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张志忠：在叛逆、颠覆、解构中重构文化记忆和审美经验——莫言文学经验一瞥

在叛逆、颠覆、解构中重构文化记忆和审美经验——莫言文学经验一瞥

张志忠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08期

作者简介：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莫言的创作一直坚持着叛逆、颠覆和解构，充满对现实成规的挑战性；但他还有更为强大的建构能力，在“破旧”中“立新”，将个人的生命记忆重构为具有普遍可接受性的文化记忆和审美经验，基于农民本性而建构起新的宏大叙事和英雄形象，改造、更新了我们感受和思考历史、感受和思考农民与历史的关系的方式与眼光。本文凸显莫言的挑战性，更高度地肯定其重构文化记忆和审美经验的建设性，剖析其将个人的生命记忆生成文化记忆，在顺应与同化、解构与建构等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与重大成就。

   关键词：莫言文学经验；解构与建构；文化记忆与审美经验；宏大叙事和英雄形象.

      莫言的创作，从他以《透明的红萝卜》在文坛崭露头角起一直到当下，都是充满了激烈争议的。这些争议，有思想情感的质疑，也有表达方式的臧否，甚至连一张幼年时期的照片也引发关于其童年的饥饿记忆是否说谎、作伪的话题。莫言的创作及相关言论，从《红高粱》《丰乳肥臀》到《蛙》，被某些人反复批判，不但在传统的报刊上留下论战的硝烟印痕（如被编辑为专题论文集《莫言批判》），①而且在沟通更为便捷的互联网上也经常会看到相关的文字。这些批评与批判，既有来自原本互相对立的自命正统或者自以为是自由派的不同方面，也有来自社会、历史、政治、艺术、审美等不同领域，即使在人们的日常谈论中，对莫言的争议也屡见不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创作中蕴含着尖锐、持久、普泛的叛逆、冒犯、颠覆与挑战性，回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进程，无出其右者。从《红高粱》作品的残酷叙事、《欢乐》“亵渎母亲”的自然主义描写、《红蝗》“审丑”的写作限度、《丰乳肥臀》对历史风云的描绘、《檀香刑》《生死疲劳》在重大评奖中的陪跑现象、《蛙》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前前后后，直到2012年度诺奖颁奖词的褒贬纷争，30余年间一直处于波翻浪涌之中，而且论争的声音从大陆到海外、从欧陆到北美，构成一种空前性的奇观，其影响力远远超出文学的范围。反之，不时地，会有一些心灵鸡汤式的文字在微信上疯转，署着莫言的名字，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但却并非莫言自己所撰——微信上假借大IP之名的文字比比皆是，但以莫言为最，足见许多人对莫言的追捧。

      本文无意于为莫言做一一辩解，而是想从审美创造与集体记忆的角度讨论莫言作品的冒犯、颠覆、挑战、消解，以及经此抵达新的美学—历史—人性的建构，以个人之力重建文化记忆的命题。

一、“语义记忆”“文化记忆”与“记忆场所”

      莫言的叛逆、挑战性，与他的人生体验密不可分。少年莫言在乡村成长的历程坎坷曲折，说他遭遇和凝聚了中国社会现实与学校、家庭、个人、身体诸多方面的创伤与痛苦，恐怕不为过分：诸如上中农家庭出身的边缘处境遭受的政治性排斥，大面积饥荒造成的童年时期的饥饿与恐慌，小学五年级就被迫失学使他过早地中断正常的学校教育，以稚弱少年进入成人社会生活与农业集体劳动的无法适应，因为个人性格喜欢多言多语招致家人和村民嫌弃，因为一个萝卜而遭受在大庭广众下示众的耻辱……这都是终生难以消泯的苦难记忆。这些沉重的记忆是如何进入莫言的创作，又经过什么样的转化和生发的呢？

