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蒲若茜、宋阳：跨文化的语言嬉戏与离散身份书写——论华裔美国英语诗歌中的汉语语码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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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的语言嬉戏

与离散身份书写

——论华裔美国英语诗歌中的

汉语语码嵌入

作者：蒲若茜 宋阳

来源：《学术研究》，2011年09期

作者简介

（ 作家蒲若茜 ）

蒲若茜，文学博士，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基地兼职教授；宋阳， 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

摘要

本文以华裔美国英语诗歌为研究对象，在语码层面上对诗歌中的汉语嵌入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了四种主要形式的汉语语码嵌入：符号对等、翻译、拼音和汉字。汉语语码嵌入的现象反映了美国华裔深藏的文化记忆。

另一方面，华裔群体在异质文化语境中错置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造成了离散主体的迷失。面临这种困境，华裔诗人根据文化记忆所具有的重构能力，将象征文化记忆的汉语与现实语境中代表本土经验的英语进行结合、改写，建构出了独特的离散主体。

关键词

华裔美国英语诗歌；汉语语码；

文化记忆；错置；离散主体；

华裔美国诗歌诞生已有百余年，是自19世纪中期起大量中国移民赴美国“淘金”的衍生物。这些早期的“金山客”改写家乡的歌谣来描写异乡生活，形成了华裔美国诗歌的源头。随着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社会中民权运动和“泛亚运动”的兴起，华裔美国英语诗歌近几十年来取得了蓬勃发展。同著名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年-）、谭恩美（Amy Tan，1952年-）一样，李立扬（Li-Young Lee，1957年-）、宋凯西（Cathy Song，1955年-）等华裔英语诗人的作品也被收录进美国权威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2007年），取得了广泛的好评。华裔诗人有的书写对故国与传统文化的回望，有的描绘感人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有的充满道家、佛家以及基督教的哲思体悟，有的批判社会中种族、性别的不公。

诗歌本就具有其它文类无法企及的张力与激情，作为离散书写的华裔美国英语诗歌更是渗透着诗人们独特的体温与族裔情感。这些诗歌作品既有诗人群体之间应答的共鸣，又有诗人个体的高歌，诗篇的主题、意象、语言等方面各具特色，极大地丰富了华裔美国文学与海外华人诗学的边界与空间。

遗憾的是，华裔美国英语诗歌在国内只有少数的诗篇选译，没有诗集翻译出版，对研究者英语水平要求较高。并且，诗歌的语言较其它文类精炼、难懂，更凸显了理解的障碍，导致国内的华裔英语诗歌研究在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例极小。在中国知网中，与华裔美国文学“主题”相关的期刊文章及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多达990篇，但诗歌方面的研究却仅有寥寥十余篇。华裔英语诗歌研究明显不足的现象与华裔诗人层出不穷，诗作硕果累累、好评不断的现状极为失衡。

鉴于此，本文以美国华裔英语诗人群体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试图以诗篇中出现的大量汉语语码嵌入这一语言特色为切入点，分析隐藏在华裔英语诗歌语言背后的中美文化与离散主体间的联系。

一

华裔美国英语诗歌中的

汉语语码嵌入现象

在诗歌的语言风格等方面，每位华裔诗人都有自身的特色。成就最高的华裔诗人李立扬的语言生动形象，常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描绘出最感人的亲情场面。中荷混血女诗人白萱华（Mei-mei Berssenbrugge，1947年-）的选词有着浓厚的哲学意味，抽象、晦涩，具有“实验派或后现代”的特色。[1]夏威夷女诗人刘玉珍（Carolyn Lau，1946年-）语言豪放大胆，“在处理严肃的题材时，也不乏粗话”。[2]尽管每位华裔诗人的措辞难易不一、豪放保守有别、各不相同，但在张扬的个性下，华裔诗人的语言始终有一个共同点——汉语语码的嵌入。

