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陈少华：《一个人的朝圣》：再成长的困境与可能
《一个人的朝圣》
再成长的困境与可能
陈少华
原载于《文艺争鸣》，2015年第10期
当代英国女作家雷秋·乔伊斯《一个人的朝圣》以退休老人出走的方式介入日常生活写作的探索,凸显了日常家庭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压抑内容,一个因种种原因被阉割的儿子,难以成长为一个父亲,并且,他的失败是多方面的:在他自己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以及其他人际关系上充满了懦弱自闭的消极特征。这样的题材早在19世纪、20世纪因弗洛伊德的学说带给文学的启发已经多有揭示,这样的写作还能有什么新意吗？《一个人的朝圣》为什么还那么引人注目？(1)而且小说情节中的悲惨事件以及压抑的格调令人感到恐怖，这绝不是一本喜剧的、欢乐的小说，那么，这部小说的魅力在哪？我认为，是作家独具深意的目光、充满期待地去关注一个老年人的再次成长的困境并以小说的形式探索了可能性，也一并探索了相关的成长问题。体现了21世纪当代文学写作的气息、女性作家的特有的悲悯与关切。
一、出走：关于再成长的外部探索
救赎这个概念所含的意义也许不必局限于宗教，在个人自我幽暗深长的胡同中何时能够遇上一束光亮，可以照见自己的内心，并开始面对恐惧与真实，进而寻求解答，无疑是救赎在人生世界更加丰富的内涵。《一个人的朝圣》中读者面对的人物也可能是出现在一个心理治疗师面前的患者：哈罗德·弗莱，六十多岁，在酿酒厂做了四十年销售代表后退休，无升迁无朋友，退休时连欢送会也没有。如今与妻子莫琳住在乡间，夫妻情感疏淡落寞，日复一日生活在多年来失去爱子的阴影中。显然，乔伊斯把有关人物可能的救赎探索放在一种与外界能量交流的信念上，这鲜明地体现在她坚决摒弃一般的封闭自我的心理描写，她在哈罗德的旅程中所用的闪回往昔的处理与人物行进中得到的激励甚至启示息息相关。小说一开头设计的故事情节充分展示了作家的这一尝试：20多年前共事的奎妮因患绝症写信向他告别，从而促成了哈罗德一个人历经87天，徒步627英里看望奎妮的疯狂之旅。——“我会走过来，而她一定要好好活着。”“只要我一天还在走，她一天就要活着。”
这部小说的英文直译为“哈罗德·弗莱不可能的朝圣”（The Unlikely Pilgrimage of Harold Fry），显然，雷秋·乔伊斯将现代社会的慈善行动方式与个体自我驱动最极端的幻想奇妙结合在一起。小说后来的情节所演变的由一个人的步行变成受大众关注并不断有人加入的朝圣队伍充分说明了慈善离不开被大众观看的特点，无论是小说提到的推特还是其他媒体对哈罗德的关注，都类似对电影《阿甘正传》中关注阿甘的跑步一样。这一点也吻合读者的阅读行为中与大众的趋同；对小说的阅读不仅仅是受到人物的吸引，同时我们也期望看到事件在社会的解读与扩散。对喧嚣氛围的把握说明当代小说家很难逃避大众文化这一当代性的限定。这一当代性特征可以看作一个巨大无形却包罗万象的容器，具有蒸腾与消弭一切的特征。雷秋·乔伊斯小心翼翼地防止自己不要陷落在一种大众文化狂欢化的氛围中，她是怎样考虑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将是这部小说在畅销中保持一种不易消逝的悲剧品格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雷秋·乔伊斯试图探索人物对自然的关注与创伤修复的关系，并借生命个体对自然的感悟来表达个体自我意识的状态；另一方面，回到人群的指向也是有所保留的。这两个方面的探索展现了作家良好的自我控制力。
