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述卓，郑焕钊：《新岭南文化与广东文化产业的内涵建设》，《探求》，2014年第1期

作为一个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的概念，“新岭南文化”概念的提出和“新岭南文化中心”建设目标的设立,是从文化理念、文化内涵、文化特色等方面，为广东文化强省的建设和广东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方向，这就需要对新岭南文化的发展理念和精神新质进行确立和界定，使其具有明确的方向、目标、方式和路径，以充分提高文化建设的成效。

 2013年初,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到广州调研指导工作的时候，提出了发展新岭南文化，打造新岭南文化中心,培育壮大文化产业，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号召，使得这一早在2005年就被民间提岀的“新岭南文化”概念进人了文化实践者的视野，也使得这一概念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根据谢弗在《文化的未来》一书中对文化定义的研究，定义文化的方法有机构法、实践法、理论法和概念法等，以政府、公司、基金组织和教育机构为构成的机构法，其表达和定义文化的方式直接服务于其管理、制定政策、计划、筹措资本和贸易的目的，但为了运作、管理和控制的目的往往狭义地表达和定义文化。事实上，“新岭南文化”和“新岭南文化中心”提出以后，从政府和民间讨论的视野来看，机构法的定义确实已经蕴含在实践之中，比如将新岭南文化中心的建设内容限定在文化队伍、文化精品和文化阵地三个层面[1]，就仍然是从传统文化事业的角度来定义文化,而未能将新岭南文化的建设放到全球文化创意时代，文化作为引领经济升级、社会转型、政治文明和生态和谐等领域全面发展的驱动力和灵魂性的全新理念。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文化被表述为民族的灵魂，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成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前提。理念决定高度，如果未能从文化理念的角度解决“新岭南文化”的内涵和目标,则建设“新岭南文化”及其中心的现实实践将缺乏明确的方向、目标、方式和路径,其文化建设的成效将大受影响。

何谓“新岭南文化”，这是决定广东文化建设的高度的一个关键问题。界定这一定义，首先需要对“新岭南文化”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和面临的问题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岭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一，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领跑全国，但文化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却远远落后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为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的文化权益,提升广东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2010年制订了《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提出了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确立了文化强省的战略定位,“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达到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水平，把广东建设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排头兵、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主力省、中国文化‘走岀去’的生力军及率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示范区。” 并提出了10年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到2020年，形成特色鲜明的岭南文化和现代开放型文化体系，文化在综合实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文化精神更加彰显，文化凝聚力、竞争力、创新力、辐射力显著增强，各项主要文化指标居全国前列，努力树立广东文化事业发达、文化产业强大、文化生活丰富、思想品德高尚、文化氛围浓郁、精神家园和谐的文化形象。”规划纲要从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现代文化传播体系四个方面，为广东文化强省建设提出了具体的战略路径。

 第二，广东在全国文化中的影响力问题。 广东曾借着改革开放的风气，成为中国当代流行文化最早的策源地，流行音乐中心、影视文化中心曾风靡全国，借助流行音乐和港台影视的广泛传播，粤文化也成为全国学习和摹仿的对象，“时间就是金钱”等效率文化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力，从而产生了文化的吸引力。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改革开放在全国的全面铺开，广东逐渐丧失了制度性优势，尤其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沿海和内地各省份凭借其在教育资源、文化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创新的能力，很快超越了广东，如湖南卫视通过选秀节目一跃成为流行文化和娱乐产业的中心，而香港电影人才的北上使北京成为全国最大的影视生产中心，上海凭借其现代传播力优势而成为传媒文化产业的中心，而山东、江苏、浙 江等地凭借其鲜明地域文化特色，成为全国文化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力量。粤派文化不仅在京派文化、海派文化的对比中处于弱势，而且受到浙派、湘派、鲁派文化的全面包围，不仅与经济地位和影响不相称,而且由于缺乏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竞争中的优势，而对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人才的北上和外流就是最显著的表现,如广东著名学者单世联、任剑涛等纷纷离开，就曾引发“广东留不住人才”的社会热议。从1998年举办第一次留交会至今15年，共有5000多个留交会项目在全国各地落户，有2万海外人才通过留交会回国工作，但留在广州的却不多，大多数都去了国内其他省市，这就显示广东不仅对内缺乏吸引力，对外来人才也同样如此。