最容易被忽略的恐怕是那些在英语中已有对应词的汉语语码，即某些语码在英语中已有约定俗成的符号对等（semiotic equivalent）。比如在宋凯西的首部诗集《照片新娘》（Picture Bride，1983年）中，诗人就先后使用了tofu（豆腐）、Mah-Jongg（麻将）、chopstick（筷子）等词语。[3]同样，另一位女诗人陈美玲（Marilyn Chin，1955年-）在诗集《矮竹》（Dwarf Bamboo，1987年）中也先后使用了the Great Wall（长城）、Canton（广州/广东）、Confucius（孔子）等汉语语码。[4]

第二类汉语嵌入的情况是诗人将相关的汉语内容翻译成对应的英语。被誉为“夏威夷东西方文化台柱之一”的林永得（Wing Tek Lum，1946年-）就使用了大量汉语诗句的翻译。诗集《疑义相与析》（Expounding the Doubtful Points，1987年）的题目出自陶潜的诗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且诗集多处使用了陶潜、杜甫、苏东坡等人的诗句译文，如陶潜的：

The ancients grudged even an inch of time.

(古人惜寸阴)

I recall when I was in my prime

I could be happy without cause for joy.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以及杜甫《赠卫八处士》中的诗句译文：

When we parted you were unmarried

Now you have a row of boys and girls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They smile at this old friend of their father ’ s

and ask me from where have I come.[5]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除了诗句的翻译，还有一些词语的翻译。这些词语在英语中或有对应词或常作为一个词组进行翻译，但华裔诗人们有时并不采用常见的翻译方法，而是直接按照每个字的涵把词组分开翻译。比如“行草”在英文中常译为Cursive Calligraphy或者Xing and Cao Calligraphy，但陈美玲在《矮竹》中使用了running grass这一短语，然后在页下方释其为“书法的字体”。[4]

第三类嵌入是拼音的形式，也叫语音翻译（phonetic translation）。这是最常见且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华裔诗人们有时直接采用汉语拼音，例如在刘玉珍的《我的说法》（WODE SHUOFA，1988年）中，整部诗集的名字就叫做WODE SHUOFA（ My Way of Speaking ），诗集第四部分的两首诗就分别题为Dui Bu Dui: Right or Wrong（对不对）和Guanyin（观音）。除了汉语拼音，华裔诗人还参照耶鲁粤语罗马化系统（Yale Cantonese Romanization System）和耶鲁汉语罗马化系统（Yale Chinese Romanization System）进行拼写。由于美国的华裔移民很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广东省，美国各地的唐人街中粤语也是通用的语言，因此对多数华裔诗人而言，粤语比普通话更为熟悉，在诗作中出现的频率也更高。在汤亭亭的诗集《成为诗人》（To Be the Poet，2002年）中，她就书写了母亲让她唱的粤语歌谣：

Som Goong ah.（三公啊）

Say Goong ah.（四公啊）

Nay hoy nai, yah?（你去哪呀?）

Mah hai cup cup,（马靴得得）

Say ngyeuk, yow say ngyeuk,（四脚，又四脚）

Nay hoy nai, yah?（你去哪呀?）[6]

还有一些诗人的父母并非广东、香港等地的移民，他们对粤语不熟悉，就采用汉语发音拼写，比如李立扬在《玫瑰》（Rose，1986年）中就使用了chiu chiu（蛐蛐）、Kuen Ming（昆明）等词。[7]

最明显的汉语语码嵌入是直接使用汉字。梁志英（Russell Leong，1950年-）的《梦尘之乡》（The Country of Dreams and Dust，1993年）的封面上就印有书法版的汉字“梦”，扉页和每部分的篇首上印有“梦尘”两个汉字。又如陈美玲的三部诗集中都有汉字的使用。在《矮竹》中，她将一首诗献给character 好or goodness（献给“好”字）。在《凤去台空》（The Phoenix Gone, The Terrace Empty，1994年）中，题名诗“凤去台空”题目的下方就嵌入了汉字“川流不息”。在《纯黄狂想曲》（Rhapsody in Plain Yellow，2002年）的题名诗中，陈美玲写道“Say：言”，将汉语语码直接嵌入了诗行中。

从最不引人注意的符号对等的使用到诗行中分外醒目的汉字直接注入，本文所涉及十余位诗人的数十本诗集都使用了不同类型的汉语语码。如果从汉语语码嵌入的范围之广、频率之高、形式之多等方面看，这种将祖居国的语言（汉语）融入所在国语言（英语）的行为就绝不能简单地视为偶然的现象。

