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冯伟才：在历史的空间中对话 ——评《香港文化众声道》
在历史的空间中对话
——评《香港文化众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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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伟才
《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05期
（香港岭南大学社区学院）
前言
回顾香港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发觉，由1950年代开始慢慢形成了今天的独特风格。此中原因，文化刊物的出现和影响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左右派文化机构在50年代开始透过文学刊物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手段，是研究香港文学发展的重要线索。左派方面，由于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不断出现的政治运动，尤其在香港的文学和文化刊物出版往往处于被动状况，虽然像《文艺世纪》《海光文艺》《海洋文学》等都曾起过一定作用，但比起右派文人搞的《文艺新潮》《人人文学》《海澜》《中国学生周报》等的影响力，却显得薄弱得多。对于个中原因，在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的今天，本来应该可以作一次深刻的回顾，无奈由于连绵不绝的政治斗争，使得左派文学发展在香港没有很好的论述，而有意义的回忆和检视也不算多。反观右派机构，例如友联出版社（以下简称友联）所办的一些文化杂志，则透过香港中文大学退休教授卢玮銮（小思）老师和她的学生熊志琴的悉心整理，先后出版了以口述历史方式，记录友联及《中国学生周报》等刊物的人和事的《香港文化众声道》（第1册及第2册），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代表着五六十年代右派文化发展路径的机构一个较为清晰的面目。
这里所标签左派和右派，并没有高下或正邪之分，而是想说明左右翼在香港文化发展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力。讨论右派文化机构在香港文学发展中的影响力，友联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具代表性的团体。近年来对它背后美元文化的掲露和争论，以及《中国学生周报》对香港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更使得它像神话般盘据着香港文学研究的各个角落。因此，笔者意图从香港文学发展历程的角度，回顾和剖析《香港文化众声道》提到的友联机构的人和事，以及如何利用口述历史研究香港文学发展的角度，探讨上述两书的得失。然而，由于书中提到的内容广泛，需要不少背景解释的互相参照，在有限的篇幅中不可能都容纳，所以先集中就友联与美援之间的问题作一些疏理，待以后有机会再讨论书中的其他内容。
什么是口述历史？
先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原本，什么是口述历史？
简单地说，口述历史是有系统地对个人经验的收集和整理，作为一段历史时期或某个历史空间发生的事情的记录。口述历史不是民间传说，也不是未经证实的传言的散布，也不是访问者与被访者的闲话家常，而是有目的、有企图地重构已发生过的事情的回忆片段，从而组合成一幅清晰的历史画卷。由于口述历史牵涉到个人的记忆能力，并通过说话表述，因此其真实性和表达力的误导往往影响口述历史的可信度。所以，这些回忆都不算定案，而是作为研究者探讨历史真相的佐证。而好的口述历史，却可以为研究者带来发现真相的满足感和喜悦。
在中国，口述历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口述历史作为学术界研究当代历史的新方法，则起源于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哥大的历史学教授Allan.Nexins首先创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通过访谈记录等等手段从历史事件亲历者或在场者口中获取第一手资料，以帮助或佐证历史研究课题。他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技能要求：访问技巧，记录方法，以及背景资料的准备等。简单地说，口述历史是需要被访者有自觉意识，知道这是一个口述历史的过程，被访者需要知道回答哪些问题是重要的，并知道将有录音或录像作为记录。访问者和被访者都需要解释一些背景情况，作为证言的辅助部份，好让问答的内容易于理解。被访者也有义务告知访问者，哪些内容对研究课题比较重要。
