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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上的摄影师

剥洋葱 剥洋葱people 2023-10-15

在天安门做摄影师时,高源经常能遇见“风尘仆仆的游客”,问对方是不是要照相。对方说要等一会儿,自己下了火车直接过来的,要先洗把脸,“脸洗干净,再换件干净整齐的衣服,才能站到天安门前拍照。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件庄严的、具有仪式感的事情。”


2022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上工作的摄影师高源。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文丨新京报记者 陈亚杰‍‍
编辑丨袁国礼
 校对丨吴兴发‍‍‍‍‍‍‍‍‍‍‍‍‍‍‍‍‍‍‍‍‍‍‍‍‍‍‍‍‍‍‍‍‍‍‍‍‍‍


本文5392 阅读11分钟

9月27日,高源又去了一趟天安门广场,专门拍摄刚刚搭建好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


初秋的阳光洒在天安门广场旁的树上,树影斑驳。北京告别了高温炎热,一阵风吹来,十分惬意。天安门广场上,人们三三五五地行走着。广场花坛、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挤满了摆着各种各样姿势拍照的人。


已经61岁的“退休老头”高源,仍然喜欢留着小辫,戴着鸭舌帽,穿着马甲,背着一个斜挎黑包,里面装着他的装备——一台相机,每个月来几次天安门广场拍摄。在过去的四十三年里,他的职业是一名天安门广场上的摄影师。


一个女孩看到高源拿着单反相机,问,“能不能给我父母拍张合影?”女孩说,他们来自云南,父母是“50后”,对北京特别向往。小时候一家人在电视机前看大阅兵,爸爸说,“要是能去一趟北京,就此生无憾了。”当时,女孩就承诺了父母:“等我长大了带你们去北京。”现在,是她兑现承诺的日子。


一家三口站在国旗前,每个人手里也都拿着国旗,身后的国旗和他们手中的国旗都在随风飘扬。国旗后面,是天安门城楼。“咔嚓”,相机定格下了这个画面。


1979年,17岁的高源走上了天安门广场摄影师的工作岗位,一直干到2022年退休。他用相机见证了天安门广场四十多年的变迁,人们与天安门的合影,也从身着“蓝白灰”的“严肃”到“五彩斑斓”的“活泼”,不变的是人们与天安门合影的热情。


如今,手机拍照的便捷以及天安门地区规划的需求,使得天安门广场摄影师这一角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没事的时候,高源还是喜欢骑一个多小时的电动车,到天安门广场去记录广场的变化,“如果游客需要,我还会为他们拍照。”


那些天安门的照片

高源的家里存放着大量关于天安门广场的照片。


其中较早的一张照片,是他自己在1962年和天安门的合影。黑白色的照片中,一个穿着厚棉衣的小男孩正对着镜头,背景是天安门城楼。


一直到高源成年后,父母还经常开玩笑地说,他小时候来北京路过天安门都不愿意走,嚷着要见毛主席。妈妈无奈地问工作人员,“毛主席在吗?”工作人员也会非常配合地说,“毛主席今天不在”。“小时候,我们学过一篇课文里‘天安门太阳升’,以为太阳就是从天安门升起的,对天安门是非常向往的。”


高源小时候在天安门广场拍的照片。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翻拍

后来在天安门做摄影师时,高源经常能遇见“风尘仆仆的游客”,问对方是不是要照相。对方说要等一会儿,自己下了火车直接过来的,要先洗把脸,“脸洗干净,再换件干净整齐的衣服,才能站到天安门前拍照。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件庄严的、具有仪式感的事情。”


当时能在天安门前拍照也是一件“奢侈”的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张黑白照片的收费是七角五分钱。高源记得,当时“一级工”一天的工资也只有一块钱,他算了一下,“按照工资比例来说,这个价格并不便宜,老百姓照张相不容易。”


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开始活跃,人们生活逐渐富裕,天安门照相的价格变成了4张照片收费10元。他遇见过包工头领着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打工仔,“请客”跟天安门合影。


在高源保留的这些照片中,有一张照片的主角是三位布依族妇女。高源记得,亲戚带她们到天安门后,她们将鞋子、衣服一件件换好,“鞋子是新的,是自己绣的布鞋。”最后才在天安门前照相,整个过程很庄重,“她们非常向往,也非常重视这件事。”


高源所拍的少数民族妇女的照片。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翻拍

高源拍过穿着各个民族服装的人,也有人来北京领奖、拿着各种奖牌和天安门合影,还有穿着婚纱来拍照的人。一对来自云南的老夫妻,拿着老式的结婚证书,想让天安门见证他们50年的爱情。一群曾经的女兵,少女时代曾在广场留影,如今又重新聚在一起,站在当年的位置拍照,纪念青春岁月。


