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丨朱云霞：少君：知识跨界者的文学思考
知识跨界者的文学思考
美籍华人作家少君，被称为“中文网络小说第一人”。第一次见少君老师是2016年，有一种穿越感，毕竟他和他的作品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记忆。20世纪90年代初，当少君在网上发表他的作品引起轰动的时候，我还是刚入小学的80后少年，电脑于我就如机器人那样高大上而遥不可及。在我的后青春时代，网络文学蔚然兴起，少君和“痞子蔡”这样的名字是作为“开端者”这样的标识存在，其时已是他们成名后的十几年，网络文学在多重元素推动中也成为极具商业性、消费性的“通俗文学”一种。而阅读少君的《人生自白》，恍然有一种从头看中文网络文学的慨叹：最早的中文网络文学是海外华人通过阅读凝聚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网络媒介的创作与发表形式也凸显出海外华文文学在主题、形式上的新变，而以纸媒的形式阅读这些曾经在网络发表的短篇小说，再反观当下网络文学繁杂多样的形貌，可以深思少君作为“中文网络小说第一人”的价值和意义。
网络发表只是历史性的纪念碑似的标签，《人生自白》给我们留下了网络文学从“发展”到“风行”过程中非常关键的转变痕迹：首先就写作者来说，少君的创作具有精英意识向大众意识过渡、审视姿态的调整、写作风格上的雅俗共赏这些特征，这是初期网络写作者较具代表性的写作姿态，此一时期的网络写作并非消费性阅读，具有相对独立的思考、批判意识，但也已注意到网络写作和阅读的新变。其次，能否将“网上”作品成功转移到“纸上”出版回归到传统阅读形态也是极具挑战性的议题，以当下网络文学而言，较多作品具有复制性、重复性、快速浏览性的特点，这样的作品很难转化到纸媒进行深度阅读，而《人生自白》系列作品，在形式上是融合雅俗自成一体，而在叙事中时隐时显的跨域、跨文化的观察者、省思者视角又提供了精英知识分子文艺范姿态和省思意识，无论是“网上”还是“纸上”阅读都具有丰富的可阐释性。当然，《人生自白》只是少君作品的一种类型，他的创作非常多元丰富，已经在海内外出版50多本书，有诗歌、散文、小说，还有研究论著，如《现代启示录》、《未名湖》、《奋斗与平等》、《大陆留美学生档案》、《新移民》、《少年偷渡犯》、《人生自白》、《漂泊的奥义》、《洛夫：诗-魔-禅》、《凤凰城闲话》、《阅读成都》、《印象成都》、《约会周庄》、《人在旅途》等，约700万字，但他自称只是文学票友。的确，少君并非职业作家，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做过记者和经济学者，后赴美留学，从教授、工程师、企业高管、老板到40岁退休后成为“人在旅途”的环球旅行者。
早期中文网络文学
朱云霞：少君老师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您是特别有代表性的新移民作家的代表者——以非职业作家的身份，创作了非常多有影响力的作品，也是一个特别难以定位的作家，写诗歌、散文、小说，还有诗歌评论。当然您的人生经历也非常的丰富，更是一个难以形容的丰富的、有趣的人。我们还是先从移民开始谈起吧，出国之前您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也是改革开放之后非常早就出国留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选择远赴美国？
少君：我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在国内做过四五份不同的工作，在《经济日报》的工作时间比较长一些，都是组织上的需要。《经济日报》工作的阶段可以说正好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对相关政策非常熟悉，对当时的社会现象也有非常深入的观察和了解，也参与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理论设计和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的文件起草。我是学声学物理专业的，没有经过经济学基础训练，而且当时国内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我们更多的是从马列主义思想理论里面去思考经济的问题，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时急需懂西方经济学相关的人才，我也是被组织派遣到美国去学习经济学，我主要在德州大学读计量经济学，我们那一批公费派出的有四五个人吧，都是国家出资。我也是到了国外才知道经济学非常复杂，类别也很多。