背景，或者context在口述历史访问过程中十分重要，它让被访者不易于跑野马，集中于为言说中的历史提出新的或有力的佐证。好的口述历史的访问，其实是一种对话关系，是访问者和被访者就某个历史的事件和空间展开对话，也是今天和过去的对话，同时也是真实与谎言的对话。
作为一部口述历史，从让读者了解50年代至70年代友联在香港文学/文化发展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的角度视之，两册《香港文化众声道》都是成功的。从第1册访问友联及其刊物的早期负责人何振亚、奚会障、王健武、孙述宇、林悦恒、胡菊人等，到第２册的罗卡、吴平、陆离、张凌华、黄子程、古兆申、金炳兴、陈任等，都透过他们自身的参与说出他/她们在友联及其刊物中的所见所闻，而这些见闻和经验，如果拼贴起来，则会是一幅十分有用的友联和《中国学生周报》等刊物在香港发展历程的画卷。然而，要使这幅画卷清晰，还得依靠读者的主动介入，例如对记录中的人事背景有基本的了解，否则就如一块块零乱的碎片，得物而无所用。尤其是对20世纪80年代后长大的读者，也许适当的背景导读是需要的。幸好访问者/编者都下了许多注释工夫，让读者对中间的人事脉络和历史背景都有基本了解，但对一些从书中寻求完整论述的读者来说，也许还要多一篇综览式的导言。然而，作为口述历史，笔者认为在访问和整理方面，也还可以做得更好，例如访问技巧，对问题的深人发掘等。
口述历史与对话理论
这便牵涉到口述历史的处理问题。笔者在前面提到，口述历史其实也是采访者与被访者的对话，也是今天和昨天的对话。而关干对话关系，作为一个叙事文本，笔者尝试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探讨两册《香港文化众声道》的得失。
根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话的前提是语言和话语。他认为，“语言、话语一这几乎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由于人的全部思维，都具有对话的性质，因此对话的边界纵横交错在人们现实的思维空间里”。“对话关系不是存在于具体对话的对语之间，而是存在于各种声音之间、完整的形象之间、小说的完整层面之间（大型对话），而同时在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毎一次感受中，都有对话的回响（微型对话）”。（巴赫金：《诗学与访谈》）上述概念是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提出的复调理论中的有关对话关系的描述。作为话语文本，《香港文化众声道》显然也包含这种对话关系。因为，“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语言是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而话语是针对对话者而言的。话语，是连结我和别人之间的桥梁。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话语是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共同的领地”（同上）。因此，用话语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便同时起了对话的作用。
在巴赫金看来，对话可以分狭义和广义。狭义的对话关系，是指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的言语相互作用。广义的对话关系，则指包括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言语的互动作用。因此，书籍、报刊的文本语言，其中既有直接的和生动的对话，又有批评、反驳、接受等语言互动过程中以不同形式组织而成的反应或回应。而书籍、报刊等印刷出版后的文本言语，其内容不只是当代的，也可以针对历史上的作者本人，或其他人在不同领域内的过去的行为展开的语言的交流互动。
