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丹：《叙事的双重动力: 不同互动关系以及被忽略的原因》，《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二期

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 相互补充和相互颠覆。

 ( 一) 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互为补充

   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可呈现出互为补充的关系，在这一“互补”的大类中，又可区分多种不同的小类。

1. 两种冲突的并行

在有些作品中，情节发展集中展现一种矛盾冲突，而隐性进程则聚焦于另一种矛盾冲突。前者局限于个人和家庭，而后者则往往涉及个人与社会。在著名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的名篇《判决》(TheJudgment，1912)中，就存在这样的双重叙事运动。作品的情节可概述为: 身为年轻商人的儿子给在俄国经商的朋友写了封信，告知自己订婚的消息。他带着这封信去找父亲，父亲开始说不相信儿子有这位朋友，后来又说自己一直在跟这位朋友联系。他指责儿子欺骗这位朋友，缺乏人性，最后他判决儿子投河淹死，而儿子果真冲出家门投河自尽。批评界对《判决》的阐释角度各异，难以调和，但一致认为其情节围绕父子冲突展开:或者将父亲视为暴君，儿子为父亲暴君式统治的牺牲品; 或者将儿子视为负面人物，他的自我中心导致他被父亲判处死刑，罪有应得。然而，倘若打破批评传统的束缚，把眼光拓展到情节背后的另一种叙事运动，则可发现贯穿文本始终的另一种冲突: 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在隐性进程中，我们看到不同个体在社会压力下的封闭、变态和异化，看到主次要人物都是社会压力的牺牲品: 落魄天涯的儿子的朋友为了逃避社会压力而离群索居，有国不能归; 儿子一直以来充满孤独感和恐惧感，提心吊胆地躲避来自各方的打击，此时在父亲面前感受到整个社会的贬斥，并因而丧失无辜的生命; 父亲则在社会压力下心理变态，把孝顺的儿子和自己都送上绝路;儿子的未婚妻因为社会压力逼迫他邀请朋友参加婚礼，却无意中导致未婚夫在社会压力下丧命，婚礼也就无从谈起[3]。

 在隐性进程里，父亲和儿子都无形中成为社会压力的载体，无意识中把社会压力传递给了对方，成为对方的难以承受之重;与此同时，他们也都是社会压力的牺牲品。儿子的死象征西方现代社会对两代人乃至所有个体的迫害。就这股叙事暗流而言，作者、叙述者和读者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导致个体异化的现代西方社会，都会看到父亲和儿子在社会压力下同样可怜无助，对他们充满同情和理解。卡夫卡通过隐性进程里主次要人物与社会的冲突，既微妙又强化地勾勒出现代西方人生存的困境，并使《判决》与其随后创作的《变形记》《讼诉》等形成呼应，共同抗议现代西方社会对个体心灵的扭曲。只有看到《判决》隐性进程中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才能真正把握《判决》与《变形记》《讼诉》等作品的本质相通。

2.两种人物形象的并置

 在有的作品中，情节发展描绘出人物的一种形象，而隐性进程则勾勒出另外一种。两者既相互冲突，邀请读者作出大相径庭的反应，又相互补充，使人物形象由单一变得丰富。我们不妨看看著名英国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Katherine Mansfield) 的名篇《巴克妈妈的一生》( Life of Ma Parker，1921)。其情节可概述为: 贫穷女佣巴克妈妈在掩埋了因病夭折的小外孙伦尼之后的第二天，去给文人先生打扫卫生。文人先生问起她的外孙，但不能理解她的痛苦，两人无法交流沟通。巴克妈妈在强忍悲痛打扫屋子时，回想起最疼爱的伦尼和自己充满苦难的一生，想着想着终于受不了了，悲痛地质问命运自己究竟造了什么孽? 最后她忍不住要哭，但却无处可哭。中外批评界对这一人物的看法相当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受尽 磨难的下层女佣，作品聚焦于其失去小外孙后的巨大悲伤。从这一角度，都认为《巴克妈妈》模仿了著名俄国作家安东·契诃夫( Anton Chekhov) 的名篇《苦恼》( Misery，1886):“伦尼的死亡让巴克妈妈在世上陷入完全孤独的状态……在契诃夫的《苦恼》中，主人公姚纳也同样孤立。这位车夫最近把自己唯一的儿子给埋了。他同样也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听他倾诉…… 契诃夫跟曼斯菲尔德一样，让读者感受到主人公失去亲人的痛苦[4]。”

 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作者对笔下的人物暗暗进行了社会性别转换: 将巴克妈妈男性化，突出她在传统框架中跟男性相联的优秀品质: 坚强、自我克制、心胸宽广。就文人先生而言，如果他在情节发展里代表的是不能理解穷人的中产阶级，在隐性进程里则主要显现出传统观念中的女性弱点: 自我中心、心胸狭窄和敏感多疑，且明确自比为女人，微妙地反衬出巴克妈妈男人般的形 象。在情节发展中，巴克妈妈在丈夫病倒后，被迫独自一人养家糊口，这大大加重了她的苦难，令人更加可怜和同情她。然而，在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巴克妈妈像男子汉一样，靠自己的力量支撑起整个家庭，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令人感叹和钦佩。作品还借助西方“天父地母”的传统思维，通过隐喻和暗指，将充当顶梁柱的巴克妈妈类比为天空。作品的结尾聚焦于巴克妈妈忍不住要哭，却无处可哭。就情节发展而言，这强化了巴克妈妈的孤苦无助。然而，在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对巴克妈妈男性特征的强化。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巴克妈妈一直挺起腰板，自尊自重，无论遭受什么打击，都从未掉过泪。在失去爱孙之后，尽管悲痛欲绝，她依然像坚强的男性那样，不愿让任何人怜悯她，这与契诃夫《苦恼》中的姚纳见人就想诉说自己失去爱子的痛苦形成截然对照。由于曼斯菲尔德在两种叙事运动中突出了巴克妈妈的不同方面，这一形象不仅丰满，且富有张力，而这种丰满和张力在中外学界将巴克妈妈与姚纳的相提并论中丧失殆尽[5]。

