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丨贺仲明：论新文学的自我批判传统

论新文学的自我批判传统

贺仲明

作者简介：贺仲明，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中国新文学有悠久的自我批判传统。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严厉解剖自己，反思自己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但这一批判存在着内容和方式上的张力，对作家们是一种挑战。“五四”作家依靠深厚的传统积淀，基本上能够保持自我主体性，但后继者却由于现实压力等多重因素，难以形成稳定的自我主体，使自我批判沦为了心灵的自卑和自我忏悔，并进而寻求精神上的依附和皈依。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作家顽强坚持启蒙姿态，拒绝自我批判，其精神有意义，但思想却缺乏足够的深度，等而下者则沦为自我利益的顽固维护者。自我批判对新文学和现代文化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新文学自我批判中的缺陷，严重局限了新文学和现代文化的精神高度，也影响了新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新文学；自我批判；反思精神

一、“五四”自我批判的传统与张力

中国新文学的自我批判传统自其诞生之初即存在，“五四”文学有显著的自我剖析自我批判特征。

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鲁迅。鲁迅在深刻解剖和反思传统文化缺憾的同时，严厉反省自己身上的传统因袭物，将传统文化定性为“吃人”，而将自己视作也曾经“吃过人”的人。在此心态下，他自我命名为传统与现代的“中间物”，并以绝望而决然的态度看待自己，认为他们一代人已经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未来，而将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表示愿意做一个时代的过渡者，做青年人的垫脚石：“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1]他以现代知识分子为中心主题的作品，如《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祝福》等，几乎每一篇都渗透着强烈的自我反思精神，以特别的深切和沉重，拷问和剖析了他那一代人的深层内心和文化世界；而以《一件小事》《故乡》《药》为代表的部分作品则着力于检讨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隔膜，并将之延伸到对知识分子启蒙和革命的反思。

鲁迅之外，“五四”还有很多作家表达了自我批判精神。如郁达夫具有自叙传性质的小说完全笼罩在自我忏悔和检讨之中，对心灵阴暗处的袒露和自审是其时代中最显著的个性；郭沫若则着眼于传统文化、特别是旧家庭对他心灵的羁绊，以及给他内心造成的创伤。此外，叶绍钧、许地山、庐隐……也都在创作中寄托着对自我的反思和批判，以至于感伤和自剖成为他们许多人的创作特征。

“五四”文学的自我批判传统有其历史和现实背景，有其时代必然性。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知识分子是最直接推动者。他们最早感受到西方现代思想的价值，洞察到中国传统文化诸多缺陷和转型的迫切要求，并以积极态度进行了呼应。他们是促进中国文化新生的首功者，也是传统文化的优秀逆子。但是同时，他们大多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传统文化的影响渗透其精神血脉，他们不可避免会受传统文化某些负面因素所局限和束缚，以致影响到他们前行之路。而且，“五四”文化在中西之间的选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文化的接受和新文学的现代化发展也需要艰难而漫长的磨砺过程，批判和自我的批判都不可缺少。“五四”知识分子在引导现代文化转型和新文学建设的过程中，既需要批判他者，也需要“自啮其身”，批判性地完善和发展自我，促进自我与时代更新的共同完成。

由于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等多种内涵的杂糅，“五四”文学的自我批判存在着复杂的张力，对作家们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挑战。在内容上，照理说，“五四”作家的自我批判应该要涉及两方面内容的：其一，对自我过去的检讨——即与古老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其二，对现在走向现代当中的问题和疑难的反省，以及对现代本身的反思。但如果检讨后者，就有可能会有违于其启蒙的初衷，影响到启蒙的效果。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本来就在于引进现代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更新。从形式上说，“五四”作家也存在立场和姿态上的两难。因为在新文化运动中，“五四”作家的身份是启蒙者，是大众的指导者。在这种身份背景下，他们非常需要维持自我的权威和形象。而至少在显在层面上，自我批判是与这种身份维护相对立的。过于明确的自我批判姿态有可能会损伤到启蒙者的权威性，也会对启蒙者的身份合理性产生不利影响。伤人与自伤，批判他人与自我批判，张力自然而生。

“五四”作家在内容上的选择相对简单。他们自我批判的目标基本上集中于传统，却将现代批判搁置一旁。对于他们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自我批判其实也是“五四”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它针砭的虽然是自我，但这个自我只是传统的代表者和承载物而已，作家们所批判的是自我身上的传统因素，其真正和终极的批判目标是传统文化。

