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李国华：时间意识与小说文体 ——胡适《论短篇小说》与鲁迅《狂人日记》对读

时间意识与小说文体

——胡适《论短篇小说》与鲁迅《狂人日记》对读

李国华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李国华.时间意识与小说文体——胡适《论短篇小说》与鲁迅《狂人日记》对读[J].文艺争鸣,2019(07):23-27.

1918 年 5 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5号同时刊出胡适《论短篇小说》和鲁迅《狂人日记》，应当说是《新青年》同人在小说主张和实践上的第一次正面亮相，既强有力地抨击了他们所不以为然的小说观念及相关的具体写作，也立下了他们心以为然的法则和榜样，同时或许还弥合了他们内部的一些分歧。对于这一事件及其周边，学界已多有分梳，本文不惮以狗尾续貂，尝试一次以文本本身为主的对读，核心话题是“时间意识与小说文体”。

01

胡适《论短篇小说》的内容由三部分构成，即“什么叫做‘短篇小说’”“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和“结论”。在“什么叫做‘短篇小说’”部分，胡适主要是给短篇小说下了定义，并以欧洲小说为例做了说明；在“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胡适简略地叙述了中国短篇小说的历史，有意思的是，不仅诸子中的寓言在他的叙述范围内，而且韵文也在他的叙述范围内；在“结论”中，胡适主要是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出发，说明提倡短篇小说的理由。

胡适在文章的结论部分说：

我们简直可以说，“写情短诗”“独幕剧”“短篇小说”三项，代表世界文学最近的趋向。这种趋向的原因， 不止一种。（一）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时间越宝贵了，文学也不能不讲究“经济”；若不经济，只配 给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老爷太太看，不配给那些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看了。（二）文学自身的进步，与文学的“经济”有密切关系。斯宾塞说，论文章的方法，千言万语，只是“经济”一件事。文学越进步，自然越讲求“经济” 的方法。有此两种原因，所以世界的文学都趋向这三种“最经济的”的体裁。今日中国的文学，最不讲“经济”。那些古文家和那“《聊斋》滥调”的小说家，只会记“某时到，某地遇，某人作某事”的死账，毫不懂状物写情是全靠琐屑节目的。那些长篇小说家又只会做那无穷无极《九尾龟》一类的小说，连体裁布局都不知道，不要说文学的经济了。若要救这两种大错，不可不提倡那最经济的体裁，——不可不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说”。(1)

