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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经纬学术 | 王泉根:文学研究会与儿童文学的编辑出版

王泉根 跨界经纬 2022-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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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与儿童文学的编辑出版


王泉根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年第3期


【摘  要】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社团,不仅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活动等方面做出实绩,在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方面也首开风气。本文以《儿童文学》《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刊物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评论、译介为例,全面考察文学研究会在儿童文学编辑出版方面的主要贡献,并总结其对今天儿童文学编辑出版工作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文学研究会;儿童文学;郑振铎;叶圣陶;编辑出版



     20世纪20年代,以茅盾(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冰心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诸作家发起的“儿童文学运动”,是现代中国的重要文化事件与文学现象。对于这场运动,朱自清于1929年在清华大学执教新文学时,就已在其编写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明确提出,并在“文学研究会”的栏目里特别标明了“儿童文学运动”六个大字。《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虽只是一份纲目性的章节提要,尚未形成完整的文字,但从中却可以看出一个“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参加者和早期学者,对文学研究会发起的“儿童文学运动”的特别关注与高度评价。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文研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最早、存在较久、影响很大的新文学社团。这个社团不仅对现代文学的主要部分——成人文学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在现代文学的独立组成部分——儿童文学领域同样取得了卓越成就,尤其难得的是,文研会所从事的儿童文学编辑出版工作,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了独特而闪光的篇章。


一、文学研究会对儿童文学的贡献


从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考察,文研会所持的文学主张(为人生而艺术)、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以及贡献卓著的创作实绩,曾给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以极其深刻的影响”,在“五四”文学革命到30年代的左联文学之间,“实际起了一个承先启后的伟大作用”[1]。从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考察,文研会响应了“五四”的时代要求,开始了儿童文学的拓荒工作,在20年代掀起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儿童文学运动”,以创作为中心,并在理论、翻译、编辑出版等几个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把中国的儿童文学大大地向前推进,为30年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正如“五四”时期新文学社团的涌现是中国新文学成熟的重要标志一样,20年代由文研会这样一个人数最多、影响很大的新文学社团掀起的“儿童文学运动”,正是现代儿童文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文研会在新文学史上活跃的时期,正是中国的儿童文学实现跨越发展的时期。历史已经为文研会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树立起了闪光的丰碑。试看20世纪20—30年代儿童文学领域的下列史实:
中国第一部由作家创作的原创童话集是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叶圣陶的《稻草人》,它被鲁迅誉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2];
中国第一部描写儿童生活的白话诗集是1925年北京朴社出版的俞平伯的《忆》;


中国现代最畅销的儿童散文集是冰心在1923年至1926年写的《寄小读者》,此书自1926年出版单行本到1941年,已印行了36版;
中国第一部儿童歌舞剧是黎锦晖在1922年创作的《麻雀与小孩》,他写的12部儿童歌舞剧曾在二三十年代风行全国;
中国现代最有影响力的儿童图画故事是1922年郑振铎创作的《河马幼稚园》,后起模仿的续集数不胜数;
中国现代最受欢迎的外国儿童文学译作是1923年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此书曾再版30余次,成为二三十年代许多中小学生的必读之书;
中国第一部由个人完成的儿童文学论文集是周作人写于20年代的《儿童文学小论》;


中国第一部儿童文学理论集是1924年赵景深选编的《童话评论》;
中国现代最有影响力的儿童刊物是1922年1月郑振铎创办的《儿童世界》;
中国最早设立“儿童文学”专栏的大型文学刊物是20年代文研会主编的《小说月报》;
中国第一次专为外国儿童文学作家设立专号,大张旗鼓进行介绍的是1926年文研会主编的《小说月报·安徒生号》
试问,“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有哪一个文学社团对儿童文学做过这么多的开创性贡献?又有哪一个文学社团在20年代从创作、翻译、研究、编辑出版诸方面关心过年幼一代的精神食粮?除了文研会,我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因此,肯定20年代文研会全盛时期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巨大贡献,这是有充分根据的。朱自清先生在评价“五四”文学革命中蜂起的新文学社团的历史功绩时,唯独为文研会写下了“儿童文学运动”,肯定了他们在儿童文学这一领域做出的独特成就,这确是文学史家的卓越史识。


