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蒋寅：文治与风雅——清高宗的个人趣味与乾隆朝文化、文学
文治与风雅
——清高宗的个人趣味与乾隆朝文化、文学
蒋寅《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1期
作者简介
蒋寅，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虽然清高宗留下的庞大诗文集足以使他跻身于历史上最高产的诗人之列，但学界至今还很少认真对待高宗的文学创作，更不要说将乾隆朝的文学风气与高宗的文艺趣味联系起来考虑。而一旦由此考察，便会感觉到乾隆朝文学的走向和高宗的文治方略乃至个人趣味紧密相关。这位皇帝涉足文学活动之深入，历代帝王鲜有其比。这样，考察高宗的文治与乾隆朝的文化环境、高宗个人趣味与官方文艺思想的导向，就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乾隆朝诗学的趋向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视角。
【关键词】清高宗 文治 风雅 诗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乾隆朝诗学的历史展开研究” ( 12BZW051)
【收稿日期】2017－08－20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55( 2018) 01－0005－08
一、乾隆文治之盛
如果说从政治环境来判定乾隆朝是不是一个开明盛世，还让人有所犹豫或存在某些疑虑的话，那么说乾隆朝是足以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我们想得到的文化盛世相比拟的时代，则不会有异议。高宗虽然以武功自命为“十全老人”，但后人对乾隆朝的联想肯定是文治而非武功。
乾隆朝
乾隆朝最耀眼的文治盛事有这么几方面：第一是高宗登基伊始就将世宗未及举行的博学宏词付诸实施。康熙年间赵维烈所编《历代赋钞》凡例称“本朝文治之盛，比隆三代，媲美唐虞，一时英才辈出，莫不鼓吹休明，导扬徽美。天子复重词科，旁求隐逸，如贾、董、班、马者，类能以文章名世，讵敢或遗？”【1】也可移用来形容乾隆初博学宏词的盛况。第二是翰林院考试制度更加完密，凡翰詹大臣分馆、散馆、大考，均以试帖、律赋优劣定官职升降，故翰林院一时成为试帖、律赋创作的中心，唐代试帖诗的选评、注释和当代馆阁帖试的编集，也成为一时风气。在这股风气中赋亦沾及，如沈钧德《历代赋钞》自序所说：“恭逢神主御天，文思广运，昭回之光，下被万物，宇内怀铅握椠之徒，斐然向风，以镞厉古学为务，馆阁场屋皆试诗，赋杂之，由是赋体大盛，轶驾元、明，骎骎乎不懈而及于古矣。”【2】翰林院 考试诗赋，必然对文人的律赋和试帖诗写作推波助澜，使这两种应试文体在清代再度旺盛。第三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 诏乡、会试恢复试五言试律。相比康熙年间的罢科举来说，雍正、乾隆两朝都对科举的影响有所强化。章学诚《答沈枫墀论学》回顾本朝开国以来的文教风气时有云: “国初崇尚实学， 特举词科，史馆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硕彦，磊落相望，可谓一时盛矣。其后史事告成，馆阁无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许年，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仆年十五六时，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又成不药之蛊也。”【3】功令恢复试诗，很大程度上扭转了这种风气，不仅重开唐代士人应试必须能做五言试律诗的风尚，更推动了蒙学诗法书籍编纂、出版的旺盛和普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功令恢复试诗的首科即乾隆二十四年 ( 1759) 乡试，钱载、纪昀、翁方纲、钱大昕、王鸣盛等一批新进翰林就被选派赴各省典试，无形中扩大了汉学阵营的影响力，包括在诗学方面。第四是翻译儒释经典，乾隆三十七年(1772)设满文经馆，历时19年，将《大藏经》译成满文，使佛经汉、藏、蒙、满 文俱全，题曰《清文全藏经》，还将大量儒家经典译成满文。第五是文献编纂，同在乾隆三十七年诏开馆修《四库全书》，收古今四部书籍计三万五千多种，七万九千余卷，编为三万六千册，总计约八亿字。分钞七部，除内廷所藏四部外，分贮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的“南三阁”本，允许士人登阁阅览，有力地推动了古书的普及，乾隆后期至嘉、道间学术的繁荣与此有密切关系。乾隆朝馆阁臣僚编纂的大型文献总集，数量更富于康熙朝。文学方面有《全唐文》，系康熙间所编《全唐诗》之后古代卷帙最大的断代文学总集；书法方面有《三希堂法帖》，收魏、晋至明末 134 位书家三百余件法书，勒石五百余方，成一代巨观;典章制度方面，则有续《三通》等。许多文士藉这些文献编纂活动而进身，如章学诚所说，“今天子右文稽古，三通四库诸馆依次而开，词臣多由编纂超迁，而寒士挟 策依人，亦以精于校雠，辄得优馆，甚且资以进身”【4】，激励了天下士子的向学之心。同时，在《四库全书》编纂中，馆臣据《永乐大典》辑录佚书 385 种，开日后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王谟辑《汉魏遗书钞》、黄奭辑《汉学堂丛书》的先河。阮元编校《十三经注疏》，编刊《皇清经解》，编纂《经籍纂诂》，无不循其轨辙，利用其文献。而清代学术也受其沾溉，“自此诸儒治学规模，渐由褊隘而入于广阔矣”【5】。
