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李永东：半殖民地中国“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一）
半殖民地中国“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
李永东,《半殖民地中国“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
《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内容摘要
“假洋鬼子”是半殖民地中国的伴生物，与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复杂性紧密相关，它是透视中国现代文化转型意愿与矛盾的一面镜子。文学中的“假洋鬼子”形象可分为喜剧型、悲剧型和悲喜剧混杂型三种，并经历了以下嬗变：从“中西合污的纨绔子弟”，到“新旧彷徨的求新变异者”，到“身份犹疑的留学生”，再到“挟洋自重的市侩洋奴”。“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是以半殖民地社会为基础背景，以文化身份为重点，沿着身体身份、民族身份、社会身份这三个维度展开。在辫子与思想启蒙、乔装与身份认同、权势与复制时光等表述上，“假洋鬼子”文学形象有其独特分析透视价值。这一文学形象隐含着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特殊的生命境遇、尴尬的身份、变异的文化心态，从中折射出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曲折与困境。以科学、批判的眼光，深入分析“假洋鬼子”文学形象，对于确立文化自信和重建中国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假洋鬼子；文学构型；半殖民地；身体政治；文化身份；
引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但很容易被忽略的现象，那就是不少作家都塑造了“假洋鬼子”这一形象。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有李伯元、吴趼人、梁启超、鲁迅、郭沫若、茅盾、许地山、曹禺、师陀等。由于他们的关注和思考，形成了关于中国现代“假洋鬼子”的书写史与形象史。
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研究中国现代“假洋鬼子”文学形象的成果并不多见。已有的成果虽给我们不少启示，但整体上有以下明显不足：一是研究对象的范围还比较狭窄，许多作家作品未能进入研究视野。二是多从新旧关系中进行考察，未能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观照。三是文化眼光的偏向，往往导致对于“假洋鬼子”形象作单面的文化理解，相对忽略其身份政治与身体修辞方面的内容。四是当下文化与未来文化维度缺位，不能以前瞻性眼光和批判性价值深入审视“假洋鬼子”文学形象。这就必然影响对中国现代“假洋鬼子”文学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历史内涵、当代警示作用的正确认识。
代表性作家
许地山
吴趼人
李伯元
郭沫若
一定程度上“假洋鬼子”的文化身份似乎有点暧昧不明，在许多人心目中，有时甚至变得模棱两可、矛盾含混、分裂对冲、进退失据，仿佛供奉着耶稣神像的中国寺庙或“西式装订”的中国书，可谓中西捏合、身份错位、内外失调。与此同时，中国现代的“假洋鬼子”也不断经受来自不同方面的审视，其存在本身就显得尴尬可疑。但毫无疑问的是，“假洋鬼子”既是半殖民地中国的文化产物之一，又是透视半殖民地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意愿分歧与西化病症的一面镜子。因此，对之进行系统梳理、深入研讨，既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的文化境遇与民族心态，对于当下中国文化发展也不无借鉴和警示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当前中国文化自信与文化重建给我们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我们提供了战略发展机遇。这不仅仅包括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也包括批判和借鉴西方的文化资源，还包括以现代的科学理念重建中国新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具有半殖民地时期“中西合流”混杂性质的“假洋鬼子”文学形象，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个案，它可供我们在批判基础上深入辨析，并成为中国新文化重建的一个有价值的参照系统。