自然界的景致———路边的植物、花卉以及无以名状的事物，作为审美属性回归人物需要的时候，同时具有治疗性的功能。只有在人物的行动与信念的实践中，所带来审美属性的回归才能谈得上有关力量的输送，这已经远远区别于那些只是探究人物悲惨过去的作家，也可以看作是作家审慎的探索的开端。在无法实现其愿望的旅程中，哈罗德首先遭遇的是明媚春日“自然”的召唤，因为他无论看向哪儿，草地、花园、树、篱笆都散发着生机。“一云云黄色连翘，一道道紫色南庭霁，都叫人惊诧不已。嫩绿的杨柳风中微摆，流光溢彩。第一批马铃薯芽冒出了头，矮矮的醋栗丛上挂满细小的苞蕾，就像莫琳戴过的耳环。充盈丰富的新生命一下子把哈罗德弄得眼花缭乱。”（第45页）作家用心在观察她的人物，揣摩她的人物，哈罗德开始关注自然的生命形态：名字、颜色、光影以及苞蕾，（眼下在我们的阅读行程中尚不清楚哈罗德自我封闭的人生创伤的根源与内容，倒是在回溯性的再次阅读中发现这些段落有意无意蕴含着作家对自然疗治的探索），“惊诧不已”既是哈罗德与世隔绝状态的描述，又是哈罗德生命感受重新激活的标志。这个虚构的人物，尽管有尚不为读者所知的苦痛症结，但是这种苦痛症结实际上也在寻找自我的开解，作者将这种开解创造性地置于与自然的联系上。在哈罗德的行程中，他将要穿越的道路、农田、森林、河流、旷野、荒原、高峰、深谷等等自然地貌与自然景观，那又会发生怎样的作用呢？其限度何在？哈罗德在离开埃克赛特的时候，买了一本《野生植物百科辞典》，让我们沿着人物被自然激活之后看看其持续状态：
到了布兰福斯贝克，屋顶都变成了茅草，外墙也不再是打火石的颜色，而是转为暖暖的红色调，树枝被沉沉的绣线菊压低，飞燕草的新芽破土而出。哈罗德对着手中的辞典，认出了老人须、铁角荷叶蕨、罗伯特氏老鹤草、白星海芋，还发现从前叫他惊艳的星形小花原来叫木银莲。乘着兴致，他捧着辞典又走了两英里半，一直走到索华顿。（第103页）
“只有和人类有直接关系的自然现象，才能成为风景画的主题。”(2)雷秋·乔伊斯对自然与人物作用的关切，让我们想到19世纪英国文学的浪漫主义的伟大传统，在由柯勒律治、骚塞、拜伦、雪莱以及济慈等人构成的伟大传统中，有关自然对人的慰藉在文学中最充分的表述应该想到的是华兹华斯，他由向往法国大革命到对法国大革命残酷性的认识，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种种现代困境的思考成为解读他后来隐居英国著名湖区，进一步探索自然对人生启迪不可或缺的背景。华兹华斯折返自然，部分可以解释为其童年以及成人社会性创伤使然，落脚点则归于歌颂自然对人永不枯竭的启示；雷秋·乔伊斯对自然倾注的热情以及对哈罗德的引领，让我们看到这一文学传统在关于创伤修复上的新的探索，这显然是浪漫主义回归自然的信念依然有效，有所不同的是雷秋·乔伊斯最终的落脚点是让这个孤苦的老人能够获得一份自我的尊严。因此，作家尽管在哈罗德随后困苦行走的日子里，不管日晒雨淋，不管白天黑夜，自然从未以一种敌意的面貌出现，相反，总是以激趣鼓舞、陪伴相守的角色出现。但是，也只能到此为止。这是雷秋·乔伊斯有关日常生活中创伤与自然关系思考的一个结论，自然在自我驱力的作用下的激活作用在于审美的持续发生，对心灵的进一步的慰藉，则有待更为复杂的命题的思考，即所谓爱的回归。
与人的交流也是适可而止。对于哈罗德这样的寡淡之人，也许不去打扰他就是最大的尊重。但这也许加重日常生活冷漠叠加的情形，何况，寡淡中对自我的冷漠，对自我生命的荒凉听任由之，这也许是作家执意要探索的生命现象，值得称道的是作家有分寸地进行着这样的探索，这表现在小说中那些与哈罗德交谈的人们，尽管也有人表现出符合常理的怀疑与讥讽，但那些关心他的人非常有分寸地与他进行交谈，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典雅与隐忍，几乎完美地展现了那些匆匆而过的角色，体现了小说的丰富性内涵与张力。例如，接待他的那个没有孩子的女人，这是一个“屁股一看就是生过孩子的”女人，他们之间关于孩子的对话表明，这个女人对创伤的表述在隐忍中传递一种同病相怜的情感。这个女人的故事戛然而止，在隐约中消遁于哈罗德行走的身后，这对读者也是一种教育，我们一般讲到的“感同身受”这个词其实不适用于悲剧事件的体会，作者的隐忍处理，防止了一种廉价的同情与伤感的泛化。在第十三节“哈罗德与医生”中，讲述了来自斯洛伐克的玛蒂娜的故事，使小说这一类典雅与隐忍的交流变得流畅起来，玛蒂娜的背景，以哈罗德粗浅的认知，通过作者的叙述做了交代，她来自东欧，“报纸说他们是来这里找好处的”。