高宗
高宗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君主都汲汲于树立自己文明之君的形象。为他写作传记的美国学者欧 立德说：“通过将自己训练为一个艺术鉴赏家和实 践者，乾隆想要展现给众人的是一个理想的君子形象，就其言谈和行为而言，乾隆企图在文章与武德之间取得完美平衡：精通射术并不足以让他赢得文官的尊敬，其中一些文官为世家大族，他们拥有的藏书比皇家还多。为了巩固皇权和他个人的权威，乾隆必须为自己建构一个睿智君主的形象，以显示他和他治下的臣民一样精通诗歌、艺术、历史和哲学。这显然并非易事。在某种程度上，乾隆是成功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的努力因自负、褊狭和过激而打了折扣。不过，无论如何看待他的文化品味和天分，乾隆对于那一时代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两者都不容忽视。”【6】高宗不仅急于示天下以文治之君的形象，而且从登基开始就力图摆脱圣祖那种在文学方面的小学生形象，以及对文学只是表达一种趣味。他甫掌大宝即充满自信地要以指导者的身份发言，继位期年就在乾隆元年( 1736) 八月选择读书心得 260 则，刊为《日知荟说》四卷。书中的议论遍涉经传诸史百家之书，足见学有本原，深造有得。尤其是谆谆于君臣相与之道，反思历代治乱兴衰的根源，使臣下不能不“私庆圣心实能以致知诚意之学体验于当躬，而重为四海生民幸也”【7】。卷三写道：
韩子曰：“《易》奇而法，《诗》正而 葩。”使《易》徒奇而不法，与阴阳术数家言何以异？使《诗》徒葩而不正，与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者又何以殊哉？故《易》之道大矣，而云“惧以 终始，其要无咎”；《诗》之教广矣，而一言以蔽曰“思无邪”。思无邪则正也，惧以终始则法也。史称昌黎因文以见道，又云有卫道之功。观此二语，自非见道者，何能言简而义备若是哉! 【8】
这里演绎韩愈《师说》中两句，未见得有什么独到创见，但一派融合折中的态度清晰可辨。卷二在谈到传统的三不朽观念时，又说：
吾谓立德而无传道之言以牖来者，安知不使人疑为黄叔度之俦；立功而不本于内圣外王之学，安知不为管、商杂霸之治？至立言则苏、张、庄、列皆能之，适以为生心乱政。要必如汉之仲舒、隋之文中子、唐之昌黎，然后可谓立言。而仲舒、文中子、昌黎未始不本于道德仁义以为言，条对时事又章章有本末，可见施行。由是观之，必合三者而皆有之，庶几可称不朽焉耳。【9】
这里对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观念又做了融合和折中，讲究互补互济而不偏废。后来他毕生都致力于合三者而皆极其至，成为古代帝王中集文韬武略于一体、集文治武功于一身的千古一人。不难想见，这种融合折中的文化观念、以渊博 多能自期的人生理想，将在多大程度上示天下臣民以表率，影响一时的风气！
事实上，高宗的文治理念及其训饬对臣民的影响及与清代文学生态的关系，学界一直有所关注【10】。其中最重要、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首先表现出一种包容的气度。高宗在经学上始终持折中的态度，沈德潜乾隆三年(1738)乡试答《经学》一题写道：“我皇上昌明经学，特命颁发圣祖仁皇帝御纂四经，又诏儒臣纂修三《礼》，合汉、唐、宋诸儒而折乎大中，诚知道统之传在于尊经，千载不易逢之佳会也。”【11】仅三年时间，高宗已成功地将自己尊经传道、折中古今的理念普及于士子的意识中。他同时又推广圣祖以文教为先的治道，令各省督抚将军等督导宣讲世宗演绎圣祖十六条圣训的《圣谕广训》。乾隆二十二年( 1757) 功令试诗，使经义、学识、辞章得到平衡，所谓“于《四书》经义观其学养，于试律观其才华，于论策观其器识”【12】，从而使科举成为激励文学而不是像明代以来扼制文学的社会机制。查锡龄《半修集自序》云：“今上即位之五十有四年，凡海内奇材异能之士，无不辐辏于朝，于是廷议思得兼长之士，谓宗洙泗而不宗濂洛，则义理不明；工骈丽而不按古今，则综核不备；善帖括而不兼风骚，则性情不治。”【13】扼要地道出了乾隆朝文化政策的优越及士人的普遍认同。