一、“假洋鬼子”文学形象类型
何谓“假洋鬼子”？概括言之，“假洋鬼子”是指接触过洋人或西洋文明，从而形成崇洋心理，并刻意模仿洋人装扮、做派和观念的中国人。“假洋鬼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一种人物类型，其仿洋品性与中国身份存在错位，看起来像外国人，根底还是在中国。在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假洋鬼子”有着二重性格，即游走于中西文明的边缘地带，缺失信仰、定力、自我主体性，是一些如浮萍飘花式的人物。
当然，如果细究，“假洋鬼子”这一称谓由“鬼子”和“洋鬼子”推演而来，它的出现有着确定的背景：太平军围攻上海之际，美国人华尔受清朝官方委派，招募外国人组成洋枪队，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军；1862年清廷对洋枪队进行改组，改组后的洋枪队除了少数军官为洋人，所有兵勇都是中国人，这些兵勇接受西式训练，穿西人军装，“上海地方人士，见及此批常胜军，一概呼为‘假洋鬼子’。其起始实在专指此支军队。后世转化，始演变为一般泛称”，【1】用来指称模仿洋人装扮、做派、观念的中国人。从出典来看，“假洋鬼子”最初的意指包含了表象与内在、形式与内容的不一致，也包含了中西文化在同一主体内的并置共存，还隐含了西方文明作为现代的、殖民的力量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干预。虽然“假洋鬼子”不断被赋予新意义，成为备受争议的人物形象，但最初铭刻的内涵一直墨迹鲜明。
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常把“假洋鬼子”与“西崽”混为一谈，实际上，“假洋鬼子”和“西崽”都属于半殖民地中国的人物类型，在文化性格上虽存有共性，但也有区别。“西崽”一词由英文“boy”、音译“仆欧”和汉语“侍者”音义结合而成，一般是指洋行和西式餐馆、旅店中服杂役的中国人。因杂役身份低下，再加上在洋人手下做事，故“西崽”一词往往带有贬义，并衍生出“洋奴”的含义，其对象范围也因此进一步扩大。【2】“假洋鬼子”往往留过学，算是亲历过欧风美雨或东洋风景的人，“西崽”则是国产，但作为一种特殊文化人格的“西崽”，则包括西崽、巡捕、学贯中西的“高等华人”以及媚外惧外的政客等。在文学中，“假洋鬼子”的文化性格落在西洋装扮与中国身份的错位，以及“中”与“西”的合流（或合污）；而“西崽”的特性则落在“洋”与“奴”的结合，以及“西崽”对洋人、华人的双重态度。不过，“假洋鬼子”与“西崽”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种文化性格，在李伯元、老舍、师陀等人笔下，如《文明小史》中的劳航芥、《文博士》中的文博士、《结婚》中的黄美洲，就兼有“假洋鬼子”和“西崽”的双重文化性格。
《文明小史》
文学中的“假洋鬼子”，往往与留学生为主的一群人物有关。据统计，1900年至1937年留日的中国学生超过13万人，1854年至1953年留美的中国学生为２万余人。【3】向海外输送留学生，最初并不被看作是件光彩事。胡适曾撰文“正告”国人：“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胡适之所以把留学现象归入国耻，是因为留学乃殖民宰制的结果：“国威日替，国疆日蹙，一挫再挫，几于不可复振”；“惩既往之巨创，惧后忧之未已，乃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 “北面受学，称弟子国”。【4】也就是说，留学生与半殖民地中国的屈辱有着关联性。当然，并非所有具有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都被赋予“假洋鬼子”的恶名或谑称，只有那些在服装、身体与生活方式上明显西化的留学生，才有可能被指认为“假洋鬼子”。而且，“假洋鬼子” 并不限于留学生，它有时被随意用来泛指与“洋”沾边的各类人物。例如，在短篇小说《一般卡员》中，一位收税卡员没来由被称为“假洋鬼子”；【5】 《小酌》中教英文的Ｃ君会说洋话，“学生们便冠他一个‘假洋鬼子’的头衔”；【6】《黑旋风》里洋装的学生说了句英语，便被骂作“假洋鬼子”；【7】在张天虚笔下，“戴眼罩儿”的西医被乡民视为“俗气的假洋鬼子”。【8】本文所讨论的，不是这类泛指的、被随意贴上标签的“假洋鬼子”，而是作为半殖民地中国特有的人物类型、有着特殊文化性格的 “假洋鬼子”，这类形象更具时代意义，能折射出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困惑、怨愤和病症。