      近些年在思想理论界中关于记忆的理论阐述与实际运用渐成气候，关于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创伤记忆与心灵救赎，从西方理论到本土文本，都有精彩的阐述。心理学家耐舍尔（Ulric Neisser）曾将长期记忆分为两种，一种是回想个人经历的“事件记忆”。当回想的事件对记忆者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时，它会成为“自传记忆”，也可能成为他的“人生叙述”的一部分。另一种是“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它将个人内心的刻痕转化为语言表述，具有了可传达性可交流性，可以经过媒介大面积地传播。语义记忆是一种社会记忆，它为发生的具体事件提供了一个可理解的语境。语义记忆需要借助叙述的形式，还需要有公共的“记忆场所”（memory sites），如博物馆、文物、纪念日或人物、公共论坛和刊物对“语义记忆”加以更为大众化的传播扩散。①

      记忆人皆有之，但要能够进入公共视野，传导给社会和他人，就需要形成文本，从主观印象脱化为具有一定客观事理的“第三者”，建构“语义记忆”。在此意义上，文学作品显然是属于“语义记忆”的，记忆的强度则是随着作家的建构能力和传播程度递增的。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就是个中的翘楚，而且随着电影电视剧作、戏剧戏曲改编等得到大面积传播，在传媒为王的时代，莫言文学作品的影视戏剧改编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可以说是品种齐全、数量最多的。张艺谋执导、姜文和巩俐主演的《红高粱》电影，先于莫言的小说而在世界各国传播，让各国的观众领略齐鲁大地粗犷原始的生命力的应激迸发，为莫言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做了极好的铺垫。此后，《红高粱》有了同名电视剧，有评剧、晋剧、豫剧、茂腔，还有青岛歌舞团演出的舞剧。《白狗秋千架》改编为电影《暖》，由霍建起执导；《白棉花》改编的同名电影由台湾导演李幼乔执导；《师傅越来越幽默》改编为电影《幸福时光》，由张艺谋执导；《檀香刑》改编为歌剧，由莫言和音乐家李云涛合作创编。此外，莫言还先后创作了话剧《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电视剧《红树林》、戏曲剧本《锦衣》《高粱酒》等，在丰富文学表现力的同时，也扩张了他的受众范围。近年来，“红高粱文化节”的创办，莫言文学馆和“红高粱影视基地”的建立，进一步实现了莫言所建构的“语义记忆”的仪式化和博物馆化。

      还有莫言小说改编之影视戏剧作品的获奖，也非常有助于强化其传播能力。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先后荣获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三十八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津巴布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第三十五届悉尼国际电影节电影评论奖、摩洛哥第一届马拉什国际电影电视节导演大阿特拉斯金奖、第十六届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广播电台听众评委会最佳影片奖、法国第五届蒙特利埃国际电影节银熊猫奖、第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民主德国电影家协会年度奖提名奖、古巴年度发行电影评奖十部最佳故事片之一。席卷亚洲、欧洲、非洲和南美洲的《红高粱》旋风成为空前热烈的传播佳话，而超越意识形态藩篱，在冷战年代得到普遍认可更是难能可贵。可以说，在文学作品向影视、戏剧的体裁门类转换中，莫言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改编最多、品种最全、获奖最多的，在“语义记忆”—“记忆场所”的建构链条上，实现了效益最大化。

二、记忆建构中的顺应与同化问题

      文化记忆的内涵上，莫言建构了哪些内容呢？

      在苦难记忆与思想艺术的升华之间，并没有一条简单明了、不证自明的上升的直线。巨大的历史灾难将会得到历史的巨大补偿，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命题。相反地，面对苦难，回避、遗忘、误解和美化，都是人们的通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为至理名言。前事应该如何讲述？个人记忆如何进入大众视野成为集体记忆？又如何将受到特定时空限定的历史记忆生成为超越性的恒久性的文化记忆，从而传承和创造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皆是非常难以做到的。

