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互动视野下的文类创新：华文科幻小说的三种儿童想象及其意义
从倪匡、张系国和刘慈欣三位科幻作家笔下儿童形象的特征、叙述策略以及渊源影响的差异来看，作为所在华文区域优秀科幻小说作家的代表，他们都善于将自身主体性与区域语境因素融合，凸显了华文科幻小说的三种发展路径，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从他们之间的差异也可看出，科幻小说在华文世界内部的横向移植与代际影响较为复杂，比中西之间的相互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渗透更难辨别。这说明，尽管华文世界内部已存在频繁的区域互动，但短时段内，区域语境特性在文学创作中会留下深刻的烙印，特定文类仍会沿着各自区域的传统与特色继续发展，而作家主体性在创作中的位置与活力，也让区域华文文学在保持自身传统的基础上，出现文类创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区域互动；文类创新；华文科幻小说；儿童想象。
什么是科幻小说？简略来说，就是以幻想的形式，表现人类在未来世界的物质精神生活和科学技术远景，其内容交织着科学事实和预见、想像，是文学性和科学性的融合。在华文文学的诸多文类中，最具有传统中华文化气质、在各区域之间流播最为顺畅的是武侠小说，科幻小说则是渊源与范式都源自欧美文学传统的文类形式，也是最具有现代性的文类形式。但科幻小说从欧美移植到华文世界之后，也经历了本土化的发展历程，形成自己的传统与特色。近代梁启超既是第一个引荐西方科幻小说的学者，又是第一个创作科幻小说的作家，他创作于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可称为第一部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华文科幻小说。“五四”后到1950年代，科幻小说创作发展相对缓慢，未能形成强劲影响。1960年代后，科幻小说创作逐渐升温，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沿着各自的轨道发展，形成各自的区域特色，进入1980年代之后，华文科幻小说开始迎来更开放的发展语境，各区域的科幻创作在跨语境传播中实现了互动互看，并超越华文世界的影响，走向了世界科幻文学的大舞台。我们知道，1980年代以后港台言情、武侠小说从本土、东南亚蔓延至中国大陆，席卷了整个华文世界，横向影响极为极为清晰强烈，成为后起创作者难以逾越的界限。那么，同样处在互动互看的发展语境中，华文科幻小说创作有没有走向同质化的发展道路？不同区域作家之间有无清晰的影响、借鉴或传承关系？在此，我国香港、台湾和大陆地区的三位科幻名家倪匡、张系国和刘慈欣为我们梳理这一文类的区域互动过程提供了较好的镜像。 倪匡是香港科幻小说的代表作家。从1963 年首部作品《妖火》开始，倪匡已创作了近百部科幻小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蓝血人》曾作为唯一一部科幻小说入选香港20 世纪中文小说百强榜。倪匡虽然不是地道的香港人，但他1957从上海移居香港，1960年代开始科幻小说创作，正好见证了1960年代香港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过程，作为这一时期崛起的小说家，他将香港作为国际都市所特有的世界性、商业社会的某些气息都融合在科幻小说之中，传达出港人的情绪和意绪，使得他的科幻小说具有浓厚的港味，同时，他也将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幽默机智的语言力量、大胆奇崛的想象融入科幻小说的创作之中，最终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个人风格。他的作品在我国大陆、台湾和东南亚地区都广受读者喜爱，很多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广为流播，称得上是杰出的华文科幻作家。 张系国被称为台湾科幻小说之父。他自1969年开始、1970年代逐渐成熟的科幻小说创作中，既有美国精神的影响痕迹，又能融汇基于台湾经验的某些现实感触，还试图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回归五四新人文传统，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主要代表作有《棋王》《星云组曲》《城:科幻三部曲》等，这些作品在我国港台、大陆和美国等地都有一定影响，他本人也致力于提升华文科幻小说的层次与影响力，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华文科幻小说家。 