乾隆朝的文化形象，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乾、嘉学风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那个时代士人对博学的崇尚，是足以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博雅趣味相比拟的。国内学术界一直有中国的文艺复兴之说，或以晚明的思想解放当之，但欧洲的文艺复兴首先是由复兴古学而形成的大百科全书派发起的，晚明的空虚不学绝不足以当之，乾隆朝的博雅学风倒略有近似。钱大昕、戴震、王鸣盛、赵翼、洪亮吉、惠栋、纪昀、邵晋涵、徐松、孙星衍、汪中、王念孙、凌廷堪、焦循、段玉裁、阮元、郝懿行……这些乾、嘉学术的代表人物，没有一个不是博览群书、通晓古今的学者。被公认为乾隆朝最博学的钱大昕，段玉裁称其“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始以辞章鸣一时，既乃研精经史，因文见道。于经文之舛误，经义之聚讼而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凡文字、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氏、里居、官爵、事实、年齿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裨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瞭如指掌”【14】。其他像戴震、徐松、焦循等人，也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上至天文星象历算、下至水道地理、医药卜筮，无所不通，真正有古人所谓“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的精神。而且这个时代的学者，强烈地表现出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单纯求知欲，更是引人注目。钱大昕自称“予少好记诵之学，友朋恒以入海算沙相诮。予应之曰：‘宣尼言博弈犹贤乎己，我所好犹博弈耳，未必有益于己，亦尚无损于人，以当博弈可矣。’”【15】这种甘为无益之学，以学为游戏的态度，正是当时学人那种求知欲旺盛和精力充沛的表现。段玉裁罗列钱大昕学问所涉及的范围，热烈赞叹道: “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艺成名者罕;合众艺而精之，殆未之有也! ”【16】他们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诞生博学通儒的时代并为此而自豪。
二、文学在学问时代的境遇
清代学术极于乾隆、嘉庆两朝，后来通称为乾嘉之学。学术史上所谓的乾嘉之学，主要指汉学，汉学又以考据为擅场。世人对汉学尤其是考据学风常抱有一种偏见，似乎它只重考据而无视义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汉学家对经学出于这样一种理解：“深思夫通经学古之所由，知义理必从考据入，未有考据舛而可言义理者。”具体说来，“声音、文字、象数、名物，探颐钩深，久之得其窾綮。汉人之传注，唐人之义疏，尽能通其旨要”【17】，是为由考据探寻义理的途径。钱大昕说得更清楚：“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乡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18】王念孙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主张：“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19】训诂考据只是手段，目标仍在于究明义理，所以优秀的汉学家绝不会是迂腐的学究。不信看看钱大昕《大学论下》的议论：
《大学》论平天下，至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帝王之能事毕矣。然而所好之不可不慎也。民之所好者利，而上亦好之，则必至夺民之利;利聚于上而悖出之，患随之矣。 夫利之为言，赖也。上下所赖以用者惟财，而财之源出于土，有人而土可治，土治而出赋税 以奉上，财用于是乎不竭。
有小人者创为理财之说，谓可不加赋而国用足也。于是阴避加赋之名，阳行剥下之计。山海关市之利笼于有司，日增月益，曰“吾取诸商贾，非取诸民也”。然商亦四民之一，上之取于商者逾多，则货益昂，而民之得货益艰，商未病而民已病矣。又创为节用之说，谓“吏俸可减也，簿书期会之见小有违失，可夺其俸以示儆也”。大吏无以自给，则取之小吏；小吏无以自给，则仍取之民。虽不加赋，较之加赋殆有甚焉。
《大学》一篇，极言以利为利之害，初无一言及于理财。朱文公释此章之意，云“务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正谓同好恶之君子，当好仁而不可好利耳。天下之财自足供天下之用。财者天之所生，上与下共之者也。上不多取于下，则下不觊觎于上，上下各安其欲而无自利之心；吏不贪残，国无奸盗，此久安长治至易至简之道也，圣人岂有他谬巧哉？【20】