那时候出国还是非常难的，国家公派的名额也不多，当时对公派也有很多要求，一般来说要35岁以上，中共党员，有孩子，因为担心出国的人不回来啊，我是一个特例吧。当时申请护照是非常难的，因私出国极不容易，你可能没法想象那个难度，很多研究美国的学者也没有去过美国。出国的话大都是因公的，但是我因为工作的需要，已经去美国几次公务考察，我还写过一篇《第一次出国记》， 所以对美国并没有特别的好奇感和向往，并没有主动要去留学的诉求，但是公派的话就要听从组织安排。当时在美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也非常少，就几千人，不像现在已经300多万。
朱云霞:您常常自称是“以写作为一种乐趣的文学票友”，能不能谈谈您最初在美国开始用中文写作的情况？作为一个理工男是什么样的冲动或者说原因促使您写作？
少君：我一直不觉得自己是作家，也没有把文学当作自己的生活重心。我开始写作也是非常偶然的机缘，比如你读到了我的诗歌集《未名湖》，其实里面的诗歌就是一种青春记忆和情感纪念，我在写的时候并没有想过去当作家。当时写诗歌，是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受到一些诗歌影响，有了写的冲动，就是很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一本痖弦编的戴望舒的诗歌选集，在我成长的时代，徐志摩、戴望舒的诗歌都是“毒草”，阅读空间中是没有他们的作品的，现代诗作我们读的比较多的是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的诗歌，当我读到戴望舒的诗歌，当时非常惊讶，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啊。刚好我那时候跟北大中文系一个女生在谈恋爱，你知道77、78级的大学生是非常特别的阶段，同学之间的年龄差距很大，结婚的、有孩子的同学非常多，同学之间恋爱的机会并不多的，再加上我们是理工科的，本身就没几个女生，所有跟中文系的一个女孩恋爱了，在那个物质各方面都非常匮乏的年代，写诗就是最好的表达爱情的方式。我就是这样开始最初的诗歌写作。
那么后来，1980年代我到了美国之后，主要受到中西方文化不同、思维方式差异以及现实生活空间的巨大落差影响，有非常多的感受。比如美国的超级市场，是我们之前所没有见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孤独，刚才也说到中国留学生不多，所以就有很强烈的表达欲望。那刚好1985互联网诞生，87、88年的开始开放给高校，就有了随意发泄情感的方式。但是那时候个人电脑是非常非常少的，互联网刚刚建立，整个系统的运营和软件都不是现在这种便捷的方式，系统是unix，这个系统是没办法使用中文字符，中文无法用电脑表示，那我们这些学理工科的留学生就设计一个软件把中文字做成图片，可以输送图片，不能在电脑上看，电脑只能读英文，我们就把这些图片存到电脑上的账户里，别人可以到这个账户提取，再打印出来阅读，有点类似发电报。所以写的人和看的人都必须使用电脑，必须有账户，不懂电脑、不懂技术的话是不可能在网上写东西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早期网络文学只有理工科的人在写、在看，当然那时候也没有多少人学文学的人到美国留学。
另外就是那时候非常想家，想读方块字，想读中文。但是，打国际电话非常贵，是不可能的，寄信也非常不方便。我在国内的时候工作特别忙，经常出差，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但是到了美国读书之后，一下就安静下来了，不认识什么人，除了上课就待在自己房间里，会感觉非常孤独。所以就用网络表达自己，在BBS上贴图片，别人就可以打印阅读，彼此之间进行交流，在网上写作就成为一种乐趣，一种业余爱好和生活方式，也是表达和宣泄自己情感的方式。那也因此，我们这些理工科的留学生就不自觉地承担起早期网络文学的创作。所以，总结一下，孤独和网络是我在美国开始写作的关键词。
朱云霞：您有一个响彻文坛的称号“中文网络小说第一人”，作为早期的网络写作实践者，您见证了最早的中文网络文学世界，能不能谈谈1990年代初期在网上写作的感受与体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那时候的网络文学跟现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少君：为什么说我是中文网络写作最早的人，因为在1980年代末期，只有理工科的人在网上写东西，当然这个判断主要是1991年我在电子杂志《华夏文摘》的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奋斗与平等》，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中文网络作品，这个杂志这么多年一直留存下来，保留了很多史料。但是在这之前，实际上1988年开始，我就利用学校的电脑和网站写了不少东西，在1988年-1991年我们在网上贴的很多作品也传到了德国、英国、丹麦、冰岛、日本等国家，非常可惜的是这些资料都没有留存下来，网站早就不存在了，当时也没有人想着去拷贝。我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1991年四月五日，全球第一家中文电子周刊《华夏文摘》，在思国怀乡深情中应运而生。每期周刊在星期五编订后，通过无所不达的网际网络INTERNET传送到全球各国数万订户，成为众多华裔家庭周末必读的‘精神美餐’”。