在1990年代崛起的大陆科幻小说创作群体中，刘慈欣是属于重量级的作家。他的科幻小说既是对西方科幻小说传统的继承与认可，又扎根本土、情寄中国，从题材、人物形象和主题意蕴都具有中国特色，逐渐形成具有大陆根性的科幻小说模式，为科幻小说的民族化做出了贡献。他的代表作有《超新星纪元》、《球状闪电》、《三体》三部曲等，特别是《三体》被认为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 2015年8月23日，正是凭借这一小说，刘慈欣获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亚洲人首次获得科幻小说界的最高奖项，意味着华文科幻小说创作群体中已有了世界级影响的作家。
以上三位具有区域代表性、又隐含代际关系的华文科幻作家，在其科幻作品中都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儿童形象，显现了他们有关科幻文类的理念、创作策略与创作风格的差异所在。故本文尝试从其儿童形象的特性、建构策略及渊源影响方面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探究区域互动视野中华文科幻小说创新的可能动力。 在传统中国文学中，有关儿童的书写并非没有，但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并不存在，“五四”时期开始，在周作人等作家的倡导下，儿童被重新定位和发现，儿童随着儿童文学的出现正式进入文学作品之中并得到有力的表现。 虽然有人认为科幻小说是成人的童话，它未必需要以儿童为表现对象或者承担为儿童而写作的使命。但是，科幻小说是面向未来的，无疑可以建构独特的儿童观。在有关未来的想象里，儿童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读必然与科幻小说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理解有关系，反过来，科幻小说对儿童形象的不同定位与想象，也大致可以反映出不同的科幻小说理念。一叶知秋，剖析我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科幻小说中儿童形象的歧与同，也就敞开了区域科幻小说的差异之源，可进一步洞察其文类创新的可能途径与效果。 香港科幻小说与武侠小说界限并不分明，倪匡的科幻小说就将江湖道义与奇思妙想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别样的科幻世界。在这样的科幻小说里，活跃的儿童大多是一些江湖少年，他们放荡不羁、蔑视一切俗世规则，但又深明大义，敢于捍卫真理与和平。这群野孩子，有着略显夸张、怪异和幼稚的行为的同时，还具备灵魂的厚度与广度，他们在科学技术的幻想之城里纵横驰骋，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绝伦的好戏。因此，不妨用“科幻世界的侠客”概括倪匡科幻小说里的儿童形象。其中，少年卫斯理是最为光彩照人的一个。“卫斯理科幻系列”是倪匡最有名的科幻系列小说，卫斯理既是作品中的主人公，又是作家在作品里的署名，由于卫斯理系列小说的流行和影响力，这个笔名几乎比他的本名还响亮。 倪匡所塑造的少年卫斯理，对世界充满了幻想和好奇，并不安于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教室已经没有办法留住他的心，他终日游荡，结识了一个怪人为师学习武术，又走入了同学祝香香的传奇家庭之中，揭开了一段抗战前后的江湖恩怨。可以说，除了外星人和他们神秘的仪器——鬼竹，整本小说里并无其他科幻小说的元素，更多的是武侠小说的氛围与表达方式；少年卫斯理的所作所为，也更接近武侠小说里行侠仗义、闯荡江湖的少年侠客。 但少年卫斯理毕竟不只是只懂江湖道术和武打功夫的侠客，他还有着现代社会的理性意识和开放意识，他所向往的不是幽暗封闭的古代社会，而是充满无限潜能的未来世界。对于耳闻目睹的一切，他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而且也是发现和阐释者，有着极为清晰的现代人的主体意识。准确地说，他是都市社会的弄潮儿，早熟、油滑、自信又豪情万丈。 或许因为少年卫斯理的文化基因是物欲横流的都市社会，故而倪匡所设置的卫斯理的成长方式，不是在常规的学校学堂接受教育，也不是通过外星文明接受科学理性的启蒙，而是在感受男女情缘间走进成人的世界。因为喜欢班上的女同学祝香香，他一步步地被引领进入各种稀奇古怪的情境中接受考验，在历练中不断成长。让他穿越历史和现实，接触外星文明的契机也不过是因为外星人的仪器与一段痴男怨女的情爱产生了纠葛。