二、文学研究会在儿童文学编辑出版领域力抓的三方面工作


虽然文学研究会不是一个纯儿童文学社团,但这个社团始终关心和重视儿童文学的编辑出版工作,通过各种渠道为少年儿童提供精神食粮,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编辑出版史上写下了闪光的篇章。
文研会在儿童文学编辑出版领域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在当时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文研会的机关刊物(《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和《诗》月刊)与由文研会成员主编的刊物《小说月报》十分重视为民族下一代提供精美读物,积极编辑和刊载儿童文学作品。如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期间,从第17卷第1期起设立“儿童文学”专栏,开了现代中国在大型文学刊物上设立“儿童文学”专栏的先河,意义十分深远。《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和《诗》月刊等也刊载过许多儿童文学作品。


二是文研会编辑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热心编印儿童文学读物,不但组织本会成员撰稿,而且还向其他作家征稿。例如鲁迅翻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就被列入这套丛书。据统计,这套丛书编辑的儿童文学读物共有8种,它们是:《稻草人》(叶圣陶著),《天鹅歌剧》(赵景深著),《爱罗先珂童话集》(鲁迅译),《天鹅童话集》(郑振铎、高君箴合译),《青鸟》(傅东华译),《印度寓言》《莱森寓言》《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郑振铎译)。“文学周报丛书”也有3种儿童文学出版物:《东方寓言集》(胡愈之译),《列那狐的历史》(郑振铎译),《童话论集》(赵景深著)。《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丛书”是新文学史上历时最长、影响很大的权威性文学阵地,聚海内之名家,汇天下之大作。文研会如此重视儿童文学,是当时其他文学刊物与丛书所不能比拟的,这也与轻视儿童文学的偏见形成强烈的对照。
三是文研会的一些中坚作家曾经长期担任儿童读物的编辑工作,他们的编辑思想、编辑实践直接体现了文研会的儿童文学观,成为这个社团儿童文学编辑出版活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比较主要的编辑出版工作有:茅盾从1917年下半年起至1920年,为商文学研究会与儿童文学的编辑出版71务印书馆编辑《童话》丛书与《中国寓言初编》;郑振铎在1922年1月创办《儿童世界》,担任主编;夏丏尊曾主编《中学生》杂志,后又任《新少年》杂志社社长;叶圣陶、丰子恺也为《中学生》担任过多年编辑;谢六逸为中华书局编辑过《儿童文学》;黎锦晖为中华书局主编过多年《小朋友》;徐调孚主编过开明书店的“世界少年文学丛刊”。


三、郑振铎与开风气之先的《儿童世界》


文学研究会以上三方面的编辑工作,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尤以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最为突出



在探讨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之前,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我国儿童书刊的发展史。