这一结论中的基本内容，鲁迅应该是认同的。在1929 年发表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一文中，鲁迅重复了胡适《论短篇小说》关于时代与短篇小说关系的论述：“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忙于生活，无暇来看长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说的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2) 这一重复虽然不是照搬，但表明鲁迅作为胡适的同人，针对现代社会发生的时间意识，颇能互通款曲。在此基础上，我以为可以清晰地看到的是，胡适和鲁迅都是从进化论意义上的线性时间出发，赋予短篇小说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文学意义。胡适在文章中认为“最近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文学越进步，自然越讲求‘经济’的方法”，这是进化论线性时间意识的表现。文章又说“今日中国的文学，最不讲‘经济’”，“不可不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说’”，这就是要截断过去小说的传统、中国的现代小说要从此开始的意思了。再加上文章下定义的方式，“我如今且下一个‘短篇小说’的界说”，并 提醒读者“这条界说中，有两个条件最宜特别注意”(3)，是一种呼告式的语气，这表现了作者明确的立法者的姿态，仿佛现代小说的江山从此起源。什么是“短篇小说”本来也许是需要讨论的，但文章采用了不容置疑的语法，采取了告知的姿态，给读者一种这就是关于“短篇小说”的真理的感觉。而“经济”一词作为胡适论述短篇小说的关键词，表明文章背后的时间意识不仅是进化论意义上的线性时间意识，而且带有科学的和实用的色彩。这种科学的和实用的色彩，准确地说，乃是一种工业化生产条件下的时间意识。胡适在文章中说明什么是“经济”时，以普法战争的书写为例，认为“若是历史家记载这事，必定要上溯两国开衅的远因，中记战争的详情，下寻战与和的影响；这样记去，可满几十本册子。这种大事到了‘短篇小说家’手里，便用最经济的手腕去写这件大事的最精采的一段或一面”，都德反映普法战争的小说《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作为“短篇小说”，比史书省却多少文字。这是一种典型的效率思维，以文字表达的效率来衡量文学品质的高低和优劣，似乎无论写作还是阅读，效率都是第一位的。注重生产效率，这是较为典型的工业化条件下对于时间利用的态度，时间在这里成为客观的对象，与人的情感、经验和意识似乎不大有干系。文章后来在分析《木兰辞》时说：“十个字记十年的事，不为少。一百多字记一天的事，不为多。这便是文学的‘经济’。”(4) 这里所谓的“经济”倒不完全是节省时间的意思，但注重效率的思维则一以贯之。至于“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时间越宝贵了，文学也不能不讲究‘经济’；若不经济，只配给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老爷太太们看，不配给那些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看了”，则是从社会生活的角度逆推文学需讲求效率的思路，而强调时间的宝贵，则意味着叙事和阅读所需要的时间，是依存于社会生活带给“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的时间紧迫感的。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个体，“在社会上做事的人”，一种（带有）资产阶级社会性质的个体，被社会生活挤压出一种紧迫的时间感，并从而要求文学表达发生相应的变化，注重效率，节省时间。在这样的逻辑下，“短篇小说”作为现代的文学的极致之一出现了。时间在这里是外在于社会个体的客观之物，表现或再现这一时间的“短篇小说”也因此是外在于社会个体的客观之物，即 “短篇小说”承当的是史书般的叙事任务，与现代社会个体的情感和意志的表达不那么相关。而文章在举证说明何谓理想的“短篇小说”时，自始至终都在强调各篇小说在叙事上的涵容量，强调叙事时间之短与故事时间之长，说明它建立对“短篇小说”的判断时，于史书的依赖甚重，未免将“短篇小说”当作了现代社会的小史。这就进一步加重了“短篇小说”的叙事任务，使其成为外在于社会个体的客观之物。因此，文章虽然涉及“短篇小说”对于情感表达的“经济”，总体上对抒情言志是近于疏忽的。而时间紧迫感这一现代社会的时间政治，本来是与现代社会个体的情感、经验和意志有着密切关系的，是现代性的或一层面，却几乎被文章完全漠视了。彼得·奥斯本认为现代性就是时间的政治 (5)，胡适《论短篇小说》大约是从反面证明了奥斯本这个意见的有效性。

事实上，历史书写与小说分野极大。虽然从“经济”的角度论述自己理想中的短篇小说时，胡适反复启用的参照系是史书，但他并没有因此忽视二者之间的分野。在文章“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部分论证《虬髯客传》是上品的“短篇小说”时，胡适认为：

凡做“历史小说”，不可全用历史上的事实，却又不可违背历史上的事实。全用历史的事实，便成了“演义”体，如《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没有真正“小说” 的价值（《三国》所以稍有小说价值者，全靠其能于历史事实之外，加入许多小说的材料耳）。若违背了历史的事实，如《说岳传》使岳飞的儿子挂帅印打平金国，虽可使一班愚人快意，却又不成“历史的”小说了。最好是能于历史事实之外，造成一些“似历史又非历史”的事实，写到结果却又不违背历史的事实。(6)