3.象征意义的载体与独立存在的个体之并存

 在有些作品中，情节和其中的人物都具有象征意义；而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人物则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没有象征意义。且以曼斯菲尔德的名篇《苍蝇》(The Fly，1922)为例。其情节可以概述为: 退了休也中过风的伍迪菲尔德每周二都去拜访先前的老板。这次，他告诉老板女儿到比利时给阵亡的儿子上坟时，看到了老板儿子的墓。伍先生走后，老板回忆起儿子的一生和战争中失去儿子的痛苦。他看到一只苍蝇掉到了墨水壶里，挣扎着想爬出来。老板用笔把苍蝇挑出来。当苍蝇正想飞走时，老板改变了主意，反复往苍蝇身上滴墨水，直到苍蝇死去。他突然感到极为不幸和害怕，也忘了自己刚才在想什么。以往对《苍蝇》情节的阐释围绕战争、死亡、施害、受害、无助、绝望等展开，学者们从情节发展中读出了各种象征意义，人物和苍蝇都是象征意义的载体。

 在象征性情节的背后，还存在一个隐性进程，聚焦于对老板虚荣自傲的反讽。随着隐性进程的推进，老板中了风的老朋友、修葺一新的办公室、女人、老员工、老板的儿子和苍蝇都成了反讽老板虚荣自傲的工具。在情节发展里，老板是一个富含象征意义的人物，与战争的残酷和人类的无助相联; 而在隐性进程里，老板则是一个自私虚荣的个体，作者/叙述者对其展开了持续反讽，并邀请读者对其加以道德评判，作者/叙述者/读者和老板之间的距离大大拓宽。这两种叙事运动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在并列运行中产生文学作品特有的矛盾张力和语义密度。无论是单看情节发展还是单看隐性进程，均会失之偏颇。在阅读时，读者需要综合协调对于情节发展、隐性进程、以及两者之间交互作用的不同反应，在对照与融合中对作品的主题意义达到较为全面的理解，并看到人物形象的复杂多面[6]。

4.客观描写与反讽描写的并行

 在有的作品中，情节发展看上去是对现实的客观描写，而隐性进程则具有较强的反讽性，这构成另外一种在对照中相互补充的关系。在著名美国作家斯蒂芬·克莱恩( Stephan Crane) 的名篇《一个战争片段》( An Episode of War，1899) 里，就存在这样的双重叙事动力。作品的情节可以概述为: 一位中尉的右臂被冷枪射中。他去野战医院治疗，路上远远看到一场战斗。他在医院被截肢，最后仅剩一只胳膊回到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对战争进行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描写的作品。而实际上，在情节发展后面存在一个讽刺性很强的隐性进程: 作者/叙述者利用传统的两性观，暗暗将中尉和其战友加以“女性化”( 极其阴柔脆弱、懦弱胆怯、被动无能、心胸狭窄) ，以及对受伤的中尉加以“孩童化”和“罪犯化”(与男子汉光荣负伤形成截然对照)；与此同时，将敌我战争暗暗替换成内部争斗(包括中尉与自己武器的搏斗) ，并暗中解构那场战斗的意义(敌我双方都难以区分，射击也漫无目的) ，以此对战争和传统英雄主义观进行藏而不露的辛辣反讽[7]。尽管中尉和其他军人构成直接的反讽对象，但作者/叙述者邀请读者将他们视为战争的牺牲品，赋予同情而不是加以嘲讽。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在相互偏离中互为补充。如果仅看情节发展，就会对作者的反战立场视而不见; 而如果仅看隐性进程，作品则会显得过于漫画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逼真性。

5.揭露抨击与肯定赞扬的并行

 在有的作品中，情节发展揭露和抨击某种社会罪恶，而隐性进程则肯定和赞扬某种美德。在著名美国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 Ambrose Bierce) 的名篇《空中骑士》(A Horseman in the  Sky，1889)中，就存在这样的双重叙事运动。其情节发展旨在鞭笞战争的残酷无情，围绕儿子在战场上被迫轼父的悲剧展开; 而隐性进程则意在强调履责的重要性，对于儿子为了履行职责，保护数千战友而 大义灭亲暗暗加以赞许。这两种叙事运动沿着不 同的主题轨道运行，若单看任何一种，都会失之偏 颇; 只有综合考虑两者，才能看到作品复杂丰富的内涵。不少批评家将《空中骑士》与比尔斯同期发表的《峡谷事件》( The Affair at Coulter’s Notch，1889) 和《一种军官》( One Kind of Officer，1891) 相提并论，认为这三个作品均着力描写战争的残酷，反讽为盲目尽责而杀死亲人或友邻军人的愚蠢行为。就情节发展而言，这种看法不无道理。然而，倘若将视野拓展到隐性进程，则会看到具有双重叙事动力的《空中骑士》与仅有单一叙事动力的另两个作品的本质差异: 对于履职尽责实际上持截然不同的立场。在《空中骑士》中，同样的文字沿着两条表意轨道运行，持续表达出两种不同的主题意义，产生很强的矛盾张力和语义密度，而在另两个作品中，则仅有单一的主题轨道，缺乏文学作品特有的张力和表意密度[8]。

6.从单一反讽到双重反讽

 在有的作品中，情节发展针对个人弱点进行反讽，而隐性进程则把反讽的矛头指向社会。若能洞察到后者，就可能会看到社会歧视和压迫是造成个人弱点的深层原因。在曼斯菲尔德的《启示》( Ｒevelations，1920) 、《唱歌课》( The Singing Lesson，1920) 、《一杯茶》( A Cup of Tea，1922) 等作品中，情节发展均围绕女主人公的性格弱点展开，而隐性进程则围绕父权制社会对女主人公性格的扭曲展开。如果单看情节发展，我们仅会看到女主人公的虚荣、妒忌、神经质、敏感多疑、自我中心、琐碎无聊，以是否能结婚为生活的全部; 我们也会居高临下地对女主人公加以道德批评。而倘若能看到隐性进程，则会看到女主人公的性格弱点实际上源于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 沦为男人的玩偶，所有价值在于年轻貌美，因此十分虚荣妒忌，或因无所事事和青春不再而变得神经质; 倘若得不到婚姻，就无法在社会上生存。在隐性进程里，反讽的矛头指向父权制的社会规范、社会偏见和经济结构，女主人公为受害者，是作者/叙述者和读者同情的对象[9]。只有看到双重叙事运动，才能领会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才能真正欣赏作者独具匠心的遣词造句和令人赞叹的结构安排。