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加上本土教会学校、西人学堂毕业生，以及与洋人交往密切的买办、翻译等人物，在现代中国足以造就一种特别的文化群体和社会风尚，形成所谓的“假洋鬼子”现象。这一现象的形成，根源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语境。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是中西、古今文明并存的社会，正如鲁迅所言：“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中西文化处于并置状态，尚未得到融合，“许多事物挤在一处”，“只能煮个半熟”。【9】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状况。从动态发展来看，就出现了这样的纷乱浮躁：“国中的思想忽而复古，忽而维新。”“各有成见派别”，文化观念迷乱，“只有冲突，没有调和”，难以“融会古今，贯通中外”。【10】林语堂所指陈的“东壁打到西壁”的情形，反映了“东西交汇青黄不接之时”中国的文化状况，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在现代进程中必然遭遇的迷局。如此中国孕育了“二重思想”和“彷徨的人种”。为民众或知识精英所诟病的“假洋鬼子”，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伴生物，与当时的文化两重性相互印证。
上海租界
“假洋鬼子”集中于外国势力盘踞的通商口岸、租界、租借地等具有殖民性、欧化色彩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古今中西文化并置及其滋生的“二重思想”，在号称 “东方巴黎”的上海表现得最为典型。“东方”与“巴黎”的组合，本身就表明上海的“假洋鬼子”身份。华洋杂处的租界化上海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和中心城市，充满悖论和反差，仿佛“一幅光彩夺目的巨型环状全景壁画，一切东方与西方、最好与最坏的东西毕现其中”。【11】租界化上海的反差、悖论、杂糅，是中国半殖民地文化的极端表现形态——一部分西方和一部分中国嫁接在一起，杂合成“非驴非马之上海社会”。【12】上海的欧化景观和观念是仿拟的、移植的、杂交的，恰与“假洋鬼子”的文化身份相呼应。由于仿拟、移植的欧化城市景观和观念是列强殖民事业的衍生物，为殖民强权所操控，因此“假洋鬼子”的崇洋观念、西化身份，不可避免地与殖民文化暗中沟通。张京媛指出：“殖民化”包含帝国主义对“不发达的”国家 “在社会和文化上进行‘西化’的渗透，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习俗，从而弱化和瓦解当地居民的民族意识”。【13】在半殖民地中国，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西化”为目标，并与殖民化纠缠在一起。伴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动和文化思潮的起伏，政府、民众以及知识分子内部对西化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也非始终如一。这样，对作为西化标本和代言人的“假洋鬼子”形象的塑造，就体现出阶段性、时代性的特点，“假洋鬼子”也因此呈现多种类型。
“假洋鬼子”形象繁复多样、歧义丛生，为把握其特性和价值，有必要先对之进行分类阐释。着眼于作者态度、叙事视角和价值判断，可以把“假洋鬼子”分为喜剧型、悲剧型和悲喜剧混合型三种。悲剧和喜剧的区分，大致采用鲁迅的看法，他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14】
鲁迅
（一）喜剧型的“假洋鬼子”。此类“假洋鬼子”在文本中处于被观察、被评论的位置，在性质上是“中西合污”的否定性人物。“假洋鬼子”作为一个否定性的称谓，也包含了民众对异域妖魔式的想象，以及盲目排外的情绪。【15】这类形象主要存在于清末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中。在清末知识分子“中体西用”的观念视野下，模仿洋人皮相而缺乏国学根柢和传统人格的留学生、买办等，被认为是士林败类，是“里通外国”的“假洋鬼子”。李伯元、吴趼人、梁启超的小说中多有这类 “假洋鬼子”形象。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家提供的则是表面洋派，内里空虚，且谙于“逢节送礼，递片托情等中国处世奇方”【16】或数典忘祖的“假洋鬼子”形象，如曹禺话剧《日出》中的张乔治，师陀小说《离婚》中的黄美洲，老舍小说《牺牲》中的毛博士、《文博士》中的文博士。作为否定性形象的“假洋鬼子”，他们的仿洋、崇洋观念与中国市侩哲学在利己、享乐原则下相互借用，他们是西洋文明皮毛与封建文化糟粕生硬结合后开出的恶之花，作家借此表达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歧途和病态人格的忧虑和批判。
曹禺话剧《日出》