现在也有人开玩笑说我是“骨灰级网络作家”。早期在网上写作，主要就是校园文学、留学生文学的特点，作者都是理工科背景，所以没有专业作家的文学性。但是这些作者大都有独特的经历，上山下乡啊，当知青啊，当兵啊，做过工人啊，从内容来说他们的作品也有其丰富性和时代性意义。从文学角度来说，那时候的写作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发泄性，文学素养不好，不讲究文采词章的修饰，也不注重表达的方法。因为网络写作也很复杂，所以语句都很简洁，非常生活化，文学性就不足，但是当时的网络读者非常认可。因为当网络文学反映的是网络的特点和那时候的生活精神的时候，是最容易为当时的读者群体接受的。当然今天的网络文学已经不是如此了，宣泄性的一面少了，更追求类型化，通过增高点击率获得市场效益，但早期的发泄性显然没有人再点击了。第二是早期网络文学具有随意性，方舟子96年去美国，他有一句话说，最早操练网络文学的也就是那些不曾受过任何文学训练的野路子作者，他们不曾把网络当文坛，也不追求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我们的创作就是为了情感发泄和交流，都是杂感和随笔，非常随意，可能用文学评论的眼光来看，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不足以阅读和评论，但是当时对留学生来说非常重要，喜怒笑骂皆文章，在一个非常自由的空间里，无所顾忌的表达。这也跟东西方文化差异有关，作为一个文化上的外来者，那些冲击只能用随笔、散文、诗歌在网络上表达，因为这些体裁易于传播，短小精悍，而且在那么复杂的操作中写作和阅读都会比较简约、轻松，这就跟常规的文学不太相同了。可是今天的网络文学，追求的是IP最大化，要把作品变成资本，所以是否能被影视转化，就成为网站和作者的重要追求，所以也不能随意写作了。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跟现在网络文学的差别。我们那时候没有稿费，也不在乎有多少读者，就是只是为了写而写，所以随意性、发泄性很鲜明，这些在今天的网络文学中已经没有了。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网络文学走过了30年肯定是有很多变化的，所以只能说有不同，不能用好坏、对错这种二元思维评判。那可以说我是伴随着华文网络文学走过30年的作者，应该没有人比我更早了，我也亲身经历并证实了当年我的预言：“网络文学必将冲击传统文学，网络阅读也必将替代纸质读物，成为人们的主流阅读方式。”这是我1996年在中国作协参加一次会议的时候说的，当时铁凝、陈忠实、方方、刘醒龙等作家都在场，他们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已经变成现实了，作为一个伴随网络文学发展、壮大的作家，我觉得很欣慰吧。我在90年代曾经写过一篇关于网络文学的论文发表在《华侨大学学报》，在大陆应该是最早进行相关讨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是第一个写网络文学论文的人吧。
从“网上”到“纸上”：《人生自白》
朱云霞：谈您的文学创作，我觉得不可绕过的作品之一是《人生自白》，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写作内容，都具有独特性。每个短篇都以“自白”为题，在每篇小说开头设置介绍故事起因和梗概的“楔子”，以访谈、聊天的方式引出故事主角的讲述，加之以“第一人称”叙述，使得每一篇小说都极具真实感，同时具有浓厚的故事性和可读性。首先想问一下，为何设计楔子引入-故事展开，第一人称叙事，这样一种讲述模式呢？
少君：就像写作是一种非自觉的跨界，当时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预设或者文体意识，只是自己做过记者，就习惯了用记者的采访的方式去表达，这是我最熟悉的表现形式。大概1988年、89年我也在网上写过类似的小说，都很短，因为我没有受过文学训练，所以经验和习惯就成了最直接的选择。后来在发表之后，像《奋斗与平等》这种叙述形式就很受读者欢迎，似真似假，读起来有一种带入感，能够引起共鸣，他们很喜欢这种表达，我也就延续使用，开个头，设一个楔子，就开始编写故事。但是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尤其是在做公司，因为经常去欧洲出差，飞机一坐就十几个小时，经常飞就觉得很无聊，就开始编故事。很多人以为《人生自白》是集中创作，其实陆陆续续写了十年，有时候是被读者期待推着写，就写了110多篇，结集出版的是100篇，100不同的故事。因为我不是职业创作的人，对于作品没有预估，就只是写，没有经过雕琢的在写，而且大家喜欢就写了很长时间。本来想在结集出版的时候取名叫“人生百态”，后来发现有些盗版的书籍就叫“人生百态”。但也因为后来命名为《人生自白》，很多人就以为是真事儿，或者是我经历的，我怎么可能有时间、有精力去经历那么丰富的事情，主要是听来的，想象出来的，我觉得写小说也需要靠天分、靠想象力，只是我做过记者，讲述的方式给人非常真实的感觉。