2017年,一次关于高源的视频采访捕捉到了一个场景。一个阴雨天,高源举着伞在招揽生意,“照相了,快的,一分钟快相。”一位穿着红衣服的黑瘦老人独自撑着伞走了过来,手里提着一个红色购物袋,袋子里是一件仔细叠放好的绿色军装。


高源询问后得知,老人年轻时曾经当过村里的民兵排长,这次从河南买了火车站票,历经12个小时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生日愿望。他和共和国同一天生日——1949年10月1日,老人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亮了,嘴角上扬。


认真穿好那件绿色军装,老人又拿起刮胡刀,刮了刮胡子,然后才走到广场中间,在天安门城楼前敬了个军礼,相机定格了这一瞬间。


高源所拍的穿军装的老人的照片。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翻拍


高源还保存了很多老兵的照片。一名抗战老兵,曾参加过下花园战役,坐着轮椅到天安门前照相留念。多数老兵拍照时在衣服上挂满了纪念章、军功章,“一生的荣耀都在这里了”。很多老人身形佝偻,眼神也浑浊不清了,可是面对镜头他们仍然会举起右手,缓慢而坚定地敬个军礼,“遇到老兵一定要拍,他们岁数大了,再不拍就没机会了。”



“手都哆嗦了”


时间回到1979年。


当年,高源从沈阳来到北京,在北京西城服务公司下属的“南长街天安门照相服务部”上班。


在当时的高源看来,天安门是中国人都向往的地方,自己能在这里工作,感觉特别自豪。他给亲戚朋友写信时,直书“以后来北京,到天安门找我!”


在天安门广场给群众拍照源于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根据央视网报道,1958年,周恩来总理批示,要求照相馆走进天安门广场,给群众照相。


高源入行的前半年,先从业务员做起,负责登记客户的基本信息。当时拍照使用的是国产海鸥牌机械相机,拍完照要把胶卷送到专门的地方洗照片,之后再邮寄给客户,“登记时要简单写下顾客的基本特征,比如性别、是否是军人、小孩等,防止寄错。”


2023年9月27日,高源为一家三口游客拍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半年后,高源才拿起相机,成为一名天安门广场的摄影师。当时使用的相机要手动对焦,排队的人多,就在队伍最前方的取景点地面上画一对脚印,摄影师不动,固定好焦距,游客排好队挨个站在脚印上,摄影师“一抬头一张,流水线操作”。


拍照时,为了保持相机稳定,要将相机背带挂在脖子上,相机使劲往下按,把相机背带绷直,憋一口气不能呼吸,才能保证画面不晃,“需要基本功。”


照片成像也是有“规定”的,不能拍虚了、不能闭眼,毛主席画像一定要拍到。


老师傅教高源,拍照时要学会眼睛看、耳朵听,看顾客拍照时闭没闭眼,听相机的快门声对不对,“一出问题一卷胶卷都废了,人家辛辛苦苦来北京一趟不容易。”


20世纪70年代末,天安门照相点在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和华表之间。80年代初,广场马路整顿,照相点搬到了天安门广场西侧。当时国旗周围还没有安装护栏,摄影师在国旗附近拿根绳一拦,就是照相的排队区域了。


20世纪80年代初,广场上出现了彩色照相机。80年代末期,可自动对焦的相机开始使用,摄影师可以移动给顾客拍照了,从以天安门城楼为背景拍一张照片,变成了拍四张照片。顾客站在天安门广场最中间,分别背对人民英雄纪念碑与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院、国旗连着天安门城楼,四个方向四张照片,广场上的建筑就可以全部收入镜头里。


几年后,取照时间变成两小时,取消了邮寄,由顾客亲自取回。


到了2005年,数码相机广泛使用,半小时就能洗出来。再后来,随着相机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排队拍照的人变少了,但是每个客户拍的张数变多了,高源和同事们在广场四处寻顾客拍照,“拍出来的照片更加个性化,顾客要求怎么样拍,就怎么拍。”从拍照到成片,只需要一分钟。


高源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及之后的十来年,来天安门广场拍照的人非常多,最多时能有百十个人同时排队,风雪天也无阻。从早上国旗还没升起到华灯初上,“拍到最后,手都哆嗦了。”人多的时候,摄影师和顾客得一人踩一把凳子,才能不让广场上众多的参观者入镜。


有一次高源下班骑车回家,总觉得眼睛不对劲,后来发现,自己居然一直保持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拍照姿势骑了一路。



成为记录者

高源收藏的照片中,有一张让他印象深刻。


这张照片中,左边是一位穿着蓝色衣服的小男孩,右边是一张发黄且有些折损的老照片。而在老照片中,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年轻男子也站在天安门城楼前。