7.三种文学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三种叙事运动的并行

 在有的作品中，由于不同社会和文学思潮的作用，情节发展可由主题走向相异的两种叙事运动构成，而在情节背后，则可能还存在受另一种思潮影响的隐性进程。在著名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 Kate Chopin) 的名篇《一双丝袜》( A Pair of Silkstockings，1897) 中，就存在三种并列运行的叙事动力，其中两种推动情节向前发展，另一种则构成隐性进程，后者在以往的阐释中被忽略。

 作品创作于 19世纪末的美国，当时女性主义运动萌发，消费文化迅速扩张，文坛也开始掀起自然主义运动，这些语境因素在作品中均有所体现。作为早期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肖邦在《一双丝 袜》中关注了妇女在家庭责任与自我实现的矛盾中的挣扎与觉醒; 同时也关注了消费主义或消费文化对人物的影响。情节发展沿着这两条不同主 题轨道向前运行。女性主义的轨道可以概括为: 贫穷的萨默斯太太婚后一心扑在孩子们身上，完全失去了自我。她意外得到 15美元后，给自己买了丝袜等时尚物品并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之后到高档餐厅用餐，到剧院看演出。在这一过程中，她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最后，她希望摆脱家庭 的桎梏，永远这样为自己活下去，但这种愿望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无法实现。消费主义的轨道则可 概括为: 萨默斯太太在意外得到15美元后，本来计划给孩子们买衣着，但到商场后，禁不住高档商品的诱惑，为自己进行了一系列“炫耀性消费”活动。她希望通过购买和穿戴丝袜等时尚衣着和模仿富有阶层的消费行为和趣味，来扮演富有阶层的一员，以此提高自己的社会身份，并逃脱婚姻对自己的束缚。但这种逃脱方式是盲目的、徒劳的和虚幻的，因为它体现的是消费文化对消费者的诱导和操控。以往批评家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切入对情节的探讨，两者之间难以调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会看到女主人公的短暂觉醒，而从消费主 义的角度观察，人物则始终处于消费文化的控制之下。应该说，两者都有其片面性。女主人公既受消费文化的操控，又在消费过程中获得了短暂的觉醒。若要较为全面地理解情节发展，就需要同时采用这两种视角，在两者的冲突、牵制、平衡和互补中来看人物塑造和主题意义[10]。

 在情节发展的背后，还存在受自然主义影响的隐性进程，可概括为:曾为富家小姐的女主人公在嫁给贫穷的丈夫之后，心理和行为变得和贫家 主妇完全一样。她意外得到了15美元，这给了她一种婚后久违了的重要感。到商场后，在外部诱 惑和内部冲动之下，她给自己买了婚前常用的那种时尚鞋袜、手套以及昂贵的杂志，穿戴好之后，重返婚前经常光顾的那种高档餐厅和剧院。在这 些外在因素的作用下，她迅速恢复了婚前富家女的行为举止和心理状态，她想保留这种状况，但只能奢望能永远生活在这种梦幻般的境遇里。在这一隐性进程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是个人与环境的关系———环境变化对人物心态和行为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女主人公既不代表受男权社会压迫的女性，也不代表受消费文化操控的购物者，而是代表受环境变化左右的个体。如果说从消费主义的角度来看，贫穷的女主人公进行高档消费，是做作地扮演富人，那么，从自然主义的角度观察，女主人公的行为则十分自然，因为外在因素导致她的心态和行为迅速向婚前那种富有阶层回归。

 这三种不同的叙事动力构成相互冲突、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的关系。从作品题目到正文结尾，同样的文字往往表达出三种不同的主题意义。作者/ 叙述者邀请读者从三个角度来看人物的言行，对人物同时产生怜悯、寄予同情、予以反讽和表示赞赏，这不仅使作品呈现出很强的文学性的矛盾张力，也大大丰富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8.同一主题方向上三种叙事运动的并行

 在埃德加·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 的名篇《泄密的心》( The Tell-Tale Heart，1843) 中，也出现了三种叙事运动。但与《一双丝袜》不同，这三种的主题方向基本一致，都对主人公—叙述者的谋杀行为加以道德谴责。此外，与《一双丝袜》相对照，情节发展仅有一种叙事运动，而隐性进程则由并列运行的两种叙事运动构成。作品描述了一个神经质的人谋杀了同居一屋的老人。他认为那从未伤害过他的老人长了只秃鹰眼，使他难以忍受。他在午夜从门缝中暗暗侦查了一周，然后进入老人的房间将其杀害，并肢解了尸体，埋在地板下。当警察来搜查时，他十分紧张，听到了地板下死者的心脏在跳动，声音愈来愈大。他最后认为警察也听到了死者的心跳，感到痛苦不堪而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在情节发展背后，有两种隐性进程，第一种围绕杀人者无意识的自我谴责展开。在整个谋杀过程中，主人公十分虚伪，持续不断地佯装，并为此洋洋自得。他把自己的佯装投射到前来搜查的警察身上，对警察的“佯装”感到极难忍受，痛斥这种不道德的行为，而他对警察的谴责恰恰构成对他本人虚伪佯装的自我谴责。这是一股贯穿全文的戏剧反讽暗流。另一种则围绕杀人者无意识的自我定罪展开。他一直声称自己神智健全，而在当时，社会上正在就“精神病抗辩”和道德错乱 ( moral insanity) 进行激烈争论，谋杀者只有通过“精神病抗辩”才能免于处罚( 犯了精神病，包括道德错乱，方可免于判罪) 。《泄密的心》中的谋杀者一直声称自己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无异于反讽性地自我定罪。在这一隐性进程中，作者不仅阻止读者用精神错乱或道德错乱来为杀人者开脱罪责，而且通过作品与社会语境的关系来微妙地拓展和强化戏剧反讽[11]。 

( 二) 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互为颠覆

在有的叙事作品中，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呈现出直接对立的关系。就主题意义而言，两者可谓非此即彼，难以调和。情节发展处于明处，往往构成一种有意误导读者的表面假象，而处于暗处的隐性进程则隐蔽地承载着作者真正意在表达的内容。这一明一暗、一假一真、一虚一实、相互颠覆的两种叙事运动的并存给作品带来强烈的矛盾张力。在这一大类下面，我们至少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的小类。