（二） 悲剧型的“假洋鬼子”。此类“假洋鬼子”多带有作者的自叙色彩，他们是半殖民地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前行者和负重者，较早体验到殖民帝国对中国身份的轻慢和歧视，感受到西化新人在国内所遭受的冷眼和误解，认识到传统社会、民族性格对个体价值的挤压，因而愤激焦虑、彷徨两难。郭沫若的《牧羊哀话》、《行路难》、《月蚀》和郁达夫的《两夜巢》等小说，立足于殖民时代中外民族的文化冲突，聚焦留日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构设出带有自叙色彩的“假洋鬼子”形象。鲁迅关于“假洋鬼子”的书写，则把中外文化冲突转换为新旧文化冲突，质疑民族内部对“假洋鬼子”的态度，“假洋鬼子”的悲剧性体验被置于思想启蒙的主客体关系中。在鲁迅小说中，“假洋鬼子”与叙事者构成平等对话关系，获得了部分自叙权，能袒露自身的两难和忧愤，从而成为应获得理解和同情的人物形象，其悲剧命运有力地控诉了因循守旧的中国社会。代表性人物如魏连殳、Ｎ先生、吕纬甫等。《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被乡民“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是乡民眼中的 “异类”和“吃洋教”的“新党”。他常说家庭要破坏，同时又极有孝心，每月一领薪水，立即寄给祖母，祖母去世后也同意按繁琐的旧礼仪办理丧事。鲁迅非常擅长表现在新与旧、中与西之间彷徨的人物和文化心理。鲁迅把他们的人生悲剧归于旧势力的威压和启蒙的焦虑，揭示作为“历史中间物”的新式知识分子的悲凉沉痛。不过，叙事者所持的哀婉同情态度，掩盖了过渡时代“假洋鬼子”自身文化人格所潜伏的悲剧性和矛盾性，研究者在解读时容易把悲剧的责任一味推给 “铁屋子”般的社会。实际上，小说的思想结构和人物的观念世界，仍未能脱离 “二重思想”和“彷徨的人种”的大框架。悲剧型的“假洋鬼子”形象之所以隐而不彰，是因为研究者过于在意这些人物的“新式”知识分子身份，凸显其与旧势力的对立，以及他们被黑暗社会吞没的精神之痛，却意识不到这些人物形象身上新旧并存的文化人格。
《阿Ｑ正传》
（三） 悲喜混合型的“假洋鬼子”形象。鲁迅《阿Ｑ正传》中的钱少爷与茅盾《创造》中的君实即是其代表。他们的文化人格新旧合流、中西杂陈，带有“因地制宜，折衷至当”【17】的“调和论”色彩。《阿Ｑ正传》中的“假洋鬼子”钱少爷通常被当作负面的、可笑的、反动的人物形象。实际上，钱少爷是喜剧型和悲剧型“假洋鬼子”的综合，只是形象的复杂性被小说的“冷嘲”笔法【18】掩盖了。钱少爷之所以被误解为“深恶痛绝”的可笑人物，是因为人们把阿Ｑ看待钱少爷的态度当作鲁迅的态度。如果从作者经历、互文性层面理解，即结合鲁迅被当作“假洋鬼子”的屈辱体验，以及《头发的故事》、《藤野先生》、《孤独者》、《在酒楼上》等作品中“假洋鬼子”或“新旧合流”的知识分子形象来看，笔者认为鲁迅对钱少爷的态度是复合型的，既包含对悲剧型的“假洋鬼子”的自嘲，也包含对喜剧型的“假洋鬼子” 的“他嘲”，还包括借戏谑的文本风格来“舒愤懑”。《创造》【19】提供了中国“假洋鬼子”文化的典型隐喻，小说中的君实则是这一隐喻的承载人物。君实所处的上海社会是“迷乱矛盾的社会”，他因此萌生了中西调和的文化理想，具体的实践目标就是“创造”一个“中正健全”的理想伴侣。他想找一位混沌未凿、生长在不新不旧家庭中的女子来“创造”，因为现实中的女子要么传统旧思想过浓，要么 “新到不知所云”。甚至外国女子也不是他的理想夫人，因为她们“没有中国民族性做背景，没有中国五千年文化做遗传”。最终，君实选择了表妹娴娴作为理想夫人的改造对象，于是把娴娴由娇羞宁静、达观出世的传统女性，改造成了活泼好动、追求肉感刺激和热衷于政治生活的新女性。然而，由于改造后的娴娴有了自由观念、独立人格和政治热情，逸出了“中正健全”的限度，超出君实所掌控的范围，于是让他感到极为不安。君实在中西、新旧文化交汇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文化观念上的彷徨苦闷和迷乱矛盾，因此试图“执中之道”以调和中西文化，从而“创造”理想的人物，但终归失败。君实的文化心态，流露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在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焦虑和矛盾心理，象征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陷入了进退失据的文化窘境。
《藤野先生》
“假洋鬼子”文学形象的三种类型及其价值评判，固然是时代精神的存照，但也体现了作家主观化的叙事立场和文化旨趣。小说中的“假洋鬼子”应当受到读者的体谅尊重还是憎恶鄙视，多少取决于文本通过辩解、夸张、嘲讽等语言策略所形成的叙事效果。虽然“假洋鬼子”是连接中西文明的“中间人物”，他们因本土经验与异国经验的双重塑造，形成了“文化间性”，但这种“文化间性”不是整体意义上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简单相加的结果，而是两种文化经“假洋鬼子”的体验、比较和挑拣所形成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混合物，其中还掺杂着受殖体验以及民族身份的违和感。半殖民地半封建语境不可能造就成熟、健全的文化“中间物”，“假洋鬼子”文学形象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映照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艰难、迟疑与歧途。