二

汉语语码嵌入与文化记忆

 在《圣经》中，人们因失去共享的语言“亚当语”而无法继续兴建通往天堂的“巴别塔”，语言之重要性可见一斑。自从人们失去共通的语言后，世界上便形成了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群。后殖民理论的先驱者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年）曾对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语言和集体之间有支撑的关系。讲一种语言是自觉地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8]对于美国华裔而言，汉语是母国与祖居国的语言，代表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母体文化。从华裔诞生的那一刻起，他们与祖居国便有了割舍不掉的联系。他们无法改变自身的生理遗传，族裔的文化脐带更是无法也不能一刀剪断。虽然大多数华裔诗人的汉语水平不高，但汉语及其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了几千年，仍是他们身份构成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华裔诗人在诗作中频频使用各种形式的汉语语码，是因为他们始终保有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母国与祖居国的文化记忆。

德国学者杨·阿斯曼(Jan Assmann)和妻子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一起提出了“文化记忆”（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的理论，将其引入文化研究的领域。在《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一文中，杨·阿斯曼指出人类虽不具有动物所拥有的确保自身种族存活的基因程序，但人类却享有在世代繁衍中保持自身本性（nature）的工具———“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有六大特点：它起着使群体的认同、关系凝聚/具体化（concretion）的作用，即其保留着一个群体获得自身认同的知识；它具有重建的能力，能够通过批判、转换等方式将知识与现时情况相联系；它通过语言、场景和仪式等媒介客观化；它被制度性地组建并因此使其持有人变得特殊；团体内的认同能创造一种价值与区别标准的明晰体制，制定知识和象征的文化供给；它具有实践、自我、自我形象三个方面的反身性（reflexity）。[9]

简言之，文化记忆是社会语境保存下来的能够指导我们的行为和经历的知识，它世代相传，不局限于三、四代之内记忆的限制。它依靠有组织的、公共性的语言、场景等形式的交流，解决群体成员“我们是谁”的文化认同问题。许多华裔诗人曾对自己怀有的文化记忆进行了书写和论述，比如陈美玲在与汤亭亭的交谈中就表示：“我感到我确实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我不愿意和它割断联系……我感到这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根回到过去。我们是古老的心灵……我感到与我的中国根紧密相连。”[2]

如果文化记忆包括每个群体内部世代流传下的全部知识，那么对美国华裔诗人的“文化记忆”进行全方位的解读就变得难以操作。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年）认为，“言语的习俗构成了集体记忆最基本同时又是最稳定的框架”。[10]在阿斯曼的理论中，语言既是群体内部世代流传的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群体交流的形式和载体之一。两位学者对语言在文化记忆中的重要性都充分肯定。对于本文涉及的美国华裔诗人群体而言，各种形式的汉语语码本身就是华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忆的一部分，也是历经数千年承载这份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在上文分析的四种形式的汉语语码嵌入中，符号对等形式嵌入的语码数量不多，大部分为名词，例如上文举出的“豆腐、麻将、长城”等，它们多为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造成较大影响的事物的名称。翻译形式嵌入的语码较大部分出自中国的古典艺术和文学，例如陈美玲的“行草”即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的传统艺术———书法，还有林永得在诗篇中嵌入的陶潜、杜甫、苏东坡等人的诗句。第三类嵌入采用的是拼音的形式，嵌入语码很大比例是人名和地名，比如“庄子、观音、秋瑾”和“昆明、南京、北京”等。这些人物和地点将中国五千年历史凝聚进了华裔英语诗歌内，是诗人们永难割舍的故国文化想像。尤其是其中按照粤语发音拼写的单词，更是彰显南粤文化和早期侨民文化的活化石。第四种汉语语码嵌入最明显，直接使用汉字。目前汉字的确切历史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300年商朝的甲骨文，它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有着“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美誉。美国华裔诗人在诗行中直接嵌入汉字，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汉字维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作用。陈美玲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说“我怕失去中文，失去我的语言，失去它如同失去我的一部分，失去我的灵魂。诗歌似乎是重新捕捉它的一种方法。”[2]可见，虽然多数华裔诗人没有回过故国，对中华传统文化了解也不深。但在父母和华人社区的影响下，美国华裔的身上依然有中国文化血脉的涌动和母体文化基因的存在，作为文化记忆的中国传统文化早已烙印在华裔诗人的心上。本文所涉及的十余位诗人的数十本诗集中，汉语语码嵌入的范围之广、频率之高、形式之多就是最好的证明。