1. 被社会接受的情节发展与被社会排斥的隐性进程

 有的作者之所以制造这样的双重性，是因为其真正想表达的主题意义难以被社会正义和社会道德所接受，只能通过叙事暗流来隐秘地达到目的。且以凯特·肖邦的名篇《黛西雷的婴孩》(Désirée’s Baby，1893)为例。作品的情节具有很强的戏剧性: 黛西蕾看上去是典型的白人，但属于身份不明的弃婴。她在白人养父母家长大，嫁给了家族显赫的农场主阿尔芒·奥比尼，可她生的儿子很快显现出黑白混血的特征，母子因此遭到阿尔芒的无情抛弃，痛苦至极的黛西蕾抱着儿子绝望自杀。阿尔芒准备焚烧黛西蕾母子的遗物时，无意中发现自己的母亲写给丈夫的一封信，得知其实自己才是黑人母亲的后代。中外批评界都认为这是反种族压迫和男权压迫的进步作品，黛西蕾代表了这双重压迫之受害者的形象，作品莫泊桑式出人意料的结局强有力地说明种族主义是如何不合情理。

 然而，在情节发展的背后，却存在捍卫美国南方奴隶制的隐性进程，暗暗建构了黑白分明的两种奴隶制天地。在以白人为主人的天地中，既无种族歧视，也无种族压迫，(真假)黑人不是成为白人的妻子，白人的“亲”女儿，就是受到白人家长般的关爱。与此相对照，在以(真)黑人为主人的天地中，(真假)黑人则受到(真)黑人主人严酷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失去快乐，遭到抛弃，乃 至丧失生命。在黛西蕾被误认为混血之后，白人给她的都是爱，将她和混血儿子迫害至死的正是 具有黑人血统的奴隶主阿尔芒。在隐性进程里，黛西蕾和阿尔芒的性格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了白人的种族优势和黑人的种族劣势之间的差异；男权对妇女的压迫也从根本上被( 真正的) 黑人血统对( 真正的) 白人血统的压迫所置换。作品很可能在暗示: 黑人的种族劣根性才会使奴隶制成为黑人的地狱，而白人的种族优势则使奴隶制成为黑人的天堂[12]。

 在肖邦的另一作品《美丽的佐拉伊德》( La Belle Zorade，1893) 中，也存在种族立场上直接对立的两种叙事运动。就情节发展而言，《美丽的佐拉伊德》控诉了奴隶制时期黑人女奴的悲惨遭遇。美丽的女家奴佐拉伊德爱上了一个在地里干活的英俊黑奴，但她的女主人则要她嫁给她十分厌恶的一个混血家奴。她没有服从女主人的安排，与心上人偷情并怀上了孩子。女主人设法把她的心上人卖到他乡，并让人抱走了她刚生下的孩子( 谎称孩子死了) ，这导致她一辈子精神失常。以往的批评家认为这是谴责奴隶制的压迫和 呼唤女性婚姻自由的进步作品。然而，在情节发展后面，还存在美化奴隶制的隐性进程: 白人女农场主对这个女黑奴像女儿般地疼爱，完全是为她着想，才让人抱走了她的孩子，以为这样她就能回归先前无忧无虑的幸福状态。但上帝却做出了不同的安排，决定让她一辈子处于悲伤之中。因为上帝的意志强于女主人的意志，女主人的善良愿望才未能实现。佐拉伊德精神错乱之后，女主人为了拯救她，让人找回了她的孩子，并亲自给她送来，对她说:“我可怜的亲爱的佐拉伊德，这是你的孩子。留下她，她是你的。我不会让任何人再把她从你这儿夺走。”[13]这样，迫害佐拉伊德的白人女农场主就被美化成母亲般的保护者。由于上帝决定惩罚佐拉伊德，她在精神错乱中不认自己的亲生骨肉，女主人拯救她的努力才无法成功。在西方文化中，上帝代表正义，具有无上的权威。可以说，《美丽的佐拉伊德》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一个种族主义的寓言: 若黑奴违背主人的善意安排，就会遭到上帝的惩罚，导致自我毁灭[14]。

 若要了解肖邦作品中隐性进程的创作动机，就需要了解肖邦的生活经历。肖邦10岁时，南北战争爆发，她和她的家庭都站在南方奴隶制一边。她同父异母的哥哥为捍卫奴隶制而参战，她自己则冒着坐牢的危险，将北方人系在她家门口的联邦旗帜扯了下来。肖邦的娘家有很多黑奴，公公是残酷的奴隶主，丈夫是种族主义“白人同盟”的积极分子，丈夫死后，肖邦自己也当过一段时间农场主[15]。不难看出，在《黛西蕾的婴孩》和《美丽的佐拉伊德》中，叙事暗流对种族主义的捍卫与作者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密不可分。肖邦创作时，奴隶制已经废除，种族主义遭到抨击，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通过情节发展公然为其呐喊，而只能通过隐性进程暗暗加以辩护。