第三，对文化在广东社会、经济、政治、生态等整体转型中的作用的认识。作为“世界工厂”，广东长期依靠低廉的人工成本优势从事制造加工业，处于世界经济产业链的下游，随着中国内地的全面开放以及广东本土土地、资源和人力等成本的节节攀升，其制造加工业的优势逐渐不再，内地省区在资源、能源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日趋明显，农民工纷纷返回家乡或转移到其他内陆地区，广东连续多年出现“民工荒”现象，而制造加工业对社会秩序、环境生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逐步呈现,广东需要进行经济的转型和升级，“腾笼换鸟”政策的出台，其目标就是要使广东从制造业强省向创造业强省迈进。文化是创意的核心源泉，文化创意产业具有高度的文化附加值、产业关联性、 知识密集性和科技密集性，“广东创造”的实现，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化创意产业在广东产业发展中的战略性、主导性和支柱性作用，文化创意产业是引领广东经济升级转型的有力引擎。文化创意的主体是人，文化需求和消费的主体也是人，人文价值更是以人文本，因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离不开适宜的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和生态环境，这些将对城市文化设施、 文化政策、文化制度、文化氛围、文化景观、文化体验、文化生态等方面提出较高的要求，文化、创意作为城市核心竞争力也将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转型而日益突出，突破小文化的观念，确立文化的大理念，发挥文化在社会管理、 经济升级、政治文明和生态和谐方面的引领作用，就成为创新发展优势的关键。事实上，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目标的岀台、对广东所面临的文化影响力减弱问题的焦虑，都与这一大的发展趋势息息相关。

 如果说《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 一2020年）》的出台从目标定位和建设路径方面确立了广东今后十年文化发展的战略举措的话,那么“新岭南文化”概念的提出和“新岭南文化中心”的建设目标的设立,则是从文化理念、文化内涵、文化特色等方面,为广东文化强省的建设和广东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方向，需要我们从根本上思考何种文化具有引领性、如何创新我们的文化资源、以及文化传统如何继承和发展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被放置在内部凝聚力和外部软实力、核心创意和外围衍生、价值建设和产业收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传统继承和文化创新等多重张力格局中来思考和探索。这就意味着新岭南文化建设不仅需要解决文化灵魂（即“广东新人文精神”）的抽象问题,还需要解决事业培育和产业实践中的具体文化内容、文化表述、文化风格和文化形式的具体问题。从其抽象层面上说,它的目的是解决和实现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从其具体的文化实践层面上说，它是将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和落实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现代传播体系中去，是建设广东文化强省的灵魂和生命。如果把文化强省建设的后三个体系比之为骨架的话，那么新岭南文化则是鲜活的血肉。

 因此，“新岭南文化”意在通过文化的全方位建设，来实现广东人民精神发展需要、广东经济社会的全面升级转型、广东文化软实力的扩大和提升等多重目标。它的内涵界定，必须确立三个面向：面向未来、面向整体、面向实践。新岭南文化正是未来广东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整体性和实践性的引领灵魂，它着眼于未来的文化发展和创新。这是理解新岭南文化内涵首先必须确立的理念。

作为一种“新”岭南文化，无论是新岭南的文化，还是新的岭南文化，其“新”都是相对于“旧”而言的。对“新岭南文化”的新质的界定， 有人从社会空间意义上将其界定为“新岭南的文化”，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广东成为一个新的移民社会，带来了新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因而在社会价值、人伦关系和文化取向上，呈现出不同于植根于传统社会和农耕文明的新的特质；也有人从时间和性质上将它界定为 “新的岭南文化”，认为岭南文化作为重商文化、海洋文化和移民文化，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全球经济和文化语境，激发出岭南文化的新生和发展。前者将岭南文化置于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角度，探求其在社会空间上所带来的新的文化特质，而后者则从岭南文化的特殊性出发,探求岭南文化在新的社会转型中的意义。一种着眼于社会裂变中的文化新变，一种着眼于社会转型中的文化激活。前者将传统与创新视为一种裂变，而后者则将传统视为创新的根源，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因而成为我们探求新岭南文化的新质难以绕过的一个门槛。

俄罗斯思想家C•谢•弗兰克在《社会的精神基础》中就曾指出，尽管在社会的经验层和外层，传统与创造“各自独立并常常相互对抗”，但是“在会同的人类历史生活深处，与个人精神生活深处一样，在今天仍保存着过去的力量,并将其传向未来的传统与面向未来、产生新事物的积极的精神创造力始终并存，无法排除”，它们两者是“二位一体”的关系[2]。也就是说，过去构成每一个人生活和思考的经验性基础，决定着生活和思考的基本框架、逻辑和方向，它既是保守性的存在，又是创新性的基础。创新性是将未来向度介人到对传统的精神性引领之中的一种传统的激活、重组和编排,无论是对于传统的批判，还是对于传统的发明，都离不开未来向度的参与，未来向度的存在赋予记忆、历史和传统以意义,这既是宗教信仰和教诲的基础，也是哲学意义供给的源泉，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实践的理想归向。在宗教中它表现为末日论、轮回说，在哲学中它表现为“向死而生”,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则表现为种种的宏大叙事和乌托邦。如何想象一种未来也就直接关系到对传统的想象方式。