三

汉语语码嵌入与文化错置

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华裔始终怀有这份珍贵的文化记忆，但他们的文化语境及生存状态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华裔诗人群体居住在距离自己祖居国千万里之外的美国，生活中接触的多是美国社会中的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和嫁接的唐人街文化。华裔英语诗歌中除了嵌入汉字形式，还有符号对等、翻译和拼音三种变异的形式，汉语语码的变形和改写就正反映了华裔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的错置（displacement）的生活现实。

美国华裔的错置历史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中期华人开始向美国移民时就已开始。如果说欧洲移民到达美国时最先看到的是纽约港的埃利斯岛（Ellis Island）和自由女神像，迎接华人移民的则是旧金山海湾中的天使岛（Angel Island）。天使岛在1910年至1940年期间被美国移民局选用，拘留和审查经由太平洋入境的大部分亚裔移民，其中华人占大多数。在30年中，约18万华人移民曾被羁押在岛，接受少则数周多则数月数年的移民身份合法性的审核。早期华人移民从熟悉的乡土迁徙到陌生的国度，从列强欺凌的弱国奔波到气势凌人的强权，经历了巨大的环境变化。在拘留期间（the detainment），他们终日饱受严苛的审讯制度、恶劣的生活环境、语言障碍和生活习惯差异等方面的折磨，心中不免产生强烈的孤独感和错置感，促成了营房木墙上一首首反映辛苦劳作、抒发在异国他乡的错置感的诗歌作品：

闷处埃仑寻睡乡，前途渺渺总神伤。（第16首）

旅居埃仑百感生，满怀悲愤不堪陈。（第19首）[11]

在顺利通过审核后，华人移民怀着心中的金山梦开始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但是他们早期多数被雇佣修筑铁路、淘金、开垦种植园，工作辛苦危险却报酬微薄。自1878年加利福尼亚州颁布住宅区隔离法案后，美国各地都先后禁止华人到华人区以外的地方居住。而所谓的华人区，居住拥挤，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已成为种族隔离聚居区的代名词。华人区的移民们为了抒发自己在异乡的种种辛酸的错置经历，写出了一首又一首的“金山之歌”：

廿年悲作客。犹未返故宅。

遍历东南又西北。所为辄阻常蹙额。[12]

《金山歌集》（The Songs of Gold Mountain，1992年）选录了220首华人移民创作的歌谣形式的诗歌，按主题分为11部分。每一部分的题目都显示了早期移民错置金山的苦痛：“移民蓝调”、“搁浅旅居者之悲叹”、“远隔妻子之悲叹”、“怀乡蓝调”……“金山歌谣”和“天使岛诗歌”书写了早期移民在美国社会中错置的生活经历，是现今的华裔美国英语诗歌的源头。

随着种族时代的过去和族裔时代的来临，华人区渐渐演化成了各地的唐人街。对于唐人街及世代生活于其中的华裔而言，唐人街之外的美国白人社区是主流，它是边缘；另一方面，千里之外的故国是主流，它又是边缘。作为“双重边缘化的文化‘飞地’”，唐人街充分显示了美国华裔的双重“文化错置”，既不见于故国的传统文化，又融不入美国的白人主流。[13]这种错置的现状和痛苦在这一代华裔诗人的笔下也有体现，例如旧金山女诗人林小琴（Genny Lim，1946年-）在《战争的孩子》（Child of War，2003年）中连用19行皆以inside（在……里）开头的诗句来表示现实生活中被困的楚及“错置”的无处不在：