面对现实，钱大昕一定会觉得事事都与《大学》之言相悖：上不与民同好恶而惟专其利；山海关市 之利日增月益；上取于商逾多，货益昂而民得之益艰；上与下不共其财，上下不安其欲而各有自利之心；吏多贪残，国有奸盗……这还不足以证明，古人的经明则义理之趣见，是非常正确的信念? 治经学能获得这样的见识，谁敢说是迂阔无益之学？崇尚博雅和征实之学的结果，必将带来思想解放。汉学的代表人物戴震，正是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诠释“理”字，在肯定“人生而后有情有欲有知”的前提下，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王道，诘问“《六经》、孔、孟之书，岂尝以理为如有物焉，外乎人之性之发为情欲者，而强制之也哉?”【21】从而断言：“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22】严厉地抨击了儒家伦理经宋代理学扭曲发展后产生的那种极端性和反人性色彩，发明此义的《孟子字义疏证》也因此而为后来恪守朱子学的人所不满【23】。但这毫不影响戴震在当代的声望，翁方纲虽不同意他对“理”的诠释，但也只是用训诂的方式提出他认为的戴震学说中存在的问题，只是学理层面的商榷而不存在意识形态的争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与汉学的征实学风相伴的实事求是态度，会在很大程度上超越王朝的封建意识形态，带来经学及一切传统学问的学理化讨论。
清初士人
在清初“虚言告退，实学肇兴”的风气激荡下【24】，士人间已兴起钱大昕所谓“颇有志经史之学，不欲专为诗人”的观念【25】，到乾隆年间这种意识更加明显而强烈。“士生宋元明之下，所难正不在论道，患无学耳”。因而“以实学为文，合经与文而为一”【26】，成为当时文人的理想。张焘序王鸣盛文集称：
夫文章必本于经术，夫人而能言之。然文人治经，不过约其纲宗，撮其崖略，薰染其芳臭 气泽而已，若章句训诂，固有所未暇及。而守训诂家法者，又往往胶葛重講，无以自运，而不复措思于修辞，是以文人与经师常不能兼也，先生独能兼之。【27】
这是一个时代的信念，也是一个时代的学术荣耀。但对于文学来说，学术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一个问题，即它给那些不事经术的纯文人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阅读乾隆时代的文献，我们时常能感觉到，在博学风气的笼罩下，文人的境遇前所未有地遭遇另一种逼仄，即学术对文学的挤压。历史地看，文人 与学者的分流从汉代即已开始，文人即所谓“通儒”比经生更代表着才华和博雅。到唐代中叶，随着社会变革和转型过程的启动，专工文辞的文儒逐渐为文学、经济兼擅的新式通儒所取代，在宋代更提升了学问的价码，使文学与学术的分流终于在明代变得表面化【28】。清代文人首先以治不治经学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顾炎武、戴震、钱大昕一辈致力于经学者;一类是“不屑事章句，读书通大义”者【29】。后者又以治不治学分为两等：一等是钱谦益、王士禛、赵翼之类兼治学问者；一等是袁枚、黄景仁一辈纯粹的作家。乾隆时代，致力于经学的学者固然渊博无比，就是兼治学问的文人像吴敬梓、纪昀、翁方纲、赵翼之类，学问范围也遍及经学以外的百科知识，既包含传统的史学、子部之学，也囊括虽晚起也属于广义史学的金石、掌故、谱录、方志、校雠、书画、乐律等领域。如方东树所说: “国家景运昌明，通儒辈出。自群经诸史外，天文、历算、舆地、小学，靡不 该综载籍，钩索微沉，既博且精，超越前古，至矣盛矣，蔑以加矣! ”【30】举世崇尚学问的风气，形成当时特有的重学轻文的价值导向和舆论氛围。乔亿父曾训之“当作读书人，毋为诗人”，乔亿终弃举业而肆力于诗，后来在《剑溪说诗》中表示“少壮不悟，今悔何及已”【31】。
王鸣盛《赠任幼植序》告诫任大椿为学之途多歧，“有空谈妙悟而徒遁于玄寂者矣，有泛滥杂博而不关于典要者矣，有溺意词章、春华烂然而离其本实者矣，有揣摩绳尺、苟合流俗而中！精意者矣”，激励他以经学为当务之急，以“一代通儒”自期【32】。类似的例子很多，而以孙星衍、黄景仁两人的境遇最具典型意义。孙星衍弃文治学，终为一代名儒。黄景仁殚精于诗，不事学问，友人一直劝他治经，仿佛不治经学就是不务正业，终以性情不合而不顾，潦倒以终。即使是黄景仁这样名盛一时的天才诗人，在文坛、幕府和沙龙中也能感觉到，人们在嘉誉、倾慕之余又不免流露出的些许遗憾，面对亲故友善的劝诫，内心深处不能不滋生一丝自卑之感，或以反面形式表现出的自傲之意。像他们这样的文人，除了以性灵或抒情为盾牌，抵抗来自学者群体的轻鄙和排斥，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自尊理由呢? 