对话不但触及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也贯穿着不同时代，过去与现在，个体行为的回顾反思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回答与回应则是对过去自己行为的态度表达，而作为文本话语的文学创作和口述历史的书写整理，同样也适用于对话理论的探讨。巴赫金指出，“文学是文化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脱离文化的完整语境去研究文学。不可把文学同其他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可把文学直接地（越过文化）与社会、经济等其他因素联系起来。这些因素作用于文化的整体，而且只有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再作用于文学。”巴赫金在这里提出如何展开文化与文学的对话关系，他认为人文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对话型态的科学。在人文科学领域（包括文学理论研究），“真理只能在平等的人的交往过程中，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才能被揭示出一些来（甚至这也仅仅是局部的）。这种对话是不可完成的，只要生存着有思想的和探索的人们，它就会持续下去”。（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
如果我们用这种观点来理解两册《香港文化众声道》，便明白书里面的对话不仅仅是访问者与被访者的对话，也包括访问者与被访者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同时也包括不同时代、不同空间、不同人物（书中被访的各个人物）之间的对话。我们看到这些对话起了相互补充或互相排斥的作用，并从这些不同的对话关系中，让我们更接近，或更理解事情的真相。
巴赫金又认为，对话发生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理解和互动过程之中。而“在文学和文艺学中，真正的理解总是历史性的和个人相联系的”（同上）。因此，在对话关系中，最终将达至理解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则穿越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语境中。
对话是寻求理解
通过上面的对对话关系的分析，我们现在看看《香港文化众声道》的对话关系如何指向理解的过程。作为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采访纪录文集，根据以上对口述历史的理解，我相信采访者的历史指向是围绕着以下一些问题：友联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是如何成立的？它是否收了美国人或中央情报局的钱？美国人有没有干预？友联内部是否知情？或知道钱是由中央情报局那里来的？知情者是什么人？编辑自主权如何？美援和旗下出版物，例如《中国学生周报》《大学生活》《祖国月刊》和友联研究所的从属关系等等，相信这也是今天想了解友联机构的读者最关心的问题。综观两本采访记录文集，我们知道，采访者至少是带着上述全部或部份问题向受访者提出发问的。如果从访问内容观察两位采访者的分工，显然熊志琴是较集中于就友联背景和美元文化的角度向受访者发问，而卢玮銮老师则主要是背景和人物的理顺和补充，以及作为事件参与者或旁观者的观察。例如，在访问两个友联老臣时，熊志琴都重覆的一个问题是，周报早期的督印人经常转换，很快就换了另一位，为甚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另外是问及友联或《中国学生周报》的人是否知道亚洲基金会资助的事？知道多少？怎么看待？整体地说，作为一系列口述历史，它们的确起到了让读者了解香港文学/文化发展中，友联机构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
从对话理论的层面看，访问者对友联、新亚书院和亚洲基金会的追问，都可看出试图从不同被访者中探问大致相同的内容，其指向性十分明显。这种情况正正显示了她（或该书的全部策划者与采访者）希望一步步接近理解真相的过程而这个理解过程却是透过各个被访者与访问者之间的对话来成全的。其中关于亚洲基金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当时友联的高层是否知情，以及对编辑和出版方针有没有影响等问题，从各人的回答中，或者在这种对话过程中所能看出的被访者的回应中，可明白到有些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在某一历史时刻的位置。
下面是其中一个例子。曾经与美国人接头的三个友联髙层对这段历史都有自己的诠释角度：
奚会哮：
一般人很少知道亚洲协会资助的香港机构有好几个，最早有自由出版社，后来规模较大的有亚洲出版社及其的文化团体。我想我们最大的分别是，“友联”是一个团体，而“自由”及“亚洲”由个人创办及领导。……“友联”是一班穷小子，我们每年都把各部门的预算详细列出来，有的部门有盈利，例如儿童乐园能够收支平衡，有的例如研究所，成本高收入低，赤字部份便由亚洲协会资助。……它（亚洲基金会）在不同的地方，香港，台湾，马来西亚等都有分部。我们都是做budget（顿算），我们研究所多少，我们的收入可以有多少，那么basically,financially,it supported（基本上，财政上，它支持）。我们有印刷厂，也有赚钱的，有发行的，但是大部份，I should say（我应该说），大部份是Asia Foundation赞助的，有段时间，我代表”友联”跟他们接触的。……