比如，鲁迅所反复否定和拼命割舍的自我，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关联的“旧我”，是与鲁四老爷等人难以断绝的心灵关系，是吕纬甫和魏连殳身上摆脱不了的传统重负。当然，鲁迅的《伤逝》等作品也反思了现代路途中的困惑。这也是鲁迅超于同时代人的卓越之处。同样，困惑着郁达夫、郭沫若、庐隐等人，让他（她）们心灵饱受折磨、痛苦不堪的，是背负的传统伦理的束缚，是传统的家国观念与现代文明之间所构成的尖锐冲突。在这方面说，“五四”新文学作家们的自我批判，又是他们大力倡导的“国民性”的一部分，是自我投入方式的另一种启蒙。

在民族文化整体向着西方和现代的背景下，作家们单一化的选择无可厚非，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却也留下了不可忽略的后患。一方面是单一化的现代化思维方式，缺乏足够的对现代的反思精神；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因此而缺乏真正的自我批判意识，认识不到自己也存有局限，特别是认识不到现代本身也可能具有不足。长此下去，他们会对自己启蒙者身份认同过于强烈，不知不觉将自己当作高于民众的先觉者，并习惯以俯视的姿态来指导和批判他人。

相比之下，形式方面的张力也许难度更大，因为它意味着更高的自我要求。要解决好自我批判身份和姿态上的困境，最核心的要求是在自我主体和自我批判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作为批判者，必须拥有独立的自我主体精神，然后在此前提上进行自我批判。在本质上，它所依靠的不是外力，更不是被迫，而是完全出于自我的意愿，是自我思想发展的结果。自我批判的成果也不是对自我的放弃，而是对自我的发展和提升。显然，批评者非常需要有一个批判“度”的分寸把握，只有如此，才可以既保持启蒙者的独立性和足够信心，又能够在批判中深化自我。

在这方面，“五四”作家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因为他们大多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所以，他们对传统批判虽然极端，但却不可能真正完全失去对传统的依恃，传统始终是他们内在的精神依靠。这样，他们更易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和谐点，建立起自己的独立主体。也许正因为如此，鲁迅的自我批判虽然最为尖锐极端，自己的思想也经历了自我否定式的变化，但他始终没有完全失去自我，很少出现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情况。此外，胡适、周作人等人，也基本上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思想立场。

但是，客观说，“五四”作家们并没有能够做到最好。具体说，就是在传统与现代、自我与大众之间，作家们的价值选择并没有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对传统过于极端的否定，致使他们只看到自我身上蕴藏传统因素的负面因素，而看不到积极的一面，从而容易在对自我的极端否定中走向自我主体建构的不足，并严重影响其对自我的信心。以鲁迅为例，他不断否定自我，体现了其对自我的不满和发展要求，但也带来了强烈的自我怀疑和自相矛盾。“彷徨”是鲁迅重要的精神特征，“反抗绝望”的姿态虽然决绝，却也蕴含着强烈的虚无和黑暗倾向。

二、张力之一：自我批判与主体匮乏

如果说“五四”作家尚能依靠自身的传统积淀，在自我批判和主体精神上勉强保持平衡的话，那么，他们的后继者们则没有了这份幸运。因为他们缺乏“五四”作家那样深厚的传统素养，也尚未能真正深入地接受现代文化，将西方文化作为自己坚强的精神后盾。更重要、也更艰难的是，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社会现实迅速变迁，现实政治的强大压力，让他们没有了充分接受和融化现代文化的时间和心理余裕，反而迫使他们放弃自我。在这样的背景下，连鲁迅都对文学的意义产生了深重的怀疑：“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2]除此之外，他们接受的是“五四”文化未能解决好的批判主体文化的影响，承受的是“五四”文化所集体造就的匮乏自信心的精神格局。

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们的主体精神自然薄弱，很难建立起足够的自信。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他们更容易感受到内心的空虚和茫然，其自我批判也很自然地走向放弃自我和对外在强力因素的依附。较早的蒋光慈等“革命的罗曼蒂克”作家，就充分体现出自卑与自恋结合的特征。他们的自卑源于比较富裕的家庭出身和传统文化教育背景，于是，仇恨过去、反叛家庭，就成了他们告别昔日自我、追求新我的重要方式。以往我们都将背叛家庭作为具有强大主体力量的表现之一，但实际上需要更具体的分析。在一些情况下，比如说“五四”时期，家庭对个人的管制和压抑普遍严重，这时候对家庭的背叛既需要勇气，也往往能够体现出一定的自我主体意志。但是在30年代政治背景下，政治力量已经远胜过家庭。在政治面前，所谓家庭压制已经不再是压迫的中心。许多人反抗家庭的行为也不是由于家庭的严厉管制，而是为了响应外在力量的号召，希望借助反抗家庭的方式来表达对革命的皈依、仰慕和追随。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紫的《丰收》等都是如此。典型如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相对于革命的强大洪流，作品中的父亲其实是弱者，主人公反叛家庭的行为更多源于主动的寻求而非被动的无奈。从深层心理上说，这种行为的精神实质是对弱者的拒绝和对强者的追慕，是源于内心严重的自卑和依附心理。