于是学术与性情，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乾隆朝士人生活和文学观念发生冲突的焦点，而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所以能在乾隆诗坛成为众所关注的问题，也正暗示了笼罩在上述学术天幕下的文学生态。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实中更严酷的一面是，学术繁荣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文化繁荣。我们阅读乾隆间文人的作品和传记，时常体味到的却是 学术繁荣的表象背后文化人难以言喻的落寞感。一个最触目惊心的现象就是，很多学问优长、仕途也颇顺利的人物，都过早地从官场抽身：袁枚，乾隆十七年( 1752) 辞陕西知县之职不复出，时年三十七；王鸣盛，乾隆二十八年(1763) 在光禄卿位，丁母忧归乡，服除后以父年高不赴京补职【33】，时年四十四;王文治，乾隆三十二年(1767) 在云南临安知府任，以属下亏缺库项失察罢官，时年三十八；严长明，乾隆三十六年(1771) 在侍读学士任，乞归不出，时年四十一；赵翼，乾隆三十七年(1772) 在贵州备兵道任，以母老告归，时年四十六；钱大昕，乾隆四十年(1775) 在广东学政位，丁父忧即以母老不出，时年四十七;姚鼐，乾隆四十三年(1778) 值《四库全书》修竣，即辞刑部郎中归里，时年四十四；段玉裁，乾隆四十六年(1781) 在四川巫山知县任，以疾为由辞归，时年四十七。再加上乾隆三十四年(1769) 谪戍乌鲁木齐的纪昀，嘉庆四年(1799) 谪戍伊犁的洪亮吉，这些才学兼优的文人，其生平境遇若以传统价值标准来衡量，终不免有些黯淡。更不要说乔亿、吴敬梓、汪中、黄景仁、吴文溥、徐熊飞一辈纯粹以文辞应世的文人。在生计惨淡和思想控制日渐严酷之余，可能还要受到高宗个人文学趣味的无形压迫。
三、文人弘历与官方文艺趣味
如果要在中国古代历史评出一个文艺兴趣最浓的皇帝，那一定非清高宗莫属。他六岁就傅，过目成诵，文艺兴趣浓厚且广泛，而自称“平生结习最于诗”【34】，登极不久便超擢江南老名士沈德潜为总理“诗”务大臣【35】，君臣唱和，并遣其编校御集。赵翼也记载，高宗每日召见诸大臣后，“或作书，或作画， 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皆用帡笔作草，令内监持出，付军机大臣之有文学者，用摺纸楷书之，谓之诗片。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笔令注之者，则诸大臣归遍书籍，或数日始得；有终不得者，上亦弗怪也”【36】。高宗晚年自言：“予以望九之年，所集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可不谓艺林佳话乎?” 【37】故臣下也称颂“自古吟咏之富，未有过于我皇上者”【38】。《御制乐善堂全集》和《御制诗集》存诗多至471卷，约43000 首，确是现知古今诗人中写作最海量的作者。可惜其中不乏臣僚代笔或润色之作，水平也未臻上乘，故向来不入评论家之眼。但这丝毫不妨碍他热心于文艺活动，并挟九五之尊的话语优势将自己的文艺趣味广播于臣僚士民。
乾隆《岁朝图》
与圣祖仅以编纂大型文学总集、类书推动文学事业不同，高宗非常明确地要以自己的文学趣味左右文坛风气。钦定《御选唐宋文醇》《御选唐宋诗醇》《钦定四书文》三书，颁于黉序，直接为一代士人树立阅读、写作的仪型和典范。《四书文》“申明清真雅正之训”，所收“皆辞达理醇”之作【39】，进一步确立了雍正十年( 1732) 世宗谕“所拔之文，务令雅正清真，理法兼备”的宗旨。
《文醇》《诗醇》则重新确定了唐宋诗文大家的人选。回顾文学的历史，还从来没有哪个帝王如此直接地根据自己的趣味来塑造当时的文学观念。当时主持《诗醇》编纂的是钱陈群与梁诗正，韩愈诗序据边连宝推测出自钱陈群之手【40】，苏东坡诗选出自汪师韩之手【41】，而杜甫诗序则出于御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孰谓诗仅 缘情绮靡而无关学识哉？然《三百篇》之诗，不拘格律而音响中度，所谓太羹不和而有至味也。汉变四言为五言，间亦有七言之体，至魏晋而音韵愈盛，入唐而格律益精。盐梅之设，太羹之害也；七窍之凿，混沌之贼也。至有不言性情而华靡是务，无劝惩之实，有淫慝之声，于诗教之温柔敦厚，不大相刺谬乎？”【42】
这无异于对诗歌创作颁布了四条原则性的指导意见：一是道德上的正当性，二是学识的必要性，三是反对追求声律和修辞的形式之美，四是重申美刺劝惩和温柔敦厚的诗教，大旨仍不出儒家传统诗学观念。对当时臣民来说，第一、四条更像是门面话，倒是第二、三条还有点近于新精神，重学问、重言情而不务华靡后来确实成为乾隆诗坛的主导倾向。乾隆十五年( 1750)，高宗亲自审定《御选唐宋诗醇》47卷，撰序刊行，成为古来第一部君主御选的诗歌选集，为庙堂臣僚和天下士子所瞩目。经周相录考察，高宗的诗歌审美趣味主要集中在中唐白居易、元稹一派，尝和白居易诗 20 题、元稹诗 9 题共 111 首，韩愈之作也颇有涉及。【43】《御选唐宋诗醇》以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六家以概唐、宋诗，足见瓣香所在。