其实《人生自白》非常粗糙，文学性并不高，但是表现了时代的断面，这也跟我早年阅读冯梦龙的《三言二拍》有关系。我是很少读文学作品，但是清末小说读了一些，像《儒林外史》、《镜花缘》、《警世恒言》等都读过，当年很多人没有机会阅读这些作品，我是刚好在尘封的图书馆找到，就如同发现了一个宝藏。《人生自白》在大陆、台湾出版了好几个版本，每次整理的时候也会修改一下，现在的文字要好一些了，之前也陆续有大陆的报刊从网上转载，像白舒荣老师编的《世界华文文学》杂志有一年每期都要我给他们稿件。那这个系列的写作也给我自己带来一些影响，本来是非自觉地创作，反而成为大家喜欢的方式，所以后来的写作也不会刻意经营特定的叙述模式或者写作方式。
朱云霞：作品的影响力，一方面源自如何写，另一方面就是写什么。《人生自白》讲述的大都是新移民群体的故事，陈瑞林就认为您是具有强烈的“新移民文学”使命感的作家，这体现在您塑造了丰富的新移民群像，再现了新移民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后“出国热”潮流中的复杂形态。这一点，《人生自白》是有鲜明的体现，可谓是一个群体的时代录。您在写作这个系列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呢？
少君：刚才也在说，这一系列作品在写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使命感的担当，我也没想过当作家，只是在网上贴文章。《人生自白》是一个特别长的过程，从我读书、教书、做研究到做公司，内心深处没有强烈的使命感，从刚开始的表达欲望，到后来不希望让在网上追随我很久的那些粉丝失望，所以尽管毕业后工作非常忙，也还在写。我曾经在伦敦、巴黎、巴塞罗那等地方居然都能被一些粉丝认出来，因为我在网上的曝光率比较高，而海外的中国人也还没有那么多。所以也有很多人认为这部作品集，是80年代留学生的断代史，包括陈瑞琳的评价，我觉得大家都过奖了，作为写作者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只是为了写而写。留学生的孤独、失落和迷茫，只有那个时代出国的人才有深刻的体会，所以为他们也为我自己留下记忆，是我当年写作不自觉的一个结果，所以我后来看到研究者的评论就觉得，哎呀，我当时要有这么深刻的认识该多好啊，可能会写出不一样的东西吧。但怎么说呢，我毕竟还是一个软件工程师，经济学者，不像严歌苓、张翎她们就是要做一个好的作家，所以即便我有意识要承担，可能写出来的作品很失败。
朱云霞：虽然《奋斗与平等》塑造了成功的华人形象，但作品集中更多的还是反映这一群体在海外的辛酸生活、矛盾心理、情感纠结。叙述的过程中也是您对社会现象、人生百态的思考和感慨。
少君：是的，我自己的经历是有限的，比如我留学的时候也没有打过工，很快就跟一个ABC恋爱、结婚。我在德州大学的时候做过两届4年学生会会长，所以对留学生群体非常了解，就对各类留学生有了把握和思考。
朱云霞：大概在世纪之交，海外网络文学作品开始是以畅销书的形态出现在中国大陆，您的作品也陆续从“网上”转入“纸上”，包括《人生自白》、《约会周庄》等作品都以畅销书的形式发行，能不能谈谈当时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情况？
少君：1998-2003年网络文学在全世界是非常热门的话题，也非常流行，但是网络作家还不太多，所以出版社非常主动地去找一些作家的作品出版，所以当时我没有主动想把那些网络作品出版，是出版社找到我要出版，那时候版税也还非常高，12%-15%的样子，远远高出了当时的纸媒作品的版税，但我不是职业作家，不靠版税生活，也不会主动去找出版社出版，我说这个呢主要是想说明网络作品不多，出版界嗅到了新的文学风潮和读者需求。所以《人生自白》出版之后，出版社也很积极地在做宣传，在南京、北京都有很多推广，当然还是因为作品自身有独特性，非常畅销，受到大陆读者的欢迎。所以那时候的出版环境跟现在完全不同，也没法进行比较，是特殊时代的文学现象。
经验·身份·视野
朱云霞：从《人生自白》这个作品集来看，不仅是在写移民群体，也写了中国大陆各个行业不同群体的生存样貌：从教授、导演、记者、律师、老板、歌星、舞女、八旗子弟、拉板车的摆小摊的、弹棉花的、倒腾房子的倒爷到歌厅老板、小保姆、个体户等等，展现了中国社会变革时期的各类社会现象。我在阅读的时候，会觉得您更多的以一个精英知识者的视角通过他人的故事窥看社会百态，借不同群体、不同位置对整个华人群体、以及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现状进行点评和反思。您的思考，也因为自己独特的海外经验，无论是观察新移民，还是回望中国大陆的不同群体，都具有了视野上的超越性。能不能谈谈海外经验对您文学创作的影响？