 每当作品中出现与社会正义和社会道德相违的隐性进程时，我们都不妨去作者的生活经历中找寻答案。在埃德加·爱伦·坡的名篇《一桶阿蒙蒂拉多白葡萄酒》( The Cask of Amontillado，1846) 里，也出现了这种隐性进程。作品围绕“我”对一位名叫福图纳托的朋友的复仇展开。“我”声称朋友侮辱了他，因此采用种种计谋，把他骗至自家地窖的墓穴里，将他活埋，半个世纪后，“我”向“你/您”讲述了这一复仇过程。就情节发展而言，批评家们认为这一作品表达了道德教训，杀人的“我”像是在对神父进行忏悔，且“我”是五十年后进行忏悔，说明“我”一直良心不安[16]。作者对“我”持反讽态度，“我”的残忍谋杀剥夺了自己的人性，他行凶作恶时的伪装说明他的疯狂[17]。“作者以冷峻的坡式讽喻表达，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一个虚伪卑劣、表里不一，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耻小人[18]”。然而，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的则是“我”对自己正当复仇的得意叙述，五十年后为自己的成功( 包括未受法律制裁) 而沾沾自喜，没有忏悔之意; “我”的狡诈虚伪不再是道德谴责的对象，而成了作者眼中实现正义的高明手段; 作者通过遣词造句，从头到尾都暗暗表达了对“我”的欣赏，也试图引导读者对主人公给予积极的评价。该作品发表于1846 年 11 月，当年夏天，《镜子》期刊主编福勒在编者按中对坡加以侮辱性攻击。与此同时，坡与他反目成仇的朋友英格利希展开笔战，后者对坡大肆侮辱谩骂。坡向法庭控告诽谤，法庭判坡获得名誉损害赔偿[19]。有学者考证，英格利希是福图纳托的生活原型[20]，坡是在通过隐性进程发泄对生活中仇敌的痛恨，定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在阅读这样的作品时，开始看到的是与社会正义和道德规范相符的情节发展，我们会力求进入我们眼中“作者的理想读者”的位置，对奴隶制的罪恶和残酷谋杀朋友的罪行加以谴责，对命运悲惨的黑奴和被活埋的朋友寄予深切的同情。然而，当我们逐渐看到隐性进程时，则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也会对作者的真实立场进行抵制，加以批判。但与此同时，我们往往会看到更为微妙、更为高超的创作技巧。《黛西蕾的婴孩》之所以受到西方历代批评家的欣赏，甚至被尊为“世界上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21]与作品强烈的戏剧性和矛盾张力不无关联; 《一桶阿蒙蒂拉多白葡萄酒》也是如此。在隐性进程逐渐暴露的过程中，戏剧性和矛盾张力都会变得越来越强。正是通过技艺超群的遣词造句和结构安排，同样的文字表达出相互排斥的主题意义，传递出截然对立的立场态度，使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产生巨大变化。

2. 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关系

 在有的作品中，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的意识 形态立场保持一致，但人物关系则大相径庭。在曼斯菲尔德的名篇《心理》( Psychology，1919) 中，就存在这样的情况。中外批评界对情节的理解相 当一致，都认为男女主人公暗暗热恋对方，却始终 压制自己的性欲望，竭力保持柏拉图式的纯洁友谊；他们努力想成为精神伴侣，却始终无法如愿，两人之间的关系直到故事结尾都未发生变化。然而，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的则是浪漫的女主人公单相思，把自己的激情暗恋投射到性情呆板、毫未动情的男主人公身上，而且可以看 到两人关系的明显变化: 女主人公最终从激情暗中恋转向了纯洁友谊，终于跟男主人公走到同一轨道上。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里的人物关系非此即彼，两者一实一虚、一真一假、相互颠覆[22]。

 作为技巧高超的现代主义作家，曼斯菲尔德以擅长采用第三人称中心人物的限知视角著称。但在《心理》的情节发展中，视角却在男女主人公之间来回变换，这导致了批评家的不满，认为曼斯菲尔德“对这一技巧处理笨拙”，“聚焦的摇摆不定令人分心”[23]，然而，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曼斯菲尔德所做的恰恰是批评家认为她未能做到的: 连贯一致地采用女主人公的眼光来聚焦。如果我们能洞察到隐性进程，我们就会格外钦佩曼氏天才的创作技巧: 在 20世纪初，就能对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加以如此娴熟和巧妙的运用，不仅持续采用女主人公的视角，而且还能通过这种视角制造视角不断变换的幻像，从而更加强烈地反衬出视角连贯一致所产生的效果。此外，如果仅仅看到情节发展，我们就会对男女双方都产生不满，为他们压制自己情感的愚蠢和相互交流的失败而感到遗憾，也看不到两人关系的未来。我们会悲观地认为作品意在表达的主题是“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正的交流”[24]，但如果能洞察到隐性进程，我们就会为性情如此浪漫的女主人公也能往纯洁友情明智转轨而感到格外满意; 会为性情心态如此不同的双方最终也能走上同一条轨道而倍感欣慰；我们还可以期待两人协调一致的文学伴侣关系会有所收获。也就是说，在隐性进程里，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大幅度缩短，阅读过程的愉悦感则大大增强。隐性进程既从情节发展中得到多维度的反衬，又与其形成难以调和的替代关系，因之产生很强的矛盾张力，并使相关文字显现出超常的语义密度。

 如果说，在双重叙事运动互为补充时，忽略隐性进程会导致对作品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片面理解和部分误解，那么，当双重叙事运动互为颠覆、互相排斥时，忽略隐性进程则可能会导致对作品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完全误解。无论属于哪一种类，作品的隐性进程在以往的批评阐释中均被忽略。

 上文分析的都是西方文学中的名家名篇，有近百年甚至超过百年的阅读历史，受到中外历代批评家的关注，但文中的双重叙事运动却一直被忽略。在评论笔者挖掘情节背后“隐性进程”的阐释模式时，H·波特·阿博特( Porter Abbott) 指出，笔者的方法所“揭示的意义之所以被读者错过，不是因为意义过于隐蔽，而主要是因为读者的阐释框架不允许他们发现其实就在眼前的意义”[25]。阿博特所提到的“读者”并非一般读者，而是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的学者，其中不乏造诣精深的批评家。尽管隐性进程在有的作品中相当 隐蔽，并非那么一目了然，但在有的作品中，则确实比较容易发现，而历代批评家却也视而不见。那么，究竟有哪些原因造成批评界长期忽略隐性 进程以及它与情节发展的互动关系?

