关注投射在文本上，便是呈现她们如何变得“强大”。
三 “链接”进更广袤的世界:“新女性写作”的可能性
这些原先建立在审美意义上的想象能否为克服一些现实处境提供力量?
在这个不曾料想到的春天，书本合上，其间悲喜就安静了。可生活不行。困境还在眼前，我们从未这样紧密地作为人类共同体置身于同一个具体的困境中。而当人类的命运被挤压于同一严酷，我们能不能将信念寄托在这些自文字诞生的 理念之光上?在这些需要“熬”过的时候，她们穿越困境的方法与智慧能不能给此下的现实生活一些观照?
太久，“女性写作”概念的潜台词里带着某种“温和的对立”，但只有进入文本，不带偏见甚至偏爱，不以立场需要任意切取文本，我们才会看到，“性别”的设置是具体介入的切口，它更主张一种弥合而非对立，在对“女性”之为 人类之一类更细微具体的观察里，如何在文本世界里基于此在，拓展人的可能 性，察看人性的可能，让“她们”与“他们”在距离我们遥远又切近的地方，自由敞开人性的丰富，完成自我，建设爱，或许才是提出“新女性写作”的用意。在这几篇关于“女性具体处境”的“命题作文”中，女作家们不只处理女人和男 人的关系，她们更关注并具体地处理着女人与自我的关系，女人与世界的关系， 以及女人与他者的理想关系。像伍尔夫所说，“她们会越过琐碎的个人生活和乏 味的政治运动，会把目光远远地投向诗人的领地，去关注过去唯有诗人予以关注 的大问题，即，人类的命运如何，人生的意义何在”。24 当我们随文本进入这 些具体的女性处境，体会她们于其中的心态变化，旁观她们如何被记忆，我们看到，女性在个体处境的选择与应对，承受与超越，为超越性别的男性女性、超越国别的我们他们、为困境中人类如何获得生命的内在力量提供着力量和答案。
性别对我们的约束无处不在，这亦是说，性别赋予的不同为我们更深入地体 验生命状态提供优长。那些属于女性的“兀自坚定”的时刻，便是她们暗夜自擎 火把，照着来路，照着去途，自我去蔽。当女性将自我作为与世界对话、链接的主体，不寄望于依附，从诞生于“女性”之强的生命状态里表达，行动甚至沉默 时，“兀自”与“坚定”便能够作为“克服”的具体方式，回应困境的发难，而那些格外需要被克服的“困境”，同时获得着被更新理解的可能性，因为它更加 塑造着她们，以及我们。
“新女性写作”从一种“提法”到一次“实践”，我们看见了女性作家于其中的行动力，这些作品是“观念”的完成，在一次“不那么自由”的创作中， 我们看见她们如何在规定动作里翻出花样。作为词语的“女性”似乎天然温柔， 接近着那些作为女性被社会、历史、“常识”以及偏见所包围出的温情想象，作 为词语的“女性主义”却全然走在它的反面，带着对父权宰制的颠覆，用一种态 度矫正女性的现实境遇。关于“女性写作”的界定究竟为何以及何为，非笔者所 要梳理和讨论，但它似是诞生在两者交集的部分，清醒地意识着自我的困境与局限，又在女性所优长的感受与认知中不断创造新的表达空间，是为追求。“新女性写作”作为一个具体的写作理念，为我们更加理解“女性”的可能性，理解人 类的境遇，以及如何从艺术的表达与照亮中回望自身作出了一些提示。与多数 “创作谈”发生在文本的完成之后不同，这一次，“谈”发生在书写之前，带着 对基于自身处境的理解与思辨，她们写作。无论集结在“新女性写作”之中的文本在多大程度上完成着这一理想，这一“命题作文”至少成为一次努力，让我们 看见对“性别”的理解，对“边缘”的关注，对“被遮蔽”的擦拭，对“兀自坚定”的同情，对女性在她们的生活境遇、生命轨迹中的可能性的想象，还应有更丰富的表达。当然，这表达里一定还等待着男性作家的参与。
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中有一幕是女人们在原野的夜色中围着篝火吟唱， 她们的目光向着同伴也向着远方，闪烁于火光中。那一刻，她们是谁的母亲、谁 的女儿、谁的妻子、谁家的仆人、谁的爱人似乎都不重要，她们似在庆祝，又似在延续某种古老仪式，勇敢且有力，隐秘而团结。那一刻她们是她们自己，有信念，无畏惧。之后找到电影原声，知道了她们反复唱的那一句:Non possum fugere，意思是“我无法逃离”。忽然感动，尽管明天或日后有她们不可逃遁的命运在埋伏，但18世纪的一个夜晚，一小群女人在黑色的原野上生起火堆，在“我无法逃离”的唱词与“我不会就这样接受”的目光中，有什么力量正在火焰里坦然地、从容地升起。这火光，现在依然跳跃。
本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7期
END
下
有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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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2018年8月至2018年11月，学者张莉对67位新锐女作家及60位新锐男作家分别进行了“我们时代的女性写作调查”及“我们时代文学的性别观调查”。她邀请每一位受访
作家从五个问题中选择一个问题进行书面回答，每个回答限定在500~800字。
2 《十月》2020年第2期。
3 [美]F.S.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第16页。
4 5 6 7 8 9 15 孙频:《白貘夜行》，《十月》2020年第2期。
10 孙频、张莉等:《“作家性别观与文学创作有关系吗”调查之二——20位新锐作家同
题回答》，《收获》微信公众号2020年3月8日。
11 翟永明在注释中这样介绍薇薇安:薇薇安·迈尔是一位死后才被发现的杰出摄影师，生前一直做保姆;业余用一生的时间拍摄了十五万张照片，从未被冲洗。最初在谷歌 上，她的全部信息只有一个名字。后来，买下她所有皮箱的一位年轻人，像侦探一样 还原了她的一生，也使得她从未示人的照片，被全世界知晓。
12 翟永明:《寻找薇薇安》，《十月》2020年第2期。
13 翟永明:《谈谈我的诗观》，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教学参考资料)，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版，第150页。
14 翟永明:《女性写作:她们说——“新女性写作专辑”作家微访谈》，《十月》杂志
微信公众号2020年3月8日。
16 蔡东:《她》，《十月》2020年第2期。
17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伍尔夫读书心得》，刘文
荣译，文汇出版社2011年版，第41~42页。
18 文珍:《女性写作:她们说——“新女性写作专辑”作家微访谈》，《十月》杂志微
信公众号2020年3月8日。
19 文珍:《怀孕者》，《十月》2020年第2期。
20 张天翼:《女性写作:她们说——“新女性写作专辑”作家微访谈》，《十月》杂志
微信公众号2020年3月8日。
21 张天翼:《我只想坐下》，《十月》2020年第2期。
22 乔叶:《小瓷谈往录》，《十月》2020年第2期。
23 乔叶、张莉等:《“作家性别观与文学创作有关系吗”调查之二——20位新锐作家同
题回答》，《收获》微信公众号2020年3月8日。
24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与小说》，《伍尔夫读书心得》，刘文荣译，文汇
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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