茅盾

此后的情况更朝着这方面发展。抗战时期，如此多青年奔赴延安，表达出的首先当然是他们对国统区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精神，但是，其中也不排除精神主体匮乏的因素。典型如一些人像膜拜圣地一样亲吻延安的土地，更对一些领导人表现出无条件的崇拜，在工农干部面前产生发自内心的自卑情绪。特别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对现实政治给予的改造自我的要求，绝大多数人都或违心或自觉地予以迎合，对自己的家庭出身和过往经历表达强烈的忏悔，都是这一情况的集中反映。（参见艾克恩：《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韦君宜：《思痛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贺仲明：《喑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等。）新中国成立后，在“反右运动”以及“文革”中，许多知识分子对自我的态度变异为自残式忏悔。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么多的反省和检讨书，部分是在强大政治压力下被迫而作，其中既难有内心主动，更无思想自觉，是丧失自我独立性的精神呻吟和无奈屈从。而且，那些主动和真诚的忏悔之作，其真诚也许比虚假更可怕，因为它意味着心灵完全臣服与自我彻底丧失。

“文革”结束后，在张贤亮、从维熙等“五七作家”的创作中，因这些作家在过往的政治运动中饱受磨难，其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对苦难进行了倾诉和展示。但是，这些作品展示苦难的目的不是进行批判和否定，而是如王晓明等学者所分析的，它们的目的是赞美苦难，并在对苦难合理性的肯定中表达对自我的再度否定，从而借此来表达与时代的和解或对时代的献媚。[3]

对于从30年代开始的漫长知识分子作家精神蜕变和萎缩的历史，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或认为源于“救亡与启蒙的冲突”，[4]或认为是“启蒙与被启蒙的错位”，[5]但都一致将主要责任归咎于政治时代和外在环境。然而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知识分子自身的主体性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自我批判问题。正是因为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我主体，导致精神软弱，主体自信匮乏，才会去寻找精神依靠，进而在外在现实面前丧失清醒的判断力，最终沦为现实的附庸和卑微者。

三、张力之二：批判自我与批判他人

“五四”作家自我批判在内容选择上的片面性，也对后来的作家产生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如前所述，“五四”作家的自我批判，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反思“旧我”，即与传统的关系之上，他们自我批判中的“自我”其实只是一个表象，并未真正切入自我实体。在精神上，他们也并没有真正放下心态，接受被批判者（尽管是自我批判）的角色身份。

这种批判姿态发展到部分后继者那里，就完全忽视了自我批判的真实内涵和重要意义。他们只是一味地努力向新向前，将自己作为“新”和“前”的绝对代表和时代文化的绝对引领者，却没有考虑自己可能也存在某些缺陷。他们批判的矛头更只是习惯性地对准他人，却很少指向自己。这一点，就如张天翼所说：“我们中国现在的许多作品，是在重写着《阿Q正传》”，[6]作家们都习惯于批判各式各样的“未庄”和阿Q，审视各种各样的国民性，却少有深刻审视自己的作品，虽然这当中并非没有例外，如柔石的《二月》、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都是其中具有强烈自我反思倾向之作。

柔石

在政治运动频繁的 20 世纪，这样的姿态必然会遇到现实的阻力和打击。只是它所带来的最显著后果不是妥协而是对抗——这与“五四”强大的精神传统有关，也与政治的粗暴简单有直接联系。这一点，在胡风等人的例子中可以清晰找到线索。正如有研究者早就指出的，虽然胡风在新中国成立后遭到了周扬等人的严厉打击，但在精神实质上，胡风与周扬等人并没有不同，如果把他们的位置换过来，很可能只是受害者不一样，发生的事情会基本相同。但是，在政治运动过去之后，胡风等人欣慰和骄傲于自己的坚持，却很少反思自己思想深处可能存在的缺失。当年钱钟书先生在评阅杨绛《干校六记》时，指出其中最需要的应该是“记愧”，也正表现出他对这一点的深刻认识。[7]