二、“假洋鬼子”形象的嬗变
文学中的“假洋鬼子”形象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列强殖民政策的调整、中国现代化程度的加深和半殖民体验的变化，以及本土文化精神、民族意识与阶级观念的强化，“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亦有所改变，生发出由“中西合污的纨绔子弟”到“新旧彷徨的启蒙先锋”、“身份犹疑的留日学生”，再到“挟洋自重的市侩洋奴”的形象变迁。
（一）“中西合污的纨绔子弟”
这是文学中“假洋鬼子”的最初构型，为清末维新知识分子所提供，梁启超、吴趼人、李伯元等新小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以嘲弄的态度对之进行了描画。“中西合污的纨绔子弟”拥有二重思想，装着两副面孔，并且随时转换。例如，在上海参加张园开花榜活动与参加“拒俄会议”的为同一拨洋派人士，“昨日个个都是冲冠怒发，战士军前话死生，今日个个都是酒落欢肠，美人帐下评歌舞”；【20】“洋装元帅” 魏榜贤骨子里对小脚存有淫念，却又堂而皇之发表女子不缠足能“保国强种”的宏义；【21】谭味辛和王及源一向高谈革命和新学，但一听有利可图就马上转向，表示愿写歌颂朝廷的书。【22】“中西合污的纨绔子弟”把西方观念推向歧途，又把旧文人的恶习发挥到极致。他们的洋做派也好，革命、自由、平等的观念也罢，不过是欺世盗名的招牌，招牌底下露出的是传统的恶趣味，是小脚、鸦片、狎妓、发财，西洋文明观念经他们生吞活剥，竟成了寻欢作乐的“洋”借口。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23】“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24】
（二）“新旧彷徨的求新变异者”和“身份犹疑的留学生”
五四时期是现代观念狂飙突进的年代，也是知识分子自我抒情的年代。此时期，“假洋鬼子”的构型更多属于知识分子的“夫子自道”。五四新文学家从“新旧彷徨的求新变异者”和“身份犹疑的留学生”两个维度来构设“假洋鬼子”形象，由此袒露了留洋经历带来的观念重塑与身份困扰，以及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苦恼。鲁迅擅长写“新旧彷徨的求新变异者”。创造社作家则集体性地聚焦于“身份犹疑的留学生”，他们自觉“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25】亲身体验过日本人的种族歧视。郑伯奇在小说《最初之课》中详写了日本人对中国、中国留学生极度歧视的殖民心态。然而，他们回国后又面临西洋留学生对“小小的个东洋留学生”【26】的轻视，欧化的上海社会也对他们的日本经验构成威压，他们一时难以适应上海洋场，找不到家国感。郭沫若感觉回到上海“等于是到了外国”，【27】郁达夫在上海自我感觉是“一个无祖国无故乡的游民”。【28】他们“对于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缺点，和中国的，（次殖民地）的病痛都看得比较清楚；他们感受到两重失望，两重痛苦”。【29】由此，创造社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陷入了惶惑。郭沫若小说的“假洋鬼子”倾向于以乔装来掩饰真实民族身份，认同感游离在日本、西洋和中国社会之间。陶晶孙小说《到上海去谋事》的叙事者存在身份的犹疑，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中国人“我”竟感叹被中国“同化”了，在欧化摩登的上海找不到位置，失望于中国的教育，宁可返回日本去“做研究”。
《陶晶孙选集》
（三）“挟洋自重的市侩洋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假洋鬼子”形象多为“挟洋自重的市侩洋奴”。这些人盲目崇拜西洋文明，以留学身份为傲，把留洋经历看作稀有、高贵的资本，以此自居众华人之上。《文博士》中的文博士认为洋博士就是当代的状元，因此，地位、事业理应给他留着，就是富家女也应连人带财双手奉送过来。他们刻意在仿洋身份上做文章，借整套洋行头虚张声势，以维持自我身份与价值的特殊性。文博士以及《结婚》中的黄美洲、《日出》中的张乔治、《东西》中的郝凤鸣，与《牺牲》中的毛博士一样，刻意“‘全份武装’的穿着洋服”，【30】显摆自己的洋绅士派头。他们回国后对西洋身份的刻意模仿与保留，显然是洋奴意识作祟。惟洋是崇，故对中国的一切产生憎恨与厌弃。毛博士自感“为中国当个国民是非常冤屈的事”；【31】黄美洲觉得“中国人永远搞不好”；【32】文博士认为中国是“一个瞎了眼的国家，一个不识好歹的社会”。【33】“挟洋自重”所重的是个人的利益和脸面，自重转向自私，个人欲望膨胀。