有一阵子，我们发现，……他们跟CIA有关系，以后大家闹得不开心，我们变成给特务机构做事，对不对？
……亚洲协会在马来西亚成立办公室，展开工作都必须获得外交部及内政部同意。他们与“友联”的关系，两个机构都是很正面而做对马来西亚文化教育有意的工作。
……当然是有人给钱我们，不然哪来钱？
……是主要的（经济）来源，买厂房，在马来西亚买地都是。那些钱是他们给的。
孙述宇：
……“友联”社的成员也只知道有美国的钱资助，但究竟资助了多少，都不太清楚。
美国人有几个途径提供金钱资助，其中一个是美国新闻处，……
亚洲基金会，这是另一个，一般了解这是美国援外的，就是做门面，背后是CIA。
……新亚书院的话，亚洲基金好像支持过一些。
我想亚洲基金和美国新闻处都有一些，大概以亚洲基金为主。我是这样想，因为美国新闻处有自己的工作，他们已经自己出版书籍，杂志，或许也给“友联”一些资助，因为我知道徐东滨等跟美国新闻处常常有联络！
何振亚：
这我记得，就是所有的出版物都接受资助。《儿童乐园》《周报》《大学生活》《祖国》，友联研究所的出版物，还有一些小书。
……他们说美国人资助我们刊物，美国人给我们给钱甚么的，他们讲很多话很难听，我知道这种讲法不对，所以我们每年计划作预算，但提出的资助费用很少，尽量用事实说明。在我的印象中，美方从来没有不支援，或说我们的预算数目太大……。
另外，是关于美方有没有干涉友联或《中国学生周报》等刊物的出版和编辑事务：
孙述宇：
没有，我不记得有。（由上而下指令，要求怎样处理周报版面）……一方面是谈民主自由和反共的，这一点当然很明显跟美国人的资助配合，美国人主要就是反共。……美国政府透过CIA——我暂且当作CIA——拿一笔钱出来，在国外做一些宣传和对抗苏联的工作。……
何振亚：
……绝对没有。大概跟一个人有关。这个人是Jimmy Ivy,第一任的Asia Foundation（亚洲基金会）负责人，很文质彬彬的一个人。
……早期除了亚洲基金会的经济支援，其他的都没有。刚才说的Jimmy Ivy，他从来不干预，除了看我们的两份报告，一份是预算计划，另一份是去年的报告。要花多少，从来不干預，甚至批评也不批评。我们自律得很严格，所以有些地方，我们“友联”都可以告慰于大家。
……后来这个问题变化太大了，拿过国民党的钱。（林悦恒补充）也不能说拿他们的钱，他们是买我们的microfilm（微型肢卷），就是这样。“友联”研究所的资料，他们拿钱买一套，那时候也需要几万美金……七八万美金。
何：
我很反感就是很反对，甚么都不要听，这个事情
……我们当初谈的时候，Asia Foundation是一个民间组织，我们很后期才知道CIA的，至少我个人是很晚才知道吧。
（林悦恒插话）CIA给钱他们，不是CIA附属机构吧？
何：这有分别吗？
林：有分别，当然有分别。
何：我觉得没分别。
林：应该有分别。
何：他给钱他，你不符合他们的工作，为甚么把钱给你？这不就等于他的机构？CIA跟国务院不一样，国务院给钱不能那么明确，CIA给钱的话非常明确。
……后期还加上美国新闻处的关系。现在很可惜，譬如假使宋淇还在，……我们那时跟美国新闻处的联系对口主要是宋淇。但目前谈到那时期的美国新闻处几乎没有人提到过一个李登云的人，这人虽不重要，但在美国新闻处他还算是宋淇的上司呢！
巴赫金认为，对话关系具有深刻的特殊性，它的完整表述背后是潜在主体一表述的作者一这里则是访问者与被访者共同创造体。这种对话关系一定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相通。因此，如果从对话关系去分析，或者说，透过对话关系的重组，我们便可看出访问者与被访者的对话关系中产生的意义。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几位友联髙层都有一种心态：我们即使拿了美国人的钱，或者具体一点说，是中央情报局的钱，但他们没有下指令要我们服从，也没有来审査或限制我们的编辑自主权。我们反共，他们也反共，他们付钱让我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没什么不对，而且也心安理得。三个人之中（这里加上林悦恒），态度也不一样。何振亚是知道一些是非问题的，也有内疚。奚会嗥的包袱没有何那么沉重，孙述宇因为更早离开友联，又是搞研究的人，对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当会从其他书上看到。而林悦恒，虽然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好人，但他却是最口密的一位，从对台湾买胶卷的争辩中（也从另一章对他访问的环节中），可以看出他和何的想法如何不同。