 这意味着胡适虽然是在历史书写的参照下展开自己的小说观念，甚至不乏以现代短篇小说与历史书写一较高下的意图，但却仍然将小说事实和历史事实视为不同范畴的事物。而且，他很清楚地表示，“历史小说”之所以有小说价值，是因为其中有“小说的材料”。这也就是说，在胡适看来，历史事实决定了历史小说价值的下限，而“小说的材料”决定了历史小说价值的上限。这种看法与鲁迅创作《故事新编》时的看法颇值得合观。鲁迅说，“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7) 这和胡适所谓“造成一些‘似历史又非历史’的事实”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只不过鲁迅作为“历史小说”的作者，对于“组织”的困难更有切身体会罢了。总的来说，尽管历史书写作为很重要的参照系存在于胡适、甚至鲁迅的小说观念里，但他们更多地是在进化论意义上的线性时间中确立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现代文体的价值和意义，赋予了短篇小说非常重要的开启新的历史时间的使命。

02

对读之下，鲁迅《狂人日记》的文字表达允为“经济”。小说全文不足5000字，但其广度、深度和强度，都是惊人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小说几乎没有完整和连贯的叙事，叙事时间呈现出一种无序的特点。首先，文言小序里交代：“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8)“不著月日”说明狂人是“时间不感症”患者，对现代社会惯于用来标示时间段落的物理时间缺乏意识，而小序据“墨色字体”判断“知非一时所书”，说明叙事者倒是可能拥有较为稳定的时间意识。其次，白话文本，也即“日记”，并非逐日写下，而十三个小节之间的故事时间简直没有前后关系，节与节的关系仅在事理的逻辑上略有关联。问题是，这样的关联很大意义上是出于“撮录”(9)，即叙事者的建构。事实上，就文本表层来看，小说叙事的动力来自于重复出现的“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10)，整个白话文本是狂人对于社会事相进行的记录。最后，每一节出现的时间符码的编码方式不一，有时是天气物候这样的自然时间，有时是“年代”“年”这样的物理时间，有时则干脆没有明显的时间符码。因此，小说最明显的时间特点是，时间是无序的。读者难以判断故事时间的流向和长短，也无法判断故事时间一般都会参照的物理时间坐标。换言之，对于狂人来说，时间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感觉，是情绪性的，因而是内在于现代社会个体的主观之物。这就是说，从表面上来看，鲁迅《狂人日记》和胡适《论短篇小说》可能遵循同样的时间“经济”法则，在尽可能短的叙事时间里涵容尽可能长的故事时间，共同彰显了《新青年》同人的时间意识和小说文体选择，真的可谓“新青年派”。但这表面上的一致性掩盖着深刻的分歧，在胡适《论短篇小说》小说那里，一种客观的时间开始了，而在鲁迅《狂人日记》那里，客观的时间塌缩了，沦为或转为主观的时间。小说最后结束在一句“救救孩子……”，(11) 省略号所代表的未尽之意，就狂人的内在心理而言，表达的是对时间的未来向度的忧虑和某种不确定感。这其实指向的是一种时间图景的模糊，即时间的流向是不清晰的，甚至是不可靠的。因此，胡适《论短篇小说》对小说文体的理解，近乎史书的变体，而鲁迅《狂人日记》虽然通篇抽象的说理，却是抒情文学的变体，是一种伪说理和伪叙事。二者构成《新青年》同人在小说文体认知上的一体之两面，或预示或呈现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多重面向。两种有着深刻差异的时间意识以及其影响之下的小说文体认知，能够同台面世，既意味着《新青年》同人彼此之间多有分歧，也意味着他们有可通约的“现代”想象、体验和理解。

胡适《论短篇小说》与鲁迅《狂人日记》在时间意识上的分歧，也造成了小说文体认知或建构上的差别。前者举证诸小说，都强调其结构上的巧妙，而后者虽有文章意义上的谋篇布局，却没有情节结构上的匠心独具。进而言之，胡适《论短篇小说》注重小说叙事的细节，如欣赏《列子·汤问》用直接会话写细小的事物，认为“操蛇之神”的命名方式是小说家家数，(12) 但他是在完整的一个情节结构中注重细节。这意味着细节须在结构中才能获得意义，也就是说，时间的碎片必须放置在时间的整体中才是有小说意义的。鲁迅《狂人日记》的各种细节之多，也表明它注重细节。但它的细节并不从属于一个情节结构的整体，而是从属于“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这一更像是文章的谋篇布局的叙事动力。每一个细节所代表的时间碎片，散落在时间的荒原上，就像是星丛一样，抵挡着线性时间意识建构的整体感和崇高感。每一个时间碎片都值得阐释，碎片与碎片之间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共同营造了《狂人日记》逼促的文体。值得注意的是，《狂人日记》文本呈现的时间碎片的星丛和时间荒原，可能是出于鲁迅的自觉。在同一期《新青年》杂志上，有署名唐俟的诗《梦》，这是鲁迅新诗的代表作。《梦》所呈现的便是一片时间的荒原：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白的梦。(13)

