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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经纬学术 | 陈伟、郑文：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的现实基础和实践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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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的现实基础和实践理路
陈伟，郑文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现实基础；实践理路
在目前多个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中，粤港澳大湾区的规模最为宏大，涵盖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即珠三角九市），区域内的经济总量巨大；情况最为特殊、复杂，涉及“一国两制”；历史承载最为沉重，16世纪以来广州“一口通商”所积累的政策红利、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及其对港澳的分割所诱发的诸种历史难题，都压缩、集成在这个空间之中，渴望得到富有创意的现实回答。“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学记》），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实践，亟待通过促进粤、港、澳三地的教育合作，找到区域融合发展最为强劲持久的驱动力、最具潜力的新型增长极。为此，既需要比较分析粤港澳三地教育，以进一步明晰其教育合作的必要和可能，还要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的内在逻辑和实践理路，为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的全面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一、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的使命解析
当今空间意义上的广东、香港、澳门一直处于近代历史舞台的中心、社会变革的前沿，不仅上演了近两百年几乎所有重大“历史剧目”，而且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与发展中仍继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特殊的历史和现实，要求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与合作必须同时承担“创新—发展—融合”的使命。
最后要承担融合的使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以交流合作为前提，以创新和发展为基础，以三地全面融合、国家深度整合为目标。必须防止“唯经济论”对区域融合功能的干扰和弱化。“唯经济论”狭隘地认为，港澳在政治上回归祖国之后，发展经济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使命，甚至是它的唯一使命。其实，以区域的创新发展促进国家的和谐统一、以区域的深度融合实现国家的凝聚融合，才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使命；在承担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使命的过程中，经济的共生合作、共赢共享是动力，社会整合是保障，心理融合是关键，文化教育融合是中介和支点。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重心，应与时俱进地从完成政治回归向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转变，进而向文化融合、社会整合及心理回归转变。目前的教育体系主要有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三大板块:高等教育是承载创新与发展使命、实现创新驱动型发展的关键；基础教育的协同是促进心理回归、社会整合的关键；职业教育则是链接“创新—发展”功能和融合发展功能的桥梁和枢纽，是整合发展理念、物化创新成果的支点。在注重“主义”、崇尚价值至上的儒家文化圈中，社会心理和文化价值信仰方面的问题往往较难在操作层面得到解决，韩国与朝鲜的对立就是案例；但这类问题在讲求利益至上的西方文化中较容易得到解决，东德与西德的快速统一、欧盟的成功建设即为例证。唯其如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尤其需要承担起区域融合的使命，发挥教育在“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等方面的巨大作用。[1]
二、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的现实基础
梳理、比较大湾区教育的总体情况，是研究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的现实基础。由于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基础以及教育的学制安排等方面的差异，粤港澳三地的教育很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地完成融合;即便走向教育融合，也并非教育同一化、更非教育同质化，而是为了追求教育目标和价值的统一、教育资源的交流和互补、教育功能和结构的协同，是以殊途之教育，求同归之目标、功能和价值。粤港澳三地的教育存在着制度和体系的差异、发展条件和水平的差别。差异和差别是三地教育此前各自独立、彼此平行地发展的历史前提，更是大湾区建设背景下探寻教育合作对策的现实基础。为了更清楚地分析大湾区的教情、厘清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的教育差异和差别，可以从“生源—产业支撑(就业市场)—国际学术声誉”三大维度具体开展比较研究。
（一）生源比较:多寡悬殊
(二)产业支撑和就业市场比较:水平和结构各有优劣
产业维度的分析内容主要有地区生产总值(GDP)、人均GDP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等。这些内容不但决定了教育的需求强度和结构特征，还直接影响毕业生的就业市场。