故当他和祝香香初尝禁果，合二为一时，少年卫斯理的成长之旅就宣告结束了，《少年卫斯理》系列小说也由此划上了休止号。情爱主题的放大，让倪匡科幻小说里的少年变得不像懵懂少年，更像是血气方刚的青年。 在倪匡笔下这类放荡不羁的江湖少年，如具有港式风味的奶茶，为科幻小说的儿童形象谱系增添了新的色彩。 台湾科幻小说的起点并不是儿童科普读物，并无特别鲜明固化的儿童形象谱系，但还是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儿童形象活跃在作家笔下，其中，张系国就塑造了不少别具特性的儿童形象，如《超人列传》里的亚当、夏娃，《玩偶之家》里的机器人儿童和人偶、《棋王》里的神童等。其中，能集中体现张系国儿童想象特质的是神童形象。 《棋王》以电视节目“神童世界”寻找具有特异功能的儿童作为楔子，塑造了一个下棋猜拳无往不胜，还可以预测火灾、股票、考试等行情的小神童形象。神童不但长相很奇特，行为举止也与众不同。他三角眼，口耳眼鼻五官都小，头部却很大，右耳后肿起一块，剃得青青的头顶凹凸不平。神童也长得不高，站在与他对弈的刘教授旁边更是显得瘦弱渺小。更奇怪的是，神童一点也不像正常的儿童那般活蹦乱跳，而是经常一个人静静地站在人群中，对四周的吵闹置若罔闻，永远只会垂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但这种与环境的疏离感并未能改变其被高度功利化、商业化的社会所利用的命运。他的特殊能力被发现之后，一些别具用心的人试图利用他成名获利、坐享其成。神童不堪其扰，最终丧失了预测未来的能量，成为一个平庸的孩子。文中写道：“当冯为民逼迫神童说出未来的世界是怎样时，孩子突然叫了一声，眼睛圆睁，脸上浮现出极为恐怖的神情，三角脸整个扭曲着，嘴唇呈紫色，整个身躯好像被电击般抽动，跃起在半空中，又重重跌在地面。那恐怖的神情与动作，是程凌从未见过的。孩子被救醒后，程凌发现那只是一个十几岁孩子的目光了，显得迟钝而呆滞，已经不再是神童深不可测的眼神了！”这似乎是一个现代版的伤仲永故事，但它所要控诉的不是教育问题，而是人性问题。神童丧失了特异功能，是他为了保存个体尊严选择的自我放弃，而社会逼迫一个孩子走上自毁的道路正好说明了现代社会本身的荒谬。 天机不可泄露，人类对于自然原本应该保持敬畏，但被欲望异化的人性已经不再坚守底线，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人们想尽一切办法窥视内幕、背景，预测发展方向，这必然带来的是人性的沉沦。所幸的是，张系国用他的犀利之笔揭开了这一真相，并以鲜活的儿童形象来引发人们的反思。张系国笔下的神童就有了两面性，一方面他保留了儿童的部分本性，痴迷于自己所喜爱的棋术，对周围的一切不管不顾，喜欢微笑；一方面，他又具有极为清晰的自我意识，不愿意成为被人利用的棋子，果断地做出了自我毁灭的选择。这两样特质聚合在一个孩子身上时，就有了不堪承受之重，儿童蜕变成了作者所设置的一个反思文明的符号，具有了怪异性和不协调性。
也许，张系国科幻小说中的神童与欧美科幻小说中具有“特异功能”的超人不无相似之处，但与超人富于行动性和鲜活个性的形象相比，多了些道家文化的气息，与道家所推崇的畸人、怪人、奇人更为接近，因为他的神童不是要歌颂科技理性所带来的人间奇迹，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指向文明的批判，试图呵护的是拒绝被现代文明异化的“自然人性”。
在中国大陆的科幻传统里，儿童曾是科幻小说的主角，科幻小说也是作为儿童科普读物而存在，故而中国大陆的科幻小说常会塑造一个肩负了发现、发明和探索未来的儿童形象，站在面向未来的世界里，他们既保持了儿童的天真，又拥有超人的头脑，带有着理想的气质。如童恩正、叶永烈、郑文光等科幻作家笔下，儿童多是天真无邪，活泼可爱，又富有热爱科学、探索未来的浪漫主义气质。刘慈欣笔下的儿童，既保留了理想的气质，又增加了新的特性。 刘慈欣创作了不少以儿童为主角的科幻小说，如《超新星纪元》《乡村教师》《流浪地球》等。但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绝不是给小孩看的童话，他试图要做的是将科幻小说镶嵌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之中，重新召唤科学精神和启蒙意识，召唤人们为建设家国及人类的美好前景而努力。因此，刘慈欣在他的科幻小说塑造的中国村娃形象，就具有特别的意义。村娃生活在远离现代文明的穷困山村，衣食不足，生活困窘，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改变，他们的未来似乎就是鲁迅笔下的成年闰土。但是，刘慈欣用科幻的光芒照亮了他们平常的生活，让他们突然成为了地球上最独特最奇幻的一群人，肩负起了拯救地球的伟大使命。