在阐释个人欲望的正当性时，留洋身份是当然的借口，他们认为“有妻小，有包车，有摆着沙发的客厅，有必须吃六角钱一杯冰激凌的友人……这些凑在一块才稍微像个西洋留学生”。【34】而实现欲望的手段则为市侩哲学那一套。黄美洲的把戏是招摇撞骗、敲诈勒索；文博士投机钻营，不择手段“打进”中国的权势社会；《牛老爷的痰盂》中牛老爷弄权耍威风，以“中国书而西式装订”【35】的面目应对新旧人物；《猫城记》里那群“青年学者”，制造一些莫名其妙的“主义”、“党派”，以此欺骗百姓。“挟洋自重的市侩洋奴”兼有洋奴意识与市侩嘴脸，他们“爱挂洋气”，【36】无根底，但已不像清末“假洋鬼子”能引起民众对新文明的惊诧感，也不像“五四” 的“假洋鬼子”有着思想启蒙的使命感。他们更像是西洋的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国的封建特权观念共同孕育的文化怪胎，双方的可取之处全没继承，身处中国却想过西洋生活，利用西洋留学经历的残余价值，“打进”半新半旧的中国社会（如文博士、牛博士），混迹于邪恶淫荡的洋场社会（如黄美洲、张乔治），做着乱世奸雄（如郝凤鸣、“青年学者”）。
老舍作品集
“假洋鬼子”形象的嬗变，究其缘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列强的殖民行径与中国的受殖体验在变化，这影响了“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
晚清时期，殖民帝国凭借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其所作所为带有早期殖民主义的特征——残暴、野蛮、血腥，让中国人产生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一些人在挨打的过程中接受了“西方比中国更‘文明’”的观念，并以学习西方作为“自强保种”的不二选择。暴力殖民的行为，既推动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变革潮流，也激发了仇洋排外的民族情绪。洋人可恨，近洋的“假洋鬼子”便被当作“里通外国”的人，成了仇洋心理的发泄对象，因此通常被塑造成士林败类。
民国之后，列强的殖民政策减少了暴力的成分，殖民势力以“文明使命”相标榜，以都市景观、现代工业、商业贸易、文化传播的形式而存在，并造成一种似是而非的认知：在华的西方势力有助于建设更好的中国，其所作所为属于“良性殖民主义”。上海、天津各国租界的外国人士都曾这样宣称。在这样的风气之下，近洋、西化就等同于现代化，“假洋鬼子”也因此成了“新人”，成了改变旧中国的先行者。民国初期这种看法相当流行。于是就出现了《两夜巢》中的“发种种的少年”、《头发的故事》中的Ｎ先生、《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之类的“假洋鬼子”形象。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带来了新的民族危机，民族意识高涨，同时，国内的政党、阶级斗争进一步加剧，无产阶级观念广泛传播，国民政府开始倡导传统文化，强化民族认同。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欧化、奢靡、享乐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成了众矢之的，消费娱乐和生活趣味的西化成了一种可疑的品性。三四十年代文学中的“假洋鬼子”因而具有资产阶级的特性，他们因留学经历而获得的 “洋”习性、“洋”观念在叙事中被负面化处理。黄美洲、郝凤鸣、毛博士、文博士等借以傲人的留洋身份和西洋派头，都被世俗化、功利化，“化为济私助焰之具”，【37】他们最终成了洋派的市侩。
其次，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观念立场，进而影响到“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
在晚清时期，“西方”像一头暴虐的野兽突然闯入中国，怀抱“自强保种”观念的知识分子来不及弄清西洋文明的真谛，就在挫折与自强的焦虑中呼吁西化。梁启超后来坦言：“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样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的’。”【38】早期中国留学生以为“中国仅仅模仿其形式，即可享用其实际”，尤其是留日学生，“大多数仅只滞留一二年，获得新思想些许皮毛，即回至中国大唱改革中国之论，辄自信以其肤浅学识即可致中国于郅治，仅一反掌之劳耳”，“是以理想虽高，热忱虽笃，而终无裨于实际也”。【39】这就使得最初效仿西洋文明的知识分子难免遭人诟病。同时，在中西文明相遇的最初阶段，观念的两极分化和激烈争锋在所难免，这就出现吴趼人所说的情形：“顽固之伧，以新学为离经叛道；而略解西学皮毛之辈，又动辄诋毁中国常经。”【40】在清末，西风东渐已具不可阻挡之势，而传统文化的根基尚未撼动。因此，洋派知识分子需要穿梭、应对两种文明，就如上海买办的装束，中西混搭，“上半截‘洋体’是为应付大班的”，“那下半截却深深埋在国粹里”。【41】“假洋鬼子”脚踏中西两只船的文化态度，使得清末改良派知识分子对他们的讥讽左右开弓，既嘲笑“假洋鬼子”西学不精而崇洋媚外，又批判其不谙国粹却集下流文人的坏毛病于一身。