少君：就《人生自白》中的人物群体来说，都是我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或者看到、体验到、听到的一些事情。那海外经验的话，可以说在当时是十分珍贵的，那时候很多国人是封闭状态，刚才我们也谈到出国很难很难，对西方社会也不了解，甚至有很多人还相信世界上很多人都吃不饱、穿不暖等待我们中国人去解放。我第一次出国是在《经济日报》做记者的时候，要陪一个领导去美国，当时还要去做标准的西装、接受培训等等，到后来去美国读书，对国外生活的适应，这些经历可以说都凝聚成一种跨文化的体验和冲击，不单单是空间的转化和价值观的改变，还因为跟故国的距离以及对母国文化的重新审视形成新的视野，语言的隔阂、文化的缺席也带来新的困惑，这些肯定会对我的创作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写作也更自由随性，对事情的看待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刘登翰先生曾经说，不管是身处海外还是国内，海外华文作家都处在身份的尴尬中，但有趣的是这种身份尴尬也是独特的人生经验，带来五味杂陈，反过来又提供了独特的艺术空间，他的说法比较概括了。但是作为有海外经验的作家，我们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位置，对故国和居住国都会有情感的皈依，也有嘲讽、冷静的审视，也可以说对于两边都是旁观者，两个国家的居住地都是他乡，那对我来说既非客人亦非主人，文化身份上永远是尴尬的，是双重的漂流状态，这种海外经验反而形成了海外华文作家个性化的风格，提供了和大陆作家不同的视野和表达方式。
朱云霞：那么同样的，在您的作品中也会看到在“过去”不仅沉淀为记忆，还是一种情怀和情愫，比如您的北大情结，在诗歌集《未名湖》中就有清晰的体现，在扉页上您说：“仅以此书献给我大学时代的朋友们”，有趣是英文对照，为何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呢？
少君：刚才也提到这本诗集中的作品大是在北大读书恋爱期间写的。我们是77、78级学生，我是1960年出生，当时在同学中是比较小的，所以很难跟同年级的理工科学生恋爱，那后来就跟1979级的中文系师妹恋爱了，她喜欢读诗，我就模仿了戴望舒的诗歌写给她看，她也很惊讶我的写法，也就在中文系同学那里流传开来，我也就成为当时五四文学社惟一的理工科男生。我还曾经写一篇关于戴望舒诗歌的论文，还在北大五四文化节得过奖，主要是当时读过戴望舒诗歌的同学非常少，他们在评论中看到那些诗句也很新奇。
也可以说这本诗集是我大学时代的生活经验，青春记忆。走出北大之后再也没写过那么纯然的、文学性的诗歌。诗集叫做《未名湖》也是为了纪念吧。那么英文翻译呢，是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偶然被邀请参加美国南部的诗歌节，我写的英文诗歌还得了一个二等奖，受到这个冲击呢，就跟一个翻译家一起把以前的那些诗歌都翻译成英文了，在美国也出了英文版。我在美国、法国、西班牙大概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出版了6本书。
朱云霞：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您对北京的感情，在散文《失去记忆的北京》中，您写道：“远离北京的日子里，我曾不可遏制地回想着关于它的所有细节，记忆迅速繁殖并慢慢在内心生根抽芽。每一次在美国呆久了，就时刻想念这一片故土，而每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却又时常觉得有些陌生和感慨万千”，行走无数地方，北京在您的作品中依然是情感积淀最浓郁的故土，但记忆和想象也让北京成了个体情怀的象征。能不能谈谈在您写的行走系列散文中，您如何定位北京在您文学创作中的存在？
少君：我写旅行散文，纯粹是因为在旅游，2000年底，我退休之后就开始专职在世界各地旅行，以前因为忙都没时间去体会和感受所到之地，后来就大概去了100多个国家，近千个城市，刚开始也就只是写写，那后来出版社的朋友就说能不能把这些题材聚集一下出版，那就写了一系列游记。当然也是因为后来中国读者对旅游文学的诉求比较强烈，游记非常畅销，尤其关于国外，以前不像现在大家都有出国经验，知道外面是怎么回事，所以渴望从游记作品中得到一些外面的信息和知识，所以才在应邀之下写了很多相关的作品。
说到北京，我是出生、成长、读大学都在北京，北京才是真正的故土，如果说故国是模糊的概念，那故土北京对我来说是清晰而又熟悉的，北京的地方、文化、语言、风俗习惯都是我熟悉的。所以北京元素不仅在我一些游记作品中会出现，在《人生自白》中用了非常多，有一些就是用地道的北京话写的。所以北京对我来说是特别深刻的生命印记，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都无法抹去、割舍。