“很多的梦”代表很多的时间碎片，它们拥挤在一起，颜色相同，言语一致，令人无从分辨。“黄昏”是一个时间的临界点，意味着时序的失效或需要重建时序。大量的时间碎片拥堵在时序失效的瞬间，从而造成一种空间感，碎片与碎片之间的差异相互消耗，造成无主无客亦无可命名的荒原感受。因此，作者感到“身热头痛”，身体和意识受困于时间的荒原，不得不呼唤一个“明白的梦”。如此看来，鲁迅身在时流之中，深感如同置身荒原，期待着救援或救赎。“你来你来！明白的梦”与“救救孩子……” 都指向时流的不可靠，其背后的社会个体都是在等待脱困于时间荒原的契机。《狂人日记》没有交代狂人如何获得脱困的契机，但通过文言小序交代了狂人已经脱困的结果，他痊愈后把过去的自己视为狂人，“赴某地候补矣”。鲁迅则大约如论者所言，接受以钱玄同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的邀约和影响，“一发不可收拾”地投入了胡适和陈独秀主导的再造文明的事业。

时间碎片，时间荒原，它们构成的时间意识造成了鲁迅《狂人日记》意义的晦涩。假如作显义和晦义的区分，那么鲁迅《狂人日记》的显义恰如文言小序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被迫害狂患者的临床记录，晦义则众说纷纭。有吴虞《吃人与礼教》读出的“礼教吃人”的含义，也有鲁迅自谓的中国人仍然是食人族的含义，后世的纷纭解释，也都能自圆其说。略微岔开来一句，鲁迅后来解释《狂人日记》的作意时沿用吴虞的意见，说明他重视《新青年》同人的通约之处，的确愿意认同“新青年派”。因为晦义纷纭，鲁迅《狂人日记》虽然截开的是狂人发狂的那么一个横截面，但这一横截面是否如胡适《论短篇小说》所言，是“可以代表全部的部分”，则大可讨论。胡适《论短篇小说》认为在“经济”之外，短篇小说最重要的特点乃是以一横截面代表个人、国家和社会：

 譬如把大树的树身锯断，懂植物学的人看了树身的“横截面”，数了树的“年轮”，便可知道这树的年纪。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剖面”和无数“横截面”。纵面看去，须从头看到尾，才可看见全部。横面截开一段，若截在要紧的所在，便可把这个“横截面”代表这一人，或这一国，或这一个社 会。这种可以代表全部的部分，便是我所谓“最精采”的部分。又譬如西洋照相术未发明之前，有一种“侧面剪影”（silhouette），用纸剪下人的侧面便可知道是某人（此种剪像曾风行一时，今虽有照相术，尚有人为之）。这种可以代表全形的一面，便是我所谓“最精采”的方面。若不是“最精采的”所在，决不能用一段代表全体，决不能用一面代表全形。(14)