实际上是一个被已有家室的男友抛弃的女人（这种抛弃的情景被处理成某一天突然降临的事件，另外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找上门来了，男友抱起孩子跟原来的女人一走了之），她的工作是一份清洁工。作者并未就此枝叶蔓延，生发出许多故事中的故事。玛蒂娜救助哈罗德的结果是，首先使哈罗德得以医治那双溃烂的脚，修补他那双鞋，懂得男女之间交往的友谊。“哈罗德任她将左脚放进温水里，这是一个极其私密的举动，几乎只发生在她和这只脚之间，与他余下的其他部分无关。他抬头望向天花板，以免不小心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小说这不经意的写法，有关女性的温柔的作用，在我看来，具有前述自然的疗治作用，如果说自然以其生生不息的姿态激活着哈罗德，那么，来自女性的柔情则是这个失败的男人一生极其匮乏的。另一方面，哈罗德也不是一无所用，你看，哈罗德的“信念”不也震撼着玛蒂娜吗？此前在埃克赛特的火车站咖啡馆见到哈罗德的“银发绅士”不也认真请教哈罗德如何解救自己的难题吗？人际的处理让哈罗德不再局限于自己的苦难中，而能够以一个相对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哈罗德无法再否认其实一路上见过的每个陌生人虽然是独特的，却又是一样的，这就是人生的两难。”（第159页）当作家通过自然、通过谨慎的人际交往来探索人物的自我修复的时候，她询问的是读者的信心，以及与读者对小说的阅读共同渐渐建立起来的一种能量交互的节奏。
二、父与子：核心问题谨慎的探索
借助外部的能量交流，以步行的方式、以苦行僧的方式，哈罗德在《一个人的朝圣》中以逆向时间的方式观看自我的来路，他的童年、父母以及自己的婚姻与工作。还有什么要总结的吗？还是，在自我放逐中寻求从未降临抑或永远逃避的人生成长问题？
在一个60多岁的成人躯体中，我们能一眼识别出来这始终是一个被遗弃的小男孩，尽管这个小男孩在时间的节点上恋爱、结婚、工作、生子，在他的婚姻中，在他的工作中，他已经习惯被忽视，被遗弃。从整个小说断断续续的闪回来看，我们可以将哈罗德的人生情节拼图如下：童年，他的母亲出走，抛弃了哈罗德与他的父亲，这个母亲并未做好为人母的准备，（这个家族的基因后来传递给了哈罗德——他从未准备好做一个父亲），哈罗德的父亲，似乎认为正是儿子的出生使妻子出走，因此开始了他自己的堕落，他轮番地将许多“阿姨”带回家，从不避开哈罗德。父亲自暴自弃的行为实际上是告诉儿子哈罗德，他的父亲也是一个被遗弃的人。哈罗德从他的童年开始就背上了他因出生来到这个世界的原罪。“童年的时代的结束让他如释重负。虽然他做了所有父亲没有完成的事——找到工作、娶妻生子、赡养家庭、深爱他们，即使只是刚刚做到——但有时他发现早年的沉默其实一直跟着他，进了他们的房子，藏身在地毯下、窗帘后、墙纸内。历史就是历史，你无法逃离你的出身。就算你戴上领带你也不会改变。”（第140页）这个16岁被父亲赶走的儿子，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没有读大学，这段引文的意思是尽管没有父亲的帮助，他也能像一个成年人那样有了一份工作和一个家庭。但是事情也并没有一丝一毫改变。这里讲到的“沉默”不能仅仅理解为人际交往的问题，它更应该被看作是因为缺乏父母的关爱而停止了自己的成长。雷秋·乔伊斯在一个弗洛伊德的概念框架下来探讨这个问题，应该说几乎没有什么新意，有关童年决定论、内部决定论、无意识决定论这三位一体从而构成的宿命论，几乎可以完整解释哈罗德的人生。在这一方面，奇怪的是，雷秋·乔伊斯似乎从未受到存在主义观念的影响，存在主义有关反抗与逃离、自我本质的选择与行动，诸如此类的设计似乎从未进入作家的考虑视野，她也不愿意像其他一些作家的写作那样回到宿命论的演绎，例如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通过写个人的奋斗、通过个人的成就与成功，到最后才来揭示一个无法突破的社会问题或者是阶级问题。比较来说，雷秋·乔伊斯考虑的是在无法反抗的已经无可挽回的生命旅途上如何给他一个出路，这样的处理，也让我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处理方式。可以肯定地说，作家不是要写一本探讨社会压抑的小说，或者是控诉社会的小说，这很像是一部私小说、儿童小说、成长小说的混合体。