空气、金钱、身体、家庭……生活中处处充满难以摆脱、让人窒息的错置感，成为囚困诗人身心的重重牢笼。

林永得曾对华裔“错置”的现状和原因进行了思考，在名为《翻译》（Translations）的诗中，他先后使用了Tòhng Yàhn Gāai（唐人街）和Wàh Fauh（华埠）两个耶鲁粤语罗马化短语，并利用诗行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差别：

Tòhng Yàhn Gāai曾经是/我们称呼/

自己居住的/地方：“唐人/街”。

后来，我们模仿/鬼佬说话/

并只写下了/Wàh Fauh———华埠。/

区别/很明显：“人”/消失了。[5]

在诗句中，诗人借讲述华人聚居区的名字从“唐人街”到“华埠”的演变，指出了华裔主体迷失的原因和现状：“模仿鬼佬说话”，最后导致“人”的消失。美国华裔生活在以英语为标准语言的异质文化环境中。“鬼佬的语言”是主流的、标准的，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而他们所说的汉语、粤语和洋泾浜英语等语言则是边缘的、被嘲笑的不合法语言。因此，在向美国的文化大熔炉（melting pot）政策归化的过程中，许多华裔用主流的标准英语描述边缘的错置、杂糅自身时，不可避免会造成主体的迷失。

在这里，语言是一个隐喻，它代表着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和身份归属感。作为华裔，中国性是他们身份构成的一部分，渗透在血液里，为了融入白人社会而故意剔除掉中华文化基因是不可能的，这会导致华裔文化记忆上的残缺和失衡。在异质语境中，当生存被文化地错置的时候，保留记忆深处的文化源头能使华裔获得“一定程度的方向感和些许确定性”。[15]

四

汉语语码嵌入与离散身份书写

汤亭亭曾描述过汉语带给华裔的方向感和确定性：“这是我说话的方式。这是我听到的周围的人说话的方式……我很幸运，我周围的人既讲汉语又讲英语……他们拼凑出的新词汇是英语，但却全得自于汉语的影响，而且我努力在我的写作中得到那种力量和音乐。”[16]而获得这种“力量和音乐”的途径便是借助文化记忆的重建功能：通过文化载体（figure of memory）把过去的相关回忆固定和保存下来，使过去和现今连接起来，获得现时意义。正是因为外部错置的生存环境和内心怀有的从文化记忆中“得到那种力量和音乐”的期待，美国华裔诗人在诗作中嵌入汉语语码，使其与现实的异质语境取得联系，对文化记忆进行了重构。他们将象征文化记忆的汉语与现实语境中代表“本土经验”的英语进行批评、挪用（appropriation）、保存（preservation）和转换（transformation），使标准的、大写的英语（English）变成了夹杂着汉语、粤语、洋泾浜英语的破碎的、小写的英语（english），建构出了全新的离散主体。

在《追求无限》（To Pursue the Limitless）一诗中，陈美玲直接嵌入了一行汉字：

You wer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You were married to the Chinese paradox

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

Beautiful words are not trustful

The truth is not beautiful [17]

仔细分析上文的选文，我们可以发现嵌入的汉字出自老子的《道德经》，随后的两行英语诗句则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1821年）的《希腊古瓷颂》（Ode on a Grecian Urn，1819年）中广为流传的名句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大意为“美是真，真美”）有联系。[18]对比老子和济慈的诗句，我们发现陈美玲的诗行实际上对中西传统文化记忆都进行了转换和改写。在汉字部分，诗人将《道德经》中“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一句进行了句法调整（syntactic alteration），前后半句颠倒放置，对中国文化记忆进行了改写和挪用。另一方面，最后一行的The truth is not beautiful大意为“真不美”，与济慈所主张的“真美”判然对立，显示了诗人对西方典律文学进行的批评和转换。

通过这种书写，华裔诗人否定了两种语言及文化的权威。同时，他们也拒绝汉语与英语之间边缘/主流、非法/合法的二元对立，拒绝两种语言所代表的作为文化记忆的中国文化与作为本土经验的美国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通过将各种形式的汉语语码嵌入英语，诗人们将英语拉下神坛，使其从高高在上的霸权语言回归为仅是一种普通语言；另一方面，诗人们通过在异质语境中对汉语语码的挪用和转换，打破了汉语原本浑然一体的稳定性，使其成为夹杂着鲜活异域生存经验的时刻变化、生长着的活语言。