如《乡村教师》里的那群黑夜中的孩子，居然用病逝的乡村教师教会的力学定则击退了外星文明的进攻，悄无声息地保存了地球文明。《水娃》里从穷苦山村走出去的乡下孩子，后来成为了捍卫太阳光辉的特殊的清洁工，这样的儿童形象，无疑是中国版的超人，但美国超人是极度自信和自我的，中国的儿童英雄，却往往是不知不觉成为了宇宙英雄，有着模糊不清的自我意识。为了凸显刘慈欣科幻小说里儿童形象的特殊性，不妨以《乡村教师》为例，来呈现村娃蜕变成启蒙英雄的过程。 在《乡村教师》中，刘慈欣集中描绘了一群身在苦难中却追求光明的村娃的群像。生活在边远山村的孩子们，就像处在被文明遗忘的角落，有着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居住的村庄破败荒凉，就像百年前就没人居住似的；山里到处都是狼群，学校附近经常看见成堆的狼屎，半夜里狼眼闪烁着绿莹莹的亮光。村人的愚昧落后更是构成了一个让孩子们看不到未来的封闭环境：村里人把唯一一台拖拉机给瓜分了；扶贫企业带来的潜水泵转头就被卖了1500元，只不过让全村人吃了顿好的；村人不清不楚地将地卖给皮革厂，让硝皮子的毒水流进了河里，渗进了井里，人一喝了那些水浑身起红疙瘩，但这也没人在乎；二蛋妈难产，二蛋爹就把她放在驴子背上，硬是把二蛋挤出来，根本不顾女人的死活。孩子们无法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相反，他们必须面日面对苦难的现实，忍受生活的折磨，所以，刘慈欣笔下的儿童首先是紧贴“地面”的苦难者，给人一种切肤之痛的现实感。 所幸的是，乡村教师给孩子们带来了唯一的希望和光明。因为他，孩子们踏上了一次精彩的知识启蒙之旅。村里的孩子有了简陋的知识家园，连村外的孩子也每人背着一袋米或是面，来到这所简陋的小学求学。短暂的求学生涯，并不能让孩子们成为满腹诗书的学者，但在老师的耳濡目染之下，他们也逐渐接受着知识的洗礼，渴望着将来成为像老师一样传播知识的智者。他们在微弱的烛光下跟着老师的步伐探索知识，努力在自己心中燃起科学和文明的火苗。当孩子们守护在即将死去的老师床前，完成老师临终前的愿望——记住了牛顿三大定律时，他们还是被启蒙的对象；当他们面向洪莽宇宙，齐心协力与外星文明对话，通过背诵牛顿三大定律拯救了地球时，他们也只是无意识地成为英雄。但当危机解除之后，他们合力为老师建造坟墓、完成祭奠仪式，走向远方时，他们才真正完成了心灵和精神的洗礼，成为了作者希望的寄予之处，蜕变为面向未来的启蒙英雄。可以说，刘慈欣以“村娃——被启蒙——启蒙英雄”的独特构造丰富了科幻小说的儿童形象谱系。 华文科幻小说的三位名家，塑造了三类迥异的儿童形象，这些儿童形象都有极为浓郁的区域文化特色。但就儿童在科幻小说里的位置而言，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其目的都不在发现和建构儿童的主体性，而在通过儿童来实现某种叙事目的，也就是说儿童想象蜕变为科幻小说的叙事策略。作为叙事策略的儿童，在科幻小说里恰如沉默的他者，被放置在可有可无的位置。这是对欧美科幻小说传统的追寻，还是对华文科幻科普传统的反动？通过分析三位华文科幻作家笔下儿童形象所承担的不同叙事功能，我们能找到更为确切的答案。 享有“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美誉的倪匡，他的科幻小说不仅将武侠、侦探、言情、历史等多种因素融为一炉，构成一个别具一格、奇幻美妙的科幻世界，更以其作品中奇幻惊异的想象、曲折离奇的情节深深感染着读者。《少年卫斯理》系列，就是以情节的曲折离奇、想象的海阔天空取胜。或许受到连载小说的形式影响，它在情理逻辑上并不严密，故而少年卫斯理作为连贯始终的主要人物，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上的作用极为关键。正是少年卫斯理的在场使得倪匡的“少年卫斯理科幻系列”故事链条环环相扣，故事体系得以完整。 倪匡以情节取胜而放弃对宏大科幻场面的描写，在科幻小说界也属旁门左道，当然也是实验和开拓精神的体现。而后香港还出现了效仿这一方式取得巨大成就的科幻小说作家黄易，更体现了倪匡的开创之功。但是，以情节发展为中心而呈现的人物形象往往禁不起细细推敲，文学性不够。一方面，对情节过于重视，使得人物的深度和完整性受到影响，如少年卫斯理作为推动情节的力量，被贴上了秘密的偷窥者、事件的在场者和参与者的角色，而他作为个人所具有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就需要让位给设置不断发展变化的奇幻情节的需要，所造成的审美效果是人物被情节牵引着前进，像漂浮在水面的扁平漂木，缺乏应有的精神深度。 另一方面，倪匡科幻小说都是以报刊连载形式完成的，边写边编，形成了碎片化、非系统化写作模式，这也使得在人物塑造方面出现顾此失彼的疏忽。