( 一) 批评传统的束缚

 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情节发展就是西方批评家关注的唯一叙事运动; 国内从古到今，叙事研究也围绕情节、人物、背景等要素展开。中外批评家从各种角度挖掘情节本身(可能包含多个层次和数个分支)的深层意义，而没有关注与情节并列前行的其它叙事运动，这是导致隐性进程被忽略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批评传统如何阻碍对隐性进程的关注。

    1.一种主要冲突的束缚

 在上文分析的卡夫卡的《判决》、曼斯菲尔德的《启示》和《唱歌课》等作品中，情节发展都聚焦于个人(父子、夫妻、情侣、朋友、同事等) 之间的冲突，而隐性进程则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展开。如果仅仅关注情节发展，就难以看到后者。在阐释《判决》时，任卫东首先承认父子冲突是情节的主要冲突，然后指出: “作品中还有卡夫卡本人没有看到的关系，而这正是文学评论者的任务[26]。”她从社会化角度切入，分析格奥尔格在社会化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但始终没有超出个人之间 的冲突，最后还是回到了父子冲突[27]。有的西方批评家也意识到仅关注父子冲突的局限性。罗素·伯曼( Ｒussell Berman) 把视野拓展到文学创作、文学惯例和文化氛围，但依然看不到人物与社 会的冲突，看不到人物在社会压力下的生存困境[28]，从这些专家的解读可以窥见，如果不打破亚里士多德以来批评传统的束缚，把视野拓展到另一种叙事运动，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难以看到在隐性进程里运行的另一种冲突。

 就曼斯菲尔德而言，她深受易卜生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启示》可谓英国现代版的《玩偶之家》， 但与易卜生不同，她在情节层面对女主人公在与男主人公交往时表现出的性格弱点进行了反讽。如果能看到隐性进程，就能看到这些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父权制社会对英国中上层妇女的扭曲。她们无法外出工作，只能充当男人的玩偶，在百无聊赖中产生种种缺陷，作品反讽的矛头真正 指向的是父权制社会对这些妇女的限制和压迫。其实，在《启示》中，明确出现了女主人公莫妮卡渴望自由，不再充当男人玩偶的呼声，譬如她“想喊叫: ‘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像风一样自由了。’……不，不，她只属于生活，不属于任何人”，“男人多么不可信赖啊! ……用不着去扮作天鹅绒篮子里的小小猫咪，不用扮作阿拉伯人，以及大胆、欢乐的小孩和小野家伙……‘再也不用了’，她紧握小拳头大声喊道[29]”。然而，由于情节发展聚焦于莫妮卡的个人缺陷以及她与男主人公之间的冲突，因此这些反抗男权压迫的呼声不是被忽略，就是被误解[30]。J．F．科布勒( Kobler) 认为莫妮卡的性格和行为使“她的丈夫无法认真对待她……或许大多数读者也无法把莫妮卡当回事。她看上去真的是那样的自私自利，根本不值得加以重视。曼斯菲尔德暗示我们，自私自利可能是‘真实’的莫妮卡的性格本质所在[31]”。这扭曲了文本的深层走向: 通过两个“启示”来揭示莫妮卡对“自由的”真实自我的向往，消解了作品对父权 制社会的抨击，将父权制社会对莫妮卡的禁锢和压迫完全合理化。如果我们能挖掘出隐性进程，就能洞察到这一似乎较为浅薄的作品，实际上直指历史上“玩偶”型妇女的社会生存悲剧，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我们还能看到同样的文字同时为表达两种性质不同的冲突服务，产生较强的矛盾张力，创造出卓越的审美价值[32]。

2.一种人物形象的束缚

在具有双重叙事运动的作品中，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沿着不同的主题轨道前行，往往会塑造 出同一人物的两种不同形象。尽管中外批评界一直在关注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但尚未考虑到在同一作品中，可能会出现一明一暗、并列运行的两条 表意轨道，刻画出两种不同的人物形象。如前所析，在《巴克妈妈的一生》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这是曼氏“最为著名的人物故事”[33]之一，我们不妨看看《钱伯斯文学人物辞典》中，“巴克妈妈”的辞条:

 单从情节发展来看，这样的人物描述是比较全面和到位的，也注意到了巴克妈妈的坚强和自尊，但这些特点被她苦难的一生所弱化，被“可怜的化身”这一总体概括所遮覆。其实，在探讨巴克妈妈的形象时，不少批评家注意到了她的坚忍和自尊，但相关评论却散落在对情节发展的分析中，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物的孤独悲苦所遮盖。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性格特征会在另一个叙事运动 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看不到人物的另一种形象，更看不到其与社会性别转换的关联。情节中人物形象的单一导致了这样的诟病:“《巴克妈妈的一生》可能过于悲惨了……或许曼斯菲尔德让她的主人公承载了过多的生命中的死亡[37]”,“曼斯菲尔德的《巴克妈妈的一生》是一部不加掩饰的催泪作品……实际上，作品的情感贿赂是如此明显，对怜悯的攻击是如此大胆，我们不能不说它是令人尴尬的败笔”[38]。然而，倘若能看到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我们就能持续看到在文人先生女性弱点的反衬下，巴克妈妈身上跟男性相联的优秀品 质。情节发展里凄苦绝望、催人泪下的形象和隐性进程里男人般坚忍自尊、可敬可佩的顶梁柱形象都沿着一个主题方向被强化，可谓均有失偏颇。但两者在相互制约中达到了一种平衡，在明暗相映的互补中塑造出了一个富有特色的丰满形象。

 其实，在前文分析的八种互补性质和两种颠覆性质的双重叙事运动中，除了互补大类中的第八种，其余九种都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大相径庭甚至截然对立的人物形象，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在一种叙事运动中，人物刻画沿着一个主题轨道进行，人物形象片面单一，而在两种甚或三种叙事运动的交互作用中，人物形象变得均衡丰满，且富有张力。只有看到不同叙事运动中的不同人物形象，洞察到它们相互对照、相互映衬、相互制约、相互补充或相互颠覆的关系，才能较为平衡全面地理解人物，才能真正欣赏作者在人物塑造上的高超和创新。

( 二) 对作者定见的束缚

 西方批评界倾向于对作者的立场形成较为固定的看法，中国文学传统中也有“文如其人”的说 法，立足于一种固定的作者形象，这也影响了对隐性进程的挖掘。凯特·肖邦是早期女性主义的代 表人物，批评界眼里的进步作家。其笔下有些作品在种族立场上确实较为开明。在《一件精美瓷器》( A Dresdent Lady in Dixie) 中，肖邦正面描述了一位对农场主一家忠心不渝的黑人大爷。他正直、诚实、善良，白人女主人甚至将他的优秀品质与耶稣门徒圣彼得相提并论。这位黑人大爷的善良无私与《黛西蕾的婴孩》中阿尔芒的残忍无情形成截然对照。肖邦的《超越牛轭湖》( Beyond theBayou) 也正面描绘了一位黑人大妈与农场主的小儿子亲如母子的深厚情感，以及这位黑人大 妈如何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和毅力把负伤的孩子安全送到了家[39]，这些作品都容易加深肖邦是进步作家的印象。带着这样的印象，很容易被《黛西蕾的婴孩》和《美丽的佐拉伊德》中反种族主义的表面情节所迷惑，误以为这就是作品的根本立场。