知识跨界·创作多元
朱云霞：您是一个文学创作特别多元的作家，也是非常典型的跨界写作者。除了像《人生自白》这样的作品，您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纪实文学，比如《少年偷渡犯》，当然还出版了诗歌评论类的著作。我想知道写《少年偷渡犯》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作冲动？
少君：这个也完全是偶然，我退休后到了美国的凤凰城居住，这里的高尔夫球场特别多。我在打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朋友，他是移民局的局长，我们经常聊天，他说他无法理解福建人为何喜欢偷渡，而且他们发现福建人不但从海路经墨西哥偷渡到美国，他们也开始乘飞机偷渡，上了飞机之后就把护照撕了，到了美国之后大都申请政治避难之类，而更奇怪的是这些偷渡者很多都是少年，那美国的法律是规定成人可以驱逐出境，但是小孩不行，小孩要受到保护，所以这些小孩撕了护照，到美国后就被安排在少管所生活，而且少管所的生活不像我们想象的国内的那种监狱一样的，还是非常丰富自在的状态。美国最大的少管所就在凤凰城，有100多个福建的、还有墨西哥的小孩，那位局长朋友就跟我说可以去跟他们聊聊，他们都是有故事的孩子。所以我就决定用英文写一本书，来解释、说明他们为什么偷渡，为了写这本书，我还专门到他们的家乡福建长乐去调查、采访。有趣的是，长乐那里的人非常感谢帮他们把孩子送出去的中介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蛇头”。他们看到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到美国生存不错，就很希望把自己的孩子也送过去，因为并不需要为偷渡付什么费用，到了美国之后工作的话用3年的时间还钱给中介人即可，我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也有大量的照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了这本书，英文作品出版后，中青社看到了信息就希望能够翻译成中文出版，后来出版后在不同层面都有反响。长春电影制片厂也很快就把电影版权买走了，后来因为很多问题没有最后拍摄上映，因为偷渡也牵涉到很多比较敏感的话题。这本书也算海外华文文学中比较有特色的纪实文学之一吧。
朱云霞：您曾经也是大陆非常受欢迎的“旅游作家”，比如写了很多跟成都有关的作品，《阅读成都》、《印象成都》、《美女与熊猫》、《成都映像》、《食色锦里》、《天府成都》等，为何如此钟情于成都呢？
少君：我曾经在作品中写过一段话，对我来说成都是一个既熟悉又十分遥远的地方，是延续了二十年似醒似寐的梦境，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人，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在成都短暂地度过了一星期，那时候的成都是由一座座灰色落魄的院落和一栋栋火柴盒似的简易楼构成的城市，古老而残破，每天早晨醒来，是各种各样的叫卖声，打板的和敲锣声的扯着桑叫卖，吃油茶了，又香又脆的锅盔……声调高扬低沉，节奏急徐有致，高昂者如瀑布泄沥迅猛，低沉者如白云出游之舒缓，组成难以忘怀的市井早调。所以成都的魅力对我来说，不完全是其悠久的历史，还有关于它的这些日常美好的记忆，以及它飞速而又现代化的发展。所以这个城市吸引我的是一种看不到的内在魅力，当我散步在成都的大街小巷，古庙戏楼中，氤氲在空气中的是舒适和自在，成都人叫“巴适”，这也早就了成都人的生活方式。你读《阅读成都》这本书就会知道，书非常精美，带有宣传的性质。我写这么多关于成都的作品，一方面因为美好的记忆和喜欢它的发表变化，另一个原因带有策划性质，参与了成都形象的宣传过程。成都以前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城市，虽然现代化了，可是中国人去旅游的并不多，在2003年成都就在努力把自己宣传出去，就请了很多人去打造成都，到2004年在中国就很知名度了，又想走出国门，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但是没有英文书介绍成都，我也因为偶然的机缘被他们请过去参与做这件外宣的事情，就有了中、英、法、西、德、日文版《印象成都》这本书，出版了几十万册，后来又在出版社的邀约下写了一系列相关作品。
朱云霞：另外，您还用了很长时间研究洛夫的诗歌，怎么又跨界到诗歌研究了呢？