如少年卫斯理在第一部《少年卫斯理》和第二部《世外桃源》里，就有不协调的表现，第一部的大胆蛮横在第二部里变成了谨慎小心，却并无必要的转折与铺垫，这样的转变对于热衷情节的读者而言，并无问题，但就严肃的文学标准来看，是存在瑕疵的，体现了通俗文学所特有的商品化痕迹。 “布景机关派”和“文以载道派”是张系国总结的科幻小说的两大类型，从他的科幻实践来看，他更倾向于“文以载道派”。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理念，张系国的科幻小说贴近生活，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并试图通过科幻小说对现实加以省思，《棋王》也在此行列。这部作品所要反思的正是台湾自1970年以来急速推进的工业化社会所带来的人性危机。乍看之下，这种立意方式与刘慈欣极为相似，然而细察，则会发现有所不同。如果说在刘慈欣现实加幻想的模式里，儿童本身是贴近现实的存在，只不过被突然放置在与外星文明的对话情境之中，从而撼动了现实；而在张系国这里，具有特异功能的儿童并未改变现实，只是凸显了整个社会的荒谬之处。相比之下，张系国的写法比刘慈欣更接近載道的理念。 张系国在《棋王》里塑造的神童，除了具备特异功能之外，还具有超尘脱俗的精神境界。他鄙夷身边所有的凡夫俗子，几乎只与自己对话。当有人问及其姓名，他低着头，懒得说话，只是指着制服上绣的名字；与人对弈时，他低着头，两手互搓，只盯着棋盘，正眼也不看对手；这个完全沉浸在自我世界里的孩子，已经抛开了世俗名利的束缚，追求的是心灵层面的自由。而这样的自由，正是极度功利化的现实社会所不可能拥有的，因而，神童丧失灵性，变成平庸之辈就是必然的结局。通过塑造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儿童形象，这部小说除了完成了对现实社会的反思与批判之外，还召唤新的人格，召唤人们追求心灵的真正自由。 张系国的这种写法，可以追溯到五四以来由鲁迅提出的“救救孩子”的启蒙传统，无论在《棋王》这种“文以载道派”式的科幻小说里，还是《玩偶之家》“布景机关式”的科幻小说里，张系国都试图立足社会反思的角度来处理儿童的存在，从这个层面意义上说，张系国是真正将鲁迅提出的“导中国人群以行进，必自科学小说始”的观念付诸实践的先驱之一。 但科幻小说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它自有其特点和界限，应该凸显科技文明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张系国过分强调文以载道的意识，也使得科幻小说的类型特征弱化或消失。《棋王》的科幻意味在过于强烈的社会反思意识里被淡化，神童的形象也远离了科幻文学的传统，这或许是张系国科幻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遗憾。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所具有的总体性想象，让他笔下的儿童很少以富有个性的形象出现，而以类型化、集体化的形象著称，如《超新星世纪》里那群主宰了整个地球的儿童，体现为一种集体人格，既表现出热情、富于幻想与冒险的正面特质，也显现了贪溺、暴力、冷酷等幽暗气质，承担了作家思考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象征体系。《乡村教师》里的孩子们，也是以群体形象出现，成为老师形象的重要衬托，并预示着未来与希望所在。 《乡村教师》中也出现刘宝柱、郭翠花等个别儿童的名字以及个别性的描叙，但作者并不热衷于发掘这些儿童的个性，而是将其个人经历作为现实苦难的例证来呈现。刘宝柱，亲妈扔下他，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独自跑回四川，亲爹为此染上了赌的毛病，还成天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还经常拿宝柱撒气。一个半夜，他抡起一个烧火棍差点要了宝柱的命。郭翠花，看似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妈妈是个十足的疯子，严重时白天拿刀砍人，晚上放火烧房。这些个别性的笔墨未能凸显孩子的个性气质，也不是作为个人命运的隐喻和起点，而是给孩子们压抑的生存环境增加具体的内涵。 小说更多的是通过对儿童的整体性描述，推动情节的发展：“娃们哭泣，娃们沉默，娃们对来自外星球的发问异口同声地做出回应，娃们安葬了老师，最后，“他们沿着小路向村里走去，那一群小小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山谷中淡蓝色的晨雾中……他们将活下去，在这块苦劳贫瘠的土地上，收获虽然微薄，但确实存在的希望。”那么，作家放弃对孩子们个性化的描写，也没有对孩子们之间复杂微妙的情感与社会关系进行细描，只是呈现村娃的集体形象，从审美意义上来看，能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呢？