我国最早的儿童期刊是1875年(光绪元年)3月由上海基督教清心书院编印的《小孩月报》。这是一份兼有文字和图片的画刊,主编系美国传教士J.M.W.Franham,内容以传播教义为主。最早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儿童刊物是1897年在上海创刊的《蒙学报》。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种儿童画刊是1902年在北京创刊的《启蒙画报》。1911年2月和1914年7月,商务印书馆又创办了两种面向少年读者的刊物——《少年》杂志和《学生杂志》。中华书局也于1914年7月创办了《中华童子界》月刊。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先后编辑了《童话》丛书以及“少年丛书”。中华书局出版了专供儿童阅读的“小小说”一百种。这些书刊的发行,对于改变当时儿童书刊严重缺乏的状况,无疑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又缺乏对儿童特点的研究,一切尚在实践与探索之中,尽管主观上希望办成专供儿童阅读的书刊,除了《童话》丛书办得比较成功外,有些书刊实在少有儿童化的特色,与年幼一代的欣赏情趣相去甚远,绝大多数都被成人形象(主要是帝王将相)统治着,以成人心理代替儿童心理,用成人的欣赏情趣支配儿童的欣赏情趣,几乎办成了“新的‘缩小’了的成人读物”[3]。例如“少年丛书”写的大都是帝王将相名利史,其内容正如茅盾所批评的“大多数不合于现代思潮”[4]。儿童“小小说”一百种,内容都取材于历代“说部”,“像历史、故事、滑稽、神怪、义侠无一不有”,缺少反映儿童生活的作品,很难跳出成人生活圈子。正是在儿童书刊跳不出成人化格局的背景下,1922年1月,由郑振铎创办的《儿童世界》脱颖而出,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现代儿童书刊之林。
《儿童世界》为32开的周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读者对象主要是10岁左右的儿童。这本刊物有三大特色:一是文学性强,二是儿童味浓,三是以发表儿童文学作品为主。《儿童世界》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要内容,并为小读者提供音乐、美术、科学等方面的知识,主要内容有童话、儿童诗、图画故事、儿童剧本、儿童小说、寓言、滑稽画(即漫画)、儿童歌曲、插图等。童话是该刊的重点,每期必备,且占的篇幅很多。迎合儿童心理,强调儿童欣赏情趣,这是《儿童世界》一以贯之的编辑方针。郑振铎认为,“把成人的读物,全盘的喂给了儿童,那是不合理的;即把它们‘缩小’了给儿童,也还是不合理的”[5],“儿童文学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6]。为了纠正儿童读物成人化的偏向,郑振铎在《〈儿童世界〉宣言》中明确宣布,要以麦克林东所著《小学校的文学》中的三条原则作为办刊方针,即“(一)使他适宜于儿童的地方的及本能的兴趣及爱好。(二)养成并且指导这种兴趣及爱好。(三)唤起儿童已失的兴趣与爱好”[7]。


1922年8月,郑振铎在浙江宁波“暑期教师讲习所”所做的《儿童文学的教授法》报告中又强调了这三条原则,同时提出供给儿童的读物“应适宜于儿童的性情和习惯,而增之减之。儿童所欢喜的材料,不妨加入,不欢喜的地方,不妨减去”。这段话正是郑振铎编辑《儿童世界》的经验之谈。为了“适宜于儿童的性情和习惯”,他编辑的《儿童世界》内容经常更新,“几乎时时都在改良之中,所以一期出版总比前一期不同”[8]。例如该刊第一卷多为童话、故事,为了适应孩子们的不同兴趣,以后增加了儿童剧本、科学知识读物、游戏等;在插图方面,原先刊登珍奇动植物照片较多,以后用彩色的儿童生活画代替;在文字方面,减少长篇,增加短篇,尤为重视微型作品,如卓西写的《马智》《表上针》等20多篇小故事,有童话,有寓言,每篇仅一百余字,颇为儿童喜爱。特别应提出的是,《儿童世界》从第二卷起开辟了“儿童创作”专栏,热情鼓励小读者自己动手创作。郑振铎多次在该刊发布征稿启事,“尤望各学校教师能鼓励儿童的投稿”,“对于儿童自己的创作尤为热忱地承受”,如儿童自由画、儿歌、童谣、童话等。这一倡导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的创作兴趣,在“儿童创作”专栏中发表了不少孩子们的精彩作品。如12岁的杨云珠写的儿童歌剧《骑竹马》,12岁的谢冰季写的长达一千四五百字的童话《绿宝石》等。《儿童世界》还举办征文比赛,鼓励儿童创作,仅在创刊第一年中就办过两次征文。此外,该刊还专门在封二刊登小读者寄来的自己的照片,并写上他们的名字。这些活动十分吸引孩子,给他们的儿童时代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作为文研会重要台柱,郑振铎自然也将“为人生”的宗旨贯穿于他的编辑工作中。他十分注重儿童刊物的思想性,曾在《儿童世界》的《第三卷的本志》中声明:“本志所报的宗旨,一方面固是力求适应我们的儿童的一切需要,在另一方面却决不迎合现在社会的——儿童的与儿童父母的——心理。我们深觉得我们的工作,决不应该‘迎合’儿童的劣等嗜好,与一般家庭的旧习惯,而应当本着我们的理想,种下新的形象,新的儿童生活的种子,在儿童乃至儿童父母的心里。”因此,他“极力的排斥”那种“非儿童的”“不健全的”、容易“养成儿童劣等嗜好及残忍的性情的东西”。在强调儿童刊物趣味性、思想性的同时,郑振铎也注重知识性。他认为:“‘知识’的涵养与‘趣味’的涵养,是同样的重要的。所以我们应他们(指儿童——引者注)的需要,用有趣味的叙述方法来叙述关于这种知识方面的材料。”为此,他曾专门编译了反映原始时代人类生活的长篇科学故事《巢人》,在《儿童世界》第4卷连载13期(后改名为《树居人》,由商务印书馆在1924年出版单行本)。郑振铎认为:“这种书对于儿童有两重的价值:一方面是给他们以故事的趣味,一方面是给他们以科学的知识。而对于中国素未受科学洗礼的儿童尤有重大的价值。”[9]