从精神层面说，启蒙者的坚持确实值得钦佩，特别是对权力的不妥协精神尤为难得。因为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一直作为被改造和被批判的对象，其中许多人的自我批判被利用为打击他们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在恐惧之中，逐渐彻底地失去自我，无所坚持，无所独立，甚至沦为权力投靠者。相比之下，这种独立性的坚持自然有其勇毅和韧性的价值。不过，当坚持中缺乏对自我的深入反思，也会对坚持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只有对自己有清醒认识、不断发展和超越的坚持，才能真正具有批判和反抗的力量，也才能更赢得大众的尊重和认同。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启蒙本身，这种情况都是一种遗憾。

在政治历史中，有信仰的坚持者极为罕见，更多的是庸常者、趋附者甚至共谋者。如果说不管怎样，坚持者始终可以拥有其光荣和意义，那么，庸常者拒绝自省的姿态则未免可笑，而趋附与共谋者则尽显卑微和丑陋了。“文革”后文学创作的折射非常清晰。此时期一度非常盛行所谓“伤痕、反思”文学，除了极少数作品外，很少有人反思和剖析自己，所有的责任和罪恶被一股脑地推给了历史和他人，他们则成了完全的无辜受害者。对此，已经有许多学者论述过，这里不再赘述。从文学史看，这就是为什么充满自我批判和反思精神的巴金《随想录》在时代中会成为难得的卓越之声的重要原因，而且，其问世之后虽然反响很大，但追随者却始终寥寥。事实上，从80年代到现在，文学创作中的自我批判意识是越来越弱，已经很难形成一个基本的创作轨迹和特征。

等而下之，回避自我批判就成为了某些人遮蔽历史和维护自我利益的遮羞布。如在“文革”历史中曾经有过某些缺陷的“石一歌”等人，包括一些曾经有过不光彩历史的红卫兵，在时过境迁之后，想方设法试图遮蔽真相，拒绝揭示和反思自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担心真相的揭示会影响到自己在大众中的形象。这种对自我批判的拒绝，是对自我的掩饰和虚构，更是对虚假知识分子精英形象怯弱的维持。

四、自我批判：远未完成的重任

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对于新文学，还是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发展，自我批判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任何思想，如果停滞封闭，就绝对不可能成熟、完善，只有在不断的自我否定和变革中，思想才能达致高峰。“五四”之所以伟大，不是其思想本身，而正是其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精神，它是现代思想和文学最宝贵的资源——尽管“五四”的自我批判传统存在缺陷，但是意义却不可忽略。

只是遗憾的是，20世纪以来的新文学历史没有取得让人骄傲的自我批判成果。其中的原因和值得总结之处甚多，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则是对新文学发展和现代思想文化演进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最根本的影响是在作家和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层面。缺乏深入而独立的自我批判，现代作家和知识分子文化精神出现严重的缺憾。其一是精神“缺钙”。百年来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倾向是越来越软弱，越来越缺乏独立性和坚韧性。在一定程度上，近年来的知识分子精神气节已经不高于普通大众。而无论是从中国传统，还是从现代西方文化来说，知识分子绝对应该比一般大众有更高的精神自律，有更强大的自我和更坚定的独立性。在今天审视“五四”后的百年，可以说知识分子的精神格局和气象是日益衰落，“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新的质素正逐渐消磨殆尽。其二是思想停滞。自我反省的匮乏，导致思想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动力和自我更新的可能性，致使现代思想文化呈现日渐下滑，而不是上升的趋势。百年中国没有给世界提供创造性的哲学思想，悠久而深邃的中国传统哲学完全没有焕发出现代的光华，这已是普遍性定论。而事实上，即使在具体的伦理精神和思想问题层面，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也都缺少足够的创新性发展。

新文学的成就也同样受到严重影响。精神高度是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文学承担社会文化功能的重要基础。但是，百年新文学极少表现出独立的精神价值和超越现实的深邃思考，它们更多是在做时代传声筒和简单的表现者，却没有成为时代冷静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除了极个别作家外（他们也往往多出现在20世纪20—30年代），很少有作家提供真正有深度和高度的创造性思想，大部分作家的思想基本上等同于芸芸众生，人云亦云。新文学正在严重丧失审视和批判现实的勇气和能力。[8]其典型表现是近30年间，面对汹涌的物质文化潮流，中国文学表现出集体性精神萎缩和思想失语，没有表现出独立而有力的批判声音，投靠和屈服却成为时代醒目的群像姿态。