方孝岳论及清代官修书，说：“关于这些书的宗旨，不可不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要所说虽多是馆阁赞颂之辞，但我们欲知道当时政府中所提倡的文学面目，当然必以他们自己所说的为主。”【44】那么《四库提要》是怎么介绍《御选唐宋诗醇》的呢? 先是说明选择六家的理由：
诗至唐而极其盛，至宋而极其变。盛极或伏其衰，变极或失其正。亦惟两代之诗最为总杂，于其中通评甲乙，要当以此六家为大宗。盖李白源出《离骚》，而才华超妙，为唐人第一；杜甫源出于《国风》、二《雅》，而性情！挚，亦为 唐人第一；自是而外，平易而最近乎情者，无过 白居易；奇创而不诡乎理者，无过韩愈。录此四集，已足包括众长。至于北宋之诗，苏、黄并鹜；南宋之诗，范、陆齐名。然江西宗派，实变化于韩、杜之间，“录杜、韩，可无庸复见。《石湖集》篇什无多，才力识解亦均不能出《剑南集》上。”举白以概元，自当存陆而删范。权衡至当，洵千古之定评矣。
然后列举本朝最流行的王渔洋诸选存在的缺陷，揭示其旨趣所在，剖析其持论之偏颇，以见不足为典范：
考国朝诸家选本，惟王士祯书最为学者所传。其《古诗选》，五言不录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七言不录白居易，已自为一家之言。至《唐贤三昧集》，非惟白居易、韩愈皆所不载，即李白、杜甫亦一字不登。盖明诗摹拟之弊，极于太仓、历城; 纤佻之弊，极于公安、竟陵。物穷则变，故国初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士祯乃持严羽余论，倡神韵之说以救之。故其推为极轨者，惟王、孟、韦、柳诸家。然《诗》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论诗一则谓归于温柔敦厚，一则谓可以兴观群怨，原非以品题泉石、摹绘烟霞。洎乎畸士逸人，各标幽赏，乃别为山水清音，实诗之一体，不足以尽诗之全也。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士祯又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45】
研究者已指出，四库馆臣的这段议论旨在调和当时宗唐宗宋各执一偏的诗学争论，以和平广大之音消弭纷争之气，树立温厚中正的盛世之风【46】。笔者认为，它在宣扬高宗的宸衷———以儒家传统诗教为诗学准则、以唐宋六大家诗作来厘定诗歌典范的同时，还以官方身份批评了王渔洋诗学的偏颇，等于吹响了否定王渔洋诗学正宗典范性的号角，引发了乾隆中期开始的对王渔洋诗学的全面批判。
不难想见，在那个时代，这部御选唐宋诗的问世，将会给诗坛带来多么强烈的影响。书中特别让人惊异之处主要是两点。首先是对韩愈的评价，《御选唐宋诗醇》肯定“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其诗亦卓绝千古”，【47】针对宋代以来对韩诗的否定言论，推崇韩诗是“本之雅颂以大畅其厥辞者也”，“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不减于李，其浑涵汪茫、千汇万状，诚不减于杜；而风骨、腕力矫变，得李杜之神而不袭其貌，则又拔奇于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48】自王士禛推崇韩愈古诗声律的典范性以来，叶燮将韩愈与杜甫、苏轼并列为古今三大家，韩愈诗歌的评价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但还只是诗坛少数派的意见，今得御旨钦定，情况就不一样了。且看边连宝《病余长语》所云：
论韩诗者多矣，未有如此段之明确者，且其推衍诗派，以王孟主《风》，韩主《雅》《颂》， 又谓千古以来，未有以少含蓄为《雅》《颂》之病者，旨哉言乎。其所以开示来学者至矣! 然则严沧浪之专尚妙悟，王阮亭之专主神韵，殆所谓拟桃源为乐土而辄谓洪河太华之鎑人，求仙佛之玄虚而反以圣贤经天纬地为多事者乎？真方隅之见也！【49】
这位北“随园”先生边连宝也算是个有个性、有见解的诗人，其《病余长语》中议论多矫矫不群，但对《御选唐宋诗醇》的议论则倾服、赞叹如此，足见在那个时代，获得钦定地位的官书对诗坛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乾隆中期诗坛各派不约而同地皈依韩愈，其中很难说没有《诗醇》的影响。这种影响加 速了韩愈的经典化进程，同时向嘉、道以后的诗学注入了更多韩诗的影响因子。
《诗醇》让人惊异的另一点是白居易地位的提升。这本来缘于高宗对白居易浅白诗风的偏爱，但因为他在“最近乎情”的层面上肯定其平易，就给了白诗一个很高的定位。正如王宏林所指出: “从选本的角度而言，首次把白诗和李、杜、韩相提并论的是《御选唐宋诗醇》。此前的选本无不对白诗毁誉相杂，惟此选认为白诗源于杜甫且得杜诗之神。”【50】这直接影响到乾隆年间诗家对白居易的态度，即便是沈德潜这样的承传王渔洋、叶燮诗学( 都对白居易评价不高) 的评论家也不得不在重订《唐诗别裁集》时调整自己对白居易的态度。同样不喜欢元、白一路诗风的翁方纲、纪昀，也不敢否定白居易诗，纪昀评李商隐《井泥四十韵》云: “元白体也。意浅而味薄，学之易至于率俚。问：元白体竟不佳耶？曰亦是诗中正派。其佳在真朴，其病在好铺张，好尽，好为欲言不言尖薄语，好为随笔潦倒语。在二公自有佳处，学之者利其便易，其弊有不可胜言者也。”【51】我怀疑这是纪昀早年对义山诗的评价，后来出版时略有润饰，他虽然承认元白是诗中正派，但基本没什么好评，对后学末流之弊则怀有绝大的警惕。