      理想激扬的20世纪80年代，人们喜欢引用恩格斯的名言用以激励自己，“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无疑地助长了人们的盲目乐观和亢奋情绪。然而细察恩格斯这句话的上下文，却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恩格斯1893年10月17日给俄国友人尼·丹尼尔逊复信中说：“像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①在同一封信件中，恩格斯还称赞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伟大而天赋很高的民族”，对它正在经历的由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充满了乐观的前瞻性，否定了收信人对19世纪末俄罗斯形势的悲观判断。由此可见，恩格斯所言并不是一个全称判断，而是就特定时代和特定民族而言，并不具有普世性。检校世界历史，在灾难浩劫中覆亡或者一蹶不振的民族却是古今皆有，不在少数。就以二战期间两个战争策源地国家而论，德国在深刻的民族反思中汲取历史教训，从而有效化解了与交战各国的仇恨，很好地融入了欧洲和世界；反观日本，始终未能对战争罪行进行反省，使其与东亚各国的国家关系长期不能走上正轨。

      对于中国的现实与历史，对于20世纪中国的艰辛历程、巨大苦难，如何转化为历史的巨大进步，转化出具有人类思想文化制高点的精神成果，是一个被许多人视而不见、绕道而行的严峻命题。韩少功说，“这样一大片经验资源，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沉淀、消化以及回应。我们到底做过了些什么？我们到底有哪些得和哪些失？如果与儿孙辈交谈起来，我们能提供哪一些人生教训？……这就是我写作中经常遇到的疑问。事情毕竟过去这么多年，我希望自己尽可能克服情绪化，多一些冷静求实”。②苦难并不能自动生成有价值的物质和精神的相应补偿，历史资源要想升华成为有足够高度的思想文化成果，要经过有深度、有穿透力的思考和创造过程。在此意义上讨论莫言的独创性，讨论其在叛逆、颠覆和消解中建构新的价值和审美风范，才能够把问题提升到应有的高度。

      以文化记忆研究而著称的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中指出，个人记忆—群体共同价值—文化记忆之间的环节是：挖掘个人记忆的群体共同价值取向，寻求国家与民族等群体性行为主体的“功能记忆”如何进行自我表达及其对特定过去的再现意图，将有助于区分不同文化记忆自我建构的异与同。在此基础上，探寻集体性文化记忆如何在自我的日常生活中展开建构，以获得社会认同、形成社会影响，亦有助于辨别制度化与“官方化”的回忆实践对文化记忆建构的诸多行为进行意义钳制。③

      个人记忆如何能够积极而有效地转化为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命题。每个人的个人记忆都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未必每个人都有表达个人记忆的能力与场合，尤其是在当下这样众声喧哗、文化快餐盛行的语境中，未必都能够得到有效表达与传承，而得到大面积流传的也未必具有历史深度和普遍价值，此其一；即便能够发声，而且表达深刻、价值深远，要在社会群体中实现广泛流传，实现接受与认同的最大化，也是非常困难，几乎难以实现的。此其二。如同杨·阿斯曼所言，以历史中的记忆为探讨对象与材料依据的文化记忆研究，必然要体现为一种或文本或仪式或象征的话语表现体系与符号组合方式，从而涉及文化记忆研究的历史维度、建构方式及社会文化价值。它通过作为主体的人的“功能记忆”再现与建构历史事件，进而赋予历史事件以精神的或价值的内涵。①莫言就是以奇崛瑰伟的才华，将个人记忆转化为文学文本和意象—象征，以令人震撼的力量爆发出来，引得万人瞩目，又有长久的生命力，沁人心扉、余音袅袅，成为时代与公众生活的深刻印记。

