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黄灯：龙洞租住者与芳村归家者

黄灯，湖南汨罗人，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现任教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业余写作随笔，非虚构作品《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曾引发2016年春节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著有《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等。

龙洞租住者与芳村归家者

 ——《暗处的身影》之二

       关于龙洞的租住者，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姚大顺，他没有在我的课堂上过课，但因为读书活动，与他交往极多。

　　从淡定、娴雅的气质而言，大顺和广东F学院功利、活跃的氛围极不协调，他学的是热门的会计专业，直到进入大学，他才发现，就算按照应试的步伐经过高考，迈进了大学校园，自己还是没有办法按照生活预设好的轨道前行，内心坚硬的东西一天天成长，大顺对哲学的偏好让他毕业后，都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去从事一些和专业相关的实际工作。

　　考研成为他唯一的选择，也成为他实现理想的最后捷径。大顺是广东汕头人，他无法说服自己接受家人的资助，全心全意投入考试。他有两个弟弟，跟随父母住在澄海，全家拥有城镇户口，父母自由择业，没有固定工作。潮汕是广东传统的重商之地，父母先后卖过衣服，经营过加工衣服的小厂，还开过一家胶带厂，“我们那儿的人不喜欢打工，喜欢自己做生意，开店开厂”。妈妈极为能干，爸爸也很会做生意，但年轻的时候，喜欢抽烟、赌博，晚上不睡觉，也没有给家里创下多少财富，很多时候，学费、书本费和生活费要靠爷爷补贴。

　　临近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爷爷去世，按照汕头的风俗，大顺履行一个长孙的职责，毫不犹豫地回去守孝，待爷爷的后事料理完毕，回到学校，毕业答辩迫在眉睫，匆匆对付完毕业论文，已错过找工作的最佳时期。毕业不久，经同学介绍，先是在金沙洲一家贸易公司上班，公司发生变故后，他又辗转到客村大塘，在赤岗、赤沙待过一些日子，所干的工作，和一个没有念过大学的年轻人，并无不同。他总结毕业几年工作无法持续的原因，主要来自内心深处的纠结，“无法说服自己跟随老板去干一些违心的事情”，而摆在眼前的现实是，只有干违心的事，才能获得较高的经济回报。

　　经过一番折腾，大顺毅然回到了龙洞，回到了他大学时代曾经居住过的迎福公寓。事实上，相比龙洞的城中村，迎福公寓已成为广东F学院学生喜欢集聚的另一场所。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学校升为本科后，因为招生骤增，曾向龙洞村委租赁了迎福公寓，解决了五千多学生的住宿问题，学校兴建大量宿舍后，学生入住难题得以解决，合同到期后，村委将收回的公寓重新装修，转而租给毕业后的学生，对很多人而言，迎福公寓始终是他们亲切的住处，大顺就是其中的一员。面对毕业几年后的颠簸，其他地方无法给他内心的安稳，但迎福公寓却能让他内心妥帖。

　　妈妈对大顺的现状极为不满，这也许是让他无法安心考研的深层原因，“她总是希望我稳定下来，见到谁的儿子发展好了，就会打电话跟我讲，要我也去做那个，一些朋友的孩子考了广州的地税、国税这些单位，她更是不停地说我，想让我去考公务员。” 对于长子不确定的生活，母亲只能在不安中依靠天意的暗示，安抚自己的内心，家里人不管遭遇了什么麻烦，她立马就会去问神婆，她甚至要远在广州的儿子将掌纹拍给他，直到神婆根据掌纹告知结果，“儿子会晚婚，至少要二十九岁才能成家，事业也要到二十九岁以后才有起色”，母亲内心的忧惧才稍稍缓解。