《西风东渐记》
到了五四时期，向西方学习已成为一种潮流，“令人担忧的当然就不再是‘以夷变夏’，而是能不能真正地‘以夷变夏’；如果说此前对‘假洋鬼子’的抨击是站在 ‘大中华’的立场的话，那么如今对‘假洋鬼子’的批判，五四知识分子在文化上多持“拿来主义”的态度，故而有时把“假洋鬼子”塑造成启蒙者的形象。但是，由于西化观念与民族文化身份的冲突问题未能真正获得有效解决，“假洋鬼子”因此不免陷入“新旧彷徨”、“身份犹疑”的文化纠缠中，承受思想启蒙的焦虑和文化身份的苦恼。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则是反思“五四”观念和西方文明的年代，也是复兴民族传统的年代。此时，知识分子的立场无论偏向“西方”还是中国，都对文化混杂极为不满，“假洋鬼子”因此受到来自“西方”和中国的双重指责。从“西方”立场看，毛博士、文博士、张乔治、黄美洲等洋派人物仅得“洋”之皮毛，未得 “洋”之精神。如毛博士常把“美国精神”挂在嘴边，然而，他的“美国精神”不过是“家里必须有澡盆，出门必坐汽车，到处有电影院，男人都有女朋友……” 他只对金钱、洋服、女人、结婚、美国电影感兴趣。甚至他们的“洋”光环也被作者消解，如黄美洲“博士”并没留过学，方鸿渐的博士学位是从骗子手里买的，许地山《三博士》中甄辅仁的博士名头纯属子虚乌有。从中国立场来看，三四十年代的“假洋鬼子”都崇拜西洋文明，以中国人身份为耻，认为中国人愚蠢、肮脏、野蛮。这类“假洋鬼子”的民族文化身份不明，正如黄美洲的名字，原名黄承祖，化名黄美洲，然而，他既未继承祖先的优秀文化遗产，更未了解美洲文化的真谛。因此，三四十年代的“假洋鬼子”文学形象必会遭到来自“西方”立场和中国立场的双重指控。
最后，“假洋鬼子”文学构型的演进，还在于围绕“假洋鬼子”的人物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话剧《日出》
“他者”视野与自叙色彩的“假洋鬼子”形象存在较大反差。在清末小说中对 “假洋鬼子”进行观察、评判的是维新人士。担任观察、评判功能的维新知识分子被塑造成知识和道德的楷模，他们不仅深明民族大义，富有道德操守，而且国学功底深厚，喜好新学知识。在维新知识分子的打量和映衬下，以留学生为背景的“假洋鬼子”就显得鄙俗不堪。民国之后，曾长期留学海外、深度浸染东洋或西洋文明的新文学家，回头审视辛亥革命前后“假洋鬼子”的“行状”，自是另一番风貌和旨趣。在五四文学中，围绕“假洋鬼子”所设置的人物关系，不再是维新知识分子对“假洋鬼子”的评头论足，而是“假洋鬼子”与庸众、殖民特权、种族歧视的对峙；作品的话语价值体系也不再归于道德和知识，而是归于思想启蒙、文化身份和反殖民意识。到了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已历经现代文明的深度洗礼，老舍、曹禺、师陀等作家或立足于现代精神来打量“假洋鬼子”，如《文博士》中的唐振华、《牺牲》中的“我”，都被用以衬托“假洋鬼子”的形象；或以被虎狼社会、奢靡都市所吞噬的悲剧人物来打量“假洋鬼子”，如《日出》中的陈白露、《结婚》中的胡去恶等，都是旁观和评述张乔治、黄美洲的人物。在三四十年代，“假洋鬼子”被看作罪恶、浮华、势利社会的一部分。
由于时代语境、作家立场和人物关系的变更，“假洋鬼子”在不同时期就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和形象价值，承载着精英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推崇心理和对殖民文化的怨忿情绪。“假洋鬼子”文学形象的演进轨迹，与半殖民中国对待西方文明、殖民现象和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关联，是透视半殖民中国文化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和深层症结的重要窗口。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半殖民语境下的民国文学研究”（SWU1509109）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城市的文学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研究”（14BZW1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李永东，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重庆400715）。
参考文献：
【1】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
【2】陈五云：《方俗语源杂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４期。