郑振铎主编《儿童世界》期间,紧紧依靠了文研会同人的全力支持。1922年《儿童世界》刚刚创刊,第1—4卷的大多数作品,就是由文研会成员撰写的。其中有:郑振铎、叶圣陶、赵景深创作的童话和图画故事,胡愈之、耿济之、耿式之、高君箴编译的外国童话,俞平伯、严既澄、顾颉刚、章锡琛写的儿童诗和儿歌,王统照的儿童小说,周建人的自然故事,徐调孚的谜语,等等。
特别应提出的是叶圣陶和周建人。叶圣陶最初是写小说的,由于郑振铎邀请他为《儿童世界》撰稿,他才写童话。他的40多篇童话多数刊登在《儿童世界》上,为我国的艺术童话创作起了开山的作用。周建人发表在《儿童世界》上的《蜘蛛的生活》等“自然故事”,实际上是我国早期的知识(科学)童话或科学散文,这些作品为科学文艺创作提供了新鲜经验。茅盾在1924年9月到1925年4月,曾编译了16篇希腊神话与北欧神话故事,也全部刊登在《儿童世界》上,这是现代儿童文学史上向小读者系统介绍神话故事的开端。
《儿童世界》不但团结了文研会一批热衷于儿童文学的作家,还向其他作家和有经验的教师征稿,培养和发现了不少儿童文学人才,例如胡绳、吴怀琛、吴研因、许敦谷、沈志坚、卓西等都是从《儿童世界》崭露头角的。《儿童世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国儿童刊物的面貌,一扫过去儿童刊物成人化的弊病,以其崭新的内容、多样化的形式、生动活泼的版面赢得了小读者的广泛欢迎,不但风行全国,而且流传到日本、新加坡等地,开创了中国儿童刊物从未有过的局面。