男性主体的特征无从建立；对于缺位的父亲的能指无从呼唤，这也许是他最深重的苦难根源。小说似乎要告诉读者，一个被遗弃的儿子无法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父亲，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遗弃如果被看成是一种虐待，儿子毫无恨意，甚至自觉认同，觉得命运就是这样，他认同这种虐待的证据就是那些更好一些的生活与他无涉。特别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一种理解已经完全被包含在关于自我命运的接受中，从而达成一种所谓与命运的交易。这种交易中有过危机吗？或者，进一步说，要承受多么深重的危机才能动摇这一种人生交易？
危机莫过于儿子戴维的自杀，这个戴维，作为哈罗德唯一的孩子，读完了剑桥大学，却完全是哈罗德的复制品，尽管戴维有着哈罗德无可比拟的反抗形式，例如喝酒吸毒，颓废的姿态不乏消极反抗的意思，“哈罗德从来不向奎妮提起假期家里橱柜中堆满的空酒瓶，也不提起信封里的大麻。他谁也没说，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只是把它装起来，然后在上班途中扔掉”（第164页）。但是作者遵循的是一种被限定的循环论，遗弃环环相因，是这个故事中父子关系的宿命。正如哈罗德在路途中的反省：“是父亲这个身份成了他最大的考验，也促成了他的失败。”（第163页）然而来自内部的危机实际上已经无法撼动这个麻木的、机械的父亲，这几乎是一个深重的苦难问题。当戴维溺水呼救时候，哈罗德却在岸边停下来解他的鞋带，结果是救生员而不是哈罗德救了戴维，哈罗德这种行为不容易为人接受，是他不能承受万一解救未果的责任吗？还是该死的鞋带导致解救未果使他更能承受一些呢？这就是哈罗德在家中的父亲形象，受到伤害的显然是儿子戴维，小说中戴维虽然从未出场来演绎这种伤害的传递，但是戴维最终自缢的结果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这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结局，小说的主人公似乎在他一生中的无意识中都在准备承受这样的苦难。这难道不是一种罪恶的生命状态吗？安于一种窘困的状态却无羞辱感，他一天一天系着整齐的领带，表面上若无其事地应付着他的日子。可是如果我们记住哈罗德是一个在孩子阶段因为遗弃而停止了成长的话，那我们看待这个问题就会有深一层的认识。汉娜·阿伦特说，羞辱感是窘困极端的表现。但是对于哈罗德来说，事情很可能是，被极端窘困控制了的人，如何可以体会到羞辱感呢？奎妮的信是作家的一种尝试，我们看到，正是这封来信，植物人一样对自我麻木的哈罗德开始了苏醒：在一种近乎羞涩的羞辱感中，他意识到要尽一份责任。
出走的发生学深层动因也许是寻找终极的意义与价值，也许是自我的惩罚，但像哈罗德这样的出走，实际上是作者要把一次成长还回给他。奎琳的情节设计之于哈罗德几乎就是一颗种子，于长久时间湮没中在等待、在寻找机会去激活哈罗德的生命状态。因此，即使在最无生气的、最无望的生命的消耗中，作家从未放弃一种信念，这些东西让我们想起类似的话：你必须面对你的命运，承担你的命运。