 我们对于经典作家往往持有一种定见: 作者的立场不仅是进步的，也是符合道德规范的。这种定见不但会妨碍我们发现种族主义的叙事暗流，而且也会在作品含有违背道德的隐性进程时，遮挡我们的视线。在阐释坡的《一桶阿蒙蒂拉多白葡萄酒》时，不少批评家没有料到作者会暗暗 借作品泄私愤，因此忽略了作品中对谋杀表示赞 赏的隐性进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创作同一主题类型的不同作品时，可能会持大相径庭的立场。坡笔下《泄密的心》就从表到里都对谋杀表示了谴责———隐性进程通过双重戏剧反讽，加强了这种正确的道德立场。

 就曼斯菲尔德而言，批评界普遍认为她在创作中不关注社会问题，而是善于抓住一种情感、一个短暂的瞬间来塑造人物和营造氛围。在阐释《启示》和《唱歌课》等作品时，对作者的这种定见会阻挡视野，让我们难以看到抨击父权制社会的隐性进程，且也让我们难以发现《巴克妈妈的一生》之隐性进程里的社会性别转换: 将传统观念中的女性弱点放到男性人物身上，同时将男性优点放到女性人物身上。这颠覆了父权制框架中女性要对应女性的社会行为特征，而男性则要对应男性的社会行为特征的二元对立，从当今性别政治的角度来看，具有前瞻性和进步意义。

 还有一种定见涉及作者的写作风格。我们往往仅关注作品的一种描写风格，然而，隐性进程有可能会采用与情节发展相异的描写风格。在上文分析的克莱恩的《一个战争片段》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少批评家一看到斯蒂芬·克莱恩的作品，一看到“一个战争片段”这一貌似写实的标题，就倾向于从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角度进行阐释，因而容易忽略在写实的外貌后面，对主人公和其他军人进行漫画式反讽的隐性叙事进程。

 总之，若要发现隐蔽的叙事进程，我们必须打破对作者的定见，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作者在创作一个作品时所持的特定立场，以及可能采用的双重描写风格。

( 三) 作者书信、访谈的束缚

 中外批评界一致认为卡夫卡的《判决》为其后的《变形记》《诉讼》等杰作“开了先河”，成为其“缩影”[40]，，但却一直未看到《判决》与这些作品的本质相通: 关注个人与社会的冲突，这与卡夫卡本人的介绍不无关联。卡夫卡在书信和日记中谈到《判决》时，均仅提及父子冲突，而未涉及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我们不妨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一问题。一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批评传统一直仅看情节发展，因此卡夫卡也仅对此加以关注; 二是卡夫卡有意隐瞒更深层次的创作意图，不提及情节背后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由于批评界受了卡夫卡的“蒙蔽”，仅看父子冲突，因此《判决》成了一个“极其令人困惑的故事”，“布满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卡夫卡自己“试图加以解说，但他的评论只是让 作品更加神秘难解”，这种“神秘难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作品中存在双重叙事运动，而批评家 仅关注两者之一，这样文中就频频出现看上去偏 离情节、不合逻辑或有违常理的成分。而只要能 看到隐性进程，文中的一切都会变得顺理成章，也不难解决激烈的批评争议。诚然，我们可以指责卡夫卡误导读者，令其陷入困惑；但与此同时，是否也应反思我们对作者言论的过于轻信。

( 四) 作者的障眼法

 有的作品中隐性进程被忽略，与作者有意采用的障眼法有关。曼斯菲尔德的《唱歌课》就采用了多种障眼法: ( 1) 故事情节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冷酷无情、肤浅天真的老处女，读者往往集中关注这一戏剧性形象本身的弱点。( 2) 聚焦于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没有点明社会性别歧视这一深层原因。( 3) 选择了一个女子学校作为故事的背景，女主人公面对的是女性人物间接实施的社会性别歧视。( 4) 女主人公从绝望转为欢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隐性进程对父权制社会的反讽和抨击[41]，《唱歌课》是在1920年发表的，尽管受到19世纪末兴起的新女性运动的影响，20世纪初的英国还是相当因循守旧的。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承受着经济压力的曼斯菲尔德若想靠写作挣钱，就无法公开抨击男权压迫，而只能通过隐性进程来暗暗加以表达。略早于曼氏的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的境遇也证明了这一点。肖邦在一些后期作品中公开表达出较强的女性主义意识，结果为出版商所拒，评论界也对她创作的新型女性人物横加指责。肖邦也是以写作为生的，为了挣钱，她被迫变得“不那么公开和直接，变得较为间接，较为含蓄”。

 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肖邦则在《黛西蕾的婴孩》和《美丽的佐拉伊德》等作品中通过情节发展来制造反奴隶制的假象，只是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表达种族主义的立场。而想借《一桶阿蒙蒂拉多白葡萄酒》泄私愤的坡，为了让读者接受作品，也采用了多种障眼法，这也是不少读者忽略作品真实立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 五) 技巧的微妙

 作者往往通过微妙的遣词造句来构建隐性进程。我们不妨看看曼斯菲尔德《心理》中的一段文字:

 有一种他们相互交流的另一种方式，他想用这种新的方式轻轻说: “你也感觉到这点了吗? 你能明白吗? ”……然而，令他恐怖的是，他听见自己说:“我得走了。6点钟我要见布兰德。”是什么魔鬼让他这样说而不那样说? 她跳了起来———简直是从椅子上蹦了出来，他听到她喊: “那你得赶快走。他总是准时到。你干嘛不早说? ”“你伤害我了; 你伤害我了! 我们失败了。”她给他递帽子和拐杖时她的秘密自我在心里说，而表面上她却在开心地微笑着[42]。