从科幻小说传统来看，模糊人物个性、凸显科技理念的写法极为常见。刘慈欣的写法，却不是凸显某种科技理念，而是通过建构科幻情境达成对现实与未来的观察与思考。《乡村教师》就是用力透纸背的现实感与惊天动地的科幻情境敞开了西北边陲的生存困境和希望之路。 自然，科幻小说若既能创造惊天动地的科幻情境，又塑造形象独特的科幻人物，自然更为完美。用这个标准看《乡村教师》，小说中的儿童形象显得不够丰满，笔法粗糙。问题是，虽然刘慈欣笔下缺乏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却不影响其科幻小说的美学魅力，正如刘大先所评价的那样，刘慈欣的创作“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即他走出时间是为了回到历史，想入天外的幻想建基于对科学基础理论的逻辑推理，和对贫富分化、金融贸易和国际斗争的切实判断之上，已经突破了正典的现实主义，和20世纪以来内倾性的现代主义小说，而在类型文学中发展出一套冷峻、平面化、非人道主义的科幻的现实感，指向新人和新伦理。”刘大先用情动现实的说法敞开了刘慈欣科幻小说美感的真正源泉，《乡村教师》里的儿童形象就是情动现实的高度结晶之物。但我想进一步解释的是，被集体化的儿童想象，恰恰是刘慈欣这一类兼备总体性、幻想性和现实性的科幻小说的必然产物，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扎根于中国大陆的科幻小说之可能特质，具有语境特性。 倪匡为了凸显故事的传奇性而使得人物扁平化，张系国为載道而导致儿童形象的符号化，刘慈欣在总体性想象中弱化了儿童的个性，三位作家笔下儿童形象文学性的不足，并非遵循欧美科幻小说人物写作模式而导致的结果，也没有体现华文科幻科普传统共通性的形成过程，而是源于各自独特的文学观念与写作选择，也体现了区域语境对科幻文类创新的影响。 华文文学的区域互动现象早已存在，在1980年代后逐渐升温，华文科幻文学界的互动也在此背景下日趋频繁，在区域互动视野中审视三位华文科幻作家的儿童想象，可以发现科幻文类及其人物构造在渊源影响方面的复杂性。 科幻小说1960年代在香港兴起，与大陆台湾的科幻小说相比，香港科幻文学更接近20 世纪上半叶盛行于美国通俗科幻小说，商业气氛相当浓烈，作品数量可观，质量良莠不齐，但一部分科幻小说家将通俗性、科幻性融汇，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倪匡被认为是香港科幻小说奠基人和开拓者，是典型的通俗派。从年龄来看，生于1935年的倪匡可谓张系国和刘慈欣的前辈，他所受的文学影响也主要来源中国传统的俗文学和西方的通俗文类。根据倪匡的自述，他12岁之前已经看遍中国传统小说，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红楼梦》等，进入中学后开始阅读英、法、德、苏联的翻译小说以及美国的一些冷门小说，尤其是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看得最多。早年中西交融的俗文学阅读大概是他写作具有通俗风味科幻小说的基础之一。1957年来到香港后，倪匡作过工人、校对、编辑，靠自学成才成为专业作家，并未接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他的创作又受香港当时流行的通俗文学影响很大，没有学院派形而上的思想负担，故而形成了较为轻松自由的创作风格，照他自己的说法，让读者觉得读起来有趣的就是好小说。事实上，倪匡最初在报刊发表的主要是武侠小说，其中有不少是迎合读者口味的随意之作。当他转向科幻小说写作时，既没有太多创作理论上的先见，也未受到欧美科幻小说程式的约束，而是融合武侠、侦探、言情等类型小说元素，发展出一种颇具香港风味的科幻小说形式。在这种科幻小说里活跃的江湖少年，有着放荡不羁的行为与精灵古怪的个性不足为怪，因为他的渊源是中国古典文学里的绿林好汉、台港武侠小说里的世外高人；间或还有才子佳人小说里痴情男女的影子；根本不是欧美科幻小说里以科学理念化身出现的科学奇人的后裔。这和张系国笔下混沌不清、社会化程度极低的神童形成了对比，与刘慈欣笔下质朴醇厚的村娃也很不一样。 倪匡的科幻小说在华文世界流播甚广，1960-1970年代的主要传播区域是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华文区。在香港本土，他以其科幻小说的显著成就与金庸、亦舒被人认为是“香港文坛三大奇迹”，被视为开拓了香港科幻小说的传奇时代。在台湾地区，倪匡拥有众多粉丝，科幻小说版本和数量都超过了其他华文区域，每个版次的图书少则20多册，多则120多册。鉴于两地流行文化的互动性，倪匡科幻小说在台湾地区不乏同类。