至于访问者一方，她们在追问美援有没有影响编辑自主权时，相信心理上也和上面友联髙层的假设有某种程度吻合的地方。所以我们没有看到访问者穷追猛打，一定要找出事实真相的姿态。当一部份被访者，例如罗卡和陆离，对一些干预作出自己的解释和演绎时，也没有更深入地挖掘更多事例，也是很可惜的。当然，因为是不同时空、不同人物的对话关系，我们很难说清楚他们心中是否真的是如此想法，但从文本生成过程中所展示的对话关系，我认为这个推论有一定道理。
对友联高层和其他刊物，例如《中国学生周报》的编辑和社长的访问中，我们了解到，友联社不同于友联出版社，其部分社员是与美国人接触的关键人物。例如司马长风和其他两三人的背景，也惹人疑窦。全书只有何振亚透露他和第三势力的关键人物蔡文治去了关岛练兵，但访问者似乎都轻易放过这些线索。
通向理解真相的途径
至此，我需要强调一点的是：这里无意责怪任何知道收了美援的人，也没有站在道德髙地作出批判，而是想从《香港文化众声道》两册口述历史中，找出通向理解真相的途径。至于收美国人的钱应不应该，或在个人的心路历程中有没有经过反思，则是毎个人自己去判断，不属于在这里讨论的范围。事实上，《中国学生周报》和《儿童乐园》的正面影响力还是比负面多得多，这在两册编辑访问记录中都很真实地展现出来。
说到《中国学生周报》，不同时期的编辑风格都影响了不同年代的人。早期影响了一代文艺青年，其中一部份成了文坛的生力军，有些今天已成为名作家或学有所成的学者；中期的周报则影响了香港新一代电影人，间接地培养出80年代蓬勃发展的香港电影和电视行业专才。这些我们都可以在访问《中国学生周报》编辑的回应中看得出来。透过访问者与被访者的对话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学生周报》在50年代至60年代的文化发展的过程，与香港社会气氛和意识形态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因为篇幅关系，这个问题与其他杂志例如《盘古》《儿童乐园》，还有另一些60年代的杂志，我们需要留待另一篇文章再探讨。我这里只补充一个资料，作为对《中国学生周报》的转变与时代关系的例子（这其实也是周报与时代对话的一个例子）。
1972年9-10月间，吴平编的《中国学生周报》文艺版刊出总共8篇文章，多位作者就香港文学问题提出看法，以洪清田《看看青年写作风气的的凋零》开始，而吴平则在总结时这样写道，“周报的文艺版有些什么可做的呢？最近增辟的报告文学栏，算是对这场讨论的一个呼应。今后，在发掘三四十年代文学时，亦将着重探讨介绍写实主义的作品。”而参与讨论的作者，还包括温健骚、古苍梧、黄俊东与也斯。其中温健骝发表了两篇——之前的《批判写实主义是香港文学的出路》，以及压轴的《还是批判写实主义的大旗》。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吴平在内，温健骝和古苍梧也是立场鲜明，提倡当时（文革时期）左翼文学所主张的批判写实主义。1972年9月应该是美援已停止资助《中周》，而号称反共的友联髙层当时作何反应，是研究《中国学生周报》编辑方针最值得关注之点。可惜，《香港文化众声道》的被访者（包括吴平）都没有正面触及这个问题。只是在罗卡和古苍梧的访问中，透过他们的观察，指出后期《周报》因为与时代脱节而走向末路的原因。而这里说的与时代脱节，不是有没有流行音乐的问题，而是国际意识形态潮流左倾期间，友联及其出版物如何回应。这其实也是研究友联和《中周》由盛而衰的过程中需要深入探讨的。而美援终止固然是《中周》不能办下去的其中一个原因，但美援为何终止也需要更多的分析和补充。这方面被访者的友联高层也似乎没有作更仔细的思考和回顾，而只是单纯地以中美建交作为大概的理由。
作为口述历史，两册《香港文化众声道》无疑给我们许多有用的资料，足以佐证友联机构与美援的关系，也让我们理解到友联旗下的刊物，尤其是《中国学生周报》和《儿童乐园》在香港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但如果我有机会问他们的话，我也许会问一个这样的问题：戴天去年11月回港小住时，对我说过一句这样的话，香港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那时所做的事也有责任。你们如何理解这句话？
作为读者，在阅读这两册口述历史时，其实也是在跟被访者与访问者对话。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透过对话探求真相。至于谁的看法更接近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参与对话者（包括所有读者）都能够一步一步走近真相。如果今天不可以，可以再继续探讨下去。此外，何振亚提到友联与美国新闻处的关系，也被轻轻地带过了，对那些曾在美新处工作的人，例如胡菊人和戴天等，都没有问出其间他们如何合作的过程。
因此，下面就笔者所了解的，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新闻处的美援及其合作方式作一点补充。
亚洲基金会与香港