四、《小说月报》《文学周报》与儿童文学


1921年1月,经过彻底革新的《小说月报》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现代文坛。该刊由文研会编辑,成为文研会重要的文学阵地。第12卷(1921年)与第13卷(1922年)由茅盾主编,自第14卷(1923年)起改由郑振铎主编,直至终刊。其中,1927年5月至1929年2月郑振铎赴欧期间,由叶圣陶负责编辑了第18卷第7号至第20卷第6号,共24期[10]。《小说月报》一贯重视儿童文学,念念不忘为少年儿童提供“精美的营养料”,文研会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除了发表在《儿童世界》外,主要就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在茅盾主编期间,刊载过庐隐的儿童小说《两个小学生》、冰心的儿童小说《离家的一年》、郑振铎翻译的克雷洛夫寓言、沈泽民的《王尔德评传》、茅盾的《神仙故事集汇志》等。郑振铎接编《小说月报》以后,儿童文学有了新的发展,《小说月报》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大量介绍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主要有:俄国《爱罗先珂童话集》(鲁迅译),《莱森寓言》《印度寓言》《高加索寓言》(郑振铎译),意大利科洛狄的长篇童话《木偶的奇遇》(徐调孚译),英国爱特加华士的长篇儿童小说《天真的沙珊》(高君箴译),日本小川未明童话(张晓天译),日本民间童话十种(谢六逸译),《拉封丹寓言》(张若谷译),等等。
二是重视发表儿童文学创作。如在儿童小说方面有叶圣陶的《小铜匠》,赵景深的《红肿的手》,徐玉诺的《在摇篮里》《到何处去》,许志行的《师弟》,废名的《小五放牛》等;在散文方面有丰子恺的《华瞻的日记》,许地山的《落花生》等;在童话方面有叶圣陶的《牧羊儿》,严既澄的《春天的归去》,徐蔚南的《蛇狼》,郑振铎的《朝霞》《七星》,敬隐渔的《皇太子》,褚东郊的《喜鹊教造窠》等;在儿童诗方面有朱湘的《摇篮歌》《猫诰》等;在儿童剧本方面有顾仲彝的《讲道》《用功》等;寓言有燕志儒的《夜莺》《乌鸦与天鹅》等。此外,后起的文学新秀张天翼的儿童小说《小彼得》、老舍的长篇童话《小坡的生日》,也最先刊登在《小说月报》上。


三是追踪介绍外国儿童文学最新动态。除了“海外文坛消息”栏目继续报道外国儿童文学创作情况以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从第17卷第1号起连续9次刊登顾均正的长篇文章《世界儿童文学名著介绍》,第19卷第3号发表了阿英的专论《德国〈劳动儿童故事〉》。这在当时的大型文学刊物中实属罕见。
四是在第16卷第8、9号两期出刊《安徒生号》,大张旗鼓地宣传介绍安徒生的童话(他的作品一直是《小说月报》经常刊登的)。通过出刊专号,这位丹麦童话大师在中国得到了极高的声望,他的作品也广泛地传播开来。这是文研会的一大功劳。


1925年是安徒生诞生120周年和逝世50周年,为了全面介绍这位世界童话大师,由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以整整两期的篇幅,史无前例地出刊了《安徒生号》,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当时的《小说月报》已是名扬海内的文学权威刊物,文研会竟如此关心儿童文学,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也是其他文学社团所不能比拟的。主编郑振铎在“卷头语”中对安徒生推崇备至,称他是“世界最伟大的童话作家。他的伟大就在于以他的童心与诗才开辟一个童话的天地,给文学以一个新的式样与新的珠宝”[11]。郑振铎还写了长篇评论《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安徒生号》共刊登了安徒生童话译作22篇;史料与评论13篇,其中《安徒生传》《安徒生年谱》《安徒生评传》《安徒生童话的艺术》等都是首次发表的重要研究文章。这些译文和论文主要是由文研会成员提供的。安徒生是从北欧升起的“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他的童话传遍寰宇,影响着各个国家的儿童和儿童文学。在中国,正是文研会成员的大力介绍,才使安徒生童话家喻户晓,遍及各地。从此,中国的儿童认识了“丑小鸭”“海的女儿”和“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有了一流的可资借鉴的艺术童话。
五是从第15卷第1号(1924年)起开辟“儿童文学”专栏,这更是一件值得大书一笔的事。儿童文学长期以来不受重视,被当作“小儿科”“等外文艺”,处于文坛末流地位。而今,由于文研会的创举,它理直气壮地登上了当时国内权威性的大型文学刊物,地位为之大变,引起举国瞩目。主编郑振铎曾发布声明,指出:“儿童读书的福气,在我们中国是最坏,除了一二百种一刻可读毕的童话及短小如中国蹩脚的下等小说外,还有什么给他们读?我们将特辟一栏‘儿童文学’,每期都介绍些新的东西给我们的教师们和儿童们。”[12]
文研会如此关心年幼一代的精神食粮,这不但在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创举,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我们的文学刊物深思。正是由于文研会的热情关心与高度重视,儿童文学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是新文学史上无可否定的事实。