少君：我在德州的时候就担任了华人作家协会的会长，台湾作家非常多，我就跟洛夫认识了，也很喜欢他的一些诗歌，一直保持联络。我在2000年退休后，刚好在温哥华开了一个会议，会后洛夫就把痖弦、刘登翰还有我请到家里小聚，我们都很喜欢洛夫的诗歌，洛夫就谈到研究他的人研究的都不是很满意，我就说刚好我退休了可以认真阅读研究，刚好刘登翰老师也是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专家，我就选择跟他读了一个文学博士，就做洛夫诗歌研究，你后来读到的《漂泊的奥义》就是我的博士论文。我的研究特点就是把洛夫走过的地方走一遍，他的诗人朋友余光中、纪弦等我也都去采访了，研究洛夫的重要的很多台湾研究者我也去见他们讨论，另外还从洛夫那里得到了很多第一手资料，先生把他自己珍藏的一些资料也复印给我了，所以我用了3年时间，复印了一米高的复印件，几千万字吧，包括书信，搜集了非常多的资料，主要以他的《漂木》为主进行诗歌研究。当然也在福建师范大学认真读了陆续三年的书，毕竟我没有中文系背景，需要系统的文学训练，才能把搜集资料进行理论提升和深度解析。
新移民文学·新生代作家
朱云霞：您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1978年以后的新移民文学是从网络文学开始的，可以说您是从见到参与并见证了新移民文学的发展和蓬勃。新移民文学以群体性的力量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认可，我想跟新移民文学的很多团体也有关系，比如国际新移民作家笔会，能不能谈谈您对这个协会的认识？
少君：2002年在上海召开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的时候，我和陈瑞琳、张翎、沈宁一起开会，算是北美新移民兵团在大陆第一次集体露面吧，那时候大家对北美的认识度还不够，我们的出现也引起大家关注。此后我们又到南昌大学做了演讲，第二年就是2004年，公仲老师就请了一些媒体像《文艺报》、《人民日报》等还有国内学者、新移民作家共同参加在南昌举行的第一届新移民文学研讨会，新移民作家进入大陆研究者的关注视野。会后公仲老师就跟大家讨论，认为应该成立一个新移民文学的组织，还推荐我做会长。第二届笔会是在成都召开，我也联络了当地的出版社，出版了5本个人文集、7本社团文集，我记得有严歌苓、张翎、陈瑞琳、沈宁等人的作品集，还有我的《怀念母亲》。然后第三届就在陕西师大召开……这样一届一届承传下来，最近的一次是2019年在绍兴，你也参加了，当时还举办了我、严歌苓、陈谦等人的集体座谈会。可以说这个团体在推动新移民文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每次开会首先聚集了很多作家、很多学者，大家共同成长，互相促进，也扩大了新移民文学的传播和接受空间。
朱云霞：您特别关注年轻一代的海外华裔作家，尤其是80后、90后的作者，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您都特别强调他们在海外的影响力以及作品的特色。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其实在国内，80后、90后的作家已经不年轻了，关于他们的文学现象研究也不再是热点，或者说学界已经有很多共识。我们对于海外年轻一代确实还关注不够，但我其实非常有兴趣，也搜集了一些作品，我个人的感觉是他们可能跟当地文化融入程度比较好，很少在我们所谓的文学圈里出现，所以不太被大陆研究者关注，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中有一些在大陆出版的作品其实文学水平真的还有待检验，当然他们的创作确实体现出了比较新的特征，从文学视野、写作方式来说都有新的代际认知。
少君：整体来说除了像严歌苓、张翎、陈河这些作家认知度比较高，在国内很多新移民作家并不为受众所知，他们的作品发行量很低。但是在海外，有很多华人作家在欧美主流文学界非常受欢迎，同时也引起西方文学界的关注。可是国内华文文学圈对他们关注不够，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作者，所以我愿意把时间和关注点更多的放在年轻作家那里，关注国外的文学界怎么看待华人作家，去了解最新的文学气象。我在绍兴会议上的发言也谈到，如果我们把第一代华裔作品1887年李恩富的自传《我在中国的童年时代》算起，美国华裔文学经历了百年历程。早期华裔作家关注华人在两个世界中求生存的境况，文化的冲击尚处于次要地位。移民开始接受高等教育，逐渐从体力劳动者变成脑力劳动者，甚至出现精英人物。第二代华裔作家以谭恩美、汤婷婷、任壁莲、赵健秀、黄哲伦等为代表，已经以英语为母语，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与困惑成为他们思考的主题，这一时期虽然有被称作“新移民作家”的群体开始显现，由于新移民作家的英文写作不是主要方式，其所居住国无法了解也无法认同他们的文学存在。现在的不同在于，在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的语境下，西方社会开始关注有关中国和华裔社会的背景故事，也促成了近十年来华裔作家作品被欧美主流媒体的追捧，一批新生代的80后、90后华裔作家，受到主流关注。如果我们可以用不懂外语来掩盖忽视华人文学新生代的存在，那么，近十年来在中国大陆畅销的留学生文学、每年几十部80后、90后留学生创作的长篇小说，像卢思浩、周婉京等这样的年轻作家也没有被重视，是不对的。毕竟很多新移民已经成为老移民，新生代的移民作家已经成长起来，所以我也很希望他们被研究界认识。