 在情节发展里，两人相互激情暗恋，男主人公一进女主人公的家门，就不想再离开。此时，男方想用新的方式跟女方交流情感，却未料到自己会提出告辞，这令他感到恐怖，也伤害了女方。与此相对 照，在隐性进程里，女方单相思，男方并未动情。他已约好跟朋友傍晚 6点会面，顺路进来稍坐一会，暗恋他的女方希望他来了能够久留，此时幻想 着他想用新的方式跟自己交流情感，却未料到男方会突然提出告辞，这令她感到恐怖，大受伤害。就隐性进程而言，至关重要的是用自由间接的方式表达的女方的想法“是什么魔鬼让他这样说而不那样说?”女方不可能透视男方的内心，这句话实际上告诉读者是女方想要男方“那样说”，前文描述的男方的心理活动其实是女方投射到男方身上的一厢情愿。也就是说，通过“而不那样说( instead of the other) ”这寥寥数字，曼斯菲尔德就在隐性进程里巧妙地改变了男方心理活动的性质，而这种精巧的手法在阅读过程中极易被忽略。[46]

( 六) 反讽的特殊性

 隐性进程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反讽性，而此处的反讽非同一般。我们知道，通常的反讽有三种类型: “词语反讽”( 如天气很差时说“天气真好! ”) 、“情景反讽”( 如结果出乎意料) ，以及“戏剧反讽”( 观众/读者清楚，而人物则被蒙在鼓里) 。笔者曾区分了另一种反讽，即“语境决定的反讽”，其特点是: 文字与其所要表达的意义协调一致，行为本身也无反讽性，但这些文字和行为在 特定的语境中会产生反讽[43]。这些均为局部出现的反讽，而“隐性进程”的反讽则是从头到尾的一股反讽性潜流。在作品的局部，我们看不到反讽， 只是在与相关文本成分的前后呼应中，反讽性才会显现。在坡的《泄密的心》的结尾处，谋杀者对着前来搜查的警察大喝: “恶棍，别再装了! ”保罗·威瑟林顿( PaulWitherington) 认为谋杀者喊出来的“恶棍! ”不仅是对警察虚伪的谴责，而且也是对读者不健康阅读心理的痛斥。然而，在隐性进程里，我们则会集中关注: 谋杀者从头到尾都是唯一佯装之人，也一直在为此自鸣得意，他在结 尾处的怒喝无意中构成一种自我谴责，产生很强的戏剧反讽。读者和作者站在一起，居高临下地对谋杀者进行嘲讽。

 在曼斯菲尔德的《苍蝇》中，结尾聚焦于上了年纪的主人公(老板)的健忘，健忘本身没有反讽性，但与隐性进程的相关成分相联时，就会带上很强的反讽意味: 在作品中部，主人公面对中过风的朋友的健忘时，优越感曾达到顶点，格外洋洋自得。而在作品的结尾，他自己则出现了跟朋友同样的健忘，陷入相似的困境和窘迫之中，这是对主人公虚荣自傲的强烈反讽。

 在克莱恩的《一个战争片段》中，开篇处描写中尉用剑为各班平均切分出一份咖啡，这本身没多少反讽意味，但后文中有: “在路旁，一队军人正在煮咖啡，嗡嗡交谈着，就像女孩子的寄宿学校一般。”根据传统社会的分工，分咖啡、煮咖啡是典型的女性行为。作品不仅以主人公细分咖啡为开篇，且重复提及军人的这种“女性”行为，并明 确将军人比喻为女孩。根据父权制社会的传统两 性观，男人心胸开阔，女人心胸狭窄; 男人英勇无畏，女人懦弱胆怯; 男人积极主动，女人消极被动; 男人冷静沉着，女人容易激动; 男人钢筋铁骨，女人柔和脆弱。在《一个战争片段》的隐性进程里，从头到尾暗暗出现了传统框架中的“性别置换”，中尉和其战友被漫画式地加以女性化，以此讽刺传统英雄主义观，达到反战的目的。在这种“女性化”的总体策略中，中尉用剑分咖啡也成了反 讽的手段之一。

 通常我们仅关注局部出现的反讽，因此容易忽略隐性进程特有的在上下文的呼应中产生的反讽。

 从古到今，从中国到西方，虚构叙事研究一直围绕情节发展展开。无论属于何种领域、采取何种方法，学者们在解读文本时，往往仅关注文字在作品中所表达的主题意义。然而，在存在双重或多种叙事运动的作品中，同样的文字会沿着不同的表意轨道运行，同时表达出不同的主题意义，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说，文字的意义在叙事运动中产生，并受到叙事运动的制约。我们不妨将这种意义称为“叙事运动中的意义”。我们只有打破长期批评传统的束缚，才能看到共生共存的不同“叙事运动中”的意义在对照冲突中的相互制衡、相互补充或相互颠覆，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学表意的矛盾张力和复杂丰富。

 在存在双重叙事动力的作品中，倘若看不到隐性进程，无论采用什么方法，也无论分析多么深入细致，都难免会片面理解甚或完全误解作品的主题内涵、人物形象和审美价值。一旦发现了隐性进程，很多貌似琐碎离题、无关紧要的文本成分可能会变得至关重要，获得很强的主题相关性，产生微妙高超的审美价值。在以往的阐释中，受到关注主题统一性的阐释传统的影响，批评家倾向于把这些文本成分往情节发展上生拉硬扯，导致种种牵强附会的解读和激烈的批评争议；而如果能看到双重叙事运动，画面就会变得清晰，很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总之，如果能发现双重叙事动力，我们就能开拓文学阐释的新天地，就能看到作品更加复杂深刻和更为广阔的意义世界。

 长期以来，各种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都是以情节发展为基础建构的。在发掘出叙事的双重动力之后，就为这些理论方法的修正、拓展和重构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可以建构一系列用于涵盖双重叙事运动的模式:包括双重主题阐释模式、双重叙事交流模式、双重伦理模式、双重叙述视角模式、双重情节结构模式、双重文体分析模式、双重认知研究模式等等[44]，此外，双重叙事动力对翻译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情节发展来看令人满意的翻译，从隐性进程的角度观察则可能不尽人意，这也可增加一个新的翻译理论、翻译批评和翻译教学层面[45]。也就是说，当我们打破长期批评传统的束缚，把视野从情节发展拓展到双重叙事动 力之后，不仅对作品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审美价值可以达到更加全面和更为准确的把握，而且还可以在多个方面开辟理论研究和方法建构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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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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