      更为重要的是，莫言的个人记忆的文本传达给社会大众进而建构起来的文化记忆，是在解构、颠覆中进行新的强有力的建构。

      承传与颠覆、沿袭与新创，在受众的接受程度上有着巨大的难易差异。后者的难度在于，要将陌生的思想情感要素化为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和语言，要在与既有的文学传统和阅读接受心理的相当大的差异与张力的状况下楔入社会和读者观众的心灵之中。这是要进行极大的冒险犯难、愈挫愈勇的斗争的。莫言创作的难度就是，不但要写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人物形象与故事、写出“熟悉的陌生人”，还要写出“他人心中无，唯我笔下有”的人物和故事、写出“不熟悉的陌生人”；更进一步地，还要将这“他人心中无，唯我笔下有”的人物、情节和故事、强有力地楔入读者的心中，让这“陌生人”逐渐被人们接受、被人们熟悉，直到被人们认同。这才是文学的高境界吧。

三、面对极限的多重挑战

      在《春夜雨霏霏》到《民间音乐》的时段，初出茅庐的莫言基本上还停留于20世纪80年代初年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对“心灵美”的描摹上。到一鸣惊人的《透明的红萝卜》，就变成一种挑战和冒犯，而且是面对极限进行多重挑战。

      小黑孩在挑战和冒犯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他要另立自己的行为和感觉的准则，成人所重者，彼以为轻，他的迟钝和静默，就是对那些外界的人和事的无言拒绝；公社刘主任的训话，对于成人来讲如同圣旨，对小黑孩来说却充耳不闻，他听到的是另一个世界：

      刘副主任的话，黑孩一句也没听到。他的两根细胳膊拐在石栏杆上，双手夹住羊角锤。他听到黄麻地里响着鸟叫般的音乐和音乐般的秋虫鸣唱。逃逸的雾气碰撞着黄麻叶子和深红或是淡绿的茎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蚂蚱剪动翅羽的声音象火车过铁桥。②

      小黑孩所看重的在成人看来则是匪夷所思，娟子姑娘给他的一条用来裹扎伤口的花手绢，众人夜宵后吃剩下的一只小不溜丢的红萝卜，夜色迷离中一团燃烧着的炉火，以及别人无法觉察的种种奇妙感觉——幻觉。他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对于读者来说也是非常陌生和令人震惊的。

      《透明的红萝卜》的挑战性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1984年9月，莫言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那时的文学系集军中作家之精华，李存葆、钱钢、李荃、宋学武等入学前就荣获过全国性的文学大奖，别的同学也大多在重要刊物上发表过著名作品，创作上小有成就，而莫言属于无声无息的少数人，不为人知。尽管从孙犁到徐怀中都非常欣赏其小说《民间音乐》，但这部作品只是发表在河北保定市文联主办的《莲池》上，读者群有限，很少被人关注。是年底，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继《高山下的花环》之后再度荣获全国中篇小说奖，且在获奖篇目中名列前茅。为了活跃创作氛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组织学员讨论《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莫言却把这部作品批判得一无是处。一个无名之辈向接连两次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且名列前茅的名作家进行挑战，莫言的底气从何而来？众目睽睽之下把别人的作品贬得一塌糊涂，你又能够拿出什么样亮人眼球的作品呢？这一举动无疑把莫言自己逼进了死角。这是《透明的红萝卜》创作前后的一段隐情。

      《红高粱》同样是冒犯和挑战的产物。在另一次军内作家参加的战争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上，有的老作家忧心忡忡，认为有过战争经历的老一代军旅作家都已经错过创作的黄金时期，而新一代军旅作家则缺少战争经验。莫言则放言，没有经历过战争也能够写好战争，可以通过阅读、想象和类比等方式写出自己的战争。这样的表态让老作家们侧目而视。孰料，此后不久《红高粱》就欣然问世了。