这种饱含文化记忆的崭新英语非但没有疏离华裔诗人与母语和祖居国文化记忆的联系、没有吞噬他们所在国的本土经验，它反而成为一种武器，使得错置在两种文化夹缝间的华裔诗人能够向中美两个世界表征自身的离散主体身份。诗人林永得在受到赵建秀（Frank Chin，1940年-）关于“亚裔感性”（asian American sensibility）言论的启发后曾写下了《本土感性》（Local Sensibilities）一诗，他指出：

当我想起夏威夷，

我不幻想自己在棕榈树下躺着，

翠绿峭壁的背景，被温暖的微风轻抚；

相反我感谢我的同学和家族坟墓，

这我们称为家园的独特天地。[5]

夏威夷、美国或者中国对于华裔而言，它们都不是受刻板化印象影响而产生的虚幻图景。相反，它们是通过文化记忆和本土经验与华裔紧密相连的实在场所，是他们“称为家园的独特天地”。

为了应对在文化记忆和本土经验两个“脐带”之间的错置和随之导致的主体迷失，美国华裔诗人否定两种语言及文化的权威，不再受“两个传统脐带的牵制”。[19]

同时，他们也拒绝汉语和英语及它们所代表的作为文化记忆的中国文化与作为本土经验的美国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通过在英语诗歌中嵌入多种形式的汉语语码，诗人们创造出了“源于两种语言而同时又游离于两种语言之外”的语言。[20]随之而来的，则是既源于文化记忆和本土经验同时又两者交集的离散主体身份，和他们能够真正享有的“称为家园的独特天地”。

参考文献

[1] Yen Xiaoping. Mei-mei Berssenbrugge [C] . Huang Guiyou ed. Asian American Poets: a Bio- Bibliographical Critical Sourcebook.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2002.

[2] 张子清 . 华裔美国历史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跨文化审视：华裔美国诗歌 [A] . 吴冰， 王立礼主编 . 华裔美国作家研究 [C] .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

[3] Cathy Song. Picture Bride [M] .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4] Marilyn Chin. Dwarf Bamboo [M] . New York ：The Greenfield Review Press, 1987.

[5] Wing Tek Lum. Expounding the Doubtful Points [M] . Honolulu, Hawaii: Bamboo Bridge Press, 1987.

[6] Maxine Hong Kinston. To be the Poet [M]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7] Li-Young Lee. Rose [M] . Rochester, New York: BOA Editions, 1986.

[8] [ 法 ] 弗朗兹·法农 . 黑皮肤， 白面具 [M] . 万冰译 .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5.

[9] Jan Assmann.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J] . John Czaplicka, tran. New German Critique, No. 65, Cultural History/Cultural Studies, 1995 （ Spring-Summer ） .

[10] [ 法 ] 莫里斯·哈布瓦赫 . 论集体记忆 [M] . 毕然， 郭金华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1] Him Mark Lai, Genny Lim and Judy Wang trans. and eds. 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 [M] . Seatt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12] Marlon K. Hom ed. The Songs of Gold Mountain ：Cantonese Rhymes from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C] .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13] 蒲若茜 . 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 [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4] Genny Lim. Child of War [M] . Honolulu, Hawaii: Kalamaku Press, 2003.

[15] 李贵苍 . 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 [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16] Kay Bonetti. An Interview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C] . Paul Skenazy and Tera Martin eds.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

[17] Marilyn Chin. Rhapsody in Plain Yellow [M] . New York: Norton, 2002.

[18] John Keats. Ode on a Grecian Urn [C] . S. Gwynn, ed. Poetry: a Longman Pocket Anthology. The 2nd edition. Addi-

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 1998.

[19] [ 美 ] 叶维廉 . 异花受精的繁殖：华裔文学中文化对话的张力 [J] .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04 ， （ 4 ） .

[20] 刘心莲 . 论美国华裔女性写作的语言特征 [J] . 当代文坛， 2007 ，（ 3 ） .

总编：凌逾 

责编：谢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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