文研会机关刊物之一的《文学旬刊》,于1921年5月10日在上海创刊(最初附于上海《时事新报》发行),1923年7月改为周刊,刊名也改成《文学周报》。历任主编有郑振铎、谢六逸、徐调孚、赵景深等。至1927年12月停刊,共出380期。《文学周报》是文研会作家发表儿童文学的又一阵地,先后刊布的儿童文学文论主要有《〈稻草人〉序》(郑振铎),《〈天鹅〉序》(叶圣陶),《研究童话的途径》《中西童话的比较》《马旦氏的中国童话集》(赵景深)等;译作主要有安徒生童话《美人鱼》《雏菊》(徐调孚译),《印度寓言》(郑振铎译),《吉伯兰寓言选译》(赵景深译),《亚谷和人类的故事》(胡愈之译)等;创作主要有儿童诗《儿和影子》《拜菩萨》(叶圣陶)以及《童心》(谢六逸),童话《太阳姑娘和月亮嫂子》(刘大白)等。《文学周报》还发表过不少非文研会成员的儿童文学文章,如顾均正的文论《童话与短篇小说》《托尔斯泰童话论》《童话与想象》《童话的起源》,汪静之的童话《地球上的砖》,何味辛的童话《虹的桥》《田鼠的牺牲》等。
《诗》月刊是叶圣陶、朱自清等于1922年在上海创办的诗刊,共出版2卷7期,至1923年5月停刊。文研会早期诗人的一些儿童诗大多刊登在《诗》月刊上。
文学研究会倾力编辑出版儿童文学的工作,在我国编辑出版史上写下了独特的新篇章。它不但极大地丰富了年幼一代的精神食粮,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热心儿童文学的作者队伍,提高了儿童文学的地位,扩大了儿童文学的影响,而且为儿童文学的编辑出版工作提供了十分可贵的经验。例如:注重少年儿童的欣赏情趣,强调儿童刊物的儿童化与趣味性、思想性、知识性;出版专号、专刊,扩大影响;重视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介绍;鼓励小读者自己动手创作;每期登载小读者的照片,用各种方法把儿童刊物真正办成少年儿童自己的园地,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所有这些,都值得今天的儿童文学编辑工作者继承与借鉴。

<注释>

     [1]任访秋:《从文学流派上看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现代文学》,载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河南省文学学会编《文学论丛》第二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

[2]鲁迅:《〈表〉译者的话》,《译文》1935年3月第2卷第1期。[3]郑振铎:《儿童读物问题》。[4]茅盾:《对于〈小学生文库〉的希望》。[5]郑振铎:《儿童读物问题》。[6]郑振铎:《儿童文学的教授法》。[7]郑振铎:《〈儿童世界〉宣言》。[8]《儿童世界》,1922年第3卷第4期。[9]郑振铎:《〈巢人〉序言》,转引自郑振铎著,郑尔康、盛巽昌编《郑振铎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版,第347页。[10]《小说月报》1982年影印本《索引》卷叶圣陶序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11]郑振铎:《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小说月报》1925年8月第16卷第8号。[12]《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1号“内容预告”。



总编:凌逾

责编:李慧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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