      在更高的层面上，《红高粱》是一种自找苦吃的挑战，挑战建国初期十七年直到样板戏时期形成的战争文学的窠臼，同时也挑战战争文学书写中对于党派政治的机械化处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将自发的农民造反者和草莽英雄写入作品者并不少见，如梁斌的《红旗谱》中朱老巩、朱老忠父子两代人的奋起反抗却成败迥异，其根本原因就是源自朱老忠接受了贾湘农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冯德英《苦菜花》中的柳八爷在接受八路军的改编中经历了艰难的灵魂蜕变，最终得以修成正果；革命样板戏《杜鹃山》中的雷刚，在扯旗造反三起三落的教训中意识到了自己的短视与局限，决心要抢一个共产党领路向前，在柯湘的引导下走上革命的阳关大道……《红高粱》却把独立不倚的余占鳌作为抗战的主体、描写的主体：他敢爱敢恨，面对日军的血腥暴行充满揭竿而起的霸蛮之气，却又信奉“有枪就是草头王”的丛林法则，始终以放纵不羁独来独往的姿态拼杀在高密东北乡，在八路军胶高支队和国军冷支队两者间巧妙斡旋、明争暗斗，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尽管几起几落，他并不曾把失败之因归结为缺少政治眼光，而是叹息自己手中缺少那些火力凶猛的枪支，不能在战斗中击败对手。这当然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形象，颠覆我们僵化和简化了的历史，颠覆我们从此前的阅读和观看中获知的抗战模式，把一个原生态的具有强悍生命力的野性汉子推送到读者面前，如从维熙当时一篇评论所言，是“五老峰下荡轻舟”（“五老峰”即老题材、老故事、老典型、老主题、老手法“,荡轻舟”则是讲莫言的自创伟辞），并且能够得到读者的及时回应。莫言从此踏上其挑战、叛逆、颠覆的漫漫长旅。

莫言

四、母亲形象：对“道德”与“原则”的冒犯、消解与重构

      如果说，《红高粱》的挑战和颠覆能够被文坛和读者接受，是有着80年代狂飙突进、去旧图新、求新求变的时代氛围作为大环境，那么，从《欢乐》到《丰乳肥臀》，莫言都在挑战根深蒂固深藏于我们脑海的贤惠隐忍、吃苦耐劳、甘于自我奉献和牺牲的母亲形象；如果说，挑战积重难返的抗战历史叙事，还有着同一时间内《黄河东流去》《一个和八个》《血战台儿庄》等作品的相互呼应，那么，塑造一个不但前所未有而且冒犯读者心目中慈爱无疆的母亲形象，单枪匹马的莫言需要颠覆和克服的逆反心理就更为普遍。因此，它们的叛逆性挑战性就更强，受到的抵制与批判也更为激烈。尤其是到了90年代，狂飙突进的思想解放运动与竞为新奇的文学创新潮流已经消退，文化守成主义成为时尚。不说别的，用“丰乳肥臀”一词塑造母亲形象，夸张其性别特征，就是对人们的阅读陈规的强烈挑战。在作品出版过程中，莫言拒绝了那些要他修改书名的善意规劝，并特意撰写了《“丰乳肥臀”解》，强化自己的冒犯与挑战：

      这实际上也是伟大艺术的魂魄：庄严朴素的创作者不接受任何“艺术原则”的指导，不被任何清规戒律束缚。他们是最不讲“道德”的最道德者，他们是大河源头最清纯的水。在雕刻“老祖母”的时代，一切几乎都没被道德包装。乳房是哺育的工具，臀部是生殖的工具。丰满的乳房能育出健壮的后代，肥硕的臀部是多生快生的物质基础。性是自然的行为，也是健康的行为，而自然和健康正是真美的摇篮。那时候对丰乳和肥臀充满敬畏，视若神明，只是到了后来，别说一见到实物的丰乳肥臀，就是一见到这四个字，马上就联想到性。这联想里沉淀着几千年的历史，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健康的也有猥亵的，但朴素的庄严和庄严的朴素至此已几乎丧失得干干净净了。①

      这样的冒犯和挑战，为莫言带来诸多的批评和批判，给他造成空前的现实处境与精神世界的危机。社会各界对《丰乳肥臀》的围剿，迫使他脱下军装转业。但是，莫言并没有被这种强力打压所吓倒，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创作初衷和坚定立场。他在《读鲁迅杂感》中自诩为“落水狗”，向那些围剿他的批判者再度反击：