御选《文醇》《诗醇》的社会影响，还表现在后来科举的试策每就二书的旨趣发问。如钱载《乾隆三十九年江西乡试策问五首》其三问: “我皇上钦定《唐宋文醇》，以嘉惠天下士子。庐陵、临川、南丰，诸生之乡先贤也，亦既服习之矣，岂不能取其文之 适于治道者而深言之与?”【52】《乾隆四十四年恩科江西乡试策问五首》其五问：“我皇上嘉惠士林，钦定《唐宋文醇》，以疏其源，以培其本。复御选《四书文》，以悬之鹄而正其趋。又复颁《唐宋诗醇》，泽之风雅，而博其趣。( 中略) 今诸生之学于此三书也有年矣，试举唐宋十家文之所得若何，且欧、王、曾皆乡先贤也，能言其所以得者若何，与唐宋诸家之诗 其旨趣若何?”【53】《乾隆四十五年江南乡试策问五首》其二问：“我皇上钦定《四书文》，嘉惠士子，(中略)复钦定《唐宋文醇》、《唐宋诗醇》，颁于黉序，俾由此学古深造，以上通乎四子六经，且非徒大正科居之业。今既寝食于斯矣，盍深言《文醇》、《诗醇》诸家之所得者若何?”【54】考试制度历来是王朝推行正统观念、实现思想禁锢的有力手段，高宗对诗歌的特殊爱好更使他个人的诗歌趣味通过科举直接变成官方标准，普及于士人群体的教育和甄选中。这是科举考试和文学教育中前所未有的事，它为我们研究文学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增添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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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张舜徽：《学林脞录》卷一“四库馆开对清学之影响” 条，见《爱晚庐随笔》，第 213—214 页，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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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陈文和主编: 《钱大昕全集》，第九册，第1—2，2页。
【15】(清) 钱大昕: 《小知录序》，见陆凤藻: 《小知录》，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7】(清) 张焘: 《西庄始存稿序》，见陈文和主编: 《嘉定王鸣盛 全集》，第10册，第3页，中华书局 2010年版。
【18】(清) 钱大昕: 《左氏传古注辑存》，见《潜研堂文集》，卷二四，上册，第3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19】(清)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第 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0】(清) 陈文和主编: 《钱大昕全集》，第 9 册，第22—23页。
【21】(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10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22】(清)戴震:《与某书》，见《戴震集》，第 18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3】(清)夏炘:《景紫堂文集》，卷十一，第 14 页，《与友人论孟 子字义疏证书》云: “总之《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专与程朱 为仇。知名物制度不足以难程朱也，遂进而难以姓名; 知道德崇隆不能以毁程朱也，遂进而毁其学术。”咸丰五年刊本。
【24】【26】【27】(清)张焘:《西庄始存稿序》，见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第10册，第3，4，4页。
【25】(清)钱大昕: 《潜研堂诗集》，自序，见陈文和主编: 《钱大昕全集》，第10册，第1页。
【28】关于明代文学与学术的分化，可参看李思涯: 《胡应麟文学 思想研究》，第 30—57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版。
【29】(清)江藩:《呈简斋先生》(其一)，见漆永祥整理:《江藩集》，第2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30】(清)方东树:《上阮芸台宫保书》，见《仪卫轩文集》，卷七，第1页 B，同治七年刊本。