当初拍照时,男孩的妈妈告诉高源,照片中的人,是男孩的爷爷年轻时候的样子。高源听后,没有用“标准”的拍照方式,而是让男孩站在爷爷当年站的位置,摆出同样的姿势,“我故意把人拍得歪了一点”,于是有了这张跨越30年的合影。


从这张合影中,可以看出天安门广场的变迁,天安门城楼如故,门前的马路上多了很多车流。


“有好多人拿着自己或者长辈多年前在这里拍摄的老照片,旧地重温。”高源曾经给一对天津的夫妇拍照,连续十来年,他们每年都会来天安门广场拍一张合影。


高源保留的老照片。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翻拍


四十多年来,高源的镜头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20世纪70年代,人们穿着“蓝白灰”,再加个“绿”——绿军装。到了80年代中期,人们着装的颜色渐渐地多了。高原有一张是他自己烫了头、穿着黄色的立领风衣,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当时模仿日本电影《追捕》中高仓健的穿搭。”


再后来,就流行“晒”BB机和大哥大了,BB机必须别在显眼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富裕,有钱了,有的人一高兴拍十几张。”


再往后,不但穿着五颜六色,表情越来越生动,拍照的姿势也是各式各样。过去拍照时,人们竖直站立,目视前方,“比较严肃”。而现在,蹦的、跳的,跳舞的、拉琴的,各种姿势都有。有不少退休后的老人,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包括旗袍,“就是人们说的中国大妈,她们拍照的时候精神状态特别好,是天安门广场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高源在天安门广场为游客拍的照片。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翻拍


在另一张照片中,一个小伙子单膝跪地,拿着花面向一位穿着蓝色羽绒服的姑娘,风吹起女孩的衣角,五星红旗在他们的头顶飘扬。


高源记得,当时小伙子说要求婚,让高源拍下这一瞬间。小伙子单膝跪地问姑娘,“你愿意嫁给我吗?”姑娘只顾笑不说话,小伙子的脸通红,一群人在旁边起哄,“嫁给他吧。”


从业四十多年,高源也遇到过工作的“疲惫期”,看见红墙“脑袋疼”。他也想过转行,去其他单位试了试,觉得不行,又回到了天安门广场。


后来,“也许是年纪大了”,他喜欢和顾客聊天,听他们讲来天安门拍照的故事,“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也逐渐觉得,自己应该成为一个记录者,“我拍的是百姓故事,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同样值得记录!”



“有个传承”‍


高源爱和之前的同事安勇一起研究老照片。


安勇是一个老照片收藏爱好者,其中一张他搜集来的照片,他们俩研究了半天。照片中,一位女士身穿深色外套,身后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她的左手边是一排小花坛,花坛后面是一排松树。


他们分析,这名女士应该是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边,“脚下应该就是现在毛主席纪念馆的位置,这张照片是1976年之前拍摄的。”


高源也见过不少天安门的老照片。早在晚清或者民国时期,天安门前就已经有木制的栅栏挡在那里了。他见过一张中山公园的老照片,拍摄的地点是他过去上班常走的一条路。他看了照片,才知道那里曾经有过一座桥,不知什么时候被拆了,“我以为我已经很熟悉那里了,看了老照片,才知道自己对它的了解只是一部分。”


2022年10月10日,香山路53号院,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上工作的摄影师高源(左)和安勇。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而从高源保留的一张张照片上,能看出天安门广场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国庆时天安门没有花坛,但是会挂起红灯笼和红旗。到后来,城楼上的国旗每天都在飘扬。


高源也用相机见证了不少重要的历史时刻。有一年国庆节,高源和同事们在广场上跳集体舞,一直跳到深夜11点。香港回归时,天安门广场上挂满红灯笼,人们在广场上摇旗呐喊。


还有升旗仪式的变化。由武警天安门国旗班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那天,高源特地起了个大早,看八名礼号手在天安门城楼上吹响号角,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踏步向前,“威武雄壮,现场真是热血沸腾。”


从2000年起,高源开始有意识地用镜头记录天安门广场上的点滴变化:城楼上挂了新画像,水泥的地砖换成了花岗岩的,每年国庆节广场上摆的中心花篮都有不同。


今年最大的特色是增加了水稻、麦子等象征丰收的五谷元素。9月23日,高源发布了一组视频,是他用延迟拍摄记录大花篮架构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值得记录。”


高源保留的老照片。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翻拍


2022年4月,年满60岁的高源退休了。手机拍照的便捷以及天安门地区规划的需要,使得天安门广场摄影师这一角色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退休后,高源戏称自己成了老大爷,闲着没事就骑着电动车,背着相机到天安门广场逛逛,然后到附近的胡同里走走,“我现在拍,就是希望后人看到这些照片时,就像我看到老照片时的那种心情。”他也会和几个好友研究北京城的老照片,想着以后如果有博物馆想要收藏,他要把自己拍的这些照片都捐给博物馆,“有个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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