　　一方面，大顺对人生有着清晰地规划，一方面，现实的生活压力每天逼近他。他是家中长子，承载了一家人的迫切希望，但个人的兴趣，始终难以支撑家人的期待，他曾经尝试向生活妥协，去从事来钱更快的工作，但内心深处又无法忽视个人的兴趣，无法说服自己去坚定地走向现实。挣扎了几年，他还是决定考研，考研的专业，是他倾心但却难以预料前途的哲学。这种分裂是他没有办法接受家里资助的原因，在理想和现实中，大顺小心地寻找平衡。

　　从二〇一六年起，大顺一边备考，一边投入做一个与服务有关的共享平台，他和团队做了详细的规划，做了可靠的数据调查，甚至找学校主管后勤的校长沟通过。在校时，他曾是学校活跃的风云人物，组织和办事能力有目共睹。近两年，为了鼓励大学生创业，学校的“创工场”做得热热闹闹，“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氛围，如龙洞氤氲的雾气，在隐蔽校园的上空，缓缓上升。像大顺这种能力出众的学生，会在对现实就业不满时，将希望寄托在创业上，但在实践了几个项目后，他对此也有了清醒的认知，“大学生创业，更多是玩概念，我们学校创业的那么多，但真正成功的还没有”。 

　　二〇一七年六月七日，临近暑假，大顺邀请我去他迎福公寓租住的宿舍看看。他和另外两个朋友，合租在一套四十平米左右的宿舍里，两房一厅，每人每月支付六百多元房租。他住在靠近阳台的一面，阳光从小小的窗户照进来，照在他堆满了书籍的床上，也照在他堆满了考研资料的桌上，他对窗前的那一抹阳光十分满意，兴致勃勃地和我谈起这间房子的美好， “一大早，就满室阳光，超舒服的”。临窗的简易书架上，依旧是他厚厚的考研资料，还有从师弟那儿借来去学校食堂吃饭的校园卡。除了身份已变，他的生活，和学生时代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依旧拥有龙洞，拥有学校的操场，拥有活色生香的饭堂，当然，也拥有大学时代低廉的生活成本，甚至还可以非常方便地联系想见的老师。这种便捷，也许会让他忘记现实的残酷，淡化母亲给予他的忧虑，让他偶然沉湎在学生时代的梦幻中。

　　同朋友精心收纳房间的热情不同，大顺对居处的装扮，主要通过盆栽和养鱼来体现。尽管房间显得凌乱，但因为绿色植物和灵动金鱼的调剂，小小的空间却生机勃勃。他在狭窄的阳台，种植了不少绿色盆景，在逼仄的客厅，养了一池金鱼，金鱼缸旁边放了一个小盆，他信佛，“为了避免刚刚出生的小鱼被吃掉，我每天晚上都要起来几次，将新生的金鱼掏出，放到旁边的盆里，养大一点后，再放入池中”。

　　一些离开龙洞的朋友，会将还用得着的家具留给他，不大的客厅，塞满了各种物什，一个已收拾好的箱子，仿佛随时都会和人远行。

　　但我知道，笃定的大顺，回到了龙洞，就暂时不会离开。

　　杨胜轩毕业后的境况，和班上一些同学通过买房或创业实现财务自由，形成了鲜明对比。

　　胜轩是班上少有的广州籍学生之一。他一九八七年出生芳村，现在一家人依旧生活在芳村。父亲是四会人，妈妈是顺德人。二十几年前，在一家药品公司当党委书记的爷爷提前退休，根据当年的惯例，爸爸顶职进了药材公司，成为一名普通职员。十几年前药材公司解散后，爸爸失去正式工作，找了一份保安的活，一直干到几年前退休为止。妈妈曾是芳村一家自行车厂的职工，在胜轩念小学的时候，因为效益不好，自行车厂解散，妈妈随之也成为下岗工人。

　　到今天，胜轩对妈妈所在工厂的集体生活，依然留有深刻的印象。他记得童年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全家住在妈妈单位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里；记得自行车厂厂区里面，有一间专门煎药的房子，他幼儿园时，曾有一次发烧，妈妈还在那间药房煲了汁水；他还记得自行车厂一到节假日，就会组织联谊会，联谊会上，经常有人唱歌、跳舞及各种表演。厂区里有一个鱼池，他曾从鱼池里捞起一条鱼、一只虾，装在家里一个不锈钢茶壶里，小心地将鱼虾带回了家。

