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赵稀方：从《香港文学》看香港文学（一）

从《香港文学》

看香港文学（一）

赵稀方

随着一系列报刊的停刊，及至1984年底，香港文学似乎已经走向了绝路。黄傲云称：“一九八四的结束，看起来像香港的文学或香港文学，已经结束。”〔黄傲云《从难民文学到香港文学》，《香港文学》1990年第二期，总第六十二期。〕然而，结束也是开始，1985年《香港文学》横空面世，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香港左右对立的文化格局，是二战以来世界两大阵营冷战的产物，香港是作为美国太平洋战略前沿阵地而存在的。及至冷战结束和中美建交，这种格局自然瓦解。徐速的《当代文艺》在1979年结束，《海洋文艺》忽然在1980年被中止，这个时间点并非偶然。右翼作家代表徐速和左翼文学代表作家阮朗，双双於1981年去世，富有象征意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随着一系列报刊的停刊，及至1984年底，香港文学似乎已经走向了绝路。黄傲云称：“一九八四的结束，看起来像香港的文学或香港文学，已经结束。”〔黄傲云《从难民文学到香港文学》，《香港文学》1990年第二期，总第六十二期。〕然而，结束也是开始，1985年《香港文学》横空面世，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香港文学》不但接续了香港文学的命脉，更创造了八十年代以后香港文学的新的格局。在《香港文学》创刊号刘以鬯发表的“创刊词”中，刘以鬯强调了几层意思：一，香港是高度商业化社会，严肃文学受到排斥，我们要有正确的文学价值观念；二，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但它位置特殊，是中西文化中转，海外华文文学中心；三，《香港文学》不是同人刊物，而是各方公开园地，希望能够产生的作用，创造“深远的影响”。这三点意味深长：首先要打破香港文学的商业化格局，建立严肃文学的平台；其次要打破香港文学的政治化格局，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左右对立，派别林立，而是要“凝结”，成为一个共同体；再次是香港文学的自我定位，它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部分，不过不是普通的一部分，而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心。

　　刘以鬯的特点，一是文坛元老，资历深，成就高，能服众，二是他非左非右，能够团结各方人马。当年《星岛日报》请刘以鬯编“大会堂”的时候，刘以鬯就解释，“那究竟什麼是大会堂呢？‘大家聚会一堂’，就是‘老中青’和‘中左右’。‘老、中、青’的意思是这副刊无论是老年的，中年人，还是年纪轻的，只要是好文章，我一定会登。‘中左右’表示我没有政治立场，中立也可以，左派也可以，右派也可以。只要是写得好的文章，我就会刊登。”〔刘以鬯《我编香港报章文艺副刊的经验》，《城市文艺》一卷八期，2006年9月15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香港文坛所需要的，正是这种“老、中、青”，“中、左、右”各路作家汇聚的新书面。

刘以鬯创刊《香港文学》

　　下面借《香港文学》的窗口，简略介绍发表作品的几代作家，藉此总结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香港文坛的状况。

　　在出现於《香港文学》创刊号上的作家中，最让人意外的是力匡。力匡（1927-1991）在五十年代主编《人人文学》和《海澜》，俨然一代盟主。他的诗歌风行文坛，成为一代人的记忆。1958年5月，力匡告别香港，到新加坡定居，此后就“失踪”了。不过他的名字却一再被人提起，被文学史记录。二十七年后，力匡在《香港文学》创刊号发表了小说《苏宅的黄昏》，宣布重新归来。力匡在《香港文学》上发表的作品，既有诗歌，也有小说，还有回忆怀人之作。五十年代在香港的时候，力匡对於香港并无好印象，他的诗歌主题往往是流落放逐之感。再回香港，他已经不认识故地了（《香港重回》，14），不过，记忆很快就浮现，五十年代诗歌中常见的“圆脸短髮女孩”，他依然还没有忘怀，“我记得所有你说的话／我记得你穿得每袭衣裳／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穿校服／我从此忘不了这白上衣蓝裙的姑娘”（《浅水湾十四行》，85）。这次再来香港，力匡反倒充满感情和信心，“我在香港时生活并不愉快／我觉得现在的香港比较进步／现在的香港比以前更好／明天的香港将比今天更好”。从艺术上看，力匡的基调仍然没有多少变化，多是整齐压韵的抒情诗。力匡的复出，引起了文坛的瞩目，1989年5月，《香港文学》发表了一篇署名巴丁的诗歌《给一位新加坡诗人：致力匡》，“隔绝了九百六十次月缺月圆的日子，／偶然在《香港文学》读到你的诗篇：彷彿当年在石牌校园的茶室，／听到您幽默诙谐的絮语。”〔巴丁《给一位新加坡诗人：致力匡》，《香港文学》1989年第5期。〕可见文坛对於力匡回归的惊喜。