       去年，因为一部《丰乳肥臀》和“十万元大奖”，使我遭到了空前猛烈的袭击。如果我胆小，早就被那些好汉们吓死了。我知道他们搞的根本不是什么文学批评，所以也就没法子进行反批评。我知道他们一个个手眼通天，其中还有那些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一辈子以整人为业的老前辈给他们出谋划策并充当他们的坚强后盾，我一个小小的写作者哪里会是他们的对手？但我读了鲁迅后感到胆量倍增。鲁迅褒扬的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我没有资格学习，但我有资格学习落水狗的精神。我已经被你们打落水了，但可惜你们没把我打死，我就爬了上来。我的毛里全是水和泥，趁此机会就抖擞几下，借以纪念《丰乳肥臀》发表一周年。

 正是：俺本落水一狂犬，遍体鳞伤爬上岸。抖抖尾巴耸耸毛，污泥浊水一大片。各位英雄快来打，打下水去也舒坦。不打俺就走狗去，写小文章赚大钱。①

图丨《丰乳肥臀》中的一页

    这简直就是在明目张胆地下战表！这样的顽劣不堪、不可救药，表现出莫言性格中顽强不屈的一面。90年代中期，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都曾经遭受过严酷的打压，但其中火力最猛、最为不堪的还是对《丰乳肥臀》的围剿，而做出强烈回击与嘲弄的也属莫言为最。当他写《檀香刑》中孙丙在行刑台上接受空前酷刑的时候，是否也把自己遭受精神酷刑的体验和更为强烈的叛逆精神投注到孙丙身上呢？

       在《丰乳肥臀》的主体部分，莫言铺张地叙述了上官鲁氏的苦难人生与悲悯情怀。她以坚韧的生命力，生育和抚养自己的8女1男共9个孩子，在战乱年代长大成人；当那些追随各自的丈夫离乡背井的女儿们把自己的孩子们送回家乡，母亲又任劳任怨地把第三代的孩子拉扯大。在大饥荒的日子里，母亲在给生产队挑选豆种的时候，常常将豆子一把一把地囫囵吞到胃中，回到家中后把带着胃液和血丝的豆子呕吐出来，清洗以后给孩子们充饥。作品写到晚年母亲在教堂院子里的槐树下溘然去世，本来到这里已经可以结束了，一个圣母般光辉伟大的女性已经跃然纸上；但是，莫言却笔锋一转，一笔一笔、不厌其详地补叙母亲先后与诸多男性发生性关系，有与自己的姑父“乱伦”，有和庙里的和尚私通，有被溃败的逃兵轮奸……这其中既有被迫也有主动，既有偶然也有谋划，情况不一，发生这一切的唯一理由是要生育出一个可以传宗接代的男孩。按理说，这样的事情屡次发生，母亲遭受的伤害迭次加重，但母亲并没有被这些耻辱所压倒，而是迅速抹去了失身的悲哀，处之泰然，让读者感到几乎不可思议：

       1935年秋天，母亲在蛟龙河北岸割草时，被四个拖着大枪的败兵轮奸了。面对着清凉的河水，她心里闪过了投水自尽的念头。但就在她撩衣欲赴清流时，猛然看到了倒映在河水中的高密东北乡的湛蓝色的美丽天空。天空中飘游着几团洁白的云絮，几只棕色的小鸟在云团下边愉快地鸣叫着。几条身体透明的小鱼儿，抖动着尾巴，在白云的影子上一耸一耸地游动着。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天还是这么蓝，云还是这么傲慢，这么懒洋洋的，这么洁白。小鸟并不因为有苍鹰的存在而停止歌唱，小鱼儿也不因为有鱼狗的存在而不畅游。母亲感到屈辱的心胸透进了一缕凉爽的空气。她撩起水，洗净了被泪水、汗水玷污了的脸，整理了一下衣服，回了家。②