　　胜轩家就在芳村鹤洞桥附近，“反正亲人的各种生活，就围绕这个鹤洞桥”，这是他对家的一种直观理解。妈妈下岗后，爸爸不久也从药材公司下岗。胜轩尚小，父母就在附近的菜市场开了冰鲜档口，“主要是卖咸水鱼、鸡翅，冬天卖一些冰冻的羊肉，以及冰鲜的鱿鱼。”在胜轩的记忆里，父母冰鲜档的工作非常辛苦，念小学时，天还没亮，妈妈就得踩着自行车去黄沙拿货，要忙到晚上六七点才能回来，每次收工，则会将很多又脏又腥的新鲜鱿鱼带回家，仔细洗干净后以便第二天售卖。父母经营的冰鲜档，生意一般，但能维持家人的生活。胜轩放学以后，会直接到档口，以便帮妈妈照看，同时在天黑以前，将作业做完。卖东西的钱放在一个托盘里，在夏天，妈妈偶尔会允许胜轩拿几块零钱，去不远的档口买雪糕吃，这是胜轩欢乐的时刻。父母开冰鲜档后，十几平米的居住空间，越发捉襟见肘，广州潮湿的天气，不允许他们将卖剩的冰鲜放置室内，为了找到合适的空间存放当天无法卖完的冰鲜，父亲向原来的单位求助，终于找到一个通融的办法，得以允许使用不远处单位空余的平房，这处平房舅舅曾经住过，舅舅和爸爸原本在同一单位，爸爸下岗不久，舅舅也下岗了。

　　到初二时，市政道路扩建，父亲使用几年的小平房面临拆迁。爸爸的单位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希望父亲能早点搬出来，并承诺可以安排进单位的其他房子，外加几个月的房租补贴，但父亲识破了他们的主意，和另外三户生活困难的人家没有答应。在最后坚持的住户中，有一个阿伯的女婿出面和开发商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每户获得了四万元的补偿。

　　在失去临时住宅之后，他们一家依然没有离开芳村，没有离开鹤洞桥附近。他们居住过的平房，离现在的鹤洞地铁仅一百米，爸爸上班的药材公司和妈妈上班的自行车厂，也离家很近，在胜轩的脑海中，始终无法更改白鹤洞地铁曾经是19路车总站的印象。芳村的记忆，渗透进了他的童年、少年，以及整个成长史，广州城市的变迁，同样在芳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胜轩而言，属于他个人生命史的片段，除了时尚、便捷的地铁取代低矮的平房，除了老旧的公交车站的消失，更为深刻的感知，来自家庭内部的裂变，父母下岗、房屋拆迁，这些大时代的宏大词汇，通过一桶桶冰鲜和父母屈辱的抗争，成为他成长过程中更为真实的碎片。

　　很长时间，胜轩一家租住在白鹤洞边，“包租婆特别厉害，她出租很多房子，但我无法形容她的吝啬”。因为无法忍受包租婆的脾气，父母决定在拆迁补偿的基础上，借钱买一套住房。他们从亲戚那儿东拼西凑了几万元，很快出手，在白鹤洞旁边，买了一套六十多平米的二手房。这是父母在生存钢丝上，依赖房价低廉稍纵即逝的红利，颤颤巍巍作出的大胆、英明决定，尽管此后的生活，主要围绕还债和孩子两大主题，但回过头看，这个决定，在他们失去正式工作以后，帮家人获得了在广州生存的坚定支撑，尽管在此后的房价飙升中，他们再也没有机会更换更大的房子，但这一次出手，事实上成为父母给胜轩创造的最大财富。