【31】(清)乔亿:《剑溪说诗》，卷下，见郭绍虞辑: 《清诗话续编》，第2册，第11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2】(清) 王鸣盛: 《西庄始存稿》，卷十五，见陈文和主编: 《嘉定王鸣盛全集》，第10册，第275 页。
【33】(清) 钱大昕:《西沚先生墓志铭》，见陈文和主编《钱大昕全集》，第 9 册，第793 页。
【34】(清)弘历:《题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见《御制诗集》四集，卷二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7册，第681页。
【35】这个俏皮的说法来自严迪昌: 《清诗史》，下册，第 659 页，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 年版。
【36】(清) 赵翼:《砃曝杂记》，卷一，第7页，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37】(清) 弘历:《鉴始斋题句识语》，《御制文余集》，卷二，第1301册，第702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8】(清) 永誽等: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第1519页，中华书局 1965 年影印本。
【39】(清) 永誽等: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第 1729 页。
【40】(清)边连宝:《病余长语》，卷十一: “《诗醇》之选，今大学士梁公诗正及吾师钱香树先生陈群实为总裁。未知梁公诗主何派，至钱师则以昌黎为圭臬，《香树斋全集》可覆按也。向者追随京邸，聆其谈诗，宗旨率皆与此相符，此段文字定出吾师手也。”第374—375页，齐鲁书社2013年版。
【41】汪辟疆批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 “按乾隆九年甲子，诏选《唐宋诗醇》，梁文庄实董其事。御制序所谓主取平品，皆出自梁诗正等数儒臣之手者也。韩门为文庄乡人，《诗醇》苏轼十卷，文庄即以相属。此书即其原稿也。”当时不敢私行，庋藏甚久，直到晚清才付梓。转引自胡可先: 《汪辟疆〈苏诗选评笺释〉批语辑录》，见《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第489页，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
【42】弘历: 《杜子美诗序》，见《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七，第1300册，第334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43】李靓:《乾隆文学思想研究述评》，载《文艺评论》2012年第10期;周相录: 《从〈乐善堂全集〉与御制诗集看乾隆对唐诗的接受》，载《河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44】方孝岳: 《中国文学批评》，第200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45】(清) 永誽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第1728页。
【46】贺严:《御选唐诗与清代文治》，载《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又见贺平:《清代唐诗选本研究》，第17—34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7】【48】《御选唐宋诗醇》，卷二七，第507，508页，光绪十八年益元书局重刊本。
【49】(清)边连宝:《病余长语》，卷一一，第 374 页。
【50】王宏林:《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第184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1】(清)纪昀:《玉溪生诗说》，卷下，第51页A，槐庐丛书三编本。
【52】【53】(清)钱载:《石斋文集》，卷四，下册，第900，9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54】钱载:《石斋文集》，卷四，下册，第906页。原书标点有误，今为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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