六道轮回图唐卡

 这就意味着，以未来为向度的新岭南文化,既脱离不了传统岭南文化，又是对传统岭南文化的反思、批判和创新、重组。新岭南文化与传统岭南文化之间具有继承、反思和创新发展的关系。新岭南文化是在继承传统岭南文化的基础上建设和发展起来的。但是，那种单纯以保护历史文物古迹和民俗活动的行为， 那种单纯展示岭南传统文化风貌的途径，都不属于新岭南文化的范围。新岭南文化对传统岭南文化的继承,是一种带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继承，从精神文化的层面上，它将那些适用于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的精神，如岭南文化中的开放、包容、进取、创新等优秀内涵继承下来，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精神。而传统岭南文化中的“不讲原则背后搞定”则与当今社会追求公平公正的法治原则不相适应、过度务实、富则思安、安逸享乐的思想也是岭南文化中备受诟病的部分,不仅不符合当今“中国梦”的理想追求，也对广东社会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新岭南文化”的内涵建设，需要对传统岭南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反思的基础上,来提炼其适合社会发展趋势，能够引领社会发展潮流的核心价值和精神灵魂。这种反思,不仅需要通过对岭南文化的文献式的调查,还需要对其在当下社会生活中鲜活的继承现象进行充分的研究，以“三个面向”来进行提炼和归纳。我们认为，新岭南文化的精神新质的内核就是“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近代岭南文化的民主、平等、自由相结合,构建公平公正、守法有序、尊重个体价值和尊严、尊重自然的现代公民意识；将文化强省的目标与岭南开放、兼容的文化品格相结合，营造包容、自由、创新的人文环境；将全球文化的未来走向与岭南文化的不断革新的动力结构相结合,形成开拓创新的人文价值的广东新人文精神。

 从资源文化层面上,新岭南文化是对传统岭南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将具有广东新人文精神与岭南传统文化资源相结合，创造出具有新岭南文化特色和高度的文化创意、文化符号和文化产品,形成新时代具有岭南文化风格和内涵的新岭南文化。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挖掘，需要有好的创意，更需要有赖于传播的价值观。立足于全球视野和未来导向的广东新人文精神,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地方表述，又是面向人类未来发展趋向的价值精神，它的注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新岭南文化的精神内涵。

广州夜景

以广东新人文精神为核心的新岭南文化，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新文化，其内涵的丰富性、时代性和地域性需要得到文化创意产业的阐释和叙述。这是因为：

首先，新岭南文化作为广东当下以及未来发展的精神灵魂，其对社会的整体发展起到引领性和统摄性的巨大作用。但新岭南文化的这种作用的发挥，需要使新岭南文化不是作为一种精英文化、学术文化、庙堂文化，而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实践文化和江湖文化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润物细无声中影响人们的观念、意识和行为。事实上，“文化传统本身是包含有原创性的，原创是艺术价值的集中体现，只有原创才会成为传统保留和继承下去。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书法，书法的变异是有传统的，书法在不断地变异当中才有了传统的形成，从篆书到隶书到行书再到草书，这中间的发展规律是非常合理的，每一次变化都成了原创，其实，任何文化之所以能成传统，它当年肯定是独一无二的。”[4]因而，以未来为向度的新岭南文化，还必须立足现代社会和当代生活，以文化创意产业的形式来呈现，通过大众文化建设的途径，大胆开拓，创造出当代的岭南文化。

其次,文化软实力即是文化的影响力，它需要以符合世界文化传播规律、接受规律的形式来建立普遍性的价值观。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是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因为大众文化具有通行于全球的语言，可以较少地克服由于文化语言的障碍所造成的“文化折扣”。比如由粤港合作的华语电影史上第一部3D火灾电影 《逃出生天》自2013年9月30日上映以来，凭借过硬的质量赢得了观众的良好口碑,取得了1.3亿元的票房成绩。它塑造了灾难中的价值观，是当代新岭南文化精神的呈现，也是当代主流价值商业大片尝试的成功。新岭南文化建设需要依靠大众文化的语言来进行阐述和建设。