      在以圣洁的名义虐杀女性的非人道德律条下，失去贞洁的母亲当然就成为耻辱与罪孽的存在，逼迫着她去自我了断。但是，大自然的生命世界仍然一如既往地活跃生动，鱼还在游，鸟照样叫，云彩还是那么从容自在。于是，在自然万物的启悟下，上官鲁氏重新获得生活下去的勇气。蓬勃的生命和野性的大地，是她顽强生活的精神支柱。

《丰乳肥臀》中的插图

      这样的母亲形象，不但离我们的心理定势相去甚远，与莫言自己此前对母亲的描写也大相径庭。《红高粱》中的余占鳌，因为寡母与和尚私通，怀恨在心，将那个和尚杀死在墨水河边，母亲也因此自杀身亡。《欢乐》中的母亲垂垂老矣，对于不争气的儿子既无力去帮助他，也没有能力去教训他，一具衰败的身体在儿子的目光中尽显其枯朽猥琐，让儿子情何以堪。《丰乳肥臀》是从母亲的角度写起，对发生在母亲身上的一系列两性事件都平淡视之，其与瑞典牧师马洛亚是因为情感相契合而有肉体交合，而对于那位智通和尚还有特别的描述——形象“俊俏”。通过这些描述，典型的母亲形象被颠覆尽净，让我们重新思考并且颇为犯难地重新理解母亲的蕴含，对贞洁与玷污、道德与生命之关系的理解进行调整与修正。

五、曲终莫奏雅 推倒再重来

      我们习惯于说的一个词“曲终奏雅”，也是文学作品中最大量地使用的结尾方式，在临近结束的时候，让作品的情节和意蕴更上一层楼，出现一个新的高潮。莫言的作品却常常是在结尾之处自我颠覆，在人们以为是蜿蜒长城铺展纵横的时候，自己把辛辛苦苦摆设成长龙的多米诺骨牌猛然推倒，并且还要读者去接受这个出乎意料的结局，建立一种新的价值印记。

     《丰乳肥臀》就是如此，从作品开端，到母亲在槐花的香气弥漫中逝去，已经自成格局。接下来的补叙，却强力地扭转了我们对于母亲与母爱的认知与判断。在《麻风的儿子》中，乡村青年张大力身为麻风病人的儿子受到人们的歧视与排斥，在生产队割麦子的田间，当着众人的面吞下一块牛粪，以自我羞辱反击人们对他的侮辱，然后一头扑进麦田，以其霸蛮强悍、力道满盈的割麦姿态得到人们的赞叹，也让人们反思对他的嫌弃和隔离是否做错。乡亲们的愧疚心理作用和张大力的突出表现，使得张大力担任了生产队长，还和《姑妈的宝刀》中写到的三兰结了婚。如果作品写到这里打住，这是一个人们愿意看到的皆大欢喜的结局。但莫言又用“狗尾续貂”的方式，讲述了张大力的麻风病终于显露出来，住院治疗，然后带家人去了东北。这才是残酷叙事，造化弄人，善良的意愿抵不过命运的摆布。《月光斩》中县委刘副书记的头被挂在树上还被乌鸦啄得惨不忍睹，接下来讲述了关于刘副书记的种种传闻，不断地强化其被奇异的宝刀杀害的信息，还不厌其详地考证这把命名为“月光斩”的宝刀那神乎其神的打造过程。当读者对这样的故事相信无疑，进而要去探讨刘副书记的死因——是仇杀还是意外，是贪官还是清官的时候，莫言却笔锋一转，让刘副书记出现在一个群体活动的公开场合，把前面的叙述几乎全盘否定，将本来就扑朔迷离的故事拆解掉了。《等待摩西》全力营造的是一个等待戈多的东方版：柳摩西在改革开放之初曾经做过热热闹闹的生意而引人瞩目，成为时代的明星，东北乡的首富，但随后不久就离家出走，抛弃妻子马秀美和两个幼小的女儿。马秀美一边靠捡破烂收废品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女儿抚养成人，一边还在苦苦寻找失踪多年的柳摩西。30余年过去，柳摩西毫无音信。这样的故事不假思索就可以给出结论：痴心女子负心汉，盼夫盼到眼望穿。虽然女儿们都对柳摩西深恶痛绝，马秀美却不改初衷地相信柳摩西终将归来，为此其长年累月地到处张贴寻人广告。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柳摩西竟然意外地归来，还带着一份“文件”，就是曾经风行过一时如今早已过气的“讨还民族财富”计划到处筹款。更加令叙事人“我”费解的是，这样没有成色的丈夫两手空空地归来，马秀美的反应居然是喜出望外。还有其戏曲剧本《锦衣》，季星官借一身色彩斑斓的锦衣与玉莲成就姻缘，同时又以自身疑案吸引了清朝县令及其部下的关注，为参加辛亥革命的战友在县城举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革命加爱情”，两全其美。学人们（我亦如此）在解读《锦衣》时，仅仅注意到作品揭示的清末官场的腐败糜烂对现实的警示作用，印证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却不约而同地忽略了结尾处的反戈之笔，当玉莲发现她投入全部身心的恋情不过是革命者起义计划的一部分，在全剧的叙述中，这本来是两全其美的一笔，玉莲却惊惧地拒绝这样的结果——她恋慕的是多情男子季星官，却不能接受革命者季星官。莫言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对我们习以为常的革命智慧进行强烈的批判，一个弱女子由此解构了历史风云，清醒而自尊地维护自己的爱情。