海德格尔说过，危机出现在哪里，拯救就出现在哪里。虽然可以持有这样的信念，无路可寻却是一种常态，在哈罗德开始复苏的自我意识中，拯救的叙述能有多大可能？到最后，男性的主体意识也好，勇气也好，作家和他的人物都比较一致起来，统统都超脱一点儿，看开一点儿，没有关系了，起码，小说结尾，哈罗德想起他和妻子莫琳第一次见面因一句“平常不过的话”而开心笑起来的欢乐时光，这让莫琳也一起回忆起来那个“我们笑得像两个小屁孩”的情景。随后，哈罗德和莫琳一起笑起来。人物在修复中，勇气、力量的驱动来自一份自尊，来自一次成长的驱动，最后定格在一次不可思议的朝圣之后的欢笑之中。作家的温厚、节制、悲悯，以及智慧带来的光辉让乐观的读者感受到了真实的忧伤，让悲观的读者感受到了真切的慰藉。
三、女性之光：再成长的救赎力量
在哈罗德再成长的可能性探索中，无论是命运的安排还是相关人物的设计，小说极其鲜明地显示了女性的救助、召唤以及救赎的力量。
首先，有关哈罗德再成长的发动，来自过去一位女同事临终的告别信——一位即将离开人世的女性，女作家把这位女性派来激活哈罗德未走完的人生——这是哈罗德被动出走的起因。我们看到这绝不是来自哈罗德自我内部的觉醒，绝不是来自自我内部的要求，他的出走是一次没有预谋的出走。紧接着，女作家让哈罗德在延缓投递信件的路上经过加油站，让加油站女孩担负起指点迷津的天使角色，她告诉哈罗德，人要有信念，你要相信那个人能够好起来。如果你有信念，你就一定能把事情做成！在哈罗德敬畏地看着这个女孩的时候，他有这样的感觉，“她看上去就像是站在一团光中央，好像太阳转了一个方向，连她的发丝皮肤都明亮清晰起来”。因为女性之光的照耀，这样一场有关这个男人的自我与他人的拯救得以发动起来。
其次，再成长的路途中，还是一系列女性人物给予他实在的帮助，她们的形象、女性的气质、内涵以及力量，哪里只是传递给哈罗德的，分明也在传递给读者大众。正如前面分析提到的那个没有孩子的女人以及那位来自斯洛伐克的女医生玛蒂娜，女性的亲和、涵养以及细致的救助，没有这些，这个名叫哈罗德男人的再成长是难以想象的。
再次，女性既是男性成长的毁灭性力量———如哈罗德的母亲以及妻子莫琳所作所为，又是男性再成长中不可缺失的支撑性力量。雷秋·乔伊斯，以聚焦男性成长问题的独特方式，自然而然显示了其女性写作的气质、内涵以及启示。简而言之，我的理解是，雷秋·乔伊斯的这部小说隐约而又鲜明地表明，女性之于男性成长的问题有相关的责任，也可以修补、承担起相关的责任，在意识到这一问题与自己相关、也只有从问题的来路去寻求解答。小说从而散溢出女性的反省、权衡、反复思量，真正实践从女性出发对男性有所助益，这应该是小说给人言犹未尽、意蕴深刻之所在。
依据这部小说所呈现的人物哈罗德的主要内涵，如果我们把男性成长中所谓的“成长”稍作界定的话，那么在这样的家庭故事的叙述中，这种“成长”主要指的是男性独立、责任以及关于沟通的持续实践，我这样认为：这位女作家提出的男性成长出了问题与女性的关系是什么？在文学作品中，尽管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巴金的《寒夜》是内涵非常丰富的作品，但是男性成长自觉受制于女性无疑是小说具有震撼性的悲剧内涵，女性之于男性成长的深重的问题，在这类小说中被演绎为恋母，小说中身为母亲的女性人物或者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男性成长的困境，但同样对此无所作为。显然，雷秋·乔伊斯在哈罗德的成长问题上也指认了母亲缺位的责任，但作者在女性责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妻子的角色探讨上。小说中的妻子形象莫琳，在第一章中，我们读到她每晚轻轻关上儿子戴维房间的蓝色窗帘，每天打扫房间，每天这些重复性的动作，让我们看到莫琳早已程式化生活在失去戴维的阴影中。“男人不会明白身为人母是什么感觉，那种因为爱得太深而带来的痛，即使孩子已经离开也不会消散。”明显的性别叙述表明性别差异存在的不可通约的部分，在哈罗德出走之前的共同生活中，莫琳坚持这种不可通约的形式可以看作她维持生活的全部意义所在。在各自痛苦的故事来看，莫琳的故事的分量至少也要和哈罗德的等量齐观。从这里出发，也可以看到不同的女性叙事的旨趣：自性与抱负，坚持与融通。