1980年代后倪匡小说随台港文化热入驻中国大陆。虽然与港台地区相比，他在大陆正式出版的科幻小说选择性较强，数量版次都较少，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大陆的影响力小，事实上，通过影视和网络等渠道流播，倪匡的科幻小说早已成为大众经典。但因倪匡科幻小说的通俗性和杂烩性，他未能被我国大陆主流科幻文学群体所认可，对主流科幻创作的影响甚微，反而是在武侠、玄幻等类型小说里留下了影响的痕迹，故倪匡科幻小说中的江湖少年，难以在大陆科幻文学里觅到知音，却不难在大陆的武侠、玄幻小说里找到传人。 科幻小说约1960年代末在台湾兴起，与中国大陆儿童化、科普化的发展路径不同，台湾科幻小说的起点很高，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和探索意识。作为台湾科幻小说之父的张系国，就在创作中探索了颇具传统人文精神的科幻小说模式。张系国1944年生于大陆，5岁随父母去台湾，在台湾完成大学学业后前往美国留学定居，1960年代开始创作，写了不少优秀的留学生题材作品，家国情怀昭然；1970年代后，受到美国蓬勃发展的科幻小说创作影响，转而从事科幻小说创作。作为旅美台湾作家，张系国将对故土文化(台湾与想象的中国）的关切与回望和科幻文学的类型特征融合起来，形成了立意高远、特色鲜明的科幻小说模式，一方面，他立足1970年代以来的台湾社会现实，站在反思科技理性的高度，倾向于凝练颇具人文情怀的科幻小说模式，体现了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他有意要将科幻小说融入中国古典传统之中，创造出富有中国哲理和中国意象的科幻小说。照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创作试图融系统科学、人道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于一体，为个人寻找安身立命的基础。可称之为华文科幻小说的融入传统派。从创作来看，张系国科幻小说融入传统的主要形式有二，一是对中国古典情境的想象性重建与反思，二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古典意象的借用与借鉴。在其科幻小说代表作《城》三部曲中，张系国建构了虚拟的中国古典情境：索伦城及其依附的呼回文明，在城市和文明的起落沉浮中，张系国写成的是一部“既悲壮又诙谐的科幻武侠小说”。从科幻加武侠的形式来看，张系国的科幻小说与倪匡颇有相似之处，都是以武侠小说的框架仿拟古典中国情境，展开丰富的想象，可以见到港台科幻文类之间的相互呼应，但不同的是，倪匡仅借历史场景达到想象的自由与情节的创新，张系国却借此在思想层面形成对人类命运与民族意识的反思。倪匡的科幻小说立足娱乐轻松，而张系国则欲提升科幻小说的品味与境界。故而张系国科幻小说里的儿童，也是哲人，是承载思想的血肉之躯，从神童到机器人小孩，都是思想者。 作为华文科幻小说的大家，张系国的影响面甚广。在台湾地区，因其开拓之功，被称为是科幻小说之父。自1969年3月他在《纯文学》发表第一篇科幻小说《超人列传》后，长期致力于科幻小说的创作与推广。1972年，他以“醒石”为笔名，在台湾《联合报》副刊开辟“科幻小说精选”专栏，译介世界各国科幻短篇优秀作品，而后陆续在台湾各大刊物发表科幻小说，集结成《星云组曲》(1980)、“城”三部曲(1983—1991)、创办《幻象》杂志(1990)，与《联合报》副刊合办科幻文学奖等，在他的大力推动下，1980年代后科幻文学在台湾纯文学场域占据重要位置。在香港，张系国的科幻小说难以拥有倪匡式的读者市场，但1991年，香港导演严浩、徐克将他和阿城的两部《棋王》合二为一拍成了一部同名电影，主演是当红影星梁家辉，可见其影响力不小。张系国在中国大陆科幻文学界认可度较高，1983年，《棋王》出了单行本，同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张系国短篇小说选》也节选了他具有代表性的9篇科幻小说。叶永烈等科幻作家都对他有过正面评价和引荐。但张系国这种融入传统的科幻小说模式，与大陆流行的软性科幻小说相似度较高，可借鉴性不强；奇人或神童的形象反而不如超人形象具有冲击力。 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国大陆的科幻小说多以科普为目标，归属儿童读物较多，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出现较高质量的科幻小说作品，特别是1990年代之后，科幻创作向前飞跃，涌现一批具有创新意识和时代气息的佳作，崛起了一批深受读者喜爱的科幻作家。刘慈欣生于1963年，1990年代开始科幻创作，1990年代末展露身手，21世纪之后才获得世界影响。