香港2018年人均GDP(按当时市价计算)为38．187万元，[7]远高于广东;地区GDP总量为2．85万亿港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约为2．4万亿元)，同比增长3%，首次落后于当年的深圳(其GDP为24221．98亿元，同比增长7．6%)。[8]另外，香港的实体经济空心化，产业结构有所偏重。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香港第一、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快速萎缩，第三产业的占比不断上升，其中进出口贸易、批发及零售、金融及保险占比尤高。
澳门2017年GDP(以当年价格按支出法计算)为4057．9亿澳门元，人均高达62．5万澳门元。但是，其产业结构严重不平衡，第二产业不足7%，第三产业超过93%。[9]
概言之，广东拥有全产业链，且第二产业占比超过40%，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巨大;香港、澳门的产业结构畸轻畸重特征明显，虽然占比奇高的第三产业能够提供不少就业机会并支撑相应专业在学校教育中的发展，但是就业容量有限，面向第二产业的技术类职业教育及理工科类高等教育在本地较为缺乏就业机会和服务对象。
(三)国际学术声誉比较:不同领域各有强弱
本地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特别是其国际学术声誉，既能反映当地教育发展的状况，也决定了粤港澳三地在教育合作背景下可供交流与共享的教育资源多寡。
在基础教育领域，可以借助经合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估(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调查结果进行分析。2009年和2012年，中国内地仅有上海学生参加测试，且总分和不少单科成绩排名第一。2015年开始，中国内地的被测试者有上海、北京、江苏和广州的学生，这些学生的数学、阅读和科学成绩排名都落后于香港、澳门学生。在测试总分前十名的国家/地区中，中国内地的低分段学生所占比例最高(10．6%)。就阅读测试而言，中国内地学生成绩仅仅在平均线上，排名39;就教育公平指数(Social Equity，即学生不受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经济能力的影响而得到同等教育机会的可能性)而言，中国内地学生的学业表现与其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相关性很高，但香港和澳门的该问题没有这么突出;在学生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校的归属感等测试中，中国内地学生的分数都是中等偏低。[10]综上所述，在基础教育领域，包括广东在内的中国内地相对落后于城市化程度极高的港澳地区。
在高等教育领域，广东、香港、澳门高校数量2018年分别达到165所(65所本科院校、100所高职院校)、20所、10所，合计195所，学生超过300万人。从发展水平看，香港的大学和学院虽然总量不多，但有5所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澳门的大学和学院数量最少，且落后于香港，但富有澳门特色的旅游教育等学科专业水平位居亚洲及全球前列;广东高校数量最多，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进入世界大学前500名，但国际化程度总体低于香港和澳门。从发展模式看，广东高等教育是典型的追赶式—竞争型发展模式，积极学习借鉴包括香港高校在内的世界著名大学的发展经验，着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香港高等教育是典型的国际化发展模式，虽然有香港中文大学等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校，但非常强调学习借鉴英国、美国(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代表)高等教育模式，坚持“学以致学”的纯学术逻辑和“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策略计划2016—2020》强调，为了“培育孜孜奋学的世界领袖”，学校2020年的愿景被确定为“成为一所在教育上持续精进的大学，培养怀抱理想与才具、有志终身服务社会的世界领袖”。[12]澳门高等教育起步晚、总量小，但近年来发展迅速。
三、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的实践理路
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合作具有非常广阔的理论探索空间，但更需要从实践上深入探讨其实践理路，包括具体厘清实践探索过程中具有指导作用的基本理念，以及与合作发展密切相关的实践抉择方式。由于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还要自觉探索和优化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的研究方法。
(一)实践理念的厘定
一要协调平衡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的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之间的抉择。经济领域的GDP增长、人员及资金更便捷的流动等，都可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短期可见的功利性目标;粤港、粤澳合作举办大学新校区(如香港科技大学兴办广州南沙校区、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兴建深圳校区、澳门大学建设珠海横琴校区)，或者直接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新办“湾区大学”等，都是教育合作领域立竿见影的具体建设目标。这类建设目标需要得到高度关注，但它们并非事关长远发展和总体布局的关键性目标。从长远发展、总体发展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合作要不断升级，逐步跨越“合作发展—协同发展—整合发展”三个阶段。
一要在单向输入与双向互补之间做出选择。广东与港澳之间存在教育输入和输出的流向问题。生源、产业支撑和就业市场、国际学术声誉等多维比较已经表明，广东与港澳之间互有差异和差别，因此也各有优势和不足，但并不存在全面、绝对的高下之分，必须抛弃本位主义、依附主义等不当定位，抛弃全面、绝对的单向输入，通过发展战略的同频共振、教育资源的双向交流以及教育实践的协同合作，共建粤港澳教育共生、共赢、共享的互补发展平台。