图丨《丰乳肥臀》中的插图

      这是我们理解莫言的颠覆、解构的意义所在。然而，解构容易建构难，破坏容易建设难。破坏，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引来新的建设，破字当头，立字未必就在其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坛，“玩”文学，解构英雄、嘲弄鲁迅、躲避崇高、亵渎诗意，都有人做出尝试，也都获得某种程度的认可与赞扬，但在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潮过后，我们又能够收获什么呢？

      这也是莫言值得我们高度重视高度赞扬的重要之处。他的挑战性、颠覆性、解构性的冲击力之强，持续性之久，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他的建构能力，他以农民本位重建宏大历史与英雄形象的不懈努力，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格局和景观。莫言的作品颠覆了我们关于农民形象及其历史意义的理解，增补和改写了五四新文学以来鲁迅、沈从文、赵树理等作家对乡土文学的书写与思考，在阿Q、闰土、翠翠、萧萧、三仙姑、小二黑、李有才们的身边，添加了余占鳌、戴凤莲、上官鲁氏、孙丙、西门闹、“蓝脸”等一个个敢爱敢恨、矢志不渝的乡村男女，展现了他们强大的生命活力、自由精神与英雄气概。

结 语

      莫言的创作，正是基于历史记忆、社会现实与个人经验，又超越形似与单纯写实，作家强大的灵魂活力，实现了艺术对生活的改造和升华，就像一炬炉火，把那个不起眼的小萝卜照耀的美轮美奂。

     狂放纵情，我行我素，确实是莫言的艺术个性所在。但是，莫言不仅是解构、颠覆的高手，他还是“破旧立新”的先锋，用自己独特的感觉与追求改造人们的审美惯性与价值观念。莫言对文学成规的挑战和颠覆，还表现在艺术形式的创新实验上。他的创作，包括了小说、散文、诗歌、戏曲戏剧和影视文学，乃至书法创作，多门类，全覆盖。单就小说而言，有聊斋式的短篇佳作，有摇曳挥洒的中篇巧构，他的十几部长篇小说，在样式上有着各自的体式创新，彼此之间的差异一目了然。这也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注意吧。

总编：凌逾

责编：司徒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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