朱云霞：其实您女儿安娜也是一位非常有代表的华裔作者，她的非虚构创作，对赤脚医生的调研和访谈都非常独特，发现并且记录了被时代遗忘的群体以及他们的故事，而且她看待这些群体的视野和文化背景是非常国际化的，这一点凸显了新一代年轻作者看待和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能不能从一个移民作家的角度谈谈，您如何看待她的写作？
少君：安娜从小也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亚裔女孩，喜欢新奇的事情，喜欢旅行，喜欢社交。《青葱岁月》是口述历史的方式做的访谈作品，对一个ABC来说是非常挑战自我的，遇到过各种无法想象的事情。她不是作家，也不想做作家，这个访谈的形成以及作品完成也是一个偶然，在她还是美国名校杜克大学读大三的时候，有一次查阅资料，知道了赤脚医生，“Barefoot Doctor”这个词，就非常好奇，即刻进行了延伸信息收集，结果发现，关于这个词的资料在西方文献中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系统的解释。很多人都被问懵了，所以她就想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就在她大三暑假的时候，此前跟中文没有什么关联的ABC就不远万里到中国农村去调查采访，但是去采访知青中的赤脚医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犹如大海捞针。她在网上或通过知青组织约了访谈对象，去河南、北京、海南、山东、江苏、东北、陕西、山西等地寻找、采访。中国对她来说不是故国，所有她没有偏见和固定的思维，是完全客观和中立的呈现，也是一种非常真实的表达。因为她的这本书，我们知道这个英文名词背后，却是一个关于上百万、涉及几千万人的故事，这本书在美国也得到很多好评。因为国际上研究中国赤脚医生的非常少，西方认为没有执照是非法行医，但是安娜认为，这个群体对当时的中国医疗体系做出了很多贡献。
朱云霞：最后一个问题，新移民作家跟中国当代文坛保持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大都在中国大陆的文学期刊发表作品，或者在中国大陆出版作品，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新移民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新移民作家是海外背景，不能从文学出版和传播的角度进行定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少君：我并不认为新移民文学算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还是应该列为海外华文文学。但是新移民作家的作品，在西方英文环境中是很难出版，而且受众也是中国人，所以大部分作家是愿意在大陆出版的，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文学如何生存的问题。新移民文学中除了一些代表性的作者，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为了写而写的表达冲动，比如现在很多新移民作家都是自费出版，发行量也很少，尤其是在国外中文出版社出版的话，很难进入国内主流的阅读空间，认可度也不会很高，所以到中国出版是很多人的期待。当然我们不能从这个角度去定位作家的归属。
朱云霞：好的，非常感谢少君老师提供对谈的机会，从1980年代末期的新移民文学，一直谈到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个体的文学经验和思考，您也是新移民文学以及中文网络文学的参与者、见证者。
（2020年1月18日，语音电话对谈）
作者简介
朱云霞，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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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凌逾
责编：廖键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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