　　右翼作家登陆《香港文学》的还有黄崖。黄崖（1932-1992）是五十年代初香港主要右翼作家之一，任职《中国学生周报》等刊。他1959年赴马来西亚，与杨际光等应该是同一批人。七十年代，黄崖脱离友联，独自创办“星报出版社”。黄崖是比较勤奋的，六十年代在南洋最畅销的小说家一个是徐速，另一个就是黄崖。他的《紫藤花》一书，单在马来西亚就卖出了两万本以上。黄崖晚年移居到了泰国，他失望於马来西亚中文文坛的衰落，希望在泰国易三仓大学建立一个完整的中文学院，把华文教育和文艺传承下去。可惜，时不假人，1992年1月3日，黄崖病逝於医院。黄崖登上《香港文学》的时候，已经是晚年，他发表了散文《鹰》（75）、《清晨散步》（81），小说《太太门》（77）、《一家人》（86）等作品。从时间上看，他临终前还在为《香港文学》写稿，小说《一家人》发表於1992年2月，已在他去世以后。黄崖对香港还是很怀念的，在黄傲云访问他的时候，黄崖问起香港一连串的人名，黄傲云回答：“死的死了，走的亦走，剩下的并不太多”，他又问起香港的一大堆的地方，黄傲云回答：“变的变了，拆的也拆了，剩下的恐怕他认不出。”黄崖说，“不会的，不会的，在梦中我常常见到。”黄崖表示，“我要写一本香港的史诗，我仍然怀念我在香港的日子，香港把我培养出来……”〔黄崖《最后的心路历程》，《香港文学》1992年第4期。〕。

　　慕容羽军（1927-）也是五十年代初活跃的右翼作家，从《人人文学》到《海澜》乃至《当代文艺》，他都是基本作者。慕容羽军在《香港文学》1986年第1期发表了《我与〈文艺刊物〉》一文，内中谈到：1975年7-8月暑期，戴天在港大“香港四十年文学史学习班”上讲授“五十年代香港文艺的发展情况”时，将他列为右翼作家，让他“颇多苍凉感”。五十年代以来，慕容羽军创作了大量作品，内地的《香港文学史》却很少提起，这让他颇为不满。他在自己的《为文学作证——亲历的香港文学史》一书闢专节“慕容羽军作品的全面检视”介绍自己的作品。在介绍亚洲出版社出版的他的中短篇小说集《海滨姑娘》的时候说，他借题发挥，“这十篇小说，是十分樸素的创作，中间并无任何‘赶任务’的意态，於此多少反映了五十年代的‘绿背文学’绝不是满脑子‘政治任务’的评论家所想像的‘类型化’。”〔慕容羽军《为文学作证—亲历的香港文学史》，利源书报社有限公司2005年7月初版。第七十九页。〕在《香港文学》上，慕容羽军主要发表诗歌，计有《本事》（75）、《长夏诗叶》（91）、《笑》（95）、《寻诗》（170）等。在1999年第11期《香港文学》上，他发表过一篇童话小说《银月》（179）。慕容羽军在《香港文学》上所发表的文章，较多涉及文学史料方面，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

图片来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肖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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