　　二〇〇六年，胜轩考上了广东F学院。“在大学前，我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我出生工薪阶层，没有培训班，没有夏令营，我上课时，非常专注，导致我没有兴趣爱好。我的状况代表了60%-70%学生的状况”。在我当班主任的二〇〇六级中文班中，胜轩是十二个男生中最安静的一个，也是最省心的一个，他带着厂区孩子的温厚、本分，从来没有多说过一句话。父母双方的下岗经历，以及父母下岗后为了生存所遭遇的艰辛，在他的性格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父母被单位和过往岁月抛弃所致的失败感，在胜轩毕业八年后，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一个班主任的身份，从他的职业经历中，分毫不差地丈量出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下岗的历史潮流，曾让一个个稳定的家庭分崩离析，其对个体和家庭带来的隐秘创伤，我在自己历经这一切后，原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归于平静，直到遇到胜轩，才发现这个宏大的叙事，依旧以另一种方式作用到这个群体，在我离开工厂师傅后，竟会因为班主任的身份，和他们的孩子相见。

　　胜轩毕业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将这种后果，归结到大学期间缺乏职业规划。他曾应聘过一些单位，诸如粮油集团、地产广告公司，“都不是一些好的选择”。一个远房的姐夫，见胜轩始终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将他带进了一家网络公司，说是网络公司，其实是一家规模很小的淘宝网店。和他聊起这段经历，他反复提到两句，“真的太痛苦了，真的太不爽了”。胜轩的工作非常杂乱，“又要做图片，又要做运营，还要打包发货”，夹在两头受气。公司待遇低（干了四年，到离职时，月薪仅仅两千多元），人际关系复杂，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强势女领导对他的压制。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了几年，一方面，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合适做什么，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这份工作，真正学点东西。直到一家街道办招聘，他才下定决心辞职，“从下决心，到考试，到入职新单位，一个星期。”就这样，他获得了第二份工作，一直到今天。

　　胜轩以网格员身份考进的街道办，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附近，“关系挂在民政局，但和我签约的，是一家中介”。他知道就算是小小的街道办，等级依旧森严。“街道办下面有很多部门，城管科，民政科，保障科，出租屋管理科，部门里有公务员身份，有事业编制，有一般的合同工，还有一些临时聘请的人”，他则属于临时聘请的人。从进入街道办起，胜轩的首要目标，就是摆脱临时聘请的身份，通过考试获得民政专职的岗位，“考了三次，每次笔试都过了，面试过不去”。最后一次，因为他工作踏实，街道办的领导过意不去，帮他在面试的大领导前说了一句话，得以过关，于是成为一名稍稍稳定的民政专职人员。在整个过程中，他切身感受到关系的重要，“在基层单位，关系真的很重要，就是领导的一句话，我终于明白，此前的多次面试，其实领导早就做了决定。”胜轩目前的工资，除去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每个月还有3900元。毕业8年，他的存款不到一万，他笑着，“不出去旅游或者其他享乐，倒也饿不死”。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境况，既然转为公务员编制的可能为零，那么，民政专职的岗位，对他而言，不过权宜之计。他帮不上父母太多忙，父母六十多岁，除了两千元退休金，必须依靠兼职打工，维持开销。

　　在进入街道办目睹层级之间看得见的差距后，胜轩的目标，是考公务员，进入体制最为稳定的行列。毕业多年，他从未停止过学习，在准备每年的公务员考试之余，为了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他始终保持“两年一证”的节奏，先后获得了会计从业证、证券从业资格证，社工证、驾驶证等。无论在网络公司还是街道办上班，结束白天无比繁琐的事务后，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继续学习，“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和整个周末，不是上网络课程，就是备考做题”。