从理论上来说，胡适通过比拟论证的方式来说明人、国和社会如同大树一样存在“横截面”，是一种虚假论证，并没有解决问题。人、国和社会是否存在横截面？如果存在横截面，又为何能够是或可以是“代表全部的部分”？这些都不是植物学问题，胡适的论证是无效的。而他坚信人、国和社会横截面之存在，可谓表达了一种对于科学主义的近乎盲目的信仰。在举例论证时，他认为都德《最后一课》胜过写普法战争的史书，其中的道理也没有什么说服力。而要害即在于，“全部”应当是一个复数，“部分”必然是对“全部”的取舍，二者之间的等价关系只有借助某种桥梁才能实现。对于工业化条件下的流水生产线上的产品而言，彼此之间，部分和整体之间，差异可能的确不是主要的，相同或相似才是主要的。借用本雅明的概念来说，可技术复制时代的产品，是不妨互相代表的。在这一意义上，横截面获得了代表个人、国家和社会的可能，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也成为中国作为（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合法的横截面，郁达夫《沉沦》最后能指向国族的衰弱，而鲁迅《狂人日记》行将终篇时，狂人也就可以自称“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但是，郁达夫称小说为自叙传，论证其小说叙事的合法性，鲁迅则特意为《狂人日记》添加了文言小序，将狂人的叙述相对化了。有一个细节是很有意思的《狂人日记》收入《呐喊》之后，文言小序和整个文本在标识写作时间时，采用了不同类属的时间符码。前者标识的是“七年四月二日”，这是民国纪年，它既是民族国家时间，也是王朝时间的延续；后者标识的是“一九一八年四月”，这是公元纪年，它当然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时间的另一标识方法，但更属于世界时间。(15) 这一细微的更改，鲁迅的本意可能不过是循例注明写作时间，但却彰显了《狂人日记》文本内部不仅有两套语言语法系统，而且有两套时间系统。因此，在关于同一个横截面的叙述中，鲁迅《狂人日记》动用了两套时间系统，使得横截面作为“代表全部的部分”的可能性大大受损。那么，所谓“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这样的指称未免让人感觉不过是一纸虚文，其旨趣实在晦暗不明。两套时间系统的拼接，一方面契合着胡适《论短篇小说》“横截面” 的理论，另一方面则通过拼接之处的龃龉挑战着“横截面”理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和实践的开端处出现如此有趣的场景，不能不令人产生联想：一个以启蒙为总体特征的《新青年》团体的成立，从一开始就是以损耗启蒙的意义为代价的。

03

更有意思的是，胡适《论短篇小说》第二部分“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因为过于简略，完全不像是一个历史叙述，倒像是一个个空间之间的跳跃。凭借着强大的理论逻辑，文章不仅毫不费力地从先秦一路跳到了明清，而且从散文跳到了韵文，历史时间变成了可以随意开合的时间褶皱，失去了纵深和意义，历史时间因此被虚化为平面化的空间，可以自由跳接。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方式。而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方式也见于鲁迅《狂人日记》的时间符码系统。在文言文本中，痊愈的弟弟将过去的自己视为疯狂，几乎无视历史，而后世的学者对白话文本似乎又过于郑重其事。在白话文本中，“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及“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等时间符码将历史时间高度提纯，仅萃取出合乎己意的所在。这些都是将历史时间虚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方式。历史当然需要借由历史叙述来呈现自身，但不应当是历史叙述在选择或剪裁历史，而是历史来选择历史叙述，历史会通过历史叙述来顽固地呈现自身。对读这两个文本，只见到理论的洞见和小说的虚构，二者共享着历史虚无主义的方式。那么，如此开端的存在，也许不难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短篇小说”所制造或陷入的文学的政治事件和政治的文学事件。中国的现代“短篇小说”从一开始就被理论和实践推举到了过分崇高的历史虚位，勉强地扮演着现代社会的立法者和审判者的角色，从而介入或不由自主地陷入文学与政治交叉的地带。

关于《狂人日记》的写作，我以为鲁迅在书信中的下列自述引起的注意是尚不充分的：

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16)

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17)