雷秋·乔伊斯以一种相对低调的方式来讲述莫琳的故事，一方面是通过哈罗德的内心闪回以及哈罗德回忆中必要的叙事来讲述莫琳的问题：一手包办孩子的一切而从未鼓励哈罗德的参与，以及后来的日子一年到头都在搞卫生等等；另一方面，在涉及莫琳的场面也用一种空白的方式或者是间接的方式来处理。当她得知哈罗德的疯狂行为之后，“莫琳就这样一个人坐着，坐了许久。直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琥珀色的灯光映入夜空”。她的内心活动难以直接呈现，她被作家置于暗处，内心的风暴简约带过，从不知所措到愤怒到做噩梦到去请教戴维，再请教医生，在经历了谎言与羞耻之后，小说第十一章，“走在通向码头的路上，真相如刺破黑暗的光线袭来，她和哈罗德凑合这么些年的原因并不是戴维，甚至不是因为同情。她忍过这些年，是因为无论和哈罗德在一起的日子有多孤独，没有他的世界只会更加孤独。”这个认识是莫琳的认识，还是叙述者的认识，不易区别。其实事情的真实性在于，作者换了一种方式，让莫琳终于意识到，没有莫琳，哈罗德的世界才是更加孤独的。莫琳的冷漠开始消融。显然在此后有关莫琳的叙述中，叙事者与莫琳的立场是一致的——能够反省，从抱怨、责难、隔阂中有所解脱出来，并以一种鼓励的方式进行沟通的是女性——女性参与的责任与救助也许是女性先于男性意识到并能付诸实践。就是说，叙事者对女性的要求通过莫琳这个人物的行动开始了一种女性话语的建构。莫琳在哈罗德打来的电话中告诉他，她已经从客房搬出来，回到主人房睡了；她在自己的花园中种下二十株小小的豆苗；她清楚地看到，在戴维被卷入海浪的情景中，同样无所作为挥着双手的自己；赶到路上看望哈罗德并鼓励哈罗德完成他的旅程。最后，帮助哈罗德面对奎琳的死亡。这些情节设置，使得这部小说充满了一种女性气质汇聚到近似母性的关注与鼓励上面，这样一种看似从男女对峙上退下来而有所超越的写法实际上对男性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启示以致召唤。作者在叙述复杂与扭曲的家庭关系中强调与肯定了女性自我意识”修补、弥合男性世界的功能。
关于再成长的契机，小说设计为一封来信，这封信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力量？为什么是一封信而不是别的媒介？还有，这次再成长的发动，对于哈罗德的人生是不是来得太迟？为什么不是在哈罗德青春时期或是青壮年时期？——这可是更能让生命换发光芒的人生时段！这不仅是哈罗德成长的困境，也是作家本人面对的人生困境，是我们的人生必须面对却难于回答的人生困境，也因此，小说实际上也质疑了哈罗德这一次被动的出走——这一次“朝圣”难以改变他人生的荒凉。
然而，这部打动千万读者的小说，不仅仅在于小说写下的成长、再成长的困境，而且更在于作家对于困境突围的独具特色的探索。无论这一次成长来得有多么晚，这部小说演绎的是一种对成长执着的信念，是对人性努力的瞭望与守候！无论成长的觉悟来得多晚，对于个体的价值与意义都令人感叹与感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为数极少的一部触及老年人的再成长以及心灵救赎的小说，其引发的对老年人身心问题的关注，对21世纪的中国文学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注释
（1）[英]雷秋·乔伊斯：《一个人的朝圣》，黄妙瑜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中译本封面介绍小说“2013年欧洲首席畅销小说，仅英美德三国累计销量10000000册！感动36国，台湾读者彻夜捧读。入围2012年布克文学奖，同名电影筹拍中”，以下引文，均出自该中译本。
（2）[英]罗金斯：《线条、光线和色彩》，李正子、刘迪译，金城出版社，2013年，第43页。
图片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夏婉琦
往期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