港台已自成谱系的科幻小说对他影响不大，西方科幻文学经典才是他的不尽源泉，他自述，影响他最深的科幻小说家，是英国的阿瑟·克拉克。1981年，正是阅读克拉克的作品《2001，太空漫游》让他产生了创作的冲动：“读完那本书以后，出门仰望星空，突然觉得周围一切都消失了，壮丽的星空之下，就站着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如果说凡尔纳的小说让我爱上了科幻，克拉克的作品就是我投身科幻创作的最初动力。”虽然当代科幻创作中，对科学进行反思和批判，强调科技对人性的异化已成重要潮流，但刘慈欣依旧坚持西方科幻经典面向未来、崇尚科学理性的精神，在他看来，在农耕文明还尚未完全退出的当下中国大陆，科学精神没有真正形成，科幻小说却急于像西方科幻作品一样对科学进行反思和批判。这种做法会使得科学精神在大众层面丧失。因此，当港台科幻小说向历史和古典情境沉潜，批判科技对人性的异化之时，刘慈欣选择的方向恰恰相反，他立足于对传统农耕文明的批判，坚定了面向未来的科幻文学理念，这种理念与要正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情境是符合的。如在《乡村教师》里，正是科学理性所带来的耀眼光芒，照亮了孩子们的心灵，也预示了农耕文明的希望与前景所在。在刘慈欣面向未来、具有宏观视景的科幻小说里，人物的个性美让位给总体思想的高度和科技内涵的美感，蜕变成了集体形象和总体的隐喻。 倪匡和张系国的科幻小说主要在华文世界内部流播，而刘慈欣却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能产生世界性影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科幻小说既以中国特色满足了西方读者的好奇心和窥视欲，又以经典科幻小说的审美范式满足了他们对文体的既定期待，同时，在思考宇宙和人类的未来命运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从而使得本土性、世界性和宇宙意识等方面达到了统一。刘慈欣在国际科幻界所得到的认同，必然在华文世界产生回音，但所产生的影响如何还要等待时间的考验。 从倪匡、张系国和刘慈欣三位科幻作家笔下儿童形象的特征、叙述策略以及渊源影响的差异来看，作为所在华文区域的优秀科幻小说作家的代表，他们都善于将自身主体性与区域语境因素融合，凸显了华文科幻小说的三种发展路径，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从创作渊源来看，三位科幻小说家都受中国古典文学文化传统、五四新文学传统、西方科幻传统等的共同影响，但彼此之间的代际影响情况却不够清晰。应该说，倪匡将武侠与科幻融合的书写路径在张系国的创作中偶尔出现，但张已注意收敛笔墨，祛除了近乎滑稽的港式风味。与此同时，作为前辈的倪匡和张系国，对于晚生一代的刘慈欣并无直接和明显的影响，刘的科幻创作，深深扎根在大陆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之中，生成面向未来的坚韧品格，与港台科幻文类有着不同的轨道。可见，比起中西之间的相互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有意渗透，科幻小说在华文世界不同区域的横向移植与代际影响较为复杂，难以辨别。这也说明，尽管华文世界内部已存在频繁的区域互动，但短时段内，区域语境特性仍会在文学创作中留下深刻的烙印，特定文类仍会沿着各自区域的传统与特色继续发展，而作家主体性在创作中的位置与活力，也让区域华文文学在保持自身传统的基础上，出现文类创新的可能性。
概之，1980年代以来，各区域华文文学在互动日趋频繁的同时，依然保持着各自的区域传统和区域特色，作家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较为复杂，横向移植的痕迹弱于纵向继承。但随着文学作品流播速度的加快，流播广度的拓展，基于区域语境的个体创作如何实现创新与超越，必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压力，在严肃文学创作领域，各区域作家之间的彼此致敬现象常有发生，而在容易因袭和模仿的通俗文类和影视创作领域，跨域借用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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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经纬】 第20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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