【3】李兆忠：《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自序”，第１页。
【4】胡适：《非留学篇》，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９卷，第636—637页。
【5】陈福熙：《一般卡员》，《迷恋的情妇》，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第47-55页。
【6】章焕文：《小酌》，《东方杂志》第23卷第19期，1926年10月。
【7】穆时英：《黑旋风》，《南北极》，上海：湖风书局，1932年，第17页。
【8】天虚：《铁轮》，上海：东京文艺刊行社，1936年，第128页。
【9】唐俟（鲁迅）：《随感录（五十四）》，《新青年》第６卷第３期，1919年３月。
【10】语堂：《今文八弊（上）》，《人间世》第27期，1935年５月５日。
【11】熊月之：《历史上的上海形象散论》，《史林》1996年第３期。
【12】姚公鹤：《上海闲话》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第67页。
【13】张京媛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认同》，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前言”，第10页。
【14】鲁迅：《再论雷锋塔的倒掉》，《语丝》第15期，1925年２月23日。
【15】李兆忠：《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第264页。
【16】塔塔木林（萧乾）：《红毛长谈》，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47页。
【17】唐俟（鲁迅）：《随感录（四十八）》，《新青年》第６卷第２期，1919年２月。
【18】周作人：《关于阿Ｑ正传》，《鲁迅的青年时代》，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0-111页。
【19】茅盾：《创造》，《东方杂志》第25卷第８期，1928年４月。
【20】饮冰室主人（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新小说》第１卷第７期，1903年９月。
【21】南亭亭长（李伯元）：《文明小史》第十九回，《绣像小说》1903年第19期。
【22】我佛山人（吴趼人）：《上海游骖录》第七回，《月月小说》1907年第７期。
【23】唐俟（鲁迅）：《随感录（四十八）》，《新青年》第６卷第２期，1919年２月。
【24】迅行（鲁迅）：《文化偏至论》，《河南》1908年第７期。
【25】郭沫若：《三叶集·郭沫若致宗白华》，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40页。
【26】老舍：《东西》，《火车集》，重庆：文聿出版社,1945年，第83页。
【27】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89页。
【28】郁达夫：《海上——自传之八》，《人间世》第31期，1935年７月５日。
【29】郑伯奇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导言”，第12页。
【30】老舍：《牺牲》，《樱海集》，上海：人间书屋，1935年，第３４页。
【31】老舍：《牺牲》，《樱海集》，第66页。
【32】师陀：《结婚》，赵家璧主编：《晨光文学丛书》，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第60页。
【33】老舍：《选民》（连载题为《选民》，1940年单行本的题目改为《文博士》），《论语》1936年第98期。
【34】老舍：《东西》，《火车集》，第83页。
【35】老舍：《牛老爷的痰盂》，舒济、舒乙编：《老舍小说全集》第11卷，第349页。
【36】老舍：《浴奴》，《火车集》，第105页。
【37】鲁迅：《偶感》，《鲁迅全集》第５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6页。
【38】梁启超：《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季》，上海：申报馆，1923年，第３页。
【39】卡拉克：《中国对于西方文明态度之转变》，《东方杂志》第24卷第14期，1927年12月。
【40】吴趼人：《吴趼人哭》，《吴趼人全集》第８卷，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34页。
【41】塔塔木林（萧乾）：《红毛长谈》，第47页。
未完待续哦~
图片来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谢慧清
往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