在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中，也存在教育输入和输出的流向问题。尽管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然相对落后，但在“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中，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地位快速上升，不再仅仅以相对落后者的身份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和追赶，而是在经济领域和文化教育领域逐渐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领跑者和重要贡献者。不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品性决定了中国会拒绝扮演政治、军事上的领跑者和控制者角色，拒绝扮演文化霸权主义、思想殖民主义角色，拒绝扮演文化教育模式的强制输出者角色;基于文化教育的和平崛起、基于平等交流的互补共赢，才是她的本色、底色和特色。
一方面，需要整合“中央—地方”之间的管理架构，在纵向管理体系中形成教育合作的历史合力。港澳回归祖国之后，以2008年1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为起点，到2019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都旨在整合、协调“中央—地方”的力量，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凝心聚力。
【作者简介】
陈伟，湖南邵阳人，华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华南职业教育研究中心教授；郑文，湖南湘潭人，惠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国教育报，2018－09－11(01)．［2］2018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广东统计信息网，2019－03－04．http://stats．gd．gov．cn/tjgb/content/post_2207563．html．［3］香港统计资料·人口［EB/OL］．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2019－10－18．https://www．censtatd．gov．hk/gb/?param=b5uniS＆url=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o20_tc．jsp．［4］澳门信息·统计数字·人口估计、出生及死亡统计、结婚及离婚统计［EB/OL］．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2019－10－18．https://www．gov．mo/zh－hant/about－macau－sar/statistics/．［5］［英］贝磊，［英］古鼎仪，主编．香港和澳门的教育:从比较角度看延续与变化．贾文浩，贾文渊，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203—218．［6］深圳统计月报－2018年12月［EB/OL］．深圳市统计局，2019－02－27．http://www．sz．gov．cn/sztjj2015/zwgk/zfxxgkml/tjsj/tjyb/201902/t20190227_16655817．htm．［7］统计数据库［EB/OL］．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2019－10－18．https://www．dsec．gov．mo/home_zhmo．aspx．［8］OECD Skills Surveys［EB/OL］．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9－10－18．http://pisadataexplorer．oecd．org/ide/idepisa/dataset．aspx．［9］学校资料统计表(2018/2019学年)·开办职业技术课程校部数(按学校分类划分)［EB/OL］．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2019－09－10．https://portal．dsej．gov．mo/webdsejspace/internet/Inter_main_page．jsp?id=8525．［10］香港中文大学策略计划2016－2020［EB/OL］．香港中文大学，2019－09－10．http://translate．itsc．cuhk．edu．hk/uniTS/www．cuhk．edu．hk/strategicplan/2016/tc/strategic－themes．html．［11］刘明，张青青，吴言．近期国内粤港澳大湾区问题研究综述．国家治理，2018(20)．［12］杜怡萍．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发展转型．高等职业教育探索，2018，17(4)．［13］喻锋，甘清，梁绮琪．基于“外部对标－内部聚合”框架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评价探索性研究．城市观察，2018(2)．［14］张胜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路径和建设战略探讨:基于世界三大湾区的对比分析．中国发展，2018，18(3)．［15］谢许潭．借鉴与合作: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知名湾区的互动新态势分析．城市观察，2018(1)．［16］俞可，朱远妃，李倩雅．欧洲一体化中的教育驱动力．中国教育报，2017－03－24(005)．［17］李建忠．“伊拉斯谟+”计划:提升欧盟青年就业能力．中国教育报，2014－03－19(010)．［18］潘懋元．教育基本规律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运用．上海高教研究，1997(2)．
总编：凌逾
责编：李慧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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