自我批判的缺失，还严重制约了对新文学发展中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深度。“五四”新文学在西方和传统的复杂融合中诞生，其发展和成熟不可能一蹴而就，许多问题都需要在不断的反思和否定中调整。但是，在新文学发展中，只有后来者对“五四”传统的简单膜拜，或者是粗暴简单的打击，却缺乏深入严肃的反思，致使许多问题悬而未决，甚至步入歧途。

比如新文学与大众关系问题。这严重影响新文学发展，因为文学要有生命力，被大众接受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它又绝对不应该是对大众的臣服和对自我的放弃。自新文学诞生之日起，这个问题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特别是30年代，瞿秋白、茅盾等开展“大众化”问题讨论，并对“五四”文学有所针砭，抗战时期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也与之密切相关。此后，新文学经历了简单化、朴素化的发展道路，一直到80年代后的重新回归。其中的是非得失，非常需要深入的讨论。但是事实上，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今天现实中，简单武断代替了客观论证和冷静思索，对很多问题的讨论都停留在“翻烙饼”的层面上。我们检视人们的思想观念，基本上还是停留在20世纪30—40年代中，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进展和改变。而这样的后果则是文学长期疏离于大众，未能在时代文化形成和演变中起到重要的影响力，在商业文化冲击下更是日渐被大众抛弃。最突出的例子是诗歌——这一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最辉煌的文体，今天已经完全沦为圈子化的产物，在诗歌圈之外几乎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再如新文学与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关系，这同样是影响新文学发展方向和成就的关键问题。“五四”新文学以批判传统而促动其进行转型，其许多极端和片面言论有其时代合理性，但后来者应该做的不是简单的跟随，而是需要有所修正。当然，这绝非说新文学要简单回到传统，其现代化道路不但非常必要而且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但是，如何创造性地择取传统中的某些因素，以及将传统中的独特因素融入今天文学当中，是新文学形成独立文学个性的重要前提，也是文学不可缺少的文化命脉之所在。对于这些问题，认真的探讨远比简单的否定重要，但遗憾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同样多的只是简单化的声音。[9]

今天，文学的自我批判已成为略嫌遥远和沉重的话题。因为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和其文化成为受迫害者，特别是在近年来的商业文化压力下，文学被严重边缘化，知识分子文化也沦为弱势者，遭受多方面压制和打击。无论是在社会大众角度还是知识分子自身角度，文学和知识分子原有的启蒙身份正被严重消解。在许多人看来，文学已经失去现代思想性意义，知识分子也不再是启蒙者。在此背景下，不少作家和知识分子也丧失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视自己为普通大众，因此，他们努力获取的是更多的个人利益，而不是承担责任。即使仍然有些立场坚定者还在顽强维持其启蒙身份，继续启蒙，但带来的现实效果只能是无奈和尴尬。这样，对于现实中的文学和知识分子文化来说，似乎首要问题是生存，以及如何维持其生存价值和意义，讨论新文学的自我批判话题，似乎与时代潮流相背离。

但我以为，这也许正体现了新文学自我批判的迫切和严峻。新文学的现实困境多少关联于它曾经的失误，也就是说，越是在艰难局势下的反省，才能更认识到历史的局限和症结之所在，也才能真正经受时代的淘洗和考验，在逆境中提升自己。从长远来说，思想永远是指引人类前行的重要明灯，它可能暂时暗淡但却总会光明。只是它所需要的是不断创新和发展，是真正的启迪性和创造性。所以，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说，自我批判都是新文学发展和成长的必由之路，无可选择也无从回避。历史已经充分展示了这一批判的难度和困境，在今天，阻力、陷阱、疑难以及压制都不言自明。如何吸取历史教训，面对现实，新文学、以及整个的现代文化都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30页。

[2]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鲁迅全集》第3卷，第417页。

[3]王晓明：《潜流与漩涡——论20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4]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年。

[5]许志英：《五四文学精神》，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 年。

[6]张天翼：《论〈阿Q正传〉》（原载 1941年1月10日《文艺阵地》第6卷第1期），陈漱渝主编：《说不尽的阿Q——无处不在的灵魂》，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第326页。

[7]钱钟书：《〈干校六记〉小引》，杨绛：《干校六记》，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

[8]孙郁：《文学批评中的鲁迅遗产》，《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9]贺仲明：《五四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