事实上，新岭南文化本身与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就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曾经风靡全国的粤语电影、流行歌曲就是最地道的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至今仍对全国观众有影响的港片，也是新岭南文化的重要呈现。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新世纪以来岭南大众文化在全国影响力减弱的问题。作为亚洲电影的中心，香港电影衰落的同时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电影的崛起，越来越多的香港文化人北上发展，在谋求市场和票房的同时也促使具有香港特色电影的文化流失。另一方面，广东曾经作为流行音乐的发源地，在全国流行音乐普遍发展起来以后，其影响和活力也早已不如曾经风光。 所有这些，都不得不使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岭南大众文化的创意内涵及其开发缺乏深度耕耘，更缺乏产业关联和品牌运作。

因此建设新岭南文化需要对广东文化产业进行内涵建设。这种建设包括：

第一,创作当代具有新岭南文化精神和风格的叙事内涵。首先，以当代岭南大地上的新问题、新形象、新人物为原型，来提炼出现代城市文明发展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蕴,探讨人性和伦理等等，像上文提到的《逃出生天》；其次，将新岭南文化精神融人到各种各样的叙事资源中。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之所以风靡全球，就在于它善于充分利用世界各地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面对不同市场开拓不同资源，如《功夫熊猫》、《功夫梦》等，而像《钢铁侠3》还专门针对中国市场和北美市场而创作出不同的版本，但不管它在文化资源上如何“本土化”，其核心和内在价值仍然是美国价值，这种文化和价值的生产机制值得我们充分注意和借鉴。新岭南文化是一种包容文化和开放文化，包容、差异、多样性是新岭南文化的特征。从古至今，岭南文化就是不断融合的文化形态，从外在形态言，岭南文化是中原文化、海洋文化和本土文化不断碰撞结合而形成，而在岭南版图的内部生态上，存在客家、广府和潮汕三种不同的文化族群，存在着不同的方言和习俗，这些文化的交叉、聚合都可能是文化创新和发展的驱动力。从时间轴上选择，岭南文化的革新和变化，都是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和碰撞中产生。至今，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来，在政治文化方面,康梁的维新革命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艺术文化上的岭南画派和岭南音乐，都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因此，岭南文化的包容性、融合性特征,对于新岭南文化融合世界各地的文化资源,创造具有新岭南文化精神的大众文化产品是一种内在的动力和机制，决定其是否新岭南文化，并不在于资源的来源，而在于其中是否由新岭南文化作为主导。只有充分善用全球资源、全球故事，新岭南文化才能真正走出世界。这也是将特殊普遍化的大众文化创意规律的体现。

第二,推进优势文化产业对新岭南文化内涵的创意开发。动漫产业是广东的优势文化产业,2012年广东位列全国动画片创作数量的第一位，广州、东莞、深圳分别位列全国十大动画片创作数量城市的第二位、第三位和第八位，在2013年5月发布的《中国文化品牌发展报告2013》中，广东奥飞、广东原创动力、深圳华强数字动漫占据全国五大品牌之三。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动漫、影视、游戏、传媒等优势文化产业，促进其对新岭南文化内涵的创意开发，从当代岭南的社会实践中去寻找体现广东新人文精神的叙事资源，比如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代表，移民文化与外来工是广东重要的社会力量，在现今国产动画叙事创意不足的情况下，实际上有很多接地气的、有议题性的故事就在身边：留守儿童的心灵世界、外来工父母的家庭生活，我们有《外来媳妇本地郎》的移民融合故事，我们也更应该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灵世界，从中去发现孤独和爱。我们需要从社会的冷漠中,从儿童的视角来反思我们文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去寻找孩子的困惑和对爱的追寻，去引导孩子正确地认知这个社会、去对待身边中的人与事。此外，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跨媒介叙事日益成为全球先进文化创意产业创意衍生和价值增值的方式，广东优势文化产业要对新岭南文化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在跨媒介平台上建立内容的高关联性，促进新岭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深度结合，形成全面的产业链条和受众基础。

第三，发挥新岭南文化对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的特色凝聚作用。广东发展文化产业，既着力于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面的文化精神消费的需要，又承担着促进广东经济转型发展的结构调整任务，更负有建构广东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功能。这三重不同目的的实现，都需要从根本上确立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的特色。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有两种发展走向，其一为文化全球化，其二为文化本土化，后者作为对前者的抵抗而成为全球本土文化发展的重要促因。文化本土化的发展，既是一种文化主权的桿卫，同时也确保了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发展目标的实现，保障了公民文化多层次消费的可能。这就意味着，从公民文化多层次消费的角度，广东文化产业的产业化发展离不开本土文化的滋养，更不能以全球通行的语言而抑制本土文化的价值内核。其次，文化产业对于区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的提升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则受到区域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的制约。同时，广东文化产品要在全球文化市场上为人们所接受，就必须具有其对应的文化个性和特色，否则在当今这个文化产品层出不穷的环境之下，人们没有理由非得选择广东的文化产品。再次，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价值观,文化软实力的争竞说到底就是文化价值观的角逐。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本身就已经包含着浓重的文化身份的色彩。那么，广东文化产业的特色从何而来？很显然它的精神和文化资源就是新岭南文化。只有新岭南文化才是根源于本土而又面向全球和未来的文化。