　　四年前，胜轩参加过省考的公务员招考，在激烈的竞争中，很幸运地进入了面试，尽管最终没有选上，却进一步坚定了他考公务员的决心，接连三年，他年年参加，从未落下，“有两年考老家四会的财政局，还有一次考农业局，反正都考家乡的岗位，广州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除了考公，他还摸清了广州市事业单位的招聘规律，利用周末去参加各类招考，“报了很多，可能有十几次，竞争非常激烈”。他分析了自己的情况，尽管排名在慢慢提高，但招聘的人数实在太少了，有些单位甚至只招一人，面对厉害的竞争对手，胜轩坦言“很绝望”。他记得有一次考广州市文化局的一个单位，两百多人竞争一个名额。

　　所有的考试，胜轩没有一次成功。他花很多精力研究公务员考试的题型，研究事业单位招考的公共基础知识、综合知识，尽管名次逐年提高，但报考的人数涨幅更大。胜轩始终认为考试技巧很重要，始终认为自己知识准备得不充分，尽管一次次失败，早已让他看清现实，“关系太重要了，就算进入面试，没有关系也很难突围”，但他还是对考试的突围心存幻想，“事业单位的截止期限是三十五岁，三十五岁之前，我每年都会参加考试。”他将此当作一项必须坚持下去的事业，不在乎已经考得麻木。

　　胜轩考公的经历，让我突然明白一个事实，在校的大学生为什么会将考公视为比考大学更为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考公会演变为愈来愈烈的角逐。062111班学生毕业多年的实践，不过从侧面印证了这点。对他们而言，公务员考试相比别的选择，意味着相对公平的竞争，也负载了对稳定的期待。综观班上学生毕业后的现状，那些顺利考上公务员的学生，往往比自主择业的孩子，内心更为宁静。对普通家庭的大学生而言，公务员不见得是最好的职业选择，但却是最能告慰父母的艰辛付出、最能兑现一纸文凭价值的途径。

       更重要的是，这条路能否走通，往往成为判定这个群体是否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不能否认，中国基层单位的面目，正由这个群体决定，二本院校学生的归宿，与此构成了隐秘呼应。今天，当确定性越来越匮乏，稳定生活越来越成为奢望，我目睹更多年轻学生，早已将考公作为实现生命价值的最大念想，我知道，对062111班的孩子而言，在各种职业的裂口中，考公的可能，也算得上时代悄然给他们撕开的一道光，只不过，这道光，暂时还没有照到胜轩身上。

　　胜轩不甘心职业前景的黯淡，为了更明确地认知自己，他先后两次咨询职业规划师。第一个咨询师建议他进入金融行业，胜轩没有动心，他清楚自己毕竟毫无专业积淀，“决心不大，后来就放下了”。第二个咨询师建议他转行，做数据分析师，重回互联网行业去发展，或者去一些热门行业，诸如教育培训、土建工程、旅游业。胜轩知道，数据分析师和土建工程，需要很多专门知识，而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与此相距太远，而教育培训和旅游业，看似热闹，但市场成熟，且竞争激烈，要分得一杯羹，并不容易。

　　胜轩的犹疑，让规划师说出了最后一句话，“你现在转行到一个新行业，工资水平可能没你现在高，你得想好能不能承担这个风险。”这句话尽管残酷，却让他清醒，胜轩一眼看出了自己犹疑的原因，说到底，第一份工作，尽管给他带来了无数痛苦的记忆，而他不得不咬牙坚持了四年，第二份工作，尽管一眼望穿了前景，他却无法下定决心转身，这其中的因由，恰恰在于自己没有任何承担风险的能力。他不能像班上的梅怡那样，在一次次创业失败后，还有生意成功的家人支持，也不能像柳鸿那样，每次放弃一个单位，家里立马就会托人，给她找到第二个更好的单位。这些暗处的支撑，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于一个资源匮乏的下岗工人家庭的孩子而言，即使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去拼命争取，却还是无法靠近。胜轩将自己的一次次挫败，归结到职业规划出了问题，却没有意识到，这个确定结果的背后，来自背后那个羸弱的家庭。