几年前我参加香港大学的香港文学研讨会时发表一篇论文《从曹聚仁作品看冷战时期（50年代）的香港文坛》，里面对50年代至60年代美援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作了一些梳理，相信可以对《香港文化众声道》有关美援部分作一些背景补充。
曹聚仁在其《采访三记》一书中了这样的记述：
……大部份的反共文化宣传，靠华盛顿方面的有力支持，除了美国新闻处所编刊的半公开书刊外（一部份由该处发行，大部份由该处收购了稿件，交由甲乙丙丁、任何出版社去发行。另外一部份便是美国国防部的远东情报处），另一个则是自由亚洲协会（在美国），即如ｘｘ出版社和电影厂，便是该会付了一部份经费支持的。前几月，左舜生到了台北，公开说香港的文化宣传（出版事业），大都由美国供给了经费才发展起来的，这是最真实的事实。
当时在香港出版的反共八股书刊，据曹聚仁的描述，单是自由出版社的，就有百多种，“后来自由亚会所支持的AA出版社，UU出版社，又出了大量这类书刊，已出版的也有百多种，多由Ｍ新闻处以趸购方式作间接的支持。然而，这么多书刊，就没有一种值得看一看的……最大的缘由，乃在于理论的空虚，与思想的混乱。”
上面说的AA出版社，说的是亚洲出版社，UU出版社，则是友联出版社，M新闻处，就是美国新闻处。曹聚仁又指出：
这一场文化宣传战中，美国人愿意在远东扮演主要的角色；他们袋中，带了使远东人眼红的钱。因此，香港的文化人，就想尽一切方法，来打美国人的主意；这儿的口头语为“捞”。华盛顿方面，究竟准备了多少钱，用到香港来呢？我们在幕外是无人知道的。不过，有一大笔钱，即是，冲绳岛、琉璜岛的剩余物资，就在民国政府搬迁时期，给美国人拍卖所得的一亿美元，它们是准备用之于对中国的文化事务的。……那个XX亚洲协会的经常费用，便是从这儿来的，他们预定每一年度，在香港方面，使用六十万美金。这个协会，准备对香港的学校、出版社、报刊一类的文化事业有所资助，因此，只要能出一个主意，拟出一个计划，就是捞到美金的希望。这两年来，一窝蜂似的，办学校，弄出版社，出版期刊，就是从这一缸蜜糖诱导出来的。（《采访三记采访新记》，北京三联，2007）
按曹聚仁的说法，美国那边派了一个人来，找到了新亚书院院长钱穆，由“张教授”（冯按：疑为张国兴）拟出计划，美方给了他们60万美元，“于是最堂皇的出版社出现了”。
这个XX亚洲基金到底是什么来历呢？根据一名前中情局特工的一本书，我们知道得更详细一些：
在德苏行动处成立后，并且牵涉入对朝鲜战争时，中央情报局正迅速扩展。由1950年的五千个僱员增加到1955年的一万五千人，而且还增聘了数以千计的合约僱员和海外情报员。在这些年里面，情报局超过一百亿美元加强西欧非共产国家的军事力量；赞助全世界的政党，设立自由欧洲电台以对东欧广播宣传，组织游击队入侵中国大陆，成立亚洲基金会……
……基金会的董事都经过精心挑选……它赞助学术研究，支持会议和研讨会，主持学术交流计划。它每年从中央情报局拨出共八百万美元资助．。虽然基金会大部份的活动都在合法情况下进行，但情报局也利用它来作为隐蔽活动。例如派人渗入该会作为职员或会员，在各个亚洲国家发掘反共的学者，在整个亚洲散播对中国大陆、北越和北朝鲜的负面印象，并且选拔外国情报员和发搗新案子的负责人。虽然基金会的任务大都是作为隐蔽行动的掩护，但它的主要目的则是要宣传反共和亲美思想。（Victor Maechetti:"The CIA and the Cultof Interligence",Knopf,1974)
曹聚仁还说：
除了基金会的钱，美国文化名人如哲学家杜威，中国名教授胡适等，在美国也搞了一个基金会，把不知从哪里来的美元用来接济香港文化人。当时，基金会的香港分会以欧怀国为委员长，为香港文化人登记。结果，“一登记，就有三万多人来排队，合格的有一万九千多人，为了登记填表，几乎闹了大乱子。结果，真正得到救济的，还是钻石山派的文人，以丁XX为首的编译组，左XX、易XX都曾领了一千二百元至一千五百元的每月办公费，以钱X为首的研究组，简XX、刘XX、卫XX等七人，都按月领了九百元研究费，其他则收了五十种以上的稿子，出版了十多种新书。调景岭王国的武人，先后领了一千多张入台证和一笔可怜的路费，相形见绌了”。（曹聚仁虽没有写出全名，但今天我们都知道，那些文人是丁文江、左舜生、易君左、钱穆等人，当时他们是在为台湾工作，因此也就有份领救济了。）
上面说的那些书稿，是怎样送到读者面前的呢？前面已经说过了，一部份由美国新闻处发行，大部份由该处收购了稿件，交由甲乙丙丁、任何出版社去发行。另外一部份便是美国国防部的远东情报访三记采访新记》，北京三联，2007）