以红专厂为例，作为广州本土较为出名的一个艺术园区，红专厂目前却面临着被拆迁解散的生存困境。由于发展金融城的需要，红专厂的困境再次彰显了艺术园区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冲突。事实上，这种冲突同样曾经发生在北京798身上,但由于798在2008北京奥运前夕对于呈现北京文化现象和现代艺术影响力上的不可取代的作用，最终获得了保留和发展。这就不得不使我们思考：城市艺术园区的发展需要具有不可取代的特色和优势。这里的特色既包括文化特色，又包括产业特色，两者之间关系密切,文化特色往往构成产业特色的基础。以此反观，广州红专厂的问题恰恰在于其缺乏可以让人为之辩护的特色，它无法成为广东文化产业的创意源泉和特色源泉，而是千千万万可以随地重复的艺术园区之一。事实上，如果规划者能够从广东的工业文明或者岭南文化的角度，将红专厂以及广州其他的艺术园区的特色进行凝练，使艺术园区成为广东特色文化产业的创意基地,如世界工厂工业文明文化遗址及其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生产，着力展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工业文明的成就、世界工厂背景下的移民生态、广东农民工生存状态、乃至春运景观等等,将工业文明视域下的这些主题和内涵，作为艺术原创的视野和背景，从艺术的角度来关注和反思种种人类问题,则可以构成像红专厂这样建立在工业文明遗址上的艺术园区的主题性特色，也从另一个角度建立了广州和广东在世界现代工业文明上的关联和意义，从这些正可以构建具有全球视域和现代视野的新岭南文化，同时又能充分地发挥新岭南文化对于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的特色凝聚作用。

广州红专厂创意园

第四，利用现代传媒传播、辐射新岭南文化,进行媒介文化的内涵建设。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是传媒文化、信息文化和数字文化。广东作为全国的传媒强省，传媒文化既是新岭南文化的重要构成，又是建设新岭南文化的基本介质。这就意味着,大众传媒在新岭南文化建设中承担着两个重要职能：

其一，通过传媒文化本身来展示新岭南文化精神，这就需要广东传媒具有塑造传媒文化的文化自觉，要将媒介实践、媒介运作、媒介形象、媒介精神与新岭南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并融合一体。像《南方周末》在孙志刚等事件中，所发挥岀来的精神，一直以来就成为中国媒体社会责任、舆论监督的典型个案，显示了新岭南文化精神对于社会公正的精神追求。但广东传媒的发展，也有一些负面的事件，影响了广东传媒的形象和精神，比如最近《新快报》记者陈永洲黑钱事件，就对广东传媒长期建立起来的良好形象产生了负面作用。又比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全媒体转型，作为全国报业媒介转型的率先实践者，在开启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力和影响力方面，就具有了新岭南文化的改革开放的精神。再如《南方都市报》所创立的“华语传媒文学大奖”，作为媒介创造文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在官方文学评奖之外，开启纯文学的精神，同样彰显了广东传媒文化的社会 责任和文学责任的精神，其本身构成了新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都是媒介文化建构新岭南文化、传播新岭南文化的重要实践。

其二，大众传媒还负有作为传播和辐射新岭南文化精神、新岭南文化产品、新岭南文化成就的载体的职能。在全球文化产品进入井喷式时代，任何文化产品都需要经历高强度的传播,才能抵达受众的接受视域，并才有可能形成文化品牌,起到影响受众思想和观念的作用。文化产业的发展遵循文化需求的导向，文化需求的形成，一般经历继承和传播两种路径。新岭南文化的精神产品（包括文学、影视、戏剧、游艺、图书等等）具有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双重特征。

其中那些以继承传统岭南文化资源为基础进行开发的新产品，因为文化的继承性而较容易得到传播和再传播,而那些建立在当代岭南精神基础上的新文化，则需要经历强化的传播过程才能进人最终的自发传播阶段。广东素有传媒优势，但缺乏宣传意识，使得广东文化未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知和接受，从而影响了岭南文化的影响力。建设新岭南文化需要充分借助广东的传媒优势、创新科技形态和新兴业态来形成岭南文化产业的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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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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