鲁迅通过《狂人日记》写的是“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看法，这一点已有学者做了详细的研究。(18) 问题是，“中国人尚风是食人民族”的看法何以通过《狂人日记》来表达？从文体的理解上来说，我认为可以相信鲁迅的自述，即鲁迅本来是要通过论文或者翻译来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但因为“没有参考书”“没有底本”，就既不能做论文，也不能翻译，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小说模样”的《狂人日记》来表达自己“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看法。这就可以解释，《狂人日记》在日常无序的描写中突然飞逸出骇人听闻的“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9) 和“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从文学的读法出发，这种骇人听闻的说法的合理性在于叙述者是“狂人”，有悖常理恰是正常的，而这种有悖常理的狂悖言论也可以视为作者的隐喻性写法。但实际上，这“小说模样”的《狂人日记》，首先服从的并不是文学的形式要求，而是作者鲁迅要表达自己的理论发现的要求，文学的读法反而不如字面的读法切近《狂人的日记》的写作意图了。(20) 这也就是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肆意折叠时间，表现出一种类似于胡适《论短篇小说》的将历史时间虚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方式，首先服从并不是文学的形式要求，而是作者鲁迅要表达自己的理论发现的要求。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中提出的关于短篇小说写作的形式戒律，虽然一定程度上也是鲁迅所认同的，但鲁迅却并未在胡适提供的形式戒律的意义上进行短篇小说写作。但是，历史充满魅惑的地方就在于，尽管鲁迅并未在胡适提供的形式戒律的意义上创作小说，其小说却表现出了与胡适的观念若合符契的一部分特点。这大概是相同的历史境遇和相通的感觉结构在不同人、不同文体上的一致性表现吧。

现在看来，胡适《论短篇小说》和鲁迅《狂人日记》是两个时而貌合神离、时而又貌离神合的文本，它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同台出现，实在是为了演好中国现代知识者都可能难以避免甚至充分享受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戏码。当然，胡适《论短篇小说》更像是一个胜利者的开端，文章雄辩的语气带着开创历史的豪情，而鲁迅《狂人日记》则是一个失败者的低回，在游移不定中举足向前。因此，受胡适《论短篇小说》影响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实践，例如丁玲《在医院中》，就总要出现一个开创者或启蒙者的角色，表现为启蒙文体或教导文体。而鲁迅《狂人日记》影响下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实践，就难免表现出怀旧的气质，表现为乡愁文体或忏悔文体。而在胜利者和失败者交叉的那个历史节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理论及其实践诞生了。这对后世的短篇小说创作带来谜一般的魔力的同时，又不断地自我耗散，让后世无视胡适《论短篇小说》关于世界趋势的判断，无视鲁迅《狂人日记》建构的崇高模式。还是在1929 年发表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中，鲁迅自己就已经不得不承认短篇小说不过是大部头著作之林中的雕阑画础，细小之物，成不了“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胡适作为理论家和学者，虽在《论短篇小说》中曾贬斥章回小说，后来却在章回小说研究上用力颇勤。

注释

（1）(3)(4)(6)(12)(14) 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第4卷第5 号，1918年5月5日。

（2）鲁迅：《三闲集》，《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 页。

（5）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王志宏译， 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5页。

（7）鲁迅：《故事新编·自序》，《鲁迅全集》第2卷，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

（8）(9)(10)(11)(19) 鲁迅：《狂人日记》，《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5日。

（13）鲁迅：《梦》，《新青年》第 4卷第5号，1918年5月5日。

（15）鲁迅：《呐喊》，北新书局，1926年版，第1页，第20页。

（16）鲁迅：《书信·180820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5页。

（17）鲁迅：《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526页。

（18）李冬木：《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20）有关“字面的读法”的意思，可参考王钦：《翻译的诱惑：重读〈狂人日记〉》，《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6期。

图片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谭惟

推荐人：谭惟

往期精彩

关于投稿：投稿邮箱kuajietaiji@163.com。

要求：提供作者个人简介100字左右，照片1-2张。

关于赞赏：三分之一作者稿酬、三分之一编辑酬劳、三分之一公众号运营。

【跨界经纬】  第1632期

关注跨媒介  跨学科  跨艺术

跨地域  跨文化理论及创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