另一本出版于2000年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NewYork:The NewPress, 中译本《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也震撼了欧美文化界。因为里面掲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尤其是它如何利用和收买文化人，以达到它的反共宣传目的。在书中，涉及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文化名人之多，令人大开眼界，其中包括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法国作家马尔罗(And re Malraux)，美国新保守主义大将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哲学家罗素(Bertr and Russell)，哲学家、社会学家伯林(Isiah Berlin)，文化评论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文学批评家楚林夫妇(Lionel Trilling和Diana Trilling)，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诗人艾略特(T.S.Eliot)、奥顿(W.H.Auden)和洛威尔(Robert Lowell)；小说家库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奥威尔(George Orwell)、玛丽·麦卡锡(Marry Mc Carthy)……
上述这些文化界名人，有的并不知道自己被卷入中央情报局的阴谋，只是用了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头等机票去开一些文学或文化研讨会，而开会的地点是风景优美的渡假胜地。但有些人却是十分清楚，那些会议都是中央情报局组织的，其目的是反共宣传，当然他们也知道会议的资金来源，如小施莱辛格、伯林、马尔罗、贝尔、胡克、楚林夫妇。至于那些声称自己不知道的人，从作者对第三者的访问中，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们也是知情的，只是为免自己的形象受损，才予以否认。
书中还透露，为了对抗苏联集团共产主义国家，中央情报局至1953年止，已成功操纵或影响了涉及所有领域的国际组织。“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争取自由欧洲委员会”、“国际妇女委员会”、全（美）国学生协会、世界青年大会、国际自由记者联合会、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其他如《时代》杂志、国际笔会、大都会歌剧院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等，都或明或暗地涉及中央情报局的工作。而原属于联合国组织的国际笔会，更是被中央情报局“骑劫”，长期以来作为右派作家反共宣传的平台。
此外，涉及的基金更是多不胜数，著名的福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卡内基基金，对中央情报局更是言听计从，中央情报局不但通过这些基金资助反共势力，而且还给情报人员提供掩护。据统计，至少还有一百多家中小基金会也在为中央情报局服务。1963-1966年三年间，就已经有164个基金会，为多达700个项目提供资助，平均每个项目都在10000美元以上，而这些基金的钱，也都是或明或暗地由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渠道“捐献”出来。
《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中提到许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那些名人无论是否在事前知道中央情报局与他们的关系，但当事件被揭发后他们都负有某种罪咎感。究其原因，自己的言论被情报组织利用作为政治宣传工具，不是一件光采的事。正如英国诗人斯彭德，他曾经当了"Incounter"的主编多年．当发觉这本杂志竟是由中央情报局在幕后操控，他便马上辞职。当时有人问他：你当编辑时人家没有左右过你的编辑方针，为什么要辞职？斯彭德回答说：在英国，一个国会议员在国会上如果牵涉到一些他个人利益时，是要详细交代的，而他的处境，就好像面对一个欺骗他的国会议员。所以．为表清白，他不得不辞职。
冷战期间美元文化在香港的所作所为，我们今天虽然已知道一些情况，但距离真相仍然遥远，因为那些当事人有些已经去世，有些已经移民，剩下来的，又都不愿意谈起，更不愿意把当时跟美国人合作的种种细节公诸于众。这当中或有他们的难言之隐，今天透过《香港文化众声道》（第1册及第2册），让我们逐渐接近真相，实在非常有意义。然而，笔者仍然期待，该书的访问者能够继续下去，把一些还没知道的真相公诸于众。例如，友联高层在接受访问时，没有人能道出美援的数目实是可惜。可以想象，能够在香港开印刷厂，在马来西亚买地，或还有其他的活动经费，在当时来说也不会是一笔小数目。
总编：凌逾
责编：陈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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