　　摆在胜轩面前的出路越来越清晰，但选择也越来越逼仄。随着考公的日趋白热化，他已不占任何优势，考广州的事业单位，三十五岁的年龄线马上临近。他明白要摆脱目前的尴尬境况，只有创业一条路。在大多同学都已成家立业的时候，他恋爱多年的女友，因无法接受和未来公公、婆婆挤在一套六十多方的旧房里，不得不黯然分手。胜轩比谁都懂得现实的残酷，比谁都知道自己该走的路，也比谁都更自律地保持学习的热情，他一直在谋求一份收入过得去的稳定工作，但尝试了无数次，这个目标始终难以达成。在各种可能逐渐渺茫后，他意识到必须创业，这是摆在他面前的最后通道，“现实摆在眼前，看看广州的房价，凭现在的工资，我根本买不起独立的房子，这个可以算的，绝对买不起。”平心而论，下岗的父母能够自食其力，已让他倍感欣慰，两位老人好不容易从生活的泥泞挣扎出来，根本不可能像其他家庭那样，轻而易举地给独子提供购置婚房的首付，对他这样的八〇后而言，想买房，如果凑不齐首付，一切都是白搭。胜轩勤俭节约，没有任何多余的开销、应酬，但工作八年，存款不过一万。他明白，要创业，面临的挑战，不比求得一份安稳的工作难度更小，“没有资源，没有人脉，没有资金”，这是他清醒的认识。

　　“中国之所以走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它的原因。我的选择，也是一样，只是别人不知道背后的事情。”胜轩认为当下的媒体，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乡村，而没有留意到像他这样的城市人群。他出生城市工人家庭，有过温馨的童年记忆，上世纪九十年代，突如其来的下岗，将一家人推向了另一种境地。在历经妈妈下岗、爸爸下岗、舅舅下岗、姑姑下岗的遭遇后，胜轩对一份安稳、平静的生活，充满了格外的执念，父母在冰鲜档劳作的艰辛，让小小的他，没有对生活生出任何非分之想。念大学，对父母而言，原本是让一个家庭重新崛起的契机，但在市场化的浪潮下，一个安分守己的孩子，一个懂得考试却不拥有任何资源的孩子，在城市的喧嚣、热闹中，只能沉入底层。

　　而底层，在胜轩看来，它唯一的命运，就是“用时间去换金钱”。

　　胜轩的遭遇，让我留意到，在关于下岗工人的叙述中，讨论的边界，仅仅到下岗工人本身，而忽略了这个群体在遭遇社会变革时，家庭拥有孩子的事实，更忽略了父辈命运对孩子人生和自我认知的长远影响。说到底，家庭对子女的影响，经济条件并不是看得见的唯一，很多时候，因为经济状况的制约所导致的观念匮乏，对子女的影响要更无情。深入骨髓的贫穷以及贫穷带来的心灵伤害，会让孩子难以摆脱家庭模式的既定惯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错误认知。匮乏像一条无形的绞索，就算他们千辛万苦获得了大学文凭，但在毕业以后的社会搏斗中，每到紧要关头面临选择时，这根无形的绞索，就会暗中绊住他们，阻碍他们探出脑袋，去看更远的世界，并由此获得突围的机会，在不自知中，这个群体只得陷入更深的泥坑。胜轩的多次抉择，以及抉择中的小心翼翼，与其说来自个性，不如说，来自背后家庭在自身命运中的显影。

　　胜轩生活的芳村鹤洞桥附近，坑口的稻田早已消失，妈妈工作过的自行车厂，早已没入历史的尘埃，爷爷和爸爸工作过的药材公司，早已改头换面，和他们产生不了任何关联。一个群体的命运转折，并未随着广州新时代的日新月异，悄然实现。珠江上穿梭的船只，汽笛依旧洪亮，古老的广州，在历史的轮回中，芳村所发生的一切，不过如过往的万千琐事，并不能在浩瀚的历